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論三農(一)
生產時間與勞動時間不一致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徐全紅 2006-4-13
在研究農業問題的時候,我們很關注農業生產特點及其影響,但往往忽視了農業生產的另外一個重要特點,即農業生產時間與勞動時間不一致性,其實這一問題馬克思在其《資本論》第二卷中已作了很詳細的論述。本文認為,馬克思的相關表述對于我們如何正確認識當今中國大陸的農業問題,仍有很現實的指導意義。
在展開問題之前,讓我們先看看馬克思對生產時間和勞動時間的定義。馬克思認為:“這種由許多一次進行、相互聯系的工作日構成的工作日,我們稱作勞動時間。”(《資本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下同)257頁)生產時間,是指“資本束縛在生產領域的時間。”“勞動時間始終是生產時間”,“但反過來,資本處于生產過程的全部時間,并不因此也必然是勞動時間。”(266頁)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生產時間和勞動時間的差別在農業上特別顯著。在我們溫帶氣候條件下,土地每年長一次谷物。生產時間的縮短或延長,還要看年景的好壞而定,因此不像真正的工業那樣,可以預先準確地確定和控制。只有牛奶、干酪等副產品,可以在較短時間內繼續生產和銷售。”(268頁)按照馬克思的論述,生產時間與勞動時間不一致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生產時間與勞動時間不一致對農業生產的影響表現在農業只有和農村副業結合才能減少農業生產的損失。對此,馬克思以俄國為例進行了詳細說明:“在那里,北部一些地區,一年只有130天到150天可以進行田間勞動。可以想象,假如俄國歐洲地區的6500萬人口中,竟有5000萬人必須停止一切田間勞動的冬季的六個月或八個月無所事事,俄國將會遭受多么大的損失。除了有20萬農民在俄國的10500家工廠勞動,農村到處都發展了自己的家庭工業。有些村莊,在那里所有的農民世世代代都是織工、皮匠、鞋匠、制刀匠等;在莫斯科、弗拉基米爾、卡盧加、斯科特羅馬、彼得堡等省份,情況更是這樣。附帶說一下,這種家庭手工業已經開始為資本主義生產服務了;例如,…在這里可以看到,生產期間和勞動期間的不一致,(后者僅僅是前者的一部分)怎樣成為農業和農村副業相結合的自然基礎。”
馬克思的這些論述也很符合我國在自然經濟狀態下的農業的情況,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前,小農經濟狀態下的農業和農村手工業曾有完美的結合,但隨著市場化和工業化的展開,農村手工業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單純的農業生產使得中國大陸的農村經濟日趨凋敝,農民的貧困成為一個非常棘手的社會問題。對此,馬克思說“后來,當資本主義生產完成制造業和農業的分離時,農業工人就越來越依賴純粹帶偶然性的副業,因而它們的狀況也就惡化了。”(268——269頁)
其次,生產時間與勞動時間不一致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使得農民成為對產業資本依賴最強的人。“在農業中,既有較長的勞動時間,又有勞動時間與生產時間的巨大差別。關于這一點,霍吉斯金說得對:‘生產農產品和生產其他勞動部門的產品所需要的時間是有差別的(雖然在這里他沒有把勞動時間和生產時間區別開來)這種差別就是農民具有很大依賴性的主要原因。它們不能在不滿一年的時間內就把商品送到市場上去,在這整個期間內,他們不得不向鞋匠、裁縫、鐵匠、馬車制造匠、以及其他各種生產者,賒購他們所需要的,可以在幾天或者幾周內完成的各種產品。由于這種自然的情況,并且由于其他勞動部門的財富的增長比農業快得多,那些壟斷了全國土地的土地所有者,盡管壟斷了立法權,但仍然不能使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奴仆即租地農民擺脫成為國內依賴性最強的人的命運。’(托馬斯.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經濟學》1827年倫敦版第147頁注)”(271頁)
馬克思的這一表述告訴我們,由于農業有較長的勞動時間和很長的生產時間和兩者的不一致,使得農業生產由于資本周轉速度緩慢,利潤率遠遠低于工業生產,資本的短缺也使得農民對強大的工業資本產生依賴。這種依賴的直接后果就是農民在生產資料的購買過程中始終處于被動,沒有任何談判的時間優勢和價格優勢。這正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農民無法擺脫被“剪刀差”折磨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生產時間與勞動時間不一致對農業生產的影響表現在儲備的增加和農業生產工藝變革常常伴隨著投資的大幅度增加。
在生產儲備方面,由于農業生產時間與勞動時間不一致,使得農業生產的儲備儲備時間遠遠大于工業產業,持久的木材生產 “一次周轉需要是年到四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畜牧業也這樣。一部分牲畜群(牲畜儲備)留在生產過程中,另一部份則作為年產品出售。在這里,只有一部分資本每年周轉一次,如同固定資本——機器、役畜等等的情況完全一樣。”“這里所說的儲備,——一定量的活樹或活畜——相對地說處于生產過程中(同時作為勞動資料和勞動材料);按照它的再生產的自然條件,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必然總是有相當大一部分儲備總是在這個形式上。”另一種儲備也對周轉發生類似的影響,。它只形成可能的生產資本,但是由于經營的性質,必須有或多或少的量積累著。因此必須在較長的時間內為生產而預付,盡管它只是逐漸進入現實的生產過程。例如肥料,再運到城里之前,也屬于這一類。” (272——273頁)
“在農業中,有些方法,一方面使工資和勞動資料的支出在一年內比較均衡地分配,一方面使周轉縮短,比如進行多種作物的生產,從而能在全年獲得多種收成的情況,就是如此。但這些方法都要求增加預付在生產上的即投在工資、肥料、種子等等上的流動資本。由休閑地的三圃制改為每由休閑地的輪作制就是這樣。弗蘭德的間作制也是這樣。”(271頁)
很顯然,由于生產儲備時間的延長和儲備量的增加,不僅使得農業資本的周轉速度降低,也使得農業經營的資本量激增。同時,由于農業工藝的改變需要大量的追加投資,而農業本身有不具備資本積累的功能,產業資本不愿意介入。這就使得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和農業生產工藝的變革變得異常艱難。當我們在討論農民的保守和不思進取時,我們應該看到傳統的耕作工藝長時間沒有變化,其根本原因在于農民很難承擔這種變革的成本和風險。可以說,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資金的瓶頸已成為制約我國農業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如何把商業銀行從農村抽走的資金倒流回來,并保證新的農業資金不被抽走,成為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
第四,生產時間與勞動時間不一致對農業生產的影響還表現在農業生產過程可能伴隨著對農業資源的破壞。
我們先看看馬克思的描述:“最后,我們以造林為例。——‘木材生產,同大多數其他生產的區別主要在于:木材生產靠自然力獨自發揮作用,在天然更新的情況下,不需要人力和資本力。其次,即使是人工更新,人力和資本的支出,同自然力相比,也是很小的。此外,在不長莊稼或種莊稼實在不合算的地方,森林還是可以茂盛生長的。但是,造林要成為一種正規化的經濟,就比種莊稼需要更大的土地面積,因為面積小,就不能合理地采伐森林,幾乎不能利用副產品,森林保護就更加困難等。但是,生產過程需要很長時間,它超出私人經營的計劃范圍,有時甚至超出人的壽命期限。為購買造林用地而投下的資本,’ (在公社生產的情況下,不需要這種資本,但問題只是在于公社從耕地和牧場能抽出多少土地用于林業生產。)‘只有經過長時期之后,才會獲得有益的成果,并且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周轉。對有些種類的樹木來說,需要150年才能周轉一次。此外,持久的木材生產本身要求有一個活樹籌備,它應是年利用額的十倍到二十倍。因此,沒有別的收入,不擁有大片森林地帶的人,就不能經營正規化的林業。’(基爾霍夫,第58頁)漫長的生產時間(只包括較短的勞動時間)從而漫長的資本周轉時間,使造林不適合私人經營,因而,也不適合資本主義經營。資本主義經營本質上就是私人經營,即使由聯合的資本家代替單個資本家也是如此。文明和產業的整個發展,對森林的破壞從來就其很大作用,對比之下,對森林的養護和生產,簡直就不起作用。”(272頁)
很顯然,這些年來,我國森林、草場和其他農業資源遭到的嚴重破壞,與我們對農業的生產時間與勞動時間不一致認識不到位是有關系的。近些年,有一些學者極力鼓動這些農業資源的私有化,說明他們根本不了解這些農業資源的這一特點。解決農業資源退化的根本辦法只能是政府擔負付其應負的責任。(作者單位: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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