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立人　《中國弱勢群體》　四

第13章　

　　　能否實現效率與公平的雙贏／155
　　一定要講效率／156
　　講公平不影響效率／158
　　效率與公平的結合和協調／160
　　從效率優先到效率與公平并重／162
　　公平、公正和平等／165

第14章

　　　是新自由主義，還是社會主義／167
　　自由主義的批判和借鑒／168
　　其他“社會主義”和“新左派”／171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73

下編想辦法

　　第15章致富農民，任重道遠／183
　　扶貧成果和攻堅難度／184
　　農村改革的“少取多予”／186
　　增產增收的多道門檻／188
　　增加農民的財產收入和經營收入／191
　　第16章善待農民工，轉移為市民／197
　　評價農民工要大造輿論／198
　　給農民工以國民待遇／200
　　努力解決農民工的具體問題／203
　　政府是推進農村勞動力有序轉移
　　的決定性力量／207
　　第17章悠悠萬事，就業優先／209
　　保持和擴大就業是宏觀調控的第一目標／210
　　千方百計增加就業崗位／212
　　要有新的思路、設想和試驗／216
　　消除就業歧視，強化就業保障／219
　　第18章社會保障，方興未艾／221
　　為弱勢群體編織安全網／222
　　老齡社會的老有所養／225
　　煞費斟酌的醫療保險／226
　　積極推進農村的社會保障／228

　　　居者有其屋也是一項社會保障／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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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公平不影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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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效率與公平，大家比較接近的觀點是“互為成本”。也就是說，效率以公平為成本，公平以效率為成本；講效率要失去一些公平，講公平要付出一些效率。理想是找到一個結合點和平衡點。但也帶來一個推理，兩者如魚與熊掌，非此即彼，此長彼消，不能兼而有之，實現雙贏。
　　有人主張，在長期堅持平均、犧牲效率之后，當前改革的重點是提高效率。為此，應當撥亂反正和矯枉過正，強調一下效率優先，公平只能適當兼顧。不然，為了實現公平或平等，采取行政、法律和稅收等手段去求公平或平等，無疑是將一部分人的努力轉移為另一部分的所得，實際上是不公平的平等，勢必打擊人們的勞動、經營和積累的積極性，往往導致勞動消極、經營不善、積累偏低、投資緊縮，對發展經濟和增加收入有弊無利。聯系到大學改革，有人設計的方案，針對當前效率不高，所以第一刀要砍向平等，著眼效率。
　　所謂公平，有人分解為公正和平等，有其經濟意義和社會意義。這在外語，從fair和equity到fairness和equality，有公平、公正、正當和平等、均等的意思，不盡相同，翻譯和使用中不無出入。公平既有機會均等的要求，又有分配均等的預期。后者，主要不在初次分配，而靠再分配。有人提出，對不同種類的工作如果在報酬上沒有差別，怎樣能保證人們像在漂亮的公園里工作那樣愿意在危險的離岸石油鉆臺上工作呢？如果一個國家以對最富的人們實施高稅率的形式進行再分配，那么他們儲蓄和工作的努力就可能被壓低或誤導，并造成總的國民產出的減少。因此，平等分配或平均所得，不僅有損效率，也談不上公平。引自張不一：《公平是效率的敵人嗎?》，《書屋》，2004年第一期，下同。
　　作者認為，公平不是、也從來不是效率的敵人。他認為，公平與效率不是此消彼長的、經濟學所說的“負相關”，否則，怎樣解釋薩穆爾森的《經濟學》中講到的：歧視和被分割的勞動市場可能導致不平等的就業機會，帶來經濟非效率性和社會不平等。社會不平等無疑是不公平的一種，如果公平與效率相互抵觸，它們怎么會同時受到損害呢？恰恰相反，公平不僅是效率的助燃劑，甚至可以說是效率的營養品、必需品。換言之，社會環境、經濟環境愈公平就愈有效率。
　　以上所述，比較抽象。具體地說，不難舉例。一是“假球黑哨”是不公平的，誰能說效率高在哪里？可能制造出驚人的進球率，不可能制造出高的上座率和收視率。二是中國圍棋近來反思，為什么世界冠軍老是韓國人？原來，幾乎每次世界大賽，他們都要認真選拔，公平使世界冠軍成了韓國人的囊中之物；反觀中國棋院，就算組織選拔，往往有幾個名額是指定的，權力破壞了公平，沒有公平也就沒有效率。再說，如果公平是效率的敵人，美國為什么又是“謝爾曼法”，又是“克萊頓法”，反什么壟斷，不怕公平影響效率嗎？而在中國，地方保護是以不公平的行政手段，保護著低效率的經濟運行。
　　上述公平，不限于分配，而是貫串于所有競爭也包括市場競爭。這種公平或稱公正，主要是指機會平等，是競爭的起點，不是終點，不能保證競爭的結果也是大體上平等即平均（在外語里，平等和平均是一個詞即equality）。一篇文章吳忠民：《公正并不只是機會平等》，《南方周末》，2001年11月22日。在這方面有進一步議論，在談到股票市場是絕對地強調機會平等，可是對根本無余錢購買股票的弱勢群體來說，又有多大的意義呢？在起點極不相似的情況下強調平等，恐怕很難想象成千上萬的貧困人口能夠擺脫貧困，很難想象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能夠縮小。最后指出公平也非萬能：
　　對于機會平等規則力所不能及之處，社會應當予以彌補。由于現實和歷史條件的限制，許多社會成員本來具有的潛能難以充分地開發出來，難以進入平等競爭的狀態。比如，一個出身于貧困農村家庭的孩子和一個出身于城市較富裕家庭的孩子相比，自然是前者的成長環境比不上后者。究其原因，一般來說是社會環境的因素在起作用，社會負有重要的責任，而不是孩子家庭及孩子本身的問題。因此，基于造就一個公正和充滿活力（高效率）的社會的目標，社會（通過政府）有責任直接創造一些有助于機會平等實施所需的“平等”條件，社會有責任增大每一個社會成員把握機會的能力，有責任直接地援助弱勢社會群體。如果這一點做不到的話，那么，就會加大社會階層之間的裂痕，社會合作、穩定也深受影響，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社會發展宗旨也就無從談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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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與公平的結合和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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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化有競爭，提高了效率，但也導致貧富不均和兩極分化。公平，不僅是起點和過程，還要延伸到結局，往往首尾不一。所以，希冀效率和公平都能正確發揮其調節分配的積極作用，必須雙管齊下，力爭兩者的結合和協調。
　　效率與公平是辯證的統一，既有矛盾，又能結合起來，達到協調。效率主要是經濟范疇，通過競爭的分配，是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公平含有較多的社會意義，不僅作為機會平等，使起點公平，還要求終點公平，差距不致過大。現在大家懂得，除了原來存在的不平等導致起點公平有其局限外，即使在平等競爭中，也總會有勝有敗，有富有窮，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能說是經濟的不公平，而把矛盾留給了社會。但是，追求效率產生不公平，不能說放棄效率就能公平；同樣，效率產生不公平，不能說不公平一定有效率。情況復雜，關系錯綜，為尋找效率與公平的平衡開拓了廣闊的空間。公平能促進效率，效率也能促進公平。特別是在公平促進效率、促進經濟發展后，擴大了公平分配的余地。這樣，兩者之間不是互相制約而是互相促進的聯動關系就建立起來了。發達國家在發達的基礎上，逐步解決了這個問題，效率提高造成了富人，也有利于窮人的逐步擺脫貧困。二次大戰后，西歐發展迅速，效率提高，差距縮小，亞洲“四小龍”也相類似，不同程度上顯示了效率與公平的協調。這也是要靠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的協調，如阿瑟·奧肯所說“為了效率而犧牲某些平等，為了平等而犧牲某些效率”，都是必要的、合理的。
　　2002年12月30日的《21世紀經濟報》，記者吳銘寫了一篇《東歐十年啟示：公平與效率一個也不能少》，講到東歐各國在推行市場化進程中面臨兩個史無前例的難題：對公平的極端敏感、空間龐大的國有財產與極為可憐的認購資本的尖銳矛盾。這在理論上，可以通過全民執券這一方法得到解決，也就是在沒有資本家的情況下為發展資本主義創造條件。但是在具體做法上，這些資產怎樣按照效率與公平兼顧的原則轉為民有或稱“人民私有化”、“大眾私有化”，體現國有資產歸全民享有的思想，摸索了多種途徑，通過公平競爭而基本實現。文章認為，英國方式相對成熟，匈牙利模式以“賣”為主，走過一段彎路，最后取得比較成功。
　　所以引上文和上例，對照我國，有共性也有個性。在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上，過去是既不公平、又無效率。改革以來，效率有所提高，公平有所體現，但是20世紀90年代后，收入差距擴大，弱勢群體有增未減，人們認為不公平程度在深化，而效率提高也有限，特別表現在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改革，試盡了種種辦法，最后寄希望于戰略性調整，當前各地叫“國退民進”，讓國有企業退出大部分競爭領域。怎么辦？從郎咸平引起的爭論，表明有分歧。但是肯定，不退是沒有出路的。退得好，將顯示公平與效率的并舉；退得不好，很可能是兩者的俱失。目前到了關鍵階段，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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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公正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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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公平，包括公正和平等，用語往往有交叉。公正（justice），從經濟、社會上升到道德、倫理，是又一個高度。早在20世紀90年代，《東方》雜志連續刊登卞悟的四篇文章：《公正至上論》、《再論公正至上——起點平等如何可能》、《公正、價值理性與反腐敗——三論公正至上》、《公正為道德之基——四論公正至上》，不少地方談到與效率的關系。
　　第一篇的第一節是《公正為效率之母》，提出：“無競爭則無效率，無公正則無競爭，公正不僅與效率無矛盾，而且是效率之母。”他認為，在西方，規則的公平久已是既成事實，起點的公平則因那里的競爭早已越過了起點狀態而意義大減；另一方面，由于契約關系久已取代依附關系，形式上的公民權利平等久已取代等級、身份壁壘，因而那種“非競爭性的結果不平等至少在理論上久已消失”。結果不平等基本上只為競爭（對效率的追求）所造成，于是結果平等與效率的矛盾十分突出，成了“公平與效率”之爭的主要內容。而在中國，社會問題的癥結與其說在于不公平，不如說在于不公正。競爭結果的不平等，其實本質上仍是非競爭性的。還提出，公眾往往把公正問題誤解為公平問題，而社會公正這面本應成為改革之魂的旗幟，反而似乎成了“保守派”的專利、舊體制的招魂幡。這無疑潛在著很大的危險。其他各篇多有深意，最后一節是《與其空談道德，寧愿呼喚公正》。
　　事隔10年，2004年7月29日的《南方周末》發表黨國英的《公正創造財富》，提出在國家和老百姓之間，國家及其人格化的代表容易成為強者；在勞動和資本的關系中，資本也容易成為強者。在國家、資本和知識精英構成的三角關系中，知識精英喜歡資本勝過喜歡國家；而面對資本和勞動之間的不平等，知識界容易保持沉默。他認為，資本雇傭相當數量的勞動，資本的支出將會增加一個明顯的百分數。這會提高中國產品的勞動成本，從而降低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嗎？在他看來，對資本和勞動關系的適當調節會增加中國的財富總量，即使在這種調節中會增加資本雇傭勞動的成本。結論是：資本來到世間，雖然并非一定是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但它的確是為了財富而生存。勞動也一樣，勞動者需要財富。但因為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權利不平等，最終兩方都會失去擴大財富占有的前景。為了資本的財富擴張，也為了勞動的財富享有，我們必須調節它們之間的關系。
　　從平均到公正，是我們的經濟政策特別是社會政策的重大轉變。在市場化和現代化進程中，獲得大幅度發展的同時，出現不少前所未有的問題，其中最突出的矛盾是不少來自社會的不公正，弱勢群體成員有所增多。因此，如何基于公正的理念建立政策體系，使社會公正程度的提升與社會財富數量的積累形成同步化，是當前的一個緊迫問題。在分配制度中呼喚公平，也體現著更高層次的公正，對市場效率有益無害。
　　建構科學的分配體系，其結果怎樣符合公平、公正和效率的要求，基尼系數是一個參考指標。有人想到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他同時承認勞動、資本和才能三項，主張要使三方面的有關人員都感到滿意。這與我們現在贊成按勞動和資本、技術進行分配，居然不謀而合。他的設想是：在共同贏利的分配中，勞動應得5/12，資本應得4/12，才能應得3/12。這個比例有無效率，是否公平，姑置不論，但是其設想不完全是空想，有可能與我們的現實距離不是太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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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和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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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自由主義是自由主義的現代品種，在西方經濟學中是一大流派，并且擴展到政治學、社會學甚至哲學領域，形成一個思想體系，為較多學者和政治家、經濟家所信奉。新自由主義崇拜市場，認為市場是“永動機，它們只需要一個法律框架和不干預的政府，就能提供不間斷的增長”。這成為一切保守黨派的指導原則，于是對社會現象有其獨特視角。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是杰出代表，所謂撒切爾主義就是新自由主義的人格化。在有關社會問題上，撒切爾夫人明顯地表現出對不平等現象的漠視，或者是對這種現象的支持。她認為，“社會不平等天然就是錯誤的或有害的”這一觀點，是“天真的和不合情理的”。他們反對平等主義，只是把機會平等看做是值得追求的，認為一個任由市場自由運作的社會可能會產生大量的經濟不平等，但這并不要緊，只要具備決心和能力的人能夠上升到與他們的能力相匹配的位置就可以了。他們還把福利國家看成是一切罪惡的源泉，正如當初的革命左派把資本主義視為一切罪惡的源泉一樣。
　　近幾年來，新自由主義輸入我國，成為學術界、理論界、思想界乃至經濟界、政治界、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熱門話題。對新自由主義的介紹，大致歸納為：
　　（1）經濟理論，宣揚“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
　　（2）政治理論，強調“三個否定”，即否定公有制，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國家干預。
　　（3）戰略和政策上，不僅一般地鼓吹全球化，并且極力鼓吹全球經濟、政治、文化的一體化。
　　雖然，至今還沒有人公然贊成新自由主義的整套觀點，但是在其某些方面表示接受的還不少，并且影響高層決策，有的已在實際工作中得到體現。特別是經濟的“三化”，同意的多于反對的；全球化和一體化（主要在經濟上），也有人深信不疑。貧富差別和兩極分化的凸顯和深化，較少地被揭示，較多地認為不可避免，不能說是沒有新自由主義在起著一定作用。對弱勢群體的產生，認為自然，難以解決，也不要求政府花大力氣，最多給以同情，以防矛盾激化，同樣出于類似的思維。
　　當然，不是聽之任之，而是相當關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了課題組，拿出了研究報告，并且出了書。何秉孟主編：《新自由主義評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6月。書中提出，我國學術界對新自由主義的研究，存在四種態度：全面否定；極力鼓吹；只介紹不分析、不判斷；批判地吸收、借鑒。該課題組的傾向是否定第一二種，容許第三種，贊成第四種。他們認為，作為學術理論的新自由主義同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化（所謂“華盛頓共識”）不能相等同；新自由主義中有必須加以批判和堅決抵制的，主要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去掉這兩頭，可資借鑒的合理成分有：市場是有效配置資源的機制；現代貨幣主義的觀點；運用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加強法制，使政府行為納入法制軌道；尊重人權和人的自由發展；以及某些研究方法。在批判方面，則有絕對自由化、全面私有化、全面市場化、全球一體化。
　　以上論定，基本可取。但是這樣評析，沒有直接聯系現實，并對新自由主義在我國當前已經發揮的作用，包括正面和負面，缺乏必要的估價。還要看到，雖然“極力鼓吹”的人主要在部分中青年，而被潛移默化的其實已不限于少數學者，更多的在企業界和地方政府。對他們來說，市場化、私有化已經不是“全面”與否，而是感到還很不夠。如瘋狂叫囂“在馬克思主義的棺材上釘下最后一顆釘子”的張五常，即使有人批判，更多有人捧喝。至于對當前兩極分化、弱勢群體現象視而不見、見而不說的人，更非絕對少數。在他們腦里，主宰成分不能沒有新自由主義的基因。聽其發展，市場化、私有化還有什么約束呢？
　　對新自由主義，確實應當既有批判又有借鑒。“自由”兩字是神圣的。大家記得“勿自由、毋寧死”和“若為自由故，兩者（指生命和愛情）皆可拋”的名言，不相信“自由”是異端，并在《憲法》中對人權列舉了種種自由。侵犯自由就是剝奪人權、踐踏法制。這是新、舊自由主義的重要功績。但是在經濟上，一味鼓吹自由，已經帶來禍害，就是貧富兩極分化、弱勢群體增多。2004年第32期的《暸望》新聞周刊，登載吳忠民一文，指出中國現階段要謹防“自由有余而平等不足”情況的發生。該文提出：改革開放以前的30年，中國社會實現了大面積的平等：以往階級之間嚴重的不平等現象被消除，占人口1/2的女性獲得了解放，大眾教育迅速普及。但是，由于當時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并且主導性的意識形態是階級斗爭理論，所以，這就極大地限制了社會成員作為個體人的自由，同時也使得平等逐漸地喪失應有之義。
　　改革開放以后的一段時間，中國人民正是通過基于自由的創造，初步突破了原有身份、地域、行業以及所有制等方面的人為限制，推動了中國社會經濟的巨大進步。但是，平等規則的闕失會使社會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出現嚴重的問題，一部分人的自由損害另一部分人的自由。這進而會使某些處在強勢位置的群體憑借著資源的優勢和無序的“競爭”，使自己原本“基于自由創造”的行為變成一種“基于自由的為所欲為的擴張”的有害行為，使市場經濟喪失起碼的平等性，甚至會造成少數人的資源得到極大的、超常規的擴張的情形。中國社會所以出現了許多不公正現象，一個重要原因便在此。對于此種現象，如不進行有效的阻止，便會損害社會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旨哉斯言，發人深省。對新自由主義，孰取孰棄，應當是昭昭然的。新自由主義，功在精神，禍在物質，可以一分為二，批判中有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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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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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自由主義導致和容忍不平等，其他“社會主義”和“新左派”也未能真正有效地解決此一問題。貧富分化和弱勢群體現象的正確處理和最終解決，別無他途，只有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通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防止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義，也有差別，而對最廣大人民來說，都要擺脫貧困，走向富裕，當前的中近期目標是讓大家都過上全面小康的生活。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要做大量繁重的工作，其中一個重要標志是大力救助弱勢群體，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這是一個理想，追求已久，尚未實現，亟待繼續努力，達到逐步逼近。
　　鄧小平理論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理論。這是一個思想寶庫，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基于時代特征和民族特色，從中國當代的歷史任務出發，現代化和經濟發展是其重要組成部分，也可以說，是一條主線，一個主旋律。高唱這個主旋律，人民又聽到，提高人民生活和共同富裕是其中最響亮的音符。富民思想遍及古今中外，到了鄧小平時代，達到了新的高峰，最完備、最深刻，從而最有力、最有效地指導著中國當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并已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功。鄧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論，不僅是作為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為了國家富強，進而成為社會主義本質，從理想到科學，這是過去一切富民論都沒有達到的高度和深度。
　　改革開放以來，以鄧小平理論為旗幟，集中力量于經濟發展，取得長足進步，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定型，正在進一步深化。但是，在奇跡背后卻出現了結構性失調，有人指出三點：一是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不對稱；二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不同步；三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更多的人也相繼地富不平衡。這關系到民生、民心和民意問題。就業是民生之本，失業是民生之痛；民心和民意都盼待共享發展成果，弱勢群體被排斥在外不能沒有失落感。
　　正是有鑒于此，江澤民在新世紀之初，強調了執政黨要有憂患意識。為此，他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把代表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落實到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里，不是一般的人民利益，而是廣大人民，并加一個“最”字，與“共同富裕”息息相通。新一屆領導人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質歸納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把人民利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后來，又提出“以人為本”或“以民為本”，內在精神更明確了。這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非新自由主義和其他“社會主義”所能相比和企及。
　　什么是“以人為本”？已有各種詮釋，共識點是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所作所為都要有利于人民、無損于人民，人民利益無小事。有人提出，圍繞人民利益，人性、人道、人權都是應有之義。人性在追求人生的幸福，人道要對弱者給以憐憫和救助，人權首先是生存權。從人性到人權，反映人民在社會生活中形成的各種利益追求，既包括直接的經濟利益，又包括對人民實現他們完整的社會生活有重大意義的政治、法律利益和文化、精神利益。其中經濟是基礎，失去經濟利益也就失去了一切。所以講共同富裕，不僅在經濟上，還延伸到政治、文化上。弱勢群體弱在經濟，還弱在政治和文化。共同富裕，在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后，絕不是達標了，而有更多的后續要求，就是讓其他人也逐步地富起來，雖然必有差距，差距不能過大。
　　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中長期目標。根據鄧小平原來設想，現代化分三步走，在實現小康后，就要先富幫后富。這個設想，對照現實，似乎急了一些。但是，退一步考慮，在從總體小康走向全面小康的進程中，除了從低水平的小康到高水平的小康外，還有從不平衡的小康到相對平衡的小康、從不全面的小康到相對全面的小康，即使不能基本上消滅或縮小差距，至少不能也不該再擴大差距了。那么，除了在再分配中要求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作出貢獻外，工作重點就是幫助弱勢群體逐步擺脫困境，開始走向富裕。這也是各種“社會主義”所強調不夠的，不要說新自由主義了。這里，有必要對現代化建設特別是小康理論及其目標再作一些補充的闡述和描繪。
　　小康的名詞，根據《辭海》，出自洪邁的《夷堅甲志·五郎君》：“然久困于窮，冀以小康”，反映了貧困中的一種企盼和期望。后來成為中國古代思想家對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性目標。儒家典籍之一的《禮記》，在《禮運》篇引用孔子的話，提出“天下為公”的“大同”，屬于終極理想；又哀嘆在當時無法實現，退而求其次，則稱“小康”，是比“大同”低一級的社會狀態。看來，大同只是一種遠景，實際上還帶有返歸到堯舜禹湯時代即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色彩，是脫離現實的一種空想；而小康卻是立足于現實又不滿足于現實、要想給以改良和完善的一種美好的愿望和設計。這是一派學說，代代相傳，經過補充、發揮和改造，到康有為的《大同書》就比較系統化，并吸收了西方近代的“天賦人權”等觀念。康有為創造和構想的大同世紀，分為三統二世，據亂之后，分為升平、太平，在小康后進入大同。康的弟子梁啟超作了注釋和引申，認為“升平世”是小康，“太平世”是大同。總的看法，把小康作為社會發展和進步的一個特定階段，是社會、經濟和道德、倫理以及規范、制度的有機統一體，是多方面協調的象征和結果。這不限于經濟。在經濟上，“康”是指平安、安樂，生活無憂；“小康”就是初步的國泰民安，安居樂業。小康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一脈，盡管在歷代并沒有實現過，但是代表了人民群眾的向往，也對當時現實有所批判，有其進步性和積極意義。參見鄒農儉、葉南客等：《小康社會的理論和實踐》，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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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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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平沿用“小康”的概念，拿來了歷史的接力棒，并賦予新的含義，成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第二步戰略目標。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就提到“小康狀態”、“小康水平”，作為走向現代化的“新起點”，也是實現現代化的“最低水平”，又不失為“雄心壯志”，還講到“不堅持社會主義，中國的小康社會形成不了。”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他把小康掛在口頭，有不止一次的具體闡述，并著重于從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角度。他說：“到本世紀末，年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一萬億美元。從總量說，就居于世界前列了。這一萬億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們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國力上，就是較強的國家。”又說：“達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窮不富，日子比較好過的水平。”再說：“所謂小康社會，就是雖不富裕，但日子好過。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國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沒有太富的人，也沒有太窮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過。”復說：“我們社會主義制度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是共同富裕，那時候我們叫小康社會，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會。”到了1987年，他認為：“現在我們可以說，第一步的原定目標可以提前在今年或者明年完成。這并不意味著第二步就很容易。”過了一年，他說：“關鍵是本世紀內的最后十年，要為下世紀前五十年的發展打下基礎，創造比較好的條件和環境。”過了一年，他又說：“第二個翻一番的目標計劃用十二年完成。”摘引鄧小平的前言后語，當然不僅是這八段話，告訴我們，他與好幾代的先驅者一樣，念念不忘中國要實現小康社會，目的是讓人民過上小康生活。所不同的，前輩只是在想，而我們正是在做，鄧小平是總設計師，人民群眾把小康藍圖付諸實踐。
　　小康社會是一個大概念，具體化為小康生活或小康生活水平，怎樣界定？先從定性看，鄧小平解釋為“不窮不富”和“日子比較好過”，非常簡明賅要。“不窮”意味著脫貧，告別窮困，解決溫飽，與第一步目標相銜接；“不富”意味著脫貧不久，與真正富裕尚有差距，而“日子好過”，也可以理解為比過去好了一些。還講到“共同富裕”和“生活普遍提高”，則是已經開始走向富裕了。再從定量看，鄧小平最早在1984年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談話中說：“翻兩番，國民生產總值人均達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紀末在中國建立一個小康社會”。后來多次講過，有時提出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一千美元，其意念和表述是一貫的。所以要折合為美元計算，是為了便于國際對比。
　　人均GDP是一個指標，大體上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綜合水平，并不直接反映人民的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隨著經濟發展，城鄉居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消費結構升級，不僅在物質上，并且在文化上。與此同時，經濟結構等也有相應的變化。因此，衡量小康的實現進度及其目標僅有人均GDP的單一指標是不夠的，必須有一組指標，又不能過于繁瑣。經過各方研討，參照英格爾斯提出的現代化指標體系，國家統計部門有試行規定，大致以人均GDP相當于800美元為起點，以人民生活為主軸，包括經濟、社會、文化的主要方面，列出如下12項：
　　（1）人均國民生產總值：800美元（按1990年法定匯率，當時折算為人民幣2400元）。
　　（2）人均年收入：1400元（1990年價格，并分城鄉）。
　　（3）第三產業所占比重：36%。
　　（4）基尼系數：0.325。
　　（5）平均期望壽命：70歲。
　　（6）貧困人口所占比重：5%。
　　（7）人均居住面積：15.5平方米（城市8平方米，農村20平方米）。
　　（8）人均消耗熱量：2600千卡/日。
　　（9）人均蛋白質攝入量：75克/日。
　　（10）恩格爾系數：48%。
　　（11）文化用品和生活服務支出所占比重：16%。
　　（12）中學生占學齡青少年比重：57%。全面小康，有進一步提高。
　　從上述指標看，內有基尼系數和貧困人口所占比重，意味著對弱勢群體要有控制；其他指標，雖然列出是平均數，但是貧富差距過大，平均數就提不高。從而得出結論，實現小康，即使還不是共同富裕，但是一定要控制差距，特別是使弱勢群體有減不增。
　　講來講去，不管什么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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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編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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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農”，一般說是農業、農村、農民；有人不贊成這樣的順序，認為應當是農民、農業、農村。這有道理，因為農業是農民的職業、農村是農民的環境，歸根到底是為了農民，要從目前大多數還是弱勢群體的困境中解脫出來，由貧致富。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面的小康；沒有農民的富裕，就沒有共同富裕。在農民尚占全民大多數的今天，“三農”成為重中之重和難中之難，不言而喻。黨和政府正是這樣看、這樣做。一系列的扶貧措施及其成果，都表現在農民身上。連續多年的一號文件，著重于“三農”；過了幾年，又恢復一號文件，說明關注一直未斷，問題也未完全解決。這方面的討論，可謂眾說紛紜，甚囂塵上，燦爛眩目，無法列舉，只能抓幾點，講幾句，除成就外，偏于始終存在的舊題和剛冒出來的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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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改革的“少取多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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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農業，有句老話：一靠改革，二靠科學；后來又加：三靠投入。這沒有錯，至今管用，但是亟待開拓創新，不能故步自封，滿足于老一套。
　　農村改革，成功在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否到位，怎樣進取，當屬別論。現在看來，這是微觀改革，雖然也涉及農戶、集體與國家的三者關系。農村在國民經濟體系中是有機組成部分，受制約于宏觀環境，也要深化改革，才能見效。最近，李昌平在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第249期上發表一文，提出“貧困源于不合理的體制因素”。他說，當走進貧困的深處面對貧困的時候，實在沒有理由指責在貧困中掙扎的人們，他們沒有錯！經過長時期的思考，對貧困有了更清晰的理解，至少有十幾種主要的限制窮人權利、導致貧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們重新檢討。首先的六項是：
　　（1）產權制度，如農民集資辦的公路、橋梁、水利設施等等，產權都不屬于農民，農民分享不到收益，否則農民不至于這么窮。
　　（2）財政制度，如農村學校也是農民自己集資建，老師的工資由農民開，不同于城市學校；公路也是這樣，雖有國家撥款、杯水車薪。
　　（3）金融制度，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證從銀行貸款買房，并以房產抵押，而農民不行，農業銀行也進了城。
　　（4）稅收制度，國家按農產品產量的8.4%收取農業稅，如扣去成本，肯定在1/5以上，而城鎮居民的所得稅在起征點下一律不收。
　　（5）社會保障制度，過去不覆蓋農民，農民全靠自己，連土地也無保障。
　　（6）資源配置制度，國家的扶貧款，一級一級都是雁過拔毛，使用上農民也無發言權。這些情況，現在有所改變，但是已成習慣，根本改革還難。
　　講到農村改革，稅費是重點，經過試點和推廣，已見成效。但是，遺留問題很多，真正解決還要有一段時期。首先是所謂“黃宗羲定律”，鄉村基層行政組織人員越來越多，超過以往幾倍、十幾倍，大多由農民負擔。還有農村教育，開支也大大多于以往。在逐步減免農業稅費后，怎么轉移支付，要有一個長過程。當前反映，亂收費名目繁多，如建房復墾費、殯改保證金、離婚調解服務費、婚前教育費、死亡證明工本費等，誰也講不清楚。2004年上半年一次專項檢查，查出違法所得4.57億元。這是《中國青年報》報道的，如何清理，難度不小，決非一紙公文所能解決。
　　對“三農”的政策方針，定為“多予少取”，給農民以很大鼓舞。具體安排，如農業稅5年后為零，確實減輕了農民負擔。問題還在其他方面，比農業稅要多得多，前者不過600億元，后者估計在4000億～8000億元之間，如何“減免”，要下大決心，給以大努力。
　　至于“多與”，也已開始，初見成效。除了農村教育經費，不少省已列入縣級財政，不足部分由上級財政轉移支付外，如對種糧戶的補貼，一次即達上百億元，是空前的良好開端。但是相對而言，這不僅攤到人均、畝均都很有限，并且與其他投入比，全國農業投入與一個城市的建設費也差不多，實有小巫、大巫之別。參照外國做法和標準，這方面要大大加碼，才能實現“多予”的諾言。
　　農村體制，留下難題成堆，涉及政治、經濟和財稅、金融以及教育、衛生等幾乎一切有關方面。面對現實，如鄉村一級欠債，少的百十萬元，多的千萬元以上，合計更是天文數字。有的地方靠賣掉企業、公產和荒山、荒水來解決，仍有巨大差額。處理這些問題，治標要有特殊措施，治本則靠體制改革，不少有賴宏觀，非當地所能應對。有人認為，總的要克服小農經濟狀態，制止“靠權吃民”，并把“非法生存”轉變為“合法生存”。茲事體大，一言難盡，要有長遠規劃，并堅決貫徹執行，讓廣大農民得到休養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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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就業歧視，強化就業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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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到就業，聯系弱勢群體，另有一個就業歧視問題。有人提出，這種歧視，多種多樣，從年齡到學歷，從性別到地域，從容貌到身高，還有什么1年內不許結婚、3年內不許生孩子等，使部分人士就業難上加難。這在客觀上是由于一般勞動力供過于求，形成買方市場，主宰權在用人方；主觀上是由于缺乏相關的法律規范，或者有所規定也是虛文。其結果，首先是使部分弱者被剝奪就業權，并導致此一群體的增加；同時也可能造成某些合格人才的閑置，又提高了人力資源的成本。為此，必須強化就業保障，為全民提供平等就業權，充分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有人提出，貫徹就業優先，還要體現在：
　　勞動力市場發育要優先于其他要素市場；勞動者利益要適度優先于資本利益；就業政策要優先于其他總量平衡；促進就業的政策成本要優先于其他財政支出；就業崗位增加要優先于社會收入水平的提高。陳淮：《就業戰略與就業政策》，《市長參考》，2004年第8期。這些，不僅要有政策，并且要有法制給以保證。
　　就業是人民的權利，或稱就業自由。這要有一個寬松的社會環境。中國社科院不久前推出《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研究報告，認為弱勢群體從社會低層向上流動是不容易的，阻止這種流動也是不公正、不公平的。在1980年前，國家和社會管理者中，一半以上出身于農民家庭；而當前，100個這些上層人士，工人家庭子女只有一人，農民家庭子女更不到一人。這有制度障礙，亟待掃清。
　　2004年10月19日的《經濟學人》（日本）有一篇文章評論《中國勞動力市場發生結構性變化》，提出三點：一是在供給方面，選擇工資標準和勞動條件的越來越明顯；二是需要勞動力的地區越來越多，已從沿海擴大到內地；三是在經濟發展由“量”的高速增長轉為“質”的可持續增長后，勞動力也不免由“量”到“質”轉向。這對弱勢群體來說，很可能是挑戰與機遇并存。怎樣適應這個趨勢，要靠自己努力，也需各級政府給以引導、支持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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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弱勢群體編織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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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堅持不懈的奮斗，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體系的框架已經初步形成。2004年9月7日公布的《中國的社會保障狀況和政策》白皮書，對此有具體表述：
　　（1）養老保險。2003年底，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達15506萬人，其中參保職工11046萬人；機關和事業單位的退休、參加社會統籌試點職工1199萬人，離退休258萬人，月平均基本養老金為621元。
　　（2）失業保險。2003年底，全國參加失業保險人數達10373萬人，共為742萬失業人員提供了不同期限的失業保險待遇；特別是對國有企業下崗職工，1998年～2003年共有2400多萬人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并有近1900萬人走出中心實現再就業。
　　（3）醫療保險。2003年底，全國參加基本醫療保險人數達10902萬人；其中參保職工7975萬人，退休人員2927萬人。此外，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參加人數分別達4996萬人和3665萬人。另在社會福利中，對老年人、兒童和殘疾人都有提供，優撫安置和社會救助都有進展；其中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2003年底領取者有2247萬人，月人均領取58元，各級財政支出156億元。
　　應當肯定，取得以上成績是非同小可的，體現了黨和政府對人民特別是弱勢群體的高度關懷。不難設想，假如沒有積極推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為數不少的弱勢群體將陷入何等嚴重的困難，并有可能引發社會的不安。建立這個體系，正是為社會編織了一道宏偉的安全網。
　　對這個初步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框架，應當怎樣評估？早在2000年，《發展導報》有文，題為《思想理論熱點50題》，認為“社會保障滯后，誘發生存危機”；到了2004年9月10日，香港《信報》有文，題為《解民困，安天下》，認為已有穩定基礎，顯示良苦用心。
　　至于具體分析，2004年的《南方周末》新年特刊，有一篇《沈陽社保：一個樣本社區的素描》，前面已經引用了一些數據。總的說來，收入差距明顯，第一、二層次是極高和過得去，第三層次是在職和退休職工，人均月收入200元～400元～600元，退休的基本上都能領到養老金，第四層是下崗失業者，一律被算作有300元～400元月收入，第五層是無業者；問題是下崗和失業并軌后，每月領取失業保險金，幾十年的工齡補償僅用來交養老保險，“退休早的女同志勉強夠了，男同志就不夠”，這是“最后一杯羹”，稀稠不均；特別是“低保難庇寒士”，養殘不養懶（全市享受低保的有7.74萬戶，17.8萬人，月人均補差額為51.26元）；還有“迫切而難求的醫保”，如9個社區干部有養老保險，其中只三人有醫保，不少職工的原單位都不給報醫藥費了。結論是至少有10%的人沒有被社保覆蓋進去。
　　同日的報上還有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院長、中國社會保險學會副會長鄭功成寫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必須確立公平的價值取向》一文，認為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不應由經濟政策左右，以往改革有不足，表現在為國有企業改革配套，政出多門，統放不分等；至今，人們注意力通常集中在制度設計和資金缺乏等方面，而對至關重要的社會保障責任的劃分始終未給予足夠重視，嚴重影響到法制和體系建設。他還認為，改革仍是政策主導而未上升到法制主導，大多數公民缺乏必要的社會保障，即使有也是需求滿足度低，職工、企業、地區之間的不平衡損害著這種制度維護公平競爭的效能。他強調：只有公平的社會保障才能化解風險、實現效率。結論是：
　　中國已經走到了這樣一個時期：沒有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將難以解決發展進程中的貧困、失業、下崗等諸種社會問題，而不迅速健全新型的社會保障體系則難以理順收入分配秩序和調節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也不利于建立和諧、健康的全面小康社會。
　　關于社會保障，議論很多，有總結經驗、推廣典型，也有揭示問題、提出建議，還有介紹國外做法。總的是做了不少工作，仍是方興未艾，亟待進一步探索和走向健全。這件事，對富人來說無關緊要；對常人來說，不到失業、年老和生病，也不算什么；而對弱勢群體來說，則是一件大事，決非可有可無。雖然，社會保障不等于也不能靠它致富；但這是一道底線，要靠它解決生老病死的種種困難。弱勢群體仰賴于它，等待著擴大覆蓋面，并隨著經濟發展，逐步提高水平。財力不足，既要嚴格征繳，又要改進管理和改善經營，力爭社保基金的保值升值，嚴禁貪污挪用：特別是提高其在財政預算中的比重，成為公共財政的重要一項。這些媒體刊載不少，限于篇幅，只能紙短意長了。
　　三種主要保險中，失業保險有彈性，更重要的在于擴大就業和再就業，已在上章論述，本章不再復議，而把重點放在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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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社會的老有所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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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已經進入老齡社會，老齡化速度加快，老年人口規模越來越大，本世紀30年代即將達到高峰。老年人對社會的要求，首先是老有所養，然后才能老有所樂、老有所為直至老有所終。由于種種原因，如前所述，老年人中相當部分屬于弱勢群體，各國都不例外，我國更加突出，于是養老問題也顯得格外重要。
　　怎么養老，誰來養老？不斷有過議論。有報道說，本來有三種方式：一是家庭養老，多數老人的首選，因為在家里感到方便和自由，并享天倫之樂，這也是傳統；二是機構養老，即在養老院、老年公寓，可以得到全方位的服務和照顧，保健和娛樂也好，近幾年在興起，但是費用較高，有些老人望而卻步；三是社區養老，既住在家，又有社區的有關服務機構給以服務，兼上述兩者之長，在南方已開始推廣，可能是今后比較理想的，而目前還受到各項條件的制約。有人提出，中國養老，最最特殊，最最困難，原因是實行計劃生育、獨生子女后，將出現一個子女或一對夫妻扶養四位甚至八位長輩的格局，傳統的家庭結構發生變化，上下代的親情也被沖淡，都呼喚著新的養老模式。
　　不管什么情況，構建養老保險體系是日益迫切了。這在實踐中逐步前進，如建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實行機關和事業單位退休制度，推行多層次的養老保險辦法，并采取多渠道籌集養老保險基金，促進養老保險的管理服務社會化等，特別是強調和實現了養老金的按時足額發放，成績是有目共睹的。
　　同時，還有一些問題尚待處理好、解決好。有人提出幾點：一是立法明顯落后，缺乏規范的養老條例；二是靈活就業人員參保難，主要是下崗失業者；三是退休年齡偏低，何況還有“早退”、“內退”；四是養老保險基金的支撐能力比較脆弱，不少是以當前所繳的錢用于過去退下來者；五是社會化管理服務工作進展很不平衡，工作條件也不配套；六是信息系統建設滯后，信息網絡系統雛形尚未形成。閻中興：《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進展、問題及對策》，《人口與經濟》，2004年第一期。
　　也有人指出，養老保險金中有“黑洞”，如有的“養命錢”失蹤，被截留了；有的被冒領，全國不完整統計已有10多億元；還有成為肥私工具，原海南達龍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龍泉潤，詐騙錦州市有關部門養老保險金2000萬元，被判處死刑。2004年9月17日新華社電，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鄭斯林指出，目前是三個年輕人養一個老人，而個人賬戶有賬無錢的空額已達近6000億元。《新德意報》發表題為《空巢家庭，為數不多的養老院》一文，認為“中國還沒有為老齡化社會做好準備”。
　　找準了問題，就有了對策。聯系到整個老齡事業發展，在《“十五”計劃綱要》中就提出要加強組織建設、加大經費投入、加快體制創新、重視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以及建立督查和評估機制等，作為實施《綱要》的保證。能否做到，關系到老年一代的利益，尤其是內中弱者，取決于實踐了。
　　煞費斟酌的醫療保險
　　在諸種保險中，醫療保險的難度最大，反映最多。這事關系到每一個人，因為“人食萬物，怎能無病”。而病，往往與貧相關：病能致貧，貧能致病。貧病交迫，最慘最酷。
　　在傳統體制下，機關和事業單位的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享有醫療保險，由國家包下來。國有企業，一般也同此待遇。以上人數有限，更多的廣大群眾則在圈外，引起羨慕。推行社會保障，不能沒有此項，1998年就頒布《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范圍在城鎮，對象是職工，并且只是“基本醫療保險”。在推行中，幾經試點，有多種方案，擇定不一。現在實施的，覆蓋范圍仍以職工為主，擴大到所有企業和非企業單位：繳費來自用人單位和本人工資，標準在各地略有參差；支付標準也有高低，超過標準的，個人要負擔一定比例；特別對大病，不同人員的待遇相差要大一些。
　　這個辦法，基本上是合理的，解人之困，保人之健。但是與其他險種比，不同意見要多得多。主要難處：一在個人負擔，有人感到多了；二在大病，個人部分承擔不起。究其癥結，在于與整個醫療制度有關，醫院不同程度地市場化了，追求高處方、高收費、高創收，在補國家撥款不足后，增加醫護人員工資；還與醫和藥的關系不順有關，以藥養醫，回扣較多，成了公開的秘密。至于“紅包”之屢禁不止，更是一個積弊。其結果，就是醫保不保，生病對病人始終是難事。
　　正如有關文件所說：“中國醫療保險制度改革還面臨著諸多艱巨任務”。進一步改革，除了擴大覆蓋面外，難在加強和完善管理和服務，控制費用的不合理增長，并與醫和藥的改革結合起來，逐步減輕參保人員的個人負擔，對大病要有特殊照顧。具體辦法，煞費斟酌。有人參照國外做法，以商業保險為主，這要有相當的經濟基礎，我國在發展中，條件不盡具備。看來，要把醫療保險作為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重點和難點，多為弱勢群體著想，并增加國家投入，與扶貧一起，解決廣大人民的醫療困難，為全民的健康找出一條新路。
　　與醫療保險相關的，還有特殊病種，要有特殊對策。已經列入議程的，如對艾滋病，就非常規所能應對，并該由財政包下來，同時爭取社會的支持。癌癥還在發展，治本靠處理污染，治標也要有一套措施，如辦“CA俱樂部”，收到了一定良效。醫療保險，對象在患者，而更集中于弱勢群體，有其特殊性，亟待突破，給以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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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社會的老有所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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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要強調的，正如2004年10月31日在南京舉行的中華醫院管理學年會上，衛生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劉新明向醫院院長們發出呼吁：院長們，請關注醫療公平!他說，醫療體制改革是世界范圍內難度最大的改革。當前，我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要著重解決兩大問題：一是公平，二是效率，現階段最主要的是解決公平問題。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世界18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我國醫療公平排在倒數第三。西南部貴州與上海等沿海發達地區比，要差30年～50年。農民生病而未能住院的占30%～40%，其中半數以上是經濟問題。80%以上的農村人口只占20%左右的衛生資源，城市又主要集中在大中醫院。近年來，醫藥費用增長速度超過了GDP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他還說，解決醫療公平主要是政府的責任，市場機制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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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者有其屋也是一項社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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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2004年10月15日《北京晨報》報道，世界地產研究院評選的2004年《中國超級豪宅排行榜》日前公布。在10座提名豪宅中，北京占了五席，其次是來自上海的兩座豪宅，然后是武漢、廣州、深圳各有一處。雖然北京提名最多，但頂級的兩座屬于上海，位居榜首的紫園單套售價高達1.3億元。類似報道，先后不絕，至少也值幾百萬元，有的周圍園地達兩三畝，有的則是古典式，裝潢都極奢華，甚至用上純金門把，從照片看，不啻是皇家氣派或人間仙境。人們不禁要問：這些豪宅，住的是什么人？購置的巨款，來源說得清嗎？又是哪個部門批準造這樣的豪宅，包括用地之多、是否合法？
　　又在《現代早報》看到一張彩照：在滬寧高速公路某處，一側是豪宅（別墅區），一側是貧民窟，破爛不堪，對照鮮明。
　　住宅列入社會保障，一度有此提法。后來，推行房改，改變了過去住房公有、給干部和職工無償或低償使用的辦法。據2000年國家統計局調查顯示：我國多數城鎮居民住得不錯，55.7%的家庭已有購房，戶均購房金額2.6萬元，為家庭年收入的1.5倍，其中有購房改房，也有購商品房和其他房。戶均使用面積達52平方米，其中40平方米～60平方米住房約占1/3居多。
　　經過幾年，情況又有發展。房地產成了新興大產業，住宅成了多數居民的主要財產，不少戶靠它擁有不動產達幾十萬元、上百萬元。另一方面，房價不斷攀升，上海、北京的中心地段已達每平方米近萬元或超萬元。同時，居民埋怨房價過高，學者判斷泡沫漸濃。還出現若干丑事，建筑業成了腐敗熱點，有的領導干部子女通過特權經營房地產成了暴富。另有傳聞，為了抬高房價，有的領導干部故意擴大拆遷、縮小經濟適用房指標。房地產，房地產，熱熱鬧鬧，演出了連臺好戲！
　　上面講的不少話，意在指出，在多數居民包括農民的居住條件有了不同程度改善后，是否還有一些人的居住狀況仍是相當惡劣的？有；這些人是弱勢群體，救助他（她）們，最終目標是“居者有其屋”，也就是要“大庇天下寒士盡開顏”。當前談小康，厲以寧提出以一家有兩套房為標準，那是富人的格局；在廣大人民來說，“小康不小康，都要看住房”，則是有道理、滿不錯的。
　　為此，有人設想，針對啟動個人住房消費的瓶頸，目前房改已經大部分完成，今后房地產工作的重點將是支持經濟適用房建設、加快開放住房二級市場、擴大住房消費信貸，最終形成“最低收入家庭租賃由政府或單位提供的廉租房，中低收入家庭買經濟適用房，其他高收入家庭購買市場商品房”。這樣，不同收入階層各得其所，實現“居者有其屋”。
　　這里，特別對弱勢群體，要靠房地產商提供薄利的低價房，無異與虎謀皮。因此，必須作為公共工程，由政府幫助解決。要看到，有一批舊房，是巨大的潛在房源；有積壓的空置房，可以增加有效供給；適當補貼，使低收入者有購買力。政府的錢從哪里來？一是在賣地中留成；二是在建房中收稅。特別是對豪宅，在適當控制的前提下，征收特種消費稅，說得過去，也負擔得起。在此進程中，對房價要有控制，制止繼續猛漲，不僅有利于消費者，對投資者同樣是呵護，防止大的風險。可以相信，經過進一步改革，房地產業將持續發展，廣大人民也能得到實惠。有人買新房，有人買舊房；有人買大房，有人買小房；有人買豪宅，有人買陋室；有房戶逐步改善，無房戶有了房。雖然貧富有別，有的得避風雨，有的得享其福，但是從“居者有其屋”的角度看，則是各得其所，弱勢群體也得其所哉！
　　社會保障是一項龐大的經濟社會工程，包含豐富，除上述外，還有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和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等，不少針對弱勢群體。內如救災，以我國之大，年年都有發生，也有適當應對，而隨著經濟發展，還要逐步提高。與發達國家比，存在一定差距，主要是經濟實力不同；這要靠經濟發展，終將逐步趕上。但是有人認為，從現實條件出發，目前已經做夠了，那是遷就了現狀。我們應當正視不足，雖有主客觀因素，有的不能期望過高，然而，根據現有條件，爭取做得更好一些，如為了彌補某些保險基金的收不抵支，在財政上給以資助，逐步達到西方一些國家的比重，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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