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問答系列

許興亞

六、論“西方經濟學”名稱的嬗變（一）
 

問：您在上一次討論中曾經承諾，今天我們將要來討論“西方經濟學”對于“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這個名稱的看法。現在是否就從這里談起？

答：在昨天的討論中，我們已經從“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的產生及含義上，說明了這兩個名稱之間的關系。但是在我國，目前人們對這兩個名稱事實上存著非常不同的用法或主張。除了前面我們已經談到的、我所認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看法，以及從實踐的角度對學科和專業目錄劃分方面的問題之外，在我看來，目前值得引起高度注意的是以下幾種“貶低”甚至“排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做法：一是有意或者無意地抹煞“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作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性質，照搬“西方經濟學”對自己的稱謂，也就是抹掉“西方經濟學”中的“西方”這個定語，直接地把它（實為“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稱作“經濟學”；二是把當代西方的“主流經濟學”說成是當代世界“經濟學”的“主流”，從而提出要把我國的經濟學納入當代“經濟學”的“主流”；三是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僅僅看作“經濟思想史”上的一個“流派”，從而把它與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以及直到所謂的“邊際革命”以前各種庸俗經濟學家的理論一起，納入所謂的“古典經濟學”；四是把原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理論體系等同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并且在對這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體系”的“批判”中，把批評的對象延伸到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本身；五是把“西方經濟學”稱作“市場經濟學”，提出：為了解決“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的問題，“沒有必要另外建立一套連概念和體系都不同的中國經濟學”。在我看來，這一切雖然都是在我國發生的，但仔細考究一下的話，與近百年來的歷史上“西方經濟學”領域內的一場不大不小的“改名”運動也是有關的呢。

因此，今天我們就先從西方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的名稱向“經濟學”的名稱的嬗變談起吧。

問：您使用了“嬗變”這個詞。

答：從詞義上來說，“嬗變”就是“演變”的意思。但我覺得，“嬗變”有一點“主觀故意”的意思，就像“變色龍”的“變色”，以及孫悟空的“七十二變”一樣。而并不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和實實在在的“進化”和“演變”。而且即使到目前，它也還沒有“變”完，還在不斷地變換提法，例如所謂“現代經濟學”等等。具體說來，一方面，迄今為止，即使在西方經濟學界它也還沒有得到最后的公認，而只是在一部分所謂“主流經濟學”家那里在這樣使用而已。另一方面，這種名稱上的改變，又并沒有真正改變“西方經濟學”作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性質。

問：請進一步談談您的看法。

答：在上一次討論中我們還已經指出：自從“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產生以來，它們一直都是在相互通用的。不論是在重商主義者那里，還是在被馬克思稱作“古典學派”的最后、最優秀的代表李嘉圖和和西斯蒙第那里，這一點都還沒有發生什么歧義。不僅如此，而且在與李嘉圖同時代的、甚至在他以后的許多資產階級的庸俗經濟學家，例如現在被國內某些論者納入到了“古典經濟學家”中馬爾薩斯、薩伊、西尼爾、麥克庫洛赫、約翰·穆勒等那里，他們的代表性著作的名稱也都包括“政治經濟學”這個名稱。可以說，直到1871年杰文斯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和1873年瓦爾拉斯的《純粹經濟學要義》出版甚至以后的一段時間內，至少在當時西方的“主流經濟學界”還沒有人對于這一點正式提出過異議。而僅僅是到了1871年以后，伴隨著“資產階級經濟學”領域內的所謂“邊際革命”的興起，才開始出現了用“經濟學”來取代“政治經濟學”的呼聲和做法。因此在我看來，這個“改名運動”，大約也就是從這時開始的。而這次所謂“革命”中的三個著名的代表人物，即英國的杰文斯、奧地利的門格爾和瑞士的瓦爾拉斯，同時也就成了這個“改名運動”的領軍人物。

問：那么，在此之前呢？

答：在此之前，按照《新帕爾格雷夫辭典》的說法，這個“改名”的主張，最先是由墨爾本大學的赫恩開始提出的。赫恩提出了“理論經濟學”，并把它定位于“滿足人們欲望的理論”。英國的庸俗經濟學家麥克勞德則提出了“經濟學”，并把它定義為探討“交換的量的關系的規律的科學”。

問：您說的這位麥克勞德，是不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提到過的那個麥克勞德？

答：我以為就是這個蘇格蘭人麥克勞德（HenryDunning Macleod 1821-1902）。而他的主要“貢獻”在我看來是在“信用”和“資本”理論方面，也就是他“發明”了這樣一種理論：不僅物質商品是商品，而且“債務”本身也是“商品”。而商品所有者之間所交換的那個所謂的“經濟量”，就是“所有權”。也就是說，他把財產（包括物質的和“債務”）的“所有權”稱作“經濟量”，并且使“交換性”成為經濟學必須研究的唯一的原則（1865）。此外，他還提出了所謂“負價值”的理論。

問：怪不得我常聽人說：“商品交換的實質，就是所有權的轉移”，甚至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也在這樣說呢。只是不清楚他們是否知道這一“理論”的來源。

答：但是實際上，第一，麥克勞德所說的“商品”，已經不是本來意義上的那種專供人們用于生產消費和個人消費的“商品”，而是“資本商品”，也就是“生息資本”，而“生息資本”不過是“資本”的“最富拜物教性質的形式”；第二，麥克勞德所說的“所有權”，不過是資本所有者（包括所謂“債權”的所有者）對于資本“未來收益”的一種“索取權”，這種“未來收益”，在商品所有者進行這種“所有權”的轉讓的時候，還僅僅是“可能”的，因而也還純粹是“虛擬”的；第三，正因為如此，所以他才得出了諸如“資本是貨幣，資本是商品”，“用于生產目的的流通手段就是資本”（麥克勞德《銀行業的理論與實踐》1855年）這樣一些混亂之極的概念，甚至“把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區別變成‘隨時可以提取的存款’和‘預先通知才可以提取的存款’的區別。”

因此，馬克思說：麥克勞德之類的這些英國經濟學家（特別是蘇格蘭經濟學家，也包括帕特森等人），是“用銀行伙計的難以形容的偏見來看待一切事物”的，“他的職責”就“是用盡可能博學的外衣來粉飾倫巴特街的雜亂的觀念，而成了迷信的重商主義者和開明的自由貿易販子之間的一個成功的綜合”。

問：還有呢？

答：還有就是“劍橋學派”的馬歇爾（AlfredMarshall），據說他在1879年出版的《工業經濟學》一書中也使用了它。不過在我看來，盡管馬歇爾在他于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對于到他那時為止的、包括“邊際革命”的“成果”在內的各種各樣的庸俗經濟學理論進行了繼約翰·穆勒以后的所謂“第二次綜合”，因而他的這本書后來一般也被看作是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從“政治經濟學”改名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標志，但至少馬歇爾本人提法更加圓滑，更加表現出一種似乎是“不偏不倚”的“折衷”和“調和”的色彩。因為即使在該書中，他也是把“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混用的，而且該書的第一句話，所使用的仍然是“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這種說法。至于他的“經濟學”的實質，與杰文斯等人是沒有根本區別的。不過這一點我們在后面還要進一步討論。

所以，我認為，真正最明確地提出要把“政治經濟學”更名為“經濟學”的，則是通常被說成是“邊際效用學派”的創始人之一的杰文斯。也就是那個在我國過去曾經被翻譯作“哲蓬斯”的斯坦利·杰文斯（W.Stanley Jevons）。

問：他是怎樣提出這一主張的？

答：具體說來，他是在1879年為他自己于1871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這本書所寫的《再版序》中從正面提出這一主張的。不過他自己的這本書的名稱仍然是《政治經濟學理論》，并且還說，至于他自己的這本書的書名，則“仍以不改為是”。只是到了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中，才實際地采用了《經濟學原理》這個書名。

問：那么，他的理由呢？

答：杰文斯之所以主張為“政治經濟學”改名，據他說，是因為“PoliticalEconomy這個雙名是麻煩的”，所以“應盡早放棄”。而“Economics”，既與“Economy”這個“舊名稱”“比較更近似”，“又在形式上”與“Mathematics”（數學），“Ethics”（倫理學），“Aesthetics”（美學）“及其他各種科學的名稱可以類比，且從亞里士多德以來就已通用”。但我認為，這僅是一些十分表面的理由。

問：為什么這樣說呢？

答：因為，如果真像他這里所說的那樣，那么問題就簡單了。那就純粹是一個屬于“科學形式”方面的“純學術”性質的問題，因此是不應當提出更多的反對的理由的。而且在我看來，把“政治經濟學”稱作“經濟學”的另外的好處之一就是它的“簡便”，這樣，“經濟學”就只不過是“政治經濟學”的一種“簡稱”，無論對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來說，都是如此。

使用“經濟學”這個名稱的另一個好處，就是在實際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便于在“經濟學”這個大的“學科門類”中進行進一步細致的分工。例如，可以將其區分為“原理”（即“理論經濟學”）部分和“應用”（即“應用經濟學”）等等。在這個問題上，杰文斯似乎已經有了一點這樣的意思；瓦爾拉斯則表現的更為明顯。所以單就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也是不應當一概加以反對，而是可以有所借鑒的。更何況，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的，對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來說，這兩個名稱本來都是一直在相互通用呢。

問：那么，這種說法的問題在哪里？

答：問題的實質在于，他在提出這一主張的同時，對于被他稱作“經濟學”的這門“科學”的性質也進行了“新”的界定。其中的說法之一就是所謂“經濟學如果是一種科學，它必須是一種數學的科學。”或者說：“我的經濟學理論在性質上是純然數學的”，“一切科學的經濟學家皆須是數理的經濟學家”。這也就是在他以后的其他許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致標榜的“經濟學”的“數學化”、“精致化”或者所謂“科學化”的來源。

問：這種所謂“經濟學”的“數學化”或“科學化”的主張的問題又出在哪里？

答：問題在于：首先，這里所說的已經不是在“經濟學”的研究中要不要采用“數學方法”和“數學工具”的問題，而是混淆了“經濟學”與“數學”以及其他“自然科學”的關系，從而從根本上抹煞了“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性質。而我們知道：“經濟學”或者“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在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并且在有階級的社會里，也是一門具有強烈的“階級性”或者“黨性”的科學。

問：其次呢？

答：其次就是以此為借口，抬高自己，貶低其他一切經濟學說，從而把一切凡是不贊成他的這種主張的各種經濟學說，一改排斥到了“非科學”和“非經濟學”的地位。而在當時，這既包括作為一門“科學”的“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也包括從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出發的各國工人運動的學說，更包括業已誕生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在后來，這就越來越成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用來貶低和排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一種既自負、又惡劣的手法。

問：他，我這里指的是杰文斯，以及其他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為什么要這樣做呢？

答：我覺得這同樣也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中首先我們可以歸結為純粹理論方面的。因為我們知道，雖然19世紀70－80年代“邊際學派”的興起，被后來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稱作一場革命”，但在實際上，無論“效用價值論”還是“邊際”等數學方法的運用，都并不是到他們這時才有的，而是還在李嘉圖時代就已經出現了。只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在“經濟學”領域內占“主流”地位的是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學說。而且即使約翰·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以及薩伊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盡管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看是“庸俗”的，但確畢竟還是從“生產”、“分配”和“交換”等方面來展開他們自己的論述的。因此從這個方面說，這首先是為了標榜他們自己在“經濟學”領域內所實現的“變革”，從而來取代“古典經濟學”在經濟學領域內的“主流”地位。

問：其次呢？

答：其次就是其中所包含的更加深層次的“階級”的和“社會”的歷史背景。

問：能不能更詳細地闡述一下？

答：這是因為：以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學說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是代表了還處在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的利益的。而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個階級的利益與全社會的共同利益還是一致的。因此，這個階級的經濟學家還可能無所顧忌地揭示出某些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真實經濟關系和規律。例如，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就是其中的一例。但由此也給資產階級自己帶來了不可避免的麻煩。而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興起的英法兩國的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其中的一部分，就是以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自身的這些“原理”為根據的。這方面的突出代表，在法國，是蒲魯東的“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在英國則有一批從李嘉圖學派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出發的社會主義者。特別是到了19世紀50－60年代，這時，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已經誕生，“第一國際”已經建立，轟轟烈烈的“巴黎公社”運動也已經發生。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是根本不可能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與其他各種“非科學”的社會主義運動加以區分的。因此，資產階級已經深刻地感到，以李嘉圖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已經被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運動所利用，從而成了一種所謂“挑起階級斗爭的學說”。美國的庸俗經濟學家凱里甚至把李嘉圖這位“金融巨子”稱作“共產主義之父”。

因此我認為，所謂“邊際學派”的興起，以及他們在“經濟學”領域內所鼓吹的這套所謂“經濟學”的“數學化”、“精確化”和“科學化”的主張，是包含著這樣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的。就是說，一方面這是對于以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為代表的作為一門“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古典經濟學”的背叛或拋棄；另一方面則是以這種所謂“數學化”和“科學化”的形式，來逃避和對抗已經興起的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

問：能否在講得更加具體一些？

答：就拿蒲魯東的“社會主義”來說吧。蒲魯東在他的轟動一時的著作《什么是財產？》一書中，就正是從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和其他一系列原理出發，得出了“財產就是盜竊”的理論。馬克思說：蒲魯東是“從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前提出發對資產階級社會所作的批判”。然而他的這種批判是不科學的和不徹底的，因此他“已經被科學地越過了”。在英國則有約翰·布雷等人的理論，他們雖然也是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但卻同樣也是從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特別是李嘉圖的理論出發，得出了一些有利于工人階級的主張的結論。

所以我認為，從一定意義上來說，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之所以要以“經濟學”來取代“政治經濟學”的名稱，實在是包含了這樣一種企圖，即：以“經濟學”的“數學化”、“精確化”和“科學化”為名，來回避對于現實的階級關系和社會經濟利益關系的分析，而在實際上所使用的仍然是同樣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前提。但這樣一來，就把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時代曾經具有過的那種真正的“科學”精神完全抹煞掉了。從而把資產階級經濟學完全趕進了形式主義的死胡同。

問：除此之外呢？

答：此外就是，“邊際學派”的代表們盡管一方面標榜他們的“經濟學”的“數學”性和“純科學”性；另一方面卻又念念不忘自己作為“經濟學家”的地位和身份。而且杰文斯本人在這本書中所講的也決不是所謂的“數學”問題，而是包括所謂的“快樂與痛苦”、“價值”和“效用”、“交換”、“勞動”、“地租”、“資本”、“人口”，以及“工資和利潤”等等在內的幾乎清一色的“資產階級經濟關系”。正如杰文斯自己所說的：在他看來，“經濟學這門科學，是建筑在少數貌似單純的概念上。”而他的這些“概念”，沒有一個不是按照庸俗經濟學的一貫的方法“思考”出來的；反之，也就是說，沒有一個是靠“數學”的方法“推導”出來的。例如他對“價值”的看法就是：“反復的思考與研究，使我得到一種頗有幾分新奇的意見。即：價值完全定于效用。”

因此，他的這一套關于“經濟學如果是一種科學，它必須是一種數學的科學”的說法，與它上面提出的“改名”的主張一樣，并不單純是一種純粹“學術”方面的主張，而是完全建立在他的那一套庸俗經濟學的“理論”上的。而在這種“理論”的背景后面，則又包含著更加深刻的階級的和社會的歷史背景。

問：其他經濟學家有沒有人指出這一點呢？

答：除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以外，在“西方經濟學”的陣營中，我認為羅賓遜夫人的評價則是比較客觀的。因為正如她所說的：“然而，結束古典學派統治的，與其說是純理論方面的弱點，倒不如說是政治氣候的變化。古典學派的種種學說，甚至就它們的最自由主義的形式來說，也是強調各個社會階級的經濟作用和它們之間的利益沖突的。到十九世紀后期，社會沖突的焦點從資本家和地主的對抗，轉向工人和資本家的對立。1871年巴黎公社對整個歐洲的影響加深了馬克思著作所激起的畏懼與恐怖。暗示階級沖突的學說不再是可取的了，而把人們的注意力從社會階級對抗轉移開來的理論則馬上受到了歡迎。”“新經濟學不能完全忽視社會階級的存在，不過它把重要的論證集中在個人地位，它的判斷標準是依據個人主義來確定的。勞動價值學說和剝削概念系來自生產條件的探討。新古典學派則把注意力轉向交換，并把效用概念作為商品相對價格理論的基礎。于是收入的階級根源被丟到一邊，而把市場相遇的各個個人作為經濟分析的根據。”不過，她的這些說法里面也并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和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區別開來。此外，正如我們在其他一些場合看到的，像其他許多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她對所謂“剝削學說”的理解也是膚淺的。

問：不過，您這里才剛剛談到杰文斯。

答：其他人的情況也大同小異。奧地利學派的門格爾（Carl Menger）的代表性的著作，是他在1871年出版的《國民經濟學原理》，和在1883年出版的《社會科學和經濟學的方法研究》。在這兩本著作中，他更多地強調了的是他所主張的“理論經濟學”所研究的“經濟的一般性質和一般聯系”，也就是經濟的“精確的規律”。但他的這些說法也完全是建立在他的主觀主義的“價值”的基礎上的。而他所說的“價值”，就是“經濟人對于財貨所具有的意義所下的判斷”，也就是人們對于“財貨”的“需求量”和“可支配量”之間的一種純粹的數量關系的“判斷”。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它與杰文斯的主張也是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

問：還有瓦爾拉斯呢？

答：洛桑學派的瓦爾拉斯（Léon Walras）在他于1874年出版的《純粹經濟學要義》這本書中，則是提出了把“政治經濟學”“一分為三”的主張，即：把“政治經濟學”區分為“純粹經濟學”、“應用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在他看來，“作為一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就是“交換及交換價值理論，也就是就其本身來考察的社會財富理論”，它“是同力學或水力學一樣的一門物理數學科學”，“在一切方面都和物理數學相似”。而“交換價值是一個量值”，所以“交換價值論就是在是數學的一個分科”，只是由于“數學家一向沒有注意，以致這一分科迄今沒有獲得發展。”

至于“應用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雖然他自己后來也出版了以《應用經濟學研究》和《社會經濟學研究》為名的書，但在他看來，這不過屬于“技術”的范疇和“倫理”的范疇。

這樣，一方面，他就把有關“生產”和“分配”的理論從“作為一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中排除出了去，并且從而用“純粹經濟學”的名稱取代了“政治經濟學”的名稱；另一方面，與杰文斯一樣，把“政治經濟學”或者他所說的“純粹經濟學”，說成了“數學的一個分枝”。而所謂“純粹經濟學的本質是在完全自由競爭制度假設下確定價格的理論。”

此外，從方法論上來說，瓦爾拉斯還認為：第一，“科學所研究的不是物質的實體，而是表現為這些實體的一般觀念。”第二，“數學方法不是實驗方法，而是推理方法”，也就是“這類科學從現實類型概念抽出經它下定義的理想類型概念，然后以這類定義為基礎，在演繹推理下構成其定理和證明的整個體系。”

可見，與杰文斯一樣，盡管瓦爾拉斯標榜他自己的“純粹經濟學”的“純自然”和“純科學”的性質，但其實仍是建立在他的一整套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概念”以及歷史唯心主義的方法的基礎之上的。

問：還有嗎？

答：還有就是英國“劍橋學派”的代表人物馬歇爾。不過如上面已經說過的，他的《經濟學原理》的出版，則是到了1890年的事情了。此外，盡管馬歇爾在“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名稱的問題上采取了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但他對于“經濟學的實質”這個問題的回答確實十分明確的，即：“經濟學主要是研究對活動的動力和對活動的阻力，這種動力和阻力的數量能用貨幣來約略地衡量。這種衡量僅指它們的數量關系而言。動機的質量，不論是高尚的還是卑鄙的動機，在性質上是無法衡量的。”此外，它還特別強調一個所謂的“連續原理”，而按照這一“原理”，一切經濟因素、概念、范疇以及至于階級之間，就都沒有了本質的差別，而只是數量和程度上的差別。

由此可見，在關于“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的性質問題上，馬歇爾的主張與“邊際學派”的整個主張是同屬一個范疇和體系的。

問：后來呢？

答：后來就是在20世紀20－30年代，在“西方經濟學”領域內發生的所謂“凱恩斯革命”。不過按照凱恩斯自己的說法，作為馬歇爾的學生，他自己就是在所謂“正統經濟學”的“這種傳統中熏陶出來的”。他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的寫作，對他來說乃是一個“長時期的掙扎”。而在更早的時候，他則曾把“經濟學”說成是一種“方法”和“思維的技術”，而“不是一種學說”。

問：可是，人們不是常說，“凱恩斯主義”的誕生，是“經濟學”領域內的又一場革命”嗎？

答：至于說到凱恩斯的《通論》，則正如凱恩斯自己所說的：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從根本上推翻他所謂的“古典經濟學”，而只是指出了他所說的“正統經濟學”中“暗含”的幾個“前提”的不足。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如果正統經濟學有錯誤的話，其病不在于上層建筑，而在于其前提之不夠明白，不夠普遍，——上層建筑在邏輯上總是很少可非議的”。“我們對于經典學派理論的批評，倒不在發現其分析有什么邏輯錯誤，而在指出該理論所根據的幾個暗中假定很少或從未能滿足，故不能用該理論來解決實際問題。但設實行管理以后，總產量與充分就業下之產量相差不遠，則從此點開始，經典學派理論還是對的”。顯然，凱恩斯的理論，就其作為一種理論體系來說，與它所謂的“正統經濟學”仍然是一脈相承的。因此，把“凱恩斯主義”的產生，說成是“經濟學”領域內的一次“革命”，我認為是荒謬的。

此外，也正是這個凱恩斯，不顧他自己所說的“文法錯誤”，而指名道姓地與馬克思唱反調，把馬克思所說的庸俗經濟學家約翰·穆勒，以及他自己所說的“馬歇爾”、“艾其偉斯”、“皮古教授”等等都包括在了“古典學派”里面。這也正是我國經濟學界一些同志所使用的“古典學派”一詞的來源。

問：還有呢？

答：還有就是到了凱恩斯以后的事情了。其中比較突出的是英國經濟學家羅賓斯提出：“經濟科學研究的是人類行為在配置稀缺手段所表現的形式。”具體說來就是所謂：“經濟學家研究如何配置稀缺手段，對不同商品的不同稀缺程度如何使不同商品之間的估價比率發生變化感興趣，對稀缺條件的變化（不論是目的的變化造成的，還是手段的變化造成的，也不論是需求造成的，還是供給造成的）如何影響這種比率感興趣。經濟學是把人類行為當作目的與具有各種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一種關系來研究的科學。”

但是，第一，羅賓斯的這個定義，同樣也是“完全按照邊際主義方式給出”的。同時他的這種說法也是建立在“不同商品的不同稀缺程度”和“不同商品之間的估價比率”這個既定的“前提”之下的。而這種關系，就是一種標準的“資產階級經濟關系”。第二，像其他一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他也沒有區分是在什么“社會經濟形態”中和什么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問題，因此把“經濟學”或者“政治經濟學”說成了一門“非歷史”的科學。第三，與“邊際學派”一樣，他同樣也把“經濟學”說成了一種關于“不同商品之間的估價比率”及其“變化”的學說，也就是說，仍然把“經濟學”僅僅變成一門關于“交換價值的量的關系”的學說。最后，第四，羅賓斯的這套理論即使從“西方經濟學”的角度看，與凱恩斯主義所說的“非充分就業的均衡的可能性”及其事實，也是無法統一起來的。因為他的理論是建立在“資源稀缺”這個“假設”的前提之下的。不過，羅賓斯也并沒有完全排除“政治經濟學”這個名稱，而是試圖使“經濟學”成為一種“理論和實證的知識體系”。對于諸如“壟斷”、“貿易保護”、“計劃”和“政府財政政策”等問題，他還是愿意保留“政治經濟學”的名稱的。

問：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情況如何？

答：當代西方的“主流經濟學”有關“經濟學”的“定義”，只不過是簡單地將羅賓斯所說的“資源配置”問題與“就業”、“通貨膨脹”和“增長”這些從凱恩斯的著作中發展起來的“新經濟學問題”結合在一起。例如，在薩謬爾森和諾德豪斯合著的《經濟學》第16版中給“經濟學”所下的定義就是：“經濟學(economics)研究的是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將它們分配給不同的個人。”而“這個定義的背后隱含了經濟學的兩大核心思想，即物品是稀缺的，社會必須有效地利用它們的資源。事實上，正是因為稀缺性和追求效益的愿望，才使經濟學成為一門重要的學科。”此外，薩謬爾森在“西方經濟學”界的所謂“最超群的貢獻”就是被認為是“靠數學方法的幫助提高了經濟理論分析技巧的正規化程度”。可見，薩謬爾森關于“經濟學”的“定義”，與“邊際學派”也仍然是一脈相承的。“新劍橋學派”的羅賓遜夫人對“經濟學”的概括則是所謂“一箱工具”。

問：非常感謝您從當代西方經濟學說史的角度對于從“政治經濟學”到“經濟學”名稱的演變所作的說明。不過，這對于認識我國“經濟學”的現狀及發展問題有何意義？

答：這首先意味著：在我國，對于“西方經濟學”為什么要把自己稱作“經濟學”而不再稱作“政治經濟學”這一點必須搞明白。否則就有可能自覺或不自覺地被它那套“數學化”和“科學化”，以及所謂“資源配置”、“稀缺”和“選擇”等等說法所迷惑。從而在我國“經濟學”的領域內，放棄或者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聽任“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意識形態”的泛濫，并且從而對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學”的發展，造成不應有的損失。

問：還有呢？

答：聯系我國經濟學界的實際來說就是：把“西方經濟學”稱作“經濟學”；而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僅僅稱作“政治經濟學”，甚至連“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程都要取消的做法，更是完全錯誤的。此外，至于把是否采用“數理統計”、“數學模型”、“數學分析”等等在內的“數學工具”來研究和分析現實的“經濟問題”，作為區分“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標準或標志，同樣也是不正確的。

問：但是，您所說的這種主張，至少在公開場合好像還并不多見。

答：但是，在實際上，在心底里，在對青年人的教育和影響中，以及在日常的交談中呢？還有，在經濟學家的文章和著作的行文中、在我國不少高校的課程設置（特別是研究生階段）和考試科目中呢？具體說來這就是：在不少經濟學家那里和在不少高校中，特別是在研究生的教學和研究中，“西方經濟學”中的這個“西方”二字漸漸地、一步一步地被取消了。剩下來的就只是“經濟學”，或者所謂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另外就是還有所謂的“初級”、“中級”和“高級”之分。而且將這稱作所謂“經濟學”的“現代化”，或者所謂“把中國經濟學納入人類現代經濟學的主流”。這樣一來，就出現了在我國經濟學界不應當出現的這樣一種現象，即：“西方經濟學”＝“經濟學”；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政治經濟學”，至多也只被看作“經濟學”（或者說“古典經濟學”）中的一個“流派”或“分枝”，而被排擠到一個十分狹窄的角落里。在課程設置和考試科目的安排上，有些學校甚至連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也做不到。而是必欲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壓縮到最低限度而后快。甚至只有可能的話，就把這門課程取消。

更為滑稽的是，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經濟學”界，而且也出現在非“經濟學”界。

因此，就我個人的看法而論，由此而引起的對于“經濟學”這個名詞的誤解和濫用，甚至可以說已經到了“難以容忍”的程度。不僅是我個人，而且我相信，我國經濟學界的多數同志對此也是深有同感。

問：您已經講到了我國目前的情況。不過我看咱們也該休息了。晚安！

答：好吧！晚安！

八、論西方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

問：在以上的討論中，您已經多次談過了什么是西方經濟學的狹隘的資產階級眼界，或者說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意識形態。今天是否就來談談這方面的問題？

答：在上一次討論中，我們已經討論了什么是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另外，在過去的討論中，我們也已經闡明了：政治經濟學，或者經濟學，作為一門現代的科學，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而產生的，因此它自始就是一門資產階級的科學。這種情況，只是到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產生以后，才發生了變化。與此同時，西方經濟學即資產階級經濟學本身，也就越來越走上了庸俗化發展的道路。所以我想，接下來的問題可能就比較容易討論了。那么，我們就先從什么是意識形態說起吧。

問：好。

答：在前面的討論中，我已經多次提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這本書。這本書的書名，其德文原文就是《Die deutsche Ideeologie》。其中的Ideeologie 一詞，相當于英文中的ideology，和俄文中的идиология，就是意識形態或思想體系，也就是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說的“觀念形態的東西”。它是從德文Idee（相當于英文中的Idea和俄文中的идея）即思想、觀念、概念等轉化而來的。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的角度看，它是上層建筑的一個組成部分。用以前我們曾經引用過的馬克思的一句話來說就是：

“意識形態本身只不過是人類史的一個方面。”

問：那么，作為一種學說的經濟學，與意識形態又是什么關系呢？

答：在前面的討論中，我們還曾經指出過，所謂主義，就是一種思想或學說的體系。這里，我們則要指出：經濟學（或者政治經濟學），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還是資產階級的，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它本身就是“社會意識形態”的一個組成部分。不過，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個不同的社會形態中，它們在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中處于不同的地位而已。而所謂“社會意識形態”（德文die gesellschaftliche Ideeologie），就是一定社會中人們的各種思想或觀念的總和。不過，在社會意識形態中，不僅包括這些已經構成了體系的學說或主義，而且也包括了人們的各種沒有形成體系的思想和觀念。作為觀念形態的上層建筑，它是由人們的社會存在或社會生活決定的，特別是由社會的物質生活決定的。不過從馬克思主義哲學歷史唯物論的角度看，意識形態本身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一定的繼承性。因此我認為，就意識形態本身作為一個整體來看，也存在著一般、特殊和個別之分。

問：什么叫做您所說的“意識形態的一般”？

答：所謂“意識形態一般”，在我看來，就是從人和自然界（特別是動物界）的相互區分的那個意義上來說的人的“類意識”，或者“類觀念”。其中從經濟學的意義上來講，就是指在各種不同的經濟學說中所包含的那些共同的概念、范疇或觀念。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

“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人自身作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為了在對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質，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頭和手運動起來。當他通過這種運動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著的潛力發揮出來，并且使這種力的活動受他自己控制。……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但是這種服從不是孤立的行為。除了從事勞動的那些器官緊張之外，在整個勞動時間內還需要有作為注意力表現出來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勞動的內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勞動者，勞動者越是不能把勞動當作他自己體力和智力的活動來享受，就越需要這種意志。”

我認為，馬克思這里所說的這些“表象”、“觀念”、“目的”和“意志”，從經濟學的意義上來說，就是屬于“意識形態一般”的范疇。這也就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所說的那些屬于“生產一般”這個范疇中那些的“一般的抽象規定”。不過，這里所說的這個“意識形態一般”，不同于馬克思所使用的另一個說法，即“一般意識形態”（德文die allgemein Ideeologie）。前者是指在歷史上各種不同的社會形態中都存在的那些最簡單、最基本、最一般的意識形態。也正如馬克思所說的：

“勞動過程，就我們在上面把它描述為它的簡單的抽象的要素來說，是制造使用價值的有目的的活動，是為了人類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因此，它不以人類生活的任何形式為轉移，倒不如說，它是人類生活的一切社會形式所共有的。因此，我們不必來敘述一個勞動者與其他勞動者的關系。一邊是人及其勞動，另一邊是自然及其物質，這就夠了。根據小麥的味道，我們嘗不出它是誰種的，同樣，根據勞動過程，我們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條件下進行的：是在奴隸監工的殘酷的鞭子下，還是在資本家的嚴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納圖斯耕種自己的幾畝土地的情況下，還是在野蠻人用石頭擊殺野獸的情況下。”

我認為，從經濟學的意義上說，在各種不同的經濟學說中，凡是那些真正與這個意義上的生產一般相聯系、并且確實能夠正確反映這些人類社會的一般經濟關系的觀念，就屬于經濟學的“意識形態一般”的范疇。

問：什么是“意識形態的特殊”呢？

答：“意識形態的特殊”則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的，各種不同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之間的區別。而在有階級的社會里，一個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就是該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意識形態”。這個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就構成了該社會的“一般意識形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講到“一般意識形態，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時候，就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的。所以這里所說的“一般意識形態”，就是當時德國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也就是“德意志意識形態”。而這個意義上的“一定社會的一般意識形態”，相對于前述“意識形態一般”來說，就構成了該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的特殊”。

問：那么，什么是“階級的意識形態”呢？

答：按照我個人在上面劃分的那3個層次，我認為它就已經屬于“意識形態的個別”的范疇了。不過您知道，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來看，這種一般、特殊和個別的區分，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相對的。正如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所說的：

“由于事物范圍的極其廣大，發展的無限性，所以，在一定場合為普遍性的東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變為特殊性。反之，在—定場合為特殊性的東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變為普遍性。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證法。”

而所謂“階級的意識形態”，我認為就是在一定社會形態中，某個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的整體所具有的那些特殊的意識形態。不過這里應當注意以下兩點：

第一，這里說的是“階級的意識形態”，而不是特指個別人的個別意識，雖然后者也從屬于前者。

第二，作為一個階級的“意識形態的總體”（也就是階級意識形態的“具體”或“個別”），它本身又是一種最豐富的規定。其中既包含著某些屬于意識形態一般的因素，也包含著這些階級所特有的那些意識形態，而這些特有的意識形態又是由這個階級在其特定的社會生產方式中所處的地位決定的。一方面，按照毛澤東同志的說法，在有階級的社會里，每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另一方面，也是按照毛澤東的說法：事物的性質是由該事物的主要矛盾、特別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的。因此在我們考察某一特定階級的“階級意識形態”時，也就必須把其中可能包括著的那些確實屬于“意識形態一般的因素”仔細地剝離出去。這樣，剩下來的當然就只是這個階級所特有的那些觀念了。對于我們這里所要討論的問題來說，這就是“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或者說“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意識形態”。同時，這也就是熊彼特在他的《經濟分析史》一書中始終沒有真正弄明白的、因而使他耿耿于懷的那個“意識形態的偏見”。

因此，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或者簡單地說資產階級經濟學，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西方經濟學）作為一種觀念形態的東西，它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社會（或我們今天所說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全都屬于“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在我們通常提到“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時候，又主要是指上述“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意識形態偏見”。至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雖然它也是首先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的、并且從而也構成了這個社會的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但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它卻并不屬于這個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而是一種受排斥、受壓制的學說。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下，它才有可能成為一種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

問：您講了一些“很哲學”的東西。

答：在我看來，這不過是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的常識，加上我自己的一點非常粗淺的體會而已。不過，就連這些最基本的理論和方法，在我國經濟學界一些時髦的做法中也已經不多見了。所以，我國經濟學界一些同志已經指出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發展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對此我是非常贊成的。

問：不過，您這里又提到了熊彼特。他對這個問題是怎么說的？

答：具體說來是這樣：首先，您可能還記得，在昨天的討論中我們已經提到，熊彼特對于馬克思的階級學說，是先來了一個有限度的肯定，然后在這種有限的肯定中，來了一個根本性的否定。因為他一方面說“階級理論這是我們必須記錄下來的一個重要貢獻”；另一方面卻又粗率地把它說成所謂“經濟史觀的跛子姐妹”。

問：是這么一回事。

答：不過那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這本書中說的。而在他的《經濟分析史》中，則專門講到了經濟學的意識形態。在這里，他也是先對馬克思的理論做出他自己的解釋，然后在貌似公允地（這并不排除他可能是真心的）給了一些“偉大貢獻”之類的評價之后，指出了三個所謂的“缺點”。

問：具體是怎么說的？

答：他先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說的意識形態問題，粗俗地與所謂“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思維習慣”相類比，進而把它說成是：“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任何時間在任何特定的社會集團中流行的觀念或觀念體系，都很容易受到玷污。”只有在做出了這種庸俗化的解釋之后，才把它說成“對于我們透視歷史過程以及理解社會科學的偉大貢獻”。可見，他所稱贊的實際上已經不是馬克思的、而是他自己的一個面目全非的理論了。

問：為什么說面目全非了呢？

答：因為“階級的意識形態”與個人的“思維習慣”根本不是一回事，與所謂的“玷污”也根本不是一回事。因為，即使資產階級經濟學，您也不能說它全部都是由“偏見”組成的。

問：他接下來又是怎么講的呢？

答：接下來就是提出了他所認為的馬克思的這一理論的“三個缺點”。而所謂的第一個缺點是：“雖然馬克思對他不贊成的觀念體系的意識形態特點是這樣敏感，但對于存在于他自己觀念體系中的意識形態因素卻完全沒有覺察。……顯然我們不能說，其他地方都是意識形態，只有我們自己站在一塊代表絕對真理的巖石之上。”此外還有所謂“因為我們已經充分接受了意識形態偏見無所不在的主張，因而看不出某些集團可以超然于這種偏見之外。”

問：他這是什么意思？

答：很明顯，這是在試圖用馬克思之矛，攻馬克思之盾。

問：他這樣說，錯誤在哪里？

答：首先在于他不懂得什么叫“意識形態”。從他的“其他地方都是意識形態”這種粗俗的說法中也已經可以看出：他這是把“意識形態”混同于“意識形態偏見”或“玷污”了。其次，即使從“階級的意識形態”的角度看，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毫不隱瞞自己的意識形態的階級性，而是公開申明自己理論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性。

問：其次呢？

答：他所說的第二個缺點是所謂“馬克思主義對思想的各種意識形態體系的分析歸結為階級利益的不同，而階級利益又只是用經濟利益來解釋”。而在他看來，“雖然社會地位對于塑造我們的思想無疑是一個有力的因素；但這并不等于說我們的思想完全是我們階級地位中的經濟因素所塑造；即使是這樣，也并非完全由一種界限十分明確的階級或集團利益所塑造。”

問：這又錯在哪里？

答：在于：這基本上是屬于無中生有和無的放矢。

第一，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把意識形態的分析“只是用經濟利益來解釋”。而是說：社會的意識形態是由社會存在（也就是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決定的。只是在有階級的社會里才歸根到底總是與各種不同的階級的經濟利益相聯系。

第二，階級的意識形態不等于個人的意識形態。后者與前者的不同在于：它并不完全由“個人在階級地位中的經濟因素所塑造”。因為，這里還有這些個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以及其他各種的因素（例如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的影響等。

問：還有嗎？

答：他所說的所謂第三個缺點是：“馬克思，特別是它的大部分信徒，過于輕易地認為所有受到意識形態影響的陳述因此都應受到譴責。但是有一點無論怎樣強調也不過分，那就是意識形態也和個別的理性化一樣，并不是扯謊。還必須加上一句，受意識形態制約的有關事實的陳述也不一定都錯。”

問：他的這種批評有沒有問題？

答：我個人的看法是，他的這些批評，對于我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隊伍中過去的某些左的做法，還是有一些針對性的。但是，第一，把這強加在馬克思頭上，是絕對不符合事實的；第二，說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一定并不是“扯謊”，也是不能成立的。而且即便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并不都是故意“扯謊”，但與其正確與否也不是一回事。虔誠的資本拜物教，仍然是資本拜物教。誠實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仍然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因此，即使單從這些用語中，也可以看到熊彼特庸俗的一面。

問：那么，現在是否可以進一步來討論您所說的“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偏見”了？

答：應該是這樣。不過我仍然想首先來問您，在您看來，所謂“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一般是指那些具體現象呢？

問：按照普通的理解，這是不是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站在資本家階級的立場上，為資本主義及其剝削辯護呢？

答：您所說的這種現象不能說不存在，也不能說不屬于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但是我認為，這畢竟過于簡單化了。

問：此話怎講？

答：要知道，不僅是一些資產階級的古典經濟學家（例如亞當·斯密和西斯蒙第），而且還有一些庸俗經濟學家（例如約翰·穆勒），而且有些當代西方經濟學家（例如羅賓遜夫人），對于資本家階級的唯利是圖的本性和資本主義剝削的譴責，也是相當尖銳和不客氣的呢。還有，熊彼特也說：他不認為“資本主義能存在下去”，而認為“社會主義當然行得通”呢。

問：那么，依您看呢？

答：在我看來，在論及“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時候，同樣也必須分清“一切資產階級經濟學所共有的資產階級局限性”，和“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所特有的庸俗性”。兩者雖然同屬于“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并且有時也是互相交織在一起的，然而它們畢竟是存在一定差別的。

問：什么是“一切資產階級經濟學共有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

答：我以為，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特有的那種“資產階級的狹隘眼界的局限性”。也就是把那種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商品生產方式、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作人類社會所共有的、永恒的生產方式。而這種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商品生產方式的最高形式，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以，它實際上也是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作人類社會生產的正常方式。而這種意識形態之所以產生，又是由這種生產方式和這個階級的存在所決定的。或者說，也就是由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所生活于其中的那個社會的經濟關系決定的。

問：請舉例說明。

答：就拿“生產要素”這個比較簡單的概念來說吧。馬克思曾經說過：“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或者說，從物質產品生產的角度看，“一邊是人及其勞動，一邊是自然及其物質這就夠了”。而生產資料又包括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其中已經包括了既作為勞動對象、又作為勞動資料的土地，以及所有其他生產資料。這是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因而也是一個社會各階級都應當認同的觀念吧？

問：我看不出還有什么可以反對的理由。

答：但是，西方經濟學或者資產階級經濟學是怎樣說的呢？

問：您大概是指“土地、勞動、資本”這種“生產三要素”的說法吧？

答：正是它。

問：但是，我聽人講，它這里所說的“資本”，就是“生產工具”或“資本品”的意思呢。而且還正是因為這一點，才有人把“結網撲魚”與“用手捉魚”這兩種生產方式相對照，而把前者稱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呢。

答：我知道您說的是誰。但是，問題就出在這個“資本”上。第一，如果資本所指真的就是生產工具的話，那么原始人所使用的石塊和木棒等等，豈不也就成了資本？第二，如果資本真的就是生產工具的話，那么，他所說的“利息”或所謂“資本的時間價值”又是從哪里來的呢？人們真的可以相信，生產工具本身，無論在生產過程中、還是在生產過程外，都不僅不會磨損和貶值，反而還會生出利息和價值來嗎？

問：這又意味著什么呢？

答：這就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在“生產要素”這個一般概念上，所打上的特有的“資本”的烙印，也就是“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偏見”的一個例證。

問：另外一種情況呢？

答：另外一種情況當然也并不是與前面這種情況截然分開的。但是，畢竟還是有著一些細微的差別。就是說，有些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連這種“物質技術基礎”也沒有，而純粹是從“資產階級社會”這種特有的“社會形式”中產生的。例如，把“價值”、“資本”和“所有權”等等看作財富的主要形式的觀念，以及把資本和所有權本身看作“商品”的觀念，就是資產階級特有的觀念。

問：能否舉出這方面的一些例子？

答：讓我們還是先從對經濟學或者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的性質的看法談起吧。正如前面我們已經討論過的：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從產生之日起，首先是一門資產階級的科學。但是自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產生以后，這種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在經濟學這個統一的學科中，產生出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對立面，從而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資產階級經濟學這兩大陣營的對立。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區別之一是在于：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那里，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還有廣義和狹義之分。而在資產階級經濟學中則不存在這種區分。

問：能否進一步做些說明？

答：按照恩格斯的說法，“政治經濟學，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但是作為一門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并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這樣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尚有待于創造。”

但是直到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時為止，“我們所掌握的有關經濟科學的東西，幾乎只限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生和發展：它從批判封建的生產形式和交換形式的殘余開始，證明它們必然要被資本主義形式所代替，然后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相應的交換形式二者的規律從正面，即從促進一般的社會目的的方面來加以闡述，最后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進行社會主義的批判，就是說，從反面來敘述它的規律，證明這種生產方式由于它本身的發展，已達到使它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地步。”

恩格斯所說的后面這些內容，也就是狹義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就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學說。

不過恩格斯還指出：

“要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全面地進行這樣的批判，只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夠的。對于發生在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和這些形式同時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樣必須加以研究和比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較。到目前為止，總的說來，只有馬克思進行過這種研究和比較，所以，到現在為止在資產階級以前的理論經濟學方面所確立的一切，我們也差不多完全應當歸功于他的研究。”
問：這是恩格斯的說法。馬克思又是怎樣表述的呢？

答：馬克思關于這一問題最清楚的表述，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在那里，他寫道：

“說到生產，總是指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社會個人的生產。因而，好像只要一說到生產，我們或者就要把歷史發展過程在它的各個階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開始就要聲明，我們指的是某個一定的歷史時代，例如，是現代資產階級生產——這種生產事實上是我們研究的本題。”

我們認為，前面這種“把歷史發展過程在它的各個階段上一一加以研究”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是廣義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把現代資產階級生產作為自己研究的本題”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則是狹義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的《資本論》和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六冊經濟學著作的宏偉的理論體系，都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所以主要應當屬于狹義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范疇。

問：西方經濟學或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情況呢？

答：西方經濟學或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情況，就是看不到或者不承認還存在這種區別。就是說，盡管在事實上它也是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也就是資產階級生產）作為既定的前提，來展開它的幾乎所有假設和推論的；但在另一方面，卻又把它們說成是一切社會所共有的。正如前面我們曾經指出過的，就是試圖把它說成是一種像數學或物理學那樣的超歷史和超階級的科學。從馬克思所說的那個古典經濟學時期的經濟學家——其中不僅包括真正的古典經濟學家例如重農學派、斯密和李嘉圖等，而且也包括諸如詹姆斯·穆勒、馬爾薩斯、薩伊、麥克庫洛赫、約翰·穆勒的庸俗經濟學家——所說的“研究財富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的科學”，到所謂“新古典學派”的“研究交換的量的比例的學說”，再到“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稀缺資源的配置和分配的學說”，莫不如此。而所謂“經濟人的假定”，則是這種一切資產階級經濟學所共有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另一個表現。

問：可是您昨天不是還說，這個“經濟人的假定”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說的“資產者”或“私人商品所有者”的說法是相吻合的嗎？

答：問題在于：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看來，這只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十分特殊的歷史階段上才有的十分特殊的歷史現象。而資產階級經濟學或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卻把它說成了一切社會條件下的人的一個共同的規定。這就說明，他們完全是按照資產者的眼光來看待一切社會中的人的。為了較為清楚地說明這一點，我想稍微完整一點地引用一下馬克思的有關論述。我認為，只要您耐心聽完或者讀完馬克思的這些話，有關“經濟人”的問題我們也就可以一勞永逸地不要再去管它了。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是這樣說的：

“擺在面前的對象，首先是物質生產。因此，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當然是出發點。但是，被斯密和李嘉圖當作出發點的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卻是屬于十八世紀的缺乏想象力的虛構，這同盧梭的通過契約來建立天生獨立的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和聯系的社會契約論一樣，只是大大小小的魯濱遜一類故事所造成的美學上的假象。實際上，這是對于十六世紀以來就作了準備、而在十八世紀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會’（即‘資產階級社會’——引者注）的預感。在這個自由競爭的社會里，單個的人表現為擺脫了自然聯系等等，而在過去的歷史時代，自然聯系等等使他成為一定的狹隘人群的附屬物。這種十八世紀的個人，一方面是封建社會形式解體的產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紀以來新興生產力的產物，而在十八世紀的預言家看來（斯密和李嘉圖還完全以這些預言家為依據），這種個人是在過去就已存在的理想；在他們看來，這種個人不是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起點。因為按照他們關于人性的觀念，這種合乎自然的個人并不是從歷史中產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這樣的錯覺是到現在為止的每個新時代所具有的。

然而實際上，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只有到十八世紀，在‘市民社會’（同上，即‘資產階級社會’——引者注）中，社會聯系的各種形式，對個人說來，才只是表現為達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現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產生這種孤立個人的觀點的時代，正是具有迄今為止最發達的社會關系（從這種觀點看來是一般關系）的時代。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孤立的一個人在社會之外進行生產——這是罕見的事，在已經內在地具有社會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時，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就像許多個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談而竟有語言發展一樣，是不可思議的。在這方面無須多說。十八世紀的人們有這種荒誕無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師夏、凱里和蒲魯東等人又把這種看法鄭重其事地引進最新的經濟學中來，這一點本來可以完全不提。”

所以，正如您已經看到的：這些類似于現在人們所說的“經濟人”的關于孤立的個人的看法是如此荒誕無稽，以至于馬克思認為，雖然十八世紀的人們有這種荒誕無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卻已經到了無需多說和本來可以完全不提的程度。也就是說，本來已經到了不值得花費筆墨去加以批判的水平。

然而遺憾的是，在我國經濟學界目前比較流行的做法之一，則是把這種所謂“經濟人的假定”，當作確定無疑的真理。而且這種看法還像流行性感冒（說嚴重一點是非典）一樣，傳染給了“非經濟學界”。而且還把這看作思想解放和理論創新。甚至還有人說，共產黨人，甚至像馬克思、恩格斯、毛澤東、雷峰等，他們之所以那樣為共產主義而奮斗，也不過是為了滿足他們“個人的欲望”，也是為了“實現他們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呢。

問：還有呢？

答：再拿“生產一般”這方面的問題來說吧。正如前面我們所提到的意識形態一般的情況一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并不否認，作為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與生產一般有關的一些共同的范疇和規律，也是存在的。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所說的：

“生產的一切時代有某些共同標志，共同規定。生產一般是一個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點提出來，定下來，免得我們重復，它就是一個合理的抽象。……沒有它們，任何生產都無從設想。 但是，對生產一般適用的種種規定所以要抽出來，也正是為了不致因為有了統一（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這總是一樣的，這里已經出現了統一）而忘記本質的差別。而那些證明現存社會關系永存與和諧的現代經濟學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記這種差別。”

也正如馬克思所說的：

“現在時髦的做法，是在經濟學的開頭擺上一個總論部分……，用來論述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這個總論部分包括或者據說應當包括：（１）進行生產所必不可缺少的條件。……（２）或多或少促進生產的條件，如象亞當·斯密所說的前進的和停滯的社會狀態。但是，這一切并不是經濟學家在這個總論部分所真正要說的。相反，他們所要說的是，生產不同于分配等等……，應當被描寫成局限在與歷史無關的永恒自然規律之內的事情，于是資產階級關系就被乘機當作社會一般的顛撲不破的自然規律偷偷地塞了進來。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識的目的。”

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根本區別僅僅是在于：前者所說的是那些真正屬于生產一般的范疇或規定；后者則有意或無意地用資產階級的經濟范疇來冒充生產一般。

因此，我們所說的“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或者“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意識形態”，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這種多少有意識的目的”。這也就是熊彼特在他的《經濟分析史》一書中一方面貌似公允地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所謂“對于我們透視歷史過程以及理解社會科學的偉大貢獻”云云），而在另一方面卻又耿耿于懷的那個意識形態理論。

問：聽您的意思，好像還有這樣一點含義：“資產階級經濟學”，和“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或者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意識形態），這兩種提法也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呢。所以，即使對于資產階級經濟學，我們所要拒絕和批判也并不是它的所有的內容，而僅僅是其中所包含的意識形態的因素。不知這是否符合您的意思？

答：正是這樣。不僅廣義的政治經濟學是如此，而且即使狹義的政治經濟學也是如此。因為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也就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它們研究對象其實都是相同的。因為人類社會的歷史只有一個；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也只有一個。所以，甚至它們對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些具體經濟現象和經濟規律的理解，其實也可以是相同的。也正如我們前面引述過的馬克思關于價值關系（即交換價值）所說的：

“理論的歷史確實證明，對價值關系的理解始終是一樣的。只是有的比較清楚，有的比較模糊，有的摻雜著較多的錯覺，有的包含著較多的科學的明確性。因為思維過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條件中生長起來的，它本身是一個自然過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維只能是一樣的，而且只是隨著發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維器官發展的成熟程度）逐漸地表現出區別。其余的一切都是廢話。”

我們所要剔除和反對的，就是經濟學中由于“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意識形態”所造成的這些模糊和錯覺。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意識形態偏見”，或者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狹隘的資產階級眼界的局限”。

不過在我看來，這里又有兩種情況。一是把那些與“生產一般”有關的（也就是在各種不同的社會形態中所共有的）范疇或關系，打上資產階級的“烙印”，“于是資產階級關系就被乘機當作社會一般的顛撲不破的自然規律偷偷地塞了進來”。二是把根本不屬于生產一般、而是屬于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一些關系或范疇，說成生產一般性質的東西。不過這兩種情況也并不是截然分開的。

問：能否舉出一些更加具體的例子？

答：仍拿“生產一般”這個范疇本身來說吧。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所說的：

“例如，他們說，沒有生產工具，哪怕這種生產工具不過是手，任何生產都不可能。沒有過去的、積累的勞動，哪怕這種勞動不過是由于反復操作而積聚在野蠻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產都不可能。”

如果到此為止，那么我這就都是真正屬于生產一般方面的范疇。你至多也只能批評它說，這不過是一些人所共知的常識或老生常談，但卻決不能說連這些人所共知的常識也是錯誤的。

問：那么，問題又出在哪里？

答：問題在于：這些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們卻從這里一跳而把“資本”也拉扯進來了。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他們的邏輯是：

“資本，別的不說，也是生產工具，也是過去的、客體化了的勞動。可見資本是一種一般的、永存的自然關系。而他們這樣說是因為恰好拋開了正是使‘生產工具’、‘積累的勞動’成為資本的那個特殊。”

而當代西方經濟學或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生產三要素”說，也正是如出一轍。這就是所謂資產階級經濟學在“生產要素”這個一般概念上，所打上的特有的“資本的烙印”，也就是“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偏見”的一個例證。

問：還有其他的例子嗎？

答：除了生產或生產要素的例子以外，類似的范疇還很多。例如，分配、交換或消費，還有資源、效率或效益，以及增長和發展等等，都是如此。所有這些問題，無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資產階級經濟學，都是不能不面對、不能不研究的。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同樣在這些一般范疇上面打上了資產階級的“烙印”。因此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這也就是在生產一般的幌子下來販運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

問：另外一種情況呢？

答：另外一種情況當然也并不是與前面這種情況截然分開的。但是，畢竟還是有著一些細微的差別。正如在奴隸制社會里奴隸主階級把奴隸本身看作會說話的工具并且把它看作天經地義的一樣，除了資本這個范疇以外，資產階級及其經濟學，還把其他一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一些關系或觀念也說成是永恒的。

問：能否也進一步舉出這方面的一些例子？

答：這樣的例子就太多了。還拿前面我們已經講過的“經濟人”的例子來說吧。前面已經說過了，也就是“利己主義的人”或“資產者”的一種抽象。但西方經濟學或資產階級經濟學卻把它說成一切社會中的人的一種抽象。如此等等。

    問：還有呢？

答：這樣說吧，在我看來，凡是把僅僅與“私有財產”直接相聯系著經濟關系或者范疇，包括“商品”、“貨幣”、“資本”、“市場”、“契約”、“產權”等等看作無條件地適用于一切社會形態的經濟學理論，無不具有這種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意識形態的特征。

    問：所以……？

答：所以，判斷一種經濟學理論是否帶有“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意識形態偏見”，你一定不要看它自己是聲稱的，甚至也不要管這些經濟學家主觀上“可能”是怎樣認為的。恰恰相反：一種經濟學說越是把它那些實際上是僅僅與私有財產（或私有制）的觀念，說成是一般的概念或規律，就越是說明了這種經濟學說肯定帶有不可避免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偏見”。而無論這種經濟學說是古典的還是當代的，也不論其中除此之外可能還包含著多少真正科學的成分，或者更加庸俗的成分。

問：所以……？

答：所以，所謂“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其實是一個首先必須把經濟學家的個人動機、道德和愿望等等撇開來考察的“社會意識形態”現象。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不以經濟學家個人的主觀動機和愿望為轉移的。而所有這些資產階級的偏見，馬克思又把它稱作“資產階級的狹隘眼界，或資產階級的局限”。在我看來，這也就是一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共有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局限，也就是一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共有的資產階級的階級性的表現。

問：但是這里有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么資產階級經濟學必然會有這些意識形態偏見呢？

答：這就又回到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那個著名原理，即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上來了。就是說，只要私有財產關系還存在，就必然還會存在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而不論經濟學家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也不論他們在主觀動機如何。甚至也不完全取決于這些經濟學家個人的經濟地位和經濟狀況。而在于這些理論本身的階級的意識形態傾向。

問：但是，這樣說來，豈不又正好印證了熊彼特的那句話：“沒有人可以超越意識形態的偏見而站在代表絕對真理的巖石之上”了？例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也同樣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的嗎？為什么它就可以超越這種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偏見呢？

答：這里我要首先糾正一下熊彼特的幾個不正確的說法。一則“意識形態”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不是一回事；二則“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偏見”也不是一回事；三則從來就沒有所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自稱“超越意識形態”，或者所謂“站在代表絕對真理的巖石之上”這回事。它所超出的僅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意識形態偏見。

問：但是，您還是沒有回答：為什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可以超出這些資產階級識形態偏見、而資產階級經濟學就不可以呢？還有，您又如何回答熊彼特的下面這句話：“勞工組織的意識形態比起其他任何意識形態既不是更好，也不是更壞”呢？

答：關于第一個問題，我認為這里的關鍵有如下四個方面：

第一，我們這里說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屬于資產階級社會中的“一般意識形態”的范疇，也就是這個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而所謂一定社會中的一般意識形態（不同于我們前面提到的意識形態一般），也就是被該社會的思想界和理論界一般所公認的那些意識形態，同時也就是與當時的那個社會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相適應的意識形態。而資產階級經濟學作為一個整體，它本身就是這個資產階級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因此讓它超出這個意識形態根本是不可能的。

第二，就在這個社會中生活的經濟學家個人來說，卻并非他的所有的思想和理論，甚至其中的每一句話，都僅僅是由這些“意識形態的偏見”構成的。正因為如此，所以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也并不是完全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沒有任何繼承的關系，而是也吸收了其中一些符合客觀實際的、科學的和不帶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偏見的成分。

第三，資產階級社會本身也會產出它自身的對立面，這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那句話：舊社會孕育著新社會的因素。生產力和科學和技術的巨大發展，生產過程的高度社會化，高度社會化和科學化的現代管理，工人階級革命運動的興起等等，最后，還有馬克思主義的誕生，這些，我認為就都是資本主義社會在它自身范圍內孕育出來的一些新社會的因素。因此，如果說一方面，資產階級經濟學及其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產生和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另一方面，超出這種資產階級經濟學及其意識形態偏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產生，在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同樣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正如馬克思所說的：

“就這種批判代表一個階級而論，它能代表的只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是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最后消滅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

第四，馬克思主義及其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它的產生，除了客觀方面的條件以外，還取決于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以及歷代馬克思主義者的孜孜不倦的科學研究和努力。只有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形成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
問：還有呢？

答：至于您所說的第二個問題，即熊彼特說的所謂“勞工組織的意識形態”，與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也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您知道，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迄今為止還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勞工組織及其意識形態。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對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勞工組織也不可能不產生一定的影響。而且正如您在上面已經看到的：我認為，所謂“資產階級”這個提法的共性，就是指這是一些完全與“商品”、“貨幣”、“資本”等等經濟關系相聯系，在這些關系中扮演相應的角色，并且能夠在這些關系中憑借勞動以外的其他手段占有和支配這些社會財富，而又同時受到這些關系支配的階級。進一步說，也就是生活在以私有財產為主要特征的商品經濟社會中的大大小小的私有者。這個意義上的“資產階級社會”，馬克思又把它稱作“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社會”。在這個意義上說，甚至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些單個的工人，在他們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是與這個資產階級不同的另外一個勞動者階級的成員的時候，也會像“資產者”那樣行事呢。

而所有這些資產階級的偏見，馬克思又把它稱作資產階級的狹隘眼界，或資產階級的局限。在我看來，這也就是一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共有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局限。也就是一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共有的資產階級的階級性，或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偏見。

    問：所以？

答：所以，總之一句話，正如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的全部秘密，不過就在于把一個特定的歷史時代獨有的、適應當時物質生產水平的暫時的社會關系，變為永恒的、普遍的、不可動搖的規律，經濟學家們稱之為自然規律”。馬克思還指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缺陷在于，它的代表人物的眼光超不出當前時代的經濟界限，因而不懂得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們是歷史發展造成的，同樣它們必然要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消失。”

也正如恩格斯所說的：

“雖然到十七世紀末，狹義的政治經濟學已經在一些天才的頭腦里產生了，可是由重農學派和亞當·斯密做了正面闡述的狹義的政治經濟學，實質上是十八世紀的產兒，它可以和同時代的偉大法國啟蒙學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帶有那個時代的一切優點和缺點。我們關于啟蒙學者所說的話，也適用于當時的經濟學家。在他們看來，新的科學不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關系和需要的表現，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現，新的科學所發現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不是歷史地規定的經濟活動形式的規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規律：它們是從人的本性中引伸出來的。但是，仔細觀察一下，這個人就是當時正在向資產者轉變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當時的歷史地規定的關系中從事工業和貿易。”

所以，不能像您在上面所提到的那樣，好像只有公開站在資本家階級的立場上，直接為資本家階級及其剝削辯護的經濟學，才算是資產階級經濟學；這樣的意識形態，才算是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

問：您能否也舉出一些經濟學說史上的例子？

答：最突出的和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就是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也就是被馬克思稱作作為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那些最優秀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

例如，就拿亞當·斯密來說吧。他在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的創立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貢獻，應該說，無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基本上都是公認的。然而，正是在上述問題上，同樣也表現出了他的資產階級狹隘眼界的局限。因為他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這本書，就是建立在業已產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的。而且在他看來，人類社會分工產生的原由就在于人類不同于動物的互通有無、物物交換和互相交易的傾向；而自從分工一經完全確立，一切人都要依賴交換而生活，或者說，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為商人，而社會本身，嚴格地說，也成為商業社會。他在講到財富的自然發展的階段時，也僅僅是指所謂進步社會的資本大部分究竟是投在農業、工業還是對外貿易方面。至于在這個文明社會以后還會不會有新的更高級的社會形態出現的問題，這顯然是斯密所不可能提出的。

所以，從這里，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亞當·斯密的不可逾越的資產階級狹隘眼界的局限。不僅如此，在他那里，幾乎在所論及的所有主要問題上，科學的因素和庸俗的因素，都是心安理得地混雜在一起的，而他自己對此卻渾然不知。這也就為以后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泛濫，提供了思想基礎。

再如李嘉圖，馬克思曾經多次高度贊揚李嘉圖在科學上的公正無私，高度贊揚他的經濟學是科學的。但是李嘉圖同樣也未能超出狹隘的資產階級眼界的局限。

問：請再舉出一些庸俗經濟學家的例子。

答：不過這里需要首先要談一談我對什么是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看法。同時，我們也就要談到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庸俗性的一面了。讓我們先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看吧。

問：好。

答：在前面的討論中我們已經指出過：經濟學或者說政治經濟學，在它誕生時首先是一門資產階級的科學。正因為如此，所以自從這門科學誕生之日起，除了它所特別具有的資產階級的局限性以外，也就帶有了不可避免的庸俗性的一面。不過，在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那里，這一點還未占優勢。而且自從19世紀40年代以后，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或者資產階級的經濟學，還能否繼續算得上一門科學的經濟學，這本身也已經值得懷疑了。

問：這是您自己的看法，還是一些經濟學家的看法？

答：這首先是馬克思的說法。您還記得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中的那段話嗎？他說：

“只要政治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就是說，只要它把資本主義制度不是看作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而是看作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階級斗爭處于潛伏狀態或只是在個別的現象上表現出來的時候，它還能夠是科學。馬克思并且以英國為例，指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屬于階級斗爭不發展的時期的。它的最后的偉大的代表李嘉圖，終于有意識地把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當作他的研究的出發點，因為他天真地把這種對立看作社會的自然規律。這樣，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也就達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隨后一個時期，從1820年到1830年，在英國，政治經濟學方面的科學活動極為活躍。這是李嘉圖的理論庸俗化和傳播的時期，同時也是他的理論同舊的學派進行斗爭的時期。這是一場出色的比賽。而這一論戰的公正無私的性質——雖然李嘉圖的理論也例外地被用作攻擊資產階級經濟的武器——可由當時的情況來說明。但是，1830年，最終決定一切的危機發生了。

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奪得了政權。從那時起，階級斗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采取了日益鮮明的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于豢養的文丐的爭斗，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甚至像約翰·穆勒那種還要求有科學地位、不愿單純充當統治階級的詭辯家和獻媚者的人，也只是力圖使資本的政治經濟學同這時已不容忽視的無產階級的要求調和起來。于是，以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為最著名代表的毫無生氣的混合主義產生了。這宣告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破產。”

我認為，當代西方經濟學，亦即當代西方資產階級的“理論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的情況，也是如此。

問：您這樣說，也包括當代西方的“主流經濟學”？

答：正是這樣。

問：那么，究竟什么是資產階級的“庸俗經濟學”？

答：我認為，這主要是與作為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相對而言的。不過這并不是說，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是嚴格按照上面的這種歷史的分期來區分的。這是因為，19世紀30－40年代以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也并不都是“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因為：

第一，在古典經濟學以前還有重商主義的學說。而“重商主義作為對現代生產方式的最早的理論探討”，則是“必然從流通過程獨立化為商業資本運動時呈現出的表面現象出發，因此只是抓住了假象。而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學，只是當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

第二，與古典經濟學同時存在的也不都是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而是還有包括詹姆斯·穆勒、馬爾薩斯、薩伊、麥克庫洛克、西尼爾、李斯特、巴師夏、凱里、約翰·穆勒等等在內的大批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的學說。

第三，即使在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的學說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許多庸俗的成分。例如，來自亞當·斯密的三位一體的公式就是如此。也正是古典經濟學中的這些庸俗的成分，才為后來的、迄今為止的一切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理論，埋下了禍根，大開了方便之門。

問：那么，資產階級的庸俗經濟學或者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庸俗性，又有哪些表現呢？

答：我認為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或者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庸俗性突出特點是在于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它的庸俗性，也就是膚淺性，即把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表面現象，特別是資產階級生產和流通當事人的觀念，單純地復制或記錄下來，加以簡單的分類、歸納或綜合，就把它當作科學。

問：能否舉出一些這方面的例子？

答：這方面的例子就太多了。而且也根本不難判斷。我們還是留待以后，遇到具體問題時再來具體分析吧。不過為了完整起見，我們還是舉出一個馬克思曾經指出過的一個關于價值和價值形式（交換價值或價格）例子。

問：是怎么說的？

答：這個問題要從商品價值的本性談起。您知道，這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爭論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而且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就已經在李嘉圖學派和庸俗經濟學家之間展開了。然而，您知道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實質是什么嗎？

問：是不是可以簡單地這樣說：“商品的價格是由價值決定的，而價值又是由勞動時間決定的”？

答：那么，您又怎樣理解馬克思所說的商品價值的“本性”呢？

問：那么您說呢？

答：然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實質，并不是像庸俗經濟學家所理解的那樣，是專門用來說明交換價值或價格的學說，而首先是關于商品的價值性質或價值本性的學說。我覺得，正是在這個似乎不成問題的最簡單的問題上，卻反映出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根本區別。

問：但是，究竟什么是關于商品的價值本性的學說呢？

答：簡單地說，我認為就是關于在商品生產的條件下，勞動表現為價值或交換價值的學說，而不是倒過來把價值和交換價值歸結為勞動的學說。

問：這兩種說法的區別何在？

答：區別在于：前者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用不著進行所謂證明的。而后者則是庸俗經濟學與李嘉圖學派的勞動價值論爭論的焦點。

問：為什么說前者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答：因為這是靠對事實的分析得出的一個結論。因為：

第一，勞動是人類社會存在的一個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一切社會存在的基礎，這是一個無需爭論的事實；

第二，勞動產品在商品生產的條件下表現為商品，而商品必須用來交換，有價值或交換價值，這也是無需爭論的事實；

第三，因此，勞動必須表現為不僅是生產使用價值的勞動，而且是生產價值或交換價值的勞動；

第四，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或交換價值的多少，就意味著勞動被承認為社會勞動的多少；

第五，價值是通過交換價值或價格的形式得到表現的，而交換價值或價格就是所謂的價值形式；

第六，價值形式或交換價值的量的規定，并非一定與價值量相一致。

如此等等。

我以為，大體說來，這也就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本質。因此馬克思才說：

“我們的分析表明，商品的價值形式或價值表現由商品價值的本性產生，而不是相反，價值和價值量由它們的作為交換價值的表現方式產生。”

問：那么，庸俗經濟學的庸俗性又表現在哪里？

答：但是，馬克思指出：

“這正是重商主義者和他們的現代復興者費里埃、加尼耳之流的錯覺，也是他們的反對者現代自由貿易販子巴師夏之流的錯覺。重商主義者看重價值表現的質的方面，也就是看重在貨幣上取得完成形態的商品等價形式，相反地，必須以任何價格出售自己的商品的現代自由貿易販子，則看重相對價值形式的量的方面。因此，在他們看來，商品的價值和價值量只存在于由交換關系引起的表現中，也就是只存在于每日行情表中。而前面我們曾經談到過的那個蘇格蘭人麥克勞德，則由于他的職責是用盡可能博學的外衣來粉飾倫巴特街的雜亂的觀念，而成了迷信的重商主義者和開明的自由貿易販子之間的一個成功的綜合。”

問：庸俗經濟學的第二個特點呢？

答：就是它的辯護性。也就是公開地為資本家階級和土地所有者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辯護，也就是為資本主義辯護。例如，西尼爾的“節欲論”和他的著名的“最后一小時”理論，就是這種辯護論的典型。正如馬克思所說的：

“在納騷·威·西尼耳于曼徹斯特發現資本的利潤（包括利息）是無酬的‘最后第十二個勞動小時’的產物恰恰一年以前，他曾向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另一個發現。他莊嚴地聲稱：‘我用節欲一詞來代替被看作生產工具的資本一詞。’這真是庸俗經濟學的‘發現’的不可超越的標本！它用阿諛的詞句來替換經濟學的范疇。如此而已。”

此外，西尼耳還說：“社會越進步，就越要求節欲。”馬克思指出：“這樣一來，勞動過程的一切條件就如數轉化成資本家的節欲行為了。例如，谷物不只是吃掉，而且還用來播種，這是資本家的節欲！葡萄酒保留一個時期用以發酵，這是資本家的節欲！資本家‘把生產工具貸給〈！）工人’，也就是說，把生產工具同勞動力合并在一起作為資本來增殖，而不把蒸汽機、棉花、鐵路、肥料、挽馬等等吃光，或者按照庸俗經濟學家的幼稚說法，不把‘它們的價值’變成奢侈品和其他消費資料揮霍掉，這就是資本家在掠奪自己的欲望。但是資本家階級究竟怎樣能做到這一點，至今仍然是庸俗經濟學嚴加保守的秘密。”

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從19世紀的庸俗經濟學家那里繼承下來的一整套“服務價值論”、“三要素共同創造價值”的理論，以及所謂的“邊際生產力理論”、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契約”理論、熊彼特的“創新利潤”理論，還有所謂的“人力資本理論”等等，無一不具有這種辯護論的色彩。

問：還有第三呢？

答：第三就是它的調和性，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在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之間，試圖“調和不能調和的東西”。

不過，這種調和論雖然也是庸俗的，但與單純的“辯護論”還是存在一定差別的。因為正是在這第三種庸俗經濟學家中，也不乏一些在主觀上并不甘于充當資本主義的辯護士，而是試圖繼續保持自己在科學上的不偏不倚的公正地位的人。例如，約翰·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就具有這樣的色彩。也正如馬克思時說的：“為了避免誤解，我說明一下，約·斯·穆勒之流由于他們的陳舊的經濟學教條和他們的現代傾向發生矛盾，固然應當受到譴責，但是，如果把他們和庸俗經濟學的一幫辯護士混為一談，也是很不公平的。”

問：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情況呢？

答：在我看來，以“凱恩斯左派”著稱的“新劍橋學派”的首領羅賓遜夫人就是一例。“創新學派”的熊彼特也是其中的一人。他們都并不是無條件地為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而是對資本主義進行過不同形式的批判，甚至對他（她）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還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同情。甚至連“新制度學派”的、“產權理論”的著名代表人物科斯，也不贊成他的學生張五常把“產權明晰”界定為“私有產權”的主張呢。

所以，我認為，即使對于資產階級的庸俗經濟學，我們所應采取的也不是一概否定的態度。而是也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把其中所包含的庸俗的因素和一切資產階級經濟學所共有的那些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偏見仔細剝離出去，然后才有可能談得上吸收和借鑒其中對我們有用的東西，以便為繁榮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學服務。

問：您是說，就連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也有可以供我們借鑒的東西？

答：正是這樣。不過，今天我們就先討論到這里吧？

問：好吧。晚安！

答：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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