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最近，有一個小視頻在傳播，一個妖艷輕浮的女子在直播間搔首弄姿，扭捏作態，大談北洋軍閥時期是中國的“最好時期”，“人民幸福”，“國家強盛”，而她以此為噱頭賣貨的商品竟然是著名學者來新夏先生的《北洋軍閥史》，這簡直就是對新夏先生學術操守和人格的侮辱。先生在這部書的緒論中明確直書：“北洋軍閥集團在賣國媚外的同時，對內則實行其兇殘酷虐的統治。”（該書31頁，見書影）可見，社會上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虛無與捏造已經對嚴肅學者和正史下手了，對此，我們要及時予以揭穿和批駁。

 

今年正逢著名歷史學家來新夏先生逝世十周年（先生逝世于2014年3月），筆者特將當年與先生的一次訪談整理出來在昆侖策公號發表，一為緬懷，二為先生正名，批駁那些歷史的謬論。

一、做學問要“從根做起”

那是2012年的一個溫暖春日，作者作為北京市東城區修志的工作人員專程赴南開大學拜望了著名歷史方志學家來新夏教授。早就仰慕先生的書齋“邃谷”，來到之際才發現不過是老式磚樓第三層的十幾平米仄窄的一間書房而己。九十高齡的來先生氣定神閑，端坐其中。老人家思維清晰，談古論今，令人如坐春風，頓覺仄窄的“邃谷”是那么幽廣而淵深。先生說1950年曾在東城錢糧胡同44號住過一陣，這就更拉近了我們的距離。

話題先從先生為東城地方志工作的題詞談起。

胡澄：來老，您老以九十高齡用墨筆行書給我們東城修志工作題詞，筆力沉雄老健，豪拔挺秀，真是讓人令人嘆服啊！

來新夏：我雖不是名人，但在我那近百人的小圈子里也浪得薄名，加以望九之年，有人出于傳統的尊老習慣，來請題字。我素不善書法，又沒有經過嚴格的書法訓練，只在童年時按照父親的布置，臨寫過年把的九成宮、東方畫贊和玄秘塔等不同書體的字帖。青年時由于常用毛筆，尚能用毛筆批注古書。中年以后用毛筆已有封建之嫌，改用硬筆，毛筆漸漸荒疏。上世紀80年代，毛筆使用又漸漸多起來，于是又重新臨寫字帖，為求把字寫得好看些。80年代初，我出了一本論文集，名《結網錄》，書名用漢董仲舒所引古訓“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的寓意。出版社編輯要我用毛筆將此語題在扉頁上，于是我寫了重新使用毛筆的第一幅字。有時亦情不可卻地應人之請，為人題寫書簽，但一直內心不安，因為我的字確實不入流，辜負他人的期望，再則白紙黑字，貽笑大方。唯一的應對辦法，只能是在題字前閉目凝思，想好結構，再寫上十幾遍，從中選一幅差堪人目的送人，以表示一種敬事而信的態度，以求無愧我心于人。

胡澄：您老的《北洋軍閥史》在學術界久享盛名，令我們晚輩仰止，請問您是如何入手研究的？

來新夏：我是“從根做起的”。那是天津解放時，我20多歲，革命激情高昂。組織要培養一批年輕的知識分子隨軍南下，學校選送我到華北大學學習。在這里，我們主要是學習政治理論。華北大學副校長、歷史研究室主任范文瀾要在學生里面挑選幾個人做研究生，一個基本條件就是必須是大學歷史系正式畢業的優秀生。這樣，我就留在華北大學做了一年多的研究生。當時，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接收了100多麻袋北洋檔案，在整理這批檔案過程中，我開始接觸北洋軍閥史。整理工作分兩步，第一步非常辛苦，就是先把土抖落干凈。因為那些檔案都很多年沒有動，非常臟。我們早上去，晚上回來的時候，戴眼鏡的鏡片都是黑的，口罩遮住的地方是白的，可是口罩上兩個鼻孔的位置也是黑的。弄干凈后，把檔案按文件類型分堆，再做大致的政治、文化、經濟的分類，這就弄了近半年。第二步整理的時候就很細了，要把每份文件看一遍，然后做卡片，寫明這是什么時間，什么事情，寫出概要性的東西，進行專題的內容分類。在研究這些檔案的同時，我又看了一些有關的書籍，對北洋軍閥史產生了興趣，我認為這是治學中的“從根做起”。

新中國成立后，范文瀾先生的這個研究室被劃出來，成為中國科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我又在歷史所工作了一年多，所以，我自認為是范老的及門弟子，他的史學思想指導了我終身的研究。后來，南開大學歷史系向歷史所要人，1951年春天，我就到了南開大學，一待就是幾十年。

二、毛澤東史學思想的卓越典范

胡澄：范文瀾范老是馬克思主義史學五大家之一（其他四位是：郭沫若、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請您講講范老的史學思想的特點和學術風范。

來新夏：那我就從最初與范老的接觸講起。

范文瀾先生解放初期是華北大學副校長，歷史研究室主任。華北大學在你們東城區的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這是繁華地區，那時我們都二十多歲，都想出去玩玩，散散心。他就不讓，在門口看著。那時候范文瀾住在前院，研究生都住在后院。學生要想出來，必須經過他的窗戶底下。他那個窗戶是落地玻璃窗，窗子很大，他的寫字臺就擺在窗子前面。他自己也沒什么交際，一天到晚在那兒讀書，寫作。所以，學生一出來，看見范先生在那兒坐著，就不敢出去了。

這時是集體生活，工會每周末會給學生發電影票、戲票，他就通知后勤辦公室，研究生一律不給發票。他跟我們說，你們當學生，就是專門讀書。不是這么嚴格管理，當時我們就荒廢掉了。他的身教，遠遠好于言教。

作為歷史所所長，范文瀾也不大參加政治活動。但是，他對自己要求很高，那時，我們是供給制。伙食分為大灶、中灶、小灶三級。大灶供應一般干部，中灶一般供應處級干部，高級干部一般吃小灶。范老的夫人戴老跟我們一塊兒排隊到大灶吃飯，范老就吃單送的小灶，兩人決不在一起吃飯。范老有專用汽車，戴老就不能坐。

你們可能不知道，范老是搞古典文學起家的，他的第一本著作是1925年出版《文心雕龍講疏》，梁啟超在序言中稱贊其“考據精審”“使義無不明，句無不達”。后來又著作了《文心雕龍注》，成為國學名家。

你們可能更不知道，范老又是英勇的新四軍戰士。1938年6月，范文瀾前往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確山縣竹溝鎮，參加了新四軍游擊隊，直接在抗日武裝隊伍中工作和生活，從一個文質彬彬的大學教授變成“文武雙全的民族英雄”。這是我去南開大學之時，臨別他贈給我的在新四軍時策馬揚鞭的戎裝照。

范老是第一個以毛澤東史學思想為指導從事歷史撰述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開創之功可與郭沫若比肩。

他的《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上冊）》可以說是毛澤東史學思想的學術化經典，用大量史實來全面闡述了毛主席關于中國歷史的一系列論斷。并緊密配合當時的政治形勢，開創了一個全新的馬克思主義中國通史體系，奠定了后來中國歷史研究的研究范式和學術框架。范老的史學理論與史學實踐印證著馬克思唯物史觀在中國的發展的歷程。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形成、發展與特質有著重要的意義。我的史學研究就是范文瀾史學思想的體現。

胡澄：謝謝先生。我們最敬佩的是您“學術要為人民大眾服務”的主張。這也是范文瀾史學思想的體現，這在當前史學家中可謂獨一幟。而且您身體力行，在專業研究之余寫了大量的學術隨筆，影響重大、惠人良多，傳為士林美譽。請您談談您的想法與做法。

來新夏：是的，范老的《中國通史簡編》，為中國歷史的大眾化做出了卓越典范和貢獻，我是蕭規曹隨。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講過這樣一段話：“讀書是為積累知識，但卻不能只入不出。而要像蠶那樣，吃桑葉吐絲，要為人類文化添磚添瓦。有一位名人，讀了一輩子書，知識淵博，但身后沒有留下一本書，一篇文章，甚至一條筆記，這是精神生活中的極大浪費。這是個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者，他把汲取知識像打撲克那樣作為個人的一種享受，或者說他是一個貪婪者，在盡興地占有前賢的遺產而吝以自己所得與人。魯迅一生之所以偉大，學識淵博，固不待言，但更可貴的乃是他那種吃草擠奶的精神。無論什么人都應該將咀嚼吸取到的知識釀成香甜的蜂蜜，發之于言論、文章來奉獻給當代人，或以之哺育下一代人。學以致用才是讀書的真正目的。”

我曾用幾十年讀書所積累的資料，撰成《書目答問匯補》與《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增訂本）二書，既凝聚了自己幾十年的讀書所得也為他人擔當起鋪路石子的作用。這就是讀書既為己又為人的明證。

三、“多接觸群眾，多觀察世態”

胡澄：學術界有您“衰年變法”的說法，是不是出于相同的考慮。

來新夏：是的。有人問我“衰年變法”是怎樣一種轉變？我從60歲以后即上世紀80年代以后，寫了不少隨筆，我的學生戲稱我是“衰年變法”，我未表示異議。“衰年變法”一般指書畫界人士，蘊積多年，晚年書畫作風大變，以求另辟蹊徑，更上層樓。聽說國外有些科學家50歲以后，當在專門領域中已有所成就，往往向普及知識的道路轉變，也是一種“衰年變法”。我雖稱不上學有所成，但知識回歸民眾的行為卻給我很大啟示。所以我就從專為少數人寫學術文章的小圈子里跳出來，選擇寫隨筆的方式，貢獻知識于社會。我寫隨筆的最終目的不過是：觀書所悟，貢其點滴，冀有益于后世；閱世所見，析其心態，求免春蠶蠟炬之厄。

胡澄：來老，您在專業史家和散文作家間的角色遞換如此自然，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您出色的文筆，您能透露下歷史寫作的秘訣嗎？

來新夏：我在歷史系開過一門寫作課。我覺得寫作是個技巧活，除了有一定的基礎知識外，還必須有一定的程序。程序過了，就是八股，沒有程序，就成不了文。所以，我開寫作課時就講了各種文體，講如何取材，如何論述，如何寫景寫人；使學生了解寫作的基本規范。任何一個學歷史的人，心中必得存有一念，即兼融文史，同時掌握文獻和文字。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字是把知識傳給第三者和更多受眾的重要工具，所以必須予以重視。那么，如何寫好文章呢？我覺得首先要有積累，要多讀、多背、多記名人名篇，豐富自己的語言和詞匯。其次是要從小處著手，要學會寫小文章。我在輔仁讀書時，陳垣先生教我們寫文章，就定了個規矩，超過500字的不收。我當時還耍了個小聰明，寫小字，一行當兩行。陳先生發現后就把我喊去，教導我說只有會寫小文章的人，才能寫大文章，才能真正放得開。這話我一直牢記于心。另外，寫文章切忌一揮而就，要保持冷處理的態度。思考主題時要冷靜，寫完后不要急著發表，先放放，讓思想有回旋的余地。發現了問題，要不怕麻煩地修改。要讓三種人給你提意見，一種是比你強的人，一種是和你同水平的人，另外一種是不如你的人。這樣不但得到教益，也了解了各種層次的人對本文的接受程度。提完意見后要繼續修改，字斟句酌地改，特別要注意虛字，這是最不好用的。最后一點寫文章一定要善于觸景生情。文獻也是景，看書就是進入到場景中去，但更重要的景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所以一定要多接觸群眾，多觀察世態。世態是最激發思想的，多聽多看，就有了內容，就會思考。這樣才能更好地為大眾服務。

胡澄：來老，您是方志界的權威專家，談談您的研究情況。

來新夏：地方志是我的一個主要研究領域。在這方面，我的起步較早，因為我的祖父是民國《蕭山縣志稿》的獨立纂修者，所以，我有一定家學淵源，也很想繼承祖父研究地方文獻的傳統。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之交時，我閱讀了大量舊志。我國的方志有2000余年的歷史，但志書的分布卻不均衡，有的地方修得多，有的地方少，有的甚至沒有，所以，解放初期，中央很重視纂修地方新志的工作，號召各地編修自己的“地情書”。由于政治運動不斷的原因，新方志的修撰工作屢興屢廢，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才掀起全國性的修志高潮。當時由梁寒冰先生負責主持全國的修志工作，我擔任第一助手，由此進入到地方志研究領域。我在這個領域除寫了《方志學概論》《中國地方志》《中國地方志通覽》《志域探步》《中日地方史志比較研究》等書。

胡澄：那您在方志研究方面具體做過哪些事？

來新夏：我主要還做了四點工作。

首先，是做了新志編修的啟動工作，負責起草了全國新志編修規劃和第一次啟動報告。

第二，是參與了若干新志的評審工作，給幾百個縣市區的地方志寫序，做了一些評論和糾謬的工作。

第三，是培養了數以千計的新志纂修人才。1982年時，我擔任了華中、華北、中南、西北四個地區新志編修人員的培訓工作。現在我的學生和私淑弟子遍布全國各地。

第四，是倡導和參與了舊志的整理研究工作。我國是個志書大國解放前編修的舊志就將近萬種，不但存量大，而且種類繁多，包括各級行政區劃志、江河山川志、行業志種種。這些志書包含有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面的地方情況，是一個蘊藏量和信息量極為豐富的資料庫，所以有必要進行相關的整理研究工作，以為現在社會所用。當時，我參與了舊志的目錄編修、資料分類，內容研究和整體評價工作。

胡澄：我們是城市區志的編修機構，想請您談談城市區志研究編修方面的情況。

來新夏：城市區志的正式修志的機構是于1981年于無錫崇安區正式建立的。此后，重慶北碚、濟南天橋等城市屬區的修志機構也相繼建立，開展工作，發行刊物。1990年6月9日，在南京白下區召開的首次全國城市區志編纂工作協作研討會。得到了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和有關地區領導機構的祝賀與支持。這是城市區志編修者的第一次大聚會，到會代表有31個城區，提交論文和經驗介紹30篇，對城市區志的特點、地位、作用和篇目設計等問題進行了研討與交流。這次會議使城市區志的編纂工作得到了社會的承認，正式進入新編方志活動的行列，成為一個比較穩定的層次。

第一部城市區志——《白下區志》在1988年正式出版，這是我讀到的第一部城區志，雖是首創之作，但已具志書規模。以后，上海的普陀、黃浦、靜安等七個區的城區志，天津的大港、塘沽、漢沽、東麗等區的城區志以及濟南的《天橋區志》、沈陽的《東陵區志》、揚州的《廣陵區志》等也相繼問世。因為我曾應邀為《廣陵區志》寫序，所以讀得比較仔細。《廣陵區志》具有一城一區和本為揚州古城所在的先天優越條件，加以修志人員的辛勤努力，終于成為一部居于前列的城區志。僅從這部志來看，就提出了若干編纂城市區志的經驗，它依據“詳今略古，詳區略市，該詳則詳，該略則略”的原則，基本上解決了市、區同城的困惑，使市、區兩志各得其宜，有互補之效。它狠抓地方特色，因揚州以園林古跡稱盛，素有“揚州重園林”之評，乃立《園林名勝》及《文物古跡》專編，以文字描繪玉樹瓊花、綠楊明月、二十四橋、瘦西湖水等等景色，體現了地方志應突出地方特色的要求。該志還嚴格恪守生不入傳志例，收錄本客籍有突出事跡和影響的已故人物。這些足證城市區志的修志現實已漸趨成熟。

胡澄：現在大部分地區已進入第二屆修志工作。現在《地方志條例》規定要每隔20年續修一次，請您談談續修工作所要注意的問題。

來新夏：一是兩屆修志間隔20年，似乎不切實際，我曾參加這次討論，表示過反對意見；清60年一修，民國30年一修，都沒有顯著成效。一般來說，志書與所寫內容需要一定的時間差距才能反映社會發展較為清晰的曲線。20年似乎時間不短，但從歷史和社會發展看只是彈指一揮間。第二屆修志既沒有事先準備好的現成文獻，也沒有已經總結好的定論，因為修志者與所寫內容在同步行進。因此修志者只有站在時代的風口浪尖上，參與現實建設的拼搏，又要以冷靜的眼光和公平、公正、公開的態度準確地記述這一瞬間的具體內容。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難題。

二是第二屆修志面臨的問題有許多是第一屆修志所未接觸過的新領域，是一個幾乎完全陌生的世界，其中如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運行，突破傳統的產業、行業與事業的界限，新的跨行業、跨區域的橫向聯合實體等等。

我認為第二屆修志的覆蓋面至少包含著這三方面：

第一，記好重大經濟與社會專項事類的始末，如國民經濟的治理、整頓與“軟著陸”，短缺經濟的結束及后遺問題，精神文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轉折性變化等方面都要以新視角記述好。

第二，依法治國所產生的政治生活變化，其在經濟與社會發展諸領域中所產生的重要影響。政黨與政權職能的轉變，都應做出具有權威性的定論性的記述。

第三，人和人構成的社會群體都應全面展開記述。要將當代人物的典型性活動都記人志中，不再拘泥于生不入傳的陳規。

第二屆修志不僅在內容上要解決這兩大難題，而且也要改變原來的志書編纂體例與方法。首先力爭與第一屆志書保持相對的銜接和平穩過渡，不要讓讀者無法將前后志書聯合使用，如前志基礎較好不妨移步而不變形。其次體例應有所創新，但這種創新不是簡單地增減門類或更換標題，而是一次相對獨立的設計與組合，如：

1．在傳統的橫排豎寫基礎上強化整體性和綜合性的新思路。不要層層設綜述，行文要明確有力，讓社會實踐中新的綜合事類突出來，要采取修志者與志書內容同步表現的手法。

2．全面刷新體例、體裁、結構、章法，不再糾纏大編小編之爭。制定全新設計藍圖，要采用以志為主，諸體融合的體裁，并從社會實踐和社會結構的特點中尋求篇目，對舊有篇目可以有取有舍，但以創新為主。

3．要增強志書的學術性，容許對專用名詞和行業用語加簡要注釋，對異議有論辯，對疑問有考證。前屆修志有個別志書對這方面曾有所試行，效果頗佳。

4．為適應信息網絡化處理的發展態勢，應建立對應的處理程序，做好進入信息網絡的準備。這是前屆修志沒有遇到的新事物，應給予最大的重視。

新世紀的來臨是百年一遇的盛事，百業維新，修志何得例外？作為方志界的老兵，謹貢淺見，與第二屆修志同道商榷，并祈指正。

胡澄：謝謝您老多方面深入精辟的指教。我們一定按照您的教導，繼承以范文瀾先生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學術傳統，好好用手中的史筆為人民大眾服務。

來新夏：不客氣，我搞歷史研究多年，也要快成為歷史了。我對你們著重囑托的就是兩件事——

第一，不要把修志機構辦成“官僚衙門”機構。我聽說有些地方組織部門竟然把犯過錯誤的垃圾局局長安排到我們地方志部門當領導，他們這么做已經違法了！國務院2006年頒布的《地方志工作條例》第九條規定：“專職編纂人員應當具備相應的專業知識。”搞垃圾的領導具備這樣的“專業知識”嗎？這不是羞辱斯文，天大的笑話嗎？！

第二，一定要加強自身修養，多寫文章，把史學研究與修志成果轉化，努力為人民大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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