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代的民營企業家中，有兩位值得關注和研究。
一位是華為的老總任正非。多年以來，他一直在以一種螞蟻啃骨頭的精神默默地做技術、做產品，竟把華為做成了美國的眼中釘、肉中刺。這證明，華為的發展，是和中華民族在科技上的崛起步調一致的，也是和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步調一致的。從這個角度上來說，華為可以被比較恰當地命名為民族企業。
另一位，則是創辦了京東的劉強東。
去年11月22日，劉強東發出了一封致京東員工的內部信件，引發熱議。
這封信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自明年1月1日起，為所有德邦員工，不管是外包的還是自有的，都繳齊五險一金；
第二，集團拿出100億元人民幣，為包括全體德邦員工在內的所有基層員工，設立循環無息貸款的住房保障基金。
第三，劉強東本人捐款1億，擴大“員工子女救助基金”的規模，任何京東員工發生重大事故，他們的孩子都會由這支基金撫養到22周歲，直至大學畢業。
第四，高管降薪10%-20%不等，職位越高，降得越多。
這四點，尤其是最后一點，有一點“自我革命”的味道了。劉強東無疑一定會遇到不小的阻力，也希望他能夠堅持到底。
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重新出現之后，與社會公眾的關系，一直不夠融洽，“原罪”問題，如噩夢般揮之不去。一些“幫忙”或者“幫閑”，每當遇到爭議，就會忍不住跳將出來，指責民眾“仇富”，甚至祭出“極左”的大帽子排頭扣去，他們暴戾激烈的言論，使得社會氛圍變得更加緊張。
在民營企業家和社會公眾這一對矛盾中，民營企業家無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民營企業”成為一個“問題”并經常陷入爭議，則意味著雖然從政策、法律和經濟層面看，民營企業的存在已經毫無問題，但在社會倫理層面，民營企業并沒有完全確立自己的正當性。
這里的一個根本原因，是中國的民營企業家，還沒有確立與自己的經濟、社會地位相適應的財富倫理。
有些民營企業家，對待財富態度，長期停留在暴發戶狀態，以貪婪和揮霍為特征，并且錯誤地認為，“我自己的錢我愛怎么花就怎么花”。
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任正非與劉強東為民營企業家樹立了一個榜樣，展示了民營企業家階層建立新財富倫理的可能性。
民營企業家應該認識到，自己之所以能夠“發財”，是社會和公眾給予了合作的結果，是勞動者付出了努力乃至血汗的結果，所以回饋社會和員工，是自己應盡的義務。
民營企業家還應該認識到，民營企業的成長壯大，離不開強大國家的保護和支持。近代以來，許多抱有實業救國理念的民族資本家最后只能“怒目蒼天，空懷壯志”，被外國資本和買辦勢力擠垮，與晚清、民國始終積貧積弱有決定性關系。
民營企業家新的財富倫理，只能建立在這樣兩個“認識到”的基礎之上，樹立起自己只是社會財富看護人、管理者的意識，有善用財富，為中華民族的現代化以及共同富裕做貢獻的義務，沒有肆意揮霍、榨取的權利。
只有這樣，民營企業家才能在社會倫理層面，獲得公眾的認可，才能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樣一個漫長的歷史階段，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
任正非、劉強東已經大步向前走了，他們的方向是正確的，希望其他民營企業家緊緊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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