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立人《中國弱勢群體》二

第5章城市貧民：待業、失業和下崗、買斷等等／55
　　　日趨嚴峻的城市貧困問題／56
　　找工作的失業者越來越多／59
　　下崗對職工意味著什么／62
　　另一類貧困人群：部分拆遷戶／65
　　順便說說企業改制以后／67
　　第6章老年和病殘：源于生理的弱者／71
　　面臨人口老齡化的挑戰／72
　　病和殘是弱者中的至痛／75
　　“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78
　　第7章窮學生：苦難中成長的后備知識分子／81
　　教育面前并非人人平等／82
　　貧困生的苦難種種／83
　　學成了又怎么樣／86
　　第8章乞丐：一無所有的赤貧者／89
　　從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90
　　屢禁不止的乞丐現象／92
　　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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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崗對職工意味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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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業者長大了，消化了；失業者增加了，有的就業了；其中下崗者比重大，不少還是當年的待業者。這部分弱勢群體，很有中國特征和時代特征，應當加以寫真，在歷史的長河里留下點滴鴻爪。
　　下崗職工，全國1993年為300萬人。以后幾年，每年增長在四成以上，到1997年為1151萬人。1998年～2003年累計為2818萬人。內有823萬人領取了“再就業優惠證”或相應證明，其中350萬人實現了再就業，并有98萬名“4050”（指年齡在40歲～50歲之間）也實現了再就業。屬于“老失業群體”的這部分弱勢群體，共同點是年齡偏大、文化偏低、業務偏專，并以女性為多，家有老少，不同于新生勞動力中的待業青壯年。后來，并入了失業登記者行列，進行統籌安排。
　　下崗職工，情況特殊。2003年12月10日的《中國青年報》有一則短文，題為《一位昔日礦工的窘境：人到四十爹媽養》。講的是礦工石愛國（化名）當初以為自己可以和父親一樣在礦上干到退休，但是現在，煤沒了，礦關了，人散了。具體經歷是：
　　2001年3月，阜新市的東梁礦、平安礦、新丘礦和新丘露天礦一起宣告破產，石愛國和其他礦工一樣拿到不足萬元的安置費后，下崗了?！伴_始，怎么也接受不了。天天在家睡覺，睡不著就在床上躺著。但是光躺著也不是個事兒，總還沒到等死的份兒上，于是，就起來琢磨找事兒干?！?BR>　　2001年5月，阜新市新班子上臺，阜新也開始了轉型的嘗試——發展現代農業和農產品精深加工業。政府規劃租用周邊12個鄉鎮農民的8000公頃土地，建設50個農業園區以及200個以養殖為主的專業小區。石愛國就是在堿巴拉荒農業園區開始當起了“農民”。
　　當時，下崗職工進入農業園區有3種模式，石愛國選擇了村里出資包建棚舍、由下崗職工租賃。“心里當時很不是滋味，人家農轉非，咱們非轉農。”但是，農民也不是人人都能當好的，地里刨食也不像上面宣傳的和自己盤算的那么容易。他先種蘑菇后養花，一來二去，就把安置費都賠進去了。
　　斷了當農民的念頭，他又發現隔壁賣報紙也能賺錢。和妻子一商量，就賣報紙了?？墒?，隔壁已經賣好幾年了，熟客很多。他們夫妻兩個從早晨7點忙活到下午6點也掙不了幾塊錢。又趕上市里美化街道，街口不讓賣報了。
　　后來，他又去蹬過三輪車。幾個原來礦里的兄弟都在干這個。但是，他不行，膝蓋受過傷，蹬一天下來就受不了。
　　現在，按照他的說法，在當地輕松一點的活兒找不到，繁重的活干不了，重新學技術也很困難——沒錢，年齡也大了。
　　石愛國說，“家里沒有進項，就開始在父母身上打主意。父母前幾年就退休了，每人退休金養老金500元左右”。很多沒轍的時候一家人就去“老爺子”那兒吃，吃完就走?！伴_始心里也過意不去，抬不起頭，常常怨恨自己，怎么就這么沒用？但是，這樣做，我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惟一的。后來也就無所謂了。不過說實在的，父母從來也沒有真心攆過我?！?BR>　　以后怎么辦？很明顯，老人也不會養兒女一輩子，而且越往后，他們自己用錢的時候也越多。“沒想過。過一天看一天，大伙不都這樣嗎。怎么也不會挨餓吧，等明年春上再想辦法掙錢?！彼劬Χ⒅皯?。
　　2004年7月8日《南方周末》的“百姓紀事”欄登了邯飛子寫的《妻子的失業證》，故事如下：
　　妻子所在的服裝廠幾年前不景氣，大部分工人都放了長假，實行“兩不找”政策。幾天前，工廠突然打來電話，說要跟一批工人解除合同，辦理失業手續，妻子也名列其中。第二天去了單位。沒到中午，他帶著一臉的愁容回了家說：“廠子說了，辦失業手續可以，但得先把這幾年的失業保險金補齊，會計給我算了一下，要我交4000塊錢呢！”辦公室主任說，不交也可以，不過解聘以后的事，廠子概不負責。
　　因為廠子還規定了交錢的期限，過期后果自負，所以我和妻子商量了一個下午，最后決定：先把錢交了再說。說心里話，我們兩口子都覺得窩囊，4000塊錢雖然可以湊一湊勉強拿得出來，可八九年的工齡，不但一分錢不給就打發了不說，還要交一筆錢才能享受失業保險，這是哪家的理??？
　　在截止日期到來之前，妻子拿著4000元錢去了服裝廠，然后換回來一張鉛印的證明條，上面寫著：“×××年×月×日，×××同志（乙方）與××服裝廠（甲方）經過協商，自愿解除勞動合同，雙方互不追究對方任何責任。”下面是妻子的親筆簽名和工廠勞資科的大印。
　　我心說，這下完了，這張證明等于截斷了咱老百姓的后路了，以后就是想找個說理的地兒翻身都不可能了，即使打起官司來，說不定也會像一只被人踢來踢去的皮球，從此沒個安生日子。
　　下崗職工，不少人的后半輩子就這樣敲定了。這里，又有一個新名詞：“買斷”。一些公有制企業轉制為“民營”，都要裁員，按照工齡長短，給一二萬元不等，從此與單位不再有任何關系。他們說，什么買斷，是斷了后路，斷了生活來源，今后要重新“投胎”，自己去闖世界，是死是活，只能聽天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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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類貧困人群：部分拆遷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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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省、市政府大門口上訪的人群中，這幾年來結構起了變化，越來越多的是上述下崗職工包括“買斷”了的人，以及拆遷戶。向農民征地，有拆遷問題，前面講過了。城市拆遷，為什么也會成為問題，并產生部分困難群眾甚至有一定的普遍性呢？近年來的報刊上陸續有披露。
　　2003年9月4日的《南方周末》，首版頭條是《拆遷十年悲喜劇》，開始一節是“不得不正視的問題”，提出：8月29日得知南京拆遷戶自焚的消息，北京的徐永海在千里外感到一陣后怕——那曾是自己剎那間有過的念頭。徐永海沒有實施這個愚蠢的做法，但他的家最終被強拆。至今他和妻子暫居朋友家。建設部副部長劉志峰在2003年9月召開的全國城市房屋拆遷工作座談會上透露，建設部2002年1月～8月受理來信共4820件次，其中，涉及拆遷問題的占28%；上訪1730批次，其中反映拆遷問題的占70%；在集體上訪的123批次中，拆遷問題占83.7%。投訴和上訪披露的問題多集中在法律意識薄、形象工程多上面。另據建設部統計，2003年1月～7月，全國因房屋拆除引發三級以上事故共5起，造成26人死亡，16人受傷。
　　2003年第36期的《新聞周刊》發表唐建光的《拆遷黑洞》，第一段是：2003年9月19日晚11時許，北京市長椿街的王先生家里突然闖進了幾個蒙面人，在手電筒的強光照射下，一家三口還沒來得及看清對方，就被摁倒在地，被布蒙上眼睛堵上嘴，然后五花大綁抬出門外。推土機一陣轟鳴，王家的房子頃刻間被夷為平地。這是又一起與拆遷有關的暴力事件。截至2004年8月31日，國家信訪局已收到關于拆遷的上訪信11641件。為什么上訪信這樣多，作者答有三節：一節是《拆了房子買不起房》，又一節是《這不是一筆公平的交易》；最后一節是《政府在拆遷利益之爭中扮演什么角色》，揭到了主要原因：目前拆遷房產的評估是由拆遷人委托的，政府還有更深的介入……
　　住房是城市居民的主要財產，雖然一般屬于生活資料，但是，往往要經十幾年到幾十年的積蓄甚至借債，才能實現這個愿望。而一旦遭遇拆遷，不僅補償不足、至少要賠上幾萬元裝修費，并且多是從鬧市搬到偏僻處，本來開門做小生意的也就斷了生計，收入頓然跌落。所以，除了部分拆遷戶還能承擔損失（所謂“人民城市人民建”）以外，部分拆遷戶卻走向了真正的邊緣化。這是拆遷不易獲取民心的根本緣故，導致自焚則是矛盾激化到了極點。
　　由于糾紛不斷、事件頻發，最近幾年，各地先后立法，制定了有關拆遷的“條例”和“辦法”。應當看到，大有改進，特別在補償價格上。但是，中國正在進行世界上最大規模、最急劇的城市建設和城市改造，不少城市在略有躊躇后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大拆遷，數以千萬計的居民面臨“喬遷之喜”。接著聽到的人民呼聲和看到的媒體標題是：“政績沖動引發拆遷之痛”；“要控制一個度，不能畢其功于一役”；“美其名曰靠政策靠機制籌資，實質上是榨取民脂民膏”。市民相見，第一句話不是問“吃了飯沒有？”而是“你們那里什么時候拆遷？”這事令人開心，還是令人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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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便說說企業改制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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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落實科學發展觀，體現“以人為本”，關心群眾利益，懂得“群眾利益無小事”，領會任何工作都要有利群眾、不能使其受到損害，在很多省市的領導講話和文件頒發中都提到“征地”、“拆遷”和“企業改制”都要保護群眾。這是進步，很有必要。征地和拆遷，搞得不好會擴大弱勢群體，已如上述。企業改制，從國有到民營、從公有到私有，轉變機制，順應市場，脫胎換骨，起死回生，事例不少，發人深思。然而，是否也使職工和農民真正獲得了實惠，則有不同的反映。2002年，在6月28日的《雜文報》首版頭條，刊登石飛的《“老板，給我們一個饅頭吃吧！”》令讀者怵目驚心。不敢自秘，敬錄全文如下：
　　聽說蘇南的“金三角”（蘇州、無錫、常州三地區的概稱）民營企業特別火爆，小工廠、小作坊遍地開花，機械聲24小時不息，富得流油的小老板碰頭碰臉。早就想去那里實地看看，終如宿愿，日前朋友把我領進他一位遠親的織布廠。廠子規模不大，總共24臺箭桿織布機，6個擋車女工，每人看4臺。車間門窗全部關閉，酷似一個大囚籠。機器轟響，噪音崩腦，熱氣炙人，讓人一會兒都難以待得住。這里的擋車女工都是外來妹，她們每天要在這種囚籠似的車間里工作12個小時！據介紹，當地民營小紡織廠實行的都是12小時工作制。
　　車間的告示牌上寫著一行歪歪斜斜的粉筆字：“老板，給我們一個饅頭吃吧！”老板氣休休地擦掉了告示牌上的字，罵一句“媽的，想得美”!然后跟我解釋說，肯定是那個安徽丫頭寫的，我立馬讓她滾蛋。賣力氣的還挑剔，早晨吃饅頭怎么成？一個饅頭要5毛錢，夠喝兩頓稀飯的。咱們這地方廠子多得很，家家早上都是喝稀飯，沒有給饅頭吃的。
　　過去因工作關系，我跟蘇北老家的打工仔打工妹常有接觸，他們都說到江南生活不習慣，頂怕天天早餐喝稀飯，兩碗稀飯一泡尿一撒就沒了，不到中午心里就餓得發慌。我原以為早餐吃稀飯是江南人的生活習慣所致，不想竟完全是為著算計摳錢。
　　“老板，給我們一個饅頭吃吧！”這請求令人揪心傷感。八小時工作制已經實行幾十年了，想不到，到了21世紀的今天，還有工人一天卻要被迫上12個小時班；早飯爭取不到一個饅頭吃，只能喝稀飯，需要束緊腰帶看機器，連不挨餓的權利都沒有；為了生計，他們不得不忍屈受辱，稍有不滿的表示，就得滾蛋……
　　不少人曾經給我說過，老板的心都是黑的。顯然此言偏激，但遠離故土的打工妹打工仔在極簡陋的環境中超負荷地工作，老板卻讓他們餓肚子，于心何忍？除非心真的黑透了。
　　我搞不明白，經貿、勞動、安全生產等部門是管理監督企業依法生產經營的，工會組織更是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替職工說話的，企業如此嚴重違反《勞動法》，嚴重侵犯職工合法權益，這些“有關部門”是怎么管的？我認為，之所以有相當多的民營企業存在著工作嚴重超時（又無加班報酬）、工作條件惡劣、工資待遇不公甚至拖欠工資等不法現象，與有關部門不作為或作為不力有直接關系。他們的眼睛往往只關注城市里的大中企業，極少問津郊區的民營小企業（偏遠鄉鎮的更無人問津）。我走訪5家私營織布廠，都開業2年以上了，有關部門竟然沒有來檢查過一次。難怪這些小老板自詡“老大”，敢拿打工者不當人，想怎么盤剝就怎么盤剝，想怎么虐待就怎么虐待。
　　為了打工者的權益，為了社會的文明進步，也為了實踐“三個代表”，我們對民營小企業不能再不管了！
　　這些企業的工資不高，職工屬于低收入者，大多在弱勢群體內，只是不算絕對貧困。但是，改制后，只喝稀飯，不給饅頭，確是值得大寫特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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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人口老齡化的挑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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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有著敬老傳統和養老習慣，老年問題融化在社會整合中，長期沒有獨立出來。直至改革開放，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才開始發現人口老齡化日益臨近，并且初步懂得這是世界性的社會問題，理性地給以注視。隨后，人口老齡化加快推進，矛盾也浮面化了。
　　老年的標準，國際多在65歲，我國傾向于60歲，即過去所謂的花甲之年，并作為男性退休的界限。年過60，就算老了。老年人占人口比重，一般認為，達到和超過10%，就算是老齡化社會。年齡結構基本上取決于兩個條件：一是人口出生率；二是平均壽命。我國推行計劃生育，使出生率逐步下降；隨著生活和保健環境改善，壽命延長。于是，較早進入老齡化社會，并在進一步攀升。老年中，80歲以上為高齡。從老齡化到高齡化，也是一種趨向。
　　我國在世紀之交，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F在60歲以上老年人超過1.5億，65歲以上老年人接近1.3億，各占人口總數的10%和以上。據《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十五”計劃綱要》測算，到2015年，60歲以上老年人將超過2億，約占總人口的14%。我國老齡化的特征是老年人數量大，老齡化發展快，并在地區之間不平衡。
　　人口老齡化是一種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意味著人類的進步。但是也帶來新的問題，表現在社會負擔越來越重。當老年人占5%的時候，20個非老年人供養一個老年人；當老年人占10%的時候，就要10個非老年人來供養一個老年人。我國老齡化的另一特征是未富先老，在人均GDP剛達800美元～1000美元時，就進入老齡化社會，不同于發達國家，較早地就面臨著老齡化的挑戰了。具體化到家庭，如果兩代都是獨生子女，形成4∶2∶1格局，家庭養老成為倒金字塔，物質和精神的負擔特重，不難設想。
　　我國在1994年制定老齡事業發展綱要，1999年成立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2000年下發《關于加強老齡工作的決定》，都是為了迎接老齡化社會的逼近。多年來，老年人的經濟供養和醫療保障得到改善，老年人的福利和有關的文娛、保健事業有了開展，老年人的合法權益受到重視。但是，對照超億的老年人，這項工作有其艱巨性，更不能適應老齡化步伐加快的需求。從全國看，不僅在落后地區特別是農村，就在城市，相當多的老年人與成年人比，處于弱勢地位，有的屬于特困，距離老有所養、老有所醫的目標較遠，更不用說是老有所樂等了。
　　老年人的困難，原因之一是本來就業率低，農村和婦女尤甚。這在沒有失去勞動能力前，還能從事力所能及的非正規就業，如農村婦女一面搞家務，一面下田；而在年齡大、體力衰后，力不從心，也不能再有任何有形的收入和無形的回報。老年人參加養老保險的比重不高，農村原對無子女的老人實行“五?！币仓鸩綇U止。即使是享受養老待遇的離退休人員，有的由于下來較早，報酬較低，一般在四五百元左右；有的在企業，困難或破產，未能做到按期足額支付。有關問題得到解決后，離退休人員中一部分仍是低收入者，遑論不拿養老金的大量老年人。
　　1999年11月18日《參考消息》的江蘇信息廣告版，轉摘法國《世界報》的文章，提到上海某街區中心地帶有家養老院，堪稱樣板，但肯定并不是所有老年人都能住上的。因為在這里，生活能夠自理的老年人，每月需支付的費用在560元左右；生活不能自理的，則要1100元。這是當時價格，近年來會增加，估計養老金的增幅跟不上去。
　　2003年5月21日的《工人日報》刊登一則新聞調查，講到在全國省級老齡委辦公室會議上，民政部長李學舉提出：中國目前已有500萬老年貧困人口，成為社會各界關心的焦點之一。據調查，老年人中認為自己的經濟沒有保障的，農村達到45.3%，城市也有26.3%。老年人最擔心的是治病問題，在城鄉的比重達到57%和50.2%。病魔，恰恰是老年人致貧、返貧的重要原因。調查還得到的數據：城市中有三成的老年人享受不到離退休待遇，農村中享受到此一待遇的只有4%，大多數沒有固定的收入來源。
　　我國人口多在農村，經過勞動力轉移，留在農村的老年人比重更大，不少地區的田間操作基本上靠“3860”部隊負擔（38指婦女，60指老年）。1999年是國際老人年，當年《四川文學》第12期上刊登焦國標的《農民多老才能“卸套”？》在讀到城市職工60歲后就能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領取養老金后，提出：“占全國老人總數的85%的農村老人命運就迥然不同了。他們不僅享受不到社會的反哺（根本不存在養老金的問題），而且不能停止勞動（進入老年的農民與未進入老年以前一樣完糧納稅，有的還均攤勞役）！現在的國家政策是，一個老年農民，無論多老（我掌握的事實是90多歲，我祖母就是一個例子），只要還有一口氣，就得按人頭完糧納稅甚至攤勞役。”作者最后呼吁：“老年農民固然需要送文化下鄉，可我敢說他們更需要起碼的社會公正和社會保障。國際老人年里，如果我們是真心實意地愛老、名副其實地敬老尊老的話，就先在輿論上呼吁給農村老人卸去拉了大半輩子的套——解除他們完糧納稅服勞役的負擔，給他們一個好比是不發養老金的退休（不發養老金的退休能叫退休嗎？我們姑且這么類比），而后才可以奢談頤養天年、老年文化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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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人口老齡化的挑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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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人多了，故事也不少。其中有快樂，也不少悲慘。且不說什么子女不養老人、老人還要隔代照顧孫輩（那是“天倫之樂”？）以及為了誰來養老人而發生爭吵甚至動刀和上法庭等麻煩，僅是老人獨居、猝死后無人知道直至腐臭才被察覺的新聞就屢見不鮮。據說，當前我國至少有2340萬老人獨守空巢，即使生活有著落，也是孤獨寂寞，生活質量不高，在弱勢群體中別有難過。
　　新世紀以來，我國每年增加老人500萬～600萬，增幅達5%。值得警惕的，當前又處于老齡化向高齡化前進的階段。有人測算，從現在到本世紀80年代，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將從1200萬猛增到4000萬（2031年）、6000萬（2041年），并維持在9000萬～1.1億之間（2050年～2080年）。論增速，次于日本、韓國和新加坡；論規模，當然是世界之最（以后可能被印度超過）。這會帶來新的問題，如高喪偶率、高獨居率特別是高齡婦女多于男性。王琳：《中國老年人口高齡化趨勢及原因的國際比較分析》，《人口與經濟》，2004年第1期。如何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過程中，防止和扭轉老齡人、高齡人的越來越弱勢化，這是一個應當及時探索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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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和殘是弱者中的至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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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勢群體招致人們的同情，其中最令人憐憫的更是重病人和殘疾人。他們不僅因病、因殘而陷于貧困，難以自救，并且在生理上有難以承受之痛，在心理上幾乎絕望。他們是人類中的最不幸者。
　　這里所說的病，不是一般的常見病或多發病，而是指某種惡疾。這些疾病與貧困有關，又導致進一步的、持續的貧困，并帶來其他遭遇。當前最嚴重的艾滋病，其殺傷力和破壞力似乎超過世界大戰。全球迄今已有2000多萬人喪命于此病，另有3400萬～4600萬人患此絕癥。根據中國衛生部公布的數字，國內已有80萬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攜帶者。有人估計，實際人數或許要超過二三倍，達到200萬左右。特別是現在處于擴散高峰期，一時還無法給以有效的制止。
　　艾滋病的傳播方式已被確知。但在中國，除了性亂和吸毒注射外，更集中于輸血和賣血，這是貧困地區的無奈之舉。媒體公開披露的，如某些欠發達地區，2003年10月30日的《周末》有一篇《警惕“賣血經濟”》，講的是河南、安徽驚現跨省賣血者。安徽省六安市葉集區，緊靠河南。清晨，從河南固始出發的長途汽車滿載著人來此賣血。據說，有人一個月來好幾次，每次可得幾十元；有一個村，80%的人都來賣過。這里成了地下的“血液交易市場”。通過不經嚴格消毒的抽血，為艾滋病和乙肝、丙肝的蔓延大開方便之門。前些時候，報紙登載河南省的上蔡縣，有不少艾滋病村（全縣幾乎沒有找不到艾滋病人的村），其來歷也一樣。但是，賣血并沒有讓這里富起來，相反，得了艾滋病，喪失了勞動力，越來越窮，全靠政府救濟，還不斷死人，籠罩著一片恐怖氣氛，使外來者感到慘不忍睹。這幾年，艾滋病感染從云南、廣西、新疆邊境吸毒者較多地區向中原延伸，途徑不同，惡果無異。此外，性工作者的感染率高達6%～10%。這些多是年輕人，在15歲～29歲之間。一旦發現這個病，要加救治，影響任何職業活動，在城在鄉，都跌入了弱勢群體的隊伍。
　　對河南上蔡縣，還要說幾句。這個縣，很有名，流傳兩個故事：一是秦朝出過李斯，后被趙高陷害，腰斬咸陽，在赴法場的路上，李斯回頭對兒子說，再也不能跟你一起牽著黃狗出上蔡東門追兔子了；二是京劇《四進士》，周信芳有幾句蒼涼唱詞——“悲切切出了都察院，只見楊春與素貞，你本河南上蔡縣，你是南京水西門。”這是個出悲劇的地方，現今又遭遇了不幸，令人無限憐憫。此事已向社會公開，省委書記李克強坦言：最重要的是將實情告訴群眾。
　　乙肝是我國流傳最廣的惡疾，據說已有1.2億人。對此患者，為了防止進一步擴散，曾在升學、就業中有所限制。這算不算歧視，看法不一，甚至上了法庭。但是無疑，對患者來說，既要花錢，又帶來其他后果。
　　血吸蟲病，一度被治滅了，毛澤東曾熱情歌頌。近幾年來，卻又回升。2004年7月29日的《周末》有一篇《南陵血吸蟲魔影下的黑金內幕》，講到安徽省南陵縣，不少人重染此病，有的死了，有的不能勞動，有的醫病住院要花幾千元之多，因病而貧，貧病交迫。
　　還有類似情況。一種是患了重病，如白血病、尿毒癥，如果沒有醫保，往往造成傾家蕩產；一種是地方病，個別鄉村還未絕跡，也造成很多人家甚至全村的貧困化。
　　此外，則有因自然災害而導致貧困的。前面提到，2004年全國貧困人員增加80萬，除了扶貧力度不夠外，主要在安徽、河南和陜西、黑龍江，原因是發生了自然災害。對此，7月20日的《中國青年報》有文章《貧困人口不減反增的原因在哪里》，做出分析和反思，提到了新階段扶貧開發面臨的新情況。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協會在8月9日發出警告，認為2004年夏天發生洪水期間被疏散的150萬人中，有許多將面臨長期貧困，因為山洪帶下來的碎石被迅猛的洪水沖得遍地都是，這樣的土地再也不會長出任何作物了?！秴⒖枷ⅰ?，2004年8月13日。
　　與病聯系的是殘。殘疾人有兩種，一種先天，一種后天。不論先天或后天，生理上有缺陷，限制了他們的體力、智力的成長和活動。全國現有不同程度的殘疾人6000萬，每年還有上百萬各種缺陷的新生兒。他們得到政府和社會的無限關懷，多數過上了正常生活。據2004年5月14日《人民日報》，殘疾人中處于就業年齡的有2400萬，就業率達83.9%。其中還有一批杰出人士，如張海迪、史鐵生和周舟等。但是相對而言，總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即使根據政策規定，在有關單位按一定比例安排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也不免是比較平常的，收入不多，發展有限。所以，參照世界慣例，殘疾人有其特殊性，基本上屬于弱勢群體，應當獲得政府、社會和廣大群眾更多的傾情和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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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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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標題這句話，由來已久，現在已被“半邊天”所遮蓋。但是，在談到“老弱病殘”時，還會聯想到婦孺，相互有某種共質。這不僅是生理因素，而主要的還在社會因素，并有一定的傳統勢力。如在前述諸類弱勢群體中，從農民和農民工到城市貧民，婦女似乎比男性要略低一籌。權力、財富、知識等資源的配置，少數領域內婦女有優勢，多數領域內優勢在男性。正如有份調查男女不平等的報告中引用全國婦聯研究所研究員肖揚所說：一個核心問題是，部分決策者不能從“基本國策”的高度認識男女平等在促進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2003年9月20日新加坡的《海峽時報》有一篇文章，一份研究報告認為，“中國社會存在男女不平等現象”。根據有二：一是在重要領域，決策權掌握在男人手里；二是在一般領域，婦女也多從事技術含量低、工資收入低的工作。這種差別帶來其他歧視，受到社會保護的程度也有差別。何況，婦女還必須料理家務，接受教育和培訓的機會較少。
　　無論農村和城市，在就學和就業上，男女之間并非完全平等；而一旦下崗，婦女卻處于優先地位。為了擴大就業，有人又提出過“婦女回到廚房去”的主張，強調家務也是創造價值的勞動。這理所當然地遭到駁斥。在現實生活中，并未完全排除，至少在心理上，越是成功的家庭，婦女的地位越弱。
　　從婦女聯想到兒童，雖然不是一個社會階層也沒有承擔社會職業，但是，有其社會地位，除了與家庭一致外，另有其獨特性。女孩不如男孩，體弱也勢弱有普遍性，在戀愛、婚姻上的自主權是有區別的。表現在社會上，孤兒包括棄嬰，女孩居多，前途堪虞。有篇文章，題為《如何拯救你，艾滋孤兒》，絕不是個別數字。離婚率上升，受害的是小孩，破裂的家庭，小孩也不健全。農民工外出，造成“留守小孩”，成長艱難，同樣對其一生有不良影響?？磥恚『⒉皇且粋€階層，但在各類弱勢群體中，包括小孩，其勢尤弱。
　　弱勢群體多種多樣，千變萬化。歸大類后，進一步細化，還有若干亞弱體、次弱體，各有特征，不容忽視。救助弱者，既要抓大，不能放小，才能力爭對不同弱者各有不同對策，務求巨細無遺，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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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面前并非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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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讀書無用到恢復高考，我國的教育事業開創了新局面，人數之多，氣勢之盛，可謂空前。但是，由于人口多、底子薄，上層建筑受制約于經濟基礎，在前進中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不久前教育部公布的《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坦率地指出三條：一是義務教育財政資源分布不均，對農村存在教育歧視；二是地區之間高等教育機會分布不均；三是一些享受政策傾斜的重點學校卻私收高額擇校費、贊助費。這與人們的直覺相吻合，在困難地區對困難群眾更有切膚之痛。
　　義務教育是育人之本。但在我國，相當地區并不“義務”，要收些學雜費，似乎金額有限，而對貧困家庭仍是重擔。內地農村是這樣，要靠社會捐獻（“希望工程”）來補充和支撐，有的人家寧肯棄學務農，女孩還有失學的；就是城市，即使明知不讀書會損及終生，也有實在繳不起學費而陷于進退兩難。《參考消息》轉載2002年1月20日《基督教箴言報》（美國）的文章，標題是《淚珠在媽媽臉上緩緩滑落》，報道我國城市下崗職工子女上不起學，舉吉林市的例。文章指出，中國花在教育方面的錢不到國內生產總值的3%，這意味著想用世界教育預算的1%來教育世界1/4的學生。
　　克服了小學、中學的層層險阻，面向大學，困難更是有增無減。2004年高考，時婷婷以620分被東南大學錄取。他堅信“我家只能靠我來改變?！钡?，父親多病，母親下崗，一家三口住14.7平方米的房子，褲子要晚上洗了第二天再穿，作為省優秀學生干部的時婷婷，找了一份問卷調查工作，上街奔走，烈日烤曬，所得不夠7000多元學雜費的一個零頭。這是2004年8月18日《金陵晚報》的一則消息。類似新聞，去年已有，今年還有。
　　怎么解決？前例有三種：一種是“為給弟妹賺足學費，大哥打工整整8年不回家”（2002年12月15日《金陵晚報》）；一種是“寒門之子考上大學，無錢老父服毒自盡”（2003年9月16日《現代快報》）；一種是“為供姐姐上大學，貧寒少年無奈放棄北大”（2004年8月11日《現代快報》）。請注意，這些都發生在經濟相對發展得好的江蘇省會南京市。
　　與此同時，也在最近，大家讀到有關教育和學費的另外新聞：一條是說某些大學，出5萬元或10萬元才給錄取通知書；一條是某地的幼兒園，一年收費1萬美元。對比之下，令人感慨萬分！
　　有人主張：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有人宣揚：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有人則說：學費面前人人平等。事實證明，這是一種理想，當前則是空想。在市場機制驅動下，雖然主管部門不贊成“教育產業化”即企業化、商業化之類的提法，而實際上，只要存在兩極分化和弱勢群體，教育平等離現實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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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生的苦難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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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當承認，窮學生正規地稱是貧困生的問題，多年來已引起社會的重視和政府的關注。隨手可舉出有關部門和有關地區的對策及其行動，如教育部一再表示保證每個孩子享受公平教育權利，對貧困生有一串具體辦法；各地更有進一步落實，如對核實確認的對象包括農民工和下崗職工的子女免收學雜費和書本費；財政和社會籌集了一筆又一筆基金，并為貧困生的勤工儉學提供種種條件。正是這樣，大量貧困生入了學、在讀書并先后畢業，完成了自己人生中的關鍵階段，在為國家和社會作出貢獻的同時，也改善了個人的經濟、政治、文化地位，相當部分由弱勢群體轉化為各界的精英。貧困生，可以說是過渡性的弱勢群體，預期看好。
　　仍要指出，在讀書階段，作為后備知識分子，由于上述家庭關系，來自弱勢群體的他們，這幾年大多數沒有根本改變其固有身份和境遇。雖然“大學生”已是“天之驕子”，而貧富差別總帶有深深烙印，在學校里大不一樣。據新華社2004年8月5日北京電，中國扶貧基金會新長城項目部開發主管孫美麗告訴記者，目前我國高校在校生中的貧困生比例約為20%，特困生比例為8%。據中國扶貧基金會對4省區20所高校的調查，農、林、師范這類學校特困生比例超過15%。孫美麗說，這些特困生不僅僅面臨著經濟困難，還承受著很大的心理壓力。
　　看來，他們來自弱勢群體家庭，雖然經過努力，有幸進入高等學府，而生活情況基本未變。如果有什么不同，除了對未來懷有新的希望外，生活壓力可能更重，同時還有過去沒有的學業壓力，這可能比非貧困生也重得多。
　　在各方大力支持下，窮學生的實際情況怎樣？總的說來，如有人指出，獎學金、助學貸款、特殊困難補助以及“綠色通道”（對新生先辦理入學手續，然后分別采取不同措施）起到了相當作用，但不免是杯水車薪。因為正如上述，占到20%或8%，都是一個大數字，要以幾十萬人到百萬人計，上述辦法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武漢有一份材料反映，高達25.3%的同學月生活費在150元以下，150元～200元之間的占36.9%，兩者合占62.3%；這在武漢現有的生活，是相當艱苦的。問：你的學費主要用于哪些方面？80.1%的同學選擇了“解決基本生活需要”（恩格爾系數在80%以上）的答案；問到費用來源，86%的同學是通過貸款或父母借債籌集，還有11.5%是拖欠未交；再問：對最近流行的事物的態度，56.2%的同學表示“無動于衷”，還有“反感”。這些基本上處于絕對貧困狀態的學生，大多獲得過獎學金，一二等占總數的70.9%，表明大部分的成績在各自的班級是較優秀的。高強、季進：《貧困大學生的生存狀態與心態——對武漢某高校貧困大學生的調查》，《社會》2004年第5期。
　　如果情況到此為止，我們還能勉強忍受。哪知，悲劇不斷出現。最傷心的，還是父母因不堪學費的負擔而一再有人自殺，從陜西榆林到寶雞，有的在遺物中發現，只是一點一滴攢下的75元錢，包括13枚一元硬幣和20枚角幣。于是，有人寫出《“學費”殺人》的短文；有人高呼：“貧困學子們，堅強些！”與此同時，又傳來高校收費漲價的消息，增幅大于居民收入的增幅，有人請他們“悠著些”。更多的人認為，當前不少高校僅學費一項已破萬元關，與多數家庭的收支和消費水平比，顯然是太高了！
　　另一方面，又有別樣軼事。除女大學生當“三陪”，男大學生擦皮鞋等已經不是怪事外，一則報道說的是成都一位大學生為了讀完碩士，通過媒體“拋繡球”，如有富婆資助，他就和她結婚，并簽協議保證永不離婚；此前，已有女大學為求學而征“夫君”的事，不知道世界上有無先例？!
　　上面提到貧困生的心理壓力，現已定名為“心理貧困”，也不同于其他弱勢群體。2003年9月3日的《中國教育報》有文，摘引如下：
　　梁二平來自廣西一個農村家庭，現就讀于某大學的信息科學系。上大學之前，他的頭腦中編織了一幅幅大學生活的美好畫面。然而，在進了大學之后，他才發現現實與理想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在宿舍里，他常常因滿口的家鄉話，穿著打份、行為舉止土里土氣，惹得同學們哄堂大笑，被認為沒見過世面。他感到自己處處不如人，心里很不是滋味，經常為了一點小事有意跟同學爭執不休。由于經濟窘迫，他很少參加同學之間的聚會，整天意志消沉，神情恍惚，連學習的勁頭也沒了。
　　和梁二平的情況很類似，北京某知名高校一名來自邊遠山區的特困生在進入大學不久后也發生了心理危機，并最終因人際交往中的嚴重障礙而被迫休學。他在休學后寫給學校的一份材料中寫到：
　　“我在學校中生活和學習的壓力很大，城市孩子中很多基本的技能我都沒有，我不會打球、不會唱歌。高中的時候，我學習很好，能夠贏得大家的尊重，可到了大學，同學們學習都很好，而且大學生活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學習，在其他方面我再也找不到自信。對于手機、電腦，我不僅不會用，而且幾乎沒有見過。我覺得自己實在是很差，也總覺得周圍的同學、老師都在嘲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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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成了又怎么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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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容易讀到畢業了，拿到了文憑，或者成了碩士、博士，弱勢群體出來的大學生，其機遇也較差。這有兩個原因：一是他們不僅在物質上貧困，并且社會資源嚴重不足，關系網絡極不豐富；二是由于物質貧困和心理貧困，實際上被限制在一個封閉的環境里，在處世能力上也呈貧困化。因此，在人才市場上，他們繼續是弱者。有兩個例案：
　　一是據《華商報》報道，陜西青年陸步軒以當年所在縣的文科狀元考入北大，畢業后被分配到長安縣柴油機械配件廠，縣計委曾將他借調到機關工作，后來陸步軒自告奮勇去了計委辦的企業。遺憾的是企業幾年后垮了，此后陸也就開始了他漂泊的工作經歷，搞過裝修，開過小商店，2000年租房開起了肉店至今，一年忙到頭，交了水電費、房租后也就所剩無幾了，2003年廠里給他辦了“低?！?。
　　二是發生在2003年的浙江大學大學生周一超殘殺公務員案。2003年1月23日，周一超與156名應屆畢業生一起報考嘉興市秀洲區政府組織的公務員考試，爭奪9個錄取名額。筆試和面試過后，他的成績分列第5名和第11名，綜合成績排第8名。原以為篤定的他，在體檢兩天后卻沒有收到錄用通知書。于是周一超對招錄工作的公正性產生了懷疑。4月3日，在秀洲區人事局詢問后得知自己因為患乙肝“小三陽”而未被錄用，但另一名一手缺三指的考生卻被錄用了，激憤中，他用水果刀刺殺負責招考工作的于根華和前來勸阻的張文偉，造成前者重傷、后者死亡。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了此案，后判死刑。周一超在辯護中，提到自己是對不良風氣的痛恨使他喪失了思考能力。
　　來自貧困地區的大學生，學成后回憶過去，曾有報效家鄉的動機，但是面對現實，多數沒有留得住。2004年第8期《雜文報》有一篇《從“狀元村”到貧困村》，說的是一個洪姓為主的村，每年都出大學生，有的一家幾名，80%的人家都有，被稱為“狀元村”。但是，畢業后都進城了，留給父母的是一身債，全村繼續貧困下去，沒有好轉。作者嘆息：我們這些莊稼人的后代，何時才有出頭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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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丐：一無所有的赤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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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弱勢群體中，最窮的是乞丐。關于乞丐，傳統的描繪是：身無長物，不名一文；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既無住處，更無儲蓄。他們是一無所有的赤貧者，窮到底為“赤貧如洗”。上海有句洋涇浜：“癟的生死”（emptycents），也是這個意思，并把乞丐叫做：“癟三”。但是，這個群體由來已久，古稱游民，規范則在流氓無產階級內，屬于一種特殊的社會階層，進入社會學者的視野。各國都有，發達國家也不例外，并且要有相應政策。在文藝創作中，同樣沒有漏掉，著名典型不僅是阿Q，俄羅斯的小說和印度的電影中曾有以流浪漢為主角。所以，研究弱勢群體，排在末位就輪到這伙依靠乞討為生、在別人屋檐下或橋墩下度日的可憐蟲了。2004年10月25日的《美國芝加哥論壇報》，記者麥爾福發自上海一則報道，題為《新中國繁榮，無助者行乞》，表明洋人也發現了這種現象及其反差。
　　從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
　　中國的舊社會，造就一大群無家可歸的乞丐。新社會曾經打算消除這個階層，未能實現。后來在1982年，國務院頒布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授權民政、公安部門可以對被收容遣送對象實施行政強制措施。當時，有人提出，似乎剝奪和限制了公民人身自由的權力。前后20年，稍見成效，而流浪乞討人員始終沒有絕跡。
　　2003年上半年，發生了驚動全國的孫志剛事件。此人是農民工，但有大學學歷，不知為什么被廣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黃村街派出所收容了?？赡苁遣环?，發生了頂嘴，受到了毆打，最后打死了。暴露以后，輿論大嘩，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法院以故意傷害罪判處動手的人死刑，有關責任者也受到黨紀、政紀處分。
　　問題在于類似情況并非個別。在此前后，發現不止幾起?！度娑际袌蟆钒l表《滴血的收容》，揭發湖南漣源市的收容遣送站為解決“經費不足”，自訂《最低收費標準》，對寄押人員每天收30元或按不同情況每10天收700元～1400元。西安市長樂中路派出所門前排長隊，32個農民工以違規被扣，20多小時后每人被罰200元才走。收容遣送辦法，在有的地方完全變味了。
　　于是而有俞江等三位法學博士提出建議要修改上述辦法，最后予以廢止，國務院公布了《城市生活無助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改處理為救助，各站換了招牌。跟蹤報道：2004年6月22日，沈陽的救助站為最后的三位被收容者送去午餐——大米飯和豬肉燉粉條；24日，大連站來了一位69歲的老人，受到攙扶、洗澡換衣，并為他查病治?。?6日，深圳站開始修建閱覽室和健身室，地鋪改高低床，安裝電視和電扇……但是，到6月30日，廣州站反映，該月救助站增至346人，比上月增加100多人，感到難以承擔。有人指出，招牌易改，長期以來養成的強制收容意識難改；生活無助的流浪乞討人員，作為一個社會問題，不是靠一個“辦法”所能解決了的。
　　對此辦法，續有爭論，涉及對乞丐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身份。一種意見認為，收容遣送制度是維護社會治安的法寶，是樹立城市形象的不二法門，廢止了老辦法，警方打擊違法犯罪的力度可能要降低，并影響公共場所的市容。
　　另一種意見認為，乞丐也是一個公民，只要不是確實妨礙了他人的自由，他也有權平等地享用公共資源，你可以拒絕乞丐進你家門，但你無權拒絕乞丐到你“戶口”所在的城市；那種認為流浪乞討者必然會犯罪的“莫須有”論調，企圖以隔離換取城市的所謂秩序和形象，已經淪為不折不扣的“有罪推定”和歧視臆想。因此，廢棄收容也是平等的勝利。進而指出，乞討者放棄了最起碼的做人尊嚴，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因為失業、失戀、家庭破裂、健康等原因淪落街頭，是被社會競爭所淘汰的不幸人群；中國自古就有“救濟”的風尚，而辦紅白喜事大擺筵席時必須等來叫花子、好酒好肉招待了才能開席，一直到現在還是某些家鄉的民俗。所以，廢收容而改救助，也是博愛的勝利。郭光東：《警惕懷念收容之風》，《南方周末》，2003年7月17日。顯然，后一種意見是人性化的，體現了人道主義的精神。
　　也有人在問：流浪漢知道有救助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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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禁不止的乞丐現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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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收容遣送或救助管理，目的都在盡一切可能避免、防止，最低是減少乞丐現象。但是，實現很難。于是，爭論持續不斷。
　　讀到最近的《中國社會導刊》，有兩篇報道很有意思：
　　一篇是祝文劍、闞濟香的《蘇州、北京“禁討”——記者目擊》。講蘇州是在2003年12月15日市民政局、公安局、城管局聯合發布《關于加強對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的通知》，禁止在繁華街區乞討，不聽勸告者將被施以罰款和拘留等治安處罰，并印在一張“通知卡”上。那天，觀前街派出所警察小羅發現有人在一枚一枚地數硬幣。此人姓鄭名順。小羅給他“通知卡”，告訴他怎樣去救助站。鄭順不滿地說：“你們的意思，就是不讓俺在這條街上討飯？”于是小羅把他帶走，經過勸說，鄭順當場保證不到繁華地段乞討。但是隨后幾天，又數次發現鄭順來了，再勸說他，他答：“到人少的地方，俺還怎么討飯？”最后，鄭順說出了他的故事：1974年，在生產隊干活的鄭順左胳膊被脫粒機絞斷。為養活全家6口人，他走上了乞討之路。在他的影響下，4個孩子都跟他出門討過飯。30多年過去了，他靠行乞使一家人免于過度饑餓，保證4個孩子讀完了小學，二兒子考上中專，留在城市工作。家境好轉之后，家里人不讓鄭順出來討飯，嫌丟臉，鄭順大發雷霆，說以前差點餓死，那才叫丟臉，現在就忘本了？家人只好由著鄭順在城市流浪乞討。每積攢到500元，鄭順就換上一身干凈衣服，到郵局把錢寄回家。一方面，他怕身上錢多了有危險；另一方面，在城市行乞，睡街頭、吃剩飯，他確實沒什么花費。
　　講北京是在王府井，率先做出“禁討”規定的北京也面臨著同樣的無可奈何。據2003年12月7日《北京娛樂信報》：王府井步行街清理整頓四類人（流浪乞討人員、亂發小廣告人員、拉客人員、無照商販）行動的第二天，整個世界清靜太平、全街面貌煥然一新：人流中再不見跪在地上或者抱著游客大腿討錢的行乞人員。然而，在表面的風平浪靜背后隱藏著潛在的對峙，行乞者們依據多年的經驗猜測，如此大力度的清理整頓注定只能是短期行為。白天，全街周邊的胡同里經常可以看到衣衫襤褸的他們探頭探腦、觀察形勢。晚上10點鐘過了整頓人員的巡查時間，他們就離開藏身之地，呼啦啦全跑出來，要么躺在路邊長椅上開始睡覺，要么依舊追著少數過往行人繼續乞討。這就像一場“官兵捉賊”的游戲。
　　另一篇是闞濟香的《“禁討”引發媒體論戰》，提出幾個焦點：乞丐的生存權和行乞自由；“影響形象”是正當的理由嗎？在違法和合法乞討之間做出區分：“禁討”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嗎？以及“禁討”本身是否違法？
　　中國的乞丐現象還吸引了老外的眼球。2003年11月9日法新社北京電，題為《中國努力應付日益嚴重的流浪者問題》。其中講到：
　　在中國，流浪街頭曾是十分少見的現象。但近年來，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和貧富差距的加大，源源不斷的窮苦人擁入大城市找工作、掙錢或尋求正義。
　　許多人最后無家可歸。例如，在首都北京，地下通道和公路橋下面變成了流浪者露宿的營地。賽特商場附近行人如織的地鐵入口處上周布滿了乞丐。許多流浪者來自農村地區。
　　首都通常被看做最后的希望。
　　中國政府面臨著進退兩難的局面。雖然已經著手修建救助管理站，但政府不想鼓勵更多人擁入城市。限制人口流動也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所以政府經常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流浪人員靠撿破爛、乞討和行竊勉強為生。
　　照目前這種情形，預計流浪者人數會繼續上升。
　　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
　　乞丐作為一個社會群體，構建一個社會現象，成為一個社會問題，憑直觀將陷于疑惑。這要進行具體分析，從其類型到產生原因，才能摸索出防控之道。這方面已有若干論述，參照一文管健：《城市職業乞丐現象透析》，《社會》，2004年第6期。，縷析如下：
　　當前城市里有一些以乞討為業，與過去不盡一樣。過去主要是農村，不少地方在遭受自然災害和青黃不接的季節，常被迫出外討飯，目的只在有一日飯吃，以圖生存?，F在情況復雜得多，大致可以分為5類：
　?。?）挾技之丐，這類乞丐身懷技藝，他們一般在主干道上或唱曲，或舞蛇，或玩雜耍等，總之是賣藝行乞，圍觀者一般都會扔下幾毛錢到幾塊錢不等的“賞藝”費。
　?。?）殘疾之丐，身體殘疾之人，如跛者、斷腿、駝背、侏儒等行乞街頭，博得行人憐憫與施舍。
　?。?）行乞之丐，這類乞丐行走于市區內各熱鬧的場所，向路過的行人、商店等討錢。
　?。?）詭托之丐，這類乞丐或詭言與親人走散，身無分文，淪落街頭；或假稱父母有病，自己無錢上學；或稱自己外出投親不遇，流落此地，以此騙取錢財。
　?。?）強索之丐，乞錢不給，或口出臟話，或攔住不讓走，多是一些商場附近和天橋上的兒童乞丐。
　　乞丐成為職業，有其社會因素和個體的心理因素。社會因素是：
　　（1）社會的二次分化使得部分人就業難度增大，乞丐中不少來自無業和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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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禁不止的乞丐現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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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社會寬容度的提高，使一部分人的道德壓力降低，做乞丐不以為恥；
　?。?）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和對物質的一味追求，使得職業乞丐群體日益增多，有人說：“太陽一出，當街一坐，腦袋一低，雙手一伸，鈔票就來了；”
　?。?）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完備，一部分人除乞討外，別無其他辦法；
　?。?）城市居民的慷慨行為，一定程度上鼓勵了有人從事這個低賤的行業，有時一次得到一張百元紙幣，一月可以要到上千元。
　　個體心理因素是：
　　（1）自我照顧歸因使職業乞丐將乞討行為視為合理；
　　（2）社會化的欠缺和家庭教育功能的弱化，未成年乞丐大多很少接受道德培養；
　?。?）亞文化群體的社會影響也是關鍵一環，職業乞丐不少來自自然災害多發區和相對貧困地區，有其地區傳統；
　?。?）道德風險和法律風險降低以及乞討匿名性助長了職業乞丐行為。
　　乞丐有故事。2004年3月4日中央電視臺《講述》欄目提到一個“癱子村”，是安徽阜陽市的宮小村。村里有些居民，從外地弄來很小的孩子，把他（她）弄殘，進行“培訓”，帶到外地乞討，取得別人憐惜。弄殘的辦法之一是用刀在腿上割出一塊肉，聽其潰爛，終成殘疾。通過這種慘無人道的手段，“癱子村”有了“搖錢樹”，建起了洋樓，裝飾不錯，還有太陽能。
　　乞丐成幫，幫有幫主，組織一批乞丐，并劃分地段，“互不侵犯”。這已近乎“黑幫”，是城市社會的一個毒瘤。曾予打擊，卻未根除。
　　上面所述，可能引起一些誤解，認為乞丐收入尚可，算不算弱勢群體呢？這要具體分析。雖然，內有收入多的，如丐幫幫主；也有收入不少的，不低于“低?！焙偷褪杖胝?。但是總體而言，他們中的多數，過著朝不保夕、飽一頓又餓一頓的生活，消費結構簡單，特別是社會地位卑賤，被人們瞧不起。所以，乞丐畢竟是弱者中的最弱者，真正的“窮光蛋”！
　　最后，要給人以希望。2004年第4期《經濟學家茶座》有一篇薄勇健的《香港為什么少見乞丐》，在談到乞丐多少并不一定與國家或地區的貧富成比例后，指出乞丐分三種：一是真的天生無能力（身殘、智障）掙錢糊口；二是身強力壯而好逸惡勞；三是由地方黑勢力控制而非自愿。香港為什么少，他認為除了對外來人口的嚴格控制外，主要是香港的生存成本過高，并有比較完整的社保體系，加上法制健全、滿街是警察，到繁華地段乞討的風險太大。這些，雖然不能照搬，但是可供有選擇的借鑒。我們相信，隨著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教育普及、文化繁榮、法制健全、道德規范和社會保障體系的構建，乞丐現象終將成為歷史，逐步在現實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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