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爾•貝特蘭
我認為有必要向讀者解釋一下我為什么寫和怎樣寫這本書，并從本書和我以前著作的關系上來說明它所占的地位。
最簡便的方法無疑是先說明開始寫這本書的經過，并說明原來僅是一個很小的打算，后來怎樣變成了一個宏偉的計劃。
寫這本書的直接出發點是由于蘇軍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引起的。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不能滿足于對這種政治行為的“譴責”或“遺憾”，還應該對這些行為作出解釋。其實，表達“遺憾”和“愿望”，只能使人們更加忍氣吞聲而不能幫助他們去認識其根源，也不能為消除這種根源或不讓它們再出現而進行斗爭。相反，只有對那些從勞動者的利益來看確實應該受到譴責的東西加以分析；才能使各種政治力量朝著不再產生使人“遺憾”的事情的方向發展，
對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我認為不應該使自己局限于“遺憾”之中，既然蘇聯和它的“同盟者”的軍隊使用了武力，那么，除了要弄清一個已遭到多次占領的民族的命運這個問題之外，更應弄清的問題是對蘇聯演變至今的情況作出判斷。
我所以覺得我有權利研究蘇聯問題，那是因為我研究這個國家已近四十年了，我認為有關這個國家的一切都具有重要性和世界意義。自1934年我開始學習俄語時起，其后，1936年我在蘇聯研究它的計劃工作，1939年出版有關這個問題的書，1946年出版專論計劃工作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的另一本書，1960年發表論蘇聯經濟的一本書；此后，我又多次訪問過這個國家，并發表其他論述計劃工作 和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的書籍 ，這些年來找始終是這樣想的。
從根本上說，三十年代中期以來我對蘇聯發生興趣，是由于這個國家第一個建設社會主義所得的經驗引起的，我對這一建設特有的困難和矛盾并沒有視而不見（1936年“大審訊” 時我正在莫斯科，我每天能夠感覺到莫斯科人的慌亂。那些最平常的人與布爾什維克黨和第三國際的老戰士們一樣，對發表自己的意見懷有恐懼心理，我怎么會視而不見呢？），我不僅認為十月革命為人類歷史開創了一個新的紀元——我始終是這樣想的——而且還認為蘇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一個“樣板”。在這一發展過程中的困難和矛盾，無論多么嚴重，我總認為這首先是俄國特定的歷史條件所造成的。我認為它們不可能在別的地方重新出現，也決不能阻止俄國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繼續前進。
雖然在頭幾個五年計劃期間已經出現的社會不平等并沒有消失的趨勢，反而更加發展了。但是，蘇聯自實行五年計劃以來所獲得的無可爭議的經濟成就，特別是在工業方面的成就，以及紅軍對希特勒主義的勝利，戰后經濟建設的迅速恢復，蘇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蘇聯政府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援助，似乎都證明我上述的評價與預見。
雖然蘇共二十大本身對以往歲月不加區別，對引起大規模的鎮壓行動的困難和矛盾沒有進行任何分析，而僅僅代之以對斯大林個人的指責（把斯大林作為過去“消極”方面的唯一應“負責任的人”），但似乎還是肯定蘇聯在經濟發展上達到了一定的水平，走上了更廣闊的社會主義民主道路，并為工人階級的創造性開創了更廣泛的可能性。這次大會似乎也表明蘇聯共產黨保持了、或者進而說是重新獲得了對糾正錯誤所不可缺少的自我批評的能力。
事實遠非如此。對蘇聯社會的和歷史的矛盾的現實，沒有進行任何分析。應該受到譴責或改造的現實的各個方面，也沒有與蘇聯的內在矛盾聯系起來加以闡明，反而解釋為“個人”行動（斯大林的）所引起的“倒行逆施”。蘇聯共產黨接受了這種虛假的解釋，證明它已不再使用馬克思主義作為分析的武器，使馬克思主義不再能真正地幫助改變產生那些口頭“譴責”的社會關系。這個虛假解釋就這樣完成了它的使命：鞏固那種把經濟和政治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階級關系，因而使這種階級關系所產生的矛盾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更為深化了。
社會矛盾的深化所造成的許多后果之一，是蘇聯經濟的日益退化。那些與蘇聯有聯系的國家，情況也是如此，這是因為它們的領導人推行的是同一條政治路線。他們沒有去解決社會矛盾，而是采取了試圖使經濟制度“更好地運轉”的“經濟改革措施”，特別是擴大廠長的權力和使經濟管理的資本主義形式和準則占有日益顯著的地位。
與蘇聯領導人及其“兄弟國家”領導人的愿望相反，各種各樣的“改革”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他們所面臨的任何困難。當然，也曾獲得一些有限的暫時的“成就”，但失敗是主要的；對外國技術的依賴日益增加；外債上升；工業增長率的顯著降低和供應上的困難。人們可以看到，勞動者對自己處境以及對那些“經濟改革”給他們帶來的后果所表示的不滿正在迅速增長。
眾所周知，1970年12月在波蘭所發生的事件：波羅的海的格但斯克、格丁尼亞、什切青、索波特等大城市的工人舉行罷工，反對造成物價高漲和降低工人生活水平的政府政策。對進行斗爭的波蘭工人的鎮壓，促使他們開展反擊，占領了黨的地方機構和政治警察機關，組織了罷工委員會和工人糾察隊、雖然警察部隊進行了嚴厲鎮壓，打死和打傷許多工人，可是后者堅持反抗，繼續罷工，迫使政府改組領導班子，同他們進行談判并對某些要求作出讓步。
波蘭“事件”成為蘇聯集團各國的工人階級和他們本國政府之間關系的轉折點。大家知道，這一事件在蘇聯工人階級內部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并在蘇聯領導階層內部引起了極大的恐慌。這一恐慌具體表現在1971年經濟計劃的修改以及鎮壓的加劇。
近幾年來，在蘇聯國內；加強鎮壓越來越明顯，新的警察措施和人們所知道的集中營內人數增加到二百萬人（估計數字）的事實都證明了這一點。
在國內矛盾加深的基礎上，蘇聯對外政策的特點是，越來越明顯地否定過去蘇聯外交政策的社會主義性質。過去對中國和阿爾巴尼亞進行援助，自1960年以來——以意識形態“分歧”為借口——則改為蓄意破壞這些國家的經濟的行動，特別是片面撕毀締結的協定，停止供應建設中的工廠所必需的器材，撤退工程技術人員，等等。這樣，蘇聯企圖——但毫無效果——利用過去同這些國家建立的經濟關系，對它們施加粗暴的壓力。迫使這些國家屈從它的霸權。
總的說來，蘇聯的外交政策越來越顯示出一種大國的政策，即從與它有緊密關系的其他國家身上，為自己謀取最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這種帝國主義式的政策導致蘇聯同美國既有勾結又有矛盾。這兩個大國正在為爭奪世界霸權而相互進行斗爭。它們不惜損害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以達成妥協。他們嘴里說“緩和”，而實際上卻在進行歷史上空前的軍備競賽，美帝國主義事實上繼續在對越南人民進行戰爭。
蘇聯為使自己和美國處于同等地位，也就是說，為了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正在建立一支前所未有的進攻性軍事力量，擁有能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干預的巨大手段。為了具備與美國相等或甚至在某些方面超過美國的力量，蘇聯花費了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作為軍事開支（美國是百分之七到八）。它年復一年地在中國邊境增加處于戰備狀態的部隊，但它最主要的軍事力量是面向西歐，并且同樣也增長得很快。
為了擁有推行帝國主義式的對外政策手段，蘇聯領導人把機重的負擔壓在蘇聯人民身上，損害國內經濟發展的可能性。最終，他們不得不向美帝國主義尋求財政和技術援助，盡管經常碰壁。
對這種演變（占領捷克斯洛伐克是其中一個事件）的思考，促使我對蘇聯的過去重新進行分析，因為不可能設想這個國家今后所走的道路只是與幾個領導人的“個人責任”有關。這些人的上臺和他們推行上述政策的可能性，只能用今日統治著蘇聯的社會關系性質來說明，而這些關系是在過去的長時期內形成的，因此必須對它們進行分析。
我要進行的這個分析，還可以用我從中國和古巴的政治和經濟改革中所獲得的經驗作為依據。
對古巴；我有十分具體的實踐經驗，因為在1960至1966年期間，我曾多次參加過關于古巴經濟計劃問題的討論。在這個基礎上，我從那時起就重新研究一整套的理論，即有關制定經濟計劃的條件、計劃化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意義以及在以生產資料國家所有制為主體的社會結構中商品和貨幣關系存在的作用。
為了闡明本書中所有論點的性質，并使讀者能更好地了解這些論點同我在以前兩本書中（這兩本書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研究古巴問題的成果）所闡述的論點的關系，回顧一下上述兩書中各種論點的范圍不是無益的。
《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一書引用了1962至1967年期間一系列的論述和文章，在這本書中，我曾把在古巴和蘇聯都存在的商品和貨幣關系同實際上彼此相對獨立的生產單位（盡管執行了經濟計劃）的關系聯系起來，因此是作為“經濟專題” 來對待的。
因而我提出的分析是要用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真實的社會關系的存在（因此人們不能只限于宣布“廢除”這些社會關系，并坐待它們“消滅”）來解釋商品和貨幣關系以及工資關系的存在。在這一分析的范疇內，商品和貨幣關系是作為深刻的社會關系的反映而出現的：它們是這些社會關系的結果，同時也是這些社會關系再生產的客觀需要。
今天，我認為在1962和1967年我提出的特定的分析方式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我根據新的考慮，參照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特別是從文化革命中吸取的經驗教訓，極為嚴肅地修改過去的提法。
從1962至1967年間我寫的文章的主要弱點在于，被認為是客觀需要所強加的東西，主要是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相聯系的。 雖然我在文章中也講到了“生產力的性質”的概念，但沒有充分闡明這個概念的確切意義。結果，就沒有闡明全社會統一的政策（其中經濟計劃只能是它的手段）所遇到的主要障礙，不在于生產力發展的水平，而在于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的性質，即資本主義勞動分工的重新出現以及與之并存的政治上和意識形態的關系；后者雖然是這種分工的結果，同時又構成了這種分工重新出現的社會條件（使個人和企業作為“主體”“行使其職權”，把他們的個人利益放在集體利益之上。如果集體利益不和一項旨在為有效地消除對立階級利益而創造條件的政策相結合，集體利益就只能具有暫時的或虛幻的性質）。
所以，在以《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為名重新發表的著作中沒有表達清楚的是絕不能單靠生產力的發展來消除勞動分工的資本主義形式，也不可能消除資產階級的其他社會關系。沒有提到的一點，即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和在正確領導下開展的階級斗爭——依靠群眾的科學實踐和理論分析——才能著手解決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解決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關系問題，從而消除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因為使剝削和壓迫關系得以再產生的，就是這些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關系。
如果我在1962至1967年未曾提出后來才闡述的那些思想，這是因為我當時仍深受“馬克思主義”的某種概念的影響。這種概念曾在很大程度上在歐洲占據優勢，其實不過是列寧稱之為“經濟主義”的另一種特殊形式而已。正是那些從中國文化革命中可以吸取的經驗，使我進一步同“經濟主義”決裂，并同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內容——這個內容長期來被歐洲工人運動所特有的“經濟主義的”實踐所偽裝和“掩蓋”——重新結合起來。
在《經濟核算和所有制形式》中——我曾在該書中預告準備分析蘇聯的社會結構——我開始放棄以前的提法，即認為商品和貨幣關系的消失和社會主義計劃化的發展首先取決于生產力的發展（這還是多少有些“直線式”的發展），而不是把社會關系的革命化放在首要地位。正如我已說過的，只是在最近幾年——部分地是由于對文化革命及其意義進行了思考——我才更系統地注意到放棄“成為問題的生產力問題”，即放棄那種把改變社會關系片面地從屬于生產力發展的觀點意味著什么。
在這種情況下，我從1965年到現在寫了一些文章論述社會主義的若干問題 ，特別是我對蘇聯進行新的分析，以便更好地抓住國家資本主義的特點，以及今天在這個國家中占統治地位的階級關系與實踐的特點。
1969年初，我寫完了第一篇文章（未發表）闡述這個分析的結果，指出今天蘇聯在國家所有制的掩蓋下存在著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相似的剝削關系，所不同的只是這些關系的存在形式具有特殊的性質。這一特殊性質正是國家資本主義的特征，而人們從恩格斯那時起已經知道，國家資本主義無非是“發展到頂的資本主義”。
可是，再讀一下我當時所寫的文章并加以剖析，我就覺得它缺少歷史背景。如果不與蘇聯的過去聯系起來，就不能理解蘇聯的今天。僅僅使人看到今天占統治地位的關系和實踐是不夠的，還得說明為什么它們能達到今天的統治地位。應該思考一下，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以什么方式、通過哪些斗爭和矛盾演變成為一個奉行帝國主義政策的國家，不惜用武力干涉其他國家，以保護它自身的大國利益。
歸根到底，對蘇聯發生變化的分析，至少是同對它的現狀的分析同樣重要。這種分析能夠成為無法取代的教益的源泉，并幫助別的無產階級革命避免走上同樣的道路，即不是走向社會主義，而是走向某種特殊形式的資本主義，這種形式的資本主義與各種“典型的”資本主義形式具有同樣的壓迫性和侵略性。
盡管存在困難，但目前的時代要求完成這樣的分析。即使有缺陷，這一分析也能夠幫助我們認識過去（這個過去也就是我們的現在），了解為什么一場無產階級革命會走向它的反面：資產階級反革命。
蘇聯的經驗證明，推翻舊的統治階級并不是最困難的，最困難的是首先要摧毀舊的社會關系——在這些舊的社會關系的基礎上可以再建立起一種類似人們認為已被徹底推翻的那種剝削制度——，其次是阻止在新的社會關系中以還會長期存在的舊因素為起點重新組成舊的社會關系。
所以，在我們這個時代，必須懂得是什么原因使勝利了的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最終變為今日蘇聯的現實。不懂得這一點——盡管可以從中國革命的成就中取得積極的和無法取代的教益——就會產生巨大的危險，即不管在哪里發生的一次無產階級革命最終會變成完全不是社會主義的東西。
所以，我感到在1969年寫成的文章已經不夠了。我認為，在發表之前加以修改的同時，有必要對蘇聯的過去進行分析，作為補充。在著手這一工作時，我看到它至少同以前的分析一樣復雜。首先，因為它涉及的這段歷史時期要長得多，這段時期中的事件和斗爭要多得多。其次，除了蘇聯的特定的歷史以外，還需要努力去探求矛盾的普遍性，而蘇聯歷史的特殊性本身則是這些矛盾的一種存在形式：事實上，如僅就這特殊件本身而言，它就會顯得“偶然”、“出乎意料”，使人不能從蘇聯所發生的事情中吸取應有的教訓。
預期的目的是要達到對蘇聯歷史有充分正確的認識，除了寫蘇聯歷史外，還能寫其他的書：對十月革命以來的蘇聯的階級斗爭進行具有充分普遍意義的分析，雖然這分析是按蘇聯現代史特點的角度加以說明的。因此，我分析了蘇維埃社會形成所經歷的各個決定性時刻，并試圖確定在各該時刻存在過和曾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的性質。我也試圖弄清改變這些社會關系組合的社會力量的性質，可是為進行改革而從事的斗爭所實際產生的效果往往與預定的目標完全不同。本卷敘述了這一工作的初步成果；這項工作應導致分析今日蘇聯的現實；而如果對形成目前這個現實的那些條件缺少足夠的認識，這個分析將有一部分是不可理解的。
上述分析延長了對1962至1967年間已開始的修改工作。
這個修改以及對蘇聯現狀和過去的具體分析，使我逐步同“馬克思主義”的某種僵化的、簡單化的概念決裂，并且我認為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革命內容重新結合起來。
本卷只闡述了這項分析的一部分成果，但是我有必要在這篇序言中概括一下，因為所涉及的問題遠遠超出了一個僅是“個人閱歷”而對讀者興趣不大的事情。
如同我在上面提到的，我所試圖擺脫的“簡單化的馬克思主義”，并不是我“個人的”東西。第三國際的歐洲各支部在其同列寧主義日益分裂時，就使這種“簡單化的馬克思主義”逐步在歐洲占據了優勢（這是從三十年代初開始，即當我開始思考有關社會主義的諸問題時）。這種“簡單化的馬克思主義”就具有——即使不是萌芽，至少給萌芽的出現提供了一種可能性——現代修正主義即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前提，而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是為了促使蘇聯國內外存在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得到鞏固。
為了弄清楚蘇聯今天所發生的事情而要求對本書應與之決裂的“僵化的馬克思主義”的所有方面進行分析，那是徒勞的（讀了這篇研究材料就能發現其主要之點）。另一方面，必須闡明和討論它的幾個明顯的或含蓄的論點；以便更好地了解后面文章中正在進行的修改的意義以及將歸納在本書最后一卷中的那些結論的意義。
為了重新給予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以真正的革命性質，必須同“僵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的三個論點決裂。這就是關于階級關系的基礎、生產力的作用以及國家存在和消亡的條件等三個問題、我將簡單地說一下這三個論點和它們在政治和思想方面客觀上所起的作用。
（1）階級關系和所有制的法律形式
必須與之決裂的第一個論點是，把所有制的法律形式和階級關系“機械地”等同起來，特別是在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
斯大林于1936年11月25日在全蘇蘇維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于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 ，就這個論點作過清楚的闡述。
在這個報告中，斯大林總結了蘇聯在1924至1936年間所有制形式的變更。他指出在這段時期中，法律上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私人所有制已事實上被消滅，并代之以另外兩種形式的所有制：在工業、運輸、商業和銀行中占統治地位的國家所有制，在農業中占統治地位的集體農莊合作社所有制。于是他得出結論說：
“在工業方面已經沒有資本家階級了。在農業方面已經沒有富農階級了。在商品流轉方面已經沒有商人和投機者了。因而，所有的剝削階級都消滅了。”
根據這個報告的提法，今后只剩下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他們一定為人民服務，因為剝削階級已經不存在了” 。
在報告的結論部分，肯定了（在農民、工人知識分子之間）階級的政治經濟的矛盾必然會“縮小”和“消失”。
接受這樣的論點，就妨礙了對蘇聯事實上不斷在產生的矛盾的分析，并使人對無產階級有可能把政權喪失給任何資產階級這種觀點感到不能理解，因為資產階級似乎不能再存在，除非將“重建”資本主義的私有制。這樣的論點使無產階級解除武裝，認為階級斗爭到此已經結束。
生活本身證明（或者提醒）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的變革不足以消除階級存在的條件，當然也不能消除階級斗爭的條件。這些條件事實上并不存在于所有制的法律形式中——馬克思和列寧對此曾多次強調過——而是存在于生產關系中，那就是說，在社會占有過程的形式中，存在于這個形式所確定的生產者的地位中，確切些說，就是存在于這些人在社會生產中彼此之間建立起來的相互關系之中
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在和同家所有制形式或集體所有制形式的存在，還不足以“廢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使對抗的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消失”。資產階級可以找到幾種改頭換面的存在形式，特別是以國家資產階級的面貌出現的形式。
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作用不僅是改變所有制形式，而且還要改變社會占有的過程，并從而摧毀舊的生產關系和建立新的生產關系——這是一個更加復雜和更加長期的任務，以此來保證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向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過渡，向社會主義過渡也是與這個過程相同的，只有這個過程才能使資產階級的社會關系連同資產階級本身都被消滅。
以上所講的并不是“新東西”。事實上只是在逐字逐句地“重復”馬克思和列寧的話罷了。
按馬克思的說法，無產階級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的必要的過渡。
按列寧的說法，他屢次提醒說，“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階級始終是存在的”。他又指出，“每個階級都起了變化……”，它們相互間的關系也起了變化，階級斗爭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別的形式” 。
這是因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并不局限于所有制法律關系的變革，而根本的問題是整個社會關系的變革，其中包括生產關系在內。列寧經常強調這個主要思想，即相對地講，“開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是容易的”，而特別困難的是“要把革命繼續下去，把革命進行到底”。
這樣，向社會主義過渡必然要經過漫長的歷史時期，不可能在幾年內“完成”。
當然，要理解蘇聯社會的變革和在蘇聯復辟資產階級專政的可能性（不改變所有制的法律關系），就必須放棄這樣一種論點；只要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在以及國家所有制和集體農莊所有制的形式占了優勢，就認為剝削階級已經消滅（如果那樣，還向哪個階級專政呢？）；應該問到列寧主義的下列思想：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階級斗爭在新形式中的繼續”。
（2）把發展生產力放在首位
在三十年代，把馬克思主義簡單化的第二個論點是：使發展生產力居于首位。它把生產力的發展作為“歷史的動力”。當時這種論點有強加給第三國際歐洲各支部的趨向。
在一段時期內，人們接受了這個論點，于是就以為這就是一種對蘇聯社會結構內特有矛盾的“解釋”，在這種“解釋”中再也找不到階級斗爭，人們假定它正在“趨向熄滅”或已經同對抗階級一起消失了。
在斯大林于1938年9月寫的題為《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文中可以找到以一種非常一般的形式闡述這個認為生產力是歷史動力的論點。
在這篇文章中，斯大林這樣說：
“先是社會生產力變化和發展。然后，人們的生產關系依賴這些變化、與這些變化相適應地發生變化。”
這種論點不否認階級斗爭的作用——既然存在著敵對階級彼此沖突的社會——但把這種作用置于次要地位上：階級斗爭的作用主要在于打破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從而產生新的、適合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
事實上，在上面援引的文章中，斯大林承認新的生產關系能夠不依賴于革命進程而自行產生。他說：“……新的生產力以及同它相適合的生產關系的產生過程不是離開舊制度而單獨發生，不是在舊制度消滅以后，而是在舊制度內部發生的……”
可以在馬克思的文章中找到類似的提法，但是，馬克思的全部著作表明，對他來說，歷史的動力是階級斗爭，只要階級存在，那就只有通過階級斗爭才能改變社會關系。馬克思的著作也表明社會主義的社會關系只能從階級斗爭中產生。同樣，假如列寧—一象孟什維克那樣——堅持把生產力的發展放在首要地位（因為根據這種觀點，無產階級革命只能在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內發生），那么，他就再也沒有可能提出“帝國主義鏈條最薄弱的一環”的理論了（這個理論使人們可以理解俄國應進行無產階級革命）。
唯生產力論的論點阻礙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的充分發展，并引出錯誤的政治觀點，例如（斯大林在前引著作中提出的）：“……要在政治上不犯錯誤，無產階級政黨在制定自己的黨綱以及進行實際活動的時候，首先應當從生產發展的規律出發，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出發。”
把這個生產力概念放到歷史唯物主義的整個理論中來看，必然會發生許多困難。但是，就蘇聯已經消滅了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這個論點來說，它卻是必然得出的結論。
這兩個論點的聯系以下列方式體現出來：例如，斯大林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這里已經沒有剝削者，也沒有被剝削者……生產關系同生產力狀況完全適合。
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完全適合）的這一公式所引出的困難之一是，它抹殺了經濟基礎兩個組成部分之間可能發生的任何矛盾。在1951年，斯大林對他以前的提法作了部分修改，他譴責了亞•伊•諾特京按字面來解釋他的“完全適合”的提法，并申明這一公式所指的事實只是說，社會主義社會“有可能及時使落后了的生產關系去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因為在這個社會中沒有那些能夠組織反抗的衰朽的階級” 。
以上兩個論點（蘇聯已消滅了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以及把發展生產力放在首位的論點），從思想上和政治上阻礙了蘇聯無產階級為改變生產關系而采取的一切有組織的行動。這些行動就是：摧毀占有過程的現存形式——階級關系再生產的基礎，以便建立一種新的占有過程；排除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社會分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離、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從而得以摧毀階級存在的客觀基礎。事實上，一方面，認為階級已被消滅了。另一方面，認為生產關系是完全適合生產力的，因此就認為所有一切可能產生的矛盾都會有賴于“社會主義社會”的作用而被及時消除。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無產階級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似乎就是盡快地增加生產：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保證’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同樣地得到發展。所以，當時提出了這樣的口號；“技術決定一切”和“趕超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關于這兩個論點，人們能理解中國共產黨曾經在《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一文中所指出的，斯大林“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規律的認識離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法”。
說實在的，對階級斗爭規律的這種認識并不是斯大林獨有的。在這里，同許多其他問題一樣（例如關于黨內團結和斗爭的關系的觀點），斯大林只是系統地表達了布爾什維克黨內領導階層的觀點。不管外表如何，他的作用主要是象齒輪一樣，轉達和集中了反映布爾什維克黨內和蘇聯社會內正在發生變革的方向。這種作用使黨本身變得越來越不能反潮流，就是說不能使實踐和理論革命化。盡管斯大林有時對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懼怕和保留表示滿不在乎，但他并沒有真的去“反潮流” ，他只是把黨的領導階層中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所能產生的后果提出來。斯大林堅持到底的態度使他明顯地超越于黨“之上”，并使一些觀點——除了極少數例外 ——看起來似乎是“他自己”的；其實，這些觀點并不屬于他個人，而是由于他的支持這些觀點才顯得特別具有權威，關于對社會主義社會中階級斗爭規律的認識正是這樣一個例子。
事實上，這種“認識”統治了第三國際歐洲各支部的思想和政治觀點，并使蘇聯的階級存在和階級斗爭被掩蓋起來；由于這個原因，也促使人們要到階級矛盾“之外”去尋找蘇聯所發生的嚴重困難的原因。
把發展生產力放在首位的論點解釋了這個“之外”：因為生產力“不夠發達”，蘇聯才面臨巨大困難，因此它必須采取更遠離布爾什維克舊黨綱認為符合社會主義建設要求的一系列措施。它必須擴大工資差距，發展獎金制度，不斷增加技術人員的特權，加強企業領導人的個人權力，等等。
對于包括我在內的這一代人來說，上述兩個論點已經相當“明顯”，可以對矛盾和現實的問題進行分析。但是即使人們看到了這些問題，也被放到將來去“解決”，即通過生產力的發展去解決。
為了理解我們所討論的這兩個論點是“明顯的”（在現代修正主義和所謂“托洛茨基主義”的人心目中也都是“明顯的”）應該注意這些論點所表達的不是斯大林個人的觀點，而是當時歐洲馬克思主義運動中最革命的一翼的觀點。
在這見再講幾句關于托洛茨基對這兩個論點的立場并不是無益的；事實上，這些立場雖然同斯大林的立場近似，還是使托洛茨基作出了迥然不同的結論。
同斯大林一樣，托洛茨基也認為在生產資料集體化或國有化之后，“再也不存在有產階級了”，因為已經沒有“私人財產”了。為了使他的觀點更加明確，托洛茨基又說，蘇聯不存在“有產階級”，因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的建立”不許可“官僚階層”支配可以作為遺產來饋贈的“有價證券”或“股票”“。葉是，他又說，“在文明社會里”，是“法律規定生產關系”，這使生產關系顯得好像是在上層建筑的范圍內，而不是同生產和再生產的社會進程中所建立起來的關系相適應的東西。
從托洛茨基那里也能找到斯大林的公式，但是，無疑是以歪曲的方式出現的。根據這個公式，無產階級的綱領應該“首先來自生產規律”，他這樣寫道，“馬克思主義來自技術的發展，作為進步的主要動力；并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建立共產主義綱領。”
這些相似之處只能使人對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分別得出的不同的結論感到更加驚異。
對斯大林來說，事實上，社會主義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后就已經基本上實現了。對托洛茨基來說，由于下述兩個主要原因而不能接受這個結論：其一，他認為不存在“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其二——這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在蘇聯“勞動效率”（即勞動生產率）太低了，所以談不上社會主義；盡管托洛茨基承認同一種法律形式的“社會內容”可以變化，但在他看來，這種“變化”并不在各種生產關系中得到反映（在托洛茨基的論述中，“生產關系”這一概念實際上是沒有的），但卻反映在“勞動效率所達到的水平”上，這就使他認為“一切社會組織的根基在于生產力”。
最后，從我們所討論的問題來看，托洛茨基的概念的特點是，他把發展生產力放在首位的論點引伸出下列兩個極端的結論：
首先，以生產力水平為依據，使托洛茨基引出“資產階級分配標準” 的概念——由于蘇聯生產力水平低而必須采用的標準，而這些標準的存在可能導致私有制的復辟。關于在國家所有制內部復辟資產階級統治的思想，也被托洛茨基含蓄地加以否定，他未能提出真正的論據來說明他的否定是正確的。
其次，托洛茨基把生產力發展的作用說得太過分，以致完全取代了階級斗爭。這就使他寫道：
“各種制度的力量和穩定性歸根結底是由勞動效率的高低來決定的。社會化的經濟正在從技術上超越資本主義，它將真正由一種可說是自動化的社會主義發展來加以保證……”
我冗長地引用托洛茨基的論述來和斯大林的論述對照，是為了指出在什么程度上——盡管他們所得出的結論不同——這兩個論點（即關于蘇聯已消滅敵對階級和生產力發展占首要地位的論點）在三十年代（一直到相當近的時期還是這樣）已成為“歐洲的馬克思主義”的“老生常談”的東西。按受了這些論點，就會阻礙用階級斗爭的觀點對社會變革進行分析。
在后面，我將根據自己的想法，試圖說明這兩個論點為什么能這樣長期地在政治思想上起作用，但是在討論這一點之前，還得對與前兩個有聯系的第三個論點再講幾句。
（3）國家的存在和剝削階級的消滅
接受關于剝削階級已消滅這個論點所帶來的難題之一是，蘇聯國家的存在不是作為一種過渡到非國家那過渡到“公社”——按照恩格斯致倍倍爾的信中所使用的、又為列寧所重復使用的名詞——的形式，而是成為這樣一種國家，它越來越脫離群眾、擁有越來越嚴守“秘密”的機構，按等級制方式進行工作，每一“級”都要從屬于“上”一級。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蘇聯國家存在的形式以及它擁有的機構的性質是成問題的。因為，歷史唯物主義者認為，這種國家只能在階級對抗的基礎上存在。這類同家機器的加強也意味著對抗的加深，隨著對抗的消失，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作為鎮壓的機關）也將消亡，國家將讓位于群眾的自治管理機構。
這個問題是斯大林提出來的，特別是在蘇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在這個報告里，斯大林引述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一個提法：
“當不再有需要加以鎮壓的社會階級的時候，當階級統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生存斗爭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產生的沖突和極端行動也隨著被消除了的時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鎮壓了，也就不再需要國家這種特殊的鎮壓力量了。”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斯大林說：“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學說的某些一般原理還有不充實和不夠的地方”。為了補充這個不足之處，斯大林提出，國家與巨大國家機器之所以需要存在，不是基于蘇聯內部的社會關系，而是由于外部原因，即資本主義的包圍。這樣，就提出了如下的論述：
“代替鎮壓職能的，是國家保護社會主義財產免受盜賊和人民財富盜竊者損害的職能。武裝保護國家以防外來侵犯的職能則完全保存著，岡此紅軍、海軍以及為逮捕和懲罰外國諜報機關派到我國來的間諜、殺人兇手和暗害分子所必需的懲罰機關和偵察機關，也都保存著。”
認為有必要擁有一個龐大的內部鎮壓的專門機構以對付外來威脅的論點，引起了理論上的困難，因為在一個原則上已沒有任何階級準備給敵人以某種協助的國家里，群眾組織本身能夠擔負起偵察“外國諜報機關派到我國來的’敵對分子的任務。因此有必要保持國家機器的論點，便遇到一個更為具體的困難（但是，只有在人們認識到鎮壓的規模時——當指的是數百萬人被逮捕。被監禁，被流放時，用這樣的詞還是不過分的——這個困難才充分暴露出來）：假如僅僅是對付“混進來”的分子以及盜賊和公有財產的盜竊者，或者是那些由于自己的“弱點”、“虛榮心”或“無氣節”而被網羅到“間諜網中”去的人，那么。如何來解釋必須采取那么多的強制措施呢？這個問題是很難用上述論點來回答的。相反，當人們不是主要地把這些事實同外國諜報機關的活動和蘇聯公民的“無氣節”相聯系，而是同既是尖銳、又是看不見的階級斗爭相聯系時，你就能更好地理解鎮壓的規模、它的形式以及所出現的矛盾。
托洛茨基也接受了階級壓迫消失的理論，和斯大林一樣，他也遇到了如何解釋國家機器存在的問題、他對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是純經濟的。他在引用恩格斯的上述提法時，突出“爭取個人生存的斗爭”這一點，由于這種斗爭在蘇聯并沒有消失，所以國家就依然存在，而且，“在美國，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基礎上……”，國家也還繼續存在。還可以補充這個古怪的細節：托洛茨基認為，“蘇維埃（確切些說，是群眾自治管理機構，即非國家——夏爾•貝特蘭）應當隨著社會組織的社會主義化而消失……”
然而，借口外來威脅和蘇聯公民“無氣節”來解釋蘇聯國家現有的形式，這樣的一個觀點也同樣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但承認了以上兩個觀點，那么，對這個觀點的性質，也不可避免要承認。
我們所作的這一回顧，一定會有助于理解為什么那些接受了前述論點的人們（而且直到最近時期，至少在歐洲，承認十月革命開創了人類歷史新紀元的人們中絕大多數也是如此）幾乎完全不可能對蘇聯社會作出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因為這種分析的實質是不忽視階級關系和階級斗爭的影響，相反，卻認為這種關系和斗爭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而這種關系在無階級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建成之前必將繼續存在。
但是，這一回顧還不足以回答如下的問題：為什么“經濟主義”觀點（上面所提到的論點是它的組成部分）能如此長久地并且還繼續在思想上發揮它固有的作用？
（一）成為問題的生產力問題占了優勢
要回答這個問題，不能忘記成為問題的生產力問題——這是“經濟主義”的一個方面——不僅在歷史上與1880至1914年的歐洲工人運動，而且還在改頭換面的形式下同俄國革命的歷史，主要是二十年代末期的歷史有著難分難解的關系，當時正是前所未有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首次嘗試。對于那些正確地把資本主義看作人剝削人的“完備”制度的大多數人來說——這個制度已經導致兩次世界大戰和無數次的小規模戰爭——這個嘗試在他們眼中所享有的威望，在某種意義上必然要歸結為與這個嘗試有關的在理論上難以解決的問題。
這里只不過解答了問題的一半，因此還應該問一下，為什么第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嘗試同我們正在討論的難以解決的中心問題之間具有這種歷史聯系？
對于問題的第二個方面，我只試圖在這篇序言中說一下答案的要點。這些要點將在本卷及以后各卷中加以發揮（尤其因為分析蘇聯社會的變化需要這樣發揮）。
1．布爾什維克黨內停止了反對“經濟主義”的斗爭
答案的第一個要點甚至要回顧到布爾什維克黨本身的思想、事實上，雖然黨的思想由于黨的革命行動和列寧所領導的對“經濟主義”的意識形態斗爭而起了深刻的變化，但還遠未消除所有的“經濟主義”觀點。隨著列寧的逝世，黨內的思想斗爭不再帶有反對“經濟主義”斗爭的特點了。
值得回憶的是，列寧使用“經濟主義”一詞是批判地指某種“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一種可以解釋整個社會變革的簡單的“經濟理論”。
這種觀點可以采取各種形式，當它未系統化之前，只能起一種比較次要的作用，而且人們也只能把它說成是一種“經濟主義的傾向”。
“經濟主義”的主要影響之一是把階級的政治斗爭說成是經濟矛盾的直接產物，因為它把生產力的發展解釋為歷史的動力。這些經濟矛盾被認為其本身將“引起”社會變革，而當“時機成熟”也會引起革命斗爭。因此工人階級看來必將自發地走向革命（而不需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個“經濟主義”觀點趨向于否定除了無產階級之外的被剝削和被壓迫階級也能夠為爭取社會主義而斗爭。
從另一個角度來分析，“經濟主義”有一種趨向于把生產力和生產的物質手段等同起來的特點，它否認主要的生產力就是生產者自己。因此，“經濟主義”認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起特殊作用的是新的生產手段和技術知識的積累，而不是勞動人民的首創精神。
“經濟主義”可以用各種不同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形式表現出來。根據階級斗爭不同的形勢，它可以表現為“右”的或“左”的（實際上它永遠是“時左時右”的）。在布爾什維克黨內，“經濟主義”曾經助長了1918年和1920至1925年期間的一些反對派的立場，其中包括一些右派特點特別明顯的工會反對派。
關于“經濟主義”的“時左時右”對布爾什維克黨內的影響，應該提一下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三人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所采取的立場，他們企圖普遍采用國家強制的方法來“直接向共產主義過渡”（這種方法包括勞動軍事化、自上而下的強加于人的紀律、國家征用和分配農產品）。這種強制被稱為“無產階級自覺遵守的紀律”，因為他們把蘇維埃國家抽象地看成“工人國家”。
這種形式的“經濟主義”把經濟的集中領導作為“共產主義”的“實質”。它可以被看作是“右”的，因為它迫使勞動人民服從強制機構。所以它似乎是在反對一種“左的經濟主義”，后者至少斷言——至少是含蓄地斷言——由于勞動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工人階級的統一以及工人階級與其他勞動階級的團結能夠“自發地”實現。實際上這兩種概念都堅決不承認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階級斗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也不承認（為了很好地進行這種斗爭）必須有一個在正確政治路線指引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第一種觀點傾向于以國家的強制方法來代替無產階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領導 ；第二種觀點則傾向于以工會組織的活動來代替這一領導。后來人們可以看到在“戰時共產上義”的末期，這兩種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曾導致某些布爾什維克主張“工會國家化”，而另一些布爾什維克則表示贊成“國家工會化”。
如果說，有必要在這里詳細地討論一下“經濟主義”，那不僅是內為它在第三國際的某些歐洲支部中起著日益增長的作用，而且也因為“經濟主義”以這種或那種形式不斷給工人運動提出新的問題。認為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政黨能“完全徹底地”清除掉“經濟主義”；那是幻想。事實上，這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馬克思主義內部的一種表現形式。這種思想的土壤就是資產階級社會關系，而這種關系只能隨著階級本身的消失而消失。
因此，反對“經濟主義”的斗爭必然是馬克思主義的活動的一部分，也是意識形態上的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馬克思和列寧在自己的著作中都進行了這種斗爭。
由于列寧采取了行動，布爾什維克黨才把“經濟主義”的一些最簡單化的形式從黨內清除掉；可是，事實上黨內“經濟主義”的各種傾向仍然很強。基于這個原因，列寧常常難以使自己的意見占上風，這也說明為什么在執行新經濟政策的方式上，在蘇聯盛行的集體化和工業化的概念上，都深刻地打上了“經濟主義”的烙印。這種觀念賦予積累以特殊的作用，并且似乎把技術置于階級之上。上述的情況只能使人們了解一部分有關建設社會主義的嘗試和“經濟主義”之間的歷史聯系。為了對這種聯系有更全面的理解；必須闡明其他兩種觀點。首先是關于“經濟主義”的社會基礎，其次是關于在執行各個五年計劃時期，曾明顯地重新采取一整套的“經濟主義”論點。
2．“經濟主義”的社會基礎
雖然不宜在這里進行一場辯論，但必須指出，“經濟主義”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內部階級斗爭的產物。如果我們忘記了這一點，就會陷入唯心主義。這就是認為“思想”與社會矛盾毫不相干，是按照其自身的運動發展，并發揮其歷史作用的。
我們首先應當指出，“經濟主義”的最早形式是在第二國際中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產生出來的，以“右”的面貌出現的經濟主義，它與黨內強大的政治和工會機構——這些機構已納入德國的國家機器——有密切關系，這個強大機構的領導人有過這種幻想：通過他們的有組織的和要求滿足切身利益的行動的不斷加強，終將為推翻資本主義創造條件。尤其因為這樣做，他們鞏固了自己在德國工人運動中的地位，而不必去冒革命行動所固有的風險，因此他們更是抱住這種幻想不放。這樣就形成了一種用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藻裝飾起來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不過這種思想意識只是在這樣的一個范圍內對整個德國工人運動產生巨大的影響，即工人運動的政治和工會機構的活動和德帝國主義的力量使工人階級中某些階層感到他們的生活條件得到改善。相反，在沙皇的俄國沒有發展合法的工人運動的條件，除了某些條件比較“優越”的階層如鐵路工人之外，孟什維克的“經濟主義’在俄國工人階級中沒有引起共鳴。
在布爾什維克黨內部，這些工會的領導人多次暴露出他們是“右的經濟主義”的主要代表，十月革命以后，在布爾什維克黨內行政官員階層，經濟、計劃和財政干部階層等等的增加，促進了新形式的“經濟主義”的發展。如同人們將看到的那樣，根據階級斗爭的形勢和一些工人階層容易成為“經濟主義”社會基礎的特點，“經濟主義”就以右的或“左”的面貌出現。
在蘇聯共產黨內這樣發展起來的“經濟主義”反過來也在一些國家的共產國際支部中引起了反響，這些國家的工人運動的發展形式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工人運動相似的。
3．“經濟主義”的論點在執行各個五年計劃期間明顯地抬頭了
上面提到的幾篇著作里已經很系統地闡述的“經濟主義”觀點的明顯的重新抬頭，應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加以探討：一方面從俄國社會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深刻演變的結果來看，另一方面從這些觀點的抬頭是和新領導人分不開的這一點來看，因為這些觀點都是斯大林提出來的。
第一個方面顯然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正是從蘇維埃俄國和布爾什維克黨在1917年10月至1929年初這段時期發生的許多變化中產生了一個先是在實踐中還很模糊、后來才得到肯定的思想，即不惜損害工農聯盟，把建設社會主義和盡快地發展生產力首先發展工業等同起來的思想。
從二十年代末期開始，當“經濟主義”的觀點正以勝利的姿態出現時，基本上未受到各種“反對派”思潮的反對。這些“反對派”的思潮只不過對有關政治上或行政上的某一項或全部的具體措施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但對這些措施所根據的總的方針政策，基本上是不反對的。甚至連布哈林也說，他對他認為是操之過急的工業化所提出的反對意見，只是為了防止產生長期的消極的經濟影響，因為他認為創建工業所花的力量實在太大。他爭辯說如果在努力發展工業的初期，推行一種規模較小的計劃，可以更快地發展成為類似那些五年計劃所要實現的那種工業化。但他對這種工業化是否符合建設社會主義的要求并不表示懷疑（但他認為從1929年起所實施的那種集體化不能在農村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的關系）。
如果認為在執行頭幾個五年計劃時贏得勝利的“經濟主義”觀點符合布爾什維克黨當時的那種強烈的傾向性是確實的話，那么，人們注意到上述的這些“經濟主義”觀點，都是斯大林明確肯定過的。因為是他肯定的，所以．這些觀點的分量就特別重了，這也是事實。這里就出現了一個人們稱之為“斯大林問題”的問題。
要談這個問題（這只能在本書的第二卷中與1924至1953年時期的分析結合起來加以真正探討），必須首先指出列寧和斯大林兩人對待黨內思想斗爭所持的態度是很不相同的。
一般說來，列寧總是把思想斗爭放在首位，他從來沒有猶豫過進行“反潮流”的斗爭，因此甚至在討論一些重大問題時，他在中央委員會內部不止一次地被列為少數派、這也說明有人把布爾什維克黨說成是“列寧主義的”黨，這是錯誤的，這個問題以后再詳細加以討論。
斯大林對自己的領導作用則有另一種看法。作為黨的代言人，他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總是首先盡力闡明黨的強烈的傾向性（到1934年這段時期尤其如此），所以，在這方面，對斯大林進行的論戰性的攻擊——認為他以“個人意志”把與黨無關的觀念“強加”于黨——是毫無根據的。相反，這些攻擊恰恰說明，斯大林對無論是根據他自己或者根據幾乎是全黨（包括那些反對某一項具體措施的大多數黨員）的觀點所采取的措施，都堅定不移地嚴格執行的。
此外，這個黨經常不斷地在起變化。1929年在黨內大規模活動的社會力量與1917年的不同。與1934年或1952年的更加不同，這種變化的本身是與蘇聯社會的變革分不開的。
可是，這也是我們必須回過來要討論的第二點。斯大林作為富有強烈的傾向性的黨的代言人，使這種傾向顯得更加重要，并果斷地加強了這種傾向性。特別是自l929年開始盛行起來的“經濟主義”觀點尤其如此。
為斯大林所肯定下來的一些觀點之所以更有分量是由于他個人的威信所造成的，這種威信主要不是——象某些人所想象那樣——與他擔任布爾什維克黨總書記有關（在這里我們必須加以解釋，而不是象有些人那樣往往把原因歸之于斯大林“個人意志方面”的奇聞軼事，即使這些軼事是真實的，也說明不了什么問題）。這種威信是由于幾乎全黨從三十年代初以來都認為斯大林作出了以下雙重特殊貢獻而樹立起來的；第一，他沒有放棄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第二，從黨的角度來看，是他制定了導致這一結果的政策，
在列寧逝世之后，當其他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準備繼續執行那種只能演變成私人資本主義的新經濟政策，或者建議實施一些不顧社會主義前途的工業化措施時，斯大林卻一再重申列寧的主張 ，重申在蘇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而不使這個建設取決于無產階級革命在歐洲或在世界其他各地贏得勝利。
斯大林采取了上述的立場，并制定了一項旨在取得合乎邏輯的結果的政策，以恢復蘇聯工人階級的信心，他給布爾什維克黨確定了與那種企圖等待過好口子來維持無產階級政權的做法不同的目標。因此，他在國內開始進行的巨大發展過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這種發展后來為保衛蘇聯的獨立和加劇帝國主義陣營的分裂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共偵蘇聯在擊敗希特勒主義的戰斗中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這個工業化的政策保護了十月革命燈塔的光輝，使它永不熄滅，并加強了世界各國人民取得斗爭勝利的信心，從而在客觀上幫助了在亞洲的中國革命取得成功。
由于斯大林宣稱有可能使蘇聯向社會主義邁進，我們可以看出他同托洛茨基的論斷相反。他是列寧的繼承人，因為列寧在許多著作中，尤其是最后的著作中，重申了這種可能性。這就是斯大林威望的源泉之一，而且這種威望是與他具體提出的觀點分不開的。事實上，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斯大林之所以能有這樣高的威望，不但是由于他本人所捍衛的那些觀點，而且也應歸功于蘇聯人民的努力、勇敢和忘我精神。由于蘇聯人民的勞動和英雄主義精神，才使蘇聯的工業建立起來了，希特勒的軍隊也被擊敗了。但是，以確定正確的目標來領導這種努力和這些斗爭的正是斯大林。
當然，生活表明，在為了達到規定的目標所應遵循的途徑或某些必須采取的具體措施方面，斯大林曾犯過嚴重的錯誤，但這些錯誤的確切性質，并不是當時馬上可以看得出來的 。況且，在二十年代末期蘇聯當時的情況和布爾什維克黨當時的處境，從歷史觀點上來看，他所犯的這些錯誤肯定是無法避免的。
他犯了一些錯誤，而且引起了嚴重的政治后果，特別是那種盲目的鎮壓，不僅打擊了社會主義的敵人，而且也打擊了人民群眾和真正的革命戰士，而那些真正的敵人反而安然無恙地漏網了。這一事實已成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典型教訓，因此它最終表明，向資本主義進攻的某些方式是不切實際的，反而鞏固了在政治和經濟機構中資產階級的地位。列寧從“戰時共產主義”的類似的但有局限性的經驗中所吸取的教訓也得到了證實。
然而，當時蘇聯在幾年內實現了規模巨大的改造——導致消滅私人資本主義和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事實，使斯大林提出的并為布爾什維克黨所支持的所有觀點具有空前的權威性。這種權威性不僅是蘇聯而且是歐洲和其他地方的革命運動的大多數人更加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4．歐洲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中的“經濟主義”
這里涉及另一個因素，它能夠說明社會主義建設的“經濟主義”的觀念在蘇聯以外同樣起作用。這個因素是：列寧在布爾什維克黨內曾經與之斗爭過的那個“經濟主義”，在第三國際歐洲各支部比在俄國支部內更具體和活躍，在歐洲．更確切地說在西歐，特別在德國和法國，“經濟主義”曾有一段漫長的歷史，這段歷史，主要從歐洲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的時候起，在很大程度上同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歷史交織在一起。“經濟主義”在歐洲的其余地區沒有象在蘇聯那樣遭到反對，由于這種情況，這就容易理解，歐洲的工人革命運動已經完全準備好要“理所當然”地接受蘇聯共產黨的“經濟主義”觀點。
今天，社會主義建設中成為問題的“經濟主義”問題已站不住腳了（至少是對它二十年代末期起所具有的那種形式），這至少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在蘇聯以外的中國革命。在中國所發生的事證明“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低”對社會關系進行社會主義變革不是一個障礙，也并不因此而“必然”要經過原始積累的方式和加劇社會不平等，等等。
中國的例子說明了沒有必要（而事實上也是危險的）強調“先”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基礎，而推遲與較高的生產力相適應的社會關系的變革。這個例子說明，上層建筑的社會主義變革，應該與生產力的發展一起進行，并且這樣的變革決定了經濟發展的真正的杜會主義性質。它還說明，當變革以這樣的方式進行時，同蘇聯的情況相反，工業化不需要提高對農業的稅收，而這種提高稅收構成對工農聯盟的威脅是嚴重的。
使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成為問題的“經濟主義”問題站不住腳的第二個原因是，這些正在爭論中的“經濟主義”觀點企圖從中得出“理所當然”的結論的那些事實已經不存在了。
事實上，當蘇聯只具有中等水平的工業，在經濟方面還很落后時，在這個國家里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和政治關系看來與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所說的社會主義相矛盾。而“經濟主義”就可以把它歸咎于蘇聯的經濟力量的薄弱，“經濟主義”的觀點使人抱有這種希望，即當蘇聯結束落后狀態時，對人民群眾言論自由的限制將被取消；收入上的不平等將縮小，少數干部和技術人員的多種特權將被取消，對社會各階層人民的壓制將不再擴大。因此，蘇聯社會的“消極”面似乎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所需要付出的代價”，似乎是“過渡的”現象，而當上述目標將要達到或接近時，這些“消極”面就會自行消失。因此，“事實”似乎“證實”了“經濟主義”觀點是有道理的，并使以階級斗爭的觀點來分析蘇聯現實顯得“沒有必要”了。然而這種分析卻能夠揭示一種國家資產階級的興起 ，這種資產階級占據了領導地位，并建立了它的統治所必須的機構。
今天，情況完全不同了。雖然仍經常遭受巨大經濟困難 ——今后還要明確地說明——蘇聯很久以來已經變成世界第二和歐洲第一的工業大國；在科學和技術的許多領域里，它處于領先的地位。此外，它和周圍的歐洲國家密切聯系在一起，它的經濟潛力也是不可忽視的。但是，“經濟主義”企圖以蘇聯的“落后狀態”來解釋的那些現象——這些現象本應具有“暫時的”性質——不但遠未消失，而且繼續存在和發展。過去產生的并被認為是當時條件和出于積累的需要“不得不”產生的特權，今天以“建設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為借口，已成為其國內社會關系的制度的正式部分。蘇共根本不去觸動這個制度，反而去加強這個制度。根本不允許蘇聯勞動者對生產資料、日常產品的使用或者對蘇共及其成員的活動進行集體監督。管理工廠的廠長同“他們的”工人只有指揮與被指揮的關系，并且只對他們的上級直接負責。農業企業實際上也是在相似的條件下經營的。在一般情況下，直接生產者沒有發言權，只有當居于他們之上的黨和國家的“上層”所擬定的決議或“動議”需要他們在形式上予以贊同時，才給他們發言權。
蘇聯企業的管理規章 越來越和“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相似，許多蘇聯的“經理”到美國和日本的管理學校（“工商管理學院”）去學習。那些被認為應該產生越來越社會主義化的社會關系，卻產生了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關系。因此，在“經濟計劃”的幌子下，資本主義的積累規律即利潤規律決定著生產資料的使用。
生產者仍舊是為使生產資料產生價值而勞動的雇傭勞動者。這些生產資料起著由國家資產階級管理的集體資本的作用。按照馬克思用來表達資產階級特點的說法，這個資產階級（如同所有資產階級一樣），構成一幫“資本的經營者”的實體。執政黨向勞動者提供的只是無限期地延續這些社會關系。實際上它就是“資本的經營者”的黨。它在對內對外方面上都起著這樣的作用。
對正視現實的人們來說，生活本身已否定了在鞏固（更應該說是發展）蘇聯的無產階級革命成果方面所抱的希望。今天，應該盡力弄懂為什么希望破滅，以便了解經過哪些演變才使蘇聯變成現在的情況。這就是本書要解決的兩個目標，由于好幾個原因，我認為確定目標是必要的。
（二）明確今天在蘇聯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的必要性及建立這些社會關系的條件
首先，還有許多人不愿意正視現實，他們繼續認為蘇聯就是社會主義。這嚴重地影響工人階級的斗爭，尤其是在工業化的國家里。事實上，在這些國家里，即使是斗爭性最強的、最堅信必須結束資本主義的勞動者也認為，蘇聯勞動人民的命運不能令人羨慕，而且還擔心——通過蘇聯的例子——這里所提出的作為代替資本主義的辦法，并不是一個真正的解決辦法。因此，那些一直聲稱把蘇聯看成“社會主義祖國”的西方共產黨領導人，同時又努力向他們國家的勞動者保證，他們所推薦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將與蘇聯的“社會主義”不同。對于“如何”和“為什么”有這個差別的解釋是很簡單的（這些解釋最多也不過是虛假的“人民心理”，諸如“法國人不是俄國人”這樣一類說法），并且和政治分析沒有任何關系。這些解釋只能說服那些本來很樂意被說服的人；對于其他人，“蘇聯=社會主義”這個方程式則起了相反的作用 。
第二個理由，最重要的是要懂得為什么蘇聯變成了今天的樣子，并且還要從蘇聯歷史的純粹“俄羅斯”面貌之外去找到解釋。 因為這個“為什么”同那些“共產”黨的“官方的馬克思主義”有著密切的關系，它們把蘇聯和社會主義等同起來。這種“馬克思主義”仍然受到第二國際“經濟主義”遺留下來的嚴重影響。
為社會主義而進行的思想斗爭中，反對“經濟主義”的斗爭總是它的一個基本方面（無論是右的或者是“左”的）。但是，正是在分析為什么蘇聯變成了今天這個樣子——一個特殊類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時候，可以明顯地看到“經濟主義”給予致力于這個演變的資產階級的社會力量的幫助，因為“經濟主義”使革命戰士迷失方向，解除了蘇聯勞動人民的思想武裝。
對蘇聯所經歷的變化和這些變化所借以發生的斗爭的分析，是最具有現實意義的分析，在這些斗爭中起作用的，正是那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著工業化國家的工人運動的觀點（在它們的“顛倒的”形式下，即在各種不同的“左”的形式下，它們也常常在工業不發達國家的工人運動中出現）。通過蘇聯的典型經驗，盡可能具體地分析這些觀點所導致的錯誤，從而得出“反面的教訓”，這將有助于那些為社會主義而斗爭的人拋棄這些觀點。
分析蘇聯的過去和現在，對修正主義黨的黨員和同情者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由于他們沒有能力去了解蘇聯的過去，他們的思想實際已經“癱瘓”。因而他們也沒有能力去了解蘇聯的現在。這種“癱瘓”的一種表現就是求助于對“個人崇拜”的空洞的公式，或者抱著這樣的一種態度，即一面與蘇聯保持一定的距離，一面不斷聲稱忠于“社會主義祖國”。
這樣的公式和態度是一個空前深刻的思想危機的標志，而這個危機可能是最終否定改良主義和修正主義做法的一次重新思考的前奏、這種思考必須通過努力了解蘇聯的過去和現在來吸取營養。可惜，人們在不同程度上被關閉在使他們看不清真實歷史的框框內、修正主義領導人顯然害怕這種思考，凡那些一開始就接受對蘇聯的具體歷史進行批判性重新思考的人，都被他們詛咒為“反蘇主義”者。這種詛咒沒有其他作用，只不過是企圖禁止修正主義黨的黨員和同情者提出本質的問題。從這些問題出發，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斗爭將可能象擺脫其他事情一樣擺脫下列三個方面：選舉主義的改良主義、所謂獨立于一切政治組織的工會斗爭、自發主義。
當然，分析蘇聯過去和現在的現實，這樣做只不過是一種能夠幫助澄清思想的因素，因而能夠間接地有助于工人運動，特別是有助于今天統治著世界大部分國家的已經僵化了的“馬克思主義”跳出它自己似乎被關在里面的那個圈子。但是，很幸運的是除此以外，還有其他的因素。
這些因素之一是資本主義本身的危機的加劇，這個危機既表現在經濟方面（以大規模的同際貨幣危機開始），也表現在思想方面（突出的是標志著工業化國家的很大一部分人民，特別是青年工人、大學生和婦女拒絕接受資本主義過去強加于他們的奴役形式）和政治方面（許多工業不發達國家里民族革命斗爭的發展）。
面對蘇聯的失敗，從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正面教材是促使人民斗爭重整旗鼓和重新制定斗爭方向的另一個因素。那里，實際生活——即由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黨領導的群眾斗爭——已經指出為什么有可能解決社會關系的社會主義改造所提出的問題，因此，馬克思列寧主義又重新朝氣蓬勃了，而且還澄清了一系列只有通過社會實踐才能解決的問題。從這方面來看，如前所述，只有今天才有可能進一步了解蘇聯演變的性質。
更確切地說，只有摒棄成為問題的“經濟主義”問題的觀點，才能懂得蘇聯的演變是階級斗爭發展的結果。布爾什維克黨沒有掌握好，甚至越來越沒有掌握好這個過程。因為它不懂得團結人民的力量，不懂得在不同的時期，對能夠支持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以及能使之中立的社會力量這三者之間劃清正確界限。因而在俄國和蘇聯繼續進行的階級斗爭中，無產階級會遭到重大的失敗。但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斗爭在繼續著，而且在一定時期內經過一些波折后——在這方面進行猜測是徒勞的——必將導致蘇維埃各共和國的勞動者重新取得政權和重新建設社會主義。
197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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