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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這篇文章是英國的一位學者所寫的。他認為當今世界正面臨新的黑暗時代，像“羅馬帝國崩潰”時那樣。他提出這個命題的根據有三，一是科學發展將放緩；二是致使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的全球化將因為各種抵抗而失敗；三是環境污染與氣候變暖使人類的生存條件進一步惡化。應當說作者對這些問題的揭露還是蠻深刻的，遺憾的是，作者對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源缺乏科學分析，有的不到位，有的不正確。雖然他認為民主政治產生了“民主赤字”，但他仍認為“其他制度都失敗了”，只有資本主義是“正確路線”，甚至對1917年的俄國革命也持否定態度，這些都說明作者的階級局限性。不管怎么說，這篇評論還是有閱讀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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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歷史上賺錢和花錢的最大狂歡即將結束。兩百年的繁榮使工業世界的公民們獲得的財富、健康和長壽的水平是前所未聞的，但這種繁榮正處處受到威脅。石油正在耗盡；氣候正在以可能是災難性的速度變化；爭奪稀缺資源的戰爭正在醞釀之中；最后，也是最令人震驚的是，有關如何解決任何這樣的事情，我們似乎沒有足夠的主意。
當然，以前已有人這么說過：人們總是說，世界將完蛋，但這種預言從未實現。這一次這種預言可能也不會實現。但是，坦率地說，前景看上去不妙。幾乎每天都在出現的新的證據表明，進步可能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一個新的黑暗時代正潛伏在前方，等候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孩子。
要明白這種前景如何可能發生，有必要了解，發達世界的我們目前所享有的特權是多么非同尋常，多么史無前例。如今你剛出生，就能期待比你的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祖先多活25年至 30年，比你的中世紀祖先多活多達45年，比你的石器時代的祖先多活至少 55年。極其不可能的是，你的分娩將殺死你或者你的母親，或者在隨后的生活中，你將患傷寒、鼠疫、天花、痢疾，或者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拔牙。由于發達世界自工業革命以來得以持續的2%的經濟年增長率，你將享有的生活水平會使羅馬皇帝尼祿感到眼花繚亂。你將獲得的知識多于亞里士多德可能開始想象的，而你將掌握的技術資源會使萊奧納爾多•達•芬奇感到震驚。你將了解的世界的范圍和多樣性會在亞歷山大大帝身上引起曠野恐怖癥。由于工業化世界對其敵人的絕對技術優勢，你應能經歷相對的和平，而且，如果運氣好并且有節制，你應能寫下并說出你所喜歡的任何東西，這是幾乎所有其他人，無論是死人還是活人，都不能享受的一種奢侈。最后，隨著這種在天堂中的逗留人為地得到延長，你將沉迷于一種認識，即對你的孩子來說，情況只會變得更好。
這種令人驚愕的發展使我們深信，進步是一種新的自然法則，是始終會發生在一切事物身上的某種東西。微軟公司總是在開發視窗的更好版本。今天的諾基亞手機使昨天的諾基亞手機變得過時，今天的蘋果電腦、耐克運動鞋或者吉列剃須刀的情況也是如此。預期壽命繼續上升。汽車駛得更快，飛機飛得更遠，而我們被確鑿地告知，有一天癌癥必定低頭。無論在我們的生活中或者在世界上發生什么失常的事情，進步的步伐繼續不管不顧。難道情況不是這樣？
情況幾乎無疑不是這樣。第一個重大問題是我們瘋狂地迷戀石油。石油為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提供動力，并決定我們如何生活。可是，根據最樂觀的預測，剩下的石油只夠使用30年至40年。來自瑞士烏普薩拉大學的一項悲觀預測認為，世界石油儲量被極大地高估了，石油將在10年內開始枯竭。因此，實際上已變得不可想象的是，由煤油提供動力的飛機或者由石油提供動力的汽車將在更長久得多的時間內存在。在石油確實耗盡之前很久，它將變得過于昂貴，以致不能被用于諸如飛行和開車等沒有意義的追求。人們通常認為，我們能找到繞過石油枯竭的方式，利用氫能、核能或者風能。事實上，這些技術沒有一種已被發展成看上去能足夠迅速地取代石油的任何東西。大國根本沒有對解決這個問題投入足夠資金。相反，它們準備為最后一滴石油而戰。中國最近開始向沙特阿拉伯做出外交姿態，希望打破美國對這個國家2620億桶石油儲量的控制。
即使我們對解決這個問題投入資金，我們也不能肯定，能解決這個問題。進步終止的最奇怪征兆之一是最近的發現，即人類正在喪失提出新觀念的能力。
創新速度正在放緩
喬納森•許布納是一位和藹可親、非常文雅和非常端正的物理學家，他在位于加利福尼亞州中國湖的五角大樓海軍空中作戰中心工作。他于1985年接受這份工作，當時他26歲。一個年長的科學家告訴他，他是多么幸運。在他的職業生涯過程中，他能期待目睹科學技術的巨大進步。可是，到1990年，許布納開始懷疑，這個老人的說法是錯誤的。“進步的數量沒有呈現指數級的不斷增長，我沒有看到與我所期待的一樣多的進步——不是在任何特定領域，只是一般而論。”
他感到困惑，開始進行他自己的某種研究。他開始研究重大創新的速度，這些重人創新被列在一本題為《科學技術史》的第一流著作的目錄中。經過某些詳盡的數學運算，他得出一個結論，這個結論提出了有關我們維持進步的持續能力的嚴肅問題。他所發現的是，創新速度于 1873年達到頂峰，此后不斷下降。事實上，我們目前的創新速度——許布納估計，目前的創新速度為每年每十億人七項重要技術發展——大致與1600年相同。到2024年，創新速度將急劇降至與黑暗時代相同的水平——黑暗時代是指羅馬帝國滅亡至中世紀開始之間的時期。這種計算是以人均創新為基礎的，所以，如果我們能夠保持人口增長，我們在理論上能夠維持創新的絕對速度。可是，實際上，為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幾乎立刻給世界增添數十億人。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看來只得承認，進步，至少是科學技術方面的進步，事實上正在非常迅速地放慢速度。
許布納提供了兩種可能的解釋：經濟意義和人腦大小。或者是根本不值得從事某些創新，因為它們沒有效益——這是空間探索幾乎中止的一個原因；或者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我們能夠知道的大多數東西，所以，發現新事物變得日益困難。例如，20多年來，我們已經知道癌癥是如何產生的，為了預防和治愈癌癥，我們需要做什么。可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仍然不知道如何治愈癌癥，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沒有治愈癌癥的可能。
許布納的深刻見解已經引起某種憤怒。有影響的科學家雷•庫茲韋爾批評他的創新樣本是“任意的”；納米技術的倡導者埃里克•德雷克斯勒認為，我們應該衡量能力，而不是衡量創新。因此，在沒有重大創新的情況下，我們能夠更迅速地旅行，或者以更高速度獲得更多信息。
許布納迄今為止成功地對所有這些批評作出了回應。此外，他得到位于伊利諾斯州的西北大學管理教授本•瓊斯的著作的支持。瓊斯發現，目前我們所處的左右為難的境地不亞于《愛麗絲鏡中奇遇記》中紅色王后所處的境地：只是為了留在原地，我們也必須越跑越快。工業化世界兩個世紀的經濟增長基本上是由科學技術的創新推動的。我們并非獨立地或者僅僅通過勤奮工作變得更富裕：我們變得更富裕是因為聰明人發明了蒸汽機、抗生素和互聯網。瓊斯發現，為了通過創新維持增長，我們必須越來越勤奮地工作。僅僅為了不落伍，我們也必須把越來越多的資金注入研究和開發，必須在這些領域部署更多人員。瓊斯說：“結果是，普通的個人創新者所具有的影響越來越小。”
與許布納一樣，有關為什么發生這種情況，瓊斯提出兩個理論。第一個是“掛得低的果實”的理論：早期的創新者摘取了最容易摘到的觀念，所以后來者必須作出努力才能解決更困難的問題。或者，也許知識的大規模積累意味著，創新者必須接受足夠長久的教育，才能發明某種新東西，結果，他們用于創新的有效生命縮短了。瓊斯說：“我注意到，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年齡正變得更老。這是明確的跡象，說明創新所需的時間更長久了。”另一種選擇是專門化——但這將意味著創新者只是對視窗的最新版本稍作修正，而不是發明電燈泡。他們的創新的影響將是微小的，創新成了一個使已經起作用的東西變得更好一點的過程。這可能使我們認為，我們正在不斷取得進步，但這可能是一種幻想。
對奧默羅德來說，在社會的組織方面，可能存在非常稀有但類似的質的飛躍。他認為，城市的創造就是一種質的飛躍。城市也許是在一萬年前出現的，在人類停止作為采獵者并成為農民之后不久。其他明顯的發展不能與之相比。例如，羅馬帝國一度似乎是永恒的，給世界帶來進步。可是，接著，有一天，它崩潰并滅亡了。問題因此變成：我們的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的做事方式是與城市一樣，是人類條件的不可逆轉的改善，還是與羅馬帝國一樣，是財富和成功的一顆稍縱即逝的流星？
奧默羅德猜想，資本主義實際上與城市一樣，是人類條件的一種持久變化。“向前邁出了大步，”他說道。也許經過數千年的努力，我們發現了正確路線。資本主義也許是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過程的幸存者，目睹了所有其他制度的失敗。
然而，奧默羅德承認，創新的速度很可能正在放緩——正如他所指出的，“所有的方框也許都已被點擊”——而進步仍然取決于完全不受我們控制的偶然性。一次小行星撞擊或者超級火山爆發可能立即粉碎我們的全部虛榮心。可是，奧默羅德猜想，我們的200年狂歡大體上不是僥幸的成功。
全球主義已經失敗
這個觀點得到荷蘭裔美國人、當今世界最有影響的經濟歷史學家之一喬爾•莫基爾的熱忱支持。莫基爾是《財富杠桿》和《雅典娜的禮物》的作者，這兩本著作支持進步的觀點，認為我們確實在做某種正確的事情，這種事情使我們的自由民主的文明能夠獨特地產生持續的進步。這個觀點的論據是，自18世紀的啟蒙運動以來，一個新的條件進入了人類的方程式。這個新條件是知識的積累和知識的自由市場。正如莫基爾所指出的，我們不再將說了錯話的人們斬首示眾——我們聽取他們說些什么。這種“社會認識”是進步的，因為它允許觀念得到測試，而最有效的觀念得以幸存。這種認識體現在制度之中，制度與個人不同，能夠超越我們的動物本性。因為這些制度的成功，我們能夠合理地抱有希望，齊心協力地就任何未來的問題思考我們的方式。例如，如果石油正在枯竭，我們應該利用氫能或者核能。如果環境遭到破壞，那么，我們應該找出恢復環境的方式。莫基爾說：“如果全球氣候變暖正在發生——我日益深信情況確實如此——那么，我們將擁有解決全球氣候變暖的技術。”
可是，正如他所欣然承認的，他的樂觀主義存在美中不足之處。首先，他所作出的至關重要的讓步承認，雖然一個社會可能進步，個人是不能進步的。人的本性根本不可能進步。我們的侵犯的、部落的本性是固有的，未經改變，也不可改變。作為個人，我們是動物，而作為動物，就沒有能力進步。訣竅在于，使這種動物本性受到有效制度——教育、法律、政府——的約束。可是，這些制度可能出錯。他說：“使我感到恐懼的事情是，這些制度可能失效。”
在古代文化內部根深蒂固的重要制度1917年在俄國失效，1933年在德國失效，造成歷時數年的屠殺。這種屠殺的規模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見的。對莫基爾來說，產生這些制度失效的不是我們的知識的不良影響，而是我們的侵犯的、動物的本性的不良影響。這種情況完全可能發生的事實本身是一種警告：進步決不可能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一些人認為，這種制度崩潰目前正在發達世界以一種“民主赤字”的形式發生。這種民主赤字正在許多層面發生。存在超國家的民主赤字。在這方面，無論是大公司還是大機構——歐盟、世界銀行——全都逐漸使重要決策領域與選民脫鉤，挖空地方民主。也存在國家層面成民主赤字。在這方面，極大地增強的政治復雜性造成操縱，幾乎是任意擺布選民。英國的情況尤其如此。在英國，政治已被新工黨虛擬化，變成一系列表象問題。這種發展證明，僅僅呼吁一種“民主”的制度并不必然地意味著，這種制度將保留似乎來自民主的進步美德。民主可能自我摧毀。此外，隨著難以估量的全球恐怖主義威脅的出現，法律制度發生了旨在限制自由和隱私的防御性變化，制度崩潰導致一種新的、破壞性社會秩序的可能性隨之產生。我們不能免于過去的極權主義錯誤的影響。
進一步的觀點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回事，全球化是另一回事。目前的全球化浪潮是在1970年代確定的。全球化被認為是一個過程的開始，通過這個過程，自由市場經濟的杰出表現可能導致一個世界范圍的解放過程。事實上，人人都可能被拉入發達世界的200年繁榮。然而，正在變得日益明顯的是，事情并不像所計劃的那樣發生。著名加拿大思想家約翰•拉爾斯頓•索爾在其《全球主義的崩潰》一書中認為，事實上，全球化已經告終，正被一系列彼此競爭的地方利益和國家利益所取代。與此同時，加利福尼亞學者馬克•萊文在其《為什么他們不恨我們》一書中證明，由全球化鼓吹者提出的證據，諸如世界貿易組織，掩蓋了諸如中國這樣的國家和諸如中東這樣的地區的深刻分歧和嚴重不穩定性。他認為，全球化往往只是使富人變得更富，使窮人變得更窮。全球化也破壞本土文化，并激起好斗的抵抗運動——從西方的學生示威到中東的激進伊斯蘭主義者。進步建立在非常脆弱的基礎之上。
可是，如果只有信仰，那怎么辦？如果進步的“事實”本身最終是自我破壞的，那怎么辦？這種設想變成事實的方式有多種。首先，人類的人口繼續呈現指數級增長。世界人口目前已接近65億，而1900年為16.5億，1800年約為10億，1500年為5億。這種統計數字表明，經濟和技術的進步使地球承受的人口增加了數十億。通過使人類活得更久和吃得更好，進步持續地促進人口水平的上升。除了人口問題，還有污染問題。壓倒性的科學共識認為，由人類活動引起的全球氣候變暖正在發生。根據某些估計，我們將在10年內越過極限點。氣候系統將發生變化，極大的洪水將發生，人類文明即使不會不存在，也將處于風險之中。
不斷增多的證據表明，我們的兩個與增長和財富有關的快樂世紀可能以一個新的黑暗時代告終。在這個新的黑暗時代，無知將取代知識，戰爭將取代和平，疾病將取代健康，而饑荒將取代肥胖。你不這么認為？這種事情在過去總是發生。是什么使我們變得如此不同？恐怕沒有什么。
（《環球視野》摘自2005年10月16日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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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銀湖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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