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文化大革命的過程

                                   一、運動的開始

“先有事實，后有概念。”文化大革命初期，群眾的自發行動得到了毛澤東的堅決支持，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澤東發動起來的。

“我闖了一個禍，就是批發了一張大字報；再就是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寫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這是毛澤東對自己所起的作用的一個概述。

“毛澤東自己認為文革是從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開始的，結合后來的江青主持的部隊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甚至是作為官方認定的文革運動開始標志的五一六通知，毛澤東在最開始采取的幾個重要步驟，都是把重點落在文藝批判上，實際上是試圖通過在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去落實和完成這個認識和思想上革命的最后嘗試。然而這些嘗試都失敗了，官僚機構總是把運動方向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轉移，“過濾機制”的結果是巍然不動，很顯然在這樣短時間內連續出現的過濾機制，已經說明官僚精英群體的問題是，無法在他們把持的組織程序內部去尋求解決的。”（老田：《毛澤東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書齋想象中的文革與在實際政治博弈過程中展開的文革進程》，轉自“鄉巴佬看世界”網站，tlw.3322.net）

毛澤東的號召在黨內無人理睬，但是在群眾中卻意外地得到了積極的響應，“文化革命”也就隨之變成了“政治革命”。

[自下而上的自發群眾運動很快就開始了……大學生和中學生最先響應毛澤東向現行當局造反的號召。（417）]

毛澤東立即明確對此表示了支持，[“他下令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人民日報廣播和發表了這張大字報（即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引者注），在全國的各所學校里，造反的學生組織以迅猛的速度和使人眼花繚亂的多種形式一哄而起。”（418）]

對于群眾的自發行動，官僚們的反應則與毛澤東相反。

[在6月初的學生騷動開始時，劉少奇就匆忙地向各中學和大學派去了黨的工作組，以努力使這場新的運動保持在黨組織控制的范圍內。（418）]

    在對付群眾時，官僚們的理論與斯大林的那一套非常相似，無非就是“老子就是黨，老子就是社會主義，誰反對老子誰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誰就是反革命。”劉少奇們通過工作組利用其一貫的“形左而實右”的手法來對付造反的學生，其具體方式大致有如下幾種：挑動群眾斗群眾；“將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找替罪羊，轉移斗爭方向；組織保守的、御用的“造反組織”。我們在以后還會看到，這些手段都被各地的官僚們所重復利用。

[工作組也組織了“造反”的學生組織，這些組織主要由享有特權的黨的干部子女領導，他們支持學校黨委，試圖把文化大革命的攻擊矛頭從毛澤東主義的“當權派”的目標轉向“資產階級權威”和那些階級出身“不好”的人身上。“資產階級權威”是指那些對政治進攻實際上毫無反抗能力的著名的知識分子、教授、教師、作家和其他人。與后毛澤東時代的北京領導人對這些事件提供的說法正相反，文化大革命期間首先對知識分子進行殘酷迫害的不是毛澤東主義的激進分子，而正是那些由黨組織起來的、力圖在毛澤東主義的進攻中保護黨的官僚主義者的‘造反派’。……最開始干這種聲名狼藉的事情的罪犯是那些在黨的機構支持下活動的組織。（420）

除了對知識分子的迫害以外，工作組組織的學生組織還對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學——從前的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的子女、以及知識分子的子女——進行迫害。他們發現，使那些過了時的階級成分永久化在政治上是有用的而在社會上則是有利的，他們還發明了‘血統論’（或“自來紅”理論），通過這種理論，他們宣稱自己繼承了革命父輩（他們大多數人現在都是政府官員和黨的干部）的革命精神。而隱藏在神秘的‘階級分析’之后的政治目的和對知識分子的普遍進攻之后政治目的，當然是完全一致的：保護和維持現存的黨的機構。（420）

直到7月下旬，才制服了劉少奇的反抗，毛澤東下令從學校撤出工作組，譴責了這“五十天的白色恐怖”。學生造反派現在可以不受黨組織命令的約束而按照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自由地建立自己的組織了。他們迅速地重新組織起來，以紅衛兵的身份出現。（421）]

8月上旬，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后，在中央取得了多數。8月8日，全會正式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這樣，群眾運動不僅得到了毛澤東個人的支持，而且得到了整個黨的批準.

    十六條可以說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權利宣言”。

   “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

    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為了防止轉移斗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借口，去挑動群眾斗爭群眾，挑動學生斗爭學生.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于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于工礦企業、街道、農村。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

[雖然文化大革命的領導人對于他們所設想的新政治秩序（以及黨在其中的地位）這一問題還是模糊不清的，但毛澤東卻毫不含糊地號召（雖然是以黨和黨的主席的名義，并且不乏驚人之處）群眾向現存的黨和黨組織造反。（423）]

[1966年的夏季和秋季，隨著文化大革命從北京擴展到各大城市和各省，對毛澤東主義領導人來說，顯而易見的是，他們既低估了運動將導致的混亂程度，又低估了地方黨組織對運動的抵制能力。（428）]

“十六條”雖然通過了，“但是兩條路線的斗爭并為此結束。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兩條路線的斗爭還是很尖銳，很復雜的。有極少數人采取新的形勢批判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的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極力采取挑動群眾斗群眾的形式，去達到他們的目的。”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階段開始了。

毛澤東在1966年十月下旬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來做他的同志們的思想工作。首先，毛澤東談了他對運動的興起和現狀的看法。首先，群眾運動“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為此他請求他的同志們的理解，“我這個人闖了這么個大禍，所以你們有怨言，也是難怪的。”然后，他進一步勸說那些官僚們放棄鎮壓，與群眾合作，不要繼續跟一派紅衛兵對立，利用另一派紅衛兵保駕。“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

但是他的勸告并沒有起作用。會后官僚們繼續其鎮壓政策。

“在今天的主流文革敘述中間，常常說各級黨委和支部付是受到沖擊而癱瘓的，這是不真實的，大量揪斗干部和沖擊政府機關是在一月奪權前后發生的事情，政府部分多數停止工作是在兩報一刊發起批判資反路線、基層多數派組織處于瓦解的時候，這個時間要早于造反派的沖擊行為。換言之，‘癱瘓’官員主動‘罷工’非遭遇‘沖擊’來的，這樣才能夠很好地理解奪權和后來的三結合形式。”（老田：《 參加文革政治博弈的三大群體與文革期間社會矛盾的展開線索》，轉自“鄉巴佬看世界”網站，tlw.3322.net）

[（這時）實際上，作為一個發揮作用的國家政治組織的黨已不復存在。在北京的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獨攬大權，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布指示和講話。但是在各省、地區和各城市，當地黨組織為了生存而固守自己的勢力范圍。任何地方的舊的官僚機構都受過沖擊，但其各個部分幾乎都保持著其完整性，地方機構的領導人一方面表示忠誠于毛澤東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極力抵抗當地毛主席的支持者的進攻。為了打破政治僵局，北京的領導人號召迅速完成‘十六條’中宣布的目標之一：把‘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429）]

                             二、一月革命

[但是,還有第三種因素是為毛澤東主義者所低估了的，即城市工人階級自發的社會政治激進主義，它很快獲得了自己的動力。（429）]

在上海，[“到1966年仲秋，反對當局的造反活動從學校擴展到了工廠。”（431）]

“現有事實，后有概念。”1966年11月上旬安亭事件后，“工總司”得到了承認。十二月九日通過了“工業十條”，正式授予了工人階級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權利。

[毛澤東主義的領導人顯然已得出結論：現在是允許無產階級或至少是上海的無產階級完全參加被稱呼為‘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時候了（433）]。

“中國現代史上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發展到與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相結合，才有結果。這是客觀規律。五四運動就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毛澤東傳1949  1976》第1462頁）

[1967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從當地的、省的、地區的黨的權力機關手中‘奪權’。這樣，工人和士兵便作為新的政治演員登上了政治角逐的中心。（428）]

“文革發展到奪權，也不是毛澤東當初設想的預案。實際上是當權派為了對抗文革運動，蓄意把社會搞亂的背景下，以棄置生產指揮調度權力的方式來作為一種政治競爭手段，這個時候造反派為了爭取支持，就一面發起反經濟主義妖風，一面不得不承擔起自己并不那么得心應手的、由當權派丟掉的生產和運輸的指揮調度職責。在上海大量的學生走上碼頭參與裝卸貨物，進入工廠與工人一起上下班，極力維持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避免當權派所威脅的‘斷水斷電斷糧停產停運’的局面出現。權力最開始并不是從當權派手上奪取的，而是當權派棄置地上逼迫造反派揀起來的。正是在這樣的背景與事實指導之下，毛澤東才號召進行大聯合奪權。”（老田：《毛澤東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書齋想象中的文革與在實際政治博弈過程中展開的文革進程》，轉自“鄉巴佬看世界”網站，tlw.3322.net）

上海工人階級的力量格外強大，而且大多數工人組織能夠聯合起來。奪權首先在上海完成，這就是“一月革命。”

[文化大革命從一開始就極力宣傳巴黎公社的原則，幾乎所有上海的政治積極分子都一致支持這些原則。……1967年初，整個上海都可以聽到‘一切權力歸公社’的口號。(432)

    由于派性斗爭而延滯了的上海人民公社終于在2月5日正式宣告成立，這一天，上百萬工人集會慶祝“無產階級的、革命的上海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天”。

但是，上海公社從一開始就不是按照馬克思在187l年提出的原則建立的。馬克思的模式是要求建立‘生產者自治’的政府，政府官員通過民主選舉產生并處于群眾的監督下，群眾有權及時撤換官員，而上海公社的領導人張春橋和姚文元實際上卻是由北京任命的。張春橋和姚文元的這種權力及合法性不是來自上海的工人，而是最終來自毛主席的最高當局。馬克思要求廢除常規軍和警察而張春橋卻以公社的名義動用軍隊和公安力量來鞏固自己的權力，鎮壓持不同政見者。事實上在公社政府的成立儀式上，張春橋就強調說，公社得到了軍隊的支持。此外，張春橋在公社的綱領、組織和領導中排除了他的政治對手，迫使其中一些人宣布成立一個對立的新上海人民公社。（437）]

盡管有著如此多的缺陷，上海公社仍舊有著巨大的意義。在這一機構中，至高無上的權威已不再是黨，而是工人階級自己本身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一個以平民組織為基礎的政權，在權力與社會的較量中，權力第一次起碼在名義上屈從了社會。如果上海公社能夠克服自身的缺陷，變成向巴黎公社或彼得格勒蘇維埃那樣的民主機構，那么將會為全國樹立一個嶄新的榜樣，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的中國將有可能變成現實，幾千年來權力支配社會的頑癥也將就此結束

    [但是，當上海人民等待北京以同樣的熱情程度像慶祝一月革命那樣歡呼公社的誕生時，毛澤東（如果不是所有的毛東主義者的話）正在尋求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在一月期間，還發生了另外兩起‘奪權’事件，一起發生在山西，另一起發生在東北的黑龍江省會哈爾濱。在這兩起奪權的革命運動中，最重要的角色是人民解放軍的部隊。這兩地在推翻了舊的省委領導后其所導致的政治結果不是建立公社，而是建立了由群眾革命組織代表，黨的干部和軍隊組成的、被稱為‘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其中軍隊是舉足輕重的搭檔，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北京的毛澤東主義領導人宣稱，‘革命委員會’是重建政治權力唯一合適的機構。（437  —438）

“革命委員會在本質上仍是官僚體制的工具，它開始是由軍隊支配，最后是在被重新改造過的但依然是列寧主義式的共產黨的控制之下，并與之合為一體。（439）]  

    上海公社的建立，超出了毛澤東的官僚改良主義所能允許的限度。在毛澤東身上，保守的一面開始顯露出來了。

毛澤東經常嘲弄官僚們是假洋鬼子，不許別人革命，而這時他也不許別人革命了。

    毛澤東曾諷刺別人是葉公好龍，表面上喜歡群眾運動，但群眾運動到來時則又避之唯恐不及，他這時也開始扮演葉公的角色了。

    1927年，毛澤東力倡“一切權力歸農會”，40年后，他卻反對一切權力歸公社了。

    上海公社成立后，北京一直不公開加以評論。二月中旬，在與上海公社的領導人的談話中，毛澤東指責公社：“是極端無政府主義的，是非常反動的，……如果什么事都有公社來管，那么把黨放到哪里去了？……必須要有一個黨，必須要有一個核心。”

    十六條中賦予群眾的自我組織自我解放的權利被剝奪了。2月24日上海公社被更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中國工人階級的自發試驗被禁止了。[“上海公社……無論是它的誕生還是它的消滅，在官方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何敘述中都只字不提。（439）]

據一位老家是上海的人士講，他曾聽到一位當年經歷過這些事件的老工人發出過如下的怨言：“毛澤東，不夠朋友，他讓我們去奪權，我們奪了權，可他又要回去了。”

“也就在這時刻（當然，我們現在才知道），毛澤東本人在面臨他親手發動締造起來的運動進程的后果時鳴鼓收兵了；也就是在文革到了最高潮的時候，‘上海公社’成立之際，他下令停止對黨的機器的進一步解體，并且迅速的扭轉了這一實驗方向（今天我們當然看到了其明顯的后果）。”（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三聯書店，2003年，第393 頁）

上海公社的取消，使上海工人階級遭受了決定性的失敗，這也對隨后全國的運動造成了極其不利的影響。

[1967年2月的這些事件，是毛澤東主義從文化大革命最初的那些目標和允諾中一系列讓步的第一步。

這些事件還表明，中國全部的政治權力最終取決并歸屬于一個人和他的“思想”。……對毛澤東的崇拜已達到了如此普遍的程度，以至于毛主席不僅能夠決定每個人的命運，也能決定社會運動的命運。    

十分清楚，文化大革命‘敢于造反’的權利不是人民固有的權利，而是由被神化了毛澤東的權威賜給人民的，因而這也是毛澤東隨時能夠廢除的一種權利。1967年2月，毛澤東規定了上海工人的造反限度并決定了造反的政治結局。（439）]

在取締了上海公社后，毛澤東對三結合的革委會滿懷信心。公社，只有群眾，沒有核心。而舊體制呢，只有核心，不見群眾。革委會呢，在毛澤東看來似乎能將兩者的優點結合起來而避免了其缺點。但是在文字上、概念上能被人捏合在一起的東西，在現實當中則未必能夠真正結合起來。真正的群眾運動、群眾組織怎么能夠與官僚統治、官僚機構結合在一起呢？即便毛澤東想這樣做，但是那些官僚們并不愿加以效仿。毛澤東企圖調和不可調和的矛盾，企圖讓不能結合在一起的力量結合在一起，事態的發展很快就讓他看到這只是一廂情愿而已。

“現在，雙方的決戰還沒有完成，大概二、三、四這三個月是決定勝負的時候。” （《毛澤東傳1949  1976》第?頁）就像毛澤東此前曾多次錯誤地判斷了運動的發展方向一樣，這一次他又低估了對立的嚴重性。

“有些事情我們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兩派，搞大規模武斗，也沒有想到。” （《毛澤東傳1949——1976》第1472頁）等待他的不是“結合”，而是“全面內戰”。

                             三、 全面內戰

[1967年，以‘一月革命’告終的上海事件模式為中國其他地方所效法。但在大多數城市和省區里，當地黨組織的力量較為強大。群眾運動則比較軟弱，派性斗爭比上海更為激烈。此外，現在被官方認可的‘自下而上的奪權’運動受到了兩種的因素的制約。首先，到2月下旬已經明確地規定了唯一可以接受的政治結局是建立在‘三結合’基礎上的革命委員會；其次，2月23日.林彪按照毛澤東的命令，指示人民解放軍介入政治斗爭，在支持‘革命左派’的同時維持秩序。

    毛澤東認為，人民解放軍已完全作好了扮演其既定革命角色的準備。但并非所有毛主席的追隨者都同意這些觀點。（440）他忘了軍隊是國家官僚機構中最具有強制性的、等級最森嚴的機構。(390)

在作為國家政治組織的黨已停止行使其職能以及群眾運動無望地分裂為對立派別的這種日益加劇的混亂局面下，軍隊不可避免地成為文化大革命的仲裁者。……軍隊通常支持那些不太激進的組織。”

“為了維護秩序，軍隊經常對那些比較激進的群眾組織進行武裝鎮壓。特別是在1967年2月3月（后來被一些人斥責為“二月黑風”）軍隊強制（有時動用武力）解散四川、安徽、湖南、河北和福建等地激進的學生組織和工人組織。

在一月革命后的許多地方，實際上正是人民解放軍、黨的干部和保守的群眾組織之間的三結合，阻礙了毛澤東主義的文化大革命目標的實現。”（441）

“到1967年4月底，除上海和北京外，在其余27個省、自治區中，只有4個省建立了為官方認可的革命委員會：山西、黑龍江、貴州和山東。在其他地方，原有的黨組織在各種造反組織的圍攻下依然根深蒂固。而各造反組織之間一方面相互發生沖突，另一方面又與奉命前來支持他們的部隊發生了沖突。

1967年春季，各地的軍隊領導人著手恢復‘秩序’，這在許多地方意味著保護原來的黨的機器，支持保守派的群眾組織并維護政治現狀，造反派對軍隊的敵意不斷增加。

站在對立面的絕不僅僅限于幾個激進的極端分子，因為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清楚地表明，工人、學生及農民對黨的干部懷有深深的不滿情緒，他們反對的也絕不僅僅是‘一小撮’被官方稱為“反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如果沒有這種群眾對官僚機構的傲慢和特權的普遍不滿情緒，就不可能解釋為什么數以千萬計的人會響應毛澤東造反的號召。”（443）]

4月公布了“軍委十條”，禁止軍隊鎮壓造反派群眾組織。

“軍隊介入后……來了個‘八條’，抓然抓多了，有些革命組織不應取締的取締了，起了壓的作用。‘十條’后，受壓得有起來了，又恢復了，來了個反復。反復好……形勢大好，陣線也分明了。”(《毛澤東傳1949—1976》第1491頁)

    [ 5月，在一場激進的反擊所謂“二月逆流”和前幾個月的“黑風”的運動中，人們的不滿爆發了。

7月，在全國性暴力和混亂的背景下，產生了實現毛澤東主義過去號召過的“中國公社”的新要求。

為了調解處于爭斗狀態的各派組織，從北京派出了政府和軍隊的高級領導人到各省情況嚴重的地區以幫助實現‘革命大聯合’。”（443）]

    7月，毛澤東親臨武斗嚴重的武漢，他深信通過他的調解可以使各派放棄對立聯合起來。從春天起，武漢軍方就公開鎮壓造反派組織“工人總部”。軍委十條公布后，軍方的鎮壓行動被迫有所收斂，便轉而支持建立了一個以基干民兵為核心的組織“百萬雄師”，利用其去攻擊造反派。當毛澤東的代表宣布工人總部為革命組織后，軍人和百萬雄師的成員沖擊了代表們所住的賓館并將其中一人抓走，而毛澤東也住在這一賓館內。毛澤東被迫迅速飛離武漢。這就是“七·二O”事件。

[武漢的反叛喚起了內戰的幽靈，因為這一事件表明，顯然是國家唯一穩定的力量即人民解放軍也并不完全是一個堅如磐石統一體。（445）]

毛澤東一向引以為榮的軍隊竟向他這個締造者發起了沖擊。武漢事件實際上是軍方強人們向毛澤東發出的警告：你毛澤東如果繼續支持造反派，那么我們——你的老部下就要對你不客氣了。要我們還是要他們，你就看著辦吧。]

毛主席在公開情況下暫時還保持沉默。（445）

    1967年7月和8月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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