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初的孟子節文看孟子思想(二)
九 “以諫大過不聽而易位”
這是說的《萬章下》第九章。其文曰: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
王曰:“卿何不同乎?”
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
王曰:“請問貴戚之卿。”
曰:“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
王勃然變色。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王色定,然后問異姓之卿。
曰:“君有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去。”
分“貴戚之卿”、“異姓之卿”,并不是進步觀念,而是由親親觀念派生出來的、西周時期的制度和稱謂。按周禮的規定,周天子有六卿,即天子直轄的六個大官: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諸侯國:大國三卿,皆由天子任命,次國三卿,二卿由天子任命,一卿由該國國君任命;三卿是,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見《禮記·王制》篇及賈公彥疏)。“貴戚之卿”即天子或諸侯的同姓之卿,天下即周天子一個家族的天下,國家即國君一個家族的國家。貴戚之卿與天子、諸侯休戚與共;異姓之卿則疏遠得多了。齊宣王向孟子請教為卿之道。孟子就把“貴戚之卿”、“異姓之卿”分別言之。在戰國時期,“貴戚之卿”與“異姓之卿”的分別已無多大意義。孟子分別言之,大概是為了便于說明君權并非絕對的。孟子說:貴戚之卿見君有大過則諫,反復諫諍不聽,就可以“易位”,換一個合適的人作君主(當然只能是親族中的能者)。這大概是孟子由傳統的親親觀念中推出來的,西周有兩次“易位”——周厲王、周幽王,都是被國人或西戎推翻的,而不是由貴戚大臣因反復諫諍不聽而公議“易位”的。春秋以來周王朝、各諸侯國爭位者多矣,都是經過戰爭或弒君而更換的,沒有一個和平“易位”的,而且不限于同姓之人。向孟子請教的這位齊宣王的祖先,就是姜族的異姓陳氏用大斗貸出、小斗收入以收攬民心,壯大力量終于篡奪齊國姜姓的政權,姜齊變成陳齊。所以齊宣王聽到孟子說“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不聽,則易位”,就“勃然變色”,這是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的異聞。齊宣王大概覺得自己“勃然變色”有失尊賢之常態,所以鎮定下來再問“異姓之卿”。異姓之卿與國家及其親族沒有那么大的休戚與共關系,所以孟子說“君有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去”,就離開這個國家,到別的國家去。前者與后者都是沖擊絕對君權的。戰國時的齊宣王不能同意,兩千余年之后的坐了皇帝的朱元璋則更加反對,不能容忍,所以非把它刪除不可。
十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其君”
這是說的《盡心下》第十四章,它同上面所述“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不聽,則易位”相通,但它更集中地表述了民本主義。其文曰: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干水溢、則變置社稷。”
對這一章,我在《孟子十日談》中對它作了解釋,闡述了它的民本主義性質,它在封建社會滅亡以前所具有的進步意義,以及對人們接受或創立近代民主主義也有重要的啟發作用。這里,不來重復那些論述。這里就朱元璋害怕這一章而堅決把它刪除加以討論。
朱元璋對這一章看到而特別刺眼的,當然是“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變置”即更換君主。他怕他自己的以及朱氏后代的皇帝之位不穩,當然害怕這一條,要把它刪除。那么對于得到大多數民眾的擁護則為天子,怎么看呢?他這個反元的農民起義領袖,實際上是順乎民心,得到了民眾的擁護,才得到發展壯大,終于滅了元朝,削平了群雄割據政權,統一了天下,建立大明王朝的。從他的實踐經驗,應該是懂得了民眾力量之大、得民心之重要,如果說他不能從理論上理解,而直接感受、直接經驗則是夠多、夠深刻的了。朱元璋出身農家,幼失父母,入皇覺寺為僧,公元1353年投奔郭子興,參加了農民起義的紅巾軍,后來成了將軍、元帥,成了政治上軍事上獨立的大軍領袖,于1368年在南征北伐取得基本勝利之際,在應天府即皇帝位,國號大明,年號洪武。他經歷了十六年的戰爭生涯——前半期是農民起義軍、后半期逐漸向地主階級立場轉化。在他的經驗中會深感得到民心之重要和民眾力量的巨大。正因為如此,他更深深地懼怕《孟子》的這一章,懼怕孟子的民本主義!第一,怕引起民眾的覺醒;第二,更怕野心家利用它,收攬民心,聚集民力,與他為敵,顛覆他新建立起來的王朝。所以他比那些儒生——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看得更清楚,非把此章以及與此章有連帶的各章刪除不可。地主階級的思想家朱熹的《孟子集注》沒有歪曲“民為貴”這一章——當然他不可能闡釋民本主義思想。他注釋說:“丘民,田野之民也,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釋“丘民”為“田野之民”誤,“丘”訓“大”,“丘民”指大多數人民,詳見《孟子十日談·孟子的民本主義》。但這是知識性錯誤,不是有意歪曲)。朱熹為什么不怕得民心則天下歸之呢?第一,他沒有朱元璋的那種直接經驗;第二,他與朱元璋的具體立場不同,沒有朱元璋的那種憂慮。他以代表地主階級整體利益的思想家的地位考慮問題,正利用這一條“格君心之非”,改善統治方術,收攬民心,以鞏固封建主義的統治。它也是可以起到這樣作用的。這里也顯現了孟子思想的局限性。
十一 掩飾之詞:“在當時列國諸侯可也”
劉三吾《孟子節文題辭》在縷述必須刪除的要點之后,寫道:“固其崇高節、抗浮云之秦志,抑斯類也,在當時列國諸侯可也;若夫天下一君,四海一國,人人同一尊君親上之心,學者或不得其(按指孟子)扶持名教之本意,于所不當言、不當施者,概以言焉,概以施焉,則學非所學,而用非所用矣。”——這就是刪除《孟子》原文八十五章的理由,這是掩蓋,這是知識分子劉三吾的曲筆。
《孟子》早已成為經書,用作經學教科書、開科取士的標準,已經很久,它已深入地主階級(包括小地主)的知識分子之心,也深入了若干農民出身的知識分子之心——從唐代實行科舉制度,有些中農或富裕農民的子弟也入校讀書,且有一些經由科舉之路進入仕途,他們不能不自覺或不自覺地多少反映農民的某些情緒、要求。因此,突然要刪除《孟子》八十五章之多,講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是很困難的。既然要公布于天下,從此刪去這八十五章不讀,“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就不能不說理由。這就用得著御用“筆桿子”的曲筆之才了。然而掩蓋干凈利落,終究還是不可能的。
(一)既然當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人人同一尊君親上(按:即朱元璋)之心”,那么孟子在1700多年之前(孟子卒年約在公元前304年,到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正是1690年)講過的那些只適合于戰國時代的一些話,有什么必要刪去,搞一本《孟子節文》呢?不加刪除,只寫一篇說一說那八十五章只適合于戰國、不適于當今的序言或皇帝詔令,不就行了嗎?不行,那八十五章是不應讓人看的,是不應擴散的。這不恰好證明朱元璋之輩心虛膽怯,證明那八十五章具有不利于封建主義統治的人民性嗎?——順便想到一點記在這里:清朝開科取士的考題也許能搜集到一些,關于《孟子》試題有多少?有被《孟子節文》所刪除的那八十五章嗎?恐怕沒有,有也很少,如有,題目本身的傾向性也必定朝錯誤方向引導。——這個懸斷不知對否?
一種思想既經產生,并流傳下來,就要在現實中發生作用,包括孟子的不可能實現的主觀幻想,如君主應“與民同樂”、“百畝之田”的太平盛世的生活理想,也要發生作用——在不同的人身上發生不同作用,但總是不利于封建王朝、大地主的統治的。《孟子》有幸成了經書,刪之不盡,《孟子節文》不能傳世,曲解不易奏效,成了統治者無可奈何之事。
(二)“崇高節、抗浮云之素志”,“在當時列國諸侯可也”,除了同上面所說一樣存在著邏輯矛盾之外,還有同封建主義統治一貫提倡節操相矛盾。今也就不需要“崇高節、抗浮云”的節操了嗎?就應把這樣的節操廢除嗎?“崇高節,抗浮云”的一般意義,就是高風亮節,不為權勢所屈服,不羨富貴而屈志求榮。難道這不是封建統治者們提倡的節操嗎?朱家王朝要培養忠君、忠于明王朝的文臣武將,也得提倡“崇高節,抗浮云”的節操!
(三)“學者或不得其扶持名教之本意,于所不當言、不當施,概以言焉、概以施焉”——在掩掩蓋蓋之下說了真話,明明白白地說,就是恐怕現在的臣下把戰國時期孟子對待國君的言行拿來對付朱元璋。至于孟子的所謂“扶持名教之本意”則是并不存在的虛構;在這里所說“扶持名教”當然不是指的“男女授受不親”、“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之類,而是君臣關系上的所謂“名教”,簡要地說就是“君為臣綱”,這恰是《孟子》書中所沒有的,《孟子》中有君臣關系的,就在被刪除的八十五章之中;正因為八十五章是破壞封建倫理“三綱”之最根本的一綱“君為臣綱”的,才把它刪除的。恐怕“學者或不得基扶持名教之本意”,完全是騙人的鬼話。
(四)就這段話看,是說這八十五章是孟子在戰國特殊條件下說的,并沒有錯,這又陷入自相矛盾!前有“益迂且遠矣”、“豈不太甚哉”,后有“抑揚太過者八十五章”,這同“在當時列國諸侯可也”,豈不是“不可救藥”(恩格斯《反杜林論》之語)的自相矛盾。任何巧妙的曲筆,都不可能避免自相矛盾,就如影之隨形;盡管妙筆生花,多方掩蓋,也是掩蓋不了它的自相矛盾的。
十二 名褒而實貶的曲筆
《孟子》書名聲已經很大,“名”是一種精神力量,為人所接受、所贊揚、所擁護就變成了物質力量。《孟子節文》的制作者當然不懂這個哲學道理,但是他們仍明白孟子名聲很大,刪除其書的八十五章會不得人心,會遭到“腹誹”(嘴里不敢說而心中誹謗)的;因此要作一段褒揚孟子的文章,而在褒揚名義下予以貶損,并且把孟子拉在孔子名教之下。請看下面這段文章:
抑《孟子》一書,其有關名教這大,如:“孔子賢于堯舜”,后人因其推尊堯舜而益知尊孔子之道;“諸侯之禮,吾未之學”,而知其所學者周天子盛時之禮,非列國諸侯所僭之禮。皆所謂擴前圣所未發者,其關世教詎小補哉!
照此說來,孟子有兩大功勞:第一是極力推崇孔子,說“孔子賢于堯舜”(按其行文的邏輯,這句話是孟子說的),因而使世人“益知尊孔子之道”;第二,尊周天子盛時之禮,“非列國諸侯所僭之禮”。真是這樣的嗎?待我們檢查事實,辨其真偽。
先看所謂推崇孔子,“孔賢于堯舜”。
《公孫丑上》第二章:孟子同他的學生公孫丑談論其“四十不動心”、“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并謂“圣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然后公孫丑提出疑問,孟子回答,孟子中引用宰我的話,宰我的話中有“以予觀于夫子,賢于堯舜遠矣”。有關原文如下(為了討論,將朱熹注文抄引于原文之下,并略作評論性按語)):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與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勝矣乎?
朱熹注:“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于心而見于行事者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于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圣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
按:公孫丑的意思,直白地說就是:照夫子(孟子)所說,豈不是您勝過孔子嗎!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朱注:“惡,驚嘆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公孫)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 此夫子,指孔子也。…… 再言‘是何言也 ’,以深拒之。”
按:“深拒之”即深拒公孫丑之言“夫子既圣矣乎?”其實引孔子、子貢問答不足以破公孫丑之疑問,也可以說所答非所問:公孫丑問的是“然則,夫子圣矣乎”,即照這么說,夫子(孟子)您是圣人嗎?也就是你超過了孔子嗎?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子貢說孔子是圣人,孔子謙虛不肯承認,與公孫丑之問何干!
又按:孔子、子貢問答之辭在《論語》中有:“子曰: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云爾已矣。”(《述而》第三十二章)無子貢之言,學不倦,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蓋曾子、有若不同意此說,所以他們的弟子整理編纂《論語》未取。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貢皆有圣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朱熹注:“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于此數子欲何處也?”
按:公孫丑可能從孟子的所答非所問得出“孟子不敢比孔子”的印象,于是又問孟子:您是得“圣人之一體”呢,還是得圣之“全體而微”呢?這可是一個“將軍”的問題,如果承認自己不如孔子,就只能二者擇一。請看,孟子怎么回答)。
曰:“姑舍是”。
朱熹注:“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今人楊伯峻今譯為“暫且不談這個”。
按:“不欲以數子所至自處也”,就是不愿自處“得圣人之一體”,也不愿處得圣人之“全體而微”,按照邏輯就只能是得圣人之全體而著,或與孔子相等,或勝過孔子。“暫且不談這個”,確是本章沒有談,全書也未談。
曰:“伯夷、伊尹如何?”
按:公孫丑提問,孟子拒答;公孫丑只好換一個角度再問。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則學孔子也。
按:孟子知道公孫丑之問的目的,還是要問“夫子既圣矣乎?”夫子是“得圣人之一體”還是得圣人之“全體而微”,所以最后加一句“吾未能有行焉”。楊伯峻將這句話譯為:“(可惜)我都沒有做到”。注意:是落在“行”上,不是落在學說上。是說自己沒有伯夷兄弟讓國、諫武王伐紂、在武王統一天下之后義不食周粟而餓死于首陽山下的那種行為和名聲,更沒有如伊尹遇湯武而成為一代名相、建立了巨大功業,也沒有如孔子那樣為政四年,做到魯國大司寇而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如此而已,是由于機遇,還是才能,他沒有說。通觀全書,不難了解:不是才能不夠,是生不逢時。“乃所愿,則學孔子也”,這是真心話——學孔子的是一個政治思想家,又是一個政治活動家。至于伯夷、伊尹,不僅與之境遇不同,氣質也大異。但“學孔子”學得怎樣呢?是得其一體,還是得其全體而微,還是勝過孔子,并沒有回答。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公孫丑又問。)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朱熹注:“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按:從下文可知:“自有生民以來,未的夫子也”是子貢的話。但這里孟子是當然作自己的話說的,也就是說同意子貢的這句話,作為一個杰出的教育家,作為一個政治思想家和在野的政治活動家,孔子確是有史以來第一人;而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非同一類型,不能相比。大概孟子是在這個意義上而言的“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曰:然則有同與?
公孫丑繼續問 :伯夷、伊尹、孔子有相同之處嗎?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朱熹注:“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圣人之所以為圣人,其本根節目之大者,惟在于此。于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圣人矣。”
按:究其實質,這不是論歷史人物,而是孟子抒懷,做文章了:“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以朝諸侯有天下”非三人所愿、所能也。伯夷可以有“百里之地而君之”,但無“百里而王天下”之想、之才,故兄弟讓國,皆不為君。伊尹有相才,助湯武而有天下,他也不可能“以百里而王天下”。孔子呢?如果有人說孔子“得百里而君之”,“以王天下”,那就等于說他是叛逆,他沒有此想,就沒有這種可能;從才能來說,固然孔子不是書呆子式的政治家,而他也沒有“陳氏代齊”的陳氏那種本領!孟子為什么說“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以“有天下”這樣的話?也許孟子游說列國,不得重用,政治才能不得施展,而想自己的才能如有“百里之地而君之”而可以“有天下”吧?在孟子的時代,非周初所封諸侯為王者,比比皆是,偶爾有此想法并非大逆不道,也非“異想天開”。……總之,可以肯定的,同公孫丑問的那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沒有直接關系。
曰:“敢問其所以異?”(公孫丑又問 :伯夷、伊尹、孔子有什么相異之處?”)
曰:“宰我 、子貢、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朱熹注:“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其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按:此“圣人”指孔子,即朱熹所云“夫子”)。
宰我曰:“以予觀于夫子,賢于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由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于走獸,鳳凰之于飛鳥,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類也;圣人之于民,亦類也。出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
按:公孫丑問的是伯夷、伊尹、孔子有何相異,孟子的回答,卻是引宰我、子貢、有若盛贊孔子的話(那些話又是《論語》中沒有的,先秦其他書上也是不見的),而他自己只說一句三子“智足以知圣人,汙,不至于阿其所好”而表示同意他們的盛贊;且“汙,不至阿其所好”意義不明:“汙”,朱熹訓“下”,不誤,另外還有污濁、骯臟,污辱、污蔑,漫出界限等義,總之是貶詞,不是褒詞,這是絕對沒有疑問的;那么這個“汙”字只能表示過低評價孔子;如果過低評價孔子,宰我等三人又阿誰之所好呢?“汙下”與“阿其所好”,無法協調。意義不明,令人生疑,是否有輾轉傳抄而造成的文字之誤?有一點是明明白白的:孟子始終沒有回答:他自己究竟是“得孔子之一體”,還是得孔子之“全而微”?還是與孔子等同或勝過孔子?究竟這是怎么回事,令人疑,令人難解。還有一點也是明明白白的:孔子“賢與堯舜遠矣”是宰我的話,而不是孟子的話,孟子引來并表示同意,這同意是否另有用意:回答公孫丑的“然則夫子圣人乎?”(也就是您勝過孔子嗎?)但他又不肯說:他得圣人孔子的“一體”或得其全體而微!
看了以上引文中所加評注,讀者大概對這一章也會疑問叢生。現在我們把疑問暫且擱置,來分析劉三吾的曲筆。
(一)《孟子》此章原文明明白白:“宰我曰:‘以予觀于夫子,賢于堯舜遠矣。’”為什么把“夫子,賢于堯舜”當作孟子的話,竟然寫下“其(指孟子)有關于名教之大,如孔子賢于堯舜,后人固其推尊堯舜而益知尊孔子之道……其關世教詎小哉!”第一,把宰我的話說成孟子的話,不是小誤,而是偷天換柱。大家知道,據《論語》所載孔子對宰我評價是很低的,下面所引就是孔子心目中的宰我。一處是《公也長》第十章:
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于予與何誅。”子曰:“始吾于人,聽其言而觀其行。于予改是。”
孔子所以說從宰予的行為改正了“聽其言而其行”,當是宰予平常說“好學”,而實際上又懶于學,如白天睡覺。另一處是《陽貨》第十九章: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樂,樂必崩。舊谷既升,鉆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今汝安,則為之。”
宰我出。
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
孔子說過“言語:宰我,子貢”,宰我與子貢擅長語言(《論語·先進》第三章)。這改變不了上述兩章給讀者造成的對宰我的壞印象,而讀者對孟子就不同了。自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韓愈的道統說以來(韓愈的《原道》說:先王之教在仁義道德。“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送王秀才序》又說:“求觀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孟子名聲大振,五代將《孟子》列入經書,南宋朱熹作《四書集注》,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并列為四書,元代即以《四書》作為經學教科書和開科取士的標準,其名聲和影響更大。所以把宰我的“孔子賢于堯舜”說成是孟子說的,效果無異于提高了百倍千倍。劉三吾秉承朱元璋意旨的曲筆,竟然明目張膽地歪曲事實。
(二)孟子弘揚的名教,如像劉三吾所說,就應找出闡發孔子基本思想的東西加以證明,然而找不到,《孟子》書對孔子關于“仁”的基本定義、重要論述和關于恢復周禮的言論,一概不引、不解。孟子也繼承了孔子的一些糟粕,大概劉三吾認為不重要而不引錄,而找到了“孔子賢于堯舜”,硬把宰我的這句話說成孟子的。然而這句話是空話,沒有實際內容,它只能起虛張聲勢的作用,而不能從理性方面對人們的思想起作用。這也是劉三吾之輩無可奈何的事。從劉三吾的曲筆,我們倒更看出孟子的政治思想與孔子政治思想的原則區別。
(三)劉三吾還不能不陷入“不可救藥”的自相矛盾。截取《公孫丑》第二章的“孔子賢于堯舜”,把它突出起來,作為孟子弘揚孔子名教的證據,當然這一章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其《孟子節文》卻把這一章刪除了。這不是“不可救藥”的自相矛盾嗎?為什么把《公孫丑》第二章全部刪除呢?朱元璋是可以把這一章看懂的,只要有人幫助他懂得了它的字面意義,弄清它的實質的能力,是比儒生劉三吾之輩強得多的,他會高度注意到幾個書生竟然狂言“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而王天下”,“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他身邊兩個就有兩個書生——劉基和宋濂,使他極放心不下,所以此章非全部刪除不可——這里留下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是:孟子在意識里自以為高于孔子,他獨創了一個思想體系(“獨創”當然不是說沒有繼承),確實比孔子高得多,以孟子的思想解放(如贊揚“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很可能他自己意識到了這一點,而公孫丑也有所覺察,但在師道尊嚴的時代里卻不能不加以掩飾。也許,這就是《公孫丑上》第二章所含之迷。確否待考。
(四)把宰我的話弄成孟子的話,一方面宣揚這一章的內容,一方面又刪除這一章,這種曲筆,豈不是自我揭穿!為什么這么笨拙?這沒有什么奇怪,這是歪曲事實者不得不然的。然而他們的手法之效應,正是寄望于絕大多數人并不尋根問底,并不去查有關資料,因而可以欺蒙于世。不獨劉三吾的曲筆如此。
再看所謂“諸侯之禮,吾未之學”。
這也是明目張膽的歪曲。“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在《滕文公上》第二章。的關文句如下(為便于讀者,將朱熹注抄錄于原文之下):
滕文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于宋,于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大故,吾欲使子問于孟子,然后行事。”
朱熹注:“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付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于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飣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
朱熹注:“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于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者,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粗也,粗布也。 飣,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是說的關于周禮規定的諸侯這一等級的特殊性之禮,我沒有專門研究過(《廣雅·釋詁》二:“學,識也”,由此可引申為研究);而且接著就說:“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而劉三吾的“題辭”卻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而知其所學周天子盛時之禮,非列國諸侯所僭之禮”,把“吾未之學”者,解釋成“列國諸侯所僭之禮”,使人聯想孟子和孔子一樣是痛恨并反對諸侯、大夫僭用天子禮的。劉三吾以“博學,善屬文”(《明史·劉三吾傳》語)著稱,自然他不是讀不懂這幾句話,而是故意歪曲。然而,這又是掩耳盜鈴。上述這一章,是孟子思想中的糟粕,是繼承自孔子的,“三年之喪”也非“自天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的喪制(郭沫若的《駁說儒》已予以科學的駁證,《駁說儒》見《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正因為是糟粕,所以《孟子節文》未予刪除,全部保留。難道,他不怕讀者看了《孟子節文》這一章揭穿他對“諸侯之禮,吾未之學”的歪曲解釋嗎?大概還是寄希望于大多數讀者并不窮根究底,對于政府頒布的正式文件尤其如此。但從這個反面教材,可以得到啟示:研究一下孟子對于諸侯大夫僭用天子禮持什么態度。一查,孟子竟然對此一句也沒有說,對孔子痛恨、反對“僭禮”的語錄,一條也沒有引。這又是孟子的政治思想與孔子政治思想的原則區別。于此又可見,只要細心,窮根究底,反面教材確有可以利用的重要價值。
挖空心思,“褒揚”孟子弘揚孔子名教,竟是兩條捏造!
關桐
2005年4月27日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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