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立人《中國弱勢群體》五

       第19章

　　　分配機制，正待重構／235
　　初次分配機制的得失／236
　　積極運用再分配的杠桿／238 

　　　處理好新的勞資關系／241
　　第20章

　　　教育公平，根本之計／245
　　“教育不公乃最大不公”／246
　　義務教育是人的權利／249
　　高等教育要走向大眾化／252
　　推進教育改革，實現教育公平／256
　　第21章

　　　窮人變富人，無產變有產／261
　　從勤勞致富說起／262
　　開放勞動以外的資產性、經營性收入／264
　　提倡和鼓勵全民創業／266
　　培育中產階層／268
　　第22章

　　　群策群力，構建和諧社會／271
　　政府責無旁貸／272
　　社會義不容辭／275
　　弱勢群體者也要自立自強／278
　　希望寄托于建設全面小康社會／280

　
　　　并非多余的結束語：經濟社會學者的天職／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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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好新的勞資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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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談分配和再分配，有的問題嫌大，有的期待嫌遠，有的理念嫌虛。收歸小處，近處、實處，最近以來，大家議及勞資關系，則是舊話重提、老事新說。還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勞資關系得到正視，并確定了“勞資互利”的政策，略有偏袒，勞方是滿意的，資方是接受的。幾十年過去，風水轉變了。隨著私營企業、通稱民營經濟的萌生和成長，特別是近年來的從小到大的國有、公有企業改制，由干群關系轉變為勞資關系，規模比過去大，人數比過去多，關系如何，怎樣處理，不可回避地擺上了桌面。
　　勞資關系內涵也廣，除政治外，經濟上有用人、工資和勞動保障、生產安全、福利等，而其中心也是分配與分配的是否公平和公正。不管是公老板、私老板，老板拿多少，職工管不到也知不了。在工人自己，勞動報酬的多少，事關切身利益，不能沒有追求。一般說來，勞動者要提高工資，資方要壓低工資，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出于各自利益，成為一對矛盾，不該在道義上加以指責。并且，受到市場法則的支配，勞方感到工資低，可以另謀高就；資方感到工資高，可以另雇他人，都有自主權，十分公平。但是當前，勞動力資源過剩和無限，就業崗位偏緊和有限，情況很不簡單。前不久，某市一家電子工廠3000多員工不滿工資過低，走上街頭，反映了勞資沖突的激化。
　　怎么處理？本來有法可依。不僅有《勞動法》，還有《企業法》，白紙黑字加紅頭，明確清楚又具體。問題出在實施，是否都兌現了？從媒體報道看，克扣和拖欠工資已經不是新聞了。也有奇聞，如安順殯儀福利廠的女會計，領不到工資，向法院起訴，判勝后執行，領回24只骨灰匣。記者無奈，標題是《“勞動法”的尷尬》，使讀者啼笑皆非！
　　2004年10月14日的《江南晚報》，報道不久前舉行紀念《勞動法》頒布10周年的研討會，勞動法專家和律師們認為立法滯后，原法存在十大缺陷，諸如沒有對集體合同制度給以足夠重視，對企業經濟制裁標準過于苛刻，勞動合同終止情況下用人單位支付補償金的義務沒有規定，勞動爭議處理環節過多，沒有對企業兼并收購過程中的勞動關系變化給予規定，沒有考慮勞動者的差別性等等。
　　最近讀到一些文章，題為《如何調節好勞資矛盾》、《關注非公有制企業中的勞資關系》和《我國工人階級的新變化》以及《甜酸苦辣知識人》等，后者把腦力勞動者也放進去了。還有一批文件出臺，從《工資支付條例》到清理拖欠工資的《通知》、《規定》等，講了不少好話。只是在現實中，不能令人樂觀和高興。有人指出，因為勞動者處于弱勢地位，在貌似公正的談判中不能不低頭，缺乏與資本平等的話語權。這在發達國家，要靠工會來代表他們。
　　再問一個怎么辦？2004年10月21日的《南方周末》，刊登浙江大學蘇振華寫的《如何調節好勞資矛盾》，末段結論是：
　　惟有勞動者自己才是自身利益永遠的守護者，他們最清楚自己的利益訴求，知道自己愿意接受的工資水平是什么。在單個勞動者并不具備足夠的談判地位的時候，政府應該制定建立工會的組織規則，引導工人自己組織起來，建立可以自愿加入和自愿退出的工會，讓工人成為真正的主人，通過工會來表達工人的聲音，才是解決勞資沖突的根本辦法。
　　不要怪工人階級無能，把球踢給了工會和政府。現在要看工會如何接球，政府站在哪一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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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公乃最大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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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鄢烈山發表在2004年第5期《雜文月刊》的一篇文章的題名和主旨，在講到自己出身貧寒人家、幾乎沒有花父母的錢而能讀到大學畢業，說明過去教育資源雖然緊缺但分配相對公平、國家對貧窮人家子女是關照的之后，又講到下面一段話：
　　是什么時候開始，是什么原因，使教育資源的分配越來越不公平呢？本人說不清楚。好在教育部日前發布了《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用最權威的數據直面了教育領域當前存在的教育機會不均加劇的現狀。這份報告指出：一是義務教育財政資源分布不均，對農村存在教育歧視。農民收入本來比城里人低得多，《教育法》卻規定向農民征教育附加費，而大多數地方的城鎮居民則無此責任。城鄉教育預算內經費差距巨大，使城鄉中小學生入學率、教學條件與教育質量相差懸殊。二是地區之間高等教育機會分布不均。比如，北京市高中畢業生只占全國的0.9%，而北大、清華在北京的招生名額分別占總數的13%和18%。三是公辦學校本是公共資源，一些享受政策傾斜的重點學校卻私收高額擇校費、贊助費，還不用納稅或上繳。這個研究報告所揭示的問題與人們的直覺是吻合的。國家教育管理部門正視這些問題，并提出要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公共教育財政體制，建立對社會低收入階層、農村和邊遠地區人口等弱勢群體實行教育補償的機制。應該說，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信息。
　　接著他說：什么是最大的社會不公？在一個商人或企業家看來，不公開競標，大宗生意憑權勢定取舍，靠關系搞桌底交易，這是最大的不公；在一個有政治抱負的人看來，升遷不取決于能力和公議，前途系于一人之喜嗔，這是最大的不公。但是，從全社會的角度看，從一個人的命運前途來看，最大的不公則是教育機會的不公平。因為在新經濟時代，知識是最重要的資本，人們的能力取決于智力而不是體力，而智力無疑是要通過教育來開發的。文章還談到中國古代社會的“超穩定結構”，科舉制度比歐洲的貴族制度優越，是為中下層民眾提供了上升的通道，化解了階級對抗，反映了那時的受教育成本比現在低。結論是：國家政策如不扶持弱勢群體，他們的“上升通道”就會被堵塞或極狹窄，更易比古代造成社會不公。
　　貧富差距，歸根結蒂是知識差距、教育差距，最終是受教育機會的差距。國家之間是這樣，個人之間也是這樣，但是前者有主觀因素，后者有客觀因素。聯合國系統在對各國進行統計比較時，提出一個“民生發展系數”（HDI），僅是壽命、教育程度和人均GDP三大指標，其中識字率舉足輕重。2004年中國的教育指數為0.83，排在第100位左右，而美國為0.97，日本為0.94，北歐幾國更達0.99。有人認為，這與古代孟子的設想不謀而合。孟子向魏惠王強調“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目標是讓“七十者衣帛食肉”。這都是既有富民之道，又有公平之義。
　　參照聯合國有關部門的規定，我國編制了首份《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的報告。對照他們的分類，中等教育毛入學率在50%以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低于15%，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不到4%的，都屬于教育欠發達國家。目前，中國的高中毛入學率為43%，大學毛入學率為13%，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3.2%，與教育發達、較發達甚至中等發達國家比，差距明顯。因此，有一部分人不能享受中高等教育，大多是弱勢群體家庭的子女；又因此，他們將繼續成為新生的弱勢群體，把貧困傳承到下一代。
　　有文章指出：“知識催生中國第三代富豪”，隨著由短缺經濟轉化為過剩經濟、暴利時代轉向微利時代，由小販成為百萬富翁已是歷史，玩“空手道”的所謂富商、儒商的暴發戶再難輝煌，新一代的年輕人，靠與學歷相應的致富機遇仍是到處可爭。這對弱勢群體來說，能否進學校門是關系一生貧富、成敗的鍵鑰。不講致富，僅講脫貧，更有普遍意義。
　　2004年6月23日的《中華讀書報》有一組圖片，介紹幾本書，總標題是《知識改變命運》，說到中國每年平均有4萬名小學生輟學，其中1/3以上是由于家庭貧困。為了資助他們，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在1989年10月開展了旨在“讓孩子都上學”的“希望工程”，到2003年末，累計接受海內外捐款22億元，使上百萬農村特困生得以維持學業，并出現了一批鼓舞人心的事跡。如從貧困縣安徽金寨、希望小學走出來的曾龍，已是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的三年級學生；這個縣還有蘇明娟，她的“大眼睛”照片，題為《我要上學》，成為希望工程的宣傳標志，也已如愿地考上了安徽大學。這都告訴人們：貧困家庭的子女，如能上學，不少可望成才，進而擺脫不幸的命運：社會給他們資助是必要的，更是有效的，產生很大的社會影響。但是又不禁要問：火紅的希望工程，集資不過20多億元，就能產生很好的影響；我們能否在財政撥款中增加幾十億元或幾百億元，只相當一所大學的經費和幾項大工程的投資，就能讓千百萬窮人子女獲得教育機會呢？天下窮人，對此懷有期待，如大旱之盼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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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要走向大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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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教育是全民教育，必須普及，而在普及基礎上提高，就靠高等教育，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教育公平，如果說在基礎教育上的問題，經過努力，可望基本解決；那么，在高等教育上，問題要復雜得多，必須花更大的力氣。
　　“多少不平事，盡在高考中。”這是《三聯生活周刊》的一則報道，披露“三大不公”：一是招“人情生”，上海交通大學發生的事轟動了社會，其實何止一個交大；二是招生“誤導”，怎么說不等于兌現，達到分數線的高分生也常落榜；三是向本地考生傾斜，同分不同命，排斥外地考生。這些不公，總的是有利于城市，不利于農村，特別是不利于弱勢群體的子女。但是，更大的不公還在收費，大大超過了他們能負擔的極限。培養一個大學生要花多少錢？2004年8月31日的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算了一筆賬，不是像一些人所講，1萬多塊錢就夠了；而講完整意義的培養成本，一年至少要四五萬塊錢。這里，包括國家撥款，另是個人支付。按照國際上慣例，高校學費標準大約占人均GDP的20%，中國人均GDP達1000美元，學費應是200美元即1700元人民幣。但是，目前多數在5000元左右。張副部長認為，別說人均年收入2200元的農民支付不起，多數職員、工人也難以承受。
　　中國當前大專院校在籍生達2000萬人，已是世界之最，并使毛入學率接近15%。據典型調查，貧困生約占400萬，其中近一半又是特困生。貧富差距，反映在校園，在新學年開始時常見的報道標題是：《送學“專車”越來越高檔，學生“行頭”貧富差距大》。后者指有人帶名牌筆記本電腦和三星彩屏手機，有人下了車站背著行李步行到學校。這有兩種評價：負面的是貧困生滋生了“心理貧困”；正面的是富裕生瞧見了現實社會。
　　問題在貧困生如何度日并完成其學業？這里，且不說有的學校（如西安音樂學院）因貧困生交不出、交不足學費拒絕錄取，雖然教育部已經發文——高校拒貧，將受查處；也不說有的學生拿到了錄取通知卻悲喜交集，個別的還發生本人或父母自殺的慘劇。對學費和生活費，只能采取多種辦法來處理，包括：給以“綠色通道”（先辦入學手續，再想不同措施），免收或減收學費，對特殊困難的給予一次性補助，開展勤工助學活動，發放助學貸款，設立獎學金（包括優秀學生和不同專業），西部地區還有專設的助學工程等等。
　　應當充分肯定，黨和政府對貧困生是極其關懷的。2004年9月1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研究解決高校貧困家庭學生的困難問題，指出使貧困學生順利完成學業是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要求，并提出了一系列辦法。在此前后，各部門和各地區都有籌劃和安排，如調整了國家助學貸款政策，延長了還貸期，不少銀行與高校簽署了助學貸款協議，很多地方政府也撥了專款。
　　但是在實施中，也出現了若干令人不夠高興的事。據2004年9月17日《現代快報》報道，江蘇省2004年～2005年省屬高等學校助學貸款招標開標，除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外，沒有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參與，原因可能是被認為單筆金額不大、成本高、利潤低；即使是四大國行，也心存隱憂，因為至今約有10%左右的違約欠款現象；特別是分三包，第三包是省、市屬54個高校，需貸學生6萬多人，卻沒有一個銀行投標。
　　也有人質疑，當前的措施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2004年11月2日的《雜文報》，有一文說：日前，教育部公布了對高校貧困學生資助的新措施，說國家財政撥出7億元專項資金，用于高校特困生的伙食補助，補助標準為每人每天4元（9月18日《齊魯晚報》）。其實每天4元錢，還不夠買一盤像樣的葷菜；一個月只不過120元，還不夠吃一頓像樣的小炒。但對有些只買兩個饅頭就可以對付一頓的貧困學生，還真算是雪中送炭的善政了。另有一張報紙轉載網上一帖，內云：昂貴的學費本質上是過高的門檻，實際上剝奪和限制了農村青年的受教育權。目前的希望工程、助學金、貸款等無疑是杯水車薪，無助于解決根本問題。事實上，教育經費預算在GDP中所占比例極小，肯定還有調整的余地，問題是國家愿不愿意著力解決這一歷史形成的不公。
　　還要看到，社會上不乏熱心人士，對貧困生伸出友誼之手。《常州日報》、常州人民廣播電臺和《解放日報》先后報道，河海大學常州校區原學生處的退休干部錢習之，一人獨辦對窮學生的“救助站”，從征集捐款、衣服到食品，發放給需要者；假日燒魚肉，分批請平時只吃蘿卜干的學生來“改善生活”，并交談做心理調整。幾年來受惠有1400多人，有的已經畢業就業，常來信感謝這位“老媽媽”。此舉贏得社會信任和支持，當地一個廟宇一次捐出2000多斤大米和幾十斤食油。省有關部門給予表揚。
　　上面講的，目標是實現教育公平，使窮人子女也能讀到大學，促進高等教育大眾化，為弱勢群體提供切實有效的“上升通道”。當前有一種議論，從大學生就業不易，提出現在是否擴招過速，導致大學生過剩，并懷疑是否降低了質量。其實，與發達國家相比，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相比，中國的大學生不是多了，而是數量遠遠不足。如2004年，我國從業人口中，具有高中以上學歷的占18%，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僅占5%，而世界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對應指標，平均值分別是80%和26%；我國25歲～64歲的勞動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僅占5.2%，而OECD國家的平均值為24%；特別是我國具有本科和研究生學歷的僅占1.4%，總數不到1000萬人，如能提高到20%，總數超過2億人，就天下無敵了。展望21世紀，社會對人才的需要趨向多規格、多類型，高等教育不再是精英化，雖然不能達到普及化，實現大眾化是必要和能夠做到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既需要一大批攀登高峰的拔尖人才，也需要更多的專門人才，包括生產、經營人才和一線的操作人才。英國有一所大學，門口寫的校訓是：“培訓世界一流的勞動者。”參見劉繼安等：《人大代表關注高等教育大眾化》，《中國教育報》，2003年3月18日。為了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讓志愿成才的人都有入學機會，前提就是保證教育公平，徹底糾正對弱勢群體的歧視，并幫助他們克服種種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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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教育改革，實現教育公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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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存在某些教育不公現象，既是社會不公的反映，又有教育體制本身的問題。因此，實現教育公平，作為社會公平的根本，既要從整體考慮，又不能沒有教育體制的深化改革。改革有三大部門：經濟、政治和文化體制改革，包括科學、教育、文化和衛生等。教育改革，涉及面廣，關系千家萬戶，與弱勢群體的當前和長遠利益都有聯系。本文不可能全面論述教育改革，僅從實現教育公平，有重點地提出三個方面：
　　一是學費問題，也是入學的門檻問題。對此問題，大家關心，弱勢群體尤甚。教育開支在家庭消費結構中已占重要地位，因為數額越來越大，各家要未雨綢繆，有的從呱呱墜地之日起就要逐步儲蓄。但對弱勢群體來說，基本上缺乏這種可能。面對這道高門檻，有的被拒門外，只能望門興嘆。怎么辦？惟有降低學費，更不許學費漲價。這在義務教育，本該無償，呼聲漸大，可能成功。中學以上，亟待爭取。中央對此已經關注，連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也提出要切實治理教育的“亂收費”，認為這是保證我國教育事業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各部門和各級政府更有不斷的貫徹和部署。但是，講講容易，做到則難。據2004年9月3日的新華社電，從1994年～2003年，“亂收費”從學生家長口袋搜刮了2000多億元；教育部為制止此風，2003年就有近3000人受到查處，金額為8.5億元，被撤職校長近400人。也有人提出，這是為了維持學校的正常運行，合理收費和“亂收費”的界限不清。為了制止“亂收費”，新學期的全國中小學推行“一費制”，而家長擔心行不通；他們說，現在學校還有什么不收費，更不用說什么擇校費、贊助費了，有的不交就進不了校門。看來，有效辦法還在加大投入，除前面講到占GDP的比重始終低于多數外國外，有人指出：2000年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預算內教育事業費比上年增長15.9%，比整個財政收入的增長低兩個多百分點。有人指出：公共教育經費的發達國家，人均多在1000美元以上，中等發達國家在100美元～500美元之間，而我國不到10美元，也低于印度。還有人說：“我寧愿不要高速公路上那些鮮花盛開的綠化帶，不要廣場上動輒幾萬到幾十萬元的燈具，我就要讓人滿意的教育，即使千秋萬代，我們的孩子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二是辦學問題，在公辦外，要有民辦。這是發展教育事業，滿足人民需要，有利于用好公辦經費而動員民間力量辦學的一條新路。不，只是老路，過去有，外國有，獨獨我國沒有，直至改革開放20年后，經濟結構多樣化了，教育結構仍是“一枝獨秀”，顯得孤單、寂寞。有人認為，私人辦學，叫做“學店”，唯利是圖，誤人子弟，是不行的。事實證明并非如此，過去和國外的一批名校，包括大、中、小學，有進入世界一流，涌現杰出人才，并非都是公辦，民辦的比比皆是。正如對“教育產業化”的理解，如果不等同于“商業化”而是指其規模和體制，只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未始不可，何必避諱。面對龐大的教育缺口，民辦教育的空間巨大，只要有政策的規范和引導，采取多種形式，如吸引民間資金和師資獨立舉辦，與公有學校合辦，公有學校轉制辦，都值得一試。據報道，這已是江西省崛起的新亮點之一，其特色是低成本、低收費、高就業、快脫貧，采取減、免、助、獎等措施，幫助家庭困難的學子堅持學業，畢業后還有利于家庭的脫貧致富。這也算新事物，在有些地區還待打開局面。據報道，陜西省寶雞縣一位40歲的女教師蘇讓巧，10年利用寒暑假到處化緣，終于籌集到20萬元，給山區娃娃們建起一座漂亮的學校；但是，她所受委屈和歧視，常人難以想象，真與乞討沒有兩樣。當然，新時代不能全靠“武訓”辦學，而要動員更多的社會資源進入教育領域。這方面，張立勤寫了《中國民辦教育生存報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茅于軾在2004年9月10日的《文匯讀書周報》上有書評：
　　首段提出：
　　許多國外學者預測，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原因就是教育的落后。這個說法有充分的根據，一個文盲和低教育水平人口占多數的國家只能靠拼體力，賺一些低微的苦力工資，是不可能有高收入的。即使一切其他條件都十分理想，達到了充分就業，如果教育上不去，增長也就到此為止，而且得到教育、具備知識是一個有尊嚴的人應該享受的權利，教育是人權的一部分。
　　中段介紹：
　　談到民辦教育，張立勤的《中國民辦教育生存報告》一書應該是全國第一本以記者的視角記錄中國民辦教育發展現狀的新聞紀實作品。作者用了近一年的時間和精力，實地采訪考察了中國民辦教育的現實處境，給我們提供了一幅當代民辦學校發展的生動畫卷。在這些故事里，既有民辦教育創辦者篳路藍、為獲得生存權而抗爭的動人事跡，又有教育行政部門濫用職權，對民辦教育壓制、干預乃至掠奪的不良行徑；既有民辦高校異軍突起、逐鹿中原的磅礴氣象，又有打工子弟學校流離失所、朝不保夕的辛酸場景；既有對民辦學校學生心靈磨難的忠實紀錄，又有對民辦學校老師酸甜苦辣的深度體察；既披露了打著教育旗號圈錢、坑人的黑幕，又禮贊了獻身教育、不計回報的高尚情操。在這部以現實為題材的作品里，處處閃爍著一位新聞記者的良知和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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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教育改革，實現教育公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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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段中說：
　　我堅信，隨著民辦教育日漸受到社會關注，中國民辦學校的處境和社會地位也會日漸改善，規模和實力將不斷壯大，終將躋身中國教育領域的主流。
　　三是教育腐敗問題，毋庸諱言，外人已知。《參考消息》曾經轉載美國《新聞周刊》一文，題為《買賣文憑》，認為腐敗之風侵入中國教育領域。不妨也引一段話：“中國的教育體制基本上是值得稱贊的，教育體制的基礎是以成績論優劣。今天，隨著貧富差距不斷加大，接受良好的教育仍是在大公司找一份高薪工作或是在國有企業拿一份維持生計的收入的區別所在。不過，教育體制正在被金錢、關系和作假所扭曲。父母為了孩子上幼兒園要付出一點小賄賂，到了孩子進入高中時，往往就變為代價昂貴的‘錄取費’了。在高校一級，腐敗甚至更嚴重。有錢的學生可以花錢買高分，甚至是徹頭徹尾的假成績單、推薦信和文憑。”
　　教育腐敗是一種不公平，扭曲公平競爭，只對富人有利，而在窮人是又一道高門檻。教育改革與經濟、政治改革一樣，如果不能防治腐敗而放縱腐敗，任其蔓延滋張，在神圣的校園里長出罌粟花來，其惡果就不限于教育領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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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中產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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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人先富，更多的人仍窮，社會結構呈金字塔型，并不意味著能像金字塔一樣的穩定。相反，這是一種不發達、不穩定的社會形態，必須改造，通過梯型、柱型走向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并從豎橄欖型轉化為橫橄欖型，略如圖1：
　　圖1社會結構轉化類型
　　在這個社會轉型中，重點是培育中產階層。中產階層，國外統稱中產階級（其實階級、階層的洋文是一個字：class）。中國采取“春秋筆法”，回避階級斗爭，先后出現了“中間階級”、“中間階層”、“中等階層”、“社會中間層”等名詞，最后傾向“中產階層”，或者解釋為“中等收入階層”。這不僅是一個反映收入水平的概念，并聯系到生活質量、消費結構、文化程度、道德修養、法律意識和職業分類。有人認為，目前主要由四部分人構成：一是所謂“新中等收入者”；二是傳統干部和知識分子；三是效益較好的企業職工；四是大量的個體戶和小企業主。這些人，分傳統、現代和后現代三個層面，雖然在收入水平、社會消費和私生活領域有一定而非完整的共同點，并起著示范作用，但是在價值觀、所有制關系、社會政治行為和公共領域，還未形成階層群體的同質性，存在著“階層認同瓶頸”，顯得復雜、離散和無序。
　　中產，來源自收入，歸宿為財產。這在不同國家，處于發展和收入的不同階段，處于動態，是不可比的。前幾年有份調查，近一半城市居民的家庭財產集中在15萬元～30萬元之間，其中房產占近一半，但因房價高低導致大城市相當于小城的近兩倍，戶均擁有金融資產7.4萬元，內儲蓄存款約占70%。這個平均數，夠不上中產標準，說明多數是低收入者，雖然儲蓄率已不低。后來的調查，城市戶均財產超過22萬元，其中房產約11萬元，比重基本未變，并有一部分金融資產和經營資產。從總體看，離“中產化”還較遠。近期調查，低的認為城鎮中等收入戶占17%到二成左右，高的認為已達38%，是出于標準的高低。有人以有私房私車、人均年收入1萬美元為杠杠，中國現有中產階級3000萬人；有人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推算，現代中產階層的實際數量為3518.5萬人，同老中產階層在內則為6007.3萬人。也有以主觀認同特別是職業為標準，約有近一半城市居民以“中產”自命，或稱“小資”。總之，中產階層還在成長中，并且大多就城市而言，農村即使降低標準，所占比重更少得多。
　　大家一致的說法是必須擴大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這比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更加重要，既緊迫，又在不遠和未來。怎樣做到？其實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已提出，就是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兩者是一致的。有人不這樣看，認為培育中產階層，對策之一是分配堅持效率優先原則，即按人才資本能力分配。他們似乎不懂得，中產階層從哪里來？其實很清楚，只有從廣大的低收入者中來，逐步增加其收入，就是逐步催生中產階層。為此，要有一系列的政策推動，從財稅政策、金融政策到產業政策、區域政策、城鎮化政策到就業政策、分配政策、社會保障政策到教育政策、保健政策，使能促進中產階層的成長并適應其消費結構、生活方式和人際關系的演進。近有估測，中產階層的比重，年增約一個百分點，是合理的，順乎發展情勢。
　　說了上面許多話，歸納到一點：培育中產階層，也就是消化弱勢群體。圍繞救助弱勢群體的一切努力，讓窮人變富人，無產變有產，都是一個目標，把弱勢群體化為中產階層，開始是富人，并有產。弱勢群體本質上是中產階層的后備軍、候補者和培育對象，明確這個身份，什么都清楚了，本書也該收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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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責無旁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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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和“以人為本”以及“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承諾，如何貫徹?首先是為最廣大人民謀求基本利益，具體表現在不斷增加城鄉居民的分配收入，提高其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這有一個由窮變富的過程。換句話說，就是先脫貧，后致富；或者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更多的人擺脫貧困。政府，只要提供一個政策環境，其余主要靠自己努力；脫貧，也要自己努力，而更大程度上有賴于政府的關注和救助。當前，各級政府以“富民”為己任，獲得人民歌頌。富民，以扶貧為起點和底線。這是政府的重要職責，表明責無旁貸，也是職能，完全能夠有所作為和做到。
　　隨手可舉不少報道和文章的標題，如“政府是農業產業化的支持者、宏觀調控者和公共服務者”、“治欠薪先從政府治起”等，都表達了這個意思和政府的定位。中國的政府是強政府，一言重于泰山，一行影響全國。弱勢群體力量微薄，仰盼政府，其情可諒，其景可悲。
　　政府怎樣救助弱勢群體?應當有一套公共政策，履行公共服務的職責。在亞當·斯密時期，還未誕生新制度經濟學，經濟學家就把公共政策看做經濟發展的外生變量；新制度經濟學更把公共政策看做是經濟運行過程的一個內生變量，對企業成本——效益的影響不亞于企業本身。到了我國當代，政府的政策，主要是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不僅對經濟社會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起著支配作用，并且對全體人民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也有直接和間接的無比影響。經濟社會的如何發展，其成果如何分配，都與政府制定和執行的政策分不開。
　　政策對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前面已經談到，如對積累與消費的安排、效率與公平的掌握、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調節等，是顯而易見的。在出現貧富分化，一部分人成為弱勢群體后，采取擴大就業、建設社會保障體系等政策，也是舉足輕重。更直接的在財政政策，無論是公共財政論或國家分配論，都回避不了如何應對社會矛盾的問題。這要向“三農”傾斜，向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傾斜，向教育和衛生傾斜，一句話，向弱勢群體傾斜。如對農村的稅費改革，通過減輕和減免農民負擔以增加農民收入，就是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來調整和規范農村的分配關系。擴大就業，有的地方采取財政撥款買就業崗位給失業、下崗者，則是創舉。對社會保障，納入財政預算，收繳做為稅種，支出有財政轉移并逐步提高其比重，都是對貧困者的幫助。至于社會救濟和救災，連同對水淹地區的移民補助，更不用說了。此外，由財政或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發放對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的貸款，對貧困學生給以補助和貸款，對中小企業的創業貸款，都是扶貧措施的金融政策抉擇。
　　政府的社會政策，針對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與弱勢群體的關系尤為密切。“所謂社會政策，是指以公正為理念依據，以解決社會問題、保證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改善社會環境、增進社會的整體福利為主要目的，以國家的立法和行政干預為主要途徑(但不是惟一途徑)而制定和實施的一系列行為準則、法令和條例的總稱。”吳忠民：《從平均到公正：中國社會政策的演進》，《社會學研究》，2004年第l期。社會政策的內容不斷豐富，起初是單一理解為“社會福利”，后來擴大為“社會關系”，直至包括社會救助、救災、社會保險、醫療衛生服務、就業、婦女兒童保護、性別平等、種族(民族)平等，老年人權益、房屋住宅、勞資關系、勞動者工作保護條件、人口和生育、婚姻家庭、殘疾人福利保障、孤兒扶養、退伍軍人優撫和安置、職業訓練、義務教育等等。過去，社會政策偏向平均，現在應當著重公平、公正和平等、自由和合作等，作為一種基本價值取向和基本規則。不言而喻，這是政府職責，其對象以弱勢群體為大頭。這在國外，把社會政策目標從“克服貧困”轉向消除“社會排斥”，又深入一步，給我們以更多啟示。
　　在某種意義上，社會政策的作用和目標是消解社會矛盾，即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沖突。這除了政策手段外，還要運用法律手段和組織手段。前者是指把政策硬化為法律，避免其柔性、彈性和多變性，如《勞動法》和有關社會保障的若干條例；特別是對弱勢群體要給以司法救助，克服老百姓的“打官司”難，糾正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不平衡。還有人提出，能否搞一個《濟貧法》。還要有不同的階層組織，代表和維護其基本權益；如工會、婦聯要充分發揮其作用，有人還建議要恢復農會或試辦農協。
　　理順政府的職責、職能和功能，關鍵在于端正對政府官員的考績機制。過去沒有明確規定，“潛規則”是GDP掛帥，長期以來導致不少流弊，如投資饑渴、重復建設、招商讓利和數字升官、弄虛作假，特別是不講成本、擠壓分配、轉嫁民負。如何改革政府績效評估體系，已有多種方案。《中國經濟時報》提出：“33個指標不如一桿秤，秤砣就是老百姓(33個指標是指有人設計的一套評估指標)。”指標要全面，又要簡明可測，其中富民一項，不論用人均收入或人均儲蓄，或者其對立的貧困戶數以及失業率，應當是不能缺少的，并且給以較大權重。有人還提出，反對為求政績而降低拆遷補償標準，正是來自貧困拆遷戶的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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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責無旁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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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好政府的公共服務和為弱勢群體辦實事，另一方面，必須建設廉潔清明的服務環境，堅持取消農村、學校、醫院等低收入或高收入單位的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包括明文規定和半合法、不合法的如擇校費、“紅包”等。據《中國青年報》報道，由98名專家參加的一個課題組的研究報告提出，可能存在和發生的社會危機(如城鄉貧困、失業、農民工、缺乏基本生活保障、教育等問題)，其導火線是腐敗，是社會動蕩的根源。當前社會上，大家罵腐敗，而最受傷害和最恨腐敗的正是弱勢群體。他們直覺地認為，自己之所以陷于窘境，是創造的社會財富都被貪官污吏巧取豪奪了。懲治巨貪，有人同情，而鼓掌最響亮的也正是窮人。治理腐敗有利于釋放弱勢群體的心情壓抑，有利于社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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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義不容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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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政府的責無旁貸，決不意味著要政府包下來；因為政府包不下來，包下來也不能解決好所有問題。這些社會問題，必須動員全社會的力量，眾人添柴，火焰才旺。
　　中國入世，談判中涉及一個社會條款問題。社會條款不是一個單獨的法律文件，而是對國際公約中有關社會保障、勞動者待遇、勞工權利、勞動標準等方面規定的總稱，包含100多個，如《男女同工同酬公約》、《兒童權利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后者明確規定多項，如工人享有工作權、獲得良好的工作條件權、社會保障權、受教育權、獲得相當的生活水準和健康的權利等。我國政府已經先后簽署了一些公約，并由全國人大批準；同時，也對一些不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條款有所保留。履行這些公約，政府有責，更要靠全社會的支持，這在世界各國都是一樣的。
　　早在2002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民政部等11個部門的《關于加快實現社會福利社會化的意見》，提出要探索一條國家倡導資助、社會各方面力量積極興辦社會福利事業的新路子，實現社會福利事業的投資主體多元化、服務對象公眾化、服務方式多樣化和服務隊伍專業化。2004年第27期的《新聞周刊》刊登評論員文章，探討扶貧戰略向“救濟”轉型，報道近幾年來，每年來自國家、民間和國際機構等各方面的扶貧資金都在300億元以上，如果平均分配給3000萬貧困人口，各人可得1000元，足以解決溫飽問題。2004年8月16日的《新華日報》報道，無錫市建立了一個“2858市民求助中心”，4年來平均每年解決市民求助90多次。“2858”，諧音是“你幫我幫”。但其前期投資即將耗盡，面臨“找米下鍋”的壓力。點滴動態，表明我國的社會救濟進入了制度體系新階段。在2004年9月舉行的工作會議上，民政部部長李學舉說：社會救助體系需要統籌考慮和科學規劃，應該遵循“單項突破、系統完善、點上突破、面上擴展”的思路。我國將進一步提高社會救濟的規范化和制度化水平，努力建立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社會救助體系，切實做好這件關系困難群眾生活保障和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大事。這都適應了當前需要，如關注貧困生，要建立“貧困生教育基金”；醫院治療交通事故的受傷人員，盼望著“醫療救助基金”的早日出臺。
　　社會救助要錢，錢從何來?不能全靠政府撥款，那有一定局限，還必須靠向社會籌集。這有兩種來源：一是廣大群眾，眾擎易舉，積少成多；二是部分富人，—筆多金。后者在外國，事例很多，有報道說，他們之中有64％的人樂善好施，為教堂和公益活動提供了數目可觀的捐助。報道的標題是《為富未必不仁》。政策也有促進，這部分支出可以在個人所得稅基數中扣除。
　　我國同樣有典范。最近，由英國人胡潤主持發表的《2004年中國大陸慈善家排名榜》，榜上50位慈善家2003年總共捐贈了10．2億元的現金和物資；其中西安天網軟件董事長陳一丁，做為榜上惟一躋身前10名的西部企業家，以4450萬元的捐贈列第5位。還有其他動人的故事，如山東省樂陵市魯西牛業公司董事長梁希森，只認識200多字，擁有6000頭魯西黃牛，拿出4200萬元，幾乎免費地給村民們造了136套花園洋房，被多個媒體稱為“新農村烏托邦”。至于李嘉誠、邵逸夫的資助辦交通、辦學校，更是耳熟能詳。
　　也有另類信息。前些時候傳說：比爾·蓋茨哭了。說法不一，之一是說他看到一則報道：2003年“非典”期間，中國慈善總會共收到捐款只770萬元，其中只有一位富人以個人名義捐了200萬元。一個13億人口的泱泱大國，百萬美元以上的富人超過23萬，落得這個局面。有人認為，有責任感的人都會感到心痛；還有人問：有些經濟學家之夸“富人有功”，為什么到該立功的時候，把頭縮進了烏龜殼里去了呢?有人也舉中國慈善總會公布的數據，7年來籌集善款近12億元，其中海外占50％、港澳臺占10％，內地只占30％，其中個人和企業所占比重并不高；接著講了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臨死前把財產全部捐獻，并留下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
　　順便說說，還有“富豪不納稅”的故事。不具體了，連稅都要偷逃，不法所得能分些出來幫助窮人嗎?
　　富人大多是企業家，因此，還要談到企業，同樣有社會責任，其含義更廣泛。這是指企業除了為股東追求利潤外，也該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考慮相關利益人，最主要的主體即企業中的勞動者。在經濟全球化伴隨著貧窮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國公司迫于勞工組織和消費者的壓力，也為維護自己的企業形象，先后自行設立有關企業內部的自律性規則即企業的生產守則。這在保護勞動者權益上，與《勞動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國的企業和企業家，也不乏先進者。2003年1月11日，重慶市力帆實業(集團)董事長尹明善在市政協二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主席。記者采訪他，談了幾個觀點：一是依法納稅是企業立足之本；二是企業不是叢林動物；三是回報社會不是義務，而是責任。報道刊于2004年9月12日的《經濟日報》，題為《民營企業家應先盡其能、后得其所》。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對于保證就業、合理分配和參與社會保障，都有積極意義，并有利于防止貧富分化、滋生弱勢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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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群體者也要自立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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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策群力，不能沒有弱勢群體自己，也要自立自強，不能完全仰賴于政府和社會伸出援助之手。
　　拿農民工來說，開始進城，曾經被稱“盲流”，被認為是“高危人群”。這也不是毫無借口。有人找不到工作，有限盤纏都用完了，要生存，要回家，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采取小偷小摸的不正當行為，雖然其心可憫，但是其行可恥。當時，采取收容遣返辦法，沒有解決問題。孫志剛事件后，改為救助，體現了人道主義。實施以來，反映不一。就在不久后的2003年7月的《信息時報》上，報道了廣州市委副書記的話，認為治安形勢非常嚴峻，兩搶兩盜等多種案件上升，給廣大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帶來極大隱患。這不盡是流浪者所為，但肇事者多數是城鄉的無業之人。最近，類似之事一再發生，一項報道的標題是：《三打工仔貪財劫車，悶死司機》。又有消息傳來，深圳一家職業介紹所在招工廣告中直接打出“河南安徽籍免談”的條款。河南、安徽是農民工大省，所以受到歧視，不是出于成見或偏見，正是由于他們人多，難免良莠不齊，別人以偏概全，—桿子打了一船人。所以，值得反思，應當更好地循規遵紀，樹立自己的良好形象。
　　再拿貧困生來說，多數發憤圖強，受到尊重。但是也有少數人，缺乏自覺。有人不愿勤工儉學，只知向家里要錢，使父母難以應對；又如發放助學貸款，面廣量大，據悉，大學生畢業了、就業了，有一部分人竟賴賬不還，并不是還不出錢的楊白勞，是理虧了，其影響也不限于本人。還有個別女學生不甘心于粗茶淡飯，學余找外快，要既輕松又賺錢多，從伴舞、坐臺到陪聊、陪酒到三陪四陪，終于墮落風塵，是非常可惜的。不得不提醒一下：姑娘，你們千萬千萬要自愛呀!
　　當然有說不完的好事。最近《武漢晨報》有一則消息：湖北大學學生宿舍的一位清潔工楊虞發老人，含辛茹苦，培養5個兒子，已有3個成了博士，—個是武漢大學的副教授，一個是手持綠卡的美國計算機公司高級工程師。另有報道，打工仔成為豪華客機飛行員。至于通過打工學技術、學經營、學文化，終于創業致富或成為其他專業人士的，也是人才輩出，克服了比別人更多的困難。這正表明，貧苦是挑戰，也是磨煉，擋不住有志者的成長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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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寄托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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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望、或者說是目標有了，能否實現，當前還是一個懸念。
　　我們應當有信心，并有決心。因為這不僅是設想，而是已在行動。上一個世紀實現了總體小康后，本世紀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這個目標一致的。2003年10月，北京現代化進程研究課題組的一項報告指出：提升GDP不等于邁進現代化。大家對小康的通俗理解，也不滿足于和停留于人均GDP達到幾千美元，而是指小康水平、小康社會并落實到小康生活，在溫飽基礎上再邁前一大步。全面小康比總體小康的進展，不僅是從低水平的小康提到高水平的小康，還有從不平衡、不全面的小康擴大和調整到相對平衡、相對全面的小康。因此，在不同部門、地區設計的小康指標體系里，也不僅有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還有基尼系數。據幾個爭取“率先”到達全面小康的省市檢測，人均GDP已不在話下，最難點是人均收入；其實，更難點在如何保證多數居民真正在人均上下，防止平均數上升了，多數人未上升，弱勢群體的水平不變、規模依舊。學者們指出，小康是一項社會工程，要處理好社會矛盾，彌補社會斷裂，達到社會整合，形成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才能體現名副其實的現代化水平。也因此，當前正在著手編制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必須把社會問題納入視野，作為一個支架。
　　在此時刻，重溫鄧小平的現代化理論，感到深刻和親切。正如在紀念他老人家百歲壽辰時，許多人認為，“防止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是這位世紀偉人晚年特別關心的一個未了心愿，應當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給以兌現。
　　我們也高興地看到，新一屆的領導集體在實踐鄧小平理論。提出科學發展觀，其主旋律是統籌和協調。無論是城鄉關系、區域關系、經濟社會關系，都貫穿著這個要求，不回避二元結構的存在，不回避區域差距的擴大，不回避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一條腿長、一條腿短。落實科學發展觀，必將在相當程度上縮小差距、緩解矛盾，有利于對弱勢群體的救助。當前的宏觀調控，也是科學發展觀的推進，扭轉部分過熱，防止通貨膨脹，調整積累與消費的關系，制止亂占耕地，都將取得相應的積極效應。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堅持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不斷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這是馬克思主義史上首次揭示的新概念，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布局，在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之后增加新亮點，有其不可低估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和諧社會，如《決定》所說，是指“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是鞏固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實現黨執政的歷史任務的必然要求”。該節的文字，提到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提到尊重勞動、知識、人才和創造，提到妥善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提到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提到健全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相銜接的社會保障體系等等，都會使人聯想起弱勢群體問題，并看到了美好前景。
　　面對新世紀，2004年第37期《望東方周刊》有文提出：中國下一種形象是什么?其中之一是：“貧窮懸殊”還是“均貧富”?“均貧富”的提法不準，但對“貧富懸殊”，肯定是要大力扭轉的。我們相信，執政者有能力在全體人民的響應、支持和共同奮斗下，構建和諧社會，實現全面小康，造福于最廣大人民，弱勢群體更得其惠!
　　世界上有杞人，其作用是保持憂患意識，居安還要思危。于是也不免存疑：萬一到2020年，弱勢群體的人數不能有大量減少，其境遇不能有顯著改善，那會是一番什么景象呢?答案只能是：不堪設想，不敢設想，不愿設想!
　　并非多余的結束語：經濟社會學者的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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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多余的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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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社會學者的天職
　　從2004年7月27日寫“緣起”到11月13日寫“結束語”，前后100多天，除了非參加不可的學術活動和社會活動以及非寫不可的應酬、應時、應景文章外，總算一氣完成了幾年來的夙愿。擱筆思忖，仍感到意猶未盡，不免再嗦幾句。
　　所以意猶未盡，是有些話未講完，有些看法未表述，有些問題未想通，有些材料未用好，不僅限于時間、限于篇幅，更是限于主觀水平和客觀氣氛。
　　幾年來，積累了不少材料，有關書刊有一櫥，有關剪報有一米多高。這為我提供了動筆的充分條件。但是，有些警句和格言，應當摘引，竟沒有放進去，現在補在這里：
　　一是從2004年10月20日《參考消息》上讀到巴西總統盧拉·達席爾瓦在聯合國討論饑餓與貧困問題的專門會議上說：“世界上殺傷力最大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是貧窮，這句話還需要重復多少遍呢?”
　　一是從高耀潔教授這位當代中國最偉大的女性之一所寫的《—萬封信》中讀到薩迪的話：“如果你對別人的痛苦無動于衷，你就不配稱為人。”我不知道薩迪是誰，但只從這兩句話，甘心拜倒在他門下，不管他是今人或古人，年齡比我大還是比我小。
　　談到材料，交待一下本書的寫作方法：一是擺事實和其他實證，都是“二手貨”，即從公開報刊來，有根有據，沒有用自己的直見親聞和網上瀏覽，雖然后者有的更生動、更慘酷。這不僅是避免麻煩，省得核實，而且是足夠了，其實所用事例不到掌握的1／10，并且多在2004年直至寫時的8月～10月。二是講道理和想辦法，基本上是“述而不作”，大部分是“拿來”，當然有選擇、評判和發揮。這也不是為了省腦免思，而是好多屬于常理，或者非英雄所見也略同，何必放在自己名下。按規，多注出處。但是有的出處不一或稍加延伸，有所不敬，就改為“有人”，姑隱其名。這表明也是轉述，不屬剽竊。至于為什么多自報刊少自書，則是由于前者與現實較貼近，后者則較抽象。這樣，有點不倫不類，既不是純理論，又不是大寫真。
　　紙堆里爬了一番，覺得安慰的是“我道不孤”。關注弱勢群體的，大有其人，從部分官員、部分學者(首先是社會學者，其次是經濟學者)到各界廣大人士。更普遍的是弱勢群體自己。他們有口難開，有的編了歌，不止幾首，只是沒有歌星去唱，僅在同伙中流行，代替訴苦。在學者中，可以舉出一串名字，熟悉的老熟人如于祖堯，認識的中年人如左大培，知名的還有楊帆等。他們有不少原創的好觀點，如海派經濟學提出的公平與效率“正反同向交促互補變動論”、“勞動主本型的多要素分配改革觀”等。還發現文藝界也有熱心者，雖然近來讀這類書很少，見到有閆連科的《受活》和北村的《憤怒》等長篇小說。
　　另一方面，也有另一種聲響，聽來有點刺耳。有的官員肯定“當前貧富差距基本合理”、“當前學校收費基本合理”，那是官話，盡可置之不理。但是也有學者應聲附和，說什么“基尼系數要城鄉分開、區域分開計算”，“只能救急、不能救貧”等，就是不知所云了。特別是有的學者，對關懷弱者、主張公平的同行認定為“根本不懂經濟學”、“這是一片噪音”，就不僅是同行相輕和黨同伐異了。究竟是誰無知和無情無義，要由實踐來檢驗，要由歷史來判斷，要由人民來分辨。
　　對某些學者，或許有不同看法。其中一位姓郎名咸平，刮起一陣旋風，也是好事。其實，他說的話，有人也說，被淹沒著，才使“外來和尚”起了作用，雖然他知道的比我們少。國有企業走投無路，國企改革一賣了事，而改革成本卻要廣大職工承擔，改革效益則送給又一批暴富者(不少正是造成廟窮的方丈)，這難道有一絲一毫的公平嗎?“郎監管”不費氣力地點破了這層紙，有人顯得狼狽，職工們是興奮的，但是也有學者反對，又是扮演著什么社會角色呢?
　　以上所說，歸納到一點，建議學者們，無論是從事經濟學、社會學、經濟社會學、社會經濟學和法學、文學、哲學，多多關心一下弱勢群體的現狀和前途。這里，想起費老——費孝通先生的話：“我從早年立志認識和改造中國社會，可以說，一生的心思沒有離開過農村和農民。推動我一生學術工作的主要動力，就是希望為農民富足、農村興旺、中國強盛做點實事。”講的是農民，又不限于農民，可以理解為全民，因為絕大多數人民至今還不富。富民，也不是富少數民，著眼于“最廣大”。費老一輩子的學術追求，用他自己的總結，就是：“志在富民”(據悉，他在醫院，祝他健康)。志在富民，應當是經濟社會學者和一切有良知的學者們的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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