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夏紅: 我的生活之路（張晉藩口述）
時間:2006年5月25日 作者：陳夏紅 整理 來源:學術(shù)批評網(wǎng)

讀甯恩承著“九一八之夜” 

2000年我在美國翻閱《傳記文學》，其中有篇文章是1931年時任東北大學校長甯恩承寫的《九一八之夜》。在這篇文章里，甯先生以親身的經(jīng)歷會議了九一八之夜，他作為一校之長所做的一切。

當日本炮轟北大營的炮聲一響之后，他立即電詢東北軍參謀總部和省政府值班室，問發(fā)生了什么事情，對方回答說“日本炮轟北大鷹”。之后，一切信息中斷。寧先生頓時感到事態(tài)嚴重和肩上擔子的沉重。他迅速召集在校的師生員工，告訴大家，日本炮轟北大營，事態(tài)的發(fā)展很難預料。他要求住校的學生趕緊疏散，天亮之后有家的回家，有親友的就投親靠友。寧先生還讓東北大學的總務處長把保險柜打開，把所有的現(xiàn)金都分發(fā)給師生員工。這一夜，大家都是在驚恐、憤怒、憂慮不安中度過的。9月19日上午十點鐘以前，學校全部都空了。寧先生帶著總務處長在校園里巡視了一圈，然后帶著總務處長撤離了。

當時，沈陽市的街頭已經(jīng)布滿了日本兵，通往山海關(guān)的鐵路也被日本兵控制了，他只能乘車到大連，然后搭乘開往天津的客船，再到北京，找到張學良面告沈陽所發(fā)生的一切。

讀過這篇回憶文章，感到心潮澎湃，熱血沸騰，隨即寫下一首七律。詩是這樣的：
冷月霜寒壓古城，敵炮狂轟北大營；
三千倭寇兇如虎，守卒數(shù)萬各西東。
江山一夜易顏色，長使哀歌伴秋風；
讀罷痛史心猶痛，知恥而后國方興。

我為什么讀《九一八之夜》感觸這么深呢？因為我就是在九一八事件的前一年出生的。十幾年被奴役的殖民地的生活經(jīng)歷，給我留下的傷痕是永不磨滅的。記得1945年6月我哥哥——一個偽滿小學教員，因為寫了反滿抗日的文章，互相傳看，被人發(fā)覺，一天夜里十幾個警察把他抓走，說是思想犯，這在當時是死罪。此后杳無音信，直到八一五日本投降才幸運地得到釋放。少年時代的生活歷程，使我萌生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

為什么對歷史情有獨鐘？

晚清思想家龔自珍說過，“欲滅其國者，先滅其史。”對此我深有體會。九一八之后日本侵略者為了長期占領中國東北，奴化東北人民的心靈，便粗暴地篡改歷史，說：滿洲國人不是中華民族的子孫，而是日本天照大神的子孫。歷史被歪曲到這個樣子。

我父親是讀書人，我小時候，常常給我講歷史的故事，講《三國演義》、《水滸》之類。在我腦子里中國的歷史是一個樣子的，而在學校課堂上講的歷史，是另一個樣子。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懂得了一個侵略者不僅憑借武力，還要從文化上，從民族的心理上進行侵略。而這其中首要的就是篡改歷史。所以揭示歷史的真相，對于一個民族的自信心和歸屬感是太重要了。

1950年9月，調(diào)我去人民大學法律系攻讀國家與法權(quán)歷史的研究生。當時很多同學都為我惋惜，說學法理、學民法、學刑法多有意思，為什么學歷史呢？但是我都特別地高興，因為我對歷史情有獨鐘。
       
                大學時代的流亡

1945年八? 一五光復以后，我正讀初中二年級。次年考入私立東北中正大學預科。1947年又順利進了本科。1948年這個學校并入當時的國立長春大學。這里想講一講在我人生經(jīng)歷中很重要的一段，就是1948年從東北到北京的流亡學生生活。

1948年初東北解放戰(zhàn)爭迅速發(fā)展，沈陽被包圍了。學校當局提出來遷校到北平，說：到北平以后“有書讀，有飯吃”，就這樣東北大學、長春大學、長白師范學院全體學生乘美國的運輸機遷到北平。我到北平的確切時間，是1948年的5月8號。

可是到北平以后，根本沒有地方住。為了生存，我們占進了前細瓦廠胡同三號和四號。三號據(jù)說是清朝內(nèi)務府官員的院落，四號據(jù)說是梁啟超先生的公館。我們當時就住在這兩個大院里頭，一個屋子里住了幾十個同學。既沒有書讀，吃飯也很困難，靠國民黨社會局的救濟。“有書讀，有飯吃”的夢想逐漸破滅了。

更為惡劣的是，1948年7月4日的《華北日報》公布了一條消息，說北平市參議會通過了一條決議，說要對東北流亡學生進行考試，合格的編入臨時大學，不合格則編入國民黨的軍隊。顯然要把東北學生當炮灰了。這個消息一出來東北學生憤怒到了極點，第二天7月5日，組織了一次大游行，反對北平市參議會的決議，要求讀書。游行隊伍在北平市參議會（就是我們1949年以后一段時間總工會所在地）墻頭上寫上“打倒北平市土豪劣紳會”，我第一次接觸到“土豪劣紳”這個詞。之后游行隊伍向參議會的議長許惠東的住宅進發(fā)，但是當隊伍延長安街往南走的時候，國民黨的裝甲車開過來了，并且向?qū)W生開槍。7月5號天非常的熱，我們都趴在滾燙的柏油路，機槍瘋狂地掃射，路邊樹上的樹葉都震得刷刷落下。當晚東北學生的住所都被警察包圍。 “七五血案”的消息在北京市就不脛而走了。

可是7月6號的《華北日報》卻說學生里有暴徒，軍警互有傷亡。國民黨居然造謠到如此地步。從6號到8號北京的大學生分頭到東北流亡學校的駐地來慰問，了解情況。7月9號，華北學聯(lián)和東北學聯(lián)聯(lián)合舉行大游行，這次游行在地下黨的領導下組織的非常好。華北學聯(lián)在前邊，東北學聯(lián)在后邊，喊出了“槍斃許惠東，槍斃傅作義”的口號。后來知道，7月5日那天下令開槍的是國民黨的憲兵司令陳某，和許惠東無關(guān)。7月9日的大游行平安地結(jié)束。

這個事件對我的影響和教育，就是打破了對國民黨的幻想。過去東北人正統(tǒng)觀念很強，所以才會上了遷校“有書讀，有飯吃”的當。國民黨之所以把東北的學生遷徙到北平，是怕這批大學生落到共產(chǎn)黨的手里，畢竟大學生在當時來說是太少了。“七五“槍聲使東北流亡學生清醒了，對國民黨的幻想破滅了。人們開始心向著解放區(qū)。

七五事件以后，東北也組織了一些父老，來看望自己的子弟。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采取了安撫的手段，原來吃窩頭都吃不上，現(xiàn)在提供了大量的饅頭。可是等到過了九月份以后，國民黨就開始陸續(xù)抓領導學運的進步學生，真正是秋后算賬。

解放區(qū)的天是藍藍的天

1948年9月以后，我們時常一揭開被子便可以看到傳單，介紹我們到解放區(qū)華北大學去，再如“解放區(qū)的天是藍藍的天”的歌曲也可以常常聽到。

遼沈戰(zhàn)役后，我和兩個同學準備回東北解放區(qū)，當時天氣涼了，我們穿著棉袍從朝陽門奔通縣，然后坐軍車赴唐山，經(jīng)過山海關(guān)乘火車到沈陽。第一次到解放區(qū)覺得非常新鮮，無論是兒童團查路條，還是食宿上的接待，以及軍車的無償運送，都是前所未有的經(jīng)歷，油然而生親切之感。

到了沈陽以后，介紹我到東北行政學院學習。由于我在大學喜歡的是文學，對行政、經(jīng)濟感覺格格不入，所以一聽說是東北行政學院，就不想去。但我還是到那兒看了看，一看那種學習方式，大課報告、小組討論，非常不適應，于是就就等著北平解放再回北平讀書。

參加土改運動

1951年暑假參加內(nèi)蒙古地區(qū)土改，是我走上革命之路以后的第一次鍛煉。當時，人民大學進行清查反革命運動，只派少部分有培養(yǎng)前途的教師和研究生，參加西北地區(qū)的土改。我是很幸運的，參加了那次土改。

我們坐火車到綏遠，現(xiàn)在叫呼和浩特。下車的時候，立刻感到氣氛緊張，因為看到解放軍押著帶腳鐐的一隊土匪過去。我們所在的村，是土默特旗巴什板申村，是大青山下蒙漢雜居的半農(nóng)半牧區(qū)。

這個村給我最初的印象就是這個地方怎么這么黑呢？一點燈火都沒有，遠近都有狼嚎。再就是這個地方怎么這么窮呢？結(jié)過婚的婦女都沒有上衣穿。還有就是這個地方怎么這么臟呢？蒼蠅蚊子遮天蓋地，每天中午休息，都得把頭裹得緊緊的，有一點縫兒，蒼蠅就鉆進來了。

再巴什村經(jīng)歷了七十三天得土改斗爭，9月17號，我回到了學校。土改對我的鍛煉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階級立場的鍛煉，另外就是和貧下中農(nóng)的感情上的融合。我那時候年輕，做青年工作，比如培養(yǎng)積極分子發(fā)展團員等等。一入九月天氣已經(jīng)很涼了，晚上開會我和青年們共披一件虱子無數(shù)的羊皮襖。還有到貧下中農(nóng)家去吃派飯，根本沒有燈，就給你盛一勺子，那一勺子里面，什么蒼蠅的都有了。這些慢慢全都適應習慣了。

有一次省委政策研究主任到土改工作隊討論民族地區(qū)的土地政策，會后他請客買了兩只羊包餃子。那時候哪有什么調(diào)料啊，就是羊肉加一點鹽，可是那頓餃子讓你永遠忘不了，再也沒有吃過那么好的餃子了。

雖然我們沒有碰到什么階級敵人的反抗，但是，每次晚上從外邊做工作回來，一進大門的時候，特緊張，不知道門后面有沒有人埋伏，因為天太黑了。一推開睡覺的屋的門的時候，也都不敢進，因為緊張。特別那時候晚上出去，還有狼，大青山下狼太多了，有時候狼就在墻頭上站著，離你很近很近的。

土改對我來說，是一次受教育的過程，也是經(jīng)受階級斗爭鍛煉的過程。確實體驗到了農(nóng)民的階級感情及他們的生活情趣，感受是很深的。譬如在土改中間，貧下中農(nóng)高興了，也是唱歌啊，跳舞啊，載歌載舞的，什么《五哥放羊》等等，我都會唱，都是跟那些鄉(xiāng)親們學的。我現(xiàn)在還保留一張與農(nóng)會全體干部的合影照片，很珍貴的。我一直想回到這個地區(qū)去看看，前幾年內(nèi)蒙古大學副校長多次做了安排，卻始終未能成行。

邀請侯外廬先生講座

1952年夏天，我開始做教員。有一天，系主任何思敬教授讓我去請侯外廬先生來講講國家的起源問題。這看來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對我一生都有影響。在接送侯先生的車上，我體會到專家學者所以受到尊重，就在于以他的知識滋潤著青年學子。我當時研究生已經(jīng)畢業(yè)做教員了，我暗下決心一定努力學習，將來也要做侯外廬先生樣的學者和專家。那時候我剛剛22歲。這件小事對我的人生追求有著長久的影響。實際上就是一個學者的知識以及他的人格魅力，對一些年輕人的感召。
   
學生對我的保護

1966年5月文革初期，有一天《人民日報》上以一個版的篇幅，批判兩本書，一本是《科舉制度史話》，另一本是《南京史話》。《科舉制度史話》是我和財經(jīng)大學教師邱遠猷合寫的，被批判的理由是該書宣傳入黨做官論。更重要的是因為“歷史小叢書”是吳晗主編的，這就跟“三家村”掛上鉤，所以批吳晗、批“三家村”，《人民日報》順便把我們寫的“歷史小叢書”帶出來點了名了。這就等于被黨報揪出來了，當然是被批斗的對象了，至少可以說你是“三家村”的嘍羅。可是在那個瘋狂地全面批斗的時候，從來沒有人點我的名。

有一天，我從外面回來，母親告訴我，來了三個學生，讓你去一趟。這已經(jīng)是中午了，我說，“那我趕緊去好了”。母親說，“這三個學生的態(tài)度很好，說吃了飯再去也可以”。我說，“學生叫去，哪敢吃飯呢，趕緊去吧。”我就去了。后來見到這幾個同學，他們說：“張老師你怕什么？你不就那本書嗎？我們了解你。”在當時的背景下，這幾句話是多么難得，是多大的慰藉啊。

1996年在我的文集《求索集》出版的發(fā)布會上，司法部的肖揚、張耕、劉飏，最高人民法院祝銘山、馬原等領導同志都來了。我在會上談起文革這段經(jīng)歷，我說：“當時鼓勵我的同學就坐在我身邊，他就是現(xiàn)任中央軍委法制局局長的楊福坤。”文革期間同學們保護了我，給我的啟示就是只要你認真地去教書，認真地愛護學生，就會得到回報。我到法大以后，有記者采訪我問我如果再選擇職業(yè)，你會選擇什么？我說，再選擇，我還是做老師。的確看到學生的成長，看到桃李滿天下，沒有比這再欣慰的。

學習蔡元培努力辦好研究生院

1983年我到中國政法大學參與創(chuàng)辦研究生院，在研究生院院長的崗位上一直工作了11年。

在我讀書的時候，非常欽佩蔡元培“兼容并包”的辦學精神。我的才力雖遠遠不及，但卻心向往之。當時法大的教師力量不足，我便把京內(nèi)外的著名學者請來做導師。刑法請了高銘喧、王作富，民法請了佟柔，法理請了孫國華，法律思想史請了張國華，中國法制史請了王永興、曾憲義，國際法請了王鐵崖。京外的韓德培、端木正、俞明仁等等也都是我們的導師。另外，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中國法制大家瞿同祖等等，我們都請來做學術(shù)委員，參加我們的科研討論會。除此之外，實務部門的學者也都請了，由校內(nèi)外、理論部門和實踐部門相結(jié)合的導師組，承擔組織和教學任務，持續(xù)了很長時間。我校前三屆碩士畢業(yè)生都受到了名家教學的實惠。

為了建設新學科，在第一期碩士研究生中還招收了法社會學和環(huán)保法的研究生。由于政法大學缺乏這方面的師資力量，所以法社會學送到北大培養(yǎng)，環(huán)保法請了武漢大學等校外教師講課。很可惜這二個專業(yè)的招生后以師資力量不足被迫停招，否則我校法社會學和環(huán)保法也會成為中心了。

辦研究生院這一段，是我這一生中比較精彩的篇章，把我的教育理想多少實現(xiàn)了一點，在我的一生里頭，這十一年的輝煌是很難忘的。

2006年4月1日～4日、5月8日整理于昌平舒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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