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中國弱勢群體
 
緣起：我為什么要寫這本書
 
沈立人 
 
垂暮之年，終于下決心要寫這本書，經(jīng)歷了一個理性與感性相互激蕩的過程，內含震驚、反思、憂患、猶豫和鎖定，有一種“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心境，夾雜著痛苦、省悟和解脫。這要首先梳理清楚，然后執(zhí)筆才有眉目。

20世紀末，我曾建議南京出版社編輯一套《中國現(xiàn)代化叢書》，得到批準，列為重點，由胡福明教授任主編，共有10本，我承擔了《鄧小平現(xiàn)代化理論與實踐》，都只印5 000本，沒有下文。接著，我想寫一本《民富論》，倒不是出于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啟發(fā)，而是追蹤形勢，小康在望，充滿著喜悅和興奮，對這個主題懷有熱烈的期待。當時，沿海幾個先發(fā)展的省市先后提出“富民”口號和規(guī)劃，學術界也有響應，如遠在黑龍江的老朋友熊映梧教授就推出了一本《中華富民論》。但是，官方的策劃比較簡單，老熊的闡述比較概括。我寫信給他，希望進一步研究下去；然而不幸的是，比我晚生兩年的他卻先我去見馬克思了。我好像拿了接力棒，并得到廣東一個出版社的預約，很快開題。原來打算寫20章，每章約1萬字，從理論到事實，從回顧到展望，從問題到對策。不久草擬了7章，到《解決溫飽、實現(xiàn)小康的回顧和總結》，就打住了，寫不下去。因為面對現(xiàn)實，出現(xiàn)了越來越多的窮人，扶貧有進展，脫貧則艱難。怎樣讓這些人，大多是我們黨的“基本群眾”，也真正富起來，共享發(fā)展成果，實在是障礙重重。與此同時，弱勢群體或困難群眾的新詞出現(xiàn)，成為熱門話題，贏得黨和政府、社會各界、媒體和學者的凝眸。我順勢轉個彎，擬寫一本關于弱勢群體的書。搜集資料，紛至沓來；寫些文章，短小為主，積數(shù)十篇。

2004年春，民主與建設出版社來信，約我寫此題材，并附了兩年前我曾寄去的一則“內容提要”。使我憶及，兩年前他們來約稿，我已有此設想。當時立題是：《弱勢群體：怎樣走出邊緣化？》，開宗明義地說：“經(jīng)濟發(fā)展，貧富分化，出現(xiàn)弱勢群體，城鎮(zhèn)下崗、失業(yè)者和相當多數(shù)的農(nóng)民處于邊緣化，成為當前社會博得朝野高度關注的一個緊迫課題。其原因有多種，其影響很深遠。處在現(xiàn)階段和轉軌（型）期，在所難免，又非適當調度不可。這有不同議論，也曾有若干對策，而事態(tài)尚在演變。進行系統(tǒng)研討，求覓可行辦法，政府有職責，學者該傾心，出版界要提供論壇。”事情正是如此，兩年過去，問題依然。要寫此書，屬于夙愿，今又得約，欣然接受。

上述的話，過于簡略，不足以表達我的整個思緒。因此，有必要加以補充，作為本書的“緣起”，也可以代替“緒論”或“自序”。

我們這一輩人，或稱舊知識分子、老知識分子和腦力勞動者，生長于舊中國、舊社會，所以先后走上革命道路，遲早參加或沒有參加共產(chǎn)黨，多多少少關心政治或投入政治斗爭，最根本的或在不同程度上，是目睹舊中國的狀況，貧富兩極分明，絕大多數(shù)人以工人、農(nóng)民為主體，千百年來陷于貧窮而無法自拔。為什么要依靠共產(chǎn)黨搞革命，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無非是要“拯生民于水火”。共和國建立了，人民站起來了；轉向建設，生活不斷改善。總體地講，老百姓富起來，天下歸心。雖然有過挫折和中斷，而進入改革開放，回歸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以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提高為起點和歸宿，大家是高興的。

但是，對于我們這些出身于非勞動人民家庭、本人成分是學生的，所謂“三門干部”，真正洞悉國情，要經(jīng)過“再教育”。這里，有必要簡述一下我的親歷。

一是對農(nóng)村和農(nóng)民，從抽象了解到實際接觸，體驗大不一樣。20世紀60年代初中期，我從機關被抽調搞農(nóng)村“四清”，在南京附近的句容縣，從扎根串連、訪貧問苦入手，第一次感悉到中國農(nóng)民的貧（窮）困（難）。不講別的，只講要求工作隊員與貧下中農(nóng)同吃同住：吃的是一天兩餐，稀粥為主，伴以雜糧，副食是咸菜和蘿卜干；住的多數(shù)是茅草房，“廳堂”也是泥地，睡鋪靠稻草墊底。連同“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辛苦勞動，短短幾個月，由衷而生了自慚甚至自責，省悟到為人民服務就是要使廣大農(nóng)民脫離貧困。經(jīng)過“文革”，下放農(nóng)村，我提出去蘇北的困難地區(qū)，到了老區(qū)泗陽的邊緣社隊。那里也是一天兩餐，玉米糊加山芋干；穿的衣服不少是一件兩用，秋冬把棉絮塞進去，春夏把棉絮抽出來；我們每餐有青菜、蘿卜或加豆腐，他們就羨慕地說“天天在過年了”；見到橡膠套鞋，當是“皮鞋”，城里人才有。耳濡目染，我督促自己成為“重農(nóng)學派”，并對梁漱溟先生懷著深深的敬意。

二是對城鎮(zhèn)居民即市民，從前和后來，理解也有不同。本來，在平均主義制度下，大家按糧票、布證生活，彼此過著不相上下的低水平生活，無怨無悔，有也不大。改革開放后，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出現(xiàn)了“萬元戶”；大家心安，認為“有為者，亦若是”，機會是平等的。再后來，“萬元戶”上升了，雖來源不同，有的不明，還能相忍為安；但是，有人下崗、失業(yè)，各家難免有親朋在內，訴苦之聲就不絕于耳。有一年國慶前后，我在等公交車，發(fā)現(xiàn)車站附近一位老太婆坐地上，面前放著10多把折扇；問她，原來是賣的，再問為什么，答“兒子下崗了，只能做做這個小生意”；我向她買了10把，每把2元，不能解決什么問題。又一次在朝天宮，看一伙退休老人下棋，一個嘆口氣說“媳婦下崗了，上了前線”，另一個也搖搖頭說“女兒也下崗了，也上了前線”；問什么是“上前線”，原來當了“三陪小姐”，使我大吃一驚，心痛不已。城市有這樣的人，出這樣的“下策”，無論如何在意料之外，不僅使人同情，更是憐憫萬分，欲哭無淚。

現(xiàn)實的多樣化，遠遠不止這些。后來到西北和西南，從農(nóng)村到城市，所見所聞，愈加嚴峻。就在沿海地區(qū)，經(jīng)濟發(fā)展，顯得繁榮，而豪華背后，仍有凄涼。這幾年搞城市化，高樓林立，廣場開闊，海外親友來訪，認為不亞歐美。但是，他們也看到省、市政府門前有人排隊或靜坐，問是什么，只能搪塞。實際上是另外情況。一次，我見到有幾十人跪在那里，后來一問，是拆遷戶，為什么上訪，有人說，本來開個夫妻老婆店，響應拆墻營業(yè)，可維生計；現(xiàn)在要拆，遷往城外，不宜開店了，補貼也不夠，連裝修至少要賠10萬元以上，借貸無門  
。過幾天，正好開“高層論壇”，省、市有主要負責人聽取學者咨詢建議；我離開主題，直奔此事，順便提到整頓市容的踢翻和沒收無證小販的籃子和秤；哪知引起反感，下一天報紙載市領導發(fā)話：“拆遷有阻力，堅決要排除，寧可失去一些選票”，我知道白說了；又哪知不久，發(fā)生拆遷戶自焚之事，才有所轉折，出臺了拆遷辦法。另一次，有親戚告訴我：公有企業(yè)轉制后，處理大批職工，有早退、內退，更多的是“買斷”，就是按照工齡給些錢，從一二萬元到三萬多元，斬斷與企業(yè)的關聯(lián)，要自謀生計。這是又一種下崗、失業(yè)，人數(shù)較多，困難較大，不少也上訪了；我寫內參稿，居然刊印了，但是未聞行動，可能只是“知道了”。

并不否認，這幾年來，黨和政府對弱勢群體的關注不斷加強，并制定、采取和實施了一系列對策，獲得了積極效應。有人說，新一屆領導的新政之一是更加向弱者傾斜，這是“以人為本”的重點和底線；也可以理解，這是適應了地區(qū)、部門和人群之間收入分配的差距擴大以致弱者浮出而該盡一切努力給以調解的需要。如科學發(fā)展觀的提出，包括城鄉(xiāng)、地區(qū)、經(jīng)濟和社會之間的統(tǒng)籌協(xié)調，無不與之有關。扶貧始終未懈，貧困縣和貧困戶明顯減少。“三農(nóng)”問題列為重中之重，當然又是難中之難，核心在增加農(nóng)民收入，尋找了許多辦法，有的開始見效。就業(yè)作為人生之本，同時在城市工作中處于突出位置；并且大力推行社會保障體系的構建，覆蓋面漸漸擴大，進而向農(nóng)民延伸。這都表明，弱勢群體是全黨和全民的扶助對象，體現(xiàn)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和優(yōu)越性。

但是另一方面，與形勢的艱巨性及其走向相對照，已有的行動和認識還嫌不夠。同時，人們也常聽到又一種聲音，不盡和諧。大概在2002年，一份報紙理論版約我寫一則為弱勢群體呼吁的文章；寫了后未能發(fā)，據(jù)告，不再用“弱勢群體”的名詞，在此前后的扶貧工作會議上只有“困難群眾”字樣。這是一次誤識，因為既是客觀存在，不少人在其中，稱謂已無所謂，集群為體不見得有害，泛稱群眾不見得有利。至今，大家仍是照用弱勢群體，覺得這更確切。特別是以扶貧為己任的有些部門，往往夸大成績，諱言問題，繼續(xù)保留“報喜不報憂”的惡習。總是強調就業(yè)和再就業(yè)取得多大成就，盡量回避登記失業(yè)率在上升，更不觸及隱性失業(yè)了。對基尼系數(shù)的評估也一樣，常是吞吞吐吐。這就引起社會的疑慮。因此，進一步面對弱勢群體這個社會問題，擺出事實，分析義理，引起各級政府和社會的正視和重視，決不能掉以輕心，這對更好地解決問題、克服難點、鈍化矛盾，應當是必要的、有益的。

也不否認，較多年來，理論界特別是經(jīng)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對弱勢群體的問題傾注了心力，有不少研討成果，對問題的處理和解決作出了貢獻。在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的大量論述和對策建議外，有相當人數(shù)關心分配、收入和人民福利，既引入外論，又輸入己見，有的不同凡響，頗具中國特色。老一輩的，如馮蘭瑞、趙人偉等教授，較早以此題為重點，屢見真知；中青一輩，如胡鞍鋼、朱玲到秦暉、楊帆，都把理論和實際結合起來，析其根源，覓其出路。尤其在“三農(nóng)”問題上，從杜潤生、吳象、陸學藝到陳錫文、溫鐵軍，孜孜以求，呼聲響亮。還有小說，如軍旅作家閻連科的《受活》。這些是隨便舉例，不全，并且沒有包括來自基層的實際工作者和轉化為理論工作者如李昌平。更要提到，如盧周來寫出《窮人經(jīng)濟學》，自成一家。所謂“造輿論”，他們盡心竭力，對政府和社會的重視和設法解決此一問題，功不可沒，堪垂青史。

但是另一方面，與上述不無分歧的，也有另一種聲音，很不協(xié)調。如對貧富差距的擴大，有人總肯定是必然的經(jīng)濟、社會和歷史現(xiàn)象，還將持續(xù)和擴大，叫人們不要大驚小怪。在眾多學者中，有相當一部分，熱衷于為企業(yè)家獻計獻策，這不是不應該；只是相對而言，對藍領和無領者則十分冷淡，幾乎完全置之腦后。尤其是有人參與了某些先得利益集團，或其子女親友下了海、發(fā)了財，或者本人擔任了實際上不獨立的獨立董事，屁股指揮腦袋，利欲支配靈魂，臉色和聲調都變了，揚言富人嫌少、房價嫌低，對公私企業(yè)中職工權益的缺失，如加班加點不給工資和不繳社保基金，認為是有利于中國資本的原始積累，無傷大雅。在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上，更是一味崇尚新自由主義，鼓吹效率優(yōu)先，把蛋糕做大；至于做大后怎樣分割，卻放言講了公平不利于提高效率，把兩者絕對地對立起來。

兩種聲音，兩種主張，兩種做法，彼此沖突和消長。連是否要有一個平衡點，也有不同的看法和想法。我們該聽誰的？不能取決于哪種聲音洪亮，就臣服于誰。這里，聽上邊的和下邊的，常有參差；或者聽多數(shù)的和少數(shù)的，出入很大。我在調查中，聽了不同層次的干部介紹，再找群眾聊聊，每有針尖對麥芒的異見。再三權衡，認定應該多聽下邊的、多數(shù)的即群眾的話，雖然他們說的不系統(tǒng)，零零碎碎；缺乏理論，只是現(xiàn)象；有人會編順口溜，帶有牢騷、埋怨和憤怒。但是相對而言，他們說的是老實話、太上老君的真言。聽多了，亦被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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