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寫于1923年1月的《論我國革命》，是對俄國能否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幾次論爭的科學總結，也是對機會主義者及其庸俗生產力論的徹底清算。在世界社會主義處于低潮的今天，有人宣揚落后國家不能進入社會主義，固屬老調重彈，如何認識我國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卻也歧見復起。重溫列寧這篇凝聚畢生經驗和智慧的文獻，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否定俄國革命的要害——庸俗生產力論

    蘇漢諾夫的《革命札記》詆毀十月革命，說落后的俄國走向社會主義，是頭腦產生混亂的想法。列寧從評這本書入手，直指俄國所有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其中如普列漢諾夫從1917年4月起，就罵列寧提出由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是“講夢話”，是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跳躍”，聲稱“俄國歷史還沒有磨好將來要用它烤成社會主義餡餅的那種面粉”，“無產階級專政只有在雇傭工人構成居民的多數時才是可能的”，因此“還要經歷相當長的資本主義發展時期”，由資本家“發展生產力”?？即幕?918年詛咒十月革命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好像一個瘋狂的孕婦猛跳而引起“早產”，這樣的孩子“是活不成的”。他甚至把第二國際的背叛也歸咎于生產力，說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下，再沒有別的辦法可想；而只要生產力大發展，社會革命就自然到來。

    列寧透過對俄國革命的各種責難，例如沒有“經濟前提”和“文化水平”不夠等等，抓住論敵的要害：“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高度”。后來，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中，把這種認為革命只能在工業比較發達、無產階級占多數、文化水平較高、民主成分較多的地方開始的觀點，稱之為“庸俗化了的所謂‘生產力’論”。

    列寧對庸俗生產力論作了深刻的批駁。在《論我國革命》中，他一方面指出，“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同時又指出：“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

    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擺出“權威”架子，說列寧的看法同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不懂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云云。因此，為了掌握問題的真諦，必須進一步了解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有關論述。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他在《資本論》中提出：“一定的歷史形式達到一定的成熟階段就會被拋棄，并讓位給較高級的形式”。列寧把走向社會主義的經濟文化前提定位于“一定”程度，完全符合馬克思的經典論斷，是它的繼承和發展。

                            庸俗生產力論錯在哪里？

    社會革命所需的經濟或生產力條件，馬列為什么都說“一定”的發展或成熟而不說“最”發展或“最”成熟？庸俗生產力論是從哪里開始錯的？

    首先，馬列鑒于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性，從來反對給各國革命發動的條件和進程規定統一的水平和共同的時間，認為這不僅無法計量，而且等于自殺。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用一個想當然的經濟文化水平，作為衡量各國是否應當發生革命的標準，不過是他們束縛各國無產階級手腳，阻撓社會革命的借口。

    其次，馬列思考社會主義革命是從世界資本主義的整體發展程度出發，而不囿于一國的生產力狀況。《德意志意識形態》說共產主義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系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但“不一定非要等到這種矛盾在某一國家發展到極端尖銳的地步，才導致這個國家內發生沖突”?！顿Y本論》宣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后又提出“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斗ǖ罗r民問題》還說：“假如我們不得不等到資本主義生產到處都發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個小手工業者和最后一個小農都變成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犧牲品以后，再來實現這個改造，那對我們可就太糟了”。列寧進而論證社會主義革命可能首先從帝國主義鏈條的薄弱環節突破。他們都辯證地看待整體與局部、一般與個別的關系，著眼于國際的互相補充和團結協作，強調對落后國家的無產階級必須支援并寄予期望。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則頑固地堅持西方中心論，認為只有少數發達國家具備革命條件，而把大多數國家和民族拒斥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之外。

    再次，馬列認為革命除了要有物質前提，還要具備革命形勢和主觀力量。英國是資本的首都，1848年歐洲革命競首先爆發在法國，主要原因之一是英國這個剝削全世界的“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用超額利潤培養工人貴族，推行社會改良，使“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因此英國人盡管擁有進行社會革命的一切經濟條件，卻缺乏斗爭的精神和革命的熱情。恩格斯晚年指出，英國的階級斗爭“是在大工業的發展時期比較劇烈，而恰好是在英國工業無可爭辯地在世界上占據統治地位的時候沉寂下去的”。他預測德國和美國也會這樣。這些帶規律性的總結，對我們破解“國家越發達，革命越沉寂”的當今之謎仍大有教益。馬恩從不認為階級斗爭和革命形勢的發展同社會的生產力水平成正比，更無最發達的國家最先革命之說。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迂腐地計算一個國家工業和工人所占的百分比，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還把只有無產階級成為居民中的“大多數”才能革命說成是馬恩的觀點。他們以不夠“大多數”為由，不準比較落后的國家革命；又使發達國家的工人以為占了“大多數”，天上就會掉社會主義餡餅。總之是不能革命，不要革命。

    最后，馬列區分革命的“發生”，“開始”和革命的“實現”、“完成”，兩者對生產力的要求不是同一程度，而是相差甚大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就可開始革命，走向社會主義，但奪取政權后必須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共產主義則是“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沒有全人類的解放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的充分涌流，是不可能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原則的。也正由于這樣，列寧清醒地看到比較落后國家開始革命比較容易，進行到底就比較困難。而發達國家“開始革命十分困難，但要繼續下去卻非常容易”。第二國際混淆這個至關重要的區別，使比較落后的國家望而卻步，不敢開始革命，而奪取政權后又容易把“開始”當“實現”，對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性、艱巨性和長期性估計不足。這都會對社會主義事業造成損失。

    總之，唯物史觀認為一切歷史沖突和社會革命都根源于生產力同生產關系的矛盾。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脫離生產關系和勞動者講生產力，脫離生產力性質講生產力水平，脫離發生革命的“總的合力”講生產力對革命的決定性作用，用一個主觀設定的、模糊不清的生產力水平去束縛不同國家千變萬化的革命。這種庸俗生產力論，不過是恩格斯批判過的把經濟因素這個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性因素歪曲為“唯一決定性的因素”的錯誤理論的翻版，不過更加片面和拙劣罷了。

                        從世情和國情論證俄國革命的必然

    《論我國革命》進一步從世情和國情兩方面論證俄國革命的必然，揭露庸俗生產力論的荒謬。列寧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使當時成為帝國主義各種矛盾的集合點的俄國陷于“毫無出路的處境”，造成了革命形勢，只有社會主義能拯救俄國。介于西方和東方之間的俄國不夠發達，比較落后。但有大戰中加速發展了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又有馬克思曾希望的農民戰爭同工人運動的聯合，形成了克敵制勝的“大多數”。在這種主客觀條件齊備的情勢下，列寧一再提出“為什么不能首先”發動革命，走向社會主義呢？
    首先用革命手段驅逐地主和資本家，創造發展經濟和文化的條件，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列寧總結的這條先革命后趕上的發展道路，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主張的生產力發展后社會主義“自然到來” 的庸俗生產力論是截然對立的。前者著眼于生產關系、上層建筑變革后對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的巨大作用，堅持辯證唯物論；后者則崇拜自發性，源于自發論。列寧總結的這條發展道路沒有改變世界歷史發展的總路線、總進程，只是通常的歷史順序的某種變通，表現了比較落后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特殊性。庸俗生產力論者則根本不相信這個真理，即“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也列寧總結的這條發展道路使俄國不到  20年就建立了先進的社會制度，并在經濟上躍居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使《資本論》序言中預言的“社會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可以“縮短妊娠期和減輕分娩的痛苦”得到光輝的實現，顯示了新生社會主義的后發優勢。庸俗生產力論則把第二國際引上背叛社會主義的破產道路，并使爾后的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政黨陷于社會改良主義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毛澤東總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和蘇聯中國的經驗，提出“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這個論述為我們徹底清算庸俗生產力論增添了銳利武器。

                      庸俗生產力論者的階級特性和思想特點

    《論我國革命》從開篇到結尾都談到蘇漢諾夫們的階級特性和思想特點。這些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改良主義者怯懦地惟恐離開資產階級一步，更怕跟資產階級決裂，認為資產階級關系是“不可逾越的極限”。加之巴黎公社失敗后的長期和平發展，議會競選中多數派執政，德國社會民主黨選票大增，在這種情況下，有人幻想通過獲得多數票“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這些特殊歷史環境使他們一葉障目，“只看到過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在西歐的發展這條固定道路”，自然對資本主義溫情脈脈，輕車熟路，對社會革命格格不入，視為畏途。

    他們自稱馬克思主義者，卻迂腐至極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一竅不通，更害怕投入真正的戰斗。列寧早已揭露他們既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抹殺它的革命靈魂，又反過來攻擊“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庸俗生產力論正是這樣從照搬西歐發展道路的西教條，成為反對俄國和東方革命的大棒的。

                          反對庸俗生產力論的現實意義

    鄧小平說：“列寧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產力論時講，落后的國家也可以搞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也是反對庸俗的生產力論”。這深刻揭示了反對庸俗生產力論的現實意義。比俄國更落后的中國，是從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而且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但決不能否認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早在1981年《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就針對否定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的論調，明確指出：“盡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但是毫無疑問，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任何否認這個基本事實的觀點都是錯誤的。”后來，這些已寫入黨章和憲法，并經實踐證明其正確。但是，在蘇東劇變前后，“原罪”論、“災難”論、“超越”論、“民粹”論又甚囂塵上，這些論調否認我國從 1956年起已進入社會主義，要“堂堂正正”搞新民主主義，同資本主義“全面接軌”。最近，有人公然提出，要“把中國21世紀頭20年的總任務定為‘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新民主主義的由來和歷史命運——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三次思想交鋒》，《炎黃春秋》2004年第12期）這些論調無不閃現著庸俗生產力論的幽靈，具有列寧說的那種階級特性和思想特點：當“談到不可能實行社會主義時，總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同列寧當年批判的庸俗生產力論相比，它們除了個人情欲和陳腐偏見，已沒有什么新東西。如有差異，便是前者還拐彎抹角地反對社會主義，羞羞答答地維護資本主義，后者則肆意攻擊社會主義革命，公開鼓吹走回頭路。這就清楚地表明：兩條發展道路的較量仍在繼續，并更為復雜和嚴峻。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牢記“社會主義永遠不會在一帆風順的情況下建立起來”?！安徽撚卸嗝创蟮睦щy，也要拉著車子前進，上山，而不讓車子后退滾下山來”。

    （《環球視野》摘自2006年第2期《中華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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