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鄧正來（二）

評“根據中國的理想圖景

——自序《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對話錄）

          甄士明  安中業

甄：這是鄧正來發表在《社會科學論壇》2005年第十期一篇文章的題目。在“評鄧正來（一）”中我們對他的十七萬字長文《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建構“中國法律理想圖景”時代的論綱》談了我們的意見。現在又發表了這個“自序”，作為十七萬字文的延伸，加入十七萬字長文。對此，我們理應繼續向鄧先生請教一些問題。文中的引語都來自這個“自序”和這本“小書”（鄧對十七萬字長文的稱呼）。

安：鄧先生是被認為“致力于建立必要的學術規范以形成良好的學術傳統”的學者，但他的話卻很不好明白，他的學術規范也前后不一。因而我們請教的問題也就多些。

甄：好在他具有“孔夫子因材施教的思想”，和“用蘇格拉底式的辯論方法教書育人”，我們也就放心了。誠懇地希望鄧先生在因材施教中，不要嫌棄我們。

一，作為判準的“中國理想圖景”？

安：“自序”是鄧先生為“小書”寫的，但卻是發表在另外刊物上的另一篇文章。

甄：這些都是小事，我們可以提一些“自序”中弄不通的問題。如作為判準的“中國理想圖景”，“中國法律——嚴格上是指中國法律哲學”，中國法學在當今“世界結構中的使命”，世界結構中的“中國的‘身份’”，中國的“未來命運”，“一種學術關注”等等。文章開頭的兩行半字，就有這些弄不清楚的問題。

安：鄧先生具有孔夫子的因材施教思想，我想也定會把它具體化實行因題施教吧！

甄：關于法律哲學問題可以留在后面來說。其他問題，譬如：這里作為判準的“中國理想圖景”和“中國法律理想圖景”有什么區別，是從法律向國家、從學術向政治過渡的伏筆嗎？中國法學在“世界結構中的使命”，與“小書”聯系起來，這里的“中國法學”指“鄧氏圈定的2004年以前的法學”，還是2004年以后的“鄧氏法學”？又如中國的“身份”指什么？華夏大地在產生國家的那天起就有了“國份”，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那天起，就又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份”。不知這里的中國“身份”是什么，是從身份到契約的身份，還是其他什么身份？

安：中國的“理想圖景”和“未來命運”，和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描繪的“理想圖景”之間的區別，已在評鄧氏“小書”的結尾部分有所說明，[①]這里就不贅述。而“學術關注”是什么？

甄：是否如同行政許可法的規定，沒有鄧氏的“學術關注”，中國的“身份”和“未來命運”就不成立，或者至少學術權威不承認，就像評職稱中，學術評審委員會通不過一樣呢！

安：對這個問題，還有后面兩大段文字的說明。

甄：還不就是對“小書”中相關部分的重復和概括嘛。中心意思不過是對2004年前，闡明界分中國缺失自己的法律理想圖景時代的判準；進而結束這個舊時代，開啟一個自覺研究“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法學新時代。以便有力引領中國法制/法律朝向一個可欲的方向發展。

安：鄧先生提的“理想圖景”中的“理想”和“可欲的方向”中的“可欲”，要如何理解？

甄：都要進行一些分析。“理想”有人民的理想，有反動勢力和反社會勢力的“理想”，包括那些“法輪功”骨干分子、民運分子、資產階級自由化骨干分子、帝國主義特務，以及嚴重的刑事犯罪分子等。同樣，“可欲的方向”也是一樣，“中國法制/法律朝向一個可欲的方向發展”，是誰的可欲方向？地上釘個釘子，用繩拴個螞蚱，它向外跳，四周360度都是它的方向。鄧先生“可欲的方向”是在什么度數上？

安：還有“時代”二字也不好理解。

甄：對此，“評鄧正來（一）”也說到了。劃分時代要有重要的歷史根據和標志，隨意畫張圖景是劃分不了的。鄧氏畫個“圖景”就要領時代風騷，也太看重自己了。先把圖景貼到墻上，讓大家看看再說。

安：看樣子，“作為判準的“中國理想圖景”和“中國法律理想圖景”一樣，一個也判不準。

二，什么是中國法律哲學？

甄：再看看另一個問題，即鄧先生所謂的“中國法學——嚴格上是指中國法律哲學”。 “法律哲學”用語本來是不科學的。西方一些學者使用了這個詞，并把它定為一個學科，為了了解和研究西方法學，我們自然有必要研究這門知識。但是建立中國法律哲學就值得考慮。毛澤東說過：“什么是知識？自從有階級的社會存在以來，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斗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斗爭知識。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關于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此外還有什么知識呢？沒有了。”[②]如果有法律哲學、政治哲學，那么經濟、文化、社會、歷史、地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等，是不是都要有自己的哲學？哲學自身還研究什么呢？當然，這個問題還可以再研究。

安：現在我們看看鄧氏的中國法律哲學是什么。鄧先生說，與法律哲學的使命勾連在一起的乃是“一些更為基本的問題意識”。這些更為基本的問題意識是什么呢？

甄：為了不把文章搞得太長，還是有針對性地提些問題。看看鄧先生的交待，“因為人們不斷要求法律哲學能夠保證法律/法律制度‘具有善的品格’------因此，法律哲學必須在很大的程度上依憑某些高于現行法律制度/法律秩序的原則——法律理想圖景”。

安：法律哲學能夠保證法律/法律制度“具有善的品格”，是指什么法律/法律制度？包不包括舊中國和偽滿洲國的法律/法律制度，包不包括薩達姆統治時期和美國大兵保護下的當下伊拉克的法律/法律制度，鄧氏法律哲學能夠保證它們都“具有善的品格”嗎？再說，這個“善的品格”是對誰說的，舊中國的法律/法律制度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有善的品格，對廣大勞動人民也是善的嗎？偽滿洲國的法律/法律制度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和清王室殘渣余孽是善的，對老百姓也是善的嗎？天底下哪里有你那種“具有善的品格”的法律？

甄：還有，鄧氏法律哲學依憑的“高于現行法律制度/法律秩序的原則——法律理想圖景”。鄧氏的“法律哲學”和“法律理想圖景”，繞了幾圈怎么又回到“高于現行法律制度/法律秩序”的法上之法的“自然法”呢！這個問題請讀者稍候，一會兒還會談到。

安：鄧氏的中國法律哲學追問了八個基本問題。其中除了追問中國當下的法律制度是否正當？中國當下究竟需要何種性質的社會秩序？根據什么判準中國法律制度的正當性與可欲性？中國法律哲學如何提供，根據什么，如何建構中國的理想圖景？也就是說，在“小書”中已經說過的，把當下中國社會主義法律制度和社會秩序問題化，提出懷疑之外，沒有其他新鮮問題。

甄：至于那些世界上不存在的，抽象的“正當”、“性質”、“可欲”、“理想”，還有對中國社會秩序的性質的懷疑之類，應和“善的品格”一樣，一問它是對誰說的，也就見底了。這里的一個新詞是“中國這個文明體”。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鄧氏的“文明體”有什么區別？有階級性的東西，是您的“文明體”嗎？

安：鄧氏曰：放棄或無視對這些基本問題的思考或研究，“中國人也不可能以中國人的方式有尊嚴地活著，”而且“中國將不可能以一種‘主體性的中國’出現在整個世界的對話或對抗中。”這樣一來，問題可嚴重了。不思考或探究鄧氏法律哲學提出的上述問題，不僅中國人不可能“有尊嚴地活著”，連中國作為世界關系中的“主體”都不可能了。這不是鄧先生發高燒，在胡說八道吧！

甄：接著鄧先生又提出所關注的五條。第一、二條追究“語法規則”，關注“法治道路”、“社會秩序”在中國的“可欲性或正當性”。第三，使法律為中國人共享一種更有德性、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滿意的生活服務。第四，按照整個社會秩序的性質或走向來評價法律制度和法律。第五，探尋“使中國人能夠共享一種更有德性、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滿意的生活的理想圖景。”接著終于見到了鄧氏法學的核心目標：中國法律理想圖景者，原來就是建構一種“有關中國社會秩序之合法性的‘中國自然法’”。

安：這里的可欲、正當、德性、品格、滿意、性質等都是要進行分析的，在有階級的社會里，是要問問它們都屬于誰，抽象的一般存在是沒有的。可這個“中國自然法”倒是才聽說的新詞。

甄：西方自然法就是那個法上之法、客觀法、天法。主張者都是從一個假定開始，使用同樣的邏輯，講著一個相同的故事。這就是：人類在有國家之前過著“自然狀態”的生活，受“自然法”的支配，享有“自然權利”。在這種“自然權利”中，最主要的是保證安全和財產的權利。但是由于自然狀態中的生活“不方便”或者“不安全”，所以人們才通過社會契約互相同意建立了國家，或者說組織了政府。有了國家或者政府，人們就取得了方便，獲得了人身和財產的安全，得到了有保障的自由和平等。這種理論明顯反映了在封建社會內部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私有財產，要求建立政權的愿望。但是他對自己所從事研究的人類“自然狀態”并不認為是歷史真實，而只認為是一些假定和有條件的推理。

安：鄧氏的“中國自然法”是什么樣子呢？

甄：同作為法上之法與西方自然法，原則上是一樣的。但是，所講的故事和使用的邏輯有區別。他從“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建構“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時代出發，對26年（1978-2004）的“中國法學”模式，對“中國法學”所共同信奉的“現代化范式”進行反思和批判，著重于重新界定中國“身份”；關注、追究和拷問何種社會秩序之性質更可欲更正當；建構有關中國未來之命運的理想圖景等。依此來建立有關中國社會秩序之合法性的“中國自然法”。

安：是不是權利本位論只是復制了“西方自然法”，有“西”而無“化”。鄧先生則使之“化”為“中國自然法”，實行了更新換代。是這樣嗎？

甄：有道理。“中國自然法”與“西方自然法”不同的地方是不講故事，而是從腦袋里進行反思、批判，以及關注、追究和拷問。反思和批判“現代化范式”，追究中國身份，拷問社會秩序的性質，關注、追究中國之命運的理想圖景。并要追究出來一個法律理想圖景，作為法官頭腦中、立法人員頭腦中、法學家的頭腦中都有的明確的圖景，為他們“提供指導”。這就是中國自然法。西方的自然法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鄧氏的中國自然法是從他的腦袋里挖出來的；一個是客觀唯心論，一個是主觀唯心論。這才是他們的哲學。

安：中國自然法與西方自然法各自的目的都是什么？

甄：作為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中國自然法，是以關注中國身份、關注中國社會秩序的性質，關注中國之命運的愛國姿態問世。與不加粉鈽，笨拙地掛上馬克思主義招牌的權利本位論所“移植”的西方自然法，其目的是共同的，即合作對中國實行“西化”。如果說自然法學派在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中起過進步作用，那么現在，不論是西方自然法，還是中國自然法，都只能從法律這條道上使社會主義的中國走上“西化”的不歸路。

安：如果說，權利本位論是西方自然法學派的教條主義，中國自然法是否就是西方自然法學派的中國化呢？

甄：教條主義是指對真理的態度。就像馬克思主義這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如果采取教條主義的態度，照搬照抄，也會無濟于事的。必須使之結合中國實際，實行中國化才能解決問題。對于謬論則不存在教條不教條的問題，教條是謬論，中國化了也是謬論，而且中國化了的謬論會有更大的欺騙性。

三，“共謀”與強制性支配

安：“強制性支配”，主要談的是國際關系問題。

甄：他“從中國出發重思世界結構中的中國”時，引用瑪莎·費麗莫的一句話：“國家利益的再定義，常常不是外部威脅和國內集團要求的結果，而是由國際共享的規范和價值所塑造的”，很牽強附會。中國的利益，不論怎么定義，它也是人民的利益要求的結果，也就是當家作主的階級、 階層和政治集團的利益要求的結果。只要沒有把我們的國家賣出去，主權在手，那么不論什么國際規范和價值，就只能是從屬于人民利益的。

安：他說，中國對世界開放，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國才成為“一個世界結構中的中國”。這種說法對嗎？

甄：中國成為一個世界結構中的中國，并不是從加入WTO開始。所謂世界結構有兩個層面：社會制度的層面和經濟體制的層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成立那天起，就以人民民主專政的主權國家立于世界的東方；很快就得到幾十個國家的承認，加入到世界結構之中。實際上自從十月革命勝利，社會主義國家產生那天起，世界結構中就有兩種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和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國家。直到如今，盡管社會主義陣營遇到了很大的挫折，但這種最根本的世界結構并沒有發生變化。

安：那么第二個層面的世界結構是什么？

甄：第二個層面的世界結構則指世界市場所形成的世界結構。這是在根本制度的世界結構的基礎上形成的，是各個根本制度不同的主權國家，經過討論、協商、爭論、讓步，甚至是長期的談判（中國就談了15年）共同建立的。在這個世界結構中，各國互有承諾，履行實行承諾的義務；又共享權利，保護和發展自己的利益。也就是同任何主權國家之間制定的條約一樣，享有權利履行義務。這個層面的世界結構，是在不同社會根本制度所形成的世界結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從屬性的。

安：您這樣一分析問題就清楚了。就是這么簡單的事，真難為了鄧先生，在“強制性支配”的題目下做了那么大的文章。

甄：把由世界市場經濟形成的世界結構說成是絕定性的，或者說是唯一的世界結構，是抹殺兩種根本制度的差別，有混水摸魚的不良用心。

安：他說加入WTO的討論、協商、爭論、讓步等談判的參與者，是哈貝斯意義上的“對話者”，是羅爾斯意義上的“虛擬對話者”——“正派的人民”。把與眾不同的洋人話語拿來使用，就是學問。

甄：鄧先生還提出齊美爾說：在社會互動的情勢中，人們之間具有位勢之優劣。希爾斯說：所有社會結構中都有中心區域和周邊區域之分。優位之勢的人對劣位之勢的人，中心區域對邊緣區域都具有支配關系。這是鄧氏的“強制性”支配的“一般性依憑”之一。

安：還有第二，沃勒斯坦的“歷史體系”的理論。

甄：并依此提出的所謂的“小體系”、“世界帝國”和“世界經濟”。來證明世界上：一是中心區的“中心化過程”；一是邊緣區的“邊緣化過程”。于是在中心區出現了強國，在邊緣區出現了弱國。進而在這種關系中產生了不平等地支配關系。又抬出來古爾德諾、沃勒斯坦論證了支配關系是一種不平等的關系。這是為強國支配弱國所進行的辯護。地球是一個圓體，任何一點都可以是中心。同樣，任何一點也是邊緣。英國、日本處于什么中心區？可是都曾經是強國。所以，這種所謂理論根本不通。

安：鄧先生引了這么多外國人的話，究竟要征明什么呢？

甄：想想看！除了廢話，是否是在證明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是由中心和邊緣的地理概念決定的，與社會自身的發展規律無關。單從地理概念決定論看，中國受強國支配是地理注定的，這是弱國受支配的基因，很難改變了。可是，他又說，僅有支配者是無能為力的，還必須有被支配者與之“共謀”。如同中國論者對西方“現代化范式”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無批判意識或反思性的“接受”。而現在，這種支配則來自中國對其所提供的規則或制度安排的承認，即并非依賴“共謀”，而是根據承諾的“強制性”支配。

安：鄧先生這樣推崇強制性支配，霸權主義聽了一定高興。

甄：本來就是根本制度不同的主權國家共同參與的市場。在這個世界市場中，各國互有承諾，履行實行承諾的義務；又共享權利，保護和發展自己的利益。鄧先生的理論，其實就是借中國加入WTO之機，取消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制度和體制、權利和義務是對立的統一體。對于這種歷史的辯證法，鄧氏是一竅不通的。

四，從“主權的中國”邁向“主體性中國”

安：鄧先生說過的那種強制性的支配關系，“不僅表現于這種世界結構在允諾經由市場經濟的方式而使生產資料在全球達致優化組合的同時致使中國處于一種日趨“依附”西方的邊緣化地位”，而且還表現在世界市場中既有的法律規則和制度是西方國家制定的；加上因意識形態的消解，隨著西方強勢文化的進入，從而使那些“被支配者”的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文化不斷地被壓縮、被壓制和被抽空化。中國真的到了這步田地嗎？

甄：這里有兩點請注意。一是市場經濟“使生產資料在全球達致優化組合”，鄧氏偷換了概念，把資源的優化組合改為生產資料的優化組合。這樣一來，把決定社會性質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消解，特別是消解了生產資料公有制，進入市場，全世界就真的合東而西了。這可能正是鄧氏的“世界結構論”的所謂依憑吧！二是“意識形態的消解”，并成為“眾所周知”。這樣，鄧氏就可以消除意識形態“壁壘”，以便他能更自由地大搞意識形態霸權。請問，鄧氏“小書”和這個“自序”，哪句話搞的不是意識形態？就是在說“意識形態的消解”本身，就是一種的意識形態攻勢，不過是要消除那個“壁壘”，建構你的“霸權”。

安：鄧先生根據前述的支配關系，認為當下也是一個“新帝國”時代的開始。并以美國為例，由它提出所謂的“無賴國家”，或羅爾斯所講的“法外國家”和“良序國家”（即自由民主制度的國家加上非自由民主的正派國家）。世界秩序就是主要由這種所謂“良序國家”形成的。這里說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國家，當然是指資本主義國家；而非自由民主的正派國家，則是由它們認可的或者那些聽它們話的國家，其余的當然就是法外的無賴國家，這里顯然已經暗含著中國了。這也就是它們的平等、正義、自由主義和自由民主制度的世界秩序，實際上就是一強獨霸的世界結構。

甄：毛澤東提出“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三個世界的理論，對我們認識世界有重要意義。現在劃分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這種對世界結構的劃分，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亮了出來，結合他們的隨意表演，利于發展中國家看明白大勢，團結起來。世界結構還可以根據社會制度的性質，分為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既表現了現有的世界結構的根本，又預示了世界發展的未來。上述種種對世界結構的劃分是科學的，是科學的世界結構。

安：然而，在這種形勢下，中國是否真的要按鄧先生所示：一是依憑主權平等原則“并不能夠救濟中國于其間所處于的不平等的被支配地位”,是否只好永遠被人家支配下去？二是世界結構的規則是發達國家制定的，中國無發言權，“因此只能遵守這些規則并根據這些規則變革中國自己的社會秩序或政治秩序”，也就是自動地實行“西化”，改變自己以適應別人，這行嗎？

甄：莫急。事情還有緩。有一位叫哈貝馬斯的人有一種“商談理論”，主張“平等主義的‘對話的普遍主義’”，按照這個主義，中國不僅能夠在討論世界結構規則時，“享有平等的地位”；而且也可能“享有對這些規則進行修改或重新制定的權利”。但是，這種“對話的普遍主義”，要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中國是否具有這種實質性的權利，在根本上還取決于中國是否具有中國自己的理想圖景。”

安：原來如此。鄧氏“中國理想圖景”，正等在這里。

甄：于是，中國在參與“世界游戲”的過程中究竟根據什么“理想圖景”去參與修改或重新制定這些規則的問題，便具有了前提性的意義。與這個問題相關的是，“中國是否擁有中國自己的作為行為和想像之出發點的‘理想圖景’？換言之，中國在參與修改或重新制定這些規則的時候所擁有的‘理想圖景’，是否符合我們經由對中國現時所做的‘問題化’的理論處理而達致的認識？是否是那些能夠使中國人能夠共享一種更有德性、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滿意的生活的原則？是否符合我們經由追究中國在特定時空下整個社會秩序之性質而達致的有關中國未來命運的圖景。”

安：這不就是鄧先生在“小書”和這個“自序”中所集中論證，并重復說明的鄧氏的“中國法律理想圖景”，也就是“中國自然法”嘛！他的這個東西有這么神？

甄：鄧先生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不屑一顧，其實他對作為科學的社會科學一竅不通。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學說揭開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指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終究會容納不了生產力的發展，而發生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必將代替資本主義。這不是誰人的意志決定的，而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有不可比擬的優越性。它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對經濟、社會發展進行有力的宏觀調控。特別是它生根在公有制和勞動的基礎上，反對剝削，能夠動員起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推動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只要這種制度不變，國家主權在手，就是不可戰勝的。

安：在世界市場上也是這樣嗎？

甄：當然沒有例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起步較晚，而且是從計劃經濟體制轉變過來的，經驗不多，尚不成熟。但是依憑它自身的優勢，在世界市場的競爭中一定會逐步成熟起來，生產力的發展一定會有更快的速度。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特別是加入WTO以來幾年的實踐，已經開始證明了這是真理，今后的實踐將會繼續做出證明。

安：鄧先生提出要從“主權的中國”邁向“主體性的中國”，這又是一項什么招？

甄：他要我們“突破主權的限度，走向世界結構層面的‘主體間性’、‘文化間性’或‘文明間性’”，并把這說成是“根本的要旨”。更重要的還在于必須經由中國理想圖景的探尋而建立起“主體性的中國”。這一探尋中國主體性的努力，“可以說是中國當下思想的最為重要的使命之一，也是中國當下思想的全新的使命之一。”突破主權的限度還有什么主體性？自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列強的威逼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有哪個不是突破了中國主權的限度，而只剩下了“主體性的中國”。如果中國的主體性也沒有了，列強向誰去割地要錢呢！首先握有主權，然后的主體性才有意義，突破主權的主體性，只有在賣國的時候才用得著。

五，結語：邀請批判

安：鄧先生說：“在當下的世界結構中，我們的思想要開始“說話”，但絕不是以一種簡單的方式說“不”，而是要在思想的“說話”中顯示中國自己的“理想圖景”，亦即我們據以形成我們共同記憶的“理想圖景”，我們據以生成出對中國之認同的“理想圖景”，以及我們據以想象中國未來的“理想圖景”。------建構中國自己的一種有關中國未來之命運的“理想圖景”。一連說了五個“理想圖景”，可見“理想圖景”對鄧先生的重要，確實不比尋常。

甄：“中國理想圖景”就是我們在評前面說過的那個“中國自然法”。也就是在“小書”中評論過的那個：重新界定中國“身份”；追究和拷問何種社會秩序之性質更可欲更正當；建構有關中國未來之命運的理想圖景。這是從國內的視角說的。從國際的視角來看，又是擺脫處于不平等的被支配地位，改變變革自己社會秩序或政治秩序的“西向”地位的妙方。已經無必要再重復了。

安：作者在“邀請批判”中說：“真誠地邀請讀者能夠從這樣一些基本問題的思考出發，進入本書對中國法學具體問題的討論，并對這些討論以及由這些討論進一步開放出來的問題進行反思和批判。”

甄：我們的“兩評”就算是接受邀請的開始吧！鑒于鄧先生的真誠，對這項工作，今后我們還將不間斷地進行下去。

200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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