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文摘
《眾多中國?中國諸省的經濟多樣性》
文章從兩方面分析了中國諸省的經濟多樣性。第一部分是將中國31個大陸省份的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和其他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加以比較。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大多數發達省份和城鎮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可與瑞典和新加坡相當。但與此同時，中國最欠發達省份的生活水平與蘇丹和洪都拉斯相近。第二部分的分析結論表明，中國的經濟多樣性并非獨特現象。事實上，歐洲國家的收入多樣性程度幾乎與中國諸省相同。
《中國內外不平衡的結構性特征》
片面的經濟體制改革使通貨膨脹成為中國宏經的必然之勢。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78年后的經濟市場化與持續的國有制相互作用，促使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相幫相襯，刺激著通脹的出現。每當國有企業預算受到硬性約束時，功能混亂的金融體系就會對經濟施加通貨緊縮影響，通過控制需求總量的增長，使其小于供應總量的增加，從而令中國成為一個資本輸出國。對于中國的轉型經濟而言，不宜將價格機制作為解決所有經濟問題的唯一工具，比如在解決貿易順差問題時，建立有效的金融調節機制要比人民幣升值效果更好。
《中國城鎮老年人的貧困與艱辛》
過去30年中國在消除貧困方面成績斐然，但對老齡人口的貧困狀態卻鮮有研究，盡管其老齡化問題日益嚴峻。本文通過一組獨特的全國性數據，對2000年城鎮老齡人口（60歲以上）的貧困、權利喪失和排斥等問題進行研究。結果表明，貧困問題對于老齡人口十分重要，尤其是婦女和獨居者。作者從四個領域設立了“艱辛”指數：經濟不安全、住房、保健和社會孤立，并與生活方式和性別結合起來。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要承受更多的艱辛和孤立，而且更有可能承受兩個或更多領域的多重剝奪。最后，為驗證關于貧困的預測、使其更具說服力，作者將貧困與艱辛結合起來考察。結果表明，在相當大程度上貧困和艱辛是重合的，盡管不同方面的艱辛重合度有所不同。決定是否貧困的重要指數是是否有養老金，以及能否解決必要的醫療費用，這正是我們需要進行政策調整的領域。
《比較中國和印度經濟的可比之處》
在遙遠的過去，中國和印度都曾經因其強大和繁榮而聞名，但在最近的過去，這兩個國家的經濟陡然衰退，貧困人口數量龐大，經濟發展遲滯，淪落為邊緣經濟體。21世紀初，中印再度成為全球經濟中的新興大國。20世紀末的幾十年，這兩大經濟體都表現非凡。中國的表現尤其卓越。21世紀初，它甚至被視為未來的超級經濟大國。中國作為新興的低成本制造國，用其種類繁多的產品沖擊全球市場，同時保持高額的商品進出口，并且增長迅速。與中國相似，印度在1991年后的經濟增長可圈可點。盡管它在服務業出口方面取得成功，但其經濟運行的整體情況不如中國。本文對這兩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異同進行對比，包括它們日益提升的國際地位和全球化程度等，從中得出政策性的經驗教訓。
《亞洲崛起：和平的契機抑或戰爭的前奏》
人口統計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表明，到本世紀末，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亞洲大國將極有可能在某些重要的綜合國力指數上超過美國。這對于未來的世界政治影響深遠，但其結果并不是注定的。如能有效控制未來的權力轉移，就能繼續保持大國間的和平。但如果轉向以對抗的方式處理國家間關系，一場嚴重的全球沖突便指日可待。為避免出現最可怕的結果，決策者們有大量的事情可做。
《美國霸權和東西關系的未來》
本文認為國際政治就像各種等級制度的集合體，強調在執行霸權外交時權威角色的重要性。作者建立起這一國際關系中的等級觀后，這樣的框架又被用于分析未來的東西方關系。與崛起大國、尤其是與中國的沖突并非無法避免，這部分取決于美國的政策選擇。從長遠來看，中國將憑借其整體國際實力趕超美國。如果當前這種趨勢持續下去，而美國又試圖僅憑一己之力應對挑戰，最終只能逐漸喪失霸權地位。另一方面，通過樹立在國際體系中權威地位，美國至少可以通過統領強大的附屬國應對中國，這些追隨者又漁利于美國的領導地位。最好的結果是，美國甚至可以將中國綁在由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之中。
《中國的資產負債表:世界對于這個崛起的超級大國所應了解的內容》
中國發展成為主要的國際力量或許是21 世紀最重要的世界政治走向。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華盛頓之際出版的這本著作提供了有關中國全面而獨特的調查，深入研究這個擁有14億人口和全世界最富活力的經濟體的巨大國度。本書是美國國際與戰略研究中心和國際經濟研究所多年共同合作研究的成果，凝聚了這兩家知名智庫資深中國專家的心力。其中探討了中國發展過程中的關鍵經濟、政治、社會和安全挑戰，并提供了構想未來中國和中美關系的客觀而具建設性的戰略框架。本書將為政策制定者、學者和商界提供咨詢。
《北京大棋局：解讀中國的中亞戰略》
若想解讀中國在中亞地區的利益，必需要回到近代國家開始建立之初，可以看出這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邊疆穩定和帝國建立的進程，包括經濟、軍事和外交等部分，一直延續至今。
《誰在社會化誰？中國－東盟關系間的復雜接觸》
本文采用建構主義方法，對中國與東盟關系發展過程中的社會化進程加以研究。建構主義的研究挑戰了傳統的社會化分析，但卻疏漏了社會學習和社會轉變的過程。本文對東盟地區融合的進程進行了理論上的探索。它認為東盟國家對中國的“復雜接觸”類似于觀點上的說服工作，通過協商自愿的過程尋求共識。文章將東盟的這種特殊的接觸方式與那些更強調利誘和單邊說服戰略的方式相對比，認為方式獨特的互動有利于推動社會學習。文章著重強調了在社會學習過程中力量不對稱、不確定以及各種接觸手段（共同互動型和封閉單向型）的作用，并且要視社會化為一個涵蓋不同階段的進程。
《東盟地區論壇的建立：構建“清談社”亦或“規范策源地”？》
我們在闡述東盟地區論壇（ARF）的創建初衷時通常認為，這不過是東盟為了拉攏美國保持其在亞洲的軍事存在、同時為增進冷戰后與中國合作關系的戰術作法。這種觀點源自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本文指出這種解釋并不令人滿意，并從建構主義的角度給出了更具說服力的闡述。文章認為，東盟國家的利益和政策可以界定為亞洲安全合作的某種規范，它包括兩方面的概念要素。一方面是起源于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CSCE）的“共同安全”，這一理念強調通過多邊安全合作實現整個地區的安全。另一方面是與“東盟式外交”相關的一些外交規范，強調像東南亞國家間的那種對話和協商。今天，人們對東盟地區論壇的性質有所爭議。批評者認為它只是“清談社”，在國際安全方面未能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本文的結論是，東盟地區論壇應該是一個建立和實踐規范的機制，換言之，即“規范策源地”。
《以色列游說》
《倫敦書評》刊登了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米爾謝默與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沃特聯合執筆的《以色列游說》。本文在學術界、政策圈、媒體和博客上反響強烈，引發了一場關于以色列在美游說的激烈討論。兩位學者開篇便指出：在過去的數十年間，尤其是1967年“六日戰爭”之后，美以關系成為美國中東政策的核心。偏袒以色列與在中東推動民主進程等做法激怒了阿拉伯-伊斯蘭族群，這不僅危及了美國安全，也影響了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區的穩定。
作者指出，美國為其以色列盟友提供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和外交援助。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美國直接提供以色列的經濟和軍事援助達1400億美元，現今每年仍有30億美元，占美國全球援助的五分之一。如果按以色列的人口計算，每人每年可獲500美元的援助。然而以色列作為發達的工業國家，其富裕水平可與韓國或西班牙相比，如此力度的援助委實令人震驚。在外交方面，從1982年至今，美國因袒護以色列而在聯合國安理會32次否決遣責以色列的決議草案，超過其他四國使用否決權次數的總和。
然而，以色列的戰略價值究竟有多大呢？作者歷數以色列給美國外交政策和全球利益帶來的“麻煩”，包括美國與阿拉伯世界關系日益復雜，反恐戰爭更加艱難，以及以色列有時表現得并不像是美國的盟友。盡管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強調其國小力弱、四面楚歌，但客觀來講以色列的歷史和現狀并不能作為其享受特殊優先地位的道義基礎。實際上，以色列在中東地區擁有最強大的軍事實力；民主制度也不能成為接受如此巨額援助的理由；猶太人在紀念自己的苦難歷史時更不應給無辜的第三方，即巴勒斯坦施以新的惡行。
那么，如何解讀美國如此巨額的援助呢？那就歸功于以色列超凡的游說本領。游說團體的觸角無所不在：國會、政府、媒體、智庫。以色列游說團對主流媒體的影響力似乎相對容易。作者援引了記者奧特曼(Eric Alterman)的統計數字。后者列出了多達61位“無條件”力挺以色列的專欄作家與評論員名單，卻只找到了5位長期批評以色列或同情阿拉伯的意見領袖。這些報章在刊登批評以色列政策的觀點時，又總會用相反意見“加以平衡”。甚至是在相對獨立的高校和研究院所游說勢力也不放過，僅管在這里游說遇到了相當大的阻力。作者點到了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會（AIPAC），以AIPAC為首的猶太人游說團是擺布美國中東政策的重要力量。這些游說團雖然所向披靡，但一邊倒的中東政策不但拖累了美國國家安全，也勢必會反噬以色列的長遠利益?！ ?/p>
作者指出，那些公開質疑猶太人游說團在干預美國外交政策的人，往往會被貼上“反猶太主義”的標簽，這是游說勢力最有力的武器之一。這一點在以色列獲取美國對其反對巴勒斯坦政策的支持上尤為突出。但是，游說勢力并不止步于此，它還試圖讓美國幫助其坐穩地區霸主的位子，最近的表現即為影響美國的中東政策，企圖借美國之手打壓伊拉克、敘利亞和伊朗，實現其重主中東的宏圖。在此過程中，美國國內的新保守主義勢力亦發揮了至關重要的“里應外合”的作用。作者尖銳地指出：即使最后美國深陷中東、四面受敵，以色列也還是可以得到美國的庇護。
那么這種游說勢力能否得到遏制呢？作者認為不會，至少不會很快。因為目前游說界還未能有任何團體能與AIPAC等團體相抗衡。既然這樣，那么猶太游說的危害性將繼續存在，這將增加全世界所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巴以沖突無止無休，促使歐洲和亞洲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滋生。同時有可能導致美國進攻伊朗和敘利亞，讓美國人民面對另兩場伊拉克戰爭。在道義方面，美國在促進海外民主、尊重人權等方面難免顯得偽善，而且它關于限止大規模武器擴散方面的承諾也因承認以色列的核武庫而變得蒼白無力。
《失敗國家指數》
在民主進程向前推進的同時，世界是否更加穩定了呢？在第二份年度《失敗國家指數》（以下簡稱《指數》）報告中，《外交政策》雜志和和平基金會跟蹤考察了那些處于垮臺邊緣的國家。《指數》用12個社會、經濟、政治和軍事指數，按照應對國內暴力沖突和社會紊亂的脆弱程度，將148個國家進行排名，其中前60名刊登在《指數》上，全部排名可登陸www.foreignpolicy.com和www.fundforpeace.org。排在前10位的國家是：蘇丹、民主剛果共和國、象牙海岸、伊拉克、津巴布韋、乍得、索馬里亞、海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中國位列57位。
《指數》中的“失敗國家”是指政府不能對其領土施行有效的控制，其國民的顯著多數否認政府的合法性，政府沒有為國民提供國內安全或者基本的公共服務。上榜的絕大多數國家當前并不是失敗國家，因為指數衡量的是應對國內暴力沖突的脆弱程度。
2005年對于許多政治脆弱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是個好年頭。這一年眾多國家都經歷了選舉，其中包括許多民主程度有限的國家，如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哈薩克斯坦等。然而這些并不能確立穩定之路上，選舉只是讓那些被剝奪權利的人有機會發言，但并不一定意味著有效的政府治理。
《GOOGLE》
僅用了八年時間，GOOGLE這一互聯網的寵兒一躍成名，富甲天下。它的用戶遍及世界各個角度，這一網絡搜索引擎遂成為頗具美國特色的輝煌創業史。然而，GOOGLE也逐漸受到來自華爾街和人權組織的質疑，認為它并非如看上去那般心存善意、無處不在或是無所不能，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GOOGLE并未真正實現全球化。盡管GOOGLE已經成為數億人的網絡門戶，但它在全球范圍內仍然障礙重重。在發展中國家，只有少數富裕階層能夠接觸到網絡，而在技術先進的國家，GOOGLE又面臨那些由政府支持的新興競爭者，亞洲的競爭尤其激烈。
GOOGLE并不是下一個微軟。有人擔心GOOGLE發展如此迅速，意在取代微軟的主導地位，但他們忽略了重要的一點：微軟創業之初，并沒有面臨像今天微軟這樣強大的競爭對手。反觀GOOGLE，現在的競爭情形迫其做出高成本的決策，這無疑將挫其自身底線。
GOOGLE并非代表最強大的創新力。盡管它推出了GOOGLE DESKTOP， GOOGLE TALK， GOOGLE EARTH，而事實上它只是在排列搜索結果方面占據上風，但在推進真正的技術創新方面所做甚少。
GOOGLE未能真正做到打破成規、銳意進取，事實上作為商業經營，GOOGLE表現得相當傳統。從校園孵化到吸引投資，從雇傭經驗老道的CEO到股票上市，都與主流公司如出一轍?；蛟SGOOGLE在保護用戶隱私、稟執道義原則方面稍有領先，但最近它受到了教訓。今年早些時候它開創了GOOGLE中國，希望打入中國一億零五百萬用戶的大市場，但人權組織指責GOOGLE為迎合北京的要求而過濾一些政治敏感的搜索結果，如“民主”或“天安門廣場”等。
GOOGLE的市場地位并非牢不可捍。很明顯，GOOGLE的好日子已經過去了，不僅因為這一搜索新寵受到政府的嚴密關注，其市場收益也遭到打擊。激烈的市場競爭使其上市成本增加，邊際效益縮水，緩慢的增長率也讓華爾街倍感失望。當GOOGLE公司的觸角伸及世界各地，其“以一頂百”的發展戰略將無法適應不同的文化和現行法律體系，最終在激烈的競爭中敗下陣來。
作者大衛·韋思是《華盛頓郵報》記者，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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