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弱勢群體》

沈立人

上編擺事實
　　第1章先從古今中外的貧困現象切入／1
　　貧困是歷史性、世界性矛盾的癥結／1
　　牢記長遠貧困的舊中國／6
　　新世界同樣處處有貧困／9
　　反貧困是一場艱辛的持久戰／10
　　第2章中國當代弱勢群體的形成和構成／13
　　社會結構的分層和演變／14
　　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18
　　弱勢群體的界定／22
　　弱勢群體有哪些人／24
　　第3章農民：多數是弱勢群體，弱勢群體的多數／27
　　中國農民的歷史負擔和歷史貢獻／28
　　正視貧困農民的實際情況／29
　　還有失地農民和拆遷農民／33
　　農民的政治權利和社會地位／36
　　第4章農民工：離土離鄉未離貧／39
　　從“盲流”正名為“農民工”／40
　　貢獻與回報的不相稱／42
　　頻頻出現的“跳樓秀”／45
　　講不完的農民工故事／47
　　忽然冒出了“民工荒”／51
　　第5章城市貧民：待業、失業和下崗、
　　買斷等等／55
　　日趨嚴峻的城市貧困問題／56
　　找工作的失業者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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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編擺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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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勢群體是誰？最簡單和通俗的回答，就是：窮人！　　窮人，一般是指收入少、財產不多甚至幾乎是零或負數（欠債）的人。這不是幾個，而是一群，綜合地看，叫做弱勢群體。弱，不僅弱在經濟上，也相應地延伸到政治上、文化上。這是一種社會現象，通稱貧困現象，含有貧窮和困難的意味。貧困是弱勢群體的主要特征，貧困現象存在和貫穿于古今中外，是產生弱勢群體的大背景和大環境。從貧困現象切入，才能摸清弱勢群體的來龍去脈和各種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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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是歷史性、世界性矛盾的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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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在發展，世界在進步，人類在覺醒。但是在取得成就的過程中，充滿著矛盾和斗爭，發展道路是坎坷、曲折的。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文化問題紛至沓來，此伏彼起，層出不止，耗費著人類的體力、精神和智慧。這些問題，集中為社會問題，其癥結是貧困。上下古今幾千年，縱橫南北幾萬里，貧困是一個幽靈、一個陰影，始終籠罩在人類的頭頂，抹不去，忘不掉。野蠻社會是絕對貧困，姑置勿論。就是文明社會，一步一步克服貧困，從而獲得不同的福幸，目前尚處于中途，沒有跳出苦海。面對現實，貧困仍在導致種種沖突、災難和不幸。
　　一部人類發展史，從總體和本質看，不妨認為是一部與貧困做斗爭并取得了有限收獲的過程。猶太經典《圣哲箴言》早就指出：“世界上沒有什么比貧窮更糟糕的了——它是所有痛苦中最可怕的。……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痛苦都放在天平的一邊，天平的另一邊放的是貧窮，而貧窮在重量上將超過所有痛苦的總和。”
　　什么是貧困？拿遠古來說，茹毛飲血、草葉或獸皮遮身以及穴居和樹棲，固然不難想象其痛苦；就是后來，經濟和社會有所發展，貧困一直與文明同行。現在我們站在世紀之交和千年之交。不要追溯太久，就是1000年前，人類還沒有擺脫饑餓的威脅。除了災荒年代造成種種慘劇外，農業社會的正常景象是為收獲糧食的留種和食用比例而困擾。如在歐洲，剛剛進入兩年一輪作的二田制，每年的收獲要有一半用作來年的種子。出土文物中不乏藝術精品，而生活用品和生產工具都很簡陋，可以猜測當時的平民百姓如何度日。1000年前，中國人口約1600萬，西歐和南歐人口約2700萬，全球人口總數估算在6000萬左右，而平均壽命只有30歲～40歲，重要原因不僅是疾病，更是貧窮。
　　到了20世紀，進入現代和當代的100年，經濟和科技有了長足發展，而貧困并未絕跡于寰球。人們從電視和書報上如實顯示的貧民生活寫真是：骨瘦如柴，赤身裸體，住在搖搖欲墜的破草房里。這不是獵奇，而有其普遍程度。根據不同標準的統計，在當代40億～60億人口的增長過程中，貧窮人口的比重在20%～30%之間，居高不下，稍降又升。以國家為單位，相對比較，富國寥寥可數，窮國占了一半以上；在大部分國家里，富裕階層又是少數，多數陷于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計算，總的水平有所提高，而貧富差距也在擴大。1820年，世界上最富國家與最窮國家人均收入之比是3∶1，1913年是11∶1，1950年是35∶1，1973年是44∶1，1992年是72∶1，1997年大約是727∶1。《20世紀人類生活面面觀》，《美國新聞》，1999年12月～2000年2月特刊。也就是說，當代人類，多數還生活在貧困國家，處于貧困水平，相對貧困的程度有增未減。
　　這里，有必要對貧困的概念和標準試行量化的界定。由于貧困的相對性及其內涵的廣泛性，不同的國家、地區和不同的時期，缺乏統一的規定。又分為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前者泛指基本生活沒有保證，溫飽沒有解決，簡單再生產難以維持；后者則指溫飽基本解決，簡單再生產能夠維持而擴大再生產還不容易，但是低于社會公認的基本生活水平。絕對貧困又分為生存貧困和生活貧困。前者指生存也難，最低生理需求不得滿足，瀕于可能餓死的邊緣，屬于生活分等的最低一等，又稱特困。社會學的初步共識，大體上是以人均收入和消費每日不到1美元為特困，不到2美元為貧困，超過2美元為擺脫貧困，但是不到3美元還算相對貧困。必須注意，這在各國，由于匯率的高低和浮動，要有具體的分析，不宜做機械的對比。
　　貧困有其豐富含義，社會學教科書上有多種議論，涉及專門，不再贅述。只引一下世界銀行副行長尼古拉斯·斯特恩博士2002年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所作題為《消除中國的貧困》的演講中所說：貧困這個概念本身是非常復雜的。以往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往往關注的是“收入性貧困”，關注的是貧困人口接受的教育，關注的是貧困人口的消費結構。他指出，貧困其實是一種多維現象，它不僅僅體現在收入、教育上。收入、教育和消費結構準確地說更應該看成是貧困的結果，而不是貧困的精確度量。世界銀行2001年1月重新對貧困嚴格地進行了定義，認為貧困主要由以下三個特征構成：第一是缺少機會參與經濟活動，如果機會就在那里，你不接受，那么就是選擇的問題，和貧困問題無關；第二是在一些關系到自己命運的重要決策上沒有發言權；第三是容易受到經濟以及其他沖擊的影響，例如疾病、糧食減產、宏觀經濟蕭條等等。他談到中國的貧困問題，當時重點還在農村，并提出了一些對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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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同樣處處有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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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貧困不僅中國有，而是世界問題。舊世界有，20世紀～21世紀的新世界也有，第三世界有，第二、第一世界也有。這里捎帶說說，不是襯托，而是參照，有利于擴大視野，吸取借鑒。
　　貧困問題在當代世界，有相當的普遍性。小小寰球，生息著眾多居民，表面上日趨繁榮，內底里很不平靜。據世界銀行測定，所有發展中國家處于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數量，1985年為10.51億，1995年增加到13億，到2000年還有11億以上不能脫貧。1996年底，安南剛剛當選為聯合秘書長，發表《讓我們開始一個康復時期》的講演透露：目前世界60億人口中，有1/6的人食不果腹、衣不遮體，溫飽問題尚未解決；有將近2億的5歲以下兒童患極度營養不良癥，近1/5的人還沒有飲上衛生合格的水。另據聯合國《1997年人力發展報告》，戰后50年，世界財富增加7倍，而目前貧困人口比5年前增加3億。
　　進入新世紀，情況未有根本好轉。聯合國每年要開扶貧大會，報告中提到的數據，逐年下降不多，有的還見反彈。隨手翻閱幾種媒體、驚人的標題和摘要撲面而來。從《參考消息》轉載，《科學與生活》（法國）2000年11月號有文題為《世界仍在饑餓》，轉引聯合國糧農組織報告，“地球上有13%的人（8億）仍在挨餓。”世界銀行2001年發布一份報告，受“9·11”事件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放慢，下一年世界貧困人口還會增加。《環球時報》2002年1月13日刊登侯若石文，提出世界市場惡化、窮人狀況最慘，如阿根廷人均收入下降4.1%，貧困人口比重從16.8%上升到24.8%；印尼人均收入下降14.6%，貧困人口比重從11.3%上升到18.9%。在此過程中，蛋白質攝取量減少，兒童退學率提高，婦女身體健康風險最大水平的比重也上升。《標態》周刊（墨西哥）2004年6月發表《富人與健康、窮人與疾病》，指出全球有10億多人缺少最基本醫保。
　　窮國固然哀鴻遍野，富國也是不在例外。也從《參考消息》得悉：據美國商務部人口普查局報告，有3580萬人屬于貧困，占總人口的13.3%，即6.5個人中有一個窮人；《費加羅報》（法國）揭示，英國有1/4人口沒有足夠的收入過上正常的生活，1000萬人的每月積蓄不到10英鎊；《文藝春秋》（日本）揭示，貧富差距擴大，競爭失敗者不勝凄涼，一位普通職員在減薪后改變了生活方式，壓縮娛樂和教育開支，不再一家人同出游玩，報紙改訂一份，更不想什么名牌服裝了。這些是相對而言，富國與窮國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消費結構，不能同日與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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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群體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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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前面的論述，引申出來的概念和結論是：在我們這樣一個處于發展中階段的大國，整個地說，還是貧困或比較貧困、相對貧困的。我們的社會結構，逐步分層，出現了多種階層，對社會資源的占有，有多有少，甚至有或沒有；進而表現在收入分配上，也是有多有少，并且差距在不斷擴大。于是，人以類分：有富有窮；更深刻地評估：有強有弱。也就是說，兩極分化，在一頭出現富人即強者的同時，另一頭出現窮人即弱者。弱者成群，稱為弱勢群體，是對社會中一部分人的總稱，不僅對立于強者，并區別于中間群體。
　　弱勢群體這個名詞，并非土生，來自世界，英文為socialvulnerablegroup。對其定義也有多種，尚未統一。大家已經熟知的，有下列幾說：
　　鄭抗生等在1996年出版的《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和中國社會的轉型》一書中提出：“社會弱勢群體是指憑借自身力量難以維持一般社會生活標準的困難者群體。”
　　陳成文在其專著《社會弱者論》中認為：社會弱勢群體“是一個在社會資源分配上具有經濟利益的貧困性、生活質量的低層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會群體。”
　　鄧偉志在《讓“弱勢群體”從弱到強》一文中肯定：“弱勢群體是指創造財富聚斂財富能力較弱，就業競爭能力、基本生活能力較差的人群。”
　　還有其他說法，大同小異。如在國外，有人把弱勢群體描述為那些由于某些障礙及缺乏經濟、政治和社會機會而在社會上處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對這些人群，又稱社會脆弱群體、社會弱者群體。我國一度回避弱勢群體的名詞，改稱困難群眾，實質上是互通的，并且更淺顯易懂。
　　幾種說法，措辭不同，重點各異，也有相似。綜合地看，弱勢群體的特征，似可歸納為下列四點：
　　1.低職化或無職化。指在社會擔任的職業，屬于較低或最低的位置，甚至連什么職業都沒有。表現在對社會資源，分為管理（權力）、經濟（財富）、文化（知識）三大類，或者與他無關，或者有也很少。他惟一所有的，主要是作為一種勞動力，并且主要是體力，腦力和智力也不多。套用舊話，基本上是無產者，又是無權者和無智者。
　　2.貧困化。這是從低職或無職而來，收入分配不多，處于社會平均線下或分組中的低級、最低級。于是，一般只能維持生存和生活必需，生活質量不高，生活方式簡單，談不到發展和享受。無論是吃、穿、住、行和用，高檔品與他們無緣。在某種情況下，還會碰到不同困難，陷于缺食少衣、饑寒交迫。
　　3.脆弱化。除了生活上有困難和風險，更在政治上、社會上缺乏競爭力，和在市場上競爭力也不強一樣。因此，他們雖然應當和可能靠自己的努力來爭取改善其處境，但是機遇不多，并且風險不少，經濟社會上風吹草動，首先受害。如物價上漲，他們首當其沖；產生自然災害，他們抵抗力差。
　　4.邊緣化。這是上述諸因素的綜合，使他們作為弱者，經常、長期甚至永遠處于社會的邊緣，與中心有相當距離。在心理上也被人家看不起，即使輿論為他們打氣，始終不能成為現實。也因此，他們有自卑感，有依賴心，有時會逆化為敵視社會和他人，即使起不了作用。參見劉卓紅、胡宜安：《弱勢群體的基本特征》，《理論視野》、2004年第2期。
　　具體地說，能否這樣詮釋：弱勢群體是指社會上的部分人，由于先天或后天的條件制約，缺乏較強的競爭力，不能或只能很少地占有社會資源，因此只能獲得甚至不能獲得較好的社會職業，使其收入分配較少或很少，只能過著水平較低的、主要是維持生存的生活，同時缺乏抵抗種種風險的能力，也缺乏依靠自己努力來改善其境遇的可能性，并在政治上、文化上和心理上都處于社會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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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群體有哪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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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界定，只是原則，具體化到哪些人，也有各種說法。
　　人們知道，在2002年的“兩會”期間，《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出現（或是恢復）“弱勢群體”字樣，主要是四種人：下崗職工、“體制外”的人、進城農民工、較早退休的“體制內”人員。其實，這只是代表性，舉例而言，突出了重點，未包括全面。推而廣之，還有不少。
　　從下崗職工延伸，可以包括失業者、半失業者和待業者。“待業”這個名詞，久不用了，本來是指到達就業年齡而未能就業的人，現在已經納入失業一群。大學生畢業，相當時間未找到工作，也是失業者。半失業者，一般是指其職業不固定和收入不穩定，時有時無，時多時少。這些與下崗職工，本來有業，現在無業，來歷不同，現狀無異。
　　從進城農民工，可以延伸到相當多數的農民。本來，農民工來自農村進城打工，相對地說，其收入比務農多，就業機會也好一些。但是看實際情況，他們干最累、最苦、最臟和最危險的活，拿最少的工資，并且多數、長期被拖欠。所以，列入弱勢群體，是合理和必要的。但是這樣一來，令人自然地想到廣大農民，同樣處境困難，至少不比農民工好，否則又為什么要進城呢？特別是純農戶，種少量的田，種糧糧價賤，日子不好過；還有失地農民，補償有限，又無田好種，困難容易想象。可見，多數農民，應當在弱勢群體之列。
　　“體制外”的人，可能是指無業者，不是失去了職業，而是向來不在任何單位。這些人，基本上無收入，有也不經常，除靠家里贍養外，生活無來源也無保障。一旦失去贍養或贍養者下崗，其困難更大。這在城鎮有，農村也有。
　　較早退休的“體制內”人員，是指拿養老金（退休工資）不多的老人，其困難不想可知。何況，過去在困難地區或困難企業，包括從機關抽調去的，養老金較少還不能做到按期、足額發放。
　　從以上后兩種人，又能聯想到社會上有一批老弱病殘的人，同樣是收入不多或無收入，生活困難，應當列入弱勢群體。
　　這樣一來，弱勢群體的人數就多了。這是基本國情所決定，尤其在目前處于轉型期，體制在變遷，沖擊力很大，與外國特別是發達國家比，其弱勢群體除失業者外，主要是老年人、殘疾人、精神病患者和孤兒、單身母親以及吸毒者、酗酒者等，大不一樣。他們在分類上，相當部分是生理性的弱勢群體，其余才是社會性、經濟性的弱勢群體。由于國家大、人口多、發展不平衡，我國的弱勢群體還有區域性或地方性，在經濟欠發達、自然條件差和自然災害多的區域，弱勢者成群，有特殊因素，包括某些少數民族，成為弱勢群體形成和集聚的另一種情況。
　　對弱勢群體，有人還分為初級弱勢群體和次級弱勢群體。前者是指基本生活需要不能得到滿足而陷于困難者，后者是指基本生活需要雖然得到基本滿足而與其周圍人們相比，差距顯得過大者。這也表明，在不同地區，似該有不同標準。
　　對弱勢群體，有人建議，可以劃一道貧困線。其實，兩者有聯系，又不是一回事。低于貧困線的，無疑屬于弱者，而略高于貧困線的，既不屬于強者，就不一定擺脫了弱者的身份。這在掌握上，還是要從實際出發，有一定的彈性。
　　以上為弱勢群體試作界定，總的是適當定性，不可能精確定量。弱勢群體的劃定，并無明明白白的邊際，主要是設置一個概念，認知社會人群中有這樣一群弱者。他們的大多數，不可能僅是依靠自己的努力來改善自己的命運，應當得到各級政府、社會和其他人的關懷、幫助和盡心、盡力。
　　以下來為幾種主要的弱勢群體進行掃描和寫真，希望博得大家的同情和重視。古語云：“一人向隅，舉座為之不歡。”在神州大地，在我們周圍，還有這樣和這么多的弱勢群體，我們是不能不為之感到不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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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貧困農民的實際情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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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到弱勢群體，大家會不約而同地首先想到的是農民。農民，千百年來一直占全國人口總數的最大比重。在二元結構的格局下，農業是弱勢產業，農村是弱勢地區，農民中的大多數屬于弱勢群體，弱勢群體中的大多數也是農民。農業、農村、農民，簡稱“三農”，是中國當前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難中之難。10多年來的兩位國務院總理，都同樣地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和艱巨性。朱鎔基同志還曾說是最“頭痛”的事。這方面的情況、信息和資料以及議論意見，浩如煙海，可以說是瞧不清、說不完、辦不好。限于篇幅，本書只能點到幾個主要問題，舉出若干典型事例，不容過分深究下去。因為這方面的情況，大家已是耳熟能詳。
　　對中國農民的現狀，光用數字，如人均純收入從改革前的500元左右至2003年增加到近2500元，增長了約4倍；絕對貧困人數從占總人口的1/3（主要是農民）降低到僅3000萬；農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從近70%降低到稍高于50%等等，是必要的，但很抽象。尤其是從總數和平均數，反映不了其中貧困農民的具體面貌。所以，同樣必要的是，應當找些事例來表明廣大農民中還有弱勢群體，引起正視、重視和驚視。從媒體看，事例隨手可拾，只能酌舉少數有代表性和有故事性的。
　　也找一個上書總理的事，最近《東西南北大學生》發表一位19歲的女大學生曹裕，2003年7月份的暑假社會實踐，到家鄉湖南桃江縣進行調查，寫出5000字的報告。提到兩例：一例是走進一位70多歲的老奶奶家，老人的兒子死了，女兒、女婿去打工了，自己一人獨住，“一身的病痛沒錢看”；見到客人來，說要好好待客，結果只是熬了一鍋粥；端著粥碗，曹裕流淚了。另一例是她到一位40多歲的伯伯家，3個兒子，老大才14歲就輟學了，對曹裕說：“姐姐，其實我不想讀書”；但從孩子眼神，曹裕分明看出，孩子實在是太想讀書了；曹裕安慰他，自己又流淚了。這個報告，都是小事，寄給溫家寶同志后，信訪局回了信。
　　農民為什么還窮？最近《雜文報》登了一則短文：《算賬》。作者回鄉，父親說收300多斤玉米，每斤價在5角左右，共賣150元，扣去種子、肥料，不算工錢，只剩70元了。至于其他種稻麥的賬，報道不少，在2004年調價前，有的竟是收不抵支。因此，不少地方出現撂荒。那么，農民又有什么收入呢？
　　于是，導致了又一種悲慘情況。《中國社會導刊》2004年第一期刊登陳捷生的《稚嫩的離合》，講的是：
　　第一次見到劉耀佳老人，是在芳村區胺口客運站附近。那時候，老人正呆坐在馬路邊黯然神傷，一身破舊的衣服上沾滿了塵土。老人是廣東離州曹江鎮溪朗村的農民，今年62歲，兩個兒子一個7歲，一個9歲。2003年10月17日上午，他在廣州街頭當街宣稱愿意將自己的親生孩子送給好心人領養。
　　我們趕到時，老人的小兒子剛剛被送走，大兒子獨自在一旁嬉戲玩耍。由于孩子十分頑皮，身患殘疾的他不得不用鐵鏈鎖住孩子的腳，以防走失。孩子的靈動與老人的愁悶總是對比鮮明。
　　天意弄人。老人前妻早亡，為了將兩個小孩養大，娶了一個比他小24歲的外地婦女來持家。女人相夫教子，生活倒也算安穩。2001年，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讓老人的左腿殘廢，這也成為了一場家庭戰爭的直接原因。女人最終跟著別的男人遠走高飛了。老人的生活陷入窘境，與兩個未滿10歲的孩子相依為命。
　　孩子不能跟著受苦！老人的愿望很簡單：孩子能夠吃得好，穿得好，跟別人家的孩子一樣有書念……經歷了一番思想斗爭，他最終動了送子念頭。10月16日晚，他攜著兩個兒子，搭乘熟人的車到了廣州。
　　上述地區，順手拈來，有湖南和廣東，過去有話：“湖廣熟，天下足”。現在情況變了，產生糧食安全問題，難怪有位洋人要問：誰來養活中國？
　　到了更后進的地方，情況更加嚴峻。《解放日報》2004年6月4日刊登黃慎盈等的《“西海固”告訴我們》，講的是：處于寧夏的西海固，成了貧窮的代名詞。一些家庭全年純收入只有120元，有些家庭甚至沒有收入。他們的生活始終圍著土豆轉，種土豆、吃土豆、賣土豆。但是，西海固的孩子也想讀書，雖然有的沒有出過鄉。恰恰在這個被聯合國糧食開發署認定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方，一個15歲的女孩馬燕，從小學四年級起，寫下四本日記，被法國記者發現，在巴黎出版，列入了暢銷書排名榜。書中記下不少貧苦生活的事，如2001年7月13日：“母親把饅頭蒸熟了，她就喊父親進屋吃饅頭。我也跟了進去，就把下午剩下的黑面飯盛了一小碗吃，吃完了我想再盛一碗，可是小弟都給吃完了，我就問母親我可以吃一個饅頭嗎？母親說明天吃吧，今天不能吃。我說我吃一個小的，母親還是不讓。我就出來睡在外面，看著天空的星星想，開始責備母親，連夜里的飯都不給吃。我偷偷地流著淚。”又如同年12月6日：“因為菜吃完了，從昨天到現在一直吃淡飯。今天下午我把飯打來，和弟弟分了。他說沒菜叫人怎么吃得下去？氣得我只是流眼淚。我哪里給你弄菜去呢？買菜又沒有一個錢。說沒錢吧，我身上倒有一塊錢，可我就是舍不得花，硬著心吃淡飯也不愿花掉一分錢。因為這錢是父母辛辛苦苦用血汗換來的。每當我買學習用具時，掏出錢時，就想起媽媽的那雙手。今天在吃淡飯的過程中，我吃得非常香。老人常說：吃淡飯眼睛瞎呢！但我今天卻沒有瞎。這就是說，老天爺還是有眼的。”這種生活，不在當地或親臨當地，是無法想象和難以置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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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貧困農民的實際情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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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農民？有人認為，不該泛指“農村居民”，而應當是專指“農業居民”，尤其是純農戶和種糧戶。那么，這幾年來，他們的收入幾乎沒有增加，有的年份甚至下降。貧困農民，主要是他們，在農村占多數，也是弱勢群體的多數。
　　寫到這里，不得不補上一段光明的尾巴，否則會令人喪氣的。《經濟日報》2004年3月2日發一則通訊，講的是江蘇昆山的大唐村，把耕地的近一半拿來種植花卉苗木，2003年人均收入9500元，先后獲得文明村、衛生村、農業現代化示范村等榮譽稱號。他們有征地補償、拆遷安置和社會保障的“三道防線”，達到人人有技能、個個有工作、家家有物業的“三有工程”。這種富裕的農村，各地都有，但目前還是極少數，而給人們以希望，在未來。至于江蘇的華西村、河南的南街村等，主要靠辦企業，雇傭大量外來工人，使本村村民致富，已經不是嚴格意義的農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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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失地農民和拆遷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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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以種地為業，耕地是其主要生產資料，也是他們生活來源和人生保證。中國人多地少，人增地減，人均耕地已從20世紀中葉的四五畝不斷下降到當前的不到2畝，在各地很不平衡。即使這樣，以占世界耕地的約7%養活了占世界20%強的人口。依靠這一二畝地，每個農民辛勤耕作，長期來過著儉樸的日子，并供養著非農業人口，其事跡是可歌可泣的。
　　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土地的用途越來越廣，不僅是種莊稼，還要修路、建房、造廠，為工業化、城市化作出貢獻。于是，部分農民與祖祖輩輩傳襲下來的土地剝離了。出現一個新詞：失地農民。失去土地，農民干什么、靠什么？還叫農民嗎？一串問題相繼而來。并且，這不是個小數字。國土資源部公布，近10年來，農村土地征用面積達到1億畝，最近幾年每年都在1000萬畝以上，相當于10個大縣。沿海發達地區的省，每年要減少相當于至少一個縣的土地。
　　對失地農民的處理和安排，先后采取和推行不同辦法。大體上有三種：一種是轉化為市民，并給以就業；一種是給以貨幣補償，一次性或長年分發；一種是以土地換社保，給以生活保險，甚至住房。但是，面對大量失地農民，就業安置不可能了。試問：1億畝土地，至少5000萬農民，城市管得了嗎？于是，貨幣補償成了主要方式。補償多少？這涉及雙方或三方利益，即農民為一方，征用者或連同當地政府為另一方。雙方處于不平等地位，權在政府，并偏袒征用者。
　　《經濟日報》2003年11月18日有記者王新亞等寫的一則報道，題為《失地農民：一個值得關注的人群》。講到安徽合肥包河工業園區，政府一聲令下，6000多名村民就遷移一空，本來答應給每人1萬元補償安置費和青苗費、搬家費等，半年過去，只拿到900元。在自家尚未拆完的樓房前，趙成芝不停地哭泣；她家樓房兩年前剛建好，花了10多萬元，耗費一輩子心血，現在完了。老會計吳玉平說，有田地的話，上能養老下能扶幼，現在就是一人給1萬元，也不敢想象今后的日子怎么過。這篇報道在“積重難返，癥結何在”的小標題下，列出5條：
　　——沒有把好公平關，不僅土地征用補償標準偏低，而且又沒有社會保障措施配套，近憂遠慮使失地農民不斷上訪；
　　——“圈地風”盛行，“征而不用”現象非常普遍，失地農民意見很大；
　　——“低征高賣”農民十分反感；
　　——暗箱操作，腐敗孳生；
　　——征地補償安置費分配混亂，村級留用資金管理失控。
　　征用土地，常以開發利用為名。究竟怎樣？椐新華社6月24日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盛華仁報告執法檢查組的實施情況時說：全國開發區多達6015個；規劃面積3.54萬平方公里，其中相當數量是耕地，而且有的是高產農田；截至2003年初，在建和擬建大學城46個，建地面積超過40萬畝；目前已建、在建和擬建高爾夫球場306個，遍及26個省市，占地48.8萬畝……針對這些問題，有關部門已經做出決定，有所“堅決制止”。但是，能否真正貫徹，還要拭目以待。否則又將有多少農民棄土棄家，流離失所。所以有此懷疑，有人指出：僅僅土地的含金量就足以使貪官和奸商垂涎欲滴，躍躍欲試。在高額的回扣和“勞務費”面前，什么良心道德，什么為人民服務，什么“以民為本”，都可以棄之不顧。杜光：《保衛耕地，解救農民》，《同舟共進》，2004年第八期。
　　至于湖南省嘉禾縣在拆遷中的違法違規和江蘇省常州市的“鐵本”事件，反道已多，國務院在處理，不再贅述。
　　經過失地農民上訪，社會輿論呼吁，中央政府規定，情況開始好轉。有的地方改用新辦法，如土地入股，參與真正的開發分紅。福建省福清市鏡洋鎮發展農產品加工企業和配套生產企業，新增稅收地方留成部分以50%返還鄉鎮，再以50%返還村里，村里又以至少30%給失地農民作為“分紅”，使他們失地不減收。
　　與土地被征用、住房被拆遷的農民相類似，還有因搞工程而搬家的“移民”。據《中國青年報》載，50年來，中國大型水電工程共有1600多萬移民，除了安置好、生活有所改善或未下降的，約有1000萬人處于貧困之中。如廣西大化瑤族自治縣在怒江建巖灘水電站，由于重工程、輕移民、低補償，加上后期扶持力度不大，結果造成先進的電站、落后的庫區、貧困的移民。水電站創造巨額財富，移民每月只領24.5斤大米，他們靠水電站，家里卻沒有電燈，原因是“用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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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的政治權利和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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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作為弱勢群體，首先弱在經濟上，而又不限于經濟，還弱在政治上、社會上以及文化上和道德上、心理上。
　　我國經過長期封建制度的澆鑄，等級觀念和等級制度是根深蒂固的，一切按等級劃分，不同等級的群體享受不同的待遇，而農民始終處于最低層。有篇文章林光彬：《社會等級制度和“三農”問題》，《讀書》，2002年第2期。指出：“產業有優劣之分，優先發展的產業享受特殊的優惠政策，不受重視的產業往往是被剝削的對象；地區有高下之分，發達地區是國家關注的中心，得到國家較多的投入，而落后地區則處于相對被歧視的地位。”接著說：“在經濟上，農民像一袋馬鈴薯，形不成集團力量；在就業上，農民受到各種限制，缺少流動的自由權利；在公共服務上，三農屬于最后考慮的范疇，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在社會保障和國家福利上，農民處于自然狀態等等。”這些，可能近年來有所轉變，但是不能低估其習慣性。
　　這篇文章同時提到：“在政治上，農民缺少參與的平等機會；在政策上，農民是被動的接受者；在行政上，農民是被管理的對象。”
　　能夠為上述論斷作實證的，有另一篇文章陳宏生：《國大黨勝出的啟示》，《同舟共進》，2004年第八期。，提出：“在我國，農民在經濟上處于弱勢地位。那么，在政治上呢？我們農民今天享有何等的政治地位？兩者又存在怎樣的因果關系呢？農民苦，農民窮，不能老是停留在這一層面上說問題吧？有人統計過，在全國人大代表中，9億農民所占份額根本不成比例。更嚴重的是，這一小部分的所謂‘農民代表’，也大多數是地方官員和那一部分‘先富起來’、社會地位較高的農村新貴，他們的政治和經濟訴求與廣大農民相去甚遠。也就是說，占全國人口約2/3的農民的政治發言權與參與權都十分有限。中國農民不但是經濟上的弱勢群體，更是政治上的弱勢群體，而政治權利的缺失，無疑極大地妨礙了他們經濟地位的改善。”作者進一步認為，李昌平發出的“給農民以國民待遇，給農民以基本權利”的呼吁并非無的放矢，更非言過其實。
　　前些時候，推行基層民主，實行政務公開，執行村級民主選舉，讓海內外學者興奮了一陣。從典型看，確有進展。但是有人考察，在面上，農民對選舉的興趣不大。原因是這對解決農民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用處并不太大。何況，相當多的地方，幾乎所有男性青壯年和多數女青年，算是有文化的，都出去打工了，選舉只好在似乎最缺乏政治能力的老弱婦孺中進行。
　　再看當前海內，有多少人看得起農民即所謂“鄉下人”？一般市民即所謂“城里人”看不起，不少官員也看不起，甚至農民自己也有自卑心理。最近去世的杰出經濟學家揚小凱說過，三農問題本質上是一個道德問題。
　　中國農民是善良的，又是勇敢的，他們中有人會為維護自己的權利而挺身。河南省宜陽縣有一位52歲的農民叫王幸福，歷時10個月，自費秘密調查230多起“暴力抗稅”事件，結果卻顛覆了原來的結論：“暴力抗稅”變成了“暴力征稅”。在調查中，被鄉政府和派出所人員盤查，責問：“誰給你的權利？”他答：“憲法給我的權利！”他的調查報告有100多頁，最終揭開真相，引起國務院有關領導和河南省政府的高度重視。這件事，刊登在新華社的《半月談》上，經各大網站轉載，博得千萬人的怦然心動和肅然起敬。
　　我們的官員中，也不乏有愛民、親民的。2003年9月，一本《向農民道歉——一個縣委組織部長的駐村手記》，作為內部資料，在陜西省縣級以上干部中間流傳。作者馬銀錄，1974年入伍，轉業后任白水縣委副書記和組織部長。他深入農村三個月，接觸到不少情況，如群眾背后說他們是“一幫狗東西”，在一家看到一件血衣，一位村民的老婆喝了“敵敵畏”，發現農民“有一肚子苦水、一肚子悲傷、一肚子憤懣”。馬銀錄不怪農民，認為責任在政府，并盡量解決好存在問題，很快得到農民的贊揚。他說：“農民是好的”！這篇手扎，后來發表在賈平凹主編的《美文》2003年第一期，不少報刊作了轉載或摘登。
　　有王幸福這樣的農民，有馬銀錄那樣的干部，農民作為弱勢群體，一定能夠得到正確對待，漸漸地改變其弱勢，終于不再是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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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盲流”正名為“農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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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工潮”是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但據考證，在以“洋務運動”為代表的晚清工業化初期，梁啟超主辦的《時務報》就有記載：“中國工人伙多，有用之不竭之勢。……上海如此，他處尤為便宜，蓋該口工價已較內地豐厚，致遠方男女來謀食者日繁有徒，雖離家不計也。”估計，20年代未30年代初，離鄉進城的農民至少有1500萬人呂新雨：《“民工潮”的問題意識》，《讀書》，2003年第10期。，成為馬克思所說的產業后備軍，初具規模了。
　　建國以后，城鄉分治，即使推進工業化，也很少向農村招工。相反，城市的勞動力還不能自行消化，于是有不止一次的動員市民“上山下鄉”，特別是對知識青年即新生勞動力。但是，由于存在二元結構，城市居民的生活條件明顯地好于農民，在農村出現了“跳出農（龍）門交好運”的呼聲和期望。到80年代，除了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就地轉移部分農民，叫做“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外，不能阻擋越來越多的農民，迫于生計，自發地進入城市謀生、找出路。
　　對這部分人，開始稱“盲流”，即“盲目流入城市”，在取締之列。已是新世紀的2001年，《華西都市報》有一條新聞，標題就是《圍剿盲流》，說的是成都市公安局調集數千民警、武警等，對城區和周邊地區治安復雜地段進行清剿（注：不加引號），抓獲一批外地盲流人員。他們多數是來自農村的民工，如有一個來自井研縣的農民，用兩輪摩托違章載客，收費5元，處罰1000元；還有一個遂寧縣來的農民黃某，從事收荒（收購廢舊物品），受到保安人員暴打，打在他剛做過腎結石手術的部位。這就是農民進城找工作最早碰到的待遇，粗暴、惡劣、殘忍！
　　不久，“盲流”的名詞逐步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民工潮”。這是指在每年春節前后，進城打工者回農村去過年并在過了年后再出來的高潮，也指民工越來越多，成千上萬，勢如潮涌。對“民工潮”的報道，大家記憶猶新，學者們的論述也多。如上面的引文，就指出：民工潮首先是由于農業負增長，是土地與人口關系比例不協調的結果，還是“城鄉綜合癥”惡性循環的結果。在此前后，“農民工”的稱呼出現，并比“民工潮”更規范，就約定俗成了。但是，在一般的字典和《辭源》上對“民工”有說法，不全適用于農民工，而對“農民工”來不及給以確切的詮釋。望文生義又會有不同理解：是農民來做工呢，還是來自農村的民工？或者兼而有之：一是沒有完全擺脫農民的身份，二是開始有了民工的社會職業。落腳到工，不是說已經變成了工人，而是僅在打工，具體說是臨時工、合同工甚至什么工種都不是，有什么事干就干什么，處于流離和不確定狀態。這是中國在特殊的歷史時期的一種特殊的社會職業和社會身份。有時簡稱“民工”，拿掉“農”字，不很確切。
　　農民工不是少數，在人口總數中不止一個零頭。據報道，本世紀之初約七八千萬人，后來有個統計是9400萬人。到2002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分析表明，目前全國有流動人口超過1.2億，其概念大體上即農民工。以后，又是每年增加400萬～500萬人。有人算了一筆賬，農村勞動力約4.7億，實際需要2億～2.5億（全國19億畝耕地，每個勞動力承擔5畝～8畝），加上鄉鎮企業用工約1.3億，至少還多余1億～1.5億。現在到城市就業以1億計，不少于甚至超過了城市原有的就業者。
　　農民工的來龍去脈，大體上是：來自欠發達地區的人口大省占多數，如四川（原來包括重慶）外出農民至少1000萬人，湖南、湖北和河南、安徽各有數百萬人；去向東南沿海發達省市的也占多數，如廣東吸納2000多萬人，其中深圳、東莞各有三四百萬人之眾，上海、北京和江蘇、浙江各有數百萬人；省區內流動占一半以上，跨省區流動也有4000萬人左右。
　　正名為農民工，定性煞費斟酌。《經濟日報》在2003年8月組織了一次討論，仍是見仁見智不一。有人說：農民工是尚未被承認的產業工人；有人說：農民工還有不同于工人的自身特點。有人認為，農民工目前沒有取得新產業工人的資格；有人認為，農民工只是城鄉雙向的邊緣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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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與回報的不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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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進城和鎮，作為農民工，其貢獻是突出的。不少文章已有估價，可以歸納為。
　　（1）擴大了城市的勞動力資源供應，特別是補充了某些特殊工種的不足。
　　（2）促進了城市二、三產業的發展，有利于維持和降低其工資成本。
　　（3）增加了城市的購買力，對城市商業和飲服業的發展，作用更加明顯。
　　（4）推進城市化，提高城市化率，為城市做大、做強提供新的動力。
　　（5）發展城鄉交流，密切城鄉聯系，為城鄉一體化的前景作了有益的鋪墊。
　　（6）開辟和繁榮了勞動力市場，優化了人才配置。
　　貢獻與回報本來應當一致，但是，原來的城鄉差別沒有因農民進城務工而消失，卻是也帶進了城，繼續在市民與農民工之間劃下鴻溝。與此相應，農民的弱勢群體屬性也沒有因成為農民工后就發生任何變化。
　　農民工干什么？多數回答是：他們在城市從事的是“非正規就業”。也就是說：他們沒有取得正式的就業身份，地位很不穩定，一般稱“臨時工”。分為兩類：一類是在非正規部門工作；一類是在正規部門擔任非正規工作。非正規部門（Informalsector），國際勞工組織定義為：“發展中國家城市地區那種低收入、低報酬、無組織、無結構的很小規模的生產或服務單位。”除了工資低外，還沒有或很少福利保障，并且與雇主的勞動契約十分松散。正規部門，農民工難進入；即使進入，也多是編制外的臨時工。李強、唐壯：《城市農民工與城市中的非正規就業》，《社會學研究》，2002年第6期。
　　幾份調查資料指出：農民工的工種，多數是城市中最苦、最累、最臟甚至最危險的活，如建筑、裝卸、運輸、清潔、環衛和餐飲、零售、服務以及紡織、服裝、五金等勞動密集型行業與冶金、化工等小企業。《發展導報》2001年有一份問卷調查，暴露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每周工作5天的占8.4%，6天的占18.1%，7天的占73.5%；每天工作8小時的占55.5%，9小時～12小時的占35.3%，13小時以上的占9.2%。以致工余，除做生活雜務，基本上用來睡眠，談不上學習和娛樂了。
　　《時代潮》2003年第2期刊登記者寫的《透視廣東“外來一族”》，講到“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在不少外來人眼里，廣東意味著夢想、機遇和成功。確實有人在這塊南方的熱土上創了業、發了財。文章接著說：“但并非所有的人都這么幸運，真正能夠從一個‘打工者’變成‘百萬富翁’的畢竟是少數，大部分人還是年復一年為生計而漂泊。在廣州天河區的一個小區門口，記者每天都會看到一對夫妻守候在自己的板車旁，等著別人雇他們。夫妻倆來自湖南的一個小山村，家中三個小孩在上學，而家庭所有的開支全部寄托在這輛不起眼的板車上。據男主人透露，要是好的年份，一年還可以掙個一兩萬元，在老家這是一個不敢想象的數目。”這是幸運者，所以吸引著農民進城。
　　更多的如《雜文報》2003年3月28日石飛寫的《農民工頭上一把刀：同工不同酬》，第一段是：
　　一位來自安徽天長的戴姓農民工兄弟告訴我，他今年48歲，已經在某保潔公司連續工作了10年，月工資始終300元，10年一貫制。這家保潔公司共有600多名職工，其中“農民工”400多名，“市民工”100多名，干的都是一樣的掃大街的活。“農民工”不管工齡長短，一律都是臨時工，報酬全是一個“死制子”每月300元，且無星期、無假日、無獎金、無加班費、無社會保障。而“市民工”不管工齡長短，一律都是正式工，有節假日，享受各項保險和福利待遇，月工資至少800多元，一般都在千元以上，年終還有幾千元獎金。“農村人到城里混飯吃不容易，低人三等呀……”末了，這位戴氏農民工兄弟哽咽著說，淚在眼眶里直打轉。
　　《社會科學報》2002年5月2日發表兩篇文章，僅看題目，就知意思。一篇是曹錦清、葉君寫的《農民進城：難以言說的平等》；一篇是張樂天寫的《階層歧視：社會發展的障礙》。前一篇談到，一些學者建議城市辟出“貧民區”，這不是不要生活成本，而是把成本盡可能降低；但是，“貧民區”的基本衛生防疫、治安管理、建設費用就會徹底瓦解地方政府的財政體系。他認為，農民大量進城，雖然從表面上看緩解了城鄉二元對立，實際上把矛盾從鄉村搬到了城市，變成城市中兩大等級的對立。可見，農民進了城，成了農民工，而城市的回報，絲毫沒有改變他們的弱勢群體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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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頻出現的“跳樓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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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和網上不斷豐富人們的詞匯，近年來常見的有“跳樓秀”，指的是有人要跳樓，又舍不得什么，在（高樓或寶塔、或電線桿）上思想斗爭；于是圍上一堆人，警車也開來了，一邊勸說，一邊在地上放著軟墊；有時也有人起哄：“跳吧！為什么不跳下來？”多數懸崖勒馬，個別釀成慘劇。
　　“跳樓秀”的主角有各種人，各有各的苦衷。但是，其中最多的是農民工；為什么？大部分是為了討工資。2004年8月14日的《新華日報》報道8月1日到4日，江蘇常州就有三起，其中一起有4名民工爬到60米高的塔吊上，宣稱“見不到錢決不下來”。這篇報道的題目是《民工討工資非得上演“跳樓秀”？》
　　農民打工，為了掙錢，掙到多少，前已述及。要算大賬，農業部曾宣布：2002年全國外出就業的農村勞動力超過9400萬人，打工總收入約5278億元，寄、帶回家的約3274億元。這樣計算，人均收入為5615元（每月468元）；寄、帶回家人均3283元（每月290元）。按此數字，如再折算到家庭人口，只略高于中西部農村，而大大低于一般城市。
　　再算細賬，2004年2月18日《新華日報》有位記者看到一位蘇北漢子的記賬本，摘錄發表如下：
　　收入：①每天老板給2.5元做早餐費，共105元；②一月二日老板支付42天工資，933元；③二月十五日掙一天工錢，25元。收入共計1063元。
　　支出：①每天早餐1元到1.5元，共42.5元；②給女兒寄居處打了5次長途電話，每次1到2分鐘，共7.9元；③過年回家前給女兒買了一本初一數學輔導，8元；④元月三日回家車票，43元；⑤過年買魚，7.5元；⑥豬肉10元；⑦祭祀用黃表錢，2元；⑧過年理發，1元；⑨洗衣粉等生活用品，10元；⑩女兒今年新學期開學，向所在學校上交學費360元，住宿費100元，伙食加工費100元；交小麥74斤后（去年家里的存糧，不是今年的收入），再交17元給學校充當剩余的26斤小麥款；合計交給學校575元；購買除草劑，80元；今年2月14日來南京，路費50元。支出共計836.9元。
　　收支相抵，一兩個月下來，只余226.1元，用于糊口很勉強，養家就不容易了。也有另一種評價，出于政府官員，認為農民工一年收入5000元左右，相當于種25畝地的純收入。
　　離鄉背井，拋妻別子，農民工外出，年終要歸家，帶回來什么？有歡樂一面，報道“打工返鄉潮引發消費潮”，紛紛購物，從零食、香煙到衣服、首飾，為小商品市場打造繁榮氛圍。但是，隨之而來的有另一種聲音，在返鄉潮的同時興起索薪潮，辛苦了一年，年底拿不到工資，被克扣了，被拖欠了。這兩年來，人們已經熟知這個情景，毋需再舉。讀到一些豆腐干小文章，題為《農民工怕回家》、《又愛又恨“包工頭”》以及《克扣工錢的五大損招》等等。怕回家，是家鄉對農民工期望大，村里要贊助，親友要禮金、禮品。對包工頭愛，是靠了他才有工做；恨，是做了工拿不到錢。克扣工資的損招有不簽合同、工資沒有標準；口頭承諾好，到時打折扣；記工不規范，加班加點不給報酬；秋后算賬，東扣西扣，所剩無幾。2004年初進一步發現，不是包工頭不發工資，更多的是工程單位，大多屬于國有，借了銀行貸款，也欠了包工頭，才造成一環扣一環的“三角債”。這已不是秘密，全社會都明白。
　　農民工追工錢，終于驚動了最高層。2003年年底，所有媒體都報道了《溫家寶為農民工討工錢》的熱點新聞。接著，全國總工會統計，拖欠農民工工資在1000億元左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切實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問題的通知》；有關部門和不少地區貫徹執行，發文開會，聲勢不小。幾個月后，據說，已經追討了700億元，完成了70%左右。還有30%，相當300億元，至少涉及500萬農民工，沒有下文。后據報道，全國累計拖欠工程款3660億元，建設部表示，2006年底前全面解決。能否理解，還要等待兩年之久?
　　到2004年下半年，農民工繼續演出“跳樓秀”，大家已經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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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冒出了“民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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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陳述，偏于負面。當然，正面新聞也有，除了各地各級黨委和政府關懷農民工，做出決定和采取措施外，還有農民工從打工到創業、做了大小老板以及發奮讀書、成了博士等。而最近令人驚奇的，是忽然一下子冒出新聞，以廣東為先，發生了“民工荒”。為什么？怎么辦？引起若干議論。
　　2004年6月22日的《法制日報》發表“不敢來泉州打工”的消息。這篇新聞，首先講泉州的企業用工如何面臨“嚴重春荒”。說泉州企業很多，年吸納民工百萬人以上，其中八成來自外地。但2004年以來“缺工”現象卻非常突出，有很多企業打起“急招”、“急聘”的招牌仍招不到人。據行家估算，全市民工缺口達20萬人。
　　接著又說都是因為泉州的部分企業“不講誠信釀惡果”。尤其是這里的一些民營企業，“誠信嚴重缺失，較普遍地存在著違反勞動法等法規的行為，不善待打工者”。還舉例說四川一個打工者在這里干了11個月，最后只拿到270元錢。然后話題一轉，點出主題：“民工發誓永不再來。”為什么“永不再來”？因為泉州“工資偏低，拖欠工資嚴重，不簽勞動合同，扣押勞工身份證。而且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勞動環境惡劣。工人一天工作11小時～12小時，一個月僅休息一兩天是普遍現象”。
　　2004年8月5日的《南方周末》發表薛涌的文章《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一個契機》。這位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認為，“民工荒”的本質，是中國在21世紀初還在死守著上個世紀70年代末的發展戰略。眾所周知，由于改革的成功，25年前的中國和當今的中國在經濟上完全是兩個“國家”。25年前，中國一貧如洗，沒有基本的發展資金，除了依靠廉價的人力資源、走勞動力密集型的道路，別無他途。如今，中國已經完成了初期的資本積累，并且很快就會面臨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勞動力不足的危機。但是，我們卻沒有根據這兩個完全不同的經濟現實，完成必要的戰略轉型。他說，對基礎教育特別是農村教育的嚴重忽視，以及城里人對外來人口的歧視，使大批民工子弟失學。一旦我們需要提高產業層次，提高對工人的技術要求，下一代勞工就馬上會因缺乏必要的教育而有訓練不足的問題。
　　江西財經大學余桔云的看法是：不少專家和媒體認為，出現“民工荒”的主要原因在于農民工的勞動條件惡劣，工資水平過低，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他們無法忍受，紛紛離去。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層面而已。“民工荒”的實質是社會對農民長期歧視的必然結果。
　　農民工長期處于城市社會的最底層，不僅飽受經濟上的不平等待遇，還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在經濟上，農民工被排斥在社會福利體制之外，公共的養老、醫療、教育與農民無緣，中國的社會福利只屬于市民。在職業選擇方面，農民工由于受到戶籍制度、城市管理政策的種種限制，即使是有技術、有文化、素質又好的民工也只能從事市民不愿干的3D工作（Dirty骯臟，Dangerous危險，Demanding急需）。另外，人的需求會隨著社會的進步而提升。解決溫飽后的農民在賺錢的同時還希望得到社會的尊重，可是農民工處處受歧視。
　　總之，農民工從農民轉化來，但是同農民一樣和一起，至今的大多數還屬于弱勢群體，雖然所在和所為有了變遷。第5章城市貧民：待業、失業和下崗、買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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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趨嚴峻的城市貧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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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上一個世紀的晚期，1997年11月1日的《文匯讀書周報》第16版“國情參考”上大半頁是《中國出了個富人層》，下小半頁是《低收入群體窘態叢生》。后者主要講城市，指出我國居民的總體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同時各類人員的生活水平差距也在不斷擴大。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化，市場機制作用的加強，一些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或被淘汰，伴隨著產業結構和企業組織結構的調整，出現了一批破產、停產、半停產企業的職工以及下崗、待崗人員，加上一些收入低、生活困難的離退休人員、無業人員和社會救濟對象，構成城市居民中的低收入群體。把城市居民家庭分為貧困、溫飽、小康、比較富裕和富裕5層，1994年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貧困戶，約占調查總數的4%，共280萬戶。還有年收入在5000元～10000元的溫飽型家庭約占34%，共2400萬戶，主要是普通居民家庭和沒有額外收入的工薪階層，亦屬低收入者。特別是從近一個時期的動態情況來看，城市低收入問題有日趨嚴重的趨勢，不僅許多居民收入增長幅度下降，還有相當一部分居民收入出現負增長。據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資料測算，1990年1月～5月，35個大中城市職工有40%家庭減收，1997年上半年全國城鎮居民家庭減收面為43%。在減收戶中，絕對減收戶占77%，扣除物價因素(注：指當時的通貨膨脹）后的相對減收戶占23%。低收入戶的普遍特征是家庭規模大、就業人口少、無收入人口多、負擔系數高。這在不同行業和不同地區之間也存在較大差異，中西部欠發達城市占貧困戶總數的85%，其中中部省區占56%，西部省區占29%。
　　到了新世紀，情況沒有根本好轉。
　　2001年8月17日的《經濟學消息報》，頭版首條是《中國城市貧困問題被嚴重低估》。講的是長期以來，認為城里人的日子比農村好過，根本不存在貧困問題，但近年來問題日漸突出。經過8年探索，中國政府推出“城鎮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個偉大的進步。但據民政部2000年9月提供“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會議的背景材料，2000年6月實際處于低保線以下的人口是1382萬，而當時領取低保費的只有303萬人。原因是各地設下不少條條框框，如處于勞動年齡的、沒有工作一律視為獲得最低工資；發不出工資或沒有領到下崗職工生活費的，一律認為由單位對個人負責；凡是女性佩帶金首飾的家庭，或者家里有電視、冰箱等電器的，不在考慮之列……本文作者是國家計委的楊宜勇。他提出，美國的貧困人口定為4202萬，享受貧困線救助的相當于總人口的14.5%；印度為6%。而我國當時為320萬人，只占城鎮總人口的0.8%；如按6%計算，應有2400萬～3000萬人，而1994年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的推算，中國城鎮居民的貧困人口有近5000萬。結論：貧困線制定偏低，低保線控制過嚴。
　　2001年8月28日的《發展導報》，“新視點”欄轉摘《中國經濟時報》的文章：《城市貧困層日漸凸顯》，指出：從有關統計分析數據看，我國城鎮居民生活步入了小康水平，人均GDP達到800美元，恩格爾系數降到0.4以下；但是，全國城鎮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和生活仍處于溫飽和貧困狀態。盡管我國已在農村反貧困道路上取得了顯著成就，但日漸突出的城市貧困問題尚未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解決城市貧困仍面臨眾多壓力和困難，既有理論的不足，也有實踐的欠缺。
　　以上偏于理論，得到實踐驗證。另看2002年1月18日的《作家文摘》，“社會走筆”欄轉摘《南風窗》的張立勤文章：《直面城市貧困現象》，列出一系列悲慘景象。例如：沈陽這座曾經是中國最大、最輝煌的工業城市，現在流傳著各種關于貧困的民間文本，大廠云集的鐵西區，工人村成了“度假村”，70萬下崗職工在這個39平方公里的傳統重工業區里奔波、游蕩，無事可做：51歲的王亞君，4年前，21歲的兒子患上白血病，兩年后去世，留下10多萬元的外債，他自己也患有嚴重的甲亢，拖了好幾年不治，因為沒有錢，幾乎95%的下崗職工家庭沒法按時交納醫療保險。又如：曾經是京廣線上最飽滿的一個亮點武漢市，處于不東不西不南不北，也在沉默中失落，大街小巷經常能看到一群群“麻木”（裝著灰樸樸頂篷的人力或電動三輪車）在烈日下等待或在警察嚴厲的注視下倉皇逃竄，這是下崗失業家庭微弱的生計支柱，使政府遲遲下不了封殺的決心。
　　有一篇調查報告做了比較系統的解剖。尹海潔、關士續：《經濟轉型與城市貧困人口生活狀況的變化》，《中國人口科學》，2004年第2期。通過對2002年哈爾濱市南崗區的調查抽樣數據分析表明，在城市貧困人口中，有1/3來自經濟轉型之前，2/3是經濟轉型過程中剝離出來的、相對素質較低的勞動力。從1990年～2000年這段時間里，城市貧困人口中的大多數都感到自己的生活水平在下降，尤其是下崗的工人、服務人員和干部的感受最為強烈。這種感受，一方面是由于下崗或失業的確造成了自己絕對生活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也受到生活水平的相對差距的影響。
　　上述趨勢，在2000年后大面積實施低保政策以來，開始得到有效控制。但是還要承認，情況依舊是嚴峻的，更不能輕率地判斷為問題得到了基本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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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的失業者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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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單位搞社會調查，詢問人們當前最擔憂、不滿或疑慮的焦點，前些時候答卷的首位是“腐敗”，這幾年來逐步轉變為“失業”。這不意味著腐敗的退潮，而是表明，與個人利益和得失、今天和明天直接攸關的畢竟是有沒有社會職業這個“謀生之計”、“人生之本”和“命運之鑰”。
　　什么是失業？各種定義大同小異。世界上許多市場經濟國家以及相關的權威機構，無論是國際勞工組織（ILO）或美國勞工統計局，明確而統一地指那些16歲以上的、在參照周內沒有就業，愿意并且隨時可以就業的勞動力。參照周，一般是4個星期。被解雇后愿意并且等待被召回的離崗者并不需要經過尋找工作才被歸入失業者。也有解釋為勞動年齡內、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在一定時間內通過勞動力市場做過努力，仍未獲得就業機會。還有更簡明的，就是無固定職業的勞動年齡人群（排除在校學生）。各國另有具體規定，主要差異在勞動年齡大小和調查周長短不等。
　　我們過去諱言“失業”，因為馬克思說過失業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癥狀而公有制完全能夠消滅失業。于是在城市采取由國家和企業包下來的辦法，包袱越背越重，實在背不下去，只有兩條出路：一是上山下鄉；二是承認“待業”。后者是指到達勞動年齡而暫時尚未就業者，等待著安排工作。直至改革開放，并且待業人數越多、待業時間越長，才被迫改了口，解放思想，順應世界，承認失業。但在統計口徑上，原來只限于城鎮要求就業并在當地就業服務機構登記的人，而不包括另一些無業者，特別是下崗職工，更不用說企業的隱性失業和農村的失業了，與國際不接軌，無法進行橫向和豎向比較。
　　因此，算失業率，這是國民經濟體系中的一個極其重要、非常敏感、高度關注的指標，我國也有多種判斷。城鎮登記失業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981年為3.8%，1985年降為1.8%，1985年～1996年在2%～2.9%之間，1996看為3%，1997年～2000年都是3.1%，2001年上升至3.6%；2004年4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中國的就業狀況和政策》公布，2003年為4.3%，約800萬人，2004年控制在4.7%左右。按照習慣說法，6%以下都可當作是“充分就業”，也有把警戒線劃在5%。
　　現在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已把下崗納入，但是還不完全。有關部門和學者另行測算，對實際的城鎮失業率，前者認為約6%，后者認為在8%以上甚至超過10%。中國社科院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2002年度），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認定7%；不僅比歷來公布的高出不少，并且指出已達警戒線。
　　就業和失業問題是當前的一個熱點或該稱是冷點，引起各方議論如沸。以下略舉幾說：
　　最近出版的《理論熱點18題》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組織編寫，學習出版社，2004年7月。，第9題是《民生之本系安危——為什么要千方百計解決好新形勢下的就業問題》，認為近年來，找工作的人越來越多，工作越來越難找，主要是“三碰頭”：城鎮新增勞動力就業、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與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三者碰到了一起，使本來就存在的就業問題更為嚴峻。
　　研究國情的專家胡鞍鋼早就指出，我國城鎮實際失業人口和失業率已創歷史新高；各地區、行業下崗職工分布極不平衡，實際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各地區人均每月領取生活費差異甚大，黑龍江只27元；登記失業人員的主體是青年，15歲～25歲占總數的62.8%。《中國城鎮失業狀況分析》，《經濟學消息報》，1998年9月4日。后來又說，雖然過去20年中國創造了世界1/4新增就業崗位，但是當前就業形勢十分嚴峻；政府不必對企業下崗職工承諾“就業保障”，要充分估計其艱巨性、長期性和復雜性；今后創造就業的主要方向是非正規就業或靈活就業。《中國如何應對高失業階段的挑戰》，《經濟觀察報》，2002年7月15日。
　　有篇文章郭飛：《我國失業的五大特征與對策》，《經濟學動態》，2003年第11期。提出我國失業有五大特征：一是城鎮登記失業率不斷攀升，實際失業人口創建國以來之最；二是總量矛盾、結構矛盾與素質矛盾并存；三是“需求瓶頸”、“體制瓶頸”與“觀念瓶頸”并存；四是隱性失業與隱性就業并存；五是高增長與高失業并存。
　　人口基數大、勞動力絕對過剩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就業問題在今后若干年內將一直是我國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資深經濟學家李連仲認為，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供給和需求嚴重失衡；二是局部地區勞動力結構性矛盾突出；三是各指標顯示就業增長緩慢；四是就業壓力高峰期持續時間較早。《當前就業形勢與對策》，《經濟日報》，2004年4月26日。
　　還有提到建國以來的三次失業高峰，“待業率”常是兩位數；也存在非自愿失業和自愿失業；“老失業群體”達到峰值，“新失業群體”日益壯大，并且生活無著等等。總的是描繪了我國失業問題有其國情特征，并對失業者或無業者這個城市弱勢群體表示了無限關切。
　　失業者的生活和遭遇，漸漸融入文藝作品，成為有社會典型和性格典型的主角。限于篇幅，難以詳述，僅舉一份小報的副刊《打工》，一天的4則短文的題目是：《在城市邊緣游走》、《綠頭發的求職者》、《“海龜”為何擱淺》和《淚水是有重量的》，就不難想見其內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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