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赫爾岑《往事與隨想》

三葉蟲

2003.12.16

《往事與隨想》，赫爾岑著，巴金譯，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1979年10月第一版，1979年10月
第一次印刷，書號10188·68

赫爾岑寫《往事與隨想》的“序”的時候已經47歲了，他在其中寫道：

“凡是屬于個人的東西都會很快地消失，對于這種消逝只好順從。這不是絕望，不是衰老，不
是凄涼，也不是淡漠；這是白發的青春，恢復健康的一種形態，或者更恰當地說，就是恢復健
康的過程。人只能用空虛方法忍受某些創傷。

“一個修道士，不管他的年紀有多大，在他身上總老年同青年合在一起。他用埋葬屬于個人的
一切這個辦法恢復了青春。……人們想保存一切，要薔薇，也要雪；他們希望在一串串熟了的
葡萄旁邊開放著五月的鮮花！修士在苦悶的時刻靠著祈禱得到解脫。我們并不祈禱，我們從事
寫作，寫作就是我們的禱告。”

他回憶起了三十三年前十四歲的他和好友，比他小一歲的尼·奧加略夫兩個人在莫斯科的麻雀
山（后來的列寧山）上的宣誓結盟，從而在正文開始處引出奧加略夫的一段詩：

“往昔的回憶使我們激動

我們重新踏上舊日的路，

一切過去日子的感情

又逐漸活在我們的心里；

使我們再次心緊的是

曾經熟習的震顫；

為了回憶中的憂傷

真想吐出一聲長嘆。

當時正身處英國的作者在“序”中的最后長嘆到：

“生活……許許多多生命、不同國家的人民、革命、極其親愛的人們都在麻雀山和櫻草山之間
出現、變幻、消失了；它們的痕跡幾乎已經給事件的無情的旋風掃掉了。四周的一切全改變了
：太晤士河代替了莫斯科河在流動，身旁都是外國人……我們再也沒有返回祖國的路了……只
有兩個孩子（一個十三歲，另一個十四歲）的夢想完整地保存了下來。”

而作者寫到，完成這本書就了結和清算個人的以前生活的帳，為了今后將剩余的精力全部投入
到斗爭和事業中去。

這些大概就是作者當初寫這本書的指導思想。

可以想見，作者從少年到近五十歲的時光（這段時光就相當于我們現時的知青一代），社會依
然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在他充滿激情的少青時代到冷靜深邃的中老年，期間，有不懈的斗爭
和激動人心的活動，但幻想越來越少，理性越來越多，然信念更加堅定，這期間作者亦經歷了
許多人類的痛苦和難以承受的個人家庭的痛苦（ ）。真是歲月如梭，三十多年前的少年夢幻
猶晃如三年之前。在這依然苦難的日子里只有將以前的經歷和思想加以總結以求得內心的解脫
，人不能老是沉溺于過去，把它思考并記錄下來，是為了更好地擺脫它，回憶是憂傷的甚至痛
苦（盡管有些是甜蜜的痛苦）的， 但擺脫過去并不是拋棄它，而是通過思考和寫作來了結它
，一味沉溺于個人往事，是沒有積極的未來的。然而不管怎樣，信念是永遠不能違背的。

赫爾岑在《往事與隨想》的第二章中（39頁）寫到：

“我不喜歡那些懷著惡意的宣傳家對群眾的假意奉承（尤其是在一八四八年的災難【注：指一
八四八年法國資產階級政府鎮壓巴黎工人六月革命的事】以后），可是我更加痛恨貴族們對人
民的誣蔑。”

在那艱難的黑暗的時代，很少有稍許有些良知的人能夠象赫爾岑這樣冷靜地看待一些社會現象
。即使在現時，一些所謂的精英（不如叫他們精神貴族）急于表白（生怕別人不知道）著自我
的對下層人的聲嘶力竭的同情。在這個時候，象赫爾岑那樣地冷靜地用自己的頭腦和良知，用
自己的經歷和真心表達出實實在在的觀點，是非常重要和可貴的。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既不單
純地從純屬自我恩怨甚至不可告人的政治和個人已私的惡意出發去對大眾假意奉承（這種奉承
有時是被夸張了的，歪曲了的甚至明顯帶有教唆和挑釁味道），也不對權貴的殘酷無情的高壓
及甜蜜的撫摸和抬舉無動于衷，或只是不痛不癢牌坊婊子都想做地說些“要說真話”之類的假
大空的話（實際上這種話比那些阿諛奉承之徒的言行更為可惡，更具欺騙性）

那些所謂精英們企圖挾著下層人民的不滿來要挾著權貴，以最終能滿足自我最大的利益，他們
動輒大聲疾呼人民的痛苦和人民的權力，儼然以人民的保護神的面貌出現，一旦某處有點星星
之火，他們即決不放過 的機會以為自己撈取最大的好處，然而他們心里是有個界限的，他們
的宣傳其實不是針對政權的，而是做秀給百姓們看的，是為了給自己撈到好處，打擊那些和自
己觀點不同的派別和人，一旦搭到敏感之處，他們就會噤若寒蟬，他們對時政的批評其實并非
為民代言，而只不過是為了自我的實實在在的利益，稍好點的也不過是為了自我個人的小小的
良心顯弄。老百性就成了當權派和反對派精英們交易的籌碼賭注和工具。

46頁：

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俄國貴族家仆的生活：

“起初每個家仆每月得到五個紙盧布的伙食費，后來增加到六個。女人每月少一個盧布，小孩
從十歲起拿成人的一半。仆人組織了“公會”（注：артель，或譯組合，這里指的是當
時俄國農民中間，有一些人為了某種共同經濟利益，或者為了從事一種共同的勞動組織起來的
團體。這是一種為了在勞動或消費上合作互利的自由組織。）他們并不抱怨收入不夠，這說明
當時吃的東西的確非常便宜。最高的工資是每年一百個紙盧布，另一些人只拿到這個數目的一
半，有些人一年只拿到三十盧布。十八歲以下的男孩沒有工資。除了工資以外，對仆人還發給
衣服、大衣、襯衫、床單、被子、毛巾、帆布床墊；不拿工資的男孩可以得到使他們精神和肉
體干凈的費用，那就是洗澡費和齋戒祈禱（注：在耶蘇復活節前的齋戒祈禱）費。把一切都算
在內，一個仆人每年只花費大約三百紙盧布；要是再加上吃藥、看病，還有偶爾從村子里運來
的儲存的食物，就是連這些費用都算上，也沒有超過三百五十盧布。這同巴黎或者倫敦的仆人
相比只值他們的四分之一。

“俄國大地主通常還要計算奴隸制度的保險費，這就是由地主供養奴隸的妻子兒女，而且奴隸
本人老年時候還可以在村子里某個地方得到一點點面包過日子。當然，這是應當算進去的；然
而由于對體罰的恐懼、奴隸地位的不可能改變、供養的標準非常低等等——這種保險費就大大
地減低了。

“我看夠了奴隸地位這種可怕的意識怎樣壓迫、麻痹他們的心靈。農發，特別是繳納代役金（
注：農奴向地主繳納的代替勞役的錢）的農民，較少感覺到人身的不自由；他們多多少少可以
不想念自己完全處在奴隸地位。可是那些從早到晚坐在門房里齷齪的長木板箱上面或者端著盤
子站在飯桌旁邊的家仆們，他們卻沒有疑惑的余地。

不用說，也有一些人，他們住在門房里就象魚在水里一樣，他們的心靈從嚴不曾覺醒，他們對
自己的生活方式已經有了嗜好，履行他們的職務時也感到津津有味。”

一個有關十二月黨人的古老故事

（該部分曾于2003.12.7上貼于“田小野論壇”“華夏知青論壇”“老三屆論壇”等論壇中）

年青時看了許多舊俄時期的名著，少不更事，都做故事讀過即忘，充其量不過是合上最后一頁
后的一聲長嘆。但不自覺地，一種美好的東西在心的最深層沉淀下來，前時偶又捧起一本赫爾
岑的《往事與隨想》，再看時，除了那些心中的沉淀物重又泛起外，又多了一些蒼老的感動和
更深的感悟。特別當重又看到其中一個關于十二月黨人的妻子的感人故事，禁不住掩卷長嘆：
這樣一個民族，之所以屢次能從衰弱走向強盛，就是因為在不同的時期都有這樣一批優秀的有
著矢志不移的信念并永不向權貴低頭的知識分子精英的存在。人，什么都沒有不可怕，就怕沒
了那種高貴的靈魂。拿愛情來講，現時的愛情可以象時下所充斥的脂粉氣、銅臭氣和充滿荷爾
蒙的激情，但永遠不會再有如下這個故事中的那種古老、純潔而神圣的光芒。
故事是這樣的：
有個名叫瓦·彼·伊瓦謝夫的騎兵大尉，出身于一個老式的貴族家庭，他是他父親，一個俄軍
少將，辛比爾斯克的地主彼·尼·伊瓦謝夫的獨生子。他曾打算與他的一位法國家庭女教師的
女兒加米拉·勒·唐狄結婚。但這使得他所有的親族急得發狂，在家族的吵鬧、眼淚和哀求的
壓力下，這個法國姑娘聽從了勸告而離開了彼得堡回到巴黎，這位獨生子也不得不暫時放棄了
結婚的打算。
后來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突然駕崩后，他的兄弟，殘暴的尼古拉（注：他的禁衛軍軍官都憎恨他
是個冷酷無情、繁瑣地拘泥細節、有著極愛記仇天性的人）在他的另一個兄弟王儲康斯坦丁·
巴甫洛維維奇大公爵宣布退位后而繼承了王位。此時暴發了十二月黨人的革命，被新沙皇殘酷
而血腥地鎮壓下去，人們被開槍打死、絞死，或被終身流放到寒冷的西伯利亞做苦役。伊瓦謝
夫是個相當活躍的十二月黨人，被判處到西伯利亞終身服苦役。年輕的法國姑娘在巴黎得知這
個可怕的消息后毫不猶豫地立即動身去彼得堡請求沙皇準許她去西伯利亞的伊爾庫次克找他心
愛的人結婚。尼古拉沙皇叫人向她講明她將會失去一切地位，甚至亦不能與別的跟隨丈夫到西
伯利亞的十二月黨人囚徒的妻子一樣可以享受某種寬大待遇的權利。可她仍然忠貞于自己的愛
情，義無反顧地尋著愛人的足跡去到遙遠的地方。
可當她到了目的地時，因監獄當局沒有得到沙皇的許可通知而沒讓她與愛人見面，于是她就在
這個各類刑滿釋放的犯人的小鎮上，到處打聽愛人的下落。據說她遇見過一個每天去監獄勞動
的流放強盜，當他得知她的經歷后深受感動，于是替他們相互傳遞著書信，不顧大風雪，不顧
疲倦，為了他所尊敬的人而天天夜間回來，天不亮又動身。
終于姑娘得到了許可證，他們結了婚，兩人過起了漫長而暗無天日的苦役犯生活，她始終沒有
后悔也沒有怨言。幾年后，苦役改為永久流放，雖然處境稍好了些，可惡劣的氣候和苦難的生
活沉重地壓垮了妻子，她倒了下去，象一朵南國鮮艷的的玫瑰枯萎凋謝在西伯利亞的雪地里。
這個打擊太大了，丈夫因此也沒有再活多長時間，在她死去一年后也跟隨著離開了這個苦難的
世界。其實在妻子死后，丈夫的心也就死了，就連當時俄國的秘密警察機關“第三廳”在檢查
他的書信時也因其中有一種無限憂傷、虔誠癡狂和陰郁詩意的痕跡而感到異常驚訝。他們不明
白，其實在她死后他就沒有活下去，不過是緩慢而莊嚴地死去。
這個故事的細節曾在奧·克·布拉諾娃的《十二月黨人的愛情》中有過詳細記載，她在寫此故
事時曾詳細地參考了男主人公伊瓦謝夫的家庭檔案，可想而知這是個真實的事情（除了強盜之
事可能稍有些出入外）。這件本只有在虛構的文學作品中方能出現的真人真事，是那樣地感人
，以致于在時隔近兩個世紀的今天，當我們又讀到它時，那種崇高而神圣的感覺依然還會海潮
般地使我們的熱血又一次沸騰。當愛情與正義信念合為一體，升華到共同為此而燃盡自己身體
中的最后一絲生命殘焰的時候，那苦難的人生，所有所有的痛苦，將依然會為心靈底處的歡樂
和靈魂的欣悅所掩蓋所替代，從而使他們成為世界上最苦難卻又是最幸福的一對戀人，他們互
相在對方的心里和信念中得到了任何人也沒有得到過的最寶貴的人生和幸福。
在風雪漫天的西伯利亞莽原上，有兩盞忽明忽暗的燈火過早地熄滅了，然而在近兩百年來人們
的心上還在延續著它那星星的火花。

從作者與摯友奧加略夫的童年結盟及誓言想開去

2004.1.3

97頁

我很欣賞作者與奧加略夫少年時的友誼，以及他們在莫斯科麻雀山（即后來的列寧山）所訂立
了的一生中為之奮斗從未背棄的誓言這段內容。他們雖然是遠親，但如果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
（一個掉到麻雀山腳下的莫斯科河里差點被淹死的奧加略夫的德國家庭老師），那他們則可能
一輩子也見不到面，

真得感謝舊俄時期那些貴族家庭中的這些外籍家庭教師，如果不是他們帶來的新的事物和有意
無意地帶來的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當然那個叫仲倫貝倍格的德國家庭教師并沒有帶來先進的
思想）無意中的啟蒙教育的話，那么當時亦就不會在俄國傳統的地主—宗法式教育中培養出一
批優秀而卓越的先進知識分子了。那這本《往事與隨想》或許就不會有現在這個樣子，至少這
本他只獻給兩個人（奧加略夫和作者已逝的妻子，其堂妹娜塔里雅·亞歷山德羅芙娜）的書就
可能不會寫得那么精彩或者那么深刻悲壯了。作者在書中描述到：

“我們的友誼從一開始就帶著嚴肅的性質。我不記得在我們中間頑皮、惡作劇占重要地位的事
情，特別是我們兩個單獨在一起的時候。……除了我們的同樣年紀，除了我們的“化學的”親
合力之外，我們還是由共同的信仰結合在一起的。世界上沒有任何事物象激昂慷慨的全人類利
益那樣，使一個人的少年時期純潔、高尚，保護它不受腐蝕。我們尊重自己身上的我們的未來
，我們認為彼此都是命中注定的優秀人物。”

作者少年時就愛憎分明，他憎惡尼古拉一世的暴行（主要指鎮壓十二月黨人），完全擁護法國
大革命時期處死路易十六的行動（為此他曾疏遠過一個為路易十六辯解的同伴）。而作者的這
種些許幼稚卻難能可貴的正義感則在奧加略夫的身上得到了共鳴。書中寫到：

“我和尼克（奧加略夫）之間就沒有這種障壁（指作者與另一個小伙伴的觀點沖突），他的心
跳得同我的一樣，他也離開了陰森的保守派的海岸；我們只有更加同心協力撐得離岸更遠，我
們幾乎是從第一天起就下定決心要為扶持康斯坦丁皇太子竭盡全力！”

關于康斯坦丁大公爵，作者曾承認那時自己的思想并沒有顯出特殊的洞察力，75頁中作者寫到
：

“我的思想（十四歲的那時）非常混亂，我竟然真的認為彼得堡起義（即十二月黨人起義）的
目的有一個就是：擁戴皇太子（即亞歷山大一世死后讓位于尼古拉的康斯坦丁大公爵，64頁注
中寫到：“康斯坦丁·巴甫洛維奇大公爵，保羅一世的第二個兒子；亞歷山大一世沒有兒子，
立他兄弟康斯坦丁做皇太子，亞歷山大突然逝世后，康斯坦丁宣布退位，由他的兄弟尼古拉繼
承皇位。”）登位，一方面把他的權力加以限制。由此我把這個怪人（指康斯坦丁）整整崇拜
了一年。他在當時比尼古拉得人心；我不知道為什么緣故群眾（他從未作過有益于群眾的事）
和兵士（他只做過損害兵士的事）都喜歡他。我記得十分清楚，在加冕典禮上他在臉色蒼白的
尼古拉身旁走著，他皺著他那淡黃色的濃眉，拱著背，把兩個肩頭聳到耳邊，他穿著一身帶黃
色領子的立陶宛禁衛軍制服。他作主婚人把俄國嫁給尼古拉以后，就動身繼續擺弄華沙（指他
去當波蘭總督）去了。一直到一八三O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波蘭起義開始日，那天起義者沖進
總督府高呼“處死暴君！”康斯坦丁已經躲了起來，沒有給找到）才聽見他的消息。”

作者當時的思想還沒有完全成形和清晰，但在他的心靈深處卻埋下了后來為之奮斗了一生的思
想基礎。也就是在那一年（作者十四歲）作者與奧加略夫來到麻雀山上立下了一個一生的誓言
并相互結成了一生的同盟。關于這點，作者在書中（99頁）寫到：

“我們走在他們（作者父親和德國教師）的前頭，越走越遠，跑上了麻雀山，跑到維特別爾格
（俄國建筑師和畫家，他設計過紀念一八一二年衛國戰爭勝利的宏偉教堂，準備建在麻雀山上
。后受官僚陷害被叛罪流放）的教堂埋置基石的地方。

我們喘不過氣來，臉通紅，站在那里擦汗。太陽在往下沉，圓屋頂閃閃地發光，城市鋪展在山
下一望無際的地面上，清新的微風迎面吹來，我們站著，站著，互相依靠著，突然間我們擁抱
起來，我們當著整個莫斯科發誓，要為我們所選定的斗爭獻出我們的生命。”

這件事對作者的影響之大，以至于在該書中反復強調，作者寫到：“這一件事，別人可能認為
是十分不自然，十分做作的，可是我在二十六年之后想起它，還激動得流淚；它是極其真誠的
，我們的整個一生就可以為它作證。”有一點我是非常敬佩作者的，他說：

“我們并不知道我們所反對的敵人的全部力量，然而我們進行了戰斗。那個力量使我們受到很
大的損害，可是它并沒有完全打敗我們，不管它怎樣打擊我們，我們并沒有投降。”

令人激動之余突然想起了一個據說是咱們中國的良心的人物，甚至有意無竟地自詡為作者第二
。可這里有兩個巨大的區別鴻溝是他永遠也無法正視和逾越的：

一是他們判逆是自覺的還是別有用心的？作者出生于富裕高貴的貴族家庭，從小生活優越受過
良好的教育，并在還未成年之際其家人就給他訂好了一生的綿繡之路：或到烏拉爾哥薩克騎兵
隊當軍官，或到某個氣候暖和的國家的使館里工作等等（36頁），可作者卻為著自己的理想和
信念堅定地背叛了家庭以及當時的整個社會，投身于埋葬黑暗勢力的斗爭，并且終身矢志不移
。而那個人據說很有“良心”，但在黑暗時期他連哪怕丁點類似于知識分子清高的反抗也沒有
。且他的反思是自覺的嗎？無非是一場現在人人都在痛打落水狗的那個過時了的動亂中使他吃
了點苦而已，于是乎以已推人地痛罵之，并巧妙地將個人恩怨上升為鞭斥黑暗勢力的堂而皇之
的“懺悔”。民族需要講真話的精英時，他到哪去了？現在人們更需要講真話講良心的時候，
他又到哪去了？連發表個對桂冠拒絕接受的書面聲明的勇氣都沒有了嗎？當然，我們不能苛求
垂死的老人。

二是他們在什么環境中才講真話？是一生都在逆境中，看不到一點希望的境況中還是在老虎死
了之后才敢拔拔它的毛，此外還得看看得勢者的眼光，一不合適馬上就又做縮頭烏龜，緘口不
言？作者在十四歲的處決十二月黨人的血腥儀式上就發誓要與這個皇位、圣壇、大炮戰斗到底
，可幾十年以后這些勢力卻依然存在，甚至在其一生中都始終看不到出路。其可貴就在這里，
盡管在有生之年，這些黑暗似乎依然沒有盡頭，然信念卻從未動搖過，從不會以卑微的沉默甚
至屈從來充當當權者的同謀或“識時務”的圓滑的軟骨頭，而一旦時局變換，因為個人的恩怨
和虛榮而又來做些似乎痛心疾首的“真心”懺悔，以開脫自己的恥辱并將自己重又歸納到“良
心”一類的偉人之列，而實際上卻又在做著新一輪“識時務”的沉默和同謀。我們民族不需要
這樣的虛偽的“良心”，而更需要的是類似于作者的和我們幾乎同時期的帕斯捷爾納克、索爾
仁尼琴、阿赫瑪托娃等的真正的良心。相形之下，那些由于自私和怯懦卻仍不忘顧影自憐的可
憐靈魂，對暴政和強權的屈從偶爾也發出一兩聲不敢聲音太大太激烈的埋怨聲的行為，是多么
可鄙，不敢講就一輩子也別講，如果真有良心的話，那就始終如一地大膽講出來（中國的這些
老大知名文人就如同被婆婆管得太嚴的小腳媳婦，心中有深仇大恨，卻不敢講出來，馬屁還拍
著忒兇，又時刻咬牙切齒，卻只會來點暗地里給你茶里放一丁點煙灰之類的不疼不癢的小發泄
，還得時刻提心吊膽，查顏觀色，心跳得三天睡不著覺。又可鄙又可憐，沒出息）。看他們興
致來時恕絮絮叨叨的樣，真想吼一聲：你就別叫了，叫了更使人煩，更顯示出鄙俗丑陋。對于
這些仍想時不時地表露一下自我還有顆“良心”的人，知識分子所珍愛的一切：精神自由，溫
文爾雅，懺悔，甚至矯飾，對專制、警察和庸俗的蔑視，對生命的珍視、對苦難的抗議，以及
對藝術和宗教的尊崇都已變得分文不值了。

哼哼，現在又成了新的得勢者的招牌，御賜的光環越來越大，仍不敢公然拒絕，但又要極力裝
弄一番，生怕別人不知道他所謂的“良心”。一付婊子牌坊心態昭然若揭。看來他的下一個懺
悔是要在上帝面前寫了。

然而，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的確需要一種深刻的懺悔，這種懺悔不能因我們個人的苦難，民族
的苦難而僅局限于對專制和強權等的無情剖析和正義鞭撻上，正如索爾仁尼琴所發現的：“善
與惡的界限并不在國家與國家之間，階級與階級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而是在每一個人的心
中穿過，在一切人的心中穿過。這條線在移動，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擺動。連被惡占據了的心
中也保持著一小塊善的陣地。連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著一個尚未鏟除的惡的角落。”與這種善
惡相比，其惡的具體表現形式，如專制、強權等對我們的損失反而不是太重要的了（我們大可
不必以惡制惡，以暴制暴），而要使每個人的心中都能照射到善和美的陽光，讓惡的陰影在理
性的陽光前逐漸遁去，如同這些俄羅斯的精英們最終體會到的：“世界上的惡不可能除盡，但
每個人心中的惡卻可以壓縮。”

所以從這點意義上講，本人又有點理性地傾向那個鼓吹說真話的“良心”人物了（雖然個人感
情上厭惡其道貌岸然的虛偽）。我們的職責和義務不光是改變外界，更應是：“認識你自己！
”

我們現在應該明白，幾乎所有的向自然和人類開戰的革命其實與其對立面無什么本質的區別，
甚至往往是其另一種類型的延續。其一個被歷史的事實證明的悖論永遠是不可回避的：革命只
消滅各時代的惡的體現者，而同時在大勢所趨下也不加分辯地消滅著善的體現者，最終這些不
可避免地被擴大為惡的本身卻當作遺產繼承下來。因此在某些方面，俄蘇的那些高貴的精英們
亦有他們為環境所困而不可超越的局限性。

總而言之，不能指望以一種新的東西去毫無揚棄地全新地替代舊的東西。精英的責任是使人心
向善，而非使人去除暴。

最后有一點頗有意思的東西不得不講一講：

近代俄國與中國有一點非常相象，都是東西方文明的交匯點，又都有著為強勢西方文明而傷害
的民族感情，其任何一次革命和運動，幾乎均是對外國影響的一次反作用。對這一點，作者看
得非常清楚。這種落后的農奴制、鞭刑、絞刑、流放和整個國家機器的邪惡與罪孽以及與東正
教的牢固結合的斯拉夫主義和俄羅斯主義與西方文明的激烈沖突的描述和剖析在書中比比皆是
。而本人以為俄羅斯在兩個世紀以來老是走彎路甚至回頭路亦與其前者的強大控制密切相連，
它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情結至今都是影響其與世界的融和以及文明的高度發展的頑強阻礙
。舊俄時就有人深刻地指出這一點：“我們的社會只是由于受凌辱才振作一下，只是由于受奴
役才寧靜下來”。這一點，與我們的國家和民族何其相似乃爾。

本人以為解決的途徑不是徹底否定式的革命，而是來一次深刻持久徹底的類似于西方十六世紀
就開始了的人文主義運動，使人們真正懂得：人不是為社會和制度而生的，而是為美好的人生
和美好的生存方式而生的。世界和人生的統治者只能是一個：善！

多余人的概念應該是赫爾岑先提出來的
（其實他的父親就已被其描繪成了這類人物）
二OO四年二月十四日上午

“多余人”是19世紀俄國文學中所描繪的貴族知識分子的一種典型。他們的特點是出身貴族，
生活在優裕的環境中，受過良好的文化教育。他們雖有高尚的理想，卻遠離人民；雖不滿現實
，卻缺少行動，他們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只能在憤世疾俗中白白地浪費自己
的才華。他們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邊，與上流社會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對專
制制度和農奴制度。

有人說多余人的概念是契訶夫首先提出來的（如俄國的康·費定），本人以為其實早在赫爾岑
的《往事與隨想》中就已提到，并給予冠名。赫氏在《往事與回想》中的第五章中的“家庭生
活的細節”中就提到此概念，并將其父親作為這類人物的典型代表：

“上個世紀（指十八世紀）在西方，特別是在法國，產生了一批出色的人，他們具有攝政時期
（1715—1723年路易十五未成年時由奧爾良王室的非力浦攝政的時期）的一切弱點和斯巴達與
羅馬的一切優點。這種浮布拉斯（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期間的右派議員盧·德·古弗內在革命
前寫的一本書中的主人公）和列古路斯（古羅馬的英雄、政治家，曾任執政官。關于他的悲壯
的悲劇性故事在書中的注釋中有載）的結合體——把革命的門大打開，首先沖擊了進去，爭先
恐后地趕到斷頭機的‘窗口’。我們這個時代不會再產生這種一貫的、剛強的人物；剛相反，
上個世紀到處在召喚他們即使是并不需要他們的地方，即使是他們在那里只能發展為怪人的地
方。在俄國受到這種強大的西方潮流影響的人不會成為歷史的人物，卻成了一些古怪的人。他
們在本國是外國人，在別國也是外國人，他們是懶散的旁觀者，在俄國人看來他們是讓西方的
偏見敗壞了，在西方人看來，他們又是讓俄國的習慣毀了，他們是一種聰明的多余人，他們完
全沉溺在矯揉造作的生活里、肉欲的快樂中和叫人受不了的利己主義里面。

這一類人中間在莫斯科占首要地位的就是在智慧和財富兩方面都極顯要的俄國大貴族和歐洲的
顯貴（這里作者用了法語詞），韃靼公爵尼·包·尤蘇波夫。在他周圍聚集了一大批頭發白了
的喜歡向婦女獻殷勤的人和自由思想者（這里用了法語詞），所有的瑪沙爾斯基（亞歷山大的
國務大臣米·斯彼蘭斯基的親密朋友）們、山契（俄國中將、伯爵，做過基輔省長）們，以及
一切其他的人（這里用了意大利語詞匯）他們全是有相當修養的、文化程度相當高的人；他們
無事可做，就拼命去享樂，嬌縱自己，愛護自己，溫厚地寬恕自己的一切罪孽，他們夸大自己
講究飲食的行為，說是柏拉圖式的感情（指精神戀愛），同時又把他們對女人的愛情縮小地說
成一種老饕的貪饞。”

作者的父親雖然亦屬于這類人，但“他的性情和他的健康都不允許他到七十歲還過著輕浮荒唐
的生活，于是他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他想過一種孤獨的生活，可是他卻把生活安排得死氣沉沉
，無聊乏味，尤其因為他想安排得專為他自己，結果更是無聊乏味。他那堅強的意志變成了固
執的任性，他那無處使用的精力敗壞了他的性格，使他變得更不合群了。”

雖然這里的人物似乎與普希金的葉甫根尼·奧涅金、萊蒙托夫的畢巧林和屠格涅夫的羅亭等有
著些許區別，然兩者還是有著本質上的相似之處，他們均是深受西方自由思想影響和無法擺脫
的俄羅斯丑惡現實相結合的奇形怪胎。赫爾岑述說著這些人時，特別強調他們是“伏爾泰和博
馬舍的朋友，又是狄德羅和卡斯提的友人”等等。說明他們很是心儀西方的自由思想，他們也
很不滿俄國的現狀，又無能為力改變這種現狀，然而他們又是大貴族和權勢者的代表人物，不
可能與底層人民相結合以改變俄國的現狀。其實這些現實中的和文學中塑造的人物除了代表當
時的部分貴族知識分子外，也可以說亦是其描述者或創造者的這些作家本人的內心描述，在這
些偉大的貴族知識分子作家中雖然亦有如涅克拉索夫和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等革命民主主義者
們主張以農民革命手段推翻沙皇專制制度這個例外，大多數如屠格涅夫和岡察洛夫等還是主張
通過自上而下改良的辦法廢除俄國的農奴制。當然亦不排除有些人最后又滑退到對沙皇農奴制
度的肯定和頌揚者中去了，如果戈里、康士坦丁·阿克薩克耶夫等，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寫了《
欽差大臣》、《死魂靈》以譏諷腐朽的農奴制度及荒淫無恥、貪臟枉法、腐敗墮落的官僚體制
的偉大作家的果戈里，到了晚年由于長期僑居國外，卻在思想上發生了逆轉，轉而保護、贊美
農奴制，并企圖續寫《死魂靈》第二部，以述其衷。后來被別林斯基去信痛罵一頓，或許是此
種原因吧，老果頭終在辭世前的病中將稿件付之一炬。好家伙，玄，險些晚節不保，一失足成
千古恨。天鵝之歌一般是最美好的絕筆，然而也可能會成為一馬勺換一鍋的終身敗筆而毀了其
一世英名，嗚呼！值得一提的是：別林斯基的那封著名的《致果戈里的一封信》中還舉例到：
“普希金只寫了兩三首忠君的詩，穿上了宮廷侍從的制服，立刻就失去人民的愛戴！”可想而
知，如同老李白的幾首“長得君王帶笑看”、“云想衣裳花想容”等御用詩以及老莎士比亞的
尊欽命而作《溫沙的風流娘們》一樣，我所最崇拜的普希金也曾賣過身也曾有過不良記錄啊！
人民最看不起賣身的文人，他們不同于奴隸的賣身，他們衣食無憂，其賣身完全是心甘情愿，
出賣靈魂。不過失足無礙，即刻改過即善莫大焉。看來人無完人，歷來如此。這已是題外之話
，就此打住。

當十九世紀后期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為代表的平民知識分子精英登上歷史舞臺后，這些多余人的
壽命亦就終結了，可以說這種人物的出現是一個過渡期，由貴族知識分子革命向平民知識分子
革命的必然過渡期中的必然的中間人物。這個過渡期是俄國歷史上最黑暗的專制時期，此時沙
皇（亞歷山大二世，而不是我最厭惡的尼古拉一世）雖然亦頒布了廢除農奴制法令，然該改革
是在保護貴族地主利益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亦只是換湯不換藥，為了維系反動統治而緩和一
下社會矛盾的小伎倆而已。

不由令我想起了多余人的第一個典型人物，普希金長詩《葉甫蓋尼·奧涅金》所塑造的貴族青
年奧涅金。他明顯不融于這個社會，整日游手好閑，無所事事，以追求享樂刺激，玩弄女性的
感情，挑釁滋事來排遣心靈中的苦惱。倒是那個深愛他的達吉亞娜真心喜歡他，他心里也清楚
，可為了尋求刺激他卻去追那個他其實并不愛的妹妹奧麗佳，從而導至了與他的最親密的朋友
深愛奧麗佳的詩人連斯基的生死決斗而將其擊斃。良心折磨無法自拔的他終于出走，到處游蕩
，以期躲避現實。誰知在多年后他回到彼德堡，在上流沙龍中偶遇已是將軍夫人的達吉亞娜時
卻賊心不改，不過這時的達吉亞娜也出落得儀態萬方，楚楚動人，大概如同肖邦的情人喬治·
桑所描寫的康素·愛蘿這個角色一樣吧，她似乎亦是個能從瘦弱的丑小鴨變成白天鵝的“淋巴
體質”的人，怎不令那個風流倜儻的厭世者奧涅金的動心呢，不過這回他可能是真的愛上了她
，而她則義正辭嚴地婉言正色地拒絕了他。女人最會時過境遷（如同威爾第根據雨果話劇改編
的歌劇《弄臣》中的“女人善變”一曲所唱，雖然唱此曲的公爵亦是個輕浮浪蕩的主兒），她
們缺少男人尋花問柳玩弄感情的手段，更缺乏男人感情持久不為外因所動的秉性（男女情愛中
，往往女人是唯物主義者，男人是唯心主義者）。不過她要是在早兩年成了十二月黨人的妻子
的話，或許也會毅然隨夫流放，終老雪鄉的吧。而最可憐的倒是這個不滿現實卻碌碌無為的公
子哥奧涅金，他必將是一個不想融入俄羅斯的俄羅斯人，不想生活在現實中的多余人。

當時的俄國社會，尼古拉豎起的五個絞刑架，殘酷而毫不留情地將十二月黨人為代表的一代優
秀的深受西方自由思想影響的貴族知識分子的理想給絞殺了，并為此而特將死刑寫進了法典（
1832年正式確立。所以說尼古拉一世比葉卡捷琳娜二世還要殘忍，前者亦只不過是通過詔令而
殺了農民起義領袖普加喬夫），從此開創了俄羅斯歷史上為鎮壓政敵而至其于死地的合法地位
。在這段專制暴政時期，人民水深火熱，社會愈加黑暗，有為的貴族知識分子苦惱彷徨，找不
到出路，于是即產生了這些本可令人尊敬，現卻令人討嫌的多余人。這種人甚至很有可能進而
發展到后來的伊·亞·岡察洛夫所描述的“奧勃洛莫夫性格”的人，并成為消極懶散、不勞而
獲、不求進取、只求物欲和情欲的滿足的代名詞。因此，多余人的出現不但沒有給當時的社會
帶來進步的意義，反而是個上為當局視為動蕩的不安定因素，下為百姓視為極端自私的崇洋迷
外者。看看現在我們的中國有否這樣的人？哈哈，心知肚明。

多余人的發展，最后只能分劃出兩類人，一類是只追求財富和權勢，聲色犬馬，紙醉金迷，成
為墮落的即得利益者，如赫爾岑所述的那些當時的俄國大貴族、顯貴及“自由思想者” 們；
另一類則是赫爾岑所描述的自己的父親一類人，他們上學念書是為了消除俄羅斯的氣味，畢生
寫法文比寫俄文更流暢更準確，他們一拿起本國書比如卡拉姆辛的《俄國史》就輕視地叫到：
“全是些古俄羅斯公爵的家族，怎么能叫人感到興趣”從而將其丟開。他們毫不隱瞞地瞧不起
人，他們不信任任何人，從不向別人要求什么，也從不為別人做任何事情。他們睿智而具有洞
察力，人們在實際生活中不斷地發現他們的論斷是多么地正確，然而他們卻在時時處處地用不
屑一顧而粗暴的態度向人們灌述他們的觀點，讓人沒辦法接受。他們永遠是不合時宜的孤獨者
，他們不但是祖國的多余人，亦是時代的多余人，他們注定要得憂郁癥而永遠孤獨下去。

應該承認，他們周圍的人不可能理解他們并非全是他們的錯。優秀的人物從來都是少數的（如
同對高雅藝術的欣賞永遠是少數人的愛好，并非是靠普及運動就能為大多數人所接受一樣的道
理），優秀的思想從來不可能為當時的人們所容易接受。而現在我們常提到的奧涅金、畢巧林
、羅廷（如果他最終不死于巴黎的街壘戰的話）等人，按其邏輯最終即會發展成如赫爾岑父親
的這類人的結局。

無意中發現俄國那段時期的人物與現時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似曾相識（歷史總是有其驚人的相
同之處的），如當時的那些“泛斯拉夫主義”的鼓吹者們猶如現實中的新左派，而多余人則酷
似現實中的自由派精英們。現實中的自由派，包括那些僑居海外的精英們也是想用西方的思潮
改變中國，他們亦看到了中國現在的不盡人意，卻無力改變，又不想到人民中去，到工人、農
民中去踏踏實實地做些艱苦的比如說啟蒙工作，只會在沙龍里唾液四濺，臉紅脖子粗。他們真
正了解和親身體驗過下崗工人的無奈和農民的苦楚嗎？他們只不過是想利用西方的思潮爭取到
他們這些所謂的精英能夠平等地坐在權勢者的圓桌旁發表些議論，并能消磨到與其共享飯后最
后一道甜點的小小的自由和權力而已，根本不會想到如何有效而踏實地解決底層人民的最基本
的生存發展的問題。這些猶如當年俄國的那些被洋人和國人均看成外國人的貴族式的精英們，
最終亦會象被掃到歷史垃圾堆里的多余人一樣被歷史毫不留情地徹底埋葬。難怪老毛看不起他
們，秀才造反，一事無成，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即然領導看不起，自己又當不上領導，還不
如學學奧涅金，吃喝玩樂，玩世不恭，了此殘生得了。他們擅長批評當局，但若何時真能掌權
，后果如何？看看陳水扁給臺灣帶來什么大家就會清楚了。

關于莫斯科大學在當時俄羅斯思想界和年輕人心中的地位（133頁）

莫斯科大學與當時的沙皇村中學一樣，在俄國教育史上和十二月黨人事件前后兩代人的生活中
起了巨大的作用。自從彼得大帝取消了莫斯科的沙皇首都的地位后，沙皇對其直接的控制減弱
，然自從一八一二年拿破倫侵略后，莫斯科在俄羅斯人民的心目中的地位則日漸重要起來。由
于以上的原因，這里的大學教育的發展所必需的一切條件：如歷史的意義、地理的位置和沙皇
的不在這里等等，都齊備了。因此莫斯科城內的大學也越來越成為俄國教育的中心。特別在十
二月黨人革命失敗后，表面上，一切都在后退，然暗中人們卻熱血沸騰，澎湃洶涌。此時“莫
斯科大學堅定地屹立著，在一片暗霧中輪廓分明地出現在最前列。為此沙皇對它素來就充滿仇
恨，他派督學，定規則，懲罰、流放進步學生，最后甚至要拋棄和不再管這個稱之為“邪惡的
苗床”，并竭力勸告那些在貴族中學和貴族法學院畢業的青年不要進莫斯科大學。

然而“失了寵的大學的影響卻還是一天天地增大；俄國年輕的力量從各個方面，從各個階層流
到這里來，仿佛流進一個總的貯水池一樣；在大學的教室里他們肅清了他們在家庭里得到的那
些迷信、成見，達到了一個共同的水平，結成了弟兄般的朋友，然后又分散到俄國各地去，到
俄國各階層中去。”

“各種各樣的年輕人從上、下、南、北來到這里，很快地就融合成一個緊密團結友愛的集體。
在我們中間社會地位的差別并沒有象我們在英國學校和兵營里所遇到的那種侮辱性的影響；（
英國的大學不在我所說的之列，它們是專為貴族和有錢人辦的。）倘使有一個學生打算在我們
當中吹噓他的貴族身份或者他的財富他就會遭到大家的排斥，成為同學們的笑柄。”

“一直到一八四八年我國大學的體制都是純粹民主的。除了農奴，除了被所屬農村公社開除出
來的農民，只要通過了入學考試，每個人都可以進大學。可尼古拉卻破壞了這一切；”他頒布
了限制招生、學費管理（如增加自費生的學費，并只給貧窮的貴族以免費待遇等）、護照法、
宗教排他法等等規定。

143頁

有一些真理（我們已經談過了）就象政治權利那樣，在沒有到一定年齡的人，是得不到的。（
本人注，這是作者回憶起自己的堂兄，一位化學家時的認識）

同頁

沒有自然科學，現代人就沒有生路。沒有這種適合健康的食物，沒有這種通過事實對思想的嚴
格訓練，沒有這種同我們周圍生活的密切接觸，又不甘心承認生活的獨立性，——在靈魂深處
必然保留著修道院修士的潛修室，那里面隱藏著神秘主義的種子，它可能發起愚暗的水淹沒了
全部理智。

144頁

“您從那個時候起有了充分的生活經驗，足以知道，”他（作者堂兄化學家對作者說）答道，
也笑了，“人的一切行動只不過是由他的神經和化學萬分來決定的。”

總之，這位化學家極力勸作不要去浪費精力在文學藝術及政治上，而應在自學科學方面。比如
在他看過作者剛發表不久的《誰之罪？》的第一卷后，給作者去了封信，為作者將自己的才能
耗費在空洞無聊的事情上他感到難過。他在信中說：“我因您的《認論自然研究的信》（注：
作者在1845—1846年在《祖國紀事》上發表的哲學論文）同您言歸于好了；在那些信里我理解
了（在人的心智所能理解的范圍內）德國哲學——那么您為什么不繼續從事嚴肅認真的工作卻
寫起故事來了？”接到此信后，作者“寫了好幾行友好的詞句回答他——從此我們的來往就完
全斷了。”但作者對他“始終保持著懇切的、良好的紀念。”

不是所有的站在祖立場或站在代表祖國的國家立場上的人都是愛國主義，也并非所有的希望本
國軍隊打敗仗的人都是賣國賊。當祖國受到威脅或侵略時，和祖國站在一起（不管此時的祖國
是被多么反動的統治者或統治集團所統治）的就是高尚的愛國者，反之就是賣國賊，前些時盡
然有人替汪精衛鳴冤辯解，甚至還說這個大奸賊是從國民利益出發才投倭的，簡直無恥之尤，
都不值一駁。然如果你的國家為著奴役而侵略了別的國家，此時站在對立面的并非就是賣國賊
，而恰恰比愛國者更為高貴。赫爾岑在《往事與隨想》中回憶到1831年沙俄統治下的波蘭爆發
了華沙起義之時所持的反潮流的態度即是一種令狹隘的愛國主義者們相形見拙的真正的良心驅
使的高貴的態度。作者在書中欣悅而同情地寫到（171頁）：

正在這種人心激動的時候，忽然象一顆炸彈在近旁爆炸一樣，華沙起義的消息震得我們耳朵發
聾。這是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這是在我們家里，我們眼含淚水互相望著，反復地吟誦我們心
愛的詩句：

“Nein! Es sind keine leere Träume!（德語：不！這不是幻夢一場！）”[注：此是
歌德的《希望》中的詩句]

季比奇（鎮壓波蘭起義的俄國元帥）每一次打敗仗都使我們高興；我們不相信波蘭人的戰敗，
我立刻在我的圣像龕里添上了法德依·柯斯秋什科（一七九四年波蘭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他
其實已于1817年去逝，所以作者供奉其像是象征不屈的波蘭）的肖像。

赫爾岑年青時就已經身處于死亡和痛苦的氛圍之中。給我印象較深的第一個印象是他的好友和
同志瓦津（6人小團體的成員之一，有作者、尼·奧加略夫、尼·伊·沙左諾夫、尼·米·沙
青、阿·尼·沙維奇及瓦津·巴謝克）的死。（174頁）

瓦津·巴謝克是俄國歷史學家和人種志學者。他的家庭曾因其父親瓦·瓦·巴謝克寫了歌頌自
由反對君主專制的詩而于1794年被捕（保羅一世時期），關在席呂爾堡，后又被流放西伯利亞
，而瓦津·巴謝克即是在貧困中出生于西位利亞。他身上有種被赫爾岑稱之為有種對苦難帶著
無畏和勇敢且還帶了一點驕傲的貴族派頭而形成的特殊的自尊心。家庭的傳統使他極端憎恨專
制制度。一家人在流放中受盡了折磨，“然而同時他們的舉止又充滿了苦難所留下來的尊嚴”
，作者強調說，這種尊嚴并不是每個遭受苦難的人都有的，只有那些懂得怎樣對待苦難的人才
有。

后來到亞歷山大一世時，把幾千名被他父親流放于西位利亞的人赦了回來，卻獨忘巴謝克。雖
然后來他們回到了俄羅斯本土，但由于其祖上的遺產繼承權被他父親的叔父和監護人彼·包·
巴謝克的侄兒所占而長久滯留于西位利亞且非常貧困。

瓦津父親被關在席呂爾堡時曾同一個軍官的女兒結婚。那個姑娘是個非常令人欽佩的人，她知
道等待她的是什么，但她義無反顧，跟著丈夫一起到了遙遠的西位利亞，在極其貧困之中生兒
育女，養家糊口，用作者的話說，“父親把他那桀驁不馴的、驕傲的精神和自信心，忍受巨大
苦難的秘訣傳給了他們，并以自己為榜樣教育他們，母親拿她的自我犧牲和傷心的眼淚教育他
們”。在西位利來時他的三個姐妹只有一雙鞋子，她們留著出門穿，不讓外人看到她們的窘近
的情況。他們始終昂著頭，從不灰心喪氣。最后他們遷回俄羅斯本土時，那么遠的路因為沒錢
而幾乎是走著回來的。

就是這樣一個英雄家庭中的成員，瓦津·巴謝克卻英年早逝（可怕的肺結核），作者說這是他
第一次親眼看見一個親近的人的死亡。

葬禮上“死者身旁站著一個高身材的女人，她默默地抄著手帶著無限哀傷的表情”，這種表情
是“沒有一個藝術家能夠塑出這樣崇高和深刻的《悲痛》來”的。這個女人就是十二月黨人騎
兵大尉扎·格·切爾內謝夫位爵的妹妹葉·格·切爾特科娃，她是巴謝克家的親密朋友。她當
時已不年輕了，“可是還保持著一種嚴肅、端莊的美的痕跡；她裹在一件灰鼠毛鑲里的黑天鵝
絨長斗篷里面，站在那里一動不動”。靜寂里，“過了兩、三分鐘，她忽然俯下身子，熱烈地
吻死者的前額，說：‘永別了，永別了，瓦津朋友！’然后邁著堅定的腳步走進內屋去了”。
這個片斷令我感動。

作者傷感地回憶說，瓦津兄弟三人幾乎在同一時期相斷死去，“三個朋友的三口棺材向后面投
下了長長的黑影；我的青春的最后的歲月是在服喪的黑紗和香爐的煙霧中度過的”。

唉，苦難啊，為了理想和信念，這些高貴的人義無反顧地選擇了苦難和死亡。

自十二月黨人失敗后，在俄羅斯的大學中不斷地出現反專制和同情波蘭人的大學生秘密組織，
但每次都被殘酷地鎮壓下去，不是被抓到奧連堡省去當兵，就是流放到西位利（186頁）亞去
做苦役。這些秘密團體中有一個是于1845——1849年間由彼得堡俄國知識分子集團所組成的，
由米·瓦·彼得拉謝夫斯基領導的后來被稱為“彼得拉謝夫斯基派”。于1849年被破獲，一部
分成員（包括作家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內）被叛決死刑，后來減為到西伯利亞作苦役，一部
分成員被判處流放罪。那時的形勢正如作者書中所述：“鬧自由主義玩是危險的，誰也不敢想
搞密謀了。誰要是沒有能掩蓋住自己為波蘭流的一滴眼淚，誰要是說了一句大膽的話——那就
會得到幾年的流放罪，給送去當兵，有時候甚至關進要塞里的單人牢房；正因為如此，重要的
倒是這類話還在說、這些眼淚還在流。

可問題是在這種高壓下，絕大多數的年輕人卻墮落了。比如當時就有人說：“幾個年輕的大學
生能夠做什么呢？他們只是白白地毀了自己！”而接著，下一代的俄國年輕人也就以實際開動
肯定了這句話。自十二月黨人之后至四五十年代的一二十年間，有兩代人給毀掉了，其中“老
的一代毀在放蕩上面，年輕的一代自小就中了毒，我們今天看見的就是這一代人的萎靡不振的
代表人物。”

作者總結到：“在十二月黨人之后一切企圖組織團體的嘗試確實都沒有成功；力量的薄弱和目
的的不明確給我們指出來另一種工作的必要性——準備的、內部的工作。”

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莫斯科有一個著名的秘密結社的領導人叫尼·彼·孫古羅夫，后于一八三一
年六月被捕，后來又跑掉，可又被抓了起來，且作為逃犯受審，被半邊剃光了頭，這種古老的
方法大概是從韃靼人那里傳下來的，用來防止逃跑，“這種方法甚至比體罰更能說明俄國法律
對人的尊嚴的極端蔑視”。孫古羅夫最后被判苦役勞動，死在西位利亞。他是個貴族，有兩處
田產共計六百五十個農奴，這些最后都被沒收作為獄中候審時的費用。他的家庭也給毀了，甚
至妻子同兩個孩子也給抓了起來，其中一個吃奶的嬰兒就死在警察局里。

作者悲憤地喊到：“讓尼古拉的統治永世受到咒罵吧！”

作者有一個很有趣卻頗為深刻的感念：（196頁）“我認為一個民族的年輕一代人要是沒有青
春，那就是這個民族的大不幸；我們已經看到了，單是年輕還不夠。德國大學生生活中最怪誕
反常的時期也要比法英兩國年輕人那種市儈氣的成熟好一百倍。據我看來美國的老成的十五歲
青年只有使人感到厭惡。”

當然，這還是在十九世紀中后期的時代。而我們現在的情形呢？一句話：何其相似乃爾。同樣
在一個國家的兩個僅相差十幾年的不同的“時代”，大學時的青春就截然不同，以前是指點江
山，激揚文字，書生意氣，揮斥方遒；可現如今，大學的青春，完全可以與作者書中描寫的市
儈的英法年青人及老成的美國年青人一樣。他們的全部的青春激情就只有自我奮斗，他們的人
生目的亦只有成功地賺大錢。他們比中年人還精于世故，精于鉆營，精于社會上的一些人際關
系。剛畢業出來走上工作剛位的所謂“創業的一代”人，就能很容易地沿襲學樣中所打下的講
求實際的基礎，“一切都變得老氣橫秋、精明干練，就是說變得市儈氣了”。其實他們早已沒
有真正的青春了，而正如作者所說“一個民族的年輕一代人要是沒有青春，那就是這個民族的
大不幸”。難道不是嗎？瞧瞧我們這一代人，難道也有真正的青春嗎？作者說，什么是真正的
青春？就是年青人生活在“共同的同情和幻想里面，沒有人想到自己物質的狀況和未來的前途
”，它還沒有被市儈氣所引起的道德墮落消耗盡，它很少有老成的深遠打算，只有不切實際的
幻想和激情，當然不切實際并非說假話，而是對未來的一切想法都帶有理想主義成份。這些是
青春的沖動和幼稚，它也使得一個國家不會反復唱著枯燥乏味的老調而死氣沉沉。可我們這一
代曾經的青春卻過早地被苦役式的強迫所葬送，從而使得國家于我們這一代人亦沒有顯得出真
正的奪目的光彩。現時的年輕一代的老成市儈亦可能會最終葬送整個國家的朝氣和生命力，甚
至道德力量。

作者強調：“興奮熱情比一切道德教訓更能防止真正的墮落。”

（249頁）赫爾岑切身感覺到：“要了解俄國監獄、俄國法庭和俄國警察的真相，必須做農民
、家仆、手藝人或者小市民才行。政治犯大多數都屬于貴族，……然而他們的命運不能同大胡
子的窮人的命運相比。對待窮人，警察是不會客氣的。農民或者手藝人以后能夠向誰控訴呢？
到哪里去伸冤呢？”想想我們國家現如今的監獄、法庭、警察何曾不是這樣？下層人民在這三
座大山的壓迫下可想而知是多么水深火熱。對于這一點，只有下層人民才真正能了解到，高高
在上的人是永遠不能體會到的。

（260頁）真佩服赫爾岑的觀察力，他對周圍的事物的觀察細致入微且又能抓住其中的重要方
面，并加以合理而深入地分細，并以自己的良心作為判斷工具。比如他在回憶到他第一次被捕
之時，曾對他周圍的憲兵軍官的觀察。“大多數的軍官都是相當善良的人，他們完全不是什么
奸細，不過是偶然參加到憲兵隊里來的。受教育不多、或者沒有受過教育、又沒有財產的年輕
貴族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安身，他們當了憲兵，只是因為找不到別的工作。……在他們任何人
身上，都看不到一點點勁頭”。甚至有一個軍官在一次搜捕躲在他自己的莊園中的與波蘭起義
有聯系的波蘭地主時，因良心的發現而放掉了他一家人。赫爾岑由此而總結到：“世界上再沒
有比用標簽、用道德的分類、用行業的主要特點對整個階層加以籠統的遺責更殘酷、更眼光狹
窄的了。”赫爾岑覺得“名稱是可怕的東西”，他舉了個例子說：責備一個撒了謊的小孩，無
論如何責備都不要緊，但決不能給他定名而斷定他是撒謊的人。“這樣就傷害了他道德上的自
信心”。如同人們說某某人是殺人犯，自然而然即會使人認為仿佛殺人是他的終身職業一樣。
赫樂岑最后總結到：“做一個憲兵隊軍官卻可以不完全失去人的尊嚴，正如我們在‘社會道德
敗壞’的不幸的受害者中間經常可以遇到心地和善的甚至高貴的女性那樣。”赫爾岑厭惡地說
到：他最討厭這種人，他們不愿費力地不按上司的意見行事，不愿對事情具體分析，也不愿承
擔起良心的責任，“那些遠離現實、枯燥冷酷、自私自利、自己純潔得令人生厭的人或者那些
還沒有機會暴露或者還不需要暴露自己的卑鄙、庸俗的人經常就是這樣做的；他們說是出于同
情在別人失足掉進去的骯臟的底層里倒會安之若素”。

赫氏在317頁寫到：

信函勝過回憶，事件的血還凝結在信函上面；它們就是過去真實面目，保存下來了，而且永不
褪色。

……難道人還需要再知道、再看、而且用起皺紋的老年的手摸摸自己結婚時候穿的衣裳？……

赫氏這是在總結他在維亞特卡的流放生活中每當接到親人朋友的來信時的那種喜閱心情以及他
現在身居國外（英國），但這些仍然全都保存著的信件卻被留在了莫斯科了的遺憾。

(372頁）赫氏在書中講到一件事情：在作者被流放在維亞特卡時，尼古拉一世的皇位繼承人有
一次周游俄國要到維亞特卡來。于是那個出生卑微，靈魂更卑微的其為人及早年的經歷很有點
類似狄更斯《老古玩店》中那個維克菲律師的書記員希坡一樣的省長可就忙壞了。為了討好這
位沙皇的繼承人，他做出了一連串十分荒唐的事情。比如想通過行政命令將維亞特卡省主要的
夏季民間的節日（尼可拉·赫雷諾夫圣像節）提前幾天舉行，以為了搏取此時到來的皇位繼承
人的開心。如同有人一定要強迫中國的老百姓把農歷八月十五的中秋節改到八月十一日慶祝一
樣荒唐。誰知這個馬屁拍失手了，被沙皇痛罵了一頓，當然是一級一級地朝下罵的。

另一件荒唐而丑惡的事是：為了迎接皇位繼承人的到來，這位省長大人命令城市里重新油漆板
墻，修補當地用木板鋪的人行道。當然是由老百姓出錢了。該省所轄的奧爾洛夫市有個窮寡婦
有所臨街小屋，但無錢修補人行道，于是市長向省長報告，省長下令拆用她家中的地板來修補
人行道，并命令說如果她家中木板不夠就暫由國家出錢墊上，以后即把其房子拍賣了償清欠款
。后來房子因地板被弄壞而沒有拍賣成。后來由于該可憐的寡婦的告狀，沙皇將省長撤職，奮
斗大半生的榮華富貴就這樣一朝破滅，猶如南柯一夢。要知道當時俄國正處于沙皇統治的最殘
酷的尼古拉一世時期，還能做出這樣的處理，可以說相當難得了。可看看我們的現在：

最近鬧得沸沸揚揚轟動全國的常州“鐵本”一案，地方政府不顧農民的死活，他們官商一體，
共同壓榨無助的農民，拆房占地（這可不僅僅是拆一座房的地板去鋪馬路的行為可比的呀）“
違法占用土地6541畝（其中耕地4585畝，含基本農田1200畝）已無法復墾，造成大量耕地被毀
”（《人民日報》語）。數千農民被迫棄土離鄉 可最終的處理結果，該市一把手的市委書記
卻僅僅得到個“黨內嚴懲警告處分”（這算什么處分？黨紀能代替國法？），連行政處理都沒
有，繼續當他的地方“父母官”。相形之下，難道我們連殘暴黑暗的沙皇都不如嗎？真是匪夷
所思！這么大的案件，這么大的損失，這么復雜的一套關系網，卻在狂風暴雨之后，只折了幾
根枝干而已。最近重讀了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之后，突然感到書中所描繪的場景仿佛不是
十九世紀的往事，仿佛就是在描寫二十一世紀之初的中國的現狀。那些鐵桶般的官僚體系，那
些苦難深重的農民及底層民眾，那些無法無天的特權階層，那些爾虞我詐溜拍欺詐的丑行，甚
至書中所述的省長養情婦包二奶等等現象，與之現在的中國何其相似乃爾。

然而有些不同，沙皇對下面查到的案子還會毫不留情，甚至嚴厲得有點過頭，可我們難道連那
個瘋狂兇殘的獨裁者都不如？拆了一間民房的地板與違規強拆強占數千農民的房屋和土地相比
，天上地下。而對領導的處理卻亦是地下天上。蔫能服眾？

多么善良啊，查處從嚴，從理從寬，既順民意，又保官位，給出路嘛，下不為例，皆大歡喜。
至于那巨大的經濟損失由誰來承擔？據悉某銀行由于這次違規操作所至的巨額經濟損失，最后
導至全轄員工的年工資收入總額人均減少一萬元，其損失最后還不是落到普通員工頭上？普通
員工辛辛苦苦，任勞任怨，既無決策權，又無 本就收入少得可憐，可此次因為領導決策失誤
，還得損失共擔，做了陪葬。領導卻照樣做官。合理嗎？

啤酒不是酒，醬油不是油，黨內處理不是處理。負全局責任的一把手僅僅給個黨內嚴重警告處
分，這算什么處分？這叫什么殺一儆百？想想上面派了大批檢查人員整整占了該市一最好的賓
館兩層樓面，認認真真，仔仔細細地查得辛苦，可最終的處理除了直接涉案人員的嚴肅處理外
，只給了該市頭頭一記黨風嚴重警告的腦奔兒彈了彈就完事了。哈哈，真是當官要當大官，自
有人保；戰犯要做大戰犯，自會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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