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也就是1995年5月的一個上午，在海南省文聯招待所一間破敗的房間，韓少功宣布《天涯》的改版計劃：“改版后的《天涯》力圖成為一份具有道義感、人民性與創造力的文學文化刊物，致力于歷史轉型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建設。”

　　韓少功接手前的《天涯》雜志，每期只印五六百份，除去贈送交流，其余的就堆在倉庫里發霉。

　　“超豪華英雄”大聚義

　　1989年末脫去軍裝、辭去工作的張承志，成為改版之后的《天涯》首選的約稿目標。

　　那段時間，張承志一直行蹤不定，一會兒在日本，一會兒在西海固。張承志在電話里說他再也不想寫什么東西了，如果賣畫可以維持生活，他就不寫文字了。

　　新任主編蔣子丹見到張承志的時候，他正在家里大畫油畫。他手頭的油畫叫《海騷》，畫面上一匹白馬孤獨地站在巨浪翻滾的海邊，引頸長嘯。

　　“門檻一定要高，不能讓烏龜王八都進來。”看到《天涯》改版方案后，張承志對文字生涯重又動了心思，他答應為改版的《天涯》寫稿。

　　史鐵生看了約稿信之后，對“作家立場”欄目標題提出異議。他說，立場這個詞很有點扎眼，好像要督促人們表態站隊似的。史鐵生是個溫和的人，可是這一次，他對這個欄目的反感態度讓蔣子丹意外。

　　李陀同意加盟雜志，出任特約編審，這使蔣子丹喜出望外。李陀是大陸文學界公認的文學活動家，他在擔任《北京文學》副主編時，曾推出一批當時最優秀的作家，有人開玩笑稱李陀為文學“星探”。但蔣子丹見到李陀的時候，他剛從美國歸來，是一個“無業游民”。

　　1996年1月15日，改版后的《天涯》第一期面世。封面是一張幼兒的頭部特寫，幼兒的一只眼是純真無邪的孩童眼睛，另一只眼卻是成年人的冷峻深思之目。此期封面，后來有評論稱之為“厲眼童心”。

　　封面右側以醒目的紅體字打出改刊號作者的名單，那是一個超豪華明星作家陣容：張承志、史鐵生、蘇童、葉兆言、米蘭·昆德拉等數十人。

　　學者曠新年把《天涯》的改版描述為在“腐爛”中的“新生”：“《天涯》雜志盡管地處邊緣極地，但是它自誕生之日起便置身于中國社會和思想運動的中心。”

　　“路線”之爭

　　1996年第二期，《天涯》刊登了社科院文學所張寬的文章《文化新殖民的可能》。

　　學者徐友漁致電蔣子丹，批評《天涯》雜志具有反西方傾向。

　　在以后的幾年里，作為《天涯》主編，蔣子丹時常會遇到一些有關立場的詰問。最集中的一次，是1998年5月，在北京風入松書店的座談會上。北京大學哲學系的陳嘉映帶蔣子丹出席一個學術討論會。在交談中蔣子丹得知，《天涯》已被指認為“新左派”的陣地。

　　“‘新左派’這個標簽最早出現于1990年代初北京文壇某些圈子里若隱若顯的流言中。”擔任過《天涯》社長的韓少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追憶“新左”由來：“當時是指張承志、張煒以及我，當然還有別的一些作家與陳思和等批評家。這些作家和批評家因為從各自角度對文化拜金大潮持有批評，被有些人視為‘阻擋國際化和現代化’的人民公敵。當時的市場經濟已經給部分都市（與大部分鄉村關系不大）的部分階層（與城市下崗群體等關系甚少）帶來了繁榮，連結東京、漢城和新加坡的中國東南沿海發展帶已經卷入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于是在某些人看來，歷史已經終結了。據說有些人正在‘解構一切宏大敘事’，但他們在清算革命時代的罪錯之余卻在精心紡織另一個更為宏大的敘事：全球資本主義的烏托邦。似乎山姆大叔都是雷鋒，五星賓館都是延安，只要有了大把港幣和美元就成了高人一等的‘紅五類’。在一段時間里，中國的文學對這種新意識形態的大軍壓境竟然無能作出有力反應。”

　　“張承志是最先對這一切表現警覺和抵抗的作家。他從日本回國，‘祖國江山撲面而來’，這樣的句子讓我心動。他走訪窮人，捍衛弱族，痛斥新一代‘西崽’，其偏激處和不太偏激處都讓很多人不快。這時候被指為‘新左派’的人，其實還只是在道德層面表現出倉促的拒絕，多數人甚至與論敵還是自家人，還共享著許多邏輯和想象，比如大家都對市場和資本的擴張充滿著樂觀主義情緒，都多多少少深藏著一個美國式的現代化夢想。這個夢想是1980年代的果實。從1980年代過來的讀書人，都比較容易把‘現代’等同‘西方’再等同‘市場’再等同‘資本主義’再等同‘美國幸福生活’等等，剩下的事情似乎也很簡單，那就是把‘傳統’等同‘中國’再等同‘國家’再等同‘社會主義’再等同‘文革災難’等等，所謂思想解放，所謂開放改革，無非就是把后一個等式鏈刪除干凈，如此而已。”

　　汪暉的長文《論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以及現代性問題》被看成是“新左”的代表作。據說，汪暉本人一直猶豫是否應該更晚一些在國內發表這篇文章，《天涯》不惜版面發表了這篇長文。就像很多人后來所知道的，正是這一篇長文成為了后來思想文化界長達數年一場大討論的引爆點，引來了所謂“新左”對陣“新右”或曰“新自由主義”的風風雨雨。

　　“其實，《天涯》也發表過很多與‘新左派’相異或相斥的稿件：蕭功秦、汪丁丁、李澤厚、秦暉、錢永祥、馮克利等等，都各有建設性的辯難。其中任劍濤的長文《解讀新左派》至今是有關網站上的保留節目，是全面批評汪暉的重頭文字之一。朱學勤、劉軍寧的文字也被我們多次摘要轉載。有一篇檢討和諷刺美國左派群體的妙文《地下室里的西西弗斯同志》，還是我從外刊上找來專門請人譯出發表的。可惜這樣的文章還太少，更多的來稿往往是在把對手漫畫化和弱智化以后來一個武松打貓，虛報戰功，構不成真正的交鋒。我一直睜大眼睛，注意各種回應汪暉、王曉明、戴錦華、溫鐵軍、許寶強等‘新左派’的文字，想多找幾只真正的大老虎來跟他們練一練。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們并不想和一把稀泥處處當好人，更沒有挑動文人斗文人從而招徠看客坐地收銀的機謀，我們只是想讓各種思潮都在所謂‘破壞性檢驗’之下加快自己的成熟，形成真正高質量的爭鳴。這是我在編輯部經常說的話。”

　　“人的認識都是瞎子摸象，都不是絕對真理，因此無論左右都可能有膚淺之處；但只有一種膚淺的‘一言堂’肯定更糟糕。”

　　問題與主義并重

　　1990年代以來中國加速度變化的過程中，知識分子的精神活動的場域，一種情形是可以不關心這個變化，置身于事外；另外一種情形是關心這個變化，但其實是跟著這個潮流一起變化，與時俱進或者隨波逐流。在這種急劇變化的潮流中，《天涯》力圖是隨時發出提醒的聲音，一種質疑的聲音。

　　2000年前后，《天涯》與《讀書》雜志幾乎同時“發現”了一個叫溫鐵軍的學者。

　　溫鐵軍是一個“三農問題”專家，但很長一段時間比較沉默。幾乎就在同時，先是《讀書》1999年第12期發表了他的后來引起強烈反響的《世紀末的三農問題反思》，接著，《天涯》2000年第3期發表了他的《中國的人民的現代化》。溫鐵軍其實不過指出了一個基本的事實：中國還是一個農民占主體的國家，中國是一個農民大國，農民的問題，是中國第一位的問題，決定著其他的問題，制約著中國的發展。農民、農村、農業這一“三農”問題是中國的基本問題，中國存在著“人地關系高度緊張”，而這些，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他還認為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現階段“三農問題”主要表現為就業問題，所以他提出“就業主義”，而“就業主義”的實質就是：中國的現代化不是少數人的現代化，不是個別人的現代化，是人民的現代化，是整個中國的、人民的、大眾的現代化。

　　韓少功回述《天涯》對“三農問題”的關注：“我個人覺得，在總體性反思之后，在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爭論之后，在知識界高談主義、陷入名詞游戲之時，一個具體的問題生生地切進來了，這就是‘三農問題’。‘三農問題’一下子激發了興奮與思考，中國知識界也得以走出主義的圈套與誤區，開始貼近現實、貼近生活、貼近國土。‘三農問題’開始，知識界的很多討論開始進入了一種具體的、微觀的問題的討論，甚至開始進入了日常生活層面的討論。”

　　“《天涯》這本雜志，一直有自己的目標或者說是主導，就是一定要有‘問題意識’，就是說不要局限于‘主義’的討論，還要進入具體的‘問題’。這也一直是《天涯》編輯部的一個共識：問題與主義并重。光談主義，沒有問題，很可能流于空洞。比如說有一些雜志，幾乎變成了西方學術的中轉站。還有一些雜志，注重具體問題，但缺乏大的宏觀的主義的關照，就變成專談問題，沒有主義，過于瑣碎化、專業化，或者成了國策的、具體的戰略探討，沒有廣大的人文關懷，不能深入更多人的心里。”

　　從“三農問題”開始，《天涯》將具體問題深化下去。曹錦清的紀錄分析國情尤其是“三農問題”的著作《黃河邊的中國》剛出來，《天涯》就馬上組織討論。曹錦清說：你要了解中國，你就必須了解黃河。

　　2003年，人文學者王曉明到一些鄉村去考察，他看到鄉村本土文化建設被忽視，農民被客體化，農民作為主體本身的文化被忽視，寫出長文《L縣見聞》，從“三農問題”開始，《天涯》開始從宏觀整體性的討論進入了一些微觀的、具體的問題的討論。如韓德強等關于西部大開發的討論；潘維關于具體的民主制度的設計；郎咸平關于國有企業資產流失的調查報告是《天涯》2002年第一期刊發的，題目為《教會、股份制與監管》，這是揭露號稱中國最大最強的“莊家”德隆集團的文章，也是郎咸平在國內人文刊物發表的首篇文章；在2000年，《南山紀要：我們為什么談生態—環境？》在知識界引起很大反響之后，國內一些環保組織發起“保護虎跳峽”運動，《天涯》立即做出反應，全文發表了組織者的呼吁書，《天涯》是當時惟一全文刊登這份呼吁書的媒介。

　　批評家張新穎把《天涯》稱為“下降的文學，上升的雜志”，他在回溯《天涯》10年的歷程時說：“文學其實是可以下降到廣大的地面上來，不必老是懸在半空之中。”（錄入：陳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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