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保羅逝世已有數月過去了。今天在GOOGLE欄中填入“保羅•斯威齊逝世”進行搜索，結果，除了當初我匆忙間為紀念保羅而讓學生掛在“中國政治經濟學教學科研網”上幾篇他晚年文字外，中文世界對這樣一個偉大人物的離去仍然未置一詞。于是，我就想到必須寫點什么東西。
　　
　　其實，在資本主義時代，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界，保羅·斯威齊已經早就死過一次。就在保羅逝世不久，在哈佛大學，一位著名的主流經濟學家曾懷著十分痛惜的口吻對保羅的學生說：“紀念保羅·斯威齊？他曾經是一個提出過‘拐折的需求曲線’的如日中天的青年經濟學家。但可惜他死得太早了。”這位主流經濟學家并不是說活了94歲的保羅真得死得太早。他的意思是，作為主流經濟學家的保羅死得太早了，因為他過早地轉向了在他那個世界作為異端或非主流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這就已經宣告了作為一位被他那個世界認可的經濟學家的死亡。此前，保羅曾是哈佛大學經濟系的高材生，也是一位曾經對主流經濟學微觀經濟理論及產業組織理論作出過重大貢獻的青年經濟學家。保羅在主流經濟學界被一致看好。他關于處于壟斷地位廠商面臨“拐折的需求曲線”的理論至今仍然見于幾乎所有的權威主流經濟學教材，而這一理論實際上是他在哈佛大學的畢業論文，他因此而成為哈佛年輕學子們的榜樣。許多人相信，出身于豪門大戶的他，只要在主流世界中廝混下去，前途一定無量，甚至有可能早就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然而，保羅出乎意料地轉向了：從一個主流經濟學家轉向了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在1930年代的美國學界是一個轟動事件。也被認為是一個謎。在美國，有許多人試圖揭開這個謎。最后，比較公認的說法是，1930年代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大危機導致了保羅的轉向。在大危機中間，保羅目睹了資本主義的缺陷：一方面是產品過剩，而另一方面是廣大下層人民對于大量的過剩產品幾乎沒有任何消費能力；一方面是大量的食品被傾倒入垃圾場，而另一方面是寒冷的冬夜街頭常有餓斃的流浪者。這讓保羅百思不得其解。至少從感性上看，他對這種制度的“獨裁性”一面有了初步的認識：經濟增長的成果只限于在精英階層中分享，而廣大的勞動者卻窮苦無告。真正的民主被他認為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法寶。為此，他與一些進步學生出版了小冊子《美國民主計劃》（A Program for American Democracy.）這部小冊子實質上是一個凱恩斯主義的拯救危機方案。但卻是保羅離開占主導地位的新古典經濟理論的一個標志，也是保羅行將背叛主流經濟學界甚至他所在的那個階級的一個標志。也正因此，美國著名的主流經濟史學家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至今仍然以保羅的例子來向他的學生們說明1930年代的大危機對整個資本主義的影響，并要求對這個制度進行反思。
　　
　　但對保羅的轉向進行反思最深刻的當數保羅的同學、朋友及老師的約瑟夫•熊彼特（Schumpeter）。作為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主流經濟學家之一，熊彼特的聲望幾乎與凱恩斯齊名。而且他也是主流經濟學家中難得的最富包容性的一位。他與保羅的關系十分特殊，早年是哈佛同窗，后來成為在意識形態上分歧很大但在學術上卻始終相互提攜的一對好朋友。實際上，保羅盡管被美國主流經濟學界所拋棄但卻被主流經濟學界所尊重，相當程度上得益于熊彼特的影響。在其巨著《經濟分析史》中，熊彼特多次引用保羅的成果，使得保羅在這套巨著中的成果被引用率在所有的經濟學家中高居前十名到十五名以內。而且要知道此時保羅在1950年代后的幾本巨著還沒有問世（熊彼特逝世于1950年）。作為“僅次于哈耶克之后”資本主義世界的維護者（羅伯特•波林語），熊彼特對保羅一直懷有一種十分復雜的情感。一方面，他十分欽佩保羅的才華與思想，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站在他的角度為保羅最終走向了資本主義最堅定的反對者而惋惜。于是，他對保羅轉向的反思比旁人更深刻一些。這最直接體現在熊彼特的另一部巨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中。
　　
　　有必要再說一下熊彼特本人的政治態度。保羅在論述熊彼特與馬克思之間的關系時曾經富有洞見地指出，熊彼特和馬克思有一共同之點，那就是關于經濟發展過程的看法。“我們認為，在這一重大的共同點上，熊彼特很可能于無形中受到過馬克思的影響。但畢竟由于世界觀和立場不同，因而用伊麗莎白•熊彼特的話來說，就引向極不相同的結果：它使馬克思譴責資本主義，而使熊彼特成為資本主義的熱心辯護人。”
　　
　　但就是這么一位資本主義熱心辯護人，從保羅的轉向，絕望地看出他所為之辯護的制度最終還是將走向滅亡。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著中，熊一上來就提出了如此尖銳的問題：“資本主義能存在下去嗎？”他的回答不容懷疑：“不能”。熊接著問：“社會主義能成功嗎？”他的回答十分肯定：“我想一定能成功”。而究其原因，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培養了人們思想自由、富有批評的精神，這種精神又不可避免地使人們最終會掉轉槍口對著有著致命缺陷的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而社會主義盡管可能存在體制笨重與官僚化的弊病，但只要它比資本主義更加強調平等主義，它就一定能成功。熊彼特特別指出，當資本主義社會中那些光彩照人的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的粗俗與不公正越來越不滿時，他們不僅會成為資本主義的埋葬者，還會成為社會主義的上層設計與運作者。熊彼特在寫下這些文字時，他是想到了出身于統治階級家庭中的保羅，一個才華橫溢的主流經濟學家，竟然就在他的眼皮底下，成了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這種強烈的反差使得熊彼特不能不相信馬克思當年的預言：資產階級的確培養了自己的掘墓人！或者按柏林的話講：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最終都可能走向社會主義者。
　　
　　當然，盡管熊彼特從保羅的轉向中看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但他對于保羅的學術思想邏輯仍然沒有予以足夠的了解。在當下的主流經濟學界，他們盡管都認可保羅年青時提出的“拐折的需求曲線”理論，但對于保羅為什么從當初研究壟斷性廠商行為轉向馬克思主義，也沒有更深的研究。似乎青年保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保羅是兩個保羅。但實際上，青年保羅與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保羅之間在學術思想上有一脈相承的關系。
　　
　　我們不妨簡單地看看青年保羅關于“拐折的需求曲線”理論的基本內容。我們知道，在只有幾家廠商的壟斷寡頭市場上，即使當生產成本有一定量的改變時，產品價格一般保持不變。這就是說，在寡頭壟斷市場上，一旦價格決定之后，就具有相對穩定性。對于這種現象，許多人都提出了不同的解釋。其中保羅在1939年提出的“拐折需求曲線模型”最具解釋力，因而在當時也最受到追捧。保羅認為，壟斷寡頭市場上價格剛性是因為：（1）當某一寡頭廠商提高價格時，它的競爭為了增加自己的銷售量并不隨之提高價格，此時，提價寡頭廠商的銷售量會因此大幅度下降，需求富有彈性，其需求曲線比較平坦；（2）如果這一寡頭廠商降低價格，其競爭對手也會被迫跟隨降價，降價寡頭廠商的銷售量并不因此擴大，其需求缺乏彈性，需求曲線比較陡峭。 正因此，壟斷寡頭面臨的是“拐折的需求曲線”。既然提價會導致銷售量大幅度下降，而降價卻無法提高多少銷售量，寡頭廠商的最佳策略當然是維持現有價格不變了。
　　
　　就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仍然津津樂道于保羅富有解釋力的假說時，還在進行過程中的資本主義生產相對過剩危機卻使保羅開始轉向另外一個更深層次問題的思考。這些思考后來經由一位保羅的摯友兼學生的約翰·貝拉米·福斯特整理，得以十分清晰地展現于我們面前。保羅思考的另外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生產相對性過剩，與壟斷寡頭的產品定價有沒有關系？沿著這條理由，保羅接著思考，既然壟斷產品定價可以不顧生產成本，那么是否意味著他們其實可以徹底不理會生產成本而單純從操作價格中獲得利潤呢？既然如此，馬克思當年所說的“剩余價值由工人創造”以及“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后利潤率下降”規律是不是不再發生作用？保羅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集中在他的幾本巨著《資本主義發展理論》《壟斷資本》以及在他創辦的著名左翼雜志《每月評論》上發展的若干文章中。保羅認為，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資本利潤的來源主要是利用其壟斷地位，因此，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不再適用，而必須由“剩余上升趨勢規律”代替（這里，剩余被定義為生產工人的工資和全部增加價值之間的差額）。而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的關鍵矛盾，也就是不斷增長的巨大剩余和相應的剩余如何被利用與吸收問題之間的矛盾。即一方面，巨型公司利用其壟斷地位創造了大量的剩余，而另一方面，這大量的剩余如何被充分利用與吸收卻成了資本主義體系得以維持需要解決的最大問題。在保羅看來，資本主義可以使用或浪費一些剩余，用于個人揮霍。但這與不斷增長的剩余的規模相比簡直微不足道。因此，問題仍然是如何吸收全部實際和潛在可得的剩余。一般來說，答案在于尋找新的投資，但擴張的資本遇到收入分配帶來的消費極限問題：占人口相對份額越來越少的資本家階級如何揮霍相對于巨大剩余來說也不過九牛一毛，而勞動人民卻沒有購買力消費，最終誰來購買越來越多的產品？在初中期，資本主義解決剩余吸收與利用的問題一般采取三種方法：即向外圍國家擴張、金融投機以及軍事凱恩斯主義。可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一旦形成，資本主義總有用光可以擴張的地球空間的一天，此時，資本主義就將走向滅亡。以上分析足可表明，青年保羅思考的問題正是后來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保羅所思考的問題的入口。而西方主流學界討論的所謂青年保羅與后來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保羅之間的距離，其實并不象他們所想象的那么大。
　　
　　還是沿著這條理路，晚年保羅把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思考推向了更深的層面，但同時也陷入了一種相對更為悲觀的心態。保羅逝世后，我曾特地在他晚年的文字中找出我認為較有代表性的三篇，讓學生置于“中國政治經濟學教育科研網”紀念專欄。這三篇文章分別是“再談（或少談）全球化”（1987）“在毛澤東誕生一百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1993）以及“《共產黨宣言》在當代”（1998）。
　　
　　在“再談（或少談）全球化”一文中，保羅認為，資本主義為解決巨大剩余利用或吸收而進行的資本關系全球化擴張已近結束，資本主義再擴張已經沒有多少余地。于是，在西方主流學界一片“歷史終結”的叫囂聲中，保羅卻看到了資本主義制度可能到了它真正走向滅亡的時候。
　　
　　1990年代初期，中國的發展動向受到保羅的關注，這種關注首先就體現在他對作為這個“地域性共產主義大國”的締造者毛澤東所留下的真正遺產的獨特的看法上。保羅認為，歷史上所有的革命最后都無一例外地發展成為反革命，即革命者一旦奪取政權后，就成為既得利益者而趨向保守。而且這種保守很容易導致舊的權力結構的再生，即經濟剝削與政治壓迫將重新使社會分裂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久而久之，一個開始時富有活力的、相對開放的革命后的社會變成一個跟它大不相同的東西，在某些方面甚而至于完全相反”。保羅眼中的中國革命并沒有擺脫這個“歷史鐵律”：“就像所有的革命一樣，中國的革命在持續了一段時期之后，正在惡化之中。”而毛澤東正是看到了這個新生國家的管理階層有轉向作為新的統治者的危險性，“他們成了新的官老爺，又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所以堅持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思路解決這一問題。但“那些因革命而取得職權的人相對來說是有特權的集團，而且趨向于認為所需要的是鞏固權力而不是進一步的革命。而且有足夠的力量來進行架空毛的權力。”“但毛拒絕一聲不響地被排斥出局。替而代之，他發動了文化革命，特別對準了‘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不是通過政治上的陰謀詭計來進行這場斗爭，而是通過喚起群眾并且鼓勵他們去‘形成文化革命小組，委員會，和代表大會，’這些形式將接受‘類似于巴黎公社那種總選制度’的約束，并且將變成‘文化革命的權力機關。’” 這就是保羅對毛以及其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獨特理解。保羅不無激動地說：“我們對文革的失敗不表異議。由大家所接受的標準來看，這一點是明顯的。而我們卻相信，在60年代──一個世界范圍的革命騷動時期──的特有條件下，文化革命的發動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歷史事件，即使失敗了，它卻提出了各種問題和視野，它們必然會在將來的歲月里變得越來越重要。”“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是革命史上的新生事物，這對世界上的官方共產黨來說無疑是最可詛咒的了。毛自己非常了解文化革命有失敗的可能。后來他幾次提及，要把中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可能需要不止一兩次，也許要更多次的文化革命。 ”保羅更是預言，“在中國或在其它地方將會有更多的文化革命么？當然不是最近。資本主義現在幾乎是一統天下。但是我們確信資本主義在今天這個時代已經變成為完全破壞性的力量，而且完全不能滿足無論是人類或是它的自然棲息之地的長期繼續生存的需要。如果這樣，那末革命的新浪潮就不可避免，而且只要發生革命，伴隨而來的將是對文化革命的需求。只有在那個時候，毛澤東的真實的歷史形象才會被充份地認識到。”足以讓保羅欣慰的是，在中國，以《切•格瓦拉》戲劇創作者以及追隨者為代表的那些被指稱為所謂“新左派”的學者，對毛澤東的認識以及對“革命”的認識與再反思，已經非常接近于保羅的思想。
　　
　　“《共產黨宣言》在當代”是保羅為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一百五十周年而寫的。這是我見到過的保羅最后一次最簡潔也最清晰的表達（盡管后來他仍有一些文字），但也是我見過的他最悲觀的文字。保羅認為，馬克思當年提出的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瘟疫”不僅沒有在資本主義體系內得到解決，反而變成了全球性問題；但保羅似乎不太相信無產階級革命能誕生一個全新的制度。他引述馬克思的話認為，歷史上每一次階級斗爭的結局實際上有兩種，即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所說的“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爭的各階級同歸于盡。”保羅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對“斗爭的各階級同歸于盡”闡述不多，這很可能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不可能是資本主義條件下階級斗爭的結果。“但是，在當今世界，如果我們環顧一下我們周圍——而且把資本主義正在毀滅或者破壞可持續發展的自然基礎的程度考慮進去——我們就必須明確重申，‘斗爭的各階級同歸于盡’是不久將來的歷史上的一個非常現實的前景。”保羅為什么認為革命的后果可能是同歸于盡，他沒有細說，但還是可以順他一貫的思想理路解釋：當資本主義擴張已無可能，而剩余吸收問題沒有解決，資本主義可能回過頭來“反噬其身”：消費主義走向更加登峰造極階段；在人類內部不斷制造戰爭武器以及制造戰爭。最終的結果自然是人類與地球的共同毀滅。針對這種可怕的圖景。保羅在文章的最后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應該努力實現什么？”他認為最緊迫的任務是，“我們應當努力使世界各民族牢記有關資本主義的真實情況，它并不像資產階級思想家想讓我們相信的那樣是‘歷史的終結’，但是它的繼續存在確實可能導致歷史的終結。”保羅認為，《共產黨宣言》給我們提供的最大希望在于，馬克思恩格斯認為， “最后，在階級斗爭接近決戰的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的、整個舊社會內部的瓦解過程，就達到非常強烈、非常尖銳的程度，甚至使得統治階級中的一小部分人脫離統治階級而歸附于革命的階級，即掌握著未來的階級。所以，正像過去貴族中有一部分人轉到資產階級方面一樣，現在資產階級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別是已經提高到從理論上認識整個歷史運動這一水平的一部分資產階級思想家，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了。”保羅顯然是將揭露資本主義將導致人類滅亡的可能性的希望寄托到了那些與他一樣將轉向無產階級方面的那部分資產階級思想家身上。而這實際上是一個已經相當程度上偏離了馬克思的解決方案。即使如此，保羅也認為前景很悲觀。所以他說得很猶疑：“如果我們還想要有未來的話”，這大概是我們可以做的事。
　　
　　但這能怪保羅嗎？在他的晚年，他看到了整個世界戲劇性的轉向，而這個轉向正好與1940年代他參與其中的轉向顛倒。包括中國，在1990年代末他也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不過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得以完成的一部分；他還認為資本主義已經走到了最瘋狂也最無恥的階段，而這種體制還制造出可怕的意識形態陷阱：讓生活在其中的民眾與知識者認為這就是世界本來的面目，這也是歷史上最好的制度。
　　
　　保羅已經走了。在他的紀念儀式上，西方不少左翼學者總結了他的知識貢獻，包括勞聯——產聯（AFL-CIO）在內的工團負責人也總結了他對于他所在的社會變得更加民主與和諧的社會貢獻。而他的親人與學生還提到了保羅一些生活瑣事。比如，保羅在學校中總是穿著非常隨便，一般就兩件寬大的短袖襯衣輪著穿；這與我們這個時代的大教授們總是西裝革履大不相同；保羅一般不會參加富豪們的各種沙龍與聚會，這也與我們時代大教授們總樂于充當資本家階層的點綴也不相同；但保羅卻愿意與學生與窮人呆在一起，并一直是工團運動的最熱心支持者，這更與我們時代的大教授們總是以被邀請于“企業家論壇”或西山的豪庭大宅去談什么“維護企業家權益”為榮更不可同日而語。當我讀到這些關于保羅的瑣事，我就想到，這是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形象！
　　
　　但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形象并不注定是貧苦、潦倒、委瑣、刻薄，相反在我們這個時代它甚至比某些主流大教授們更有魅力。新古典綜合派的集大成者、美國第一個經濟學諾獎得主薩繆爾森，曾在《新聞周刊》上發表過一篇題為《當天使巡游人間》（"When Gods Strode The Earth."）的文字，回憶保羅與熊彼特之間在哈佛的一場爭論。在那篇文章中，保羅被稱為“天使”：“因為他如此智慧、富有、英俊而且馬克思主義”。保羅的學生還曾經回憶起這樣一件事：1980年代中期，在一個小型討論會上，保羅的學生正與一位年輕的女教授聊得起勁，這時保羅出場了。女教授竟然呆呆地看著保羅足有數分鐘，然后轉向保羅的學生喃喃說道：“看斯威齊，他是如此漂亮！”而實際上此時保羅已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
　　
　　是的。正如羅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所言，保羅·斯威齊，他是我們時代富有魅力的偉大的男人（He was an Amazingly Great Man in Our Time）!
　　
　　謹以此文紀念二十世紀最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保羅.斯威齊(1910.4.10-2004.2.27)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