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第十三次學術討論會綜述
北京師范大學 沈越 邱晨曦
2005年11月11-13日，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第十三次學術研討會在深圳召開。會議由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主辦，中共深圳市委黨校承辦，深圳大學經濟學院協辦。大會共收到130多篇學術交流論文、10余部學術專著。來自全國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和新聞出版界的150多位代表到會。華中科技大學張培剛、北京大學胡代光和武漢大學譚崇臺等著名經濟學家出席會議。
在開幕式上，吳易風會長致開幕詞，深圳市委黨校領導到會并致辭。上海財經大學程恩富、中國社會科學院左大培、北京大學余斌、北京師范大學沈越、中國人民大學方福前、《中國社會科學》傅軍勝做了大會主題發言。隨后，與會者圍繞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深圳特區的發展和自主創新3個主題進行了分組討論。
在閉幕式上，華中科技大學徐長生、國家行政學院王健和深圳市委黨校林祥分別代表本組向大會作了匯報發言。大會還安排了自由討論時間，學者們暢所欲言。最后，北京師范大學李翀代表大會致閉幕詞，大會在熱烈掌聲中圓滿結束。
一、西方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
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與基本研究方法歷來是學會研討的重點，下面分別從外國經濟學說的最新動態、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新進展、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探討、西方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發展經濟學與中國實踐5個方面進行綜述。
1、外國經濟學說的最新動態
近年來國外宏觀經濟理論的新發展受到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北京師范大學沈越和邱晨曦以“新興新古典綜合理論評析”為題作了大會主題發言：隨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的發展，宏觀經濟學家開始嘗試凱恩斯革命以來的第二次理論大綜合（新綜合），即在實際經濟周期模型中引入壟斷競爭假設和工資-價格粘性，建立了包含新古典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思想的、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新綜合克服了新古典綜合理論（舊綜合）的不足，建立了動態化的新IS—LM模型，為通貨膨脹定標制度提供了理論支持。“綜合理論”提出還不到9年，其成果和對經濟學發展的影響，盡管還不能與舊綜合相比，但已為宏觀經濟學提供了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中國人民大學劉鳳良等則從IS-LM模型的發展演變角度考察了新興新古典綜合的理論。在系統考察IS-LM模型的發展理論史基礎上，他們指出，這個模型經歷了從新古典綜合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再到新新古典綜合的過程，表現了宏觀經濟學進一步趨于綜合的特征。
四川大學蔣永穆等考察了實際經濟周期模型對貨幣經濟周期理論的發展和突破，認為該理論對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對經濟周期的解釋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不足之處是得不到經驗檢驗的支持。云南大學徐光遠等介紹了菲利普斯曲線的最新進展。他們系統地考察了這條曲線的演變和發展，重點闡釋了近期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阿克勒夫等人對曲線的修正。
云南大學張林對西方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新動態進行了研討。認為與國內“學說史”這一學科日益衰落的現狀不同，國外的這一領域在“經濟思想與方法論史”名稱下有“蓬勃發展之勢”。其主要原因是拓寬研究領域，除了把研究擴展到經濟學方法（論）領域外，尤其注重思想史事件（event）研究，即對經濟學發展進程中有重要影響的事件的探究，這就把把“思想史”拓展為“學科史”。例如，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科史研究中，通過研究“李嘉圖學派的解體”事件，更全面地把握從古典經濟學到庸俗經濟學的轉變。再如，探究美國的制度主義與新古典經濟學之間“觸及靈魂的斗爭”，才能理解美國的新古典經濟學為什么能從克拉克的獨樹一幟到戰后的霸權主義。
武漢大學喬洪武等對近年來行為經濟學的最新發展，即案例決策理論、回歸效用最大化理論和幸福經濟學作了系統評析。上海對外貿易學院趙紅軍和復旦大學尹伯成認為，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新興古典經濟學、新經濟地理學、行為與實驗經濟學、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的新發展，體現了時代發展對傳統經濟學的新要求。
2、西方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新進展
微觀經濟理論是本次會議的一個討論熱點。一些學者從不同角度對西方企業理論進行了闡釋。左大培在大會主題發言中對國內流行的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理論進行了批評。首先，他認為這一理論在西方是一個存在爭議的假說，而非“定論”。其次，指出那種認為“剩余索取權與剩余控制權的安排相匹配”，進而認為“企業經營者應當擁有企業所有權”的推論是一種謬誤。因為剩余控制權假說討論的是什么資產歸企業所有的問題，涉及的是企業一體化即企業規模問題；而剩余索取權假說討論的則是企業本身應當歸誰所有的問題。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能混為一談。
華中科技大學方齊云等探討了家族企業所有權和管理權模式選擇問題，提出了一個家族企業創始人尋找經理人來繼承的模型，在分離且分散的所有權、分離且集中的所有權以及不分離三種類型下，分析了法律規則如何影響分離所有權和管理權的收益和成本。華中科技大學張建華等認為企業網絡組織具有市場和層級組織雙重特征，培育這種組織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他們在梳理西方多種關于企業網絡組織理論基礎上，指出現有理論都是從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論發展起來的，把它們歸結為組織間協調分析和社會學嵌入性分析兩條思路。西南交通大學賈志永等人用演化經濟學方法研究了企業多元化經營戰略，對多元化經營的演變歷程、階段性進行了深入的經濟學分析。
北京師范大學白暴力和胡紅安提出：邊際生產力理論企圖使用歐拉定律的特殊形式來論證自身的完善性，但正是歐拉定律形成的詰難證明了邊際生產力理論不能成立。西南財經大學張樹民、吳開超通過探討需求定律和吉芬商品的關系，區分了經驗意義上和假設意義上的需求概念，認為二者遵循著不同的知識增長路徑：把需求作為一種經驗內容，引入人的心理特征，經濟學創造了效用理論；把需求定律作為假設，則不斷豐富著價格理論的內涵。上海財經大學馮金華分析了“兩個國家三種產品”情況下比較優勢的效率，提出了“全比較優勢”和“半比較優勢”概念，認為這種三維線性商品空間中的研究是兩種商品模式下比較優勢理論的自然延伸和擴展。
一些代表研究了勞動經濟學問題。中山大學陳廣漢等把西方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劃分為起源、發展和復興三個階段，對這一理論進行了系統梳理，認為在借鑒國外理論的同時，更應注意中國國情的一些特征。大連外國語學院孫成芳通過對上個世紀60~90年代西方學者發表的42篇關于失業福利、就業率的形態和失業持續時間關系文章中的數據進行了meta-分析，發現就業率和福利影響的結構與數據采集時段、國家、數據類型、估計方法以及函數形式等因素沒有系統相關性。
一些代表對宏觀經濟理論進行了探討。中國人民大學劉鳳良等研究了預期更新過程中的驗證性偏見與貨幣政策效果，認為在預期更新過程中，對先驗信念的過分關注導致驗證性偏見發揮著重要作用，與已有的新凱恩斯主義粘性價格模型和粘性信息模型相比，帶有驗證性偏見的總供給假說更具有合理性。華中師范大學劉小怡通過形式化分析證明：按要素所有權分配將導致貧富差距，假定窮人的儲蓄為零，富人的儲蓄大于零，即使考慮生產因素，在投資引誘不足的情況下，利率機制也不足以使儲蓄全部轉化為投資，社會總超額需求價值小于零，即普遍的生產過剩，盡管社會總產出可以自動調節到與總支出相一致的狀態，但需要時間和代價，那么政府的宏觀調控就是必要的。
金融經濟學也是與會者研討的問題。廈門大學郭其友等分析了行為資產定價理論和經濟學的“后現代轉向”問題，認為行為資產定價理論只能被視為是對“現代金融”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的補充而非“重構”。行為金融學的興起和發展盡管有著鮮明的“后現代轉向”特征，但它成為一個成熟的理論學派還尚待時日。河南大學孔凡保認為：金融系統發展受其初始條件影響，一旦初始條件確定，金融系統發展路徑的轉換需要付出巨大成本；發展中國家曾長期實行產業政策優先、金融系統輔助的發展戰略，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埋下了隱患；為避免路徑轉換成本，發展中國家應將金融系統建設置于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西南民族大學鄭長德通過對當代西方區域金融理論文獻研究后指出，宏觀貨幣經濟學在這一領域中的貢獻大于區域經濟學；并發現大多數學者有一個共同假設，即貨幣供給外生于國家經濟體系但在區域環境中是內生的，據此認為區域金融分析的重點會轉移到銀行制度結構、銀行風險評估基礎和金融行為的區域差異上來。
非主流經濟學也受到與會者的關注。北京師范大學王廷惠從批評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知識假說出發，把市場理解為非均衡到均衡的過程，即企業家發現“錯誤”和糾正“錯誤”的相互學習過程，認為這樣才能更加貼近現實地理解真實市場的運行過程。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盧現祥、朱巧玲系統梳理了新制度經濟學關于國家職能的論述，認為國家具有有效地提供制度、有效地界定和保護產權、有效地實施制度、有效地協調各種利益矛盾4個方面的職能。
3、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探討
西方經濟學與數學的關系是會議爭論的一個熱點。絕大多數與會者認為，數學只是經濟學研究的工具，可以幫助經濟學梳理和明晰邏輯，也可以文字語言一樣，成為表達經濟思想的一種語言，但不能濫用，更不能取代經濟理論。北京大學余斌在大會發言中認為，西方經濟學濫用數學，其中的許多求證過程不符合數學的規范要求，并以莫迪里亞尼-米勒定理為例，指出其中存在數學邏輯上錯誤。由此他認為，西方經濟學從總體上講是錯誤的。他的這一看法引起了與會者的回應。許多人認為，這是經濟學濫用數學的另一個極端。首先，數學不等于經濟學，作為西方經濟學出發點的基本假說和基本思想，它們與數學無關，同時經濟學中還存在大量非數學表達方式理論；其次，不能以偏概全，即使某個理論存在數學邏輯上的失誤，也不能全盤否定數學在經濟學中的作用。浙江大學張旭昆反駁說，數學與經濟學的關系就如中醫與西醫，用西醫的標準來評判中醫，或者反過來用中醫的眼光來看待西醫，都是不正確的，因此不能把數學的標準強加給經濟學。北京大學蘇劍指出，今天的經濟學界存在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唯數學化傾向，即把數學模型看作是經濟學的全部精華；一種是以數學反對經濟學，即反對經濟學使用數學，進而否定經濟學的價值。
一些學者還深入探討了西方經濟學的其他方法。復旦大學馬濤等認為，自哈奇森1938年把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引入經濟學以來，這大大簡化了經濟學的科學標準，并使新古典經濟學進一步成為主流。但證偽主義也面臨著4個方面的困境：即在態度上證實與證偽的困難，在方法上抽象與具體的困難，在工具上目標與手段的困難，在利益和信仰上規范與實證的困難。將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和庫恩的“范式革命”引入經濟學，有助于解決證偽主義的不足，尤其是解決其層次性和時效性不足問題。首都經貿大學趙艷對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方法論進行了系統梳理，認為他在經濟哲學上倡導折衷主義，并經歷了從操作主義到描述主義的轉化；在分析工具上，他以數學為主要分析方法，以一般均衡分析、極大化原則以及動態穩定和對應原理為具體分析方法。薩繆爾森的工作不僅提高了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水平和規范化程度，也對豐富和完善中國經濟學研究方法有借鑒意義。暨南大學王兵和陳雪梅評析了全要素生產率測度方法及最新發展，認為對多種方法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和研究對象做出選擇。
4、西方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
許多學者運用西方經濟學理論研究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中的問題，提出了許多具有新意的觀點，得出一些可驗證的判斷。
中國經濟增長是與會者共同關注的問題。華中科技大學徐長生指出，在工業化階段，資本生產率有下降趨勢；在工業化完成后，資本生產率趨于穩定。邊際生產率遞減規律是導致資本生產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而技術進步則使其有上升趨勢，此外，經濟周期、產業結構變化等因素也影響資本生產率。中國1990年代以來出現的資本生產率下降趨勢，是產業結構的重工業化趨勢、經濟周期收縮以及基礎設施大量投資等因素的綜合結果。
中國人民大學盧荻把1978年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劃分為兩個階段，認為1990年代初期以前的增長具有“工業廣化”特征，即增長動力主要來自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表現為工業部門人均勞動生產率下降和輕工業在工業中比重上升；近10多年來經濟增長具有“工業深化”或“資本深化”特征，表現為重工業和投資品工業在工業中比重上升，工業相對于整體經濟的人均勞動生產率加速提升。經回歸分析和計量模型分析，他得出近年來的資本深化的工業化和經濟增長路徑具有動態規模效益和內生的可持續性的判斷，并認為這來自本土企業在嚴苛的國際化競爭中持續提升技術的創新能力。
一些代表借鑒制度經濟學理論來研究中國的體制轉型。福州大學周小亮剖析了我國的市場化改革，認為這種漸進的、非均衡的體制創新具有兩方面特征：一方面偏重制度創新的經濟績效評價，忽視其社會績效；另一方面，更多采取一種“經驗主義”式的“摸著石頭過河”改革策略，缺乏對制度系統結構有序轉化的戰略思考。這必然產生出一些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上的缺陷，主要表現在：（1）培育出一種不完全的市場，這與市場不是自然演進的，而是行政政策催發的“人造市場”有密切關系；（2）經濟制度創新的不對稱與經濟制度之間的不互補，這導致制度結構上的不和諧和不平衡等問題；（3）政府主導下的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滯后引發了政府失靈，使中國不僅存在一般意義上的政府失靈，而且存在諸多制度安排不當意義上的政府失靈。他強調：要深化改革，一是改革須實現“信念的解放”，樹立以人為本的改革觀；二是要統籌兼顧，實現“非均衡體制創新模式”向“均衡體制創新模式”；大轉換；三是要在倡導和確立自由競爭、維護產權、履行契約等基本信念基礎上，完善市場制度；四是對現有各類制度安排進行系統清理和整合，消除制度的不對稱、不互補問題；五是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制度建設。
廣東金融學院傅耀指出，對計劃經濟國家經濟轉型研究的文獻主要集中在激進與漸進兩條路徑及其經濟績效的分析上，而疏于對其約束條件尤其是政治約束的分析。他把這種約束分為事前的和事后的，現在事前的政治約束對中國轉型已失去了意義，事后的政治約束依舊存在。中國加入WTO和工業化進入快速軌道，這使全球化和工業化所造成政治約束弱化，但利益集團的阻礙仍然存在，加之中央計劃體制沒有完全隱退，漸進之路易產生中期狀態偏好，這注定轉型是一個長期過程。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及其效應也是學者們關注的問題。江西財經大學王秋石等評析了2005年以來我國財政政策從“積極的”轉向“穩健的”意義。在巨大的就業壓力下，中國在未來10~20年都不得不采取擴張性的或中性偏松（或穩健）的財政政策，但這種政策也有不少弊端，主要是“政府主導型”、“政府依賴型”經濟日趨漸旺，這與市場經濟的基本準則多少有些背道而馳。因此，從積極的財政政策轉向穩健的財政政策有積極意義。蘇劍討論了我國如何擴大消費問題，認為擴大內需不僅要考慮總量，還要保證質量。在內需的3個方面中，政府購買一般被認為浪費嚴重，效率低于消費；企業投資有可能是低效率的，如國有企業的投資；居民消費是純粹的私人支出，效率最高。但我國1997~2003年拉動內需的效果并不好，一方面最終消費率從58.2%下降到55.5%，另一方面，資本形成率從38%提高到42.3%。這是因為傳統的方法對中國作用有限，需要向改革、向發展、向科技、向城市化要消費。
一些學者應用西方經濟學中的區域經濟學理論來探討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問題。湖南省委黨校楊大慶提出一種研究區域產業導向的新思路。區域產業評價中可以利用多指標模糊綜合法與因子分析法互為驗證，并通過變換的波士頓矩陣得出的結論與通行的產業類型相結合，最終可對區域產業導向加以確定。在這種新思路下，他研討了長沙制造業的產業導向和發展戰略。新疆師范大學司正家等梳理了西方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理論中的市場型和政府型兩種區域經濟協調模式，在此基礎上提出新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構想：新疆區域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要服從全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總戰略，以富民強國、構建和諧社會，實現各民族人民共同繁榮為宗旨。在戰略部署上，要實現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加強區域合作，實現發達地區與邊緣區協調發展，產業部門間協調發展和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
此外，山西財經大學趙紅梅運用外部性原理分析了教育對經濟的積極影響，指出教育不僅使個人受益，而且使社會、企業等相關利益群體受益，其成本也應該由政府、企業和個人等相關利益主體共同分擔。
5、發展經濟學與中國實踐
與會代表對西方發展經濟學理論及其在中國的發展和應用展開了熱烈討論。
武漢大學譚崇臺在“再思”劉易斯和舒爾茨理論基礎上，提出了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新思路。劉易斯注意到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是發展中國家農業落后、農民貧困的根源，但沒有注意如何把數量龐大的資源提升為人力資本。舒爾茨肯定農民的智慧和學習能力是正確的，但反對無限剩余勞動力供給學說，卻與多數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大國的情況不符。在綜合上述兩種理論優點基礎上，他把我國剩余勞動力在鄉-城流動中未能實現并提高自身價值的問題歸結為社會資本缺失，主張把“開發人力資本”和“構建社會資本”這兩個重要環節融入到鄉-城人口流動機制中，使廣大農民進城成為合格工人，留鄉成為現代農民。
武漢大學郭熙保系統梳理了發展經濟學中的貧困概念，指出我國學術界不少人將區域貧困和個體貧困混為一談，這給我國的扶貧政策帶來了負面影響。如按地區確定扶貧對象，容易忽視貧困地區的富人，富裕地區的窮人。他在個體意義上把貧困概括為收入、能力和權利三種類型，并在此基礎上全面研究了貧困概念內涵的演進以及由此帶來了貧困度量方法的變化。浙江大學張旭昆強調，關注貧困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突出特點，也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一大弱點，中國學者應該對這一問題做出貢獻。
武漢大學馬穎教授等考察了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家構建的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產生和發展。他們認為，由于CGE模型是在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揉入了某些結構主義因素，因而具有3方面優點：（1）能夠描述各微觀主體的行為，有利于說明政策通過價格機制對經濟的影響；（2）具有相當大的伸縮性和適應性，各國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建立相應模型；（3）因求解技術日益改進，可以模擬發展中經濟的各種結構性問題，尤其是靈活設定各種結構性約束。這使模型在中國及廣大發展中國家大有用武之地。北京大學彭松建等考察了杰拉爾德·邁耶關于新舊發展經濟學理論的演進思想，指出這一戰后發展起來的經濟學分支經歷了從國家干預主義到“把價格弄對”，從“把政策弄對”到“把制度弄對”的不同發展階段，認為國家與制度是發展經濟學的生命線。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陳銀娥等在考察社會資本理論的淵源和發展之后，認為該理論的貢獻主要是：為跨學科研究提供了可靠起點；跳出了主流經濟學單純分析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范圍，開始研究文化、意識形態等因素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在分析制度時引入了社會和組織關系，提高了經濟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其理論的不足主要表現在：對社會資本的理解和定義不一；對社會資本的負面影響研究不夠；研究缺乏系統性，模型化和量化研究不完善。
黑龍江大學邢艷霞從“理性”層面提出建立中國“窮人經濟學”構想。主張將“人文”、“精神”作為分析的出發點，追溯主流經濟學人文精神的哲學思想資源，剖析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與人文哲學的關聯性，構建中國社會結構轉型所需的具有人文關愛的“窮人經濟學”。廣東商學院劉紅紅梳理了西方經濟學中人本主義經濟理論的產生和發展脈絡，把其劃分為3大階段：（1）從神本到人本：它又包括啟蒙和發展兩個小階段，啟蒙階段是從“宗教人”到“經濟人”時期；發展階段是古典經濟學時期。（2）從人本到物本：新古典經濟學時期。（3）從物本到人本：新時期下的人本主義。強調經濟學要走向現代化，須回歸古典，重新關注人，發揚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和人本精神兩大思想成就。整合理性主義和人本主義乃是經濟學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西南財經大學楊致恒等依據中國私營企業中農民工狀況的調查，批評了那種主張無合同、無保險、無福利的“非正規部門就業理論”，認為它不利于緩和勞資矛盾。對當前私營企業與農民工之間勞資關系，須加強監管，引導其健康發展。認為只有營造企業和諧進而構建社會和諧，才能真正解決勞資矛盾。
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比較是本次大會討論的另一個重點。與會代表就這個主題展開了激烈討論，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下面分別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基本關系，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與西方經濟理論的比較研究，中國經濟學建設，以及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4個方面進行綜述。
1、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基本關系
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關系，與會者主要持兩種態度。
一些學者強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指導中國實踐的唯一正確的理論，對西方經濟學持基本否定態度。程恩富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關系作了大會主題發言。他對西方經濟學各個流派進行了分類，主張對它們采取不同態度：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從整體上講是經濟學發展的一種倒退，應該以批判為主。新舊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具有改良主義性質，其基本立場雖然不可取，但其中有與生產社會化相適應內容，對這部分內容可以吸收和借鑒。首都經貿大學丁冰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體系與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有著原則區別，各自代表了不同階級的利益。在資本主義社會占主導地位的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在社會主義國家占主導的只能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經濟學體系有階級性，無原則地進行綜合和利用，未必能如愿以償。余斌以“關于兩種教條的進一步分析”為題作了大會主題發言。他從數學分析的角度，認為莫迪里亞尼-米勒定理中存在重大錯誤，進而認為西方經濟學中的理論模型都不可取。山西財經大薛治龍從唯物主義認識論和唯心主義認識論的對比分析出發，揭示一般均衡理論的唯心主義性質，并指出其對經濟學發展的危害。
另一些學者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我國的主導地位前提下，強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有互相借鑒的地方，主張互相吸收，共同發展。清華大學黎詣遠認為，無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都面臨著知識經濟的挑戰。我們在正確對待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經濟學與數學的同時，應該順應知識經濟的挑戰，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與時俱進、自主創新，將物資生產與精神生產統一起來，重塑經濟學的整個理論體系。吉林大學吳玉輝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是兩種根本不同的范式，不可能相互替代，也不能相互否定，兩種經濟學都是我們必需的。云南大學徐光遠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不互相排斥，我們從來沒有將他們對立起來。經濟學研究應該強調人的積極性，以利于經濟學發展。海南大學王毅武認為，對西方經濟學需要反對教條主義，需要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需要從西方經濟學中吸取合理成分，進一步發展。
2、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與西方經濟理論的比較研究
許多學者分別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具體理論和具體方法進行了詳細的比較研究。
李翀對比分析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經濟周期理論和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周期理論，認為前者比后者要深刻得多。經濟周期實際上是由市場經濟體制造成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不同程度上強化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弱點，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則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彌補市場經濟體制的不足。此外，他還分析了經濟周期通過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在國家之間“傳染”的機制。
南京大學劉厚俊等在詳盡比較分析馬克思國際貿易理論和西方國際貿易理論后提出，前者不排斥后者在一定層次和一定范圍內的科學性，后者也不能推翻前者的科學結論。從某種程度上說，西方國際貿易理論為馬克思國際經濟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而馬克思的研究方法也正逐步為西方學者所認同并加以吸收。兩種理論體系完全可以相互借鑒。同時，兩種理論都需要與時俱進，以適應技術進步、壟斷強化和全球化趨勢。理論演進史表明，西方國際貿易理論已逐漸從表象的自然稟賦因素轉向對生產過程的研究，只要資本主義社會還存在，西方對馬克思經濟理論的興趣就永遠存在。
中國人民大學孟捷研討了演化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他指出演化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界不滿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范式和過度形式主義，試圖為整個理論經濟學發展重新定向而形成的一股思潮。盡管迄今它還未產生出一致公認的代表性理論，但已有了自己的研究綱領，對21世紀經濟學的發展有不可輕視的意義。在詳細介紹了演化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并將其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加以比較后，他認為演化經濟學的崛起，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造性轉化、以及中國經濟學的自主發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遇。未來的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的某種創造性的綜合。
黑龍江大學喬榛從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對比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的異同，認為二者的區別隨著方法的本質化而趨于明顯，二者的相同之處卻隨著方法的形式化而增多，因而不能簡單地判斷二者是完全對立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離不開方法論的創新，創新須堅持其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硬核”，對具體研究方法不僅可以調整或放棄，還可以增加一些新方法，把西方經濟學中一些經過檢驗、在研究經濟現象中有效的方法納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法論體系，尤其是使實證研究越來越精確化的數學方法，以及研究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博弈分析。
廣州市委黨校朱殊洋運用均衡分析方法提出馬克思再生產系統的一個均衡解。他認為研究馬克思在生產系統的均衡問題可以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把在生產系統的自由運動過程和強迫運動過程統一在馬克思再生產理論中，另一方面把兩大部類看作兩大受控對象，分別由兩個決策機構進行控制，兩個決策機構的目標不完全相同，因而形成非合作均衡。
一些學者還對勞動和勞動價值論展開了討論。遼寧大學楊玉生、楊戈介紹了西方經濟學界堅持或否定勞動價值論的歷史、現實及其最新理論成果。認為在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應用于解決當代問題時，應該堅持馬克思特有的分析方法來探討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張旭昆認為，應該重新解釋勞動價值論，既要反對原教旨主義，也不能用管理也是勞動來解釋現實。湖南大學李松齡指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使用價值研究太少，理論要發展就必須研究使用價值；西方經濟學是研究生產力的學科，效用價值是功用主義的，可以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加以補充。內蒙古師范大學額爾敦扎布持不同觀點：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解決不了資源配置問題，其實馬克思在論述再生產的社會必要勞動時就論述了這個問題；馬克思關于使用價值的論述很充分，它強調了使用價值和生產費用的關系。
3、中國經濟學建設
與會代表還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對中國的經濟學教學與科研，以及中國經濟學形成和發展的影響進行了交流。
吳易風指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要在青年學者中重新產生影響，需要做許多工作。他介紹了中國人民大學目前正在進行的兩個科研項目：一是國家馬克思主義工程建設項目“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比較研究”，這將為年青人提供認識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機會。二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數學模型化研究”，它有助于破除青年學生對西方經濟學數理模型的崇拜。
方福前認為中國經濟學建設應該走“三化”之路：一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現代化，就是要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適應當代，解釋現實；二是中國問題理論化，就是要將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中所面臨的問題上升到理論，加以闡釋；三是西方經濟學中國化，就是要用中國經濟改革中遇到的問題修正西方經濟學理論。在“三化”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仍然起指導作用。上海財經大學馮金華指出，高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學面臨危機，主要是由于在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面努力不足。就此他提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的“四化”目標，即模型化、數學化、通俗化和可視化。
黎詣遠認為中國經濟學建設問題上，應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理論基礎，建設包括研究經濟制度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經濟機制的市場經濟學、研究經濟發展的發展經濟學的完整體系，但目前還不具備編寫這樣一部教材的條件，市場經濟學只能借鑒西方經濟學，但應堅持“西學為體，中學為用”。丁冰提出，在經濟學的教學和科研中必須堅持和發揮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導地位，同時要吸收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并在經濟建設實踐中不斷創新，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長春稅務學院丁堡駿、郭殿生指出,西方經濟學曾經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要思想來源，但現代西方經濟學是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相互對立、相互斗爭的思想體系；吸收和借鑒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科學合理成分，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的必由之路。馬克思主義建設工程的設計者和建設者們不僅要加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建設，還必須加強馬克思主義對西方經濟學教學、學科建設和工程建設工作的指導，改變西方經濟學教學和學科建設的現行體制和格局。北京物資學院車卉淳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階級性、科學性和研究方法上存在區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本土化”的經濟學。在經濟學的教學科研應以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指導思想，避免用西方經濟學代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傾向。
4、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
還有些學者從實踐的角度對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加以批判。西北政法大學郭志琦等人指出，在我國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整個過程中，始終要堅定不移的搞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絕不能搞中外新自由主義者所倡導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則完全是由中國的基本國情決定的。
首都經貿大學徐則榮認為，1980年代以來拉丁美洲國家改革的失敗原因主要是錯誤地全面接受和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在經濟調控方面，鼓吹市場萬能，盲目崇信外資，反對政府干預；在經濟發展戰略方面，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導致社會不協調。其他發展中國家應引以為戒，以正確的理論為指導，探索符合自己國情的經濟發展道路。
內蒙古師范大學吳海山分析了資本社會化進程和西方職工股份所有制之后提出：資本社會化的進程中，所有權關系的分化和轉移都是在不同資本家之間展開的；只有在職工股份所有制產生之后，資本所有權主體才真正從資本家階級轉向企業職工。
三、深圳特區的發展與自主創新
與會專家針對深圳特區以往經濟發展成果、未來發展戰略問題展開了討論。大家一致認為，改革開放20多年來，深圳為我國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做出了巨大貢獻，今后發展仍存在著明顯優勢，主要表現在豐富人力資源、雄厚的產業基礎、完善的交通設施、地處華南的區位優勢等，這些為特區今后加快發展，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繼續探索道路提供了優越條件。
深圳市委黨校袁曉江作了題為《我國需要經濟特區嗎？——兼論深圳經濟特區的發展》的大會主題發言。他在回顧了深圳特區建設的發展歷程后指出：（1）特區的本意不是利用優惠政策，而是特殊政策，是充當“試驗田”，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建設探索道路。（2）特區建設20多年來的貢獻不僅表現在為全社會提供了巨大的經濟總量，更重要的是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3）在今后的發展中，特區還應有所作為，把“特別能創新”作為最重要的任務，增強自主創新意識，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他認為特區今后應該把高新技術產業、物流業、金融業和文化產業作為發展的重點。以IT產業和生物技術產業為主導，加快自主創新、大力開發新醫藥、新能源，繼續發揮深圳特區的作用。
深圳市委黨校林祥就深圳特區的使命和自主創新問題作發言：深圳特區建立之初的使命是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個使命基本完成。這是深圳為全國做出的最大貢獻。在新時期特區是使命是：進一步改革創新，為全國探索出一條“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構建和諧社會”的新路。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問題上，他認為關鍵在于自主創新，并用4個90%概括了深圳自主創新的獨特之處：研究開發經費90%來自企業，研究機構90%來自企業，研究人員90%來自企業，技術專利90%來自企業。深圳自主創新的經驗將會為我國構建自主創新體系提供可借鑒的經驗。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查振祥就深圳建立自主創新體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深圳20多年來取得的巨大成就，最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努力建立自主創新體系，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從創新中獲得城市發展的力量源泉，由政策優勢逐步向創新優勢轉變，為城市發展提供持久的動力。為了完善自主創新體系，加強創新能力，深圳應著力做好以下兩點：一是要吸引國內外科研機構和知名大學在深圳建立高科技轉移中心，積極引入外部研發能力；二是要把深圳的研發基地延伸到中國各地和世界各地，有效地配置創新人才資源。
商務印書館楊寶蘭認為：自主創新能力是一個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發動機和支撐力。為了實現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需要采取以下措施：充分發揮企業在自主創新中的主體作用，確立企業自主創新的主體地位；大力進行制度創新，保障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建立和諧社會，為自主創新主體創造一個和諧的社會環境。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注：配圖來自網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奔騰中國心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