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保羅·巴蘭，保羅·斯威齊
南開大學政治經濟學系譯
商務印書館1977年6月第一版
閑散的人們和閑置的機器與國內的剝奪和國外的饑餓同時并存，貧窮隨著富裕的增長而增長，大量的資源被浪費在無益的并且常常是有害的用途上，美國變成了全世界反動勢力的象征和保護人，我們從事于幾場戰爭并且顯然是走向更多更大的戰爭前進――對于這一切以及更多的事情的認識，不是源于社會科學，而是源于對不可逃避事實的觀察。人們甚至可以說，社會科學家長期以來向我們保證，在他們認為是可能有的最好的世界中，一切都在朝著最好的方向發展，他們這樣做，是在盡最大的努力阻止我們去正視現實。
有著更多的和受過更好訓練的社會科學家，而又日益明顯地不能說明社會的現實，我們怎樣才能解釋這種矛盾呢？
答案的一部分無疑是存在于明擺著的機會主義中。誰出錢，誰點戲；人人都知道誰是出錢人和他們喜歡的是什么戲。在資本主義社會，有效的需要總是能夠造成它自己的供給。（P7-8）
這種環境首先是日益增長的復雜性，要求在每一種類中和每一水平上有越來越多的獨立專業。遵循這條道路，社會科學變得越來越專業化，它的從業人員變成日益狹隘的專家――在他們各自的領域是受過極好訓練的專門人才，但是對于其他專業所知道的、所能理解的卻越來越少。至于整個社會－－這在過去是偉大的社會思想家的主要的全神貫注的對象，因為它超越一切專業――簡直是從社會科學的范圍內消失了。它被認為是當然的事情，沒有人去注意它。（P8）
正是由于全體總是多于部分的總和，所以關于社會的各個部分和各個方面的許多小真理的堆積，決不能提供關于社會秩序本身的大真理――這種社會秩序怎么變成它今天這個樣子的，它對于在它底下生存的人們有什么作用，它向著什么方向發展。這些大真理有權要求必須為了它們本身的緣故去加以追求。而在這方面，資產階級社會科學以及放棄了它的全部責任。（P8-9）
馬克思主義者常常過分滿足于重復人所熟知的表述，仿佛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以來――或者最晚自列寧的時代以來，并沒有發生什么真正新鮮的事情。結果，馬克思主義者不能說明重大的事態發展，有時甚至不能辨認它們的存在。（P9）
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歸根到底依然停留在競爭經濟這個假設上。（P9-10）
然而這依然是事實：不論是列寧還是他的任何一位信徒，都不曾企圖去探究壟斷統治對于作為其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運轉原理和“運動規律”所造成的后果。在這方面，馬克思的《資本論》繼續居于統治地位。
馬克思也許并不是沒有察覺到在他那時代的英國經濟――這是他從其中提煉出他的理論模型的真實的歷史制度――中存在著壟斷。但是他象他以前的古典經濟學家一樣，他不是把壟斷當作資本主義的主要因素看待，而是把它看做是封建的和重商主義的過去的殘跡，為了對資本主義的基本結構和趨勢獲得最清楚的概念，必須將其抽去。的確，同古典經濟學家不一樣，馬克思充分認識到競爭經濟中所固有的資本積聚和集中的強大趨勢：他所想像的資本主義未來肯定包含新的和純粹的壟斷資本主義形態。但是他從來沒有試圖去研究以大規模企業和壟斷的盛行為特征的這樣一種在當時是假設的制度。部分原因無疑是，作為這種研究的基礎材料還太貧乏，不能作出可靠的總結。但或許甚至更重要的是，馬克思曾經預期，遠在資本主義展開它的一切可能性以前，即在這個制度的競爭階段中，它就會被推翻。（P10-11）
由于若干原因，我們時代的階級斗爭已經完全國際化了。反對資本主義革命的主動權在馬克思的時代是操在工業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手中的，現在卻落到了不發達國家的貧苦大眾手中，他們正在為使自己從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剝削之下解放出來而斗爭。正是這種國際階級斗爭的緊急狀態，象我們企圖所表明的，在這個主要的帝國主義強國，在剩余如何使用的決定中，從而在社會的整個性質上，起著日益增長的決定性作用。（P14）
經濟剩余的最簡短的定義，就是一個社會所生產的成品與生產它的成本之間的差額。剩余的大小是生產能力和財富的指標，是一個社會享有多大自由來完成它給自己樹立的任何目標的指標。剩余的組成部分地表明一個社會怎樣利用那種自由的：它在擴大它的生產能量上投資多少，它以各種形式消費多少，它浪費多少，它是怎樣浪費的。（P14-15）
不管人們怎樣轉彎抹角，追究沒有辦法可以避免得出這個結論：壟斷資本主義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制度。它總是形成越來越多的剩余，可是它不能為吸收日益增長的剩余所需的因而是為使這個制度和諧運轉所需要的消費和投資出路，既然不能吸收的剩余就不會被生產出來，所以壟斷資本主義的正常狀態就是停滯。在一定的資本總額和一定的成本與價格結構之下，這個制度的開工率不會高過生產出來的剩余數量能夠找到的必要出路的那一點。而這就意味著現有人力和物力的經常使用不足?；蛘?，把這個論點用稍微不同的措辭來說，這個制度的開工率在它的贏利變動線上必須處在這一點：它低到不使形成的剩余比所能吸收的更多。既然贏利變動線總是在向上移動，“平衡的”開工率就必然會有相應的下降傾向。如果聽其自然――即是說，當不存在構成這個制度的所謂“基本邏輯”的一部分的抵消力量時――壟斷資本主義會越來越陷入長期蕭條的泥沼中。
抵消的力量的確是存在的。如其不然，這個制度早就應當自行崩潰了。（P105-106）
在競爭日益殘酷激烈而競爭者為數甚少以致不適用削價的一種經濟制度中，廣告在日益增大的程度上變成了主要的競爭武器。（P113）
首先，既然大家同意，廣告和銷售費用是由消費者負擔的，因此就認為廣告增多造成了收入的再分配：消費者的收入減少了，而刊登廣告者和廣告媒介物的收入增加了同樣的數目。其次，既然公認為廣告使消費者從購買一種商品轉移到購買另一種商品，造成他們根據荒謬的理由來作出自己的購買決定，誘使他們在無價值的或偽造的成品在花費自己的一部分收入，所以廣告就被責備為歪曲消費者自由選擇的結果，從而干預了消費者的最大滿足。（P120）
“歸根到底，這種由消費者負擔的費用必須算作銷售成本――改變他需求的成本，而不是生產成本――滿足他需要的成本?！睆埐畟悺秹艛喔偁幚碚摗罚?23頁。
廣告的職能，也許是它今天最主要的職能，就是站在消費品生產者和出售人方面，進行一場無情的戰爭，反對儲蓄，擁護消費。完成這個任務的主要手段是：造成式樣的改變，創造新的欲望，定出新的地位標準，強迫接受新的禮儀規范。廣告在達到這些目的上的公認成功，大大地加強了它的作用：它是一種抵消壟斷資本主義的停滯趨勢的力量，同時又表明它是著名的“美國生活方式”的總設計師。（P124）
猶如廣告、產品差異化、人為的陳舊、型式改變以及銷售努力中的其他各種手段在事實上促進和增加了銷售額，從而成為收入和就業的不可缺少的支柱一樣，整個“金融、保險和不動產”機構對公司制度的正常運轉是必要的，對收入和就業水平是另一個同樣不可缺少的支柱。所以這些活動所吸收的大量資源，在事實上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成本。應當看得極其清楚的是：一種竟然以這樣的成本為社會必要成本的經濟制度，早就不再是社會的必要經濟制度了。（P136）
政府支出的趨勢，不論是絕對數還是占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比數，在本世紀是不斷地上升。在1929年以前，上升是緩慢的――從1903年占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七點四上升到1929年百分之九點八。從1929年起就快多了，現在的比率是大大超過了四分之一。這種比率上升可以看做是一個近似的指數，表明政府作為有效需求創造者和剩余吸收者所起的作用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增長程度。（P141）
近幾十年來為政府所吸收的巨大的和日益增加的剩余數量，并不是――我們重復一遍――從本來可以由公司和個人用于他們私人目的的數目中扣除的。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結構是這樣：繼續不斷地增長的剩余硬額是不能通過私人的渠道來吸收；如果沒有可供利用的其他出路，它根本就不會被生產出來。政府所吸收的，是在私人剩余以外的增加額，而不是從私人剩余中扣除的。尤有進者：由于更大數量的政府支出把經濟推進到更加接近于全面開工，由于直到此刻剩余比整個有效需求增長得更快，必然的結論是：剩余中的政府部分和私人部分能夠同時增長，而且一般地也的確在同時增長。只是在政府的吸收甚至在達到充分利用之后仍在繼續增長時，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各年中那樣，私人剩余才會受到侵蝕。（P141-142）
公司利潤占國民收入的份額（百分比）
納稅前 納稅后
1919-1929 8.4 6.7
1929-1938 4.3 2.8
1939-1948 11.9 6.0
1949-1957 12.8 6.3
損害公司納稅后贏利率的，不是高額賦稅，肯定不是高額政府支出，而是經濟蕭條。政府通過稅收取去的是在私人剩余之外的增加額，而不是從私人剩余中扣除的。（P142-143）
三十年代政府支出不好的地方不是在于他的方向，而是在于他的數量：它對于抵消私人經濟部門中正在起作用的強大蕭條力量是遠遠不夠的。用通用的美元計算，政府支出從1929年的一百零二億美元增加到1939年的一百七十五億美元，增加百分之七十以上，可是在同時，國民生產總值卻從一千零四十四億美元降至九百一十億美元，失業率占勞動力的百分數從百分之三點二上升至百分之十七點二。
因此從對美國整個經濟的救助行動看，新政顯然是一種失敗。（P153）
美國寡頭統治集團之所以需要有一個龐大的和日益增長的軍事機器，是它遏制、壓縮和最后摧毀競爭的世界社會主義制度的這個目標所產生的邏輯必然結果。（P179-180）
用來滿足集體需要的大多數政府活動或是引起同私人利益集團的競爭，或是會損害寡頭統治集團的階級地位和特權；因此之故，這種活動立即引起了反對，并且當它擴大時，反對迅速增強。結果是，遠在從社會方面說合理的和合乎需要的目標達到以前，就遇到了路障。（P195）
很明顯，建立一個龐大的軍事機構，既不造成，也不涉及同私人企業的競爭。并沒有什么私人的軍事機構，它具有既得利益，要把政府保持在它們的禁區之外；軍隊對私人商業來說是一個理想的顧客，每年花費數十億計的美元，而條件則是于出售人最為有利的。由于所需資本設備的大部分另外并無其他用途，它的成本普通就包括在最終產品的價格之內。因此，生產軍火的商業實際上是不冒風險的；盡管這樣，容許得到的利潤率中卻包括一個廢除慷慨的邊際，供抵消幻想出來的風險因素之用。而軍事采購官員又常常預期在從部隊退休之后受到軍火制造商的報酬優厚的雇傭，因此它們在同供應商打交道時很少是嚴格的。（P195）
如果日益增長的壟斷所產生的蕭條效果的作用如果不被制止，美國經濟在十九世紀終了之前會早已進入一個停滯時期；而資本主義也不可能一直存在到二十世紀下半葉。那么，究竟有那些強大的外部刺激，它們抵消了這種蕭條效果，使經濟在十九世紀的最后幾十年相當迅速地增長，并在二十世紀開頭三分之二時間內（有幾次嚴重的打斷）也是這樣呢？根據我們的判斷，有兩種這樣的刺激，我們區分為（1）劃時代的發明，和（2）戰爭及其后果。（P207）
蒸汽機生產工業在整個經濟中從來都不曾顯得很重要，但是沒有蒸汽機，我們稱之為工業革命的那種經濟生活的巨大變革就不可能發生。因此，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投資的很大一部分可以歸之于蒸汽機。汽車工業對于資本的需求，間接的影響也比直接的影響大得多。都市郊區化的過程，連同伴隨它的全部住宅、商業和公路建筑，全都是汽車推動的。石油工業比任何其他美國工業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本，它主要也是汽車的產物；還有幾個其他的主要工業（橡膠、玻璃）也同樣是依附于汽車的的。許多服務行業也是隨著汽車成長起來的，例如加油站和修理店，汽車旅館和度假勝地。顯然，所有這些投資出路所吸收的資本數量，要比汽車工業本身大許多倍。（P208）
可是，鐵路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中占居一直獨特的地位。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和二十世紀最初的年代，鐵路網修建直接吸收了大量的資本。（P208）
在十九世紀的最后二十年，即壟斷化過程真正進行的時期，私人資本形成約有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是在鐵路方面。投資這樣密集于一個工業部門，在以前或者以后的任何時候肯定都是無與倫比的。（P209）
壟斷資本主義能生產出比它所能吸收的更多的剩余的趨勢，可以由主要的外部刺激予以中和，甚至加以克服；但當這種刺激減弱或者消失時，它又會以其獨特的方式表現出來。（P212）
鐵路所造成的新的經濟地理格局和新的國民產品構成到1907年已經破為穩定了……資本主義歷史中最大的外部刺激是在1907年失去了它的驚人的力量的。（P214）
下一個劃時代的發明，汽車，剛剛在經濟舞臺上出現，對于整個經濟的影響還很小或根本沒有。在美國卷入世界大戰之前，還得經歷一個十年的大部分時間。如果這個理論是健全的，在1907---1915年這個時期就應該有清楚明白的停滯征兆。（P214）
所以這一切構成了有力的證據，證明1907年以后的年代的特點是，剩余吸收的困難日益加劇，并產生了一種我們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所習見的“爬行的停滯”。（P220）
三十年代的蕭條是多么深刻――或者，從另一方面來看，剩余吸收過程的垮臺是多么徹底――可以根據若干指標來判斷。（P227）
在1939年，即當這十年將近終了時，全國的勞動力將近有五分之一，生產能力有四分之一以上，是在閑置著。從這一點，人們可能會得出結論：即使把更多的工人納入勞動力中，資本設備的使用比通常的強度更大，產量也不會增加到――譬如說――三分之一以上。然而，在隨后的幾年中，在戰爭的影響下，以及由于資本市場的內在束縛暫時被解除，工業生產卻增加了一倍以上，實際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三分之二以上。而且這種增長是在這樣一個時期出現的：在這個時期實際上凈投資沒有增加，而且在最富生產能力的年齡組別中有一千一百萬人以上被動員到武裝部隊中去了。雖然不論是人力還是設備自然都不能以戰爭時期的最高強度永遠繼續不斷地使用，我們還是認為，1939-1944年間所達到的生產驚人擴大，足以確鑿地證明：官方的失業估計數字以及廣泛接受的統計方法得出的設備利用數字，都大大低估了在一種壟斷資本主義經濟中人力物力資源利用不足的程度。這種偏向是很自然的：資產階級社會科學沒有興趣去強調私人企業制度的缺點，透露――哪怕只是在字里行間――一種合理地組織和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能夠怎樣表現得更好。（P227-228）
南北戰爭不是北方的統治者為釋放奴隸而進行的，象許多人錯誤地相信的那樣。它是為抑制南方奴隸主寡頭的野心而進行的，這個集團象要逃脫對北方資本的基本上是一種殖民地性質的關系。取消奴隸制是它的副產品，不是它的目的；即使是在重建的插曲中，北方的資本主義無論從何種意義來講，都無意去解放黑人。它在征服南方的種植園主之后，樂于讓后者回復他們所扮演的剝削黑人勞力的角色，自己又可以對他們進行剝削。（P236）
自然不能為這種現狀提供一個合理的辯護，的確這種努力很少再做了。辯護不再采取證明壟斷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和可取性的形式，而是日益集中于否定社會主義――這是壟斷資本主義的唯一真正的替代物；集中于摒棄革命――這是達成社會主義的唯一可能的手段。為了一個更好的、更人道的和更合理的社會所進行的一切努力，都被認為是不科學的，不現實的和顛覆性的；由于同樣的原因，現存社會秩序被加以粉飾，表現為不僅是唯一可能的形式，而且是唯一想像得到的形式。
一方面，社會的生產方法和體現這種方法的組織越來越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運轉和對它的理解卻呈現沒有衰退的自然性和不合理性，兩者的矛盾，造成了意識形態上的一片荒原，這是壟斷資本主義的標志。但我們必須堅持，這并不是――象某些對現狀的辯護士想要我們相信的――“意識形態的末日”；這是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和沒落的意識形態取代了上升的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現在這種意識形態的主要支柱就是反共產主義，這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由于各種政治力量的暫時的結合，就像現代資本主義政治政策和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就是備戰和“冷戰”一樣。這些政策只能是反對；沒有什么東西是它們所要擁護的。（P320-321）
亞當·斯密從分工中看到了國家財富的鎖鑰，他自然是對的。許多在他以前和以后的人看到了分工比較黑暗的一面，他們也是對的。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分工不僅擴展到了經濟領域，而且擴展到了社會的其他的一切領域，到處為專業化的人的細分這種無所不包的制度、為在一個人身上發展一種才能而犧牲其它一切才能奠定基礎，這就使得亞當·斯密的老師亞·弗格森叫喊說‘我們成了奴隸，我們中間沒有自由人’”。（P321）
今天我們卻要問：當工作的折磨所購來的是較長的非工作時間――它本身已被剝奪了一切歡樂，它已經變成了工作的延續，變成了現代休暇的空虛、沉悶和麻木時，上面所說的那種說服力，那種向往自由的進步，究竟還剩下什么痕跡呢？當工作日和工作周的盡頭就是厭煩（即這個社會的休息時間）這塊不毛的沙漠之地時，忍受著工作的自我克制、約束和強迫，究竟還保留有什么樣的合理性呢？（P328）
由于資本主義經濟的部分過程實行日益增長的專業化和合理化，計算滲透到了生活的一切方面。個人從一開始就被用現有的預制模子之一來壓造――隨他或者毋寧說他的家庭所屬的社會階級和階層為轉移――這種模子的正常產品是標準化的、合理化的“人的產品”，由從幼兒園起用無數測驗方案來實施的統計的質量控制辦法來加以系統檢驗的。這種產品的反應和反響，變得越來越是自動的和可預見的了。笑，預期會從旅館接待員和航空線上的女服務員的臉上看到，從售貨員和加油站的侍者臉上看到――而不問他們的情緒、他們的身體狀況和他們對待另一方的態度如何。勉強表現出來的高興神情，在對待工人和雇員、對待供應者和顧客時是必不可少的――也不管打交道的事情的內容和意義如何。同樣，一個人、一幅風景畫、一首樂曲，要判定其為美好與否，不是看它本身的特點，而是要看它在市場上成功與否，看它與流行的時尚、成本、新穎的關系，看它提供“逗樂”和“輕松”的能量。
由于缺乏對人和物的發乎自然的鑒別，假裝――這種對于過時的信仰和理想所表示的疏遠的敬意――變成了一種普遍存在的代替物。就像巴普羅夫的對于鈴聲發生條件反射的狗一樣，人在指定的場合就喀嚓一聲表示假裝的立正；對一本書或一次談話表示假裝的興趣；對本國或外國的政治發展表示假裝的關懷；對別人生活中發生的事情表示假裝的高興或憂愁；愛一定的日期，象圣誕節、生日、紀念日，表示假裝的歡樂。（P329）
這就是這樣一種社會的無可逃避的命運：這種社會沒有信仰，沒有道德――沒有能力為它的成員提供一種途徑，為著從人的角度來看是有興趣的和有價值的目標去利用他們的精力。（P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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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烏有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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