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鄧正來（四）

兩個“迷思”，一個“否思”問答錄[①]

甄士明  安中業

 摘  要：文章否定了鄧正來關于中國社會科學的學科門類劃分，是一場西方社會科學的“知識引進運動”的一部分的理論。對其原因即：中國知識界成為西方學科的“被建構者”；又表現為“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從而被塑造成西方的學科發展研究的品格；進而又把接受西方觀點，誤作是加入了世界學術共同體的門徑等，對中國知識界的蔑視言論予以駁斥。指出馬克思主義關于學科劃分的理論，對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學科劃分的批判繼承，以及達到社會科學成為完全科學的革命。對于鄧先生為實現其“高超的胡說”所進行的“忽悠”，予以拋棄。

關鍵詞：迷思；社會科學；學科

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對于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種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門科學的對象。

——毛澤東

為了推銷“高超的胡說”所進行的任何所謂有根據的“忽悠”，都必須予以揭露。

                                                         ——本文作者

問：看到鄧正來的三個 “迷思”，一個“否思”：《一談學科的迷思》、《再談學科的迷思》、《否思社會科學：國家的迷思》?！懊运肌焙汀胺袼肌笔鞘裁匆馑?？

答：“迷思”可能就是迷迷糊糊地思，有想不明白的意思吧！“否思”是不是向否定那方面去思，與“反思”不一樣，似乎有要把思的對象滅了的意思。這可能包括有建立話語霸權的需要。

問：鄧先生的三個“迷思”，一個“否思”要說明什么，目的又是什么？

答：真不好說。我們也“迷思”一下看，就算是對“迷思”的迷思吧！鄧先生在文章中曾“邀請批判”，而且認為批判和對批判的回應本身也可以被認為是他“所主張的一種核心進路?！边@兩句話當然都是在一篇特定文章中說的，但是以鄧氏這等大家風度，說出的話一定是會普遍適用的。我們理應跟進到底。批判的不深，或者有不準確的地方，一定會得到鄧先生的諒解和回應來救濟。所以我們也就不必顧慮，大膽地批判就是了。

問：這三篇文章他到底要說明什么？

答：看樣子是要給中國的社會科學劃分學科門類，或者說是在搞一場西方社會科學的“知識引進運動”。因為中國社會科學學科門類是按照西方社會科學學科結構加以確立的，而且在更深的層面上，意味著西方社會科學有關學科分類的一系列理論預設在中國學術場域中的正當性。正是在這樣一種社會科學學科的制度化過程中，隱含于學科結構背后的西方社會科學觀，為中國社會科學知識的生產和再生產設定了相應的規則?！本褪钦f，中國社會科學的門類劃分、這種劃分的正當性、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相應規則等，都是從西方“引進”的。

問：這是真實的情況嗎？

答：按照鄧氏所講，因為這種“引進”的底蘊是“社會科學工作者不僅是學科結構的建構者，而且也是這些結構的被建構者”；中國知識界整個說來對這種“建構者/被建構者”關系是缺乏較為清醒的意識的，明顯表現為對西方社會科學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它滲透和固化、嵌入、并塑造著中國歷史、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發展研究的品格；于是，“便在不追問那些深藏于這種過程（和結構）背后的西方社會科學觀和一系列范式性假設的狀況下，便把接受這些觀點和實踐誤作是加入世界學術共同體的基本門徑?！备爬ㄒ幌?，就是說，中國知識界稀里糊涂地被人家給建構了，成了“被建構者”；又稀里糊涂地表現為“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從而被塑造成西方的學科發展研究的品格；進而又稀里糊涂地把接受西方觀點，誤作是加入了世界學術共同體的門徑。

問：這豈不是說，中國知識界（除了鄧先生）都是弱智而低能的盲從嗎？

答：被捧為“學貫中西”的鄧大師，對于被西方選為千年偉人的馬克思似乎不認得，對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不屑于一顧；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也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更是一竅不通。他的學貫中西，原來是老牌的西方資產階級加上中國的不成熟的資產階級相勾連，而鑄就的思想和靈魂。為此，本屬弱智的我們，還不得不對大師略施教誨。

中國有個毛澤東說過：“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對于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種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門科學的對象。例如，數學中的正數和負數，機械學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學中的陰電和陽電，化學中的化分和化合，社會科學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階級和階級的相互斗爭，軍事學中的攻擊和防御，哲學中的唯心論和唯物論、形而上學觀和辯證法觀等等，都是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質，才構成了不同的科學研究的對象。固然，如果不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據；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據，也就無從辨別事物，無從區分科學研究的領域?！?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2" href="editor.asp#_ftn2" name=_ftnref2>[②]

問：這是多么深刻，多么科學的學科劃分。直截了當，清楚明白！

答：是的?？茖W研究的區分，科學對象，區分科學研究的領域，也就是對學科的劃分。

問：相比之下，鄧氏的學科劃分又是多么笨拙、淺薄和不符合實際。

答：當然學科的劃分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哪幾個學者腦袋里固有的，而是經過了一個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但是，正如西方的恩格斯所說的：任何新的學說，都“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雖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經濟的事實中?！?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3" href="editor.asp#_ftn3" name=_ftnref3>[③]社會科學的學科劃分也不例外。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文字的發明，人們對自己活動的認識就開始有了記載。并隨著這種活動的復雜化，也就開始分門別類了。這種記載在各個國家由于國情不同，又有不同的特點。如在中國，左傳、尚書、春秋、史記、二十五史等就都是歷史學。其他各門學科都在時間中通過，都是歷史學。在西方，前資本主義這種學科，往往同宗教教義分不開。從資本主義開始，批判了教義，并從原有的思想材料出發，使對社會的認識世俗化，開始有了理論研究，并名之謂社會科學。同時也就有了不同的學科劃分，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等。

問：這就是社會科學的開始吧！

答：其實嚴格地說，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并不科學。誠然，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中包括著部分真理的認識。如對勞動價值、社會主義、辯證法、唯物論的認識，都達到相當的程度。其中包含著一定的真理成分，甚至包括著發現階級這樣的重大成果。這些真理性認識，相互間還是孤立的，達不到有機的結合，還不徹底。它們大多在資產階級的利益面前，就停止了。只有馬克思主義從這些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包括資產階級學者對學科的劃分和研究的成果，經過革命的改造，實行科學的揚棄，使社會科學成為徹底的理論，建立起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實現了社會科學的革命，使它成為同生物學一樣精確的科學。這也是中國社會科學學科劃分的依據，從而也批判地吸收了資產階級原有的思想材料，建立了中國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哲學，以及法學等等。

問：這樣一來，鄧先生的“思”還有什么意義呢？

答：有。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評價“創造體系的”杜林，是放肆的偽科學的最典型代表之一時指出：這種偽科學當時“在德國到處流行，并把一切淹沒在它的高超的胡說的喧嚷聲中。詩歌、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等中有這種高超的胡說；講臺和論壇上有這種高超的胡說；到處都有這種高超的胡說；這種高超的胡說妄想出人頭地并成為深刻思想，以別于其他民族的單純平庸的胡說；------?！?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4" href="editor.asp#_ftn4" name=_ftnref4>[④]還記得不？鄧先生已經被捧為具有“獨特的學術魅力、開放的研究路徑，深邃的思想力量”，與杜林妄想以其“高超的胡說”出人頭地成為深刻思想，像不像？

問：這樣一來，我倒想起來趙本山的小品《賣拐》來，為了賣出去他的雙拐，所依靠的最大武器就是“忽悠”。這樣一來，鄧先生的種種論述豈不成了為賣出去他的“高超的胡說”的“忽悠”嗎？

答：他所謂的論據，如合法性、意識形態、歷史體系、國家、社會，還有他引錄的那些洋人學者的理論，有哪個不是“忽悠”，您說說看！

問：他說過“應合著發展政策的合法性”，說過“獨立學科的合法性”，還說過“學術前提的合法性”、“對學科分立的意義和合法性的確認”、“上述共識的合法性”等等，這里的“合法”，好像并不是我們日常所說的法律。

答：他說的“合法性”還不就是符合他的“中國自然法”嘛！也就是所謂的可欲性、正當性、善的品格、更有德性、更有品格、更令人滿意的法律理想圖景和法律哲學。[⑤]這一些抽象的、絕對的、并作為目的的東西，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只能是為了達到推銷劣質的西方學科劃分，而騙人所進行的“忽悠”。

問：那么沃勒斯坦的“意識形態”和“歷史體系”的理論，也是“忽悠”嗎？

答：作者特殊介紹了沃勒斯坦關于意識形態和歷史體系的杰作，并企圖用以為中國學者解困。介紹了他的“問題意識”，對十九世紀社會科學的“否思向度”、社會科學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產物”，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合演的四重奏”，“跨學科”的研究和“多學科”的研究，法國年鑒運動的“極限”，意識形態是一種“共同的眼鏡”，“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勝利，“歷史體系”分析單位的檢討，中國社會科學以“國家”為分析單位的批判，用“歷史體系”這個術語代替“社會”和“國家”術語，歷史體系的“小體系”、“世界帝國”和“世界經濟”，中心區的“中心化過程”和邊緣區的“邊緣化過程”，新的“世界體系”要建構新的社會科學，“歷史體系”的界定和闡釋已經成為一項新的“核心目標”，等等。其中還不斷加入資產階級學者間的互相質疑，以及鄧氏指出的缺憾，煞是熱鬧一番。

問：但是，對這些東西，不論是肯定還是否定，都說明了什么問題呢？

答：與中國的毛澤東和西方的恩格斯相比，科學地闡明學科劃分的根據、本質和界限，學科的形成和歷史的繼承，社會科學之成為徹底的科學的革命，等等，“學貫中西”的鄧先生除了制造混亂，使人們越“迷思”越迷糊，越“否思”越不知可否，并表演資產階級的學術自由，販賣“高超的胡說”所進行的“忽悠”之外，還有什么呢？

問：上述內容有的在“評鄧正來（二）”中已經涉及到，如歷史體系和區域化。還有關于“國家”與“社會”的問題要如何看待呢？

答：關于“國家”與“社會”的問題，我們以后還會遇到，要專門談的。但在正式談之前，先作些原則的說明，介紹一段恩格斯所說的話，這就是：“到目前為止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都需要有國家，即需要一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制、農奴制或依附農制、雇傭勞動制）。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但是，說國家是這樣的，這僅僅是說，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⑥]這段話對國家和社會的關系說得有多么明白！好，今天就談到這里。

200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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