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是“現代史上劃時代的事件”。雖然朝鮮戰爭結束至今已經有半個世紀之久，但有關戰爭的研究，不僅是后冷戰時期受到國際學術界高度重視的課題，同時也是受到中國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的研究領域。
中國對朝鮮戰爭的研究已逐步從單純的戰史研究轉向中國外交史、國際關系史的研究，取得了顯著的學術成就，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重視，產生了相當重要的學術影響，并對“國際冷戰史新研究”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使得朝鮮戰爭的研究成為中國冷戰史研究中最具國際影響的領域之一。
在中國朝鮮戰爭的研究領域中，沈志華的一系列研究特別引人注目。他不僅在自己的研究中查閱和使用了大量檔案文獻，更注意發掘先前學術研究中未曾見到的第一手的檔案資料，特別是有關朝鮮戰爭的俄羅斯的檔案。正是在利用這些最新檔案文獻的基礎上，沈志華對朝鮮戰爭歷史的研究，產生了重要而廣泛的學術影響。
《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是沈志華研究朝鮮戰爭的又一部重要著作。作者從中蘇同盟的形成和朝鮮戰爭的起源這一獨特的研究視角出發，綜合可資利用的最新的多國檔案文獻及相關的口述史料，著重分析了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下中蘇同盟的實際結果和客觀影響，論述了中蘇同盟與朝鮮爆發的戰爭之間的關系；中蘇結盟后對朝鮮問題的政策存在哪些分歧；在美國軍隊越過“三八線”的危險情況下作為同盟國的中國和蘇聯各自的考慮及所采取的不同對策；毛澤東是什么時候以及怎樣下定決心派中國軍隊入朝作戰的以及中國參與朝鮮戰爭以后對中蘇之間的同盟關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等等。對這些引起國際學術界高度關注和爭論的重要問題，《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在解釋體系和研究視角、研究范圍、檔案文獻的整理和利用以及研究方法都有重大的創新。
關于朝鮮戰爭起源的新解釋
從朝鮮戰爭爆發伊始，有關戰爭的起源就眾說紛紜。作者在系統梳理了國內外學界的學術發展史后，依據權威的第一手的檔案文獻，論述了斯大林之所以同意朝鮮戰爭的基本條件，那就是中蘇同盟的形成，并在相關章節和《余論》的《中蘇條約談判中的利益沖突及其解決》等專題中做了精彩的研究。在第一章《重溫遠東夢──蘇聯的遠東政策與中蘇同盟的起源》中，作者首先強調，和平共處一世界革命─蘇聯的國家安全利益，是蘇聯戰后對外戰略的三重目標。和平共處和世界革命只不過是為了保持蘇聯國家安全利益的手段而已。在戰后斯大林對外政策目標的三維結構中，蘇聯國家安全利益始終處于最高地位。作者認為，真正促使蘇聯戰后對外政策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是1947年6月出臺的馬歇爾計劃。蘇聯的對外政策已經完全脫離了大國合作的軌道，而走上了與西方進行集團對抗的新路。在作者看來，蘇聯遠東政策的總基調也還是逐步走向強硬和對抗的，以至在“國際形勢改變”的條件下，終于使遠東成為美蘇之間危機爆發的導火線。
在論述蘇聯外交戰略后，作者分析蘇聯對朝鮮和對中國的政策，指出，直到1949年初，蘇聯從開始贊成托管制度，后來支持建立統一的朝鮮政府，到最后支持和幫助朝鮮北方建立單獨的政府，其對朝政策的內容有所變化，但基本目標始終如一，即在保持蘇聯對朝鮮半島的局勢有所控制和影響的同時，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的沖突，避免刺激美國采取過分強硬的政策。當蘇聯對外政策在總體上由大國合作向集團對抗轉變時，其亞洲政策卻仍舊以維護雅爾塔體系為目標，把對立和沖突控制在有限的范圍內，以免影響蘇聯在歐洲對抗政策的實施。這一點，也充分體現在斯大林的對華政策上.
對戰后初期蘇聯遠東政策特別是對華政策的目的以及蘇聯政策的驅動力，國內外學界存在著不同的解釋。作者通過檔案文獻認為，斯大林追求的是保證雅爾塔協定在遠東的全面實現，是恢復俄國在日俄戰爭時失去的全部在華權益，至于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充其量不過是斯大林在處理與國民黨政府關系時的一個政治砝碼。中國內戰爆發后，蘇聯積極尋求調停國共沖突，以維護在華利益。蘇聯人之所以對調停中國內戰感興趣，是因為他們害怕毛澤東成為“亞洲的鐵托”。隨著中國共產黨不斷取得勝利，斯大林和毛澤東對各自的政策又發生了變化。對于這個問題，作者在第二章《走向莫斯科──中蘇同盟的基礎、目標和條件》做了更為詳盡的論述和研究，并提出了中蘇同盟起源的一些重要的論點。
作者用相當的篇幅展現了米高揚訪問西柏坡、劉少奇訪問蘇聯和毛澤東訪問蘇聯的歷史場景，最為重要的是，作者論述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的過程依據了新近解密的檔案文件，重點論述了中蘇同盟形成的艱難歷程。其中對于毛澤東訪問莫斯科，不僅分析了毛澤東訪問蘇聯的目的，而且利用大量的最新史料再現了艱難的談判過程。作者認為，斯大林之所以不愿意簽訂新約，其原因在于他一方面是擔心失去蘇聯在1945年從蔣介石手中得到的在中國東北的經濟利益，一方面是擔心如果由此引起西方對整個雅爾塔體系提出異議，蘇聯則將在國際上陷入極為被動的境地。而毛澤東出于國內和國際上的考慮，則堅決主張簽訂一個新的條約。在作者看來，斯大林態度的變化不僅有國際上承認新中國的壓力，而且可能還包括蘇聯黨內對簽訂新約的支持。
作者由此提出了理解朝鮮戰爭起源的新的解釋，他認為，中蘇同盟條約對斯大林對朝鮮政策的變化的意義就在于，當斯大林通過與毛澤東的對話，看到蘇聯被迫在不久的將來就要失去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時，他必定要尋求一種補救措施來保證或維持俄國這一傳統戰略的實現。于是，朝鮮的問題便提到了莫斯科的議事日程上──在斯大林的地圖上，當時只有朝鮮半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滿足蘇聯對東亞地區的要求，即為蘇聯的太平洋艦隊尋找一個合適的基地，并以盡可能短的鐵路線把蘇聯歐洲部分與這個在太平洋的出海口連接起來。因此，恰恰在這個時候，斯大林完全改變了他對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政策，即從莫斯科一直堅持的防守的戰略突然轉變為一種進攻性戰略。似乎可以判定，在斯大林1950年初改變對朝鮮半島政策的動機中，考慮到維護和保證蘇聯在亞洲，特別是東北亞地區的政治經濟權益，才是問題的關鍵。這是理解和認識朝鮮戰爭起源的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釋。
作者對這一問題的分析，隨著對斯大林對朝鮮統一政策的變化的動因的進一步探究而更加深入，并在第三章《越過三八線──斯大林對東北亞國際局勢的思考》中做了系統而精彩的論述。在考察了國際學術界的相關論點的基礎上，作者強調，斯大林對朝鮮政策的變化，涉及到蘇聯與美國(包括日本)、朝鮮和中國三個方面的關系，但這三者也不是同等和平行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與中國關系的變化，其次是對美國政策性反應的估計。保證蘇聯本身在遠東的政治和經濟權益，同時又避免在這一地區與美國發生直接的武裝沖突，這就是斯大林在考慮對朝鮮問題進行決策時最基本的出發點。作者把斯大林的決策動機同蘇聯在朝鮮的目標結合起來進行系統的考察，強調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蘇同盟的建立對于斯大林改變朝鮮半島和遠東政策所發生的作用，并不完全像有些學者認為的那樣，是因為蘇聯感到其在遠東的力量得到了加強，從而有了在朝鮮半島與美國抗衡，并戰而勝之的把握。相反，恰恰是因為中國政權的更迭和新的中蘇條約的簽訂，使斯大林感到蘇聯在遠東的既得利益將受到威脅或者完全喪失，從而才需要改變政策，以保證蘇聯戰后確定的遠東戰略目標繼續存在。因為斯大林完全可以預見到，在朝鮮半島爆發一場戰爭，無論其結局如何，都將保證蘇聯在遠東設定的戰略目標──獲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因為在戰爭勝利的情況下，蘇聯就會控制整個朝鮮半島，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無疑可以替代旅順和大連的作用。即使戰爭失利，蘇聯仍然能夠如愿以償，因為東北亞的緊張局勢會迫使中國要求蘇聯軍隊留駐旅順、大連。同時，由于中蘇雙方商定，一旦出現戰爭局面，蘇聯軍隊有權使用長春鐵路，這樣，長春鐵路自然也就繼續在蘇聯的掌握之中了。
至于斯大林實施決策的條件，作者認為斯大林相信，一旦朝鮮半島爆發戰爭，美國是不會，或者至少是來不及進行直接軍事干涉的。也正是有了這種保證條件，斯大林才會同意在朝鮮半島采取軍事行動，作者為此使用大量豐富的檔案文獻說明斯大林如何避免蘇聯直接卷入朝鮮戰爭。同樣，斯大林一向處事謹慎，他當然會想到萬一美國進行干預蘇聯將如何應付的問題。斯大林的對策是，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希望中國出來承擔責任，即由中國軍隊直接面對美國的威脅并與之抗衡。這樣在斯大林看來，處理與中國的關系比應付美國更為重要，也更加棘手。因此，作者一個重要的結論是，朝鮮戰爭是中蘇結成同盟關系后第一次面臨的最重大的國際問題，也是對這一同盟關系最重大的考驗。而斯大林對這一問題的處理表明他對毛澤東是缺乏信任的，同時也反映出這一聯盟中隱含的裂痕。
關于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
關于中國是否同意出兵援助朝鮮的問題，是中蘇結成同盟以后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發生的一件最重大的事情，也是對中蘇同盟的第一次重大的考驗。中國決定出兵朝鮮，不僅是毛澤東最難做出的決策之一，同樣也是近年來國內外學界在研究朝鮮戰爭時爭論最為激烈的一個問題。對此，歷史學家已經做過很多推斷和論述，其中主要有兩個看法比較有說服力。一種看法認為毛澤東主要是出于對國家安全利益的考慮，為了保護中國東北的工業基地，免除反動勢力對中國安全造成的威脅，中國只能進行一場御敵于國門之外的戰爭。另一種看法認為毛澤東是出于革命的信念和意志，以及他渴望戰勝美帝國主義的激情和責任感，并以此作為一種革命的動力和提高中國國際地位的手段。作者認為，這些看法都是從中美關系的角度出發進行分析的，然而問題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即中蘇關系的角度來觀察。中國出兵朝鮮雖不是為了滿足斯大林的要求，但毛澤東也不可能不考慮蘇聯的因素。因此，作者在第四章《跨過鴨綠江──中蘇同盟與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中和《余論》的《論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是非和得失》中，依據最新解密的檔案文獻以及作者自己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對有關中國出兵決策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論點。
作者首先論述了在美國仁川登陸、朝鮮戰局急轉直下的情況下蘇聯的對策，對斯大林極力避免蘇聯直接卷入朝鮮戰爭做了精彩的描述。在金日成請求向朝鮮人民軍派駐蘇聯軍事顧問的問題上，斯大林特別謹慎。作者認為，斯大林全力支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取得戰爭勝利，但其限度是蘇聯不能公開和直接卷入這場沖突，特別是在美國已經介入戰爭之后。這時，斯大林開始考慮把中國拖人戰爭的問題了。在這一章中，作者對兩封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給斯大林關于中國出兵朝鮮的電報，探究了其合理的來龍去脈，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其解釋和結論已經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同時，關于周恩來與斯大林在黑海別墅會談的情況，針對國內外學術界的各種說法，作者也做了合理的解釋和分析，指出中蘇領導人會談的初步結果是中國暫不派軍隊入朝作戰，同時建議金日成撤離北朝鮮，這是得到周恩來和斯大林共同認可的。
在朝鮮戰局日益惡化的情況下，斯大林決定放棄北朝鮮的時候，中國卻決定出兵了。對此，作者系統分析毛澤東的動機，突出了毛澤東以及中共中央領導人對中國國家安全的考慮。作者認為，在毛澤東看來，如果金日成在戰爭中失利，其結果很可能是把戰火燒到中國東北。而莫斯科對戰爭局勢繼續惡化的對策和安排，顯然大大增加了這種可能性。一旦戰爭擴大，中國東北就會成為中美之戰的戰場。毛澤東當然會考慮到，如果美國跨人中國境內，斯大林便極有可能根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派幾十萬蘇聯遠東軍進入中國東北，援助中國作戰。毛澤東不會忘記，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對日作戰，出兵中國東北，從而迫使蔣介石簽訂了損害中國主權的城下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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