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立人《中國弱勢群體》三

中編講道理
　　第9章弱勢群體是怎樣產生的／99
　　積弱積貧的一份遺產／100
　　經濟社會轉型期的一次陣痛／102
　　市場化、全球化、城市化、
　　信息化的一套副作用／105
　　人謀不周的一些教訓／107
　　腐敗是導致兩極分化和產生弱勢群體的
　　一個支點／110
　　第10章弱勢群體的存在有何后果？／113
　　“一人向隅，舉座為之不歡”／114
　　貧困制約消費，導致市氣不旺、增長受阻／117
　　心理上的不平衡／121
　　社會矛盾的進一步激化／124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最難點／126
　　第11章要樹立什么樣的貧富觀／131
　　區別對待，不要“仇富”／132
　　對窮人不能欺，而要幫／135
　　積極對待貧富差距／138
　　走向共同富裕，防止兩極分化／142
　　第12章蛋糕做大了如何分／145
　　從“發展是硬道理”到科學發展觀／146
　　兩分法和三分法／148
　　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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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編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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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我國弱勢群體已有一大伙了。有人估計，當代中國的富人占2%～3%，約有三四千萬；中產階層占15%～17%，約有2億上下，合計占20%左右。同時，弱勢群體也占近20%，至少有2億；其中相對貧困占2/3，絕對貧困可能還近1億，包括列入貧困戶的農民和農民工近5000萬，城市貧民和老、病、殘近5000萬。這些弱勢群體是客觀存在，但是怎樣產生，尚待溯源。前在述及其形成過程中有所記敘，只是不夠系統，要加補充。大概是幾方面，既有歷史舊故，又有演變新因，既是潮流所向，又不是沒有人謀之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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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弱積貧的一份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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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勢群體雖然被識知較晚，但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而是老祖宗丟下的遺產，產自舊中國，沿襲到今天。講起中國國情，不能忘記過去的積弱積貧、不強不富，弱勢群體有其長遠的歷史根底。
　　中國在世界，曾經稱富強。貧和弱，何時始？一般認為在鴉片戰爭后。其實，國必自貧弱，而后人侮之。這幾年，封建朝代的帝王將相霸占屏幕，其流毒，不僅為他們評功擺好，宣揚了英雄史觀，并且歪曲史實，似乎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都是圣明天子，構建了太平盛世。實際情況決非如此，恰恰是近代中國的落后，始于這一幫人掌握大權之時。不久前在巴黎出版安格斯·麥迪森所著《世紀經濟千年史》，用系列的統計資料，簡明扼要地勾畫出了第二個千年（公元1000年～2000年）的經濟發展面貌。剛剛過去的一千年，人類取得遠非第一個千年所能相比的發展和進步，特別是在1000年～1820年經濟增長還較粗放和緩慢以后，1820年起就出現強勁勢頭。這本書的作者重視當年作為泱泱大國的中華，在千年的寬廣視野中考察我國，進行豎比和橫比。據他計算，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1000年為22.7%，1500年為25%，1600年為29.2%，1700年為22.3%，1820年為32.9%，還有很大優勢；而以后，1870年為17.2%，1913年為8.9%，1950年為4.5%，就每況愈下了。原因是年均增長率劇降，1500年～1820年為0.41%，高于世界平均，1820年～1870年為-0.37%，1870年～1931年為0.56%，1913年～1950年為-0.002%，都低于世界平均。豎比，康乾盛世有一定輝煌，而橫比，恰在這段時期，出現了相對衰落的趨勢，并從19世紀中葉起走向絕對衰落。中國從1500年～1820年，人均GDP為零增長；而康熙即位于1662年，乾隆去位于1795年，正值其時，以后更是一蹶不振，GDP為負增長，人均GDP更是一落千丈，越來越遠地掉在世界的后頭。參見王夢奎：《世界千年經濟史中的中國》，《文匯讀書周報》，2004年8月6日。
　　最近召開的明史討論會，出籠一個重大學術觀點，也相類似。歷史數據表明，明朝最后50年，中國是繁榮的，雖然皇帝昏庸，但導致封建專制松弛，有利于商品經濟發展。1644年清軍入關，商品經濟被小農經濟甚至更為原始的農奴經濟野蠻取代，前后又50年，繁榮終結。也是此時，歐洲列強思想文化逐步沖破封建束縛，世界經濟中心由東轉西。康熙和乾隆，如稱盛世，卻是閉關鎖國、重農抑商、輕視科學、鉗制思想，與當時世界進步格格不入，把古老的東方文明大國拖進了落后深淵。
　　回眸千年，回首百歲，積累的是貧和弱。“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決非短期內所能挽轉。還要看到，經過一二百年，人口有了成倍的增長。人口快速增長與貧困有互動性，并導致人均資源占有量的下降，導致生態環境的惡化。這在開發越早的地區和增長越快的年代，情況越是嚴重。舊中國是這樣，新中國不例外。積貧積弱，與富強背道而馳，既是歷史遺留，也有現實行為，都與人口、資源、環境相聯系，導致人均收入易降難升。連同分配不均，弱勢群體就產生了，并且如滾雪球，越滾越大。這在不同地區，表現程度不同，是在歷史因素外，另有地理因素和區位因素，一并在此帶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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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轉型期的一次陣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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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弱積貧的舊中國，廣大人民缺吃少穿，絕大部分是弱勢群體，普遍化了，反而不成為一個特殊現象和專門問題。建國以后，面對這種情況，采取平均主義和城鄉分治，有當時的不得已。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全民供給制，或者叫做軍事共產主義，是在物質供給非常匱乏的條件下可以使全體居民得以維持生存即最低生活水平的、惟一的可行辦法。當時，靠一股政治熱情或稱革命精神，逐步恢復和發展了生產，也適當改善了生活。但是，決非長遠之計。堅持平均主義會受到懲罰，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即使不搞運動，生產也不會大發展，生活也不會大改善。因此，必須改革，打破平均主義是其中重要環節。這樣一來，差距拉開，貧富分化，弱勢群體也凸顯出來了。有人說，這是改革的必然結果，或者說是為改革應付出的代價。應當把城鄉居民分別地講。
　　先講農民，占中國人口的大多數，以務農為業，住在農村，長期過著溫飽邊緣的生活。改革以來，一部分人富起來了，多數人有所改善，還有一部分人沒有改善甚至水平下降，以致弱勢群體總有相當人數。究其原因，客觀上是農村人口過多，土地等資源相對和絕對稀缺，以致積土改后半個世紀的努力，仍然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特別是人口在增、土地在減，土地生產率雖有漸升，勞動生產率則有遞減。
　　除了自然因素外，還有認識和制度因素，就不是客觀的了。對此，各種說法有：
　　張厚安、徐勇認為，對“三農”問題的認識有偏差，表現在對農業的基礎地位，認識上有動搖；片面調“三農”的貢獻而忽視對其保護和支持；對改革后的農業和農村形勢有過盲目樂觀，而對面臨的嚴峻挑戰估計不足。
　　鄧大才認為，我們選擇了長期的非均衡戰略，犧牲農民利益，推進工業化，使農業失去自我發展、自我積累的能力。
　　陳錫文認為，“三農”問題的實質是農民的收入增長問題，困難的深層次原因是農民過多，沒有想辦法減少，以致就業不充分，轉移也困難。
　　溫鐵軍認為，除了基本國情的矛盾外，還有體制矛盾即城鄉分割對立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把農民封鎖在有限的土地上，并且教育落后、生態破壞。
　　陸學藝認為，“城鄉分治、一國兩策”是實行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逐步形成的，適應當時的短缺經濟，結果陷于惡性循環，沒有及時給以改革。
　　張曉山、崔紅志認為，根本在于扭曲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稅收和國民收入再分配在城鄉之間就有懸殊的差距；改革開放后，為了城市盡早實現工業化，主要仍是向城市傾斜。
　　周批改認為，“二元”體制實行工農、城鄉區別對待，阻礙農民收入的提高；阻礙農民的流動；并在文化上分割城鄉，阻礙農民現代化觀念的培育。
　　王建認為，“二元”結構，從生產能力看，中國已經達到人均3000美元的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而從收入的主體看，還是以農村人口為主，具有人均500美元國家的典型人口結構特征。
　　宋亞平認為，我國農村社會經濟形態并未出現緊隨時代進步和發展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土地資源不能自由流轉；土地資源的平均分配造成經營方式上的小農生產；農村基礎設施落后；勞動替代資本投入現象普遍，科技進步與創新動力不足；缺乏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新型經濟組織。以上參見李樹基、朱智文：《“三農”問題研究綜述》，《新華文摘》，2003年第4期。
　　另對農民工，所以仍是弱勢群體，也有制度約束，表現在沒有取得國民待遇。陸學藝指出三點：干了工人的活，但沒有得到工人的身份；與正式工人同工不同酬、不同時、不同權；在城市打工多年，卻始終是城市的邊緣群體。
　　再講工人，在城鎮人口中也占大多數，過去由政府和企業包下來，雖然收入不高，并且較長時期不動，但是可以糊口，比農民有基本保障，生老病死沒有后顧之憂。那種體制，所謂“全就業、低工資、高保障”，以犧牲效率為代價，不利生產發展，并且也不是當前發展水平所能承受。改革以來，除新增勞動力有相當人數要待業外，原來的就業者有一部分要下崗即失業。具體情況有兩種：一是企業的經營管理落后，開工不足，長期虧損，終于破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工人隨企業而失業；二是企業本來冗員過多，人浮于事，“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和“三個人的事五個人干”是吃不好也干不好的。為了保持和提高企業競爭力，必須“減員增效”，有一部分職工下崗了。從宏觀和客觀看，同樣是人口多、資源特別是資本不足，生產要素的配置不能平衡，根據資本供應的短缺，還有一部分人閑置起來。由于差距較大，所以在經濟增長很快的情況下，無業、待業、失業和半失業的人有增無減，失業率也有升無降。這個道理很簡單，一語點破，毋需贅述。
　　城鄉弱勢群體隨改革及其深化而涌現，是經濟社會轉型期或者說是轉軌期的必然過程，給社會和經濟以沖擊，帶有陣痛感。與舊體制對照，是一種進步，適應了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所以，不能滋生懷舊情緒，錯認為“今不如昔”，而要展望未來，認清這有過渡性，是走向城鄉一元化和充分就業的橋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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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謀不周的一些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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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述，從歷史因素到時代因素，連同體制因素，基本上來自客觀，說明弱勢群體的產生和存在，有其必然。但是，有沒有主觀方面的因素，使弱勢群體問題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嚴重化，或者某些方面可能解決得好一些而未做到呢？應當承認是有的。客觀因素，不可能靠主觀意志來盡快解決；主觀因素，如果認識了，作為教訓，經過努力，就該解決得好一些、快一些。只是長期以來，習慣于報喜不報憂，肯定成績容易過頭，承認問題總有躲閃，或者負面情況正面提，常使一些矛盾難以及時揭露、盡快解決。對弱勢群體，更怕透明了，助長民怨民憤，影響社會安定。于是，非到問題成堆、矛盾激化，都不會防患于未然，也不會坦然面對、全力以赴。這是教訓中的第一教訓。
　　面對弱勢群體怎樣產生，在主觀上有何錯失，列舉難盡，也為潛規則所不允許。這里，就已公開指出的，略舉一二，希望起到警示作用。
　　關于“三農”，大家揭示較多，已有高聲呼喊，不少來自基層，可謂驚心動魄。且不說有人排了多條，僅從一篇文章陸學藝：《“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讀書》，2001年第1期。，就提到農民負擔逐漸加重，鄉村兩級負債累累，戶籍制度長期不動，不許農民進城，把農民工清退回鄉等等。他還指出，當國民經濟正常運行時，農民要向城市做出像統購一類的常規貢獻；而當國民經濟運行出現波動、遇到困難時，就通過政治和經濟的辦法，財稅、金融等政策向城市和工業傾斜，農民要做出更大的貢獻，其實是犧牲。
　　農民工進城不容易，進了城又怎樣？另一篇報道《農民工問題和新時期的勞資關系》，《讀書》，2003年第7期。，認為在勞資關系上，出現了權錢結合、在地產業發展中快速致富的權貴群體是一個強勢集團，同時產生另一個相應的弱勢集團，形成整個制度框架和法律框架，都是為了保護投資人權益，以提高資本收益，使國有企業低效問題變為工人的問題。這不限于農民工，所有城市工人的相對地位都下降了。還指出，當前主流派所追求的西方模式的“四化”即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有不吻合、不協調。
　　不僅是經濟政策，李昌平在2004年8月17日的《南方都市報》提出，農民的結構性貧困，其根源在文化歧視，主流文化漠視了農民。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認為“浪費了他們十年青春”，農民世世代代住在那里，向誰抱怨呢？
　　出于對農村和城市、農民和市民的雙重標準，對貧民和富人，也有兩根不同的尺子。10月17日是國際消除貧困日，而每年那天的報紙，往往遺忘了窮人，2002年10月17日突出宣傳的是富豪榜，使人誤認為那天是富豪日。有人責問工會的不作為，這又該誰負責呢？
　　這都使人想起了各級政府，并對政府績效的評估體系引出了爭論。有一個課題組設計了一套指標，要求從“唯GDP”轉向效率和效益，最終體現在人民的“滿意”。《中國經濟時報》說，幾十個指標不如一桿秤，“秤砣就是老百姓”。現在，不少官員都有“政績焦慮”，而不僅是“發展焦慮”，更不是“人民焦慮”；如果與老百姓的焦慮一致起來，不少問題都迎刃而解了。
　　這個問題，到此打住。要補充的，有人指出，各級政府在競相上抓扶貧成績項目的同時，返貧問題日益凸現。這是一個被遺忘的角落。世界銀行專家對中國的扶貧，肯定成就無雙，又說挑戰嚴峻；關鍵不僅在做了多少事，而且要看其效果；應當注重更多的平等性和均衡性，把公共資金較多地投入貧困的而非富裕的地區；如不少地區大上特上高速公路，其實更重要的是與之相接的鄉村道路和中間道路。
　　說到底，這因素、那因素，通到體制因素和政府因素上，人謀之不周，教訓在政府。接受教訓，貴在端正認識，其他都是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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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敗是導致兩極分化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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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勢群體的一個支點這個說法是聽來的，流傳甚廣，除貪官污吏外，一片贊同，無人否認。具體論證和推理也多，試舉若干。
　　一種說法十分簡單。在揭露一件大案時，某官貪污幾十萬、幾百萬，老百姓就說：這都是從人民身上搜刮去的，他們發了財，我們就窮了。據說，每年公費吃喝，已從1000萬元增加到2000萬元、3000萬元；又說，全國公家用車350萬輛，每年開支也要3000萬元。老百姓就算兩筆賬：一筆是兩個3000萬元，省下一半，就能造多少公路、多少大橋、多少水電站，現在沒有了；另一筆是如果把這些錢用來漲工資，不，用來幫助窮人，就能有多少戶、多少人擺脫貧困，實現小康。
　　談到扶貧，歷年給錢不算少了。但是，不少地方貧困面貌變化不大，為什么？先后發現，有的扶貧款被貪污了，有的挪用于造大樓、買轎車。貪污和挪用這些“救命錢”，后果是窮人仍窮，富人更富，兩極差距愈遠。
　　從政府到企業，在頻聞倒閉聲中，發現另一種怪現象，叫做“窮廟富方丈”。廠垮了工資發不出，廠長不負責，反而加工資，還買住宅、買汽車，兩極之間不能認為沒有因果關系。
　　這幾年出了一批富人，有的來歷清楚，有的諱莫如深。其中不無貓膩，從撥短缺物資到買原始股到批租土地到企業改制，幾次機遇造成幾批暴富，財產非法地集中到這些人，另一些人至少被剝奪了正當致富的機會。
　　至于其他灰色收入和不明收入，多少帶有以權謀私、權錢交易或行業不正之風，如吃回扣、拿傭金，以及給醫生的紅包、給學校的“贊助”，即使不算違法或者只是打“擦邊球”，但是作為再分配，也是逆向的，在為某些較富的人增收致富時，對另一些較窮的人是減收致貧。
　　種種案例，隨手可得，不舉也罷。總之，通過腐敗這個支點，拉大了貧富差距，財富集中到少數人，弱勢群體則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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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上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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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就宏觀而言，引起人民和政府的不安。再就微觀而言，在弱勢群體這部分人，除了生活上的困難外，另在心理或心態上，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怨天或尤人。怨天是宿命論，如生在農村，與城里比，感到投錯了胎，命中注定兇多吉少；尤人是嘆息社會不公，與強者比，難以服氣，進而成為一種民憤。這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強者很難體會弱者的苦難。但是，如能設身處地，易位反思，也不是不能有所溝通的。
　　先聽聽順口溜，大多出自農民，包括農民工，對城里人說：“你們一包煙，我們一月糧；你們一件衣，我們一間房”；“我們剛吃上肉，你們又吃素了；我們剛娶媳婦，你們又離婚、獨身了；我們剛裝電燈，你們又改上網聊天了；我們剛吃飽穿暖，你們又減肥、露臍了”；還有什么“屁股底下一座樓”，是說富人買私家車，相當于農村一幢上等住房。至于建筑工人為他人造高樓、大廈和別墅、花園，而自己始終擠在工棚里，則是自古已然，不過于今更多罷了。
　　問題在于窮人愈窮而富人愈富。今天窮人也識字，在親眼見、親耳聞外，從報紙、電視，看到差距越來越大，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就不僅是羨慕或妒忌了。僅講吃的，不斷披露，有豪宴，如一桌滿漢全席要幾十萬元，一例魚翅要幾百元，還有什么“人體盛”，侈奢到了荒唐地步，叫人怎么咽得下這口氣！
　　2004年7月11日新華社廣州電，題是《誰在“人民大廈”吃人民——陸豐市部分官員吃喝暗訪記》，記的是這家豪華餐廳，裝修是雕梁畫棟，配備有麻將桌和各種娛樂設施，休息一晚，最低消費1980元，高的至少要5000元，一頓飯從3000元、5000元到3萬元、5萬元，曾有一桌吃了15萬元。來客有本地和外地官員，有公司老板，也有醫院和學校。來人都乘小車，來后蒙蓋車照。還有禮品間，供買者送禮，如一只皮包3000元，一盒白燕窩4600元，一塊帝舵表7萬元，都可開入用餐發票。陸豐是革命老區，至今還是農業窮市，據報2003年人均收入3000元，其實有水分，去掉打工收入不過1000元左右。結論：公款一頓飯，百姓幾年糧！
　　貧富差別不僅在物質生活，更在其他玩樂上。2003年7月7日《珠江晚報》有文講到，在一般富人購買汽車時，有的富豪轉向私人游艇，在海邊、江邊、湖邊游蕩，每艘價值從幾十萬元、幾百萬元到1億元，每年花費在10萬元以上，出動一次要幾千元，請人開艇每小時200元。最近的《中國社會導刊》，有人寫《在富翁俱樂部》，講的是一個大學生應聘去當網球、高爾夫球的陪打員，發現就在北京海淀區，有一座神秘的宮殿，在此活動的人至少有500萬元資產，要交10萬元會費，他們在這里做什么，在這里打工的女孩又有怎樣的經歷，都不是外人所能知道的。
　　據《中國青年報》揭露：四川省萬源市，一個城區人口不過5萬，年財政收入不過4000萬元、赤字高達1.6億元的扶貧重點地區，最近舉行一次耗費2000萬元的活動，名義是紀念萬源保衛戰，以紅頭文件強行推銷門票，每張至少200元，民眾叫苦不迭。
　　當人們知道全國已有幾百個高爾夫球場，還有不止1000個在建設中的時候，神經上會有什么感覺呢？
　　不講這些頂級的例，就講北京、上海，造一個公共廁所要花50萬元和100萬元，有人提出批評，聯系到窮人們的感覺，代他們說幾句，打一下抱不平，也是主持了公道，呵護了弱者。
　　另有一些文章，題目有《中國富人生活一瞥》、《富翁是一種不同的物種》以及《暴富群體是如何在短時間內形成的》，也是望文即生義。后一篇出自著名經濟學家何祚庥之手，在《檢察日報》發表，分析股市，認為是“信息靈通人士”充分利用“信息不對稱”，瘋狂掠奪缺乏可靠信息來源的普通股民，并利用特權所攫取的“原始股”，在約6000萬股民中，10%賺了，90%賠了。眾所周知，被吃的小戶、散戶中，一部分是下崗職工，拿養老金、買斷錢來投資（機），最后蝕得光光。
　　心理不平衡的弱勢群體怎樣表現？《揚子晚報》輯錄了農民工的一些微弱的聲音。一個建筑電工小謝說：“每蓋一座大樓，至少造就幾個百萬富翁。”在廚房里干活的老韓頭快60歲了，對記者說：“30年前，你們到農村插隊，接受俺們再教育；30年后，俺們進城也算‘插隊’，來向你們掙錢，這叫換防。”做保安的小陳顯得憂郁，對來自市民的歧視特別敏感，憧憬著：“我的理想是多掙錢、掙大錢，將來留在城里，再成個家，過上和你們一樣的日子。”還有人問：“啥時候給我們辦一份《中國民工報》？”
　　最近還有報道：《貧困生求助社會擺“謝師”宴》，是一位18歲的重慶育才中學應屆畢業生，以優異成績為四川大學錄取，想感謝一下教過自己的幾位老師，但是家里窮，沒有錢。他在應邀到電臺做節目時，提出希望社會有心人贊助自己擺一桌“謝師”宴，最后得到了“菜根香”酒樓的支持。
　　對他們的心理，有個故事是《中國經濟時報》刊登的，記者發現民工中竟然有人花30元（相當一天工資）買《資本論》來讀，原來是想知道包工頭到底是怎樣剝削他們的勞動的。記者從中清楚地感覺到這句話含有的憤怒和不滿，也暴露了民工這個階層在當今社會的價值真空和精神危機，如此下去又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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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矛盾的進一步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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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不平衡會帶來什么后果？如果僅是懷著埋怨和委曲情緒，發發牢騷，人們可以容忍，并給以同情和憐憫。但是，事情決非這樣簡單，久而久之，即使借用“厚積薄發”的話語，到某種程度，矛盾也會激化，噴發為社會的不安定。
　　曾經一度，把農民工和待業、失業者視為“高危人群”，并且不顧有關規定，把前者作為收容對象，只是收容不了。這在當時，不是沒有依據，確實有一部分流動人口，進城找工作，找不到，有限的盤纏錢很快用完，怎么辦？有人破天荒地成了扒手，有人登堂入室成了盜賊。尤其到了年關，工資被克扣拖欠，有人只好偷部自行車，賣了買車票。
　　事例很多，舉不勝舉。先舉一例，是2003年6月3日，上海發生一起命案，臺灣商人宋鈺一家遇害，引起兩岸震驚。不久破獲，犯罪人程亮是徐州鄉下青年農民，原來是個棄嬰，小學未畢業學做木匠，先后在東莞、南京打工。出事前一個月回家，看到養母生病，抱頭大哭，叫著：“媽媽，我對不起你，這幾年苦了你，有病沒錢醫。我這次出去，一定要好好掙錢，幫你看病。”終于，干了謀財害命的事。記者認為，普通人與兇手之間，只有一步之遙。
　　類似事件，層出不止。不少屬于窮人殺富人。2003年1月22日，山西海鑫鋼鐵（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海倉在其辦公室里被槍殺；2月12日，浙江皮草大王周祖豹在家門口被斬殺；8月17日，甘肅地產大亨劉恩謙在蘭州被槍殺。2004年7月21日，位于四川省峨邊縣城的四川明達集團辦公樓發生一起爆炸，家財過億的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葛君明被炸身亡。《三聯生活周刊》第31期有詳細報道，題為《樂山“人體炸彈”與首富之死》，不少報紙先后轉載。報道中說，兇手張春明是農民，留下長達30頁的遺書，說幾年前辦了采砂場，被明達集團修電站占了，只賠付4000元，張要1萬元，向葛下過跪，卻未給付。記者認為，地方富豪的利益受到過分保護，而對弱者卻有不當的輕視。
　　對這類事，2004年6月的《社會》有劉雯、李明寫的《農民工“自救式犯罪”分析》，認為內有個人因素、社會因素和直接誘因，包括對勞動者合法權益保護體系的不完善。
　　男盜之外，還有女娼，也是弱者走向犯罪的一條路徑。多年以來，打工妹干活苦、收入少，后來悄悄地找到另一條出路或生路，就是改做“小姐”，從“三陪”到“二奶”。據報道，全國現有從事性工作者300萬人（社會學家李銀河估計有400萬人）。從南方一個市據說有30萬人和邊省一個省會據說有10萬人以及某市一條街有上百個發廊和800多個從業人員看，此數不假，雖占人口總數的比重不大，而占適齡婦女總數的比重不小。這些，絕大多數是農村少女，有的被誘騙，有的經改行，最后從事這門收入不菲的賤業，有的成了高收入者，又是被劫殺的對象。有人認為，這是逼良為娼，但是主語（誰逼）不明；有人說，這是“笑貧不笑娼”的社會風氣使然。其實，笑娼本不該，如辜鴻銘這位封建老學究所指出，她們不是賣淫，而是賣貧。雜文作者汪金友則問：《農村的“美女”哪里去了？》對農村的男孩子深表憐惜。還有女大學生當“三陪”，引發思考：“貧困是一種災難嗎”？答案應當是肯定的！
　　這里，再引一文李正東：《越軌，在生存與失落之間——對進城農村婦女賣淫問題的考察》，《社會》，2004年第5期。。成因分析列出：
　　（1）農村剩余勞動力在農村內部無法得到及時“消化”，農村婦女大量涌入城市。
　　（2）城鄉二元結構，農村進城婦女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會之外。
　　（3）“金錢至上”的價值理念主導社會生活，相對剝奪感使農村婦女游離于生存與失落之間。
　　（4）農村婦女受教育程度低，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最后認為，這已經不僅是單個人甚或群體的生存行為，而是一種社會病態。
　　歸納以上情況，應當大聲疾呼：社會風氣不該由弱勢群體負首責。因為他（她）們是弱者，處于社會底層，正是不良風氣的受害者，并且無力改變不良的社會風氣，不能希望他們拿“飯碗”去抵制強者的壓迫和欺詐，也不能要求他們負起責任和“從自己做起”來打造良好的社會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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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最難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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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紀末總體實現小康的基礎上，21世紀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為前20年的奮斗目標。全面小康對總體小康來說，一是從低水平小康到高水平小康，二從不平衡小康到相對平衡小康，三是從不全面小康到盡量全面小康。低到高是數量問題，如人均GDP800美元到3000美元；平衡小康是結構問題，城鄉、地區和群體之間差距從很大到較小；全面小康是質量問題，不僅經濟富強，還有政治民主和文化繁榮。這是爬坡，很不簡單。內有難題和難點，特別是面對弱勢群體，怎么辦？
　　我們不可能在短短20年內基本上消除強與弱即富與貧之間的巨大差距；但是，適當縮小或不再擴大這個差距，讓弱勢群體的規模有所收斂、比重有所下降，卻是不能回避的艱辛任務。
　　較長時期以來，衡量小康和現代化，強調一把尺，就是GDP和人均GDP。實踐否定了這個簡單化、片面化的標準。GDP是偉大發明，表示經濟總量的增長，至今無法取代。但是，它不反映成本——效益，不反映結構，不反映分配，不反映生態和環境。所以，過分追求數量擴張，往往會是“有增長、無發展”，以犧牲質效、結構甚至人民利益為代價，難以為繼。
　　溫飽和小康，意味著人民生活的提升，這正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出發點和歸宿。因此，衡量全面小康和現代化，更重要的標準是人均收入。20多年來，人均收入的增長一直落后于人均GDP的增長，以致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口徑不盡相同）也一直在下降，發展快的地區更是這樣。所以有人指出：提升GDP不等于邁進現代化。
　　當前正是這樣，論GDP及其人均的增長，20年內再翻兩番，滿有把握，發達地區已經達到或超過了。而論人均收入，卻有難度。2003年全國人均收入，城鎮居民為8472元，農民為2622元。全面小康的人均收入目標是什么？最近有了明確，即城鎮居民16000元，相當2000美元；農民8000元，相當1000美元。換句話說，前者日收入5美元多些，后者日收入2美元多些。前者可謂豐衣足食，達到了較高水平的小康；后者則差一半，剛剛擺脫貧困還不太遠（有的地區調整為6000元，日收入相當2美元）。
　　就是這樣從基本國情出發的、實事求是的全面小康標準，實現起來要花很大力氣。要作幾點分析：
　　一是在當前水平上，城鎮居民人均收入還要翻一番，按近年來年均增長率在7%左右，至少要10年以上；農民人均收入還要翻一番半，按近年來平均增長率在5%左右，至少要20年。
　　二是以上所講都是平均數，在地區、群體之間差距不小。典型測算，過去低于平均數的約占總人數的50%，近年來已上漲到超過60%。對此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合理；一種認為，半數以上低于平均水平，顯然不合理，小康不小康，要看大多數（眾數）。
　　三是人均收入仍只是一個基礎，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有其豐富內容。何況，收入不等于財產，不等于消費；物質生活外，還有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全面小康要全面衡量。
　　這些問題，集中到弱勢群體，難點突出，難度顯示。衡量全面小康除平均數外，應當再看看困難群眾有多少、占什么比重；困難程度怎樣，以及解脫困難的前景如何。
　　有人認為，只要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基本上達到了全覆蓋，就不影響小康的全面性。那是誤解。經濟學家樊綱早已指出，社會保障不等于富裕。全面小康雖然還不是共同富裕，但是差距仍大，還是金字塔型，多數人在邊緣，總不能說是大家過上了小康生活。這不能憑統計數據說話，而該讓最廣大人民認可。只有多數人感覺到是進入了小康，才能算是達標了。
　　有關部門曾有分地區測算，東中西部有先有后。東部地區，如滬、浙、蘇和粵，都曾有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會和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規劃，有的把前者定在2010年或更早。看來，人均GDP的達到和超過是不難的，難在人均收入。如高呼“兩個率先”的江蘇省，據該省社科院的一項課題研究報告，即使就其先進地區蘇南來看，無論城鎮或農村，人均收入都“難以如期達標”。
　　2004年8月20日的《中國改革論壇》發表陳志武的《中國人為何勤勞而不富有》，從實物資本、人力資本和制度資本三方面進行分析比較，認為制度資本的欠缺才使人們單位時間的產出（生產率）不可能高，每天能創造的價值低，反過來又使人們的收入不可能高，迫使勞動收入只能很低。結論是：人均GDP與勤勞是嚴格成反比的，越勤勞的國家反而越窮；因為人們的相當一部分勤勞是為了對沖制度成本，是“無用功”。
　　2004年第3期《讀書》發表崔之元的《如何認識今日中國：“小康社會”解讀》，認為這是一個令人困惑的智力和道德難題。一方面，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改革還是取得了許多成績；另一方面，從孫志剛事件、腐敗和下崗職工增加等現象來看，可以說社會矛盾已十分突出。如何在各個方面、但又不無道理的觀察中理出頭緒，需要一個統籌全局的新概念框架；“小康社會”的提出，就是對此的探索和追求。
　　弱勢群體，來自兩極分化，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最大難題。也有人說，作為社會結構的不公平，成為中國進入現代化的瓶頸。有人提出，就是2004年這半年或者一年的時間里，新一屆政府采取了一些相對傾向于弱勢群體的社會政策；但是這個因素，對社會生活和結構的影響，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顯現出來。孫立平：《半年回眸》，《經濟觀察報》，2004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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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最難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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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解決弱勢群體的問題納入“小康社會”的框架，努力降低制度成本，同時爭取“雙贏”，既實現全面小康，又消化弱勢群體，相輔相成，亟待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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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對待，不要“仇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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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到富，向來有分歧：一種是肯定，一種是否定，兩類評價，竟如水火。
　　世紀之交，《中國青年報》出一期跨千年特刊，其中一頁是千年對話，題為：《貧與富：富人憑什么富有》，列出一批古人、洋人的貧富學說，重點是“論富”。
　　在兩派學說中，贊成富的不在少數。很早的如托馬斯·阿奎那說：“貧窮不是恥辱，富有也不是罪過”；讓·加爾文說：“貧窮的人就貧窮吧，富有的人就富有吧……上帝在造人時已賦予每個人以某種使命，因此，人應努力去完成上帝所賦予的使命。”這對富人毫不譴責。而在中國古代，更有贊揚。除蘇轍說：“窮雖不是一件好事，但富有者又有什么罪過呢。”與上面兩位基本同調外，葉適說：“富人不僅支持著國家的存在，還為天子養活了那么多的窮人，容易嗎”；朱熹說：“抑制富有是不對的……富家不是貧窮的根源……（鄉村小民和地主）二者是相依須，缺一不可”；王夫之同意朱熹，說：“富有不能成為貧困的原因。富家對于國家社會的穩定是相當重要的。”
　　相反的說法可能更多。如彼特拉克說：“我憑什么就要安受貧窮，有些人憑什么就能獨享富貴”；托馬斯·莫爾說：“誰說貧窮是應該的，誰說富有是無罪的？我算是看透了富人們所玩的把戲。”中國古代，王安石說：“由于一些地主和官僚對土地瘋狂地進行兼并，使得廣大農民無立錐之地，生活陷于極端的貧困之中”；農民運動領袖鐘相、楊幺說：“那種區分貴賤貧富的制度就不是好制度”。當代如王小波說：“富人憑什么富有？難道他們慵懶的性情是他們富有的許可證？”
　　（以上除王小波外，都按原載，經過洋譯中、文譯白。）
　　更多的論及貧與富分化的原因，如盧梭認為私有制是產生貧與富的原因；顏元認為是土地分配的不平均；馬克思進行階級分析，認為資本主義越發達，貧富懸殊就越嚴重；薩穆爾遜不同意，認為最為極端的貧富差距沒有發生在美國、日本，都發生在中等發達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
　　建國以來，我們繼承馬克思的學說并一度走向極端，在尊貧厭富的基礎上，既推崇“窮則思變”，又指斥“富則變修”，陷于兩難，于是只能處于平均主義的“均貧”或“共同貧困”狀態，處處防富，以免“變修”。
　　改革開放后，撥亂反正，鄧小平提出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當前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解放了思想，開創新局面。不久，涌現了一批新富人，其中有越來越富的，被稱為富豪。近期統計，大體上是較富有的占人口10%而其財富占40%左右；最富有的占人口5%而其財富占25%～30%；凈資產（不含自用房產等）在100萬美元或10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近24萬人，總財富達9690億美元。這些富人、富翁（婆）和富豪，與一般人民尤其是窮人的距離很大、越來越大。
　　在此時刻，出現了一種“仇富”情結。在有些富人輕視、鄙視窮的人同時，也有些窮人和普通人對富人懷有敵對情緒。2004年第八期的《暸望》新聞周刊有篇文章，題為《貧富鴻溝挑戰中國發展》，引用一位出租汽車司機對記者發的牢騷：“說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話沒錯，可你看看有些富起來的是什么人？有權有勢的，或是巴結權力、賄賂權力富起來的！”但如果是憑真本事富起來的呢？他的回答十分干脆，“那咱沒得說！”
　　矛盾進一步激化，動刀、動槍、動炸藥，前面已講到了。
　　輿論界并不支持“仇富”心理。有篇文章芥茉：《或富或貧不用“仇”》，《雜文報》，2004年4月23日。這樣說的：
　　人們議論貧富懸殊并渴盼清除“貧富鴻溝”是十分正常的。何況，人們還是贊成“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的，人們也理解正當致富的富豪們只要不違法，怎么花用自己的錢那是人家自己的事，誰也干涉不得的。靠本事、科學、能耐、知識、管理等成為富豪，人們從來不嫉妒，也是不仇恨；要說“仇”，所仇的只是那些腐敗致富和非法致富，對靠以權謀私、巧取豪奪人民的財產致富并花天酒地的，人們何止是仇，簡直是恨之入骨；對靠違法違紀、坑蒙拐騙、偷稅漏稅等不法手段致富的，人們不只是嫉妒，還恨這些人沒有被繩之以法、得到懲處。……
　　公民之間存在著貧富差別，并且在一定時期內還難以消除，但公民的人權相同、人格一樣，除開違法犯罪的特例，人與人之間沒必要去“仇富”或者“仇貧”。走共同富裕之路既是政府的目標，也是貧富的共同責任。先富幫后富，是義務和美德；后富快致富，是渴盼急務。“四海之內皆兄弟”，富不可笑貧和仇貧，貧也不應妒富和仇富。
　　應當看到，富裕階層中有兩類：一在較早時期，市場不規范，有的確是“取之無道”；而隨著改革前進，后來的富人，多數還是“取之有道”。這要從宏觀看，如廣東省順德市，相當人數富起來了，人均年收入超過2萬元，恩格爾系數低于30%，百戶居民家庭擁有汽車26輛，32%的人家有兩套住房，靠的是有一批國際化企業；又如浙江省的溫州，按收入分檔，已是“兩頭小、中間大”，富人占相當比重，戶均年收入幾十萬元的最多，靠的是自主創業，民間資本1500億元，在外投資1000多億元。這種富的典型，有人羨慕，不會有人妒忌，更不會引發“仇富”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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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對待，不要“仇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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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要“仇富”，不等于不要區別對待。有人鼓吹對富人的“原罪”要寬恕。這可商榷，也可諒解，因為資本的原始積累有當時的社會經濟體制背景，如要追究，或許帶來負面影響。但是，這又不等于今后也一概不問了。最近，香港郎咸平教授來大陸講學，對企業改制或所謂“產權制度改革”中出現國有資產嚴重流失作出評論，其眼光和言辭非常犀利，實是金玉良言。有些老總為此惱火，值得懷疑。富起來，還必須是合法經營和勤奮勞動；歪門邪道，該受監管，不能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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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窮人不能欺，而要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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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貧窮，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古代有，外國有，在本書第一章已有敘論。現在要進一步研討的，是應當怎樣看待？這與對富人的態度也一樣，曾有不同的評價，但是基本傾向比較明確，多數站在弱勢群體一邊，雖然程度不等。
　　研究貧困，形成理論，由來已久。有篇文章吳清華：《當代中外貧困理論比較研究》，《人口與經濟》，2004年第一期。進行比較，如對貧困的定義，西方學者認為包含了機會、能力、安全和權力四個方面，強調個人的生存和發展能力；我國學者起步較晚，強調貧困是因為能力缺乏，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可。過去，大家注重貧困人口的物質缺乏狀況，后來被否定，但不排斥客觀條件。如阿瑪蒂亞·森指出，貧困是因為他們獲取收入的能力受到剝奪以及機會的不平等，疾病，人力資本不足，社會保障系統的軟弱無力，社會歧視等，都是造成他們收入能力喪失的不可忽視的因素。問題不僅在對貧困的測量，更在反貧困戰略和政策的選擇。國外學者總結出三種扶貧資源分配方式：一是完全瞄準，確定誰有資格獲得扶貧資源，信息成本高，也難以獲取完全信息；二是不瞄準，即將扶貧資源直接分發貧困家庭，可以降低信息成本，但會帶來反貧困資源的大量流失和低效益；三是介于兩者之間的部分瞄準，把反貧困資源交給具有某種經濟社會特征的子群，進行等額分配或按收入等比例分配。中國學者遵循“經濟增長+公平”的邏輯思路，總結了實現戰略的兩套政策措施：一是宏觀政策，涉及到農村、工業、區域平衡、貨幣、城鄉市場和勞務等；二是影響公平的社會政策，分為發揮財政職能相關的政策、影響資產積累的政策、影響貧困群體能力的政策和社會救助及安全網。當前理論上的缺陷是沒有規范的定義，各部門口徑不一；反貧困沒有合理的統籌規劃；反貧困政策沒有連續性和長遠性。
　　以上理論，未免抽象。接觸實際，說法不一。孔夫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一種安貧的平均主義。當代社會流行的，如有人認為，貧窮導致犯罪，雖然也予同情；有人認為，貧窮出于愚昧，似乎不值得憐惜。還有把貧窮看做脆弱，可以利用，可以欺騙，處處流露出歧視。這些觀點和態度，都無助于消除貧窮、救助弱者。
　　應當明確，貧窮是一種歷史現象和社會現象，必須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給以解決；窮人是弱勢群體，必須得到全社會的關懷和幫助。當前存在此一現象和問題，是全社會之痛，不能等閑視之。2004年6月10日的《遠東經濟評論》（香港），報道世界銀行行長沃爾芬森在上海召開全球扶貧大會前夕的一段講話，直言不諱地警告：與窮人分享財富，否則一大批找不到合法途徑發泄怒火的窮人，會做出對抗性反應。他擔心的是：從某種意義上看，中國有可能成為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在中國自己發表的公開聲明中，這個問題通常被“社會穩定”一詞所掩蓋。與此同時，偶爾有人會強烈暗示社會動蕩的前景，但很少有人會以直截了當的言詞提及。還說：25年前，貧富差距極其微小；今后10年內，如果以目前的增長速度發展下去，中國有可能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
　　其實，我們的政府和人民包括部分富人，對此是有認識和感覺的。中國社科院農村研究所的李成貴研究員指出：從洛克、盧梭到羅爾斯一脈相傳的社會契約論都提出了一個最基本的觀點，就是“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它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每個人在最廣泛的基本自由和財產權利方面相對于其他人的類似自由，具有一種平等的權利；二是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需要得到調整，即所有的社會價值，包括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等，都應得到平等分配。為了實現這種平等，政府和社會必須對那些擁有較少資產的人和社會地位較為不利的人予以更多的關心。對我們而言，最最要緊的就是要關注那些貧困中的貧困者。還有人說：在維護社會穩定中，我們要警惕“仇富”，但主要是防止“欺貧”；要關注富人的發展，但更要關切貧民的生存。
　　當然，這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使命。2004年第四期的《社會學研究》發表朱曉陽的文章，題為《反貧困的新戰略：從“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到管理窮人》。指出，中國過去的農村普遍性脫貧被認為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后來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也還存在問題，可以說是“管理窮人為目標的反貧困的困境”，亟待進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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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共同富裕，防止兩極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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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立正確的貧富觀，積極對待貧富差距，歸根結蒂是要讓最廣大人民都富起來，實現共同富裕。
　　富民思想是傳統文化中的一個亮點，這在不少詞典中已經梳理出來。淵源于《尚書》中所說“裕民”、“惠民”。孔子提出“足食”、“富而后教”、“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認為人民的富足，為政府提供充足的財源和實施教化的基礎。孟子也說：“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明確富民的途徑在于發展生產和減輕賦稅。荀子認為“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王國富篋篋、實襯庫”，把民富放在首位。也有不同觀點，如《管子》內有“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進而主張“民富則不如貧”和“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后代大多把富國與富民并提，各有偏好。直至明代，許多士大夫為富民辯護。清代的地主階級思想家，不論開明或保守，都強調保護富民。
　　馬克思主義一貫傾情富民。共產主義的設想，社會財富極大豐富，不再有任何貧窮現象和貧窮人群。當前是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也是為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毛澤東在1945年發表的《論聯合政府》，爭取實現“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落腳到富強，包括了國富和民富。鄧小平為社會主義重新定義，進一步明確“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江澤民提出“致富思源、富而思進”。新一屆中央領導提出“以人為本”，把發展經濟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定位于不斷改善人民生活。
　　這里，具體說說鄧小平的富民思想，內涵豐富，主要點有：
　　（1）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富裕。
　　（2）為了富裕，就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3）實現共同富裕要分步走，就是溫飽、小康和現代化。
　　（4）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后富。
　　在鄧小平的民富思想中，還有一個重要點是“防止兩極分化”。這在前幾年，由于種種原因，有意無意地被回避了。2004年紀念鄧小平誕辰100周年，有人先后提到這點，引他講過的兩段話：一是對社會主義的本質和任務，在發展生產力與共同富裕的中間，有“防止兩極分化”六個大字；二是還說：“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白紙黑字，言之諄諄，擲地有聲，我們應當銘記在心，并化為實行行動。
　　對鄧小平的這個警句，2004年8月20日的《理論動態》發表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龍平平的訪談，認為這是鄧小平晚年最為牽掛的一個大問題。同年8月19日的《南方周末》，列出幾條“小平未了心愿”，其二是從“先富”到“后富”，引了鄧小平的又一段話：“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此文末節是“直面共同富裕”，講到：
　　2004年3月，在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改革開放發展思路中的一個重要命題——“先富論”，拓展為“共同富裕”。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說，在全國建設小康社會進而實現現代化的新階段，開始倡導和謀求“共同富裕”，這是中國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大跨越。
　　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坦承，多年來，中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積累了不少矛盾和問題，包括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等，這些問題必須高度重視而不可回避，必須逐步解決而不可任其發展。
　　科學發展觀思想中提出的五個統籌——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實際上已經觸及了當前社會發展的所有重大問題：城鄉分化、地區分化、經濟社會發展失衡、人與自然的失衡等。
　　縮小差距，共同富裕涉及各地區、各群體的利益調整，涉及弱勢群體有更大的發言機制和權利保護機制，這就需要社會政治體制有相應的變革。因此，共同富裕不僅僅是經濟領域的事，它是牽涉到政治、經濟、文化的系統工程，它的啟動，有可能是引導社會進行更深刻變革的一個契機。
　　實踐科學發展觀的首要目標，是在21世紀前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關鍵一步，顯然也是最艱難的一步，但也是沒有退路的一步。
　　不要“仇富”，不要“欺貧”；積極對待貧富差距；防止兩極分化，走向共同富裕——這就是我們要樹立的科學貧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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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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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配的宏觀格局既定之后，進入微觀層次，即對個人如何分配，20多年來發生了根本變化。過去只承認按勞分配，與公有制、計劃經濟一起，列為社會主義的三大特征。理由是勞動，只有勞動，并且主要是體力勞動才創造價值；所以，分配也只能以勞動的質量和數量為惟一尺度。別的分配方式都是直接或間接的“剝削”，皆在擯棄之列。
　　關于闡述分配理論的專著，已有多種。這里以一本張道根：《中國收入分配制度變遷》，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為據，對按勞分配的演變和評價略加摘介。按勞分配，包括農村和城鎮。前者在生產隊，實行工分制；后者在企業主要是公有制企業，實行工資制。當時，生產要素都屬于公有，雖不參與分配，其實提取剩余，歸于集體或國家。同時，排除市場核算，使勞動創造價值的計量陷于困難，最后只能采取平均主義，差距很小，成為“干多干少、干好干壞甚至干和不干都一個樣”，嚴重地挫傷了勞動者的積極性。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分配方式是“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不僅取決于勞動投入的數量和效率，并且取決于耕地和生產資料，不是單一的按勞分配了。企業職工除實行“八級工資制”外，逐步采取獎金、計件工資和福利補貼，并在推行承包后，與企業效益掛鉤，開始含有非按勞分配的因素，來自市場取向改革的帶動。
　　從按勞分配到按生產要素分配，明文提到的首先是資本、其次是技術，實際上還有土地和管理，連同勞動力也是生產要素，概念上還未完全清晰。原來，西方經濟學很早從薩伊起，就有勞動、資本、土地三要素共同分配說，受到批判，認為是典型的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后，允許辦個體工商業和私營企業，加上外資企業，按資分配就應運而生。證券市場和個人參股的股份制的崛起，就更加合法化。特別是對公私企業的經營者和技術骨干，僅是工資制加獎金，越來越不適應。于是，分配方式就多樣化了，在按勞分配外，還有非按勞分配。至于什么是生產要素，說法很多，最廣泛的包括一切無形資產，如專利、品牌、廣告等。為什么要這樣做，也有不少說法，從各種要素在生產經營中都起作用、都有貢獻起，到是否都創造價值，或者基于其稀缺性而反映在供求關系上，因此都該參與分配、獲得回報，有利于合理配置和節約使用這些社會資源等等。
　　從按勞分配到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是分配制度的根本改革，并導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和產權市場、技術市場和人才市場的萌生和成長。這已經不是什么姓資姓社的問題，開始與國際接軌。由此而來的另一結果是社會階層的分化，在工人、農民外，增加越來越多的新社會階層。有人認為，這是市場規律，又是社會規律。
　　值得注意的，多種分配方式導致的結果，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拉開貧富差距，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但是，按照市場規律，供求決定價格，由于我國勞動資源特別豐富，幾乎是無限供給，而資本、技術、管理都是稀缺資源，兩者之間的分配差距就越來越大，難以遏止。這幾年來，按資、按技分配，既在總體上不斷提高比重，又在個體上不斷提高水平，而按勞分配那塊，卻呈不斷下降的趨勢，直至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地步。弱勢群體的產生和擴大，正是這種分配格局市場化的結果。人們在肯定按要素分配的積極效應的同時，不能否定其消極效應如兩極分化、弱勢群體、社會矛盾甚至超經濟剝削。
　　還要看到，在上述分配方式外，實際上有其他潛規則，最常見并深入、擴大到各個領域的，有人稱為按權分配，即權錢交易、以權謀私。內有不合法，也有半合法、“打擦邊球”甚至合法的。談到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人質疑：勤勞能致富嗎？對暴富者，有人質疑：合法經營能暴富嗎？在原則上認同當前分配制度的前提下，有人認為，分配不僅是經濟政策，更是社會政策，卻被忽視了；有人認為，當前出現社會斷裂，重要原因之一是還未理順分配關系。
　　有關數據表明，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1978年為15.7%，1980年為17.1%，是上升的；以后不斷下降，1990年為15.9%，1995年為13.9%；而2000年為11.8%，2003年為11.4%。對此，應有呼喊。遲逼林：《使多數人不斷分享改革的成果》，《改革與開放》，2004年第8期。
　　成也分配，敗也分配。蛋糕做大了，一定要分好。如果分配不公，無論社會財富增長到什么規模，只被少數人得到，還有相當多的弱勢群體，正像鄧小平10多年前所擔心，“將來要發生大問題”。難道這是杞人憂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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