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萬里：國家認同與美利堅帝國的隱憂──兼評亨廷頓新著《我們是誰》

國家認同是國民團結和國家凝聚力的基礎，是決定霸權興衰的重要因素之一。歷史上的很多著名帝國，如查理曼帝國、哈布斯堡王朝、奧匈帝國、大英帝國以及當代蘇聯的解體，都在一定程度上同其國家認同的瓦解有密切的關系。國家認同危機就像機體內部的潰瘍，很多強大的、不可戰勝的帝國因此走向衰亡。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移民的進程使這個國家的認同始終處于動蕩和再造的過程之中。進入21世紀之后，這個國家成為人類歷史上空間強盛的帝國，與此同時，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也在其體內產生了國家認同的隱憂。

美國是一群歐洲殖民者的后裔建立的，移民的歷史始終伴隨著這個國家的興盛和強大。移民懷著各種各樣的“美國夢”從世界各地涌入這片“新大陸”，他們的智慧和勤勞為這個國度的繁榮和強大輸入了源源不斷的新鮮血液，同時也帶來了祖先留給他們的難以抹去的膚色、血緣、語言、宗教、習俗和文化，以及他們內心難以割舍的對于故土的牽掛和關懷。作為公民個人，移民在向星條旗效忠的同時，身上依然保留會祖先的印記、傳統和血脈。作為國家整體，美國是由眾多移民群體疊加起來的，時刻需要尋找共同的機體和文化因子來維系國家認同并在世界上表征自己。

歷史地看，美國國家認同問題經歷了一個演化的過程。當一群人宣布美利堅是一個獨立的政治體的時候，這群人基本上都來自共同或相近的血脈和文化，有著明顯的機體和文化特征：白種（White）、盎格魯－薩克森人（Anglo-Saxon）、清教徒（Protestant），統稱WASPs。這群人創造了美國，締造了美國的憲法，控制著美國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他們的族裔、文化、宗教和意識形態特征也構成了美國的主體認同。以WASPs文化為基礎的“熔爐論”認為：美利堅特殊的“氣候、政治制度、宗教和工作”環境會將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移民熔制成具有同樣品質和理想的人。這種“一元”化的美國國家認同思想主導了20世紀初的“美國化”運動。1909年，一部以《熔爐》為題的劇本將美國比喻為能使“所有的歐洲民族……熔化和再生的偉大熔爐”，戲劇的結局是來自歐洲各地的新移民歡呼自己被改造成了美國人。

然而在“美國化”運動達到高峰的同時，一些思想家也指出了少數族裔尤其是有色人種在“一元化”國家認同中面臨的兩難處境，這種處境與其在美國社會和政治的地位息息相關。著名黑人學者杜波伊斯寫道：每個美國黑人始終生活在兩種并存的意識之中，“我到底是誰？我是美國人，還是黑人？我可不可以同時成為兩者？我是不是有責任盡快停止成為一個黑人而變成一個美國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黑人同其他美國人一道共同浴血奮戰，摧毀了納粹德國的種族主義，然而在國內卻依然受到種族歧視。這種狀況催生了20世紀50－60年代的民權運動以及以多元文化主義為核心的美國國家認同。

面對杜波伊斯提出的問題，多元文化主義的回答是：我既是黑人，也是美國人，因為美國的社會、文化和傳統不是某個單一的種族或族裔書寫的，美利堅民族的認同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每個種族和族裔在國家認同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它們的語言、文化、傳統特征都必須得到尊重和保護，每個族裔都有權爭取同群體認同相關的權利和利益。隨著民權運動的深入，多元文化主義以“多元論”徹底摧毀了“一元論”和“熔爐論”，成為美國國家認同的意識形態基礎和政治正確性的標準。

此外，多元文化主義還進一步促進了美國族裔關系的多元化。首先，在政治上，黑人和其它少數民族的權利和地位得到了保障和提高。1965年的《選舉權法》掃除了對黑人選舉權的限制，黑人參政的數量大大增加。1964年，美國全國只有103名黑人擔任民選官員，而30年后增加到8,500人。1970年，國會的中的8名黑人議員組成了“黑人黨團”，到1996年擴大到41人。現在，拉美裔議員也在國會中組成了類似的組織。

其次，通過“肯定性行動”等政策，少數族裔的教育、經濟和社會地位也有所提高。美國大學畢業生中的少數民族比例從1960年的6％上升到1988年的20％。越來越多的黑人和少數族裔出現在美國政府的高層。

2001年在保守色彩相當濃厚的布什政府里，鮑威爾成為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黑人國務卿，黑人女性賴斯出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2002年美國奧斯卡金像獎，黑人影星丹澤爾•華盛頓和“黑珍珠”哈莉•貝瑞同時榮獲最佳男女主角獎，黑人成為典禮上當之無愧的主角。

最后，1965年的移民法廢除了實施近半個世紀之久的對有色人種的歧視性政策，掀起了美國歷史上的第三波移民浪潮。到1990年，共有1,600萬新移民進入美國，其中1,200萬來自歐洲以外的地區。白人占人口的比例從1960年的88.6％下降到1990年的75.7％，30年間下降了13個百分點。在這個統計的基礎上，考慮未來60年移民的來源趨勢以及各族裔人口自然出生率，到2050年白人將勉強占到總人口的一半。這就意味著，現在所謂的“多數”、“少數”的概念到了21世紀中葉將出現質的變化。

新的移民浪潮使美國人口結構中的多元種族和族裔的色彩會變得更加鮮明。目前，拉美裔已經占美國人口總數的13％，超過黑人成為美國第一大少數族裔。進入美國的拉美裔移民不僅數量龐大，而且受到語言、教育、就業和收入水平的影響，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和文化的難度很大。現在，2600萬美國人在家里說西班牙語，其中1370萬人不能“很好”的說英語。拉美裔移民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只占成人的49.6％，大大低于全國86.6％的平均水平。美國公民的30.9％的擁有專業和管理崗位，其中亞裔為38.7％，歐裔為38.1％，非裔為36.5％，而拉美裔只有12.1％。此外，拉美裔移民的歸化入籍率只有23％，而其它族裔移民平均為69％。

拉美裔移民另一大特點是居住地十分集中。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是一個典型的“拉美化”城市。拉美裔居民占城市人口的2/3，其中古巴裔占了一半；75.2％的居民在家說西班牙語，只有31.1％的居民能夠流利地說英語。因此在這個城市生活更需要懂西班牙語，而不是英語。拉美裔移民居住地的集中在政治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2000年總統大選，共和黨候選人布什就是依靠佛羅里達的24張選舉人票登上總統寶座的，當時布什贏得了佛州82％的古巴裔選票，尤其在邁阿密周圍幾個縣獲得了關鍵性的、微乎其微的多數。邁阿密的古巴人得意地宣稱是他們決定了布什的當選。隨著2004年大選的臨近，很多觀察家都不失時機地指出，拉美裔的選票將再次決定下一任白宮主人的歸屬。出于選舉政治的需要，主流社會的政治家們紛紛迎合拉美裔選民的口味，布什主動用西班牙語發表演講，他的墨西哥裔的弟媳婦也成為值得炫耀的政治資本。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美國族裔結構的變化及其引發的民族認同危機是在多元文化主義占據意識形態主導的背景下發生的。多元文化主義確立的政治正確性標準使得美國主流社會不得不認可近年來在族裔結構和族裔關系上發生的變化。除此之外，多元文化主義對于解決美國的國內政治危機，加強美國的國家凝聚力也具有重要的意義。王緝思教授在分析冷戰后美國霸權的國內根源時認為，多元文化主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國霸權的力量源泉之一。

不過，多元文化主義也確實對目前依然占據主導的美國WASPs認同構成了尖銳的挑戰。1998年2月，在美國洛杉磯舉行了一場足球賽，比賽雙方是美國隊和墨西哥隊。在9萬多球迷云集的賽場上，放眼望去是“一片紅白綠三色旗（墨西哥國旗）的海洋”。球迷們在演奏美國國歌的時候起哄。當幾位美國球迷試圖展示一面星條旗的時候，遭到了水果和啤酒罐的攻擊。一位美國球迷向《洛杉磯時報》抱怨道：“這是怎么回事？我竟然不能在自己的國家升起一面美國國旗！”這篇報道十分生動地反映了近年來，隨著大量新移民的涌入，美國民族認同面臨的某種程度的危機。這些挑戰也引起了一些保守派思想家的憂慮和質疑。

在質疑多元文化主義的思想家中，最為中國學界所熟悉當屬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2004年4月，他出版了一本題為：《我們是誰：美國民族認同的挑戰》的新著。他公開描繪了美國民族認同面臨的四大挑戰：首先：蘇聯的解體消除了美國安全面臨的一個主要的、明顯的威脅，同時也降低了民族認同相對于次民族、跨民族、雙重民族以及他民族認同的重要性。其次，多元文化主義以及多元化的意識形態侵蝕了美國認同核心要素的合法性，美國的核心文化和美國信念遭到了質疑。再次，1960年開始的第三波移民大潮將主要是拉丁美洲和亞洲人送進了美國，而不再是歐洲人，這些移民在文化和價值觀在本質上不同于美國。最后，新移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使用相同的非英語語言──西班牙語，這在美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亨廷頓認為，由于美國民族認同中的族裔和種族要素的消失，加上文化和政治要素受到的挑戰，美國認同的前景堪憂。第一、美國可能喪失其核心文化，而成為多元文化。雖然美國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還認同美國信念的原則，但族裔、種族和文化的多元化將使美國變成一個松弛的邦聯，就像當年的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或俄羅斯帝國一樣。第二、1965年之后涌入的拉美裔移民可能使美國社會加速分裂，變成語言上（英語/西班牙語）和文化上（盎格魯/拉丁）分立的兩個社會，疊加或取代原有的黑人與白人的種族分裂。第三、對美國核心文化的挑戰可能引發本土美國人的反彈，引發新的種族主義，從而導致國內種族關系的緊張和族群間的沖突。第四、亨廷頓希望，全體美國人不分種族和族裔共同復興美國的核心文化，“重新認同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認同盎格魯清教徒價值觀，說英語，維持歐洲文化遺產，以及認同美國信念的原則”。

實際上，亨廷頓對美國認同的憂慮由來已久。早在10年前，他在《外交》雜志上發表《文明的沖突？》一文，把冷戰后的世界沖突概括為主要是文明之間的沖突。這一驚世駭俗的觀點使其在國際關系學界名噪一時，同時也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學術界引起了一場大批判和大討論。當時，在國內眾說紛紜的批評和質疑的聲音中，李慎之先生指出：亨氏提出“文明沖突論”，表面來看是在談國際政治問題，其實深層關切乃美國本土政治問題，不過有礙于美國國內的“政治正確性”，一些話語不好在美國國內明說罷了。現在看來，正是2001年的“911”事件給了他一個機會，把自己的憂慮、質疑和想法用一個問號和盤托出──“我們是誰？”他的答案十分清楚，我們就是WASPs，而拋棄WASPs核心文化和價值觀的多元文化主義只能使美國“國將不國”。

毫無疑問，亨廷頓代表了美國主流社會中一部分觀念比較保守的人的憂慮。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亨廷頓的觀點究竟只是代表了美國社會中一小部分人的意見，還是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數”意見？至少在目前，美國社會至少在表面上依然認同多元文化主義和種族、族裔多元化的趨勢，或許美國社會的族裔多元格局已經使這一趨勢不可扭轉。但是，也不能排除“沉默的大多數”只是因為暫時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的壓力而不敢公開地表達自己的看法，而這一“沉默”或許有一天會爆發出來，畢竟美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命脈仍然掌握在主流的WASPs手上。這個問題不僅關系到美國的民族認同，而且還關系到美利堅帝國未來的興衰和走向。

2004年8月21日于美國俄亥俄州代頓市

（余萬里，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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