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強軍中馬前卒：雜評《刷盤子，還是讀書？》

區芳

２００５年即將過去。它從中國五礦集團海外收購受挫揭幕，以國內朝野痛論「自主創新」必要性收場；它用北京「加緊軍事斗爭準備」的喧囂開路，以中日東海對峙僵局終結；它拿釋放東莞罷工工人作見面禮，以各地新的血腥礦難向無產大眾告別。這個不平靜的年頭，一本名為《刷盤子，還是讀書？——反思中日強國之路》（以下簡稱《刷》）的著作從網絡走進主流；作者鐘慶（網名「愚蠢小豬」）縱論中日資本主義發展史的差異與結果，提出「重視基干產業」「沒有產經聯的政府是傀儡政府」等觀點，引起學界和愛國網絡輿論的興趣。值得注意的是，大陸泛左翼陣營內鐘慶的思想也很走紅。

作為亞洲乃至亞非拉唯一的成功者，戰前日本一直是各國自強運動（從甘地、孫文到蘇加諾）的樣板。20世紀20年代的中華資本深知「帝國主義的侵略，已經剝奪了我們整個民族的自主權」1（胡漢民），唯有學習先進者如日本才能避免亡國厄運；當時的國家主義理論界抨擊「中國人不愿研究日本，這是精神上的閉關鎖國」2（戴季陶），急待糾正。六十多年后，資本主義復辟催生的「新中華民國」是否還得學習日本？大陸工業界——至少是自強派——在哪方面需要效仿日本的階級同類？《刷》的出版流行，給我們帶來了若干相關信息。

本土資本呼喚的時代英雄：鐘慶站在何新的肩膀上

拋開網絡舌戰（鐘慶的書首先發在網上）難免的不均衡、即興發揮和語不驚人死不休等副產品，《刷》清晰闡述了一個核心觀念：「發達國家崛起的原因和秘密，實際上來源于我如何獲得資源，如何獲得市場」3。崛起的根本標志，在于能否擁有「工業體系的核心，就是鋼鐵、機械、電子和化學等產業組成的基干產業」4，即重工業。對重工業技術和制造的掌握程度，決定了一國資產階級在世界市場占有何種地位；一句話，「任何長期國家戰略必須將如何建立和利用重工業體系放到最重要的位置」5（鐘慶）。

短短一年里，「愚蠢小豬」從網絡走上講壇，可謂橫空出世；但鐘式自強觀遠非虛空產物，而扎實地踩在前輩國家主義者的肩膀上。通觀《刷》的全書脈絡，我們可清晰聽到資產階級思想家何新的聲音；很大程度上，作者只是以通俗手法和歷史追述強化與細化了何新力陳已久的諸般觀點。

早在蘇東陣營滅亡前后，何新便醒悟到盲目攻訐工人國家的成就，無利于復辟后新民國的長遠建設。他冷靜地批評「激進改革派經濟學家全盤否定五六十年代的舊體制，卻沒有意識到其中也還有非常合理的東西。例如它對重工業、基礎工業的重視，就是富于整體經濟發展的戰略遠見的」6。21世紀初的年輕一代自強分子如夢初醒，爭相盛贊毛時代推動「中國從只能仿制漢陽造，一躍成為科技先進國家，能夠設計生產幾乎所有種類的現代工業產品，成為世界大三角的一極」7（鐘慶），可算對何新先見遲到的回聲。

八十年代國企改革興起，大陸經濟界曾視改變管理模式為「提高效益」的法寶，何新不以為然，提出微觀管理的差異并非西方工業強盛的主因，并在多年后得到鐘慶的聲援：「日本企業就是國營企業的管理方式，鐵飯碗、大鍋飯、年功序列、按資排輩」8。九十年代初的中國處于全面復辟大門口，何新向當局痛諫反對追隨蘇東陣營的休克療法，針鋒相對地剖析德日戰后迅速復元「不是由于遵循了全面自由化的市場機制，而恰恰是因為兩國都繼續運用了國家政策和計劃的宏觀調控手段」「這種宏觀調控，主要不是市場調控，而是產業政策和發展戰略的調控」9。十五年后，原自由競爭信徒鐘慶悔恨地發現，國家主導不惜代價「傾斜生產，煤鋼先行」的重工業優先戰略——而非「市場優化配置資源」——是日本灰燼里新生的第一保證。新民國轉過十五個年輪，兩代有產文化走狗的雙手終于緊握在一起；它的大背景，是中華資本主義發展遇阻而急尋突破的強烈需求。

中華資本主義的任務轉換：從復辟到升級

二十年實踐表明，多數中國企業處于外圍生產的水平，在市場與利潤的分配上屈居被支配地位；對保持、加強重工業實力的要求，新民國的工業界常顯得短視、麻木乃至吃里扒外，讓愛國者痛心哭嚎「中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向底層急落，出賣資源和勞動力，民族在流血」10（鐘慶）。不久前，官方喉舌被迫承認「我國工業總量雖然很大，但許多產業缺乏核心技術，不少企業技術‘空心化’，關鍵部件依靠進口，處于全球產業鏈低端」11。上述敗家行為，直接來自八九十年代的市場改革與復辟：工人國家覆滅前后，清醒了解自身戰略利益的大資產階級難以立即成形；執政官僚集團熱衷于盡快拿到自己那份「復辟紅利」，往往不惜損害出賣本土工業的長遠前途。時至今日，許多官辦合資廠的中方代表仍辯稱「品牌的推廣要花很多的心血和精力」12，所以「不要求品牌，只要拿來就行，不要求品牌掌握核心技術」13（長安汽車集團總裁尹家緒），多少賺點就行。

初步站穩腳跟后，上層（無論國家資本抑或民間商界）一面盯著剩余的國有資產（尤其是土地），同時為自己確立了新的目標：升級換代。鐘慶現象出現的時間——2004年（而非1994年或更早）本身就幾乎解釋了一切。2004中國企業500強的私企比重達18%(中國企業聯合會會長陳錦華) 14，說明私人資本已非吳下阿蒙；迅速膨脹的國有壟斷巨頭也四處插手走向海外，與各個國際資本對手或明或暗的對抗爭奪，日益被提到北京的議事日程上來。

針對國際巨頭收購國內骨干企業的勢頭，私人老板的輿論代理驚呼「外資由此可以控制一個行業，掌握著這個行業的技術主導權，并控制市場份額」15（中國社科院投資與市場研究室主任曹建海），罵罵咧咧「我們發現真正主導中國經濟崛起的不是中國的企業」16（北大教授張維迎），而這意味著巨額紅利的旁落。海外擴張上，北京的表現也有些手短眼拙。從能源、鋼鐵、軟件到紡織業，本土企業——無論國有抑或私營——不時感到缺乏有力與明智的國家后援，發出「嚴格地說我們（政府）的支持是不到位的，它支持的方式不像日本當年有一個非常穩定的產業政策」17（全國工商聯并購公會會長王巍）一類牢騷。

簡約地講，21世紀初新民國的時代任務——擊退外資攻勢、尋求更多利潤、更大市場與更鞏固的勢力范圍，是「小豬旋風」受到自強派資本及幕僚留意的主要原因。如果說學院派「值班參謀」（如張維迎）專注于同步表達私人資本一時一地的利益索求（從瓜分國有資產到抵御外資侵蝕），民間策士鐘慶則跳出上層內部的集團之爭，以中華資本主義的整體前途為思考軸心，眼界與膽略都大氣許多。無論在書中還是講壇上，鐘慶都斬釘截鐵地宣言「中國要做超一流的工業化國家，打基礎和骨骼非常重要」18，即建立重工業體系并掌握核心技術。對打基礎所耗代價的疑問，他的回答也毫不含糊——「如果骨骼沒有發育好，即沒有準備好相應的技術，改善生活是對民族的犯罪，再大的市場需求也得等待。如果誰敢破壞骨骼，求得暫時的生活改善也是對民族的犯罪。骨骼出問題，政府必須出錢修補」19。崛起的第一步，是借助國家之手保護弱小民族產業（「首先對國內市場進行嚴密保護，強制進口替代，限制外資」20）。

鐘慶對國家角色的定義，顯然承繼了「老民國」統治者的自強思路，這并非偶然。強大的國家庇護，是后進資本主義實現工業化與對外競爭的必然前提。

國家的資本守護神角色：鐘慶與蔣介石隔空對談

以日本經濟官資一體協同對外的戰略為參照，鐘慶發現當代中國對外資過分放縱，使后者肆意摧殘民族產業鏈條。上述觀察的基礎上，他斷言「在沒有一個寬松的市場環境下面，中國的企業完全是圖生存，技術開發的前提成本無法在市場中得到回收，解決之道，要對市場進行控制」21，即行政機器對工業與市場的強制干預。老實說，這一結論亞非拉民族資本已呼喊過無數次，包括三十年代的南京當局。

后進地區的百年工業化進程，也是本土企業慘遭國際強權以經濟手段——當然絕不僅這一種手段——打壓蠶食吞噬的進程。對類似困局，中華資本主義的首批創業者體會極深。南京執政集團很清楚國家協調對自強前景生死攸關的決定作用——鑒于自身「工業落后，不能夠與工業發達的各國競爭，故在國際貿易方面必須采取保護政策；在工業的建設方面，必須采取計劃經濟制度」22（蔣介石），老民國的領軍者總結道。然而本土工業的衰弱落伍、西方壟斷巨擎的經濟侵略和金融控制，聯合列強鎮壓工農革命的階級必要性（以及由此付出的對外妥協），使中國有產階級無力擺脫——也不可能擺脫——對帝國主義的依附地位。

毋庸置疑，今日中華絕非蔣政權治下的殘破江山可比。1949年社會革命對列強在華政經軍事影響的根除、土地改革、普及教育與高速工業化，使新民國得以接納螺旋式上升的國力基礎，日益露骨地追逐亞洲強權。近年來，中外資本的利益沖突漸趨表面化。執政當局的智囊團認定「中國經濟能否獲得新的高額增長，將主要取決于中國能否獲得足夠寬闊的海外市場」23（何新），使北京加快了對周邊地區的經濟征服；大片民族市場的淪陷，讓私人老板的學界槍手氣咻咻叫罵「捆住了私人企業的手腳才使得外資大規模進入」24（張維迎）。抱怨之余，國家資本與民間富豪均把希望的目光投向國家——這個最多資源的擁有者。國企的海外遠征需要國家——「汽車一定要作為國家核心支柱產業進行扶持，扶持必須要走國際化戰略」25（奇瑞董事長尹同耀）；私人老板捍衛內部市場份額的戰斗需要國家——「要在保證經濟安全的情況下實施對外開放，對一些涉及國家經濟命脈和經濟安全的行業和領域采取適當的保護措施」26（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東方集團總裁張宏偉）。

不難發現，越來越多的民間富豪舉起左手向當局要權力和商機，舉起右手反對外資搶在頭里割走民族市場和國有資產。利潤的流失，讓老板們肉痛之余連連發誓「不能再做那些核心技術和部件掌握在人家手中的‘殼企業’了！」27（春蘭集團首席執行官陶建幸）；但核心技術的有計劃研發，仍是私人資本難以承受（且不論它們是否情愿承受）的重負。想當年，與列強長期周旋充當小弟的痛苦經驗，讓老民國決策層總結出血的教訓：「如果工業建設付托私人資本去經營，他們便沒有充足的資本，樹立巨大的規模，以與外國的大托拉斯以及國營企業競爭，這是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不能適用于中國的最大缺點」28（蔣介石）。新民國的工商巨頭侃侃而談「我國要提升國家核心競爭力，關鍵是培育出自己的具有強大競爭力的企業，由此構筑我國的產業核心」29，可本位得失的顧慮通常使得「私人資本會在基干產業巨大的投資和很少的收益面前卻步」30（鐘慶）。說到底，盡管私企老板胃口很大嗓門不輕，財力與技術的局限和無法評估的高風險，決定了他們只能在保衛民族產業的對決場上充當一支輔助部隊。

就后進資本主義地區來講，牽扯到眾多部門、超長工期和天價成本的世紀程沒法離開國家機器的策劃、協調與擔保；帝國主義陣營里，壟斷財團的戰略投資同樣少不了政府協作。即便超級巨頭們不需當局的技術支持，它們還是希望官僚以國家的名義千方百計地把負擔轉嫁到無產大眾身上。負擔越輕越好，紅利越厚越好——這恐怕是全球有產者的四海一夢；日本財團如此，一路追趕的京滬巨頭更加如此。

「產經聯」：壟斷資本主義的核心產業組織

《刷》極力推崇統管日本政經國脈的神奇怪物「產經聯」，并告誡中華資產階級「先進民族的標準就一個，有沒有經濟永動機——產經聯」31。什么是產經聯？說白了就是壟斷資本主義的核心產業組織：財閥（「三菱住友三井等大財團，主要生產和提供各門類基礎原料和先進技術」）、國家機器（「提供基礎原料和技術的大財團是賠錢的，政府想辦法把帳做平」）與主流學界互相影響滲透的綜合物。

20世紀60年代，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埃·曼德爾指出帝國主義時代「國家一天比一天成了壟斷組織不可或少的工具。實現利潤——不是實現平均利潤，而是實現壟斷組織自以為有權享受的超額利潤——已經不能再僅僅依靠‘經濟法則’的作用：在必要情況下，當‘經濟法則’對于壟斷組織的利潤變成了一種威脅時，國家的經濟政策就應當使之不起作用」32。20世紀30年代，為抵御危機與競爭的壓力，并減緩私人占有與生產社會化不可忍受的矛盾，壟斷組織獲得日漸廣泛的經濟調節權。1933年羅斯福當局頒布《全國恢復工業法案》，把制定并強制落實《行業法典》的權力交給同業公會，以便對生產定額的限制與分配作出規劃。1937年日本政府頒布《工業協會法》，授權同業公會制定生產限額、價格、銷售額以及各成員之間的份額分配。1938年英國工業界干脆提出同業公會「必須享有分配生產、調節產量的權利，必須享有向各企業、各地區分配份額的權利，必須有權規定產品供應公眾的公平價格」33。為減輕盲目投資給工業的沖擊，倫敦的金融精英大搞治理整頓，推出許可證制度指導資本流動。

隨著時間的延續，壟斷組織與國家機器的融合演進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鐘慶筆下的日本經濟僅是一個典型。金字塔頂端的資本家族借助經理層管轄無盡的產業帝國，經理們通過聯姻、持股與高年薪制與統治者不分彼此。政府以國庫稅收為后盾，用官方訂貨、風險擔保與國家主導的技術開發替壟斷資本保駕護航。國有化與私有化是「產經聯」手里的兩套工具——以國有化替財閥承擔虧空，用私有化給老板增添利潤；軍隊與外交是國家派駐海外市場的兩個營銷經理——炮灰與戰費來自無產階級，資源與利潤落入超級老板的銀柜。

上述對社會資源——亦即工農血汗——不斷再分配的過程中，三井一族占盡好處，注定無休止充當犧牲品的是（包括職員階層的）無產大眾、中小資本與股東。有趣的是，中國時下的自強思潮恰好以職員群體為基層傳播者；愛國白領們三分迷醉七分歡喜地仰視「一個黨政不分，政企不分，產權不明，以計劃經濟為主導的僵化保守的政治經濟體制。就是這種體制推動日本迅速現代化」34（鐘慶），期盼著華字號「三菱重工」與「住友商社」資本艦隊的起航。這個乍看起來荒唐的現象，其實有著合理的階級邏輯。

當階級斗爭處于散亂和低水平的自發階段，無產大眾通常難以擺脫資產階級的精神奴役；處于產業工人與資產階級之間的職員階層更普遍自許候補有產者，夢想「為國（或公司）盡忠」向上爬。從世界實踐來看，統治者也確乎常從職員、小資產者或下級軍官中挑選充滿干勁聰敏靈活的助手，向自身輸送——精神與肉體雙重含義的——新血，維持必要的韌性與創造力。經歷十數載風雨，中華有產者全局利益轉換（從斂財暴富到升級換代）迫切呼喚新戰略思維；正如鐘慶所說，資本升級「單靠政府不行，靠企業不行，實際上是整個民族的思維觀念的轉變」35，即刷新上層政治文化。北伐后，南京中央曾起用眾多年輕干部（從賀衷寒、康澤到鄭介民）擔任統一國家的闖將；新民國的戰略轉折同樣有待于大批干練青年充當過河先鋒。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社會思想的再度洗牌剛剛起步。

自強思潮與崇毛派

市場改革與最終復辟造成的精神紊亂與利益重組，使成熟的國際資本及文化乘虛而入，大肆培植代言人——「80年代派出國的留學人員，正好學70年代的這個東西，就是全部交給市場來管」36（信息產業部電信研究院總工程師楊培芳）。不經意間，外資的學界代理已占據了至少半壁江山，竭力炮制「現在民族企業的概念應該逐漸從我們的字典里面消失」37（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海聞）之類的輿論攻勢。大陸學界、輿論界「漢兒盡做胡兒語 卻向城頭罵漢人」的顛倒局面，讓自強分子感慨「日本的右派是民族主義的，中國的右派是反民族主義的」38（鐘慶），并詫異地從泛左翼陣營聽到喝彩聲。

多年落寞后，崇毛派似乎從自強思潮的興起看到了隧道盡頭的亮光。30年代后的中共，始終依靠兩大精神資源（蘇俄代表的國際無產階級革命與爭取民族獨立的救亡運動）指導自身路線，并在兩者之間竭力保持均衡。21世紀的今天，階級斗爭歷史傳承的斷絕、蘇中復辟造成方向感混亂以及深入骨髓的權謀與國家崇拜，使一眾「老左」常對起碼階級立場表現出驚人的無知與冷漠。當局對政治自由的禁錮，也給崇毛派——當然不僅他們——從現實階級對立中汲取思考養分制造著種種障礙，使后者越發靠向「為國分憂」的候補師爺角色。「老田」等圈內理論家對毛思想的有系統「去馬列化」，為「小豬旋風」與崇毛派親密接觸做了必要鋪墊。

近十年來，復辟后的意識形態真空誘發了老民國政治文化的搶灘登陸，頗有「補位」之勢；但鐘慶們看透了南京時代三流資本主義（「上海非常繁華，有東方巴黎之稱。但這繁榮卻是虛殼」39）絕非新民國應膜拜的偶像，并試圖把毛時代的若干遺物重新放入神龕。幾大因素——潛在工人革命尚無能為害、刷新統治文化的緊迫性、官僚專斷工人國家的中央集權與資本獨裁的某些相似手法、毛時代社會進步與工業化成就在近代中國的獨一無二，讓部分自強派學界嘗試「漂白」那段赤色過去，為確立有產精神統治服務。

對中共革命，《刷》進行了實用主義詮釋，聲稱毛澤東與伊藤博文并無本質區別，都以本土工業化為目標且手段鐵血：「壓制知識分子，打掉一切不合理的雜音，現在消費就是對民族的犯罪。整個操作手法與產經聯一模一樣，不同的是產經聯用資本，他用權威」40。主流崇毛派聽得連連點頭——「所謂‘站起來’，就是指20世界后期以來的中國重新獲得了她喪失近200年的‘天時、地利與人和’」41（北師大教授韓毓海）。在鐘慶的筆下，中共對亞非拉左翼運動的支援實為地緣政治伏筆，可拿來兌換成海外擴張的軟實力（「毛澤東在第三世界和西方日本有很高的感召力，其實就是文化認同感」42）。大陸崇毛派的臺灣戰友接過話茬為中華資本的上位叫好——「（中國）將不斷巨大化的綜合國力，翻轉成世界上舉足輕重的政治、外交、經濟和文化力量」43（陳映真），放肆聒噪「這些成就與進步，離開中國‘開放改革’的獨立自主的類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發展所增大的生產力，是難以想象的」44，半遮半掩地替大陸走資幫腔造勢。

對上述合流走向，部分多少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毛左派有所警覺與抵制。某些毛左分子揭露「小豬出世」一定程度上表明「新資產階級開始從幼稚走向成熟，試圖適應當今的新帝國主義時代，從而獲取更多、更穩定的利潤」45，并與自強思潮拉開了距離。但對中外有產者的混戰（比如中日東海對峙），毛左派普遍立場曖昧，拿不出鮮明的正面主張。他們反復強調國有壟斷與民間商界「兩個（資本）集團都有很嚴重的買辦化傾向」46難成大器，不屑地斷言「中國資本的利潤要仰賴于外國人的選擇，導致兩個資本集團都無法堅決的與帝國主義相對抗」47，卻避而不談最關鍵的部分：工人階級如何應對具體存在的資本競爭。

以金融資本的發育程度而論，中華資本主義根本談不上成熟的帝國主義。2003年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額占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1.75%48，微乎其微；但這與中華資本剝削與掠奪海外（從蘇丹、委內瑞拉到緬甸）工農與資源的既成事實并行不悖。雖然1914年日本資本輸出僅占英國同類投資的2%，但東京的財閥與將軍們在1905年便發動了日俄戰爭搶占周邊市場、資源、港口、海陸運輸線；歸根到底，戰爭目標是爭奪東亞的強權寶座。一百年過去，鐘慶們——如同當年的大川周明與后藤新平——號召本土資產階級對內「干涉法令法規的制定實施，用非市場手段逼迫外資讓出國內市場和國內生產基地」49，對外「學會運用政治手段改造和駕馭海外市場」50，以軍刀與商品在周邊地區經營勢力范圍。

北京地區強權戰略的前途，首先建筑在底層繼續忍耐與犧牲的前提之上。十五年前，國家主義前輩何新視壓榨工農為經濟突破的王牌（「需要充分利用勞動力密集的優勢，充分利用低工資」51；今天的青年自強派鐘慶鼓吹跨階級合作鍛造帝國的核心產業（「國民的生活被盡量壓縮，皇族、華族、三菱三井住友等以身作則」52，但中外無產者絕無理由替京滬老板的野心送死買單。……

1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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