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題目可能令人詫異，因為至今為止未曾見過同一題目的文章。但這絕非標奇立異，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看法——或者說馬克思的中國觀和中國人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人類學研究和東方社會研究領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曾踏上中國的土地半步，但他們終其一生對中國都關注，這不僅從保留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十余篇重要的有關中國的專論、專評和專述中可以看出，而且從這兩位革命導師有關中國的零散議論和“只言片語”中也可“管中窺豹，略見一斑”。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如何認識中國、如何看待中國人呢？這是一個較為矛盾的問題，一方面，在這兩位偉人的眼中，當時的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素質大致就是那個樣子，任何一位西方人都不敢恭維；另一方面，對中國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真誠期待充盈于兩位偉人的胸襟之中。

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于中國人的用詞有時過于刺目，作為一種價值判斷令今天的中國讀者難以接受。但是如果我們借用這兩位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深邃目光來反觀自身，對于正致力于現代化建設的中國社會和已遍及世界各地的中國人來說卻不無裨益。

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屢屢稱中國為“天朝帝國”，說它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塊“活的化石”，是“僵死不動的東西”，不僅“幾千年來都沒有進步”，而且“習慣于靠無知來保證不受物的侵犯、世界的侵犯”。中國的社會制度稱為“腐朽的半文明制度”，中國人被稱為“半野蠻人”、“野蠻人”、“陳腐世界的代表”和“宗法的騙子”，等等。馬克思與恩格斯對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這種看法用語偏激而尖刻，實際上卻入木三分，頗能揭示19世紀處于衰敗深淵里的中國社會的沉疴垢弊，不無正確之處。

馬恩一生都沒有去過中國，也沒有跟中國人直接打過交道，他們對中國人的看法究竟緣何而來？

馬克思和恩格斯出生于19世紀上半葉，這個時期歐洲思想界恰好經歷了長達二百年的“中國熱”，“中國”一詞已為歐洲主流思想界耳熟能詳。尤其在德國，從萊布尼茨和沃爾弗到康德和黑格爾，走過了一個對中國從崇敬頌揚到批判反思的歷程。如果說當年萊布尼茨學派對中國持褒獎態度的話，那么，馬克思青年時代所崇拜的思想導師黑格爾則對中國進行了辛酸的嘲諷和嚴厲的批判，馬恩正是在這種氛圍下認識中國的。黑格爾說中國很早就已經達到了現在這個發展水平，但幾千年來卻停滯不前，“……無從發生任何變化，一種終古如此的固定的東西代替了一種真正的歷史的東西。”[1]馬克思和恩格斯也說中國是“活化石”、“木乃伊”、“僵死不動的東西”，顯然跟黑格爾的觀點如出一轍。我們的研究還發現，馬克思和恩格斯除從同時代人的著述中獲得有關中國的知識之外，歐洲18世紀的思想家乃至古代的先賢們有關東方社會的見解對他們也發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作用。

在歐洲，一般認為最早論及東方人的是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學》中說：“亞細亞的人民多擅長機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熱忱不足；因此，他們常常屈從于人而為臣民，甚至淪為奴隸。”[2]實際上，亞里士多德對亞洲人的籠統評價是從早他一個多世紀的希臘醫圣希伯克拉底那里來的。《希伯克拉底全集》中這樣寫道：“亞洲人較歐洲人精神卑弱，性情溫和，怯于戰斗。”[3]這種觀點在歐洲流傳了二千多年，如17世紀被派到中國來的俄國使節、羅馬尼亞人米列斯庫在其《中國漫記》一書中就以見證者的口吻說中國男人打起仗來“勇如婦孺，怯如走兔”，“比起我們歐洲人，中國人之勇敢猶如婦女在男子面前所顯示的。”[4]后來德國大哲學家康德對中國人也有類似的評價。可見，歐洲人對中國人的看法在雙方直接交往匱乏之時，乃是世代傳承、相互影響的。

需要指出的是，所有這些都沒有改變19世紀之前歐洲人對中國的尊崇。如米列斯庫在指出中國男人缺乏勇敢精神時，又贊揚中國人的聰明機智。他寫道：“至于聰明才智，中國人遠在歐洲之上，他們頭腦敏銳，遠非我們所能比”[5]，這里不難發現亞里士多德的影子。根據西方歷史學家的記載，早在希臘、羅馬時代，歐洲的貴族就開始熱衷于穿中國的絲綢織品了，公元前一世紀的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把當時東方的中國稱為“絲國”（Seres），即“生產絲綢的國家”，這個名字在歐洲經羅馬人一直延用到中世紀。13世紀中國元朝時期，法國方濟各會會士羅伯魯克（G·de Rubrouck）受法王派遣出使蒙古，回去寫了一本《東游錄》，羅伯魯克明確指出當時被西方人稱做“契丹”的民族就是“古代絲國人”。他還指出契丹國內有許多省，大部分沒有臣服于蒙古。它們和印度之間隔著海洋。契丹人身材矮小，語帶鼻音，和其他東方人一樣長著小眼睛。他們是各種工藝的能工巧匠，他們的醫師很熟悉草藥的性能，熟練地按脈診斷。[6]元朝時期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寫的《馬可·波羅游記》在歐洲人面前具體描述了中國人的長相和風貌，這引起了西方人對中國的濃烈興趣。當通往東方的新航路開辟后，大批西方傳教士、商人、探險家和旅行家紛紛來到中國，將他們在中國的所見所聞用書信等形式介紹到西方，從而掀起了16—18世紀風靡歐洲的“中國熱”，歐洲從此真正開始了解和認識中國了。

18世紀以前的歐洲思想家大都對中國持羨幕態度，認為中國是一個古老的、獨具特色的、其文明程度超過歐洲的東方帝國，企望從中國文明中吸取養料。由于18世紀的歐洲發生了歷史性的社會變革，資產階級革命獲得了成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正式馳入了歷史軌道，再加上中國國勢日衰，兩次鴉片戰爭后逐漸淪為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半殖民地，從而使中國在歐洲人心目中的形象發生了逆轉。自18世紀起就有一些著名思想家開始批判中國，至19世紀的歐洲思想家幾乎一無例外地是歐洲中心主義者，黑格爾被認為是其精神代表。由于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出身于黑格爾學派，因此他們的中國觀和對中國人的看法明顯受到黑格爾本人和黑格爾時代的影響。

二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寫道：“中國純粹建筑在這一種道德的結合上，國家的特性便是客觀的‘家庭孝敬’。中國人把自己看作是屬于他們家庭的，而同時又是國家的兒女。在家庭之內，他們不是人格，因為他們在里面生活的那個團結的單位，乃是血統關系和天然義務。在國家之內，他們一樣缺少獨立人格；因為國家內大家長的關系最為顯著，皇帝猶如嚴父，為政府的基礎，治理國家的一切部門。”[7]由此而知，黑格爾眼中的中國人除皇帝外都是沒有個性沒有自由的，這種觀點影響了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在內的青年黑格爾派。

細究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的中國人，大體上可分為六種：孔子、中國皇帝、中國官吏、中國戰士、中國農民和中國苦力。

馬恩提到過孔夫子，跟當時歐洲人的習慣一樣，他們常直呼孔子為“中國人”。值得注意的是，馬恩全集中每出現孔子時，總是跟哥達畢拉斯、瑣羅亞斯德等古代東西方的大哲相提并論。如1842年馬克思寫道：“深刻理解統計的意義的《國家報》，不僅把自己同中國人（孔夫子——引者注）并列，不僅同宇宙的統計學家畢達哥拉斯并列，它并且表明，那位想用數字來表示動物界的一切異同的現代偉大的自然哲學家（羅侖茲·奧肯——編者注）對它也有影響。”[7]他還提到了孔子與《周易》的關系，如，“書報檢查官涂改時畫的叉叉杠桿之對出版物，正如中國人（孔夫子——引者注）的直線——八卦——之對思維。檢查官的八卦是著作的各種范疇；而范疇，大家知道，這是多樣的內容中本質的典型的東西。”[8]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了法國人卡貝的一句話：“請聽！我不來對你們談及許多實行財產共有制的古代民族！也不來談及希伯來人……萊喀古士和畢達哥拉斯……孔夫子和瑣羅斯德，最后兩人之中，前者在中國宣布了這個原則（共產主義原則——引者注），后者在波斯宣布了這個原則。”[9]馬恩還批判青年黑格爾派施蒂納認為“完善的中國人才是共產主義者”的觀點[10]。馬恩雖然缺少黑格爾那種明確貶低孔子的言論，但在他們的心目中，孔子顯然是古代中國人的精神代表。

馬克思給予了中國皇帝以某種特殊的敬重，認為中國皇帝是天朝帝國“唯一的政治人物”，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通常被尊為全國的君父”，是最“高貴的中國人”。他的大女兒小燕妮在家中有兩個綽號，一曰“中國皇帝”，二曰“高貴的中國人”。[11]他的小女兒愛琳娜在家里也被戲稱為“中國皇太子古古”。[12]馬克思為自己兩個心愛的女兒都起了跟中國皇帝有關的綽號，這至少不應該從貶義上去理解。就像今天有的父親為自己性格崛強的兒子起個“小布什”的綽號以做戲稱，但絕對不會把他的兒子叫做“本·拉登”的。

馬克思對中國皇帝的態度明顯承襲了黑格爾。在黑格爾那里，中國皇帝一直受到尊崇般地評價，這跟清朝康熙皇帝在當時的歐洲受到廣泛好評、中國被認為是“哲學家做王”的國度有關。黑格爾說：“天子應該享有最高度的崇敬。他因為地位的關系，不得不親自處理政事；雖然有司法衙門的幫助，他必須親自知道并且指導全國的立法事務。”“天子是一國之主，所以他們的行為舉止都應該做老百姓的榜樣……因此，中國能夠得到最偉大、最優秀的執政者。‘所羅門的智慧’這句話可以用在他們身上……關于君主和君主教育的理想不知有多少，這一切理想都在中國實現了。”“天子的行為舉止，據說是最高度地簡單、自然、高貴和近于人情的。他在言行上都沒有一種驕傲的沉默或者可憎的自大，他在生活中，時刻意識到他自己的尊嚴，而對于他從小就經過訓練必須遵守的皇帝義務，他隨時要加以執行。除掉皇帝的尊嚴以外，中國臣民中可以說沒有特殊階級，沒有貴族……其余的人都是人人一律平等，只有才能勝任的人得以做行政官吏，因此，國家公職都由有才智和學問的人充當。”“在中國，實際上是人人絕對平等的，所有的一切差別，都和行政聯帶發生，任何人都能夠在政府中取得高位，只要他具有才能。”[13]在大加贊賞的同時，黑格爾又指出，正是由于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沒有特殊權利，權利就只能集中于皇帝一人——“中國人既然是一律平等，又沒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專制主義。”[14]“天子實在就是中心，各事都由他來決斷，國家和人民的福利因此都聽命于他。全部行政機構多少是按照公事成規來進行的，在升平時期，這種一定的公事手續成了一種便利的習慣。就像自然界的途徑一樣，這種機構始終不變地、有規則地進行著，古今并沒有什么不同；但是做皇帝的卻必須擔任那個不斷行動、永遠警醒和自然活潑的‘靈魂’。”[15]由此黑格爾認為中國社會“基于家長政治的原則，臣民都被看作還處于幼稚的狀態里”，中國是個“大家長制的專制政體”[16]。最早把中國政治定義為“專制政體”的人是法國人孟德斯鳩，黑格爾基本上接受了孟德斯鳩的觀點，并根據自己的理解又進行了較深刻的論證。

同樣，馬克思也認為中國社會是以家長制權力統治為特征的中央集權與皇帝專制相結合的政治結構。他指出，中國“皇帝通常被尊為全國的君父一樣，皇帝的每一個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轄的地區內看做是這種父權的代表。”[17]這樣建立起“這個廣大的國家機器的各部分”，形成一套完備的專制機制和龐大的官僚隊伍，實行著“家長制的權力”的統治。“在那里，國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總之，一切制度都由一個人決定。”[18]這幾乎是不加引證地運用了黑格爾的話。

中國官吏在馬克思眼中基本上是些“墨守成規”的人，他們雖然大部分是通過科舉考試入仕的，也就是說他們是當時的“知識分子”或社會精英，可是因為他們身處的社會是一個行將滅亡的腐朽昏聵的社會，而且“浸透了天朝的整個官僚體系和破壞了宗法制度支柱的營私舞弊行為，同鴉片煙箱一起從停泊在黃浦的英國躉船上偷偷運進了天朝”，[19]“隨著鴉片日益成為中國人的統治者，皇帝及其周圍墨守成規的大官們也就日益喪失了自己的權力”，[20]這些官吏大部分都變成了中國封建統治者這一腐爛尸體上的蛆蟲，只不過起到了加速其解體的作用。令人欣慰的是，在馬恩的筆下竟然出現了四位值得稱道的中國官吏，他們是嘉慶進士太常寺少卿許乃濟、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林則徐、道光進士戶部右待郎王茂蔭和兩廣總督葉名琛。關于許乃濟，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中介紹道：“中國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許乃濟，曾提議使鴉片貿易合法化并從中取利；但是經過帝國全體高級官吏一年多的全面討論，中國政府決定：‘這種萬惡貿易毒害人民，不得開禁。’早在1830年，如果征收25%的關稅，就會使國庫得到385萬美元的收入，而在1837年，會使收入增加一倍。可是，天朝的野人當時拒絕征收一項必定會隨著人民墮落的程度而增大的稅收。”[21]林則徐是鴉片戰爭的中方代表性人物，馬克思在其著作里為這位歷史人物鄭重地記載了一筆：“中國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的非常措施——這些措施的最高潮是欽差大臣林則徐到達廣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沒收、銷毀走私鴉片——提供了第一次英中戰爭的借口，這次戰爭帶來的后果就是：中國發生了起義。”[22]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注83中寫到了安徽歙縣人王茂蔭：“清朝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大膽地給天子上了一個奏折，暗示宜將官票寶鈔改為可兌現的錢莊鈔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審議報告中，他受到嚴厲指責。他是否因此還受到笞刑，不得而知。”[23]王茂蔭的貨幣改革方案，體現了反對通貨膨脹的精神，事實上，在清政府已經完全腐朽的社會經濟體制中，不可能出現健全的財政狀況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主持廣州戰事的兩廣總督葉銘琛受到了馬克思的高度好評，他在《英人在華的殘暴行為》中這樣說道：“葉總督有禮貌地、心平氣和地答復了激動的年輕英國領事的蠻橫要求。……海軍上將態度專橫，大肆恫嚇，中國官吏則心平氣和、冷靜沉著，彬彬有禮。”[24]在《英中沖突》一文中馬克思詳細描述了葉銘琛同英國領事巴夏禮就“亞羅號”事件交涉的經過，稱贊“這個中國人的雄辯把全部問題解決得實在徹底——顯然無懈可擊。”[25]。

這四位有才能的中國官吏最終結局都非常悲慘，它從另一側面反襯出中國社會的腐朽昏暗已到了沉疴難醫的地步——“這個帝國是如此衰弱，如此搖搖欲墜，它甚至沒有力量來度過人民革命的危機，因為連激烈爆發的起義也會在這個帝國內變成慢性而且顯然是不治的病癥；這個帝國是如此腐化，它已經既不能夠駕馭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夠抵抗外國的侵略。”[26]

對于兩次鴉片戰爭，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譴責英國人的獸行，指出他們“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國人”，[27]發動“極端不義的戰爭”，[28]另一方面熱情贊揚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戰爭。跟米列斯庫描寫的打起仗來“勇如婦孺，怯如走兔”中國人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筆下的中國戰士不僅勇敢，而且視死如歸。如恩格斯寫到了鎮江保衛戰，他說：“中國軍隊無論軍事技術怎樣差，卻決不缺乏勇敢和銳氣。這些中國人總共只有1500人，但殊死奮戰，直到最后一人。”[29]“鴉片戰爭時燃起的仇英火種，爆發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能撲滅的憤怒烈火。”[30]。恩格斯還指出中國的軍人在抗英戰爭中不斷積累經驗，擅長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寫道：“那一次戰爭的經驗，中國人是不會白白忘記的。不久以前在珠江的軍事行動中，中國人在炮兵射擊和防御方法上技術大有進步，以致使人懷疑在中國軍隊中是否有歐洲人。在一切實際事務中——而戰爭就是極其實際的——中國人遠勝過一切東方人，因此毫無疑問，英國人定會發現中國人在軍事上是自己的高材生。”[31]

關于中國農民，馬克思認為他們“是莊稼漢又兼工業生產者”，過著“閉關自守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的生活，他們是“性情柔弱的中國人”、“和平怕事”、“勤勞而節儉”。馬克思在《對華貿易》一文中引用了米契爾先生的記載和額爾金勛爵的敘述來描述中國農民：“中國農民一般說來是過著豐衣足食和心滿意足的生活的……他們大部分擁有極有限的從皇帝那里得來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須繳納一定的不算過高的稅金；這些有利情況，再加上他們特別刻苦耐勞，就能充分供應他們衣食方面的簡單需要。”[32]農民一方面耕種土地，收取糧食；另一方面“一年到頭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時間，這個家庭工業的典型代表就去干他的事，生產一些有用的東西”，如紡紗織布，等等。“這個國家9/10的人都穿這種手織的衣料，其質地各不相同，從最粗的粗棉布到最細的本色布都有，全都是農家生產出來的。”自給之余的東西便拿到附近城鎮上去賣，以便買回自己不生產的其他生活資料。“每一個富裕的家庭都有織布機，世界各國也許只有中國有這個特點。”“中國人的習慣是這樣節儉、這樣因循守舊，甚至他們的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們祖先所穿過的。這就是說，他們除了必不可少的東西外，不論賣給他們的東西多么便宜，他們一概不需要。”“一個靠勞動為生的中國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33]從這些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完全了解中國的社會結構和中國廣大農村的真實生活。眾所周知，中國封建社會小農經濟的主體是租佃農和自耕農兩類，糧食和紡織品的生產是支撐中國封建經濟的兩項大宗，也是中國傳統社會男耕女織的家庭經濟得以世代延續的動力。馬克思認為，正是這種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像馬鈴薯一樣分散的、互相獨立的農村村社，靠著閉關自守的、一家一戶的和自給自足的生活，構成了中國專制制度賴以存在的“始終不變的”經濟基礎，它也“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34]，從而使得中國社會長期停滯落后，縱然出現政權的更迭，農民依然進行著原始的生產方式、保持著原來的生活方式。

關于中國的苦力，馬克思和恩格斯稱其為“自由工人的奴隸”，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勞動力，三個中國工人的勞動力價格只抵得上一個美國工人的勞動力價格。所謂“中國苦力”實際上指的是海外華工，他們或因生活所迫或被拐賣到國外謀生，大都來自中國農民和小手工業者。這些苦工具有中國農民勤勞節儉的特性，特別能吃苦耐勞，又聰明靈巧，因此能勝任許多歐美工人難以勝任的工作，并且效率很高，這一點已被橫貫美國東西大動脈的鐵路鋪設工程所證實。然而由于中國苦力的生活水平是世界上最低的，因此他們對歐美工人的生存構成了威脅，恩格斯說：“對中國人感興趣的只有大土地所有者和工廠主”，[35]因為“在陸地和海上打敗仗的中國人將被迫歐化，全部開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鐵路和工廠，從而把那種可以養活這億萬人口的舊體系完全摧毀。過剩人口將迅速、不斷地增長——從土地上被趕走的農民奔向沿海到別的國家謀生。現在是成千上萬地外流，到那時就會成百萬地出走。那時，中國苦力將比皆是——歐洲、美洲和澳大利亞都有。他們將試圖把我們工人的工資和生活水平降到中國的水平。”[36]恩格斯1894年月11月12日給馬克思的二女兒勞拉·法拉格的信中說：“中國人的競爭一旦成為群眾性的，那末這種競爭無論在你們那里或在我們這里都會迅速地極端尖銳化，這樣一來，資本主義征服中國的同時也就會對歐洲和美洲的資本主義的崩潰起推動作用。”[37]他還在《反杜林論》中寫道：“現代的大工業，一方面造成了無產階級，這個階級能夠在歷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廢除某個特殊的階級組織或某種特殊的階級特權，而是要求根本廢除階級；這個階級所處的地位，使他們不得不貫徹這一要求，否則就有淪為中國苦力的危險。”[38]可見，中國苦力顯然不屬于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深切關注其命運的歐美無產階級的范疇，甚至有可能成為影響歐美無產階級生存的潛在威脅。恩格斯還預測到中國人將有一個向世界各地的移民浪潮，“其后果是，將出現世界上從未有過的大規模的移民，可恨的中國人將充斥美洲、亞洲和歐洲，并將在勞動市場上以中國的生活水準即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準，同美洲、澳洲和歐洲的工人展開競爭。如果到那時歐洲的生產方式還沒有變革，那就無可避免地要發生變革了。”[39]

三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稱中國人為“宗法的騙子”，跟“文明的騙子”美國佬并列為世界上最會惡作劇的兩個民族。[40]]由于中國社會是建立在血緣宗法制度之上的，所以叫“宗法的騙子”；而美國則是現代文明的新楷模，因此稱為“文明的騙子”。

馬恩稱中國人為“宗法的騙子”當然不是出于他們對中國人的直接觀察，其定義的依據多半是通過他們所掌握的文獻和新聞資料。另外也有其思想來源，主要來自于兩人，其一是黑格爾，其二則是比黑格爾更早的孟德斯鳩。黑格爾對中國的宗法制度有著比較深刻的剖析，他在《歷史哲學》中寫道：“中國，這個國家就是以家族關系為基礎的——一個父道的政府”，[41]“皇帝站在政治機構的頂尖上，像嚴父一樣行使他的權限。”[42]“政令是出于皇帝一人，由他任命一批官吏來治理政事。”[43][29]“在中國那個國家里，皇帝的道德意志便是法律。”[44][30]“倫常、道德構成了法律的實體，并且包羅在外界的絕對肯定的關系之中；同時在一切臣屬百姓頭上，還有皇帝大家長的督察，他好像一位父親，大公無私地留意著臣民的利益。”[45]“政府官吏們的盡職，并非出于他們自己的良知或者自己的榮譽心，而是一種外界的命令和嚴厲的制裁，政府就靠這個來維持它自己。”[46]在黑格爾看來，中國就是一個“宗法的大家庭”，除皇帝外所有的中國人不分等級都是皇帝的臣民，都是平等的，“一切政治都集中在中樞皇帝的身上，各個臣民無從取得獨立和主觀的自由。”[47]“大家長的原則把整個民族統治在未成年的狀態中，他們的道德的決心已經被規定了的一切法律和皇帝道德的監視所占據。”[48]黑格爾認為中國人并沒有一種道德和法律的理性的自覺，而是出于對威權和嚴刑峻罰的畏懼，因此中國人把個人和人權都看得非常輕微，并且沒有榮譽心，缺少對他人的應有的尊重，這從中國的刑罰通常都是對肉體的鞭笞（孟德斯鳩稱其為“打棍子的法律”）可以看出來。馬克思也寫道：“例如中國法里面一定有笞杖，和中世紀刑律的內容連在一起的訴訟形式一定是拷問，——以此類推，自由的公開審判程序，是那種本質上公開的、受自由支配而不受私人利益支配的內容所具有的必然屬性。”[49]黑格爾說：“一頓笞打原是極易忘懷的，但是對于有榮譽感的人，這是最嚴厲的刑罰，這種人他不愿意他的身體可以隨意受人侵犯。”“中國人就不一樣，他們認不出一種榮譽的主觀性，他們所受到的刑罰，就像我們的兒童所受到的教訓。”[50]由此黑格爾總結道：“既然一切人民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換句話說，大家一樣是卑微的，因此，自由民和奴隸的區別必然不大。”“他們以撒謊著名，他們隨時隨地都能撒謊。朋友欺詐朋友，假如欺詐不能達到目的，或者為對方所發覺時，雙方都不以為可怪，都不覺得可恥。他們的欺詐實在可以說詭譎巧妙到了極頂。歐洲人和他們打交道時，非得提心吊膽不可。”[51]

我們從黑格爾這些話里找到了中國人被稱為“宗法的騙子”理論依據和合理解釋。馬克思在寫到“宗法的騙子中國人和文明的騙子美國佬”時，就直言不諱的承認這一說法是從黑格爾那里來的，他說：“《歷史哲學》第81頁上的北美人和第130頁上的中國人，都被作為騙子來歸類的。”[52]

如果僅從“騙子”來認識中國人，黑格爾并不是始作俑者。18世紀的著名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曾經這樣寫道：“中國人的生活完全以禮為指南，但他們卻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孟德斯鳩這一對中國人道德的基本評價幾乎被整個歐洲人全盤接受并一直流傳到現在。孟德斯鳩的結論無疑是以偏概全，他的舉證也只限于中國的奸商，如說：“每個商人有三種秤，一種是買進用的重秤，一種是賣出用的輕秤，一種是準確的秤。”[53]后來大哲學家康德的舉例更為特殊，他說：“他們（中國商人——引者注）往雞嗉囊里填沙子。……有些騙子把別人的豬毒死，當別人把死豬扔掉后，他再把它揀回來。”[54]其實，早在17世紀，米列斯庫在他的《中國漫記》里就記載過：“他們（中國——引者注）的商人十分奸詐，常常搞欺騙，……他們賣物一味騙人，總是缺斤少兩。”“他們用樹脂制造瑪瑙，和天然瑪瑙一模一樣，完全可以達到以假亂真的程度。”[55]看來，中國人造假貨也是有著悠久歷史的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常把中國人不誠信的品格跟法國人相提并論，如1850年他們在一個書評中提到：“至于交易所的勾當和作為法國商業特點的中國式的敲詐，可以讀一讀傅立葉的‘四種運動’、‘虛假的行業’、‘關于普遍統一的理論’以及他的遺著，里面有些關于這方面的引人入勝的東西。”[56]查閱一下傅立葉的《四種運動和普遍命運理論》，看到了這樣的敘述：“在中國，所有商人都用假秤，都出售假貨而不受懲罰。你會在廣州買一只外形很美觀的火腿，等它切開的時候，你看到的只是一團用幾片豬肉精心包裹起來的泥土。每個商人有三把秤，一把是用來欺騙買主的小秤，一把是用來欺騙賣主的大秤，一把是自己專用的標準秤。如果你受這些欺騙，官府和公眾都會嘲笑你。他們會告訴你，在中國有商業自由，并且說，盡管有這種所謂惡習，幅員遼闊的中華帝國已經比歐洲任何帝國都更好地生存了四千年。”[57]顯然，傅立葉的部分材料襲用了孟德斯鳩。從孟德斯鳩到黑格爾再到傅立葉，這些都構成了馬恩界定中國人為“宗法的騙子”的事實依據和說法來源。

我們究竟應該如何來看待和理解馬恩眼中的中國人形象呢？

馬克思與恩格斯以極大的熱情關注中國、研究中國，其對中華民族的同情、厚望和期待溢于言表，貫穿于字里行間。他們在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時期，立場鮮明地聲援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斗爭，譴責英國殖民主義者在中國的暴行，指出“英國人控告中國人一樁，中國至少可以控告英國人九十九樁。”[58]“我們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國報刊那樣從道德方面指責中國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認這是保衛社稷和家園的戰爭，這是保存中華民族的人民戰爭”，“雖然你可以說，這場戰爭充滿這個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見、愚蠢的行動、飽學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蠻，但它終究是人民戰爭。”[59]。他們還揭露沙俄對中國東北廣大領土的侵吞，在道義上聲援了當時處于弱勢地位的中國人民。然而，鑒于當時歐洲的文化背景和歐洲中心主義占主流地位的時代特征，作為西方人他們不可能完全跳出其文化、歷史和時代的局限，盡管他們的見解是那樣的深邃、目光是那樣的遠大，卻擺脫不了黑格爾式歐洲中心主義的影響。

應該說，就“西方主義”情結而言，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超越了他們的那個時代，這不僅表現在他們對東方社會長期不懈地進行科學研究，高度關注東方社會和中國的民族命運上，而且還表現在他們對中國社會未來走向的預言上。他們斷言中國閉關鎖國、停滯不前的封建專制政體必將解體，中國的民主革命行將勝利，中國一定會對世界革命做出先導性的貢獻，而到那個時候：“當我們的歐洲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在亞洲逃難，最后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的時候，他們說不定看見上面寫著：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  ”[60]事實表明，中國歷史的發展跟馬克思的預言若合符節，在恩格斯逝世16年之后，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中華民國。又過了38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誕生了以馬克思主義立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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