京華書影錄

　

盧周來/文

　 滬上友人來函，問及近段時間所讀之書中是否有值得推薦給更多讀者所分享的，于是，翻揀手邊之書，選出其中三種，略作點評如下：

　 《經濟思想的成長》（上、下），（美）亨利·威廉·斯皮格爾著，晏智杰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這是閱讀過的關于經濟思想史類著作中我認為最出色的一種。之所以出色，正在于作者本人就是一個出色的思想家，他以自己的思想參與了經濟思想史的寫作，因此這樣的思想史盡管在客觀性上稍遜色，但其價值卻更高了。

　 作者以下對經濟思想史的看法尤其深刻：“每一代人都從上一代人的思想中學到和吸收一些東西，從這個意義上看，可以把經濟思想的發展看作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們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但與此同時，“有些思想本來是適應某一特定年代而提出并服務于其特定目標的”，此時，如果“被錯亂地用于另一時期并服務于它們并不適合的目標”，“過去的遺產有可能變成一種負擔”。他提醒道，充分發展起來的民族國家的經濟思想，不能適用于正在發展中的民族國家；需要政府干預的公共政策領域，就不能簡單套用古典自由放任教條；經濟學家可能會因年齡變大的緣故而逐漸走向僵化，對此經濟學家自身要有反省能力；后人不能用自己的眼光簡單評價前人的觀點與結論。等等。

　 當然，書中涉及到一些經濟思想史上的人物的軼事，比如，威廉·配第曾經作為醫生救活過病人；數理經濟學的先驅瓦爾拉斯曾因數學不及格兩次被大學所拒；帕累托的妻子曾與仆人私奔等，與書中所闡述的經濟思想一樣，讀來頗有趣味。

　 《財產與自由》，（美）詹姆斯·布坎南著，韓旭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著名經濟學家布坎南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參加交換必然造成對他人行為的依賴。即便不存在強制，個人的福利必然受制于他人行為造成的變化。”而正是這種“依賴的不對稱性”，使得“一些參加者甚至是在完全自愿的交換當中，也可能受到他人的剝削。正是這種依賴關系為剝削創造了潛在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要擺脫自愿但不公正的契約，唯一的通道在于參與者能否有“退出的自由（F r e e d o m o f e x i t）”。即“當個人認識到參與締約受到了傷害，通過保留退出市場依賴關系機會而放棄一些由專業化所帶來的利益”。也就是說，一旦被雇用者認識契約是不公正的，他可以選擇退出。然而，在市場經濟制度下，“退出的自由”是需要保障的。即“個人必須保留對生產性資源的處置權的私人控制”，也就是私人擁有財產權利。正因如此，私有財產權被認為是保障自由與公正的條件。

　 值得注意的是，布坎南此立論在出發點上與馬克思是相同的。馬克思也認為，無財產權即無自由，工人階級正是因為沒有財產權，才不得不忍受資本家所剝削。但馬克思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在全社會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這與布坎南主張通過對私有產權以及繼承權的保護以使每個人能累積起能夠保障不因財產權不平等導致的剝削的方案，有根本的區別。這種區別背后的動因，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

　 《清流傳——中國牛津運動之內情》，(清)辜鴻銘著，語橋譯，東方出版社1997年9月版。

　 這本小書對我思想的沖擊力之大，超乎我此前的想象：中國最后一位拖長辮子的學者，思想深刻之程度至今少有人能比擬。
近代以降，中國主流知識分子將中國的問題歸結為中國面對西方時的“落后”，于是，為了救亡圖存，開始主張向西方學習。先是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在從制度到器物層面都大規模引進西方成果。正如我們所熟知的，辜氏是如此之保守：他認為這種引進將給中國帶來災難。因為引進的是“唯利是圖、道德敗壞的進步與新知”。他將包括張之洞和他在內的清流派對西化派的反抗，與當年他的母校牛津大學的紐曼博士發起的對于“粗鄙的工業文明和物質主義為特征的自由主義的抵抗運動”相提并論，稱之為“中國的牛津運動”。但并非我們每個人都知道的是，辜氏的保守，緣于他思考到了事關每個中國人安身立命的大問題：當西方工業文明與物質主義的引進摧毀了中國人對于皇權的忠誠和信仰，沒有神道的中國人到哪里去尋找精神家園與道德底線？而西方基督教卻已經在工業文明與物質主義之外，解決了信仰與道德底線問題：即“在財神之外還有上帝”。所以，辜氏近乎祈求地向他的西方同行提出，不要貿然“將盎格魯-撒克遜的自由主義推向中國”！

　 更令我想不到的是，辜氏還是一個政治經濟學大師。在書中，他說，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倫理學，目的在于教會人民和國家怎樣花錢，而非怎樣掙錢。而中國的問題，正在于引進了膚淺的盎格魯-撒克遜式中產階級物質主義導致的“不知如何花錢”：“不是去致力提高精神生活”，而是追求“極盡其安逸、奢侈和炫耀的豪華生活”。大概更會令當下許多知識人“大跌眼鏡”的是，辜氏因此對太平天國運動及義和團運動予以充分的同情。他寫道，“當這個國家的人民看到自己拼命辛勤勞動，仍然落得衣食難繼時，唯一可做的就是一怒而起，以暴烈的方式去鏟除國家的惡瘤——就是現在所謂有太平軍造反運動”。而對于當下許多主流學者所認為的義和團“盲目排外”，辜氏明確認為，“義和團之行為是中國傳統‘尊王’精神的體現。這種精神正是支撐了中國數千年的命脈?！?

　 （盧周來，經濟學者，任教于北京某大學。出版多部經濟學隨筆集及專著；曾被《中國圖書商報·書評周刊》評為“知名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