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了以鄧力群為組長的《胡喬木傳》編寫組編的《鄧小平的二十四次談話》，其主要記述了1975年國務院政研室的工作情況。該書看似是說與“四人幫”斗爭等反“左”的情況，但是放在今天卻能讀出其反右的現實味道。
一方面，本書給讀者傳達了這樣一個意思：鄧力群等左派是當年政研室的負責人，是他們最早跟隨鄧小平進行改革的。那么現在他們當然有足夠的權威來評論現行的改革，有資格判斷改革是否偏離了正確的方向。這就好比一貫右的尼克松推行的對華緩和反而容易被美國人接受，認為其是出于現實考慮的。再說，誰都會想，最早從事某一事業（何況是冒著風險干的）的人現在似乎走到了該事業的對立面，要么是人發生了變化，要么是這事業已發生了質的變化，違背了當初參與者的初衷，而后者更有可能。左派可以通過這本書擴大影響并對左派的人予以鼓勵。
另一方面，本書在對一些概念“反妖魔化”。反帝反修、計劃經濟、鞍鋼憲法等概念實際已被主流輿論“妖魔化”或“邊緣化”。但在本書中，這些概念、提法在反對“四人幫”的文件中（三篇附文）被肯定。文件是正面的，那么這些概念也是正面的。雖然有人會說這些是特定歷史環境下不得不說的套話（政研室的人究竟認為這些是套話還是確實應該做的，或者經歷了一個復雜的肯定——否定——肯定的經過，我們不知道，每個人的情況也是不同的），但畢竟形式上這些詞是被正面提及的，作為一本2004年出的書，這個意義就足夠了。一些說法如“許多企業的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中”今天看來尤具針對性，在本書這個環境下，這些說法能堂而皇之地出現，而讀者讀時卻又不會只想到1975年。
我感到這本書的出版或許是左派有意識地在當前環境下他們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進行的一次宣傳。如果這種猜測不錯，那么我們算是見識了老同志的政治智慧。值得注意的是，另一方也做起了國務院政研室的文章。據報載，于光遠寫的《我憶鄧小平》在香港出版，其主要內容也是關于國務院政研室。這本書我沒看到，但可以估計，對政研室那段歷史的解釋權是雙方必爭的，一定程度上這是爭奪對改革的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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