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在山西朔州發生了一起命案，一名環衛工人用鐵鍬拍死了領導。事件的起因是，環保工人王某剛掃完地后，后面又有人扔了垃圾，這個時候，又碰到領導檢查，這個領導說，要罰款5元，兩人發生激烈的爭吵，然后環衛工人用鐵鍬拍死了他。
這個環衛工人年紀56歲了，月工資也就一千多，家世不太好，父親在他小時候就去世，母親把兄弟姐妹拉扯大的，婚后日子也比較艱辛，老婆帶著大兒子回了四川老家，再也沒有回來。他的母親在七八年前也去世了，如今只剩下他和小兒子相依為命。
事情發生之后，村民們紛紛站出來為環衛工人說話，說王某平常都很老實，也樂意幫助鄉里鄉親的，是一個性情溫和的人，不曾想到發生這樣的事情。不過村民們替環衛工人說好話也沒有用了，畢竟等待王某的將是法律的制裁。
不過我想問的是，假如王某沒行兇，而是默默接受了處罰，那等到領導的有沒有法律的制裁呢？我想這個難度很大！像如今每天在路上跑的外賣小哥、快遞小哥、網約車小哥，以及互聯網物流，什么貨拉拉、運滿滿啥的，都拿罰款當家常便飯，有人出面來為這些群體出頭么？他們遇上罰款多數自認倒霉，也有少數人聯合起來維權，比如成都的貨拉拉車主，集體停運，以示不滿。
但是有沒有覺得，在資本方和勞動者之間似乎缺少了點什么？如果勞動者和資本方直接面對的話，強者和你講實力，弱者和你講暴力，那么以后殺來殺去，就是沒完沒了了。
這種事情發生，有關的部門是不希望到處傳播的，初衷都是好的，不想擴大戾氣傳播，不希望別人效仿。但我覺得這不是好辦法，如果因為一個人的死去，而能促進社會某個系統來個整體改變，這樣的死亡才能帶來進步的意義。
比如孫志剛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取消了暫住證，2000年左右，不像現在信息化那樣發達，對流動人員的管理來源于紙質的暫住證，2003年3月17日，忘記帶暫住證的湖北青年孫志剛在廣州街頭被帶走送到了收容站，后來被打死了，此事讓施行21年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廢止，這就是他用命為后來人換來了一個改變，那就是“收容遣送”到“救治管理”。
當時的媒體也很給力，全是到一線去做了深度報道，后來央視、新華社、人民日報做了二次報道，眾多媒體的參與報道，并沒有輸出情緒化語言，而是客觀地描述整個事件發生的過程，然后提出存在的問題和改進措施，孫志剛用生命終止了屢被詬病的法規，最終推動了政策的修正。
2016年發生了一起魏則西事件，魏則西用百度搜索不小心搜到了“莆田醫院”，掏空了家里的積蓄，也沒有把病治好，2016年4月12日，魏則西在咸陽的家中去世，終年22歲。這件事情媒體參與的很少，因為幾乎國內所有的媒體都投放過莆田醫院的廣告，所以假裝不知道。
但是網友和自媒體不依不饒，把“莆田系黑幕”揭露了底朝天，用群眾的力量抵制了民營醫院，而且還爆料莆田系醫院套取國家醫保。到今天為止，大部分莆田醫院因為沒有生意而關門了。不過百度似乎沒有得到什么處罰，至今仍然逍遙。
魏則西的死和孫志剛的死相比，意義就要弱了很多，尤其是在互聯網亂象上，不僅僅百度，其他平臺也是這樣，百度是廣告主投放了假消息，但電商平臺假冒偽劣也是泛濫，這是一個群體現象，最后往往用簡單的罰款了結了，沒有系統的用制度來修正，導致平臺屢罰屢犯，像后來的共享單車，更是囂張至極，明目張膽的不退押金，創始人在美國逍遙自在，還嘲笑中國人是大傻子。
每年都會發生工人刺死勞務中介老板的，刺死工廠老板的，不管三七二十一，不去尋找中間的原因，網友們一律都說刺的好，這不是一個好現象，如果都是這樣解決問題，那整個社會都被放在了火藥桶上。現在做深度報道的媒體很少了，像去年，蘇州某務工人員刺死勞務中介的人，就這一個話題，完全能寫出一個三萬字的報道，但是這個需要大報來寫，我要寫了沒人看。
這三萬字的報道，要把勞務派遣抽絲剝繭的說清楚，這項制度起源于美國，引進到中國之后如何被濫用，然后是因為里面什么條款導致大量的勞資矛盾，這種矛盾的對立有沒有第三方做裁判，如果沒有第三方做裁判，那結果就是誰先捅誰先贏。媒體報道之后，再加上勞動部門參與，必然會得到孫志剛事件之后的效果，可惜，并沒有人做，甚至大家都麻木了，連報道的興趣都沒有，一個事情發生多了，自然就沒有流量了。
再說回環衛工人王某用鐵鍬拍死領導的事，網上沒什么人感興趣，不僅僅大報不感興趣，連自媒體都不敢興趣，這說明了中國人的心腸硬度又提升了一個閾值。沒人把這事說透，只是說打死了好，有沒有想過，被打死的或許也是制度的受害者呢？
環衛工作有兩種，一種是個人承包的，一種是公家的，若是個人承包的，你說打死了好，尚且能說得過去，他們只有克扣、雁過拔毛，老板才有更多的收入。若是公家的呢？領導才不會要你那5元呢！那肯定是和考核相關，創衛期間，考核要比這還嚴格，為了高標準完成，就采取了以罰代管，從而激發了矛盾。
民生服務行業需不需要給私人企業做，這需要探討的，美國的民生業，包括消防，都是讓私人做的，最后導致消防員自己放火，然后自己滅火。那我國的環衛給私人做，是不是就做了更好了呢，我從前兩年上海街道辦的“私人服務”來看，并沒有看出好在哪。
如果環衛是公家的，那是否打掃衛生一定要嚴格到日本的那種“9S管理”呢？我個人覺得沒有必要，日本從“4S到9S”，企業都管沒了，國家也快完了，機器是需要參數來管理，那是用程序控制的，但是你要用參數來管理人，那肯定是不對的，資本主義國家才把人當工具當耗材呢，等待他們的結果必然是完蛋。
還要說一句題外話，有些人的素質低，確實死的活該，比如管環衛的小隊長，明知道老年人月薪只有1000多，非要人家每月孝敬他幾百元紅包，對于這樣的領導，最適合使用的那就是冥幣了。
底層人收入少，不是鋌而走險的原因，是尊嚴被無情的踐踏了，才讓他們鋌而走險。
淄博市的領導馬曉磊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我什么都不在乎，只在乎自己的老百姓，是不是文明城市不重要，什么能讓老百姓掙錢就干什么，什么阻止老百姓掙錢就鏟除什么，什么是文明，老百姓安居樂業就是最大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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