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小金

 

    在中國大陸翻譯和出版見田石介的這部名著，是受到見田先生弟子們的委托。2003年11月，我20年前認識的前輩友人、日本見田石介方法研究會會長平野喜一郎教授給我來信，他們打算將見田先生的著作《資本論的方法》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大陸出版，想請我主持翻譯工作。我在20多年前作研究生的時候，就在廈門大學外文閱覽室瀏覽過見田先生這部著作。出于對世界上久負盛名的研究資本論方法的大師見田石介先生的景仰，和難卻見田先生弟子們的盛情，盡管我已經在多年前就將主要精力轉移到其他的研究領域,日語也是10多年不用丟得差不多了，還是勉為其難的接下了這個任務。
 
    我與資本論方法研究這個領域的相遇有點偶然性，這可能就是某種緣分。

    1968年，我偶然得到一本郭大力王亞南譯本的《資本論》第一卷。那時，王亞南先生還在因為翻譯和傳播《資本論》遭受大字報的沖擊，我卻一下子就被馬克思在“序言”中的有關辯證法和黑格爾的一系列哲言所俘虜。到1973年的夏天，我用微薄的工薪買來新出版的郭王譯本的《資本論》三大卷,開始了第一次比較系統地閱讀。

    這時，我所景仰的王亞南先生已經去見馬克思了，而那位不贊成讀《資本論》的大人物也從政治舞臺上消失了，毛澤東正在號召學習馬列原著。然而，文革還未結束，奇怪的事情還是讓我遇上了。不知什么人把我讀《資本論》的事傳出去。有人告訴我，市里某領導在一次會議上說，第二醫院的一個臨時工居然看《資本論》，這不是野心是什么？要注意。我不知道他要注意的是什么。這位官員不可能不知道，他自己參加的黨是以馬克思的思想為指導的，而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就是《資本論》。他自己可以不讀《資本論》，卻為什么一聽到別人讀就那么神經過敏呢。

    不久，又有人告訴我，本單位的一位領導說，我們要把他卡死在這里，叫他一輩子做炊事員，看他到哪里去研究《資本論》。在此之前，我曾經就自然辯證法的問題和北大革委會副主任、著名的科學家周培源通過幾封信。但在周培源接受周恩來總理的任務，在報紙上就理科的教育改革發表文章之后，他受到了文革當局的壓力甚或某些限制。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前不久周培源給我的一封長信，居然是通過北大有關部門寄給本單位的黨組織轉給我的。領導們把周培源的信先傳閱并且冷藏了若干天之后才決定把信給我。當那位領導把信交給我時，說了一句讓我心情沉重和難以理解的話：“不要東想西想，老老實實做你的本職工作。你要覺得有時間多，可以養一只豬改善改善大家的生活。”在他看來，我利用業余時間學習和研究自然辯證法已經是大錯特錯的事情；如今又加上讀《資本論》，就更是錯上加錯了。只不過，他最終未能遂愿。因為我后來離開那兒到一個工廠做了工人。成為產業工人階級的一員，當時就是我的最高職業理想了。那時，我怎么會想到，8年后我會來到王亞南長期當過校長的廈門大學，成為廈門大學《資本論》方法研究方向的研究生，而且會成為《資本論》方法的研究生課程的主講教授。

    1980年，我以自學青年的身份報考了廈門大學自然辯證法專業的研究生，并且以當年少見的420高分準備從此開始我的新生活。此時，一封匿名信從江西寄到廈門，誣陷我曾經議論過當時那個主張兩個凡是的“英明領袖”，這差點使我與我的夢想失之交臂。我收到了廈門大學的不錄取通知書。我通過各種途徑申訴我的冤屈與報國熱望，甚至起草過給“英明領袖”的信。同時，替我抱屈喊冤的幾十封“人民來信”也奔向各級領導。我后來居然成功地將我的申訴直接交到當時全國人民心中的平反冤假錯案的“青天大老爺”胡耀邦手中。第二年，當春暖花開的時候，中國青年報發表報道：糾正政審失誤，小金終被錄取。并且專門為此發表評論員文章“不以一眚掩大德”。此時，命運的偶然性又一次出現，我被調到資本論方向，跟隨一位剛平反的“右派”教授鄭道傳先生學習《資本論》方法。我的系領導以中國研究《資本論》和自然辯證法的權威于光遠為例，鼓動我從自然辯證法轉到《資本論》方法的方向來。人生的命運經常是通過偶然性實現的。這種偶然性，我現在把它看作一種緣分。

    在隨后的20多年里，我的研究方向和領域發生了巨大變化。但《資本論》的方法一直是我觀察中國問題的一個基本視角。

    本書的翻譯工作是在2004年春天正式開始的。鄭樺（南開大學馬哲博士生）先試譯了部分文字，我在她翻譯的草稿上逐字校譯并討論和確定了一些基本的規范和用詞。在我歷年教授的資本論方法課程的研究生中，她是唯一學日語的。日語人才并不難找，但要在會日語的人中找既懂經濟學又懂哲學，既懂資本論又懂黑格爾的人就太難太難了。曾經尋找過幾個日語專業的高手，終因學術上的困難而放棄。后來，鄧習議加入進來，他的專業是西方哲學，懂得黑格爾。解說部分是由吉林大學副教授尹欒玉翻譯的。她是經濟學博士，又專門到京都大學作一年訪問學者，無論專業還是語言都是無可挑剔的。2004年11月，就在第一個翻譯草稿已經基本上完成時，出了一些波折，使得翻譯工作暫停。1個月后工作繼續，主體部分基本上在今年春節前完成了。

    今年3月，我受邀訪問日本京都大學，在著名的京都大學時計臺紀念館百周年紀念大廳做一個關于王亞南經濟哲學的講演。在那兒，見到了慕名已久神交已久的大西廣教授，也第一次見到了相識20年卻未曾謀面的平野喜一郎教授。平野教授特地陪同我去游覽京都著名的哲學小道，又帶我去瞻仰河上肇的墓。他幽默地說，這是實踐我在京大的講演中提倡的“哲學與經濟學的聯盟”。在京都大學，我還參加了日本見田石介方法論研究會的一次研討會，與見田石介的弟子們聚會和討論，受益良多。

    3月底從日本回國后，我就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全部翻譯書稿的定稿中之。此時，我的另一部著作《資本論與科學研究方法》剛剛付梓。我把這部書稿的完成看成是它的直接延續。或許是由于長期荒疏了日語，或許是想讓這個譯本有更高的質量，我的譯校工作進行得相當吃力，所費時間遠遠超出我的預料。在2005年的“5.1”長假中，我“躲”到中國西部的大山里，在那兒安安靜靜地最后校訂這部書稿。說起來，2004年的國慶長假，2005年的春節長假，我都是在翻譯和校對這部書稿中度過的。熟悉現行高校教師評價體系的人都知道，翻譯學術著作是一件極為吃力又極不討好的事情。顯然，所有翻譯者都是以奉獻精神來參與的。在日本見到和結識的那些老中青的教授們，使得我有一種超越世俗功利的精神力量來完成這件工作。

    這一年多來，我與日本方面具體負責此事的大西廣教授的來往電子郵件就有數百封之多，此外，鄭樺、鄧習議和我的通訊也都高達百封以上。

    本書稿的翻譯是集體合作完成的。具體分工是：鄭樺提供了原作者序、第一章和第四章的初稿；鄧習議提供了中文版序、第二章、講座和補遺的初稿；第三章和解說分別由張小金和尹欒玉獨立完成；張小金對中文版序、原作者序、第一章、第三章和講座這幾部分進行了逐句地校譯，并且對全書進行了統稿。鄭樺和鄧習議根據張小金確定的若干規范和第一、三章定稿樣板自行對第二章、第四章、補遺部分進行了校譯。所有各部分的譯者和責任者如下：中文版序：鄧習議、張小金；原作者序和第一章：鄭樺、張小金；第二章：鄧習議；第三章：張小金；第四章：鄭樺；講座：鄧習議、張小金；補遺：鄧習議；解說：尹欒玉

    順便指出，為了方便中國讀者，所有馬恩列等經典著作的引文，均按中央編譯局（全集或選集）的中譯文翻譯（包括相關譯詞），其他已經有中文翻譯版的著作，也照此。

 

    2005年5月17日于
廈門大學海濱 知命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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