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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幾天時間,“瓦格納叛亂”事件就連續出現反轉。
從當地時間6月24日開始,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俄羅斯——當“俄烏戰爭”激戰正酣之時,以葉夫根尼·普里戈任為首領的瓦格納集團突然發生了武裝叛亂,在羅斯托夫市實行戒嚴,并包圍了俄南部軍區大樓和市政大樓。
幾乎在同一時間,俄聯邦國家反恐委員會緊急宣布,莫斯科市、莫斯科州以及周邊的沃羅涅日州、圖拉州均進入反恐行動狀態。
24日下午普京發表講話,雖沒有直接說出普里戈任的名字,但已將他稱之為“叛徒”,表示“過高的野心和個人利益導致了叛國罪”。
普京明確表示,將采取堅決手段恢復秩序,俄羅斯武裝力量已經收到必要的命令,以消滅那些組織武裝暴動的人。
對于這次叛亂,輿論界著重強調了兩點:
一是瓦格納集團全名為“瓦格納私人軍事服務公司”,屬于一家為政府、企業、私人提供軍事服務的企業;
二是瓦格納的武裝叛亂就是俄版的“清君側”,普里戈任就是現代版的“安祿山”。
這兩點中蘊含了極其豐富的意思,大家也能由此透視出爆發這次內亂背后的深層次原因,讓咱們仔細扒一扒。
先說說第一點,由于我國全面禁槍,只有軍人、警察及其他一些特殊職業,在一些特定的情況下才能合法使用槍支,所以國內根本不存在合法的軍事服務企業。
但是,在國外的很多國家,雇傭兵就顯得比較常見了,這是一群指以金錢為目的而參戰的職業軍人。就拿瓦格納集團來說,這些人通常來自貧困地區,從軍隊退伍后缺乏其他賺錢的機會。
這意味著讓他們行動的觸發點就是利益,只要錢給到位,他們就能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
在利益方面,據普里戈任聲稱,自己的瓦格納隊員們受到了嚴重的不公平待遇,連陣亡隊員的撫恤金都被克扣,無法兌現,甚至還刻意隱藏了瓦格納2000具戰士的尸體等。
再說說第二點“清君側”,顧名思義,就是清除君王身側那些親信,奸臣。在公元755年12月,安祿山就以“憂國之危“、奉密詔討伐宰相楊國忠為借口在范陽起兵,開啟了長達7年的“安史之亂”。
1000多年后,相似的劇本又在俄羅斯上演——6月24號時,普里戈任公開稱普京所說“叛國行為”的言論是錯誤的,他們的目的是把俄羅斯從腐敗等現象中解救出來。
對于俄羅斯來說,“俄版楊國忠”就是國防部長紹伊古和“特別軍事行動”總指揮、俄軍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都,普里戈任認為他們是壞人,欺騙了普京,欺騙了國家。
普里戈任反復強調,他并非打算推翻俄羅斯現有政權,而是為了發泄長期以來對紹伊古和格拉西莫夫的不滿,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諸多積怨。
就在局勢緊張之時,事件又出現了反轉。當地時間24日晚,正當瓦格納向莫斯科逼近的緊急當口,普里戈任停止了組織在俄羅斯領土上的行動,調轉方向按計劃返回營地。隨后,瓦格納雇傭兵集團人員又從俄羅斯利佩茨克州和沃羅涅日州撤離。
一系列的反轉,使事件顯得愈發撲朔迷離,那么出現這些問題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我們需要探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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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表現形式是啥呢?就是中央和地方在利益訴求上不一致。
相信看過《水滸傳》的伙伴,都記得一個片段:宋江集團在被朝廷詔安之后,就被派去攻打南方的方臘集團,雙方進行了慘烈的火拼,都死傷慘重。
宋江集團在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之后,終于打到了烏龍嶺。此時方臘集團已經奄奄一息,宋江集團一旦打過去就可以直搗敵方巢穴,徹底消滅敵軍,生擒方臘。
就在勝利在望之時,朝廷宰相蔡京和太尉高俅卻進行了秘密商議,絕不能讓宋江領走征討方臘之功。于是,他們派遣樞密使童貫到達前方,名為督戰,實為搶功。
宋江集團生擒方臘之后,因休整軍隊而延遲了回京時間。待回京之時,前來迎接的宿太尉卻來查問誰才是擒方臘之人?宋江等人愕然,武松單臂擒方臘,這已是眾人皆知,怎么還有這樣的問題?
原來,是童貫押解方臘回京,要冒功邀賞。
梁山軍內眾人不禁悲從中來,對朝廷心灰意冷。朝廷的官員們一個個錦衣玉食、坐享其成,而在前線沖鋒陷陣的人以鮮血為代價打了勝仗,卻反被這些官員搶了功勞......
這背后的深層次原因,便是軍隊的性質不同。
在朝廷看來,宋江集團無非是盤踞梁山泊的倭寇,怎能與正兒八經的朝廷軍隊相提并論?讓宋江和方臘兩大倭寇集團火拼,不管誰贏都會損失慘重,到時候朝廷再出兵收拾殘局,坐享漁翁之利。
這一系列的不公平,都是因為朝廷里的貪官、佞臣在從中作梗,所以宋江的想法一直是“只反貪官、不反朝廷”,這倒與俄羅斯目前的情況相似,頗有些“清君側”的意思。
在普里戈任看來,瓦格納雇傭兵集團在戰場出力流血流汗,打得非常的賣力,而且也是遠遠的超出了正規軍的戰績,但在他們拿下巴赫穆特之后,俄羅斯官方并沒有兌現之前給予的承諾獎勵。
普里戈任認為是國防部的高層壞人在從中作梗,憑啥我做苦力你吃肉?說白了,雖然雇傭軍和正規軍都在打烏克蘭,可雙方的利益訴求根本不一致。
其實,相似的事情在中國近代史上出現過。
自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進行了“東北易幟”之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請注意這里面的言辭細節,史冊上強調的是“形式上的統一”,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統一”。
為啥呢?因為國民政府并不是鐵板一塊,而是眾多派系形成的聯合體。除國民中央軍之外,很多地區還是由當地的軍閥掌握著實際軍權。這些地方軍閥在利益訴求方面,與國民政府有太多的內在矛盾,因此出現了“各打各算盤”的局面。
因此,國民黨貌似紙面力量強大,實則內部派系矛盾重重、離心離德、一盤散沙,更是難以形成合力,這就為紅軍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空間。
在井岡山時期,紅軍正是利用各路軍閥的間隙,在多個“互不管地帶”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革命根據地;在長征的“四渡赤水”中,毛主席正是利用川軍劉湘、滇軍龍云“各懷鬼胎”的心理,才指揮紅軍成功跳出了包圍圈。
歷史早有前車之鑒,如果不協調好軍隊內部各方的利益關系,那軍隊整體實力就會大幅下降,甚至出現內部反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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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為啥訴求不一致呢?往根子里講,是雇傭兵集團和國防軍的動機就有本質上的不同。
我們多次強調,瓦格納軍團是一支靠商業利益起家的私人雇傭軍。那他們打仗的性質是什么呢?并非憑著一份忠誠和愛國的天職,而是更偏向于商業交易。
既然是商業交易,那就講究個等價交換。可他們在前線如此賣命,而俄羅斯并未兌現承諾獎勵,這放誰心里舒服?
一旦軍隊內部是“雇傭”關系,那么整支軍隊從上到下,都會想著盡一切手段讓自己“利益最大化”,層級高的官員能遠離戰火、坐享其成,層級低的士兵在戰場上賣命,卻拿不到好處。
如此一來,戰斗意志能激發出來嗎?
在近代史上,國民黨同樣采用過雇傭兵制度。
1932年,蔣介石重組了國民黨軍隊。按照新的制度,一個普通的底層士兵名義上每月有十元軍餉,但這筆錢會被上級以各種名義克扣或拖欠,各方官員相互勾結,從源頭上中飽私囊。
與高層官員的名貴出身不同,國民黨的底層官兵和天底下的苦難百姓一樣,都出身于貧苦農民家庭。不少人一開始看不清形勢,只是為了混口飯吃,或者是被“抓壯丁”才來到國民黨軍隊的。
可他們既要面臨最危險的戰場,又沒有什么實際收入,有時候到手一分錢都沒有,甚至連基本的生活用品所需都沒有。
同時,國民黨軍隊里等級森嚴,普遍存在著打罵士兵、喝兵血,甚至殘害士兵的行為,這使得廣大底層官兵心生怨氣、敢怒不敢言,戰斗意愿急劇下降。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樣的情況使國民黨逐漸變成了一只外強中干的“紙老虎”,這在解放戰爭時期就體現得淋漓盡致。
1949年,蔣介石曾派遣夫人宋美齡前往美國尋求“支援”,可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直接拋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什么美國每次資助之后,你那些蔣家、宋家、孔家親戚開設的私人賬戶里,就會憑空多出巨額資產?”
這一問,使得宋美齡啞口無言!一旦打仗變成了高層的一門生意,軍費經過層層克扣,連基層官兵連基本生活保證不了,那么無論資金多少填不滿這個“無底洞”啊!
1949年8月5日,就在國民黨敗局已定之時,美國國務院發表了題為《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的白皮書,指出造成國民黨政府失敗的原因并不是“美元不充分”,而是腐敗。
比如,國民黨軍隊在具有決定性的1948年內,沒有一次戰役的失敗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彈藥,而腐敗現象已經使國民黨的抵抗力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的部隊已經喪失斗志,他的政府已經失去人民的支持。無需別人來擊敗他們,他們已自行瓦解。
很多國民黨基層士兵的家庭也是貧農,他們之所以給國民黨當雇傭兵,愿意忍受各種克扣,也只是為了生存。
在解放戰爭后期,當一些國民黨基層士兵的家鄉被共產黨解放后,人民政府照樣給他們分了田地,這些人打聽了消息后,立馬帶槍投奔解放軍,連軍服都來不及換,便掉轉槍口向國民黨反動派開火。
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我們都能發現一個鮮活的事實,如果一支軍隊不是為了祖國、信仰而戰,而是為了金錢而戰,那么這支軍隊是沒有忠誠度的,遲早會因為利益關系而產生內部反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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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無數次聽說過毛主席的治軍思想,但如果只看到書本上的字面意思,那么很容易把它當做“大道理”。一旦我們結合熱點事件,從人性深層次的動機來看制度,你就會有不一樣的感悟。
為什么共產黨軍隊的內部氛圍,與國民黨軍有著天壤之別呢?就因為士兵的內心驅動力不同。自從共產黨擁有了屬于自己的武裝隊伍不久,毛主席就廢除了“雇傭兵制度”。
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主席在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對秋收起義的殘余部隊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從政治上、組織上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三灣改編”的其中一項,就是讓士兵群眾參加軍隊的民主管理,實行官兵平等,經濟公平,破除舊軍雇傭關系。軍官不許打罵士兵,廢除繁瑣禮節,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并有監督批評軍官之權,上下級之間以“同志”相稱。
后來,紅軍又制定了“三項紀律八項注意”,統一全軍紀律,加強部隊的思想和作風建設。
當然,三灣改編更是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基本原則和制度,形成了“連支部、營委、團委、軍委”四級黨的領導機關。
在各級設立黨組織,就可以很好地解決黨內的思想統一問題。通過各級黨機關的思想教育,每個戰士都能明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我們打仗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一個崇高的理想,為了解放廣大窮苦人民,讓更多人有田分、有飯吃。
這個共同的崇高理想,充分激發了士兵內心的核心需求,大家的戰斗意愿就非同一般,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難都不退縮。毛主席曾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寫道:
“紅軍之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
當然,后來隨著紅軍隊伍的壯大和其他隊伍的加入,黨內思想也一度出現過混亂。比如,在1928年4月的“井岡山會師”之后,朱毛二人還曾在建軍原則、建軍思想、根據地建設等方面出現過很大的意見分歧。
毛主席依然秉持“三灣改編”時的原則,軍隊里的戰士們思想要與黨保持一致,黨要管一切,萬事都要講政治。
當時以朱德為代表的軍事將領,還未意識到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他們認為眼下戰事頻頻,隨時都可能打仗,軍事運動才是最重要的事!現在還搞什么思想工作?太虛了!
在1929年6月召開的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主席不但被否定了建軍思想,還被撤掉了前敵委書記的職務。
直到后來紅軍連連吃敗仗,以及中央的“九月來信”之后,朱德等人才意識到毛主席的意見是正確的,于是立刻派人將他請了回來,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毛主席回來后,立刻召開了“古田會議”,不但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而且確定了共產黨軍隊的綱領——
“中國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團體,并非是單純的打仗,在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擔負著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和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的任務。”
事實證明,如果沒有一個明確的建軍思想,那么軍隊內部就會出現思想混亂,戰斗力急劇下降。而這個所謂的“共同綱領”并不是以金錢為導向,而是基于共同的理想、共同的需求。
正因為共產黨沒有采納雇傭兵制度,而是重視思想工作,形成了“黨指揮槍”的原則,才打造出了一支具有超強凝聚力、戰斗力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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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綱領確立了,接下來就是干部與基層官兵的關系問題了,毛主席曾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寫道:
“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在基層士兵看來,干部到底是高高在上的“發號施令者”,還是親臨一線貼近士兵生活的指揮者?這一點非常重要!
比起戰爭環境的殘酷性,戰士們更在乎是否團隊里是否真的“上下同欲”,領導者是否真正了解他們的疾苦?
在這一點上,俄羅斯的高層就遭到了普里戈任的公開發難。早在5月下旬時,他就曾在對外的講話里說:
“當俄羅斯權貴精英的孩子們往身上涂著護膚霜,然后把自己美美的照片放到Ins、YouTube等社交平臺上炫耀的時候,普通人家的孩子們只能躺在鋅質棺材里面,肉體被撕成了碎塊,他們的母親在為孩子戰死而哭泣。”
“這個父親的兒子已經被烏克蘭納粹分子撕成碎片了,變成了土夾肉——然而,那個在阿聯酋迪拜的少爺(指俄國防部長紹伊古的女婿),此刻卻正在快樂地搖臀!”
“我的建議是什么呢?我的建議是,俄羅斯聯邦的精英們,請把你們XX(臟話)的小貓咪們(指孩子們)集合起來,把他們送去烏克蘭。當你們去參加葬禮、開始埋葬你們孩子們的尸體時,俄羅斯百姓才會說:現在終于平等了!”
普里戈任呼吁,應該讓全俄羅斯一起作戰,包括一切特權階級、寡頭和他們的兒子,都應該被送上前線。否則,怎么體現“官民一致”?
反觀革命時期的共產黨軍隊,已經形成了干部身先士卒的傳統。毛主席曾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寫道:
“為了勝利地進行今天的抗日戰爭,擴大和鞏固八路軍、新四軍和一切我黨所領導的游擊隊,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原則下,黨應派遣最好的和足夠數量的黨員和干部上前線。一切為了前線的勝利,組織任務須服從于政治任務。”
當然,毛主席自己就做出過表率——1950年,當他做出“抗美援朝”的決策時,就派遣了長子毛岸英奔赴戰場,與普通士兵們同吃同睡,體驗戰場生活。
領導人始終都與人民站在一起,這為人民志愿軍注入了一劑強心針,這也是中國人民志愿軍能夠同仇敵愾,對抗強大美軍的重要原因!
綜上,“瓦格納叛亂”事件的發生并非偶然,而是俄羅斯內部深層次矛盾在激化后的產物。從現有的新聞報道來看,目前的反恐制度狀態已解除,但俗話說“治病需治本”,事件的深層次原因還需反思。
我們知道,普京一直視毛主席為偶像,那么未來俄羅斯是否能領略毛主席治軍思想的精髓,從制度、思想等深層次原因方面來進行軍隊整頓?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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