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評任志強《幸福指數——寫給八零后》　　

中國改革之后的快速發展已讓全世界矚目，世界各國都在贊嘆中國的進步與富強、敬佩中國的城市發展與面貌改變、羨慕中國人民的生活迅速的從貧窮走向了富裕，不但驚嘆中國城市的成功改造與經濟發展，也在驚訝中國農村的脫貧與改善。許多在哈佛讀書的美國人都在夢想著到中國來看看，或者在中國就業安家。但遺憾的是生活在中國的年輕人卻不但漠視這一切，甚至深深的痛恨著生其養其的祖國。　　　

評：1949年建國三十年來，中國一直讓世界矚目，我們經濟不但每年都在8%以上速度高速增長，而且我們在世界各地有許多朋友，有窮朋友也有富朋友，我們一直走在富、強、文明的路上，為此窮朋友們還把我們抬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成為世界政治舞臺上舉足輕重的政治大國。連我們多年來妖魔化的文革，在當時都對世界民主文明發揮過巨大作用，各國的青年們也都如中國的紅衛兵一樣崇拜我們的領袖。連寒春陽早這樣一流的美國人都說他經歷的中國最好的時代就是文革時期。當時年輕人的激情四射，一波接一波地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洪流中，樂此不彼，很少有漠視一切痛恨祖國現象，理想主義的火把把一個激情延燒的歲月一再領向高潮。對比今昔，毛澤東時代怎么能幸福指數不高呢？　　

從網上、博客的留言與微博的交流中，我看到了許許多多的八零后、九零后的問題與留言，更看到了年輕人心中的迷茫、彷徨、無奈、抱怨、仇恨和對生不逢時的不滿等等。原來在外國人眼中所有美好的一切，在他們的心中都是一片黑暗，似乎這個社會中充滿著腐敗、偽裝，似乎這個社會只有對他們一代的不公，他們才是這個社會中最被剝削、壓迫和虐待的一代和社會最底層的一代。　　

評：年輕人心中為什么迷茫、彷徨、無奈、抱怨、仇恨和對生不逢時的不滿？為什么外國人眼中說中國好？難道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嗎？外國人眼中的好，是從他們消費我們廉價的商品中看到了中國的好，是從花費我們購買的巨大債券中感受到了好，是從諸如美國兩房公司停牌后，我們的債券打水漂而他們卻白白享受了用我們的錢蓋的一批批住宅中感受到我們的好，是從我們大量外逃貪官帶去了更多的資源激活他們的市場而感覺好，是從全民崇拜式的學習英語中感覺到我們是好學生才說的好，是從華爾街金融寡頭們欺騙全球制造危機而中國卻為此力挺市場危局而說我們的好，是從我們0.4%的暴發戶到全球去拉動經濟而說我們好的，但這些好卻正是犧牲了中國人包括已經覺醒的八十后的利益實現的，你怎能讓他們不郁悶彷徨呢？你還怪他們心中一片漆黑嗎？怪他們感覺被剝削、壓迫和虐待嗎？　　

目前中國的幸福指數很低，也因此成為了對上述現象的證明。但幸福指數是根據預期來判斷的。為什么改革之前中國極度的貧困，但幸福指數卻比今天還高，而中國改革之后高速發展了、生活改善了，但幸福指數卻變得更低了呢？因為社會的進步與經濟的發展改變了中國人的預期，尤其是改變了未經歷過改革之前的痛苦的一代的預期。新的一代對生活質量的要求和精神追求的預期過度的提高了。　　　　

評：幸福指數高低是根據預期嗎？有預期什么才幸福呢？八十后的幸福預期和50后預期一樣才是合適的嗎？新一代對生活質量的預期提高難道不是改開時代價值取向的自然結果嗎？本來我認為幸福指數高低是不能用預期來判斷的，尤其是不能用預期的物質豐厚與否來判斷的。因為幸福指數高低很大程度決定于人的價值取向的。不是因為和尚道士基督徒物質享受相對少，他們就幸福，而是因為他們的心靈成長空間在拓展才幸福的。平常人也是如此，如果以物質豐盈多少來判斷，那么今天全美國民眾都應該是最幸福的了，但實際并非如此，它決定的因素很多，諸如身體健康、精神活動、婚姻狀況、交友情況、在單位的工作狀況等等，而這與經濟發展不一定就成正比的，不是外國人羨慕我們，我們就幸福了。個體價值觀和社會價值觀能否匹配是關鍵，因為價值觀是決定預期內容的基礎因素。那么我們今天是什么價值觀起主導作用呢？社會主流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為人民服務，而經濟改革推動的是私有化改革，是以為人民幣服務的人與人彼此競爭的取向。個體與社會價值取向的背離，是制造痛苦的根源。以自私自利價值取向往前走，受制于社會輿論，以社會主流宣傳價值取向走，個體往往在競爭中產生失落。不知道任先生想讓他們從哪種價值觀出發進行預期，不過從任先生自身經歷與經驗來說，應該是為人民幣服務的去向，在此點上預期怎樣才合理呢？是看著不法商人和腐朽官僚以權謀私，不當致富，而設定象狼一樣的搶奪加入呢？還是避開狼群在狼吃剩下的骨頭堆中尋些殘羹呢？還是讓他們每天餓著期待沒有狼群出沒還有肥肉的地方出現呢？看到任先生設定的預期就是讓80后有50后一樣預期，這樣80后就覺得餓著肚子會有奇跡出現，在盼望中些許有所指望。這符合發展規律嗎？你們一方面帶頭教會大家弱肉強食的規則，一方面卻不讓他們按照規則爭取占有更多，那能實現嗎？任先生怎么能回避今天80后的幸福預期是改開時代你們價值取向的必然結果呢？何必將罪責歸入到另一個價值系統中來說事呢？豈不有偷天換日欺騙之嫌疑？　　

預期是隨著政府的承諾而改變和提高的。當一個政府過多的許諾能給以人民更好的生活時；當一個政府過度的承諾能在短周期內向人民提供更多的保障與福利時；當一個政府過多的描述近期可能達到或實現更高的目標時，人民的幸福預期也隨之而快速的增長與提高了。而現實生活中當政府并未在短期內兌現或實現這些承諾、這些保障，或未能像預期的計劃而實現這些目標時，被過度抬高的幸福預期就變成了一種失望、變成了對幸福指數的負面影響，變成了幸福指數不高的一種記錄。　　　　

評：還好，任先生還是部分承認了政府的承諾提高了群眾預期，但另一部分卻回避自己為代表的資本集團在實際操作中的示范作用。難道你們就沒有責任嗎？承諾那是虛的，但你們的實踐卻有著直觀的影響效果。因此任先生也應該反省自身階級是如何提高民眾幸福預期的，不要把責任都推給政府。難道九十年代的改革不就是資本加權力是核心動力嗎？你怎么能回避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呢？因此是資本與權力共同推動了民眾的幸福預期，否則民眾能跟著資本和權力走嗎？群眾在起點上一點也不傻，傻的是在共享改革成果的時候，他們被拋出去了。而八十后連被拋的機會都沒有，他們只能以奴仆的身份走入等待他們的勞動力市場，卻很難有真正的討價還價的平等機會。難道他們不清楚這一點嗎？現在九十后進入大學就開始憂慮就業問題了，你還期待他們光明地看待未來，怎么光明呢？首先去掉他們就業的恐慌吧？期待任先生的高見。　　

于是疑惑、迷茫、抱怨等等就隨之而來，讓一個原本在增長、改革中的國家陷入了“言論自由”，但卻被少數人操縱的混亂之中。當政府為了彌補這些漏洞而一味的牽就這些并不健康的思想與言論，不斷的承諾與許愿時，當政策被這些不適合于中國現有的經濟發展階段的要求所影響時，政策也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　　　　

評：是網民言論不健康呢？還是權力與資本結合帶動了社會風氣的全面惡化？你說的少數人操控，不知道是哪些人，難道不是掌握權力和與你一樣的富人嗎？還真是想問清楚少數人究竟是誰？靠摸著石頭過河的理論牽引，只能是遇到問題解決問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因為放棄了毛澤東的斗私批修這樣深刻的哲學命題，社會必然走向沒有方向的縱欲泥潭。政策的混亂在于指導思想的錯誤，不在于人民輿論的抱怨無理。如果還在自私自利的價值取向下下去，不但抱怨會更多，政策會更亂，還會在經濟危機下引發社會政治危機甚至動蕩。不信，我們可以以觀察家身份觀望下去。　　

難道我們不應該停下來認真的想一想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讓年輕人失去方向的現象的原因嗎？難道不應該針對這些造成年輕的一代過度貪圖幸福指數提高的預期進行合理的教育與批評嗎？也許問題正出在現有的宣傳與教育體系的缺失和扭曲。　　

評：你們是應該停下來好好想想了，因為我們已經停下來想了好幾年了。是該糾正錯誤價值理論和實踐了，是該好好向權力和資本教育宣傳正確價值取向是什么了？我想離開斗私批修我們沒有任何化解困局的鑰匙。　　

粉碎“四人幫”的戰役，是一場在黨內已失去正常制度約束下的武裝革命。解決了名義上代表毛繼承人概念的代權力。十一屆三中全會則用黨的合法會議糾正了毛的歷史錯誤，實現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改革。但中國共產黨仍堅持毛在神壇中的地位。尤其是每次國慶逢十的大典之前總會有系列的將毛塑造成神的宣傳，不斷的維護與鞏固著毛思想的統治地位。正因為這種原因，讓改革前的三十年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的空白。也許八零后的一代變成了失去記憶的一代。中國幾乎已沒有任何文藝作品可以公正的反映那一段曾經讓整個社會都喘不過氣來的發展歷程，也是一段恰恰對今天產生著巨大影響的一個階段。　　

評：看到任先生清醒看到打倒四人幫之役，遺留下制度失衡問題，我在這里應該表示尊敬。如果沿著這個思路思考，也許會有不錯的結論。但任先生話鋒一轉，崇鄧貶毛躍然紙上。并推究今日問題癥結在去毛化不夠，還應該進一步將毛澤東推下神壇。我們多年來宣傳毛澤東早退下神壇了，而今天又說毛澤東又回到了神壇，究竟誰說得對呢？毛澤東怎么有如此神力被推下去居然又能上來，并且是肉身已經逝去的情況下，還能有如此魔力。任先生認為有必要繼續妖魔化毛澤東時代，這樣也許青年人才會感覺今天是幸福的。否則前后三十年一參照總覺得前邊幸福，這怎么可以呢？因此需要文學藝術界通過藝術手法來實現，是不能停留在幾個造謠歷史事實維持下去的。　　

我們并不想否定毛的歷史價值與地位（如果要有否定的一天也是歷史的后人的事了），但絕不能因為要維護毛的作用、威信與神的權威，就不能批評其的錯誤或不能還原這段歷史的真實面貌。正因為這段改革前三十年的空白，才造成了八零后一代的文化斷裂的代溝，才有了只看到改革之后的幸福，而不知改革之前的中國貧窮的對比與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抱怨。　　　　

評：任先生立場鮮明，繼續批評毛澤東的錯誤，繼續歪曲那段讓人感覺幸福的歷史，以達到今日幸福的目的。任先生還說是空白呢，大躍進、餓死三千萬、文化大革命的罪惡、上山下鄉、不懂經建設經濟崩潰、對毛的個人崇拜，從政治經濟文化諸多領域已經全面書寫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而任先生還認為是空白，大概是想把這些故事用更藝術的形式渲染給群眾，這樣才不空白了吧？八十后是文化斷裂的一代，我贊成，文化核心是價值觀，從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文化走向一個為人民幣服務的價值取向的文化，孩子怎能不斷裂怎能沒有代溝呢？只有抹去為人民服務價值取向才能顯示為人民幣服務是多么偉大合理呀！任先生用心良苦呀！　　

上一代人比八零后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呢？　　　　

評：我們看看任先生是如何對比今昔幸福與否的？　　

改革開放的飛速發展，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有“三反五反”“反右斗爭”“廬山會議”“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武斗”“批林批孔”“上山下鄉”等一系列的政治斗爭和階級斗爭運動。不知道什么是言論自由與政治管制的差別。他們今天可以公開的罵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不知到當年會因為不小心弄臟了一張毛主席像就會株連九族，甚至傾家蕩產。更不用說公開的表達對黨的不滿和對社會的抱怨了。從政治上看，八零后一代擁有的，恰恰是上一代在他們同齡的生長期中所沒有的自由。　　　　

評：我剛才還把三反五反、反右斗陣、廬山會議、四清運動、批林批孔給漏了，這些運動從為人民幣服務角度看，是整人不搞生產，多么錯誤呀！尤其是當時沒有罵黨和領導人的自由，更不能公開發帖表達不滿，否則就有罪。實事是如此嗎？不罵黨和領導，不是因為黨和領導好，而是因為言論不自由。薄熙來做得好，老百姓能罵他嗎？文強做得不好，老百姓能不罵他嗎？黨清正廉潔為民服務，人民干嘛要罵？黨貪污腐敗，百姓能不側目詛咒嗎？言論自由難道不是根據現實情況來自由的嗎，難道是想怎么說就怎么說，想顛倒黑白就顛倒黑白，那才是自由的嗎？百花齊放也好，何況鞍鋼憲法也好，批評與自我批評也好，四大也好，難道那不是言論自由嗎？難道今天網絡上罵胡錦濤的帖子就可以存在嗎？不要說一把手，連罵個常委都是敏感字眼的，難道不是嗎？連個縣委書記被記者曝光都敢追到京城來擒拿記者，記者都不自由，老百姓就自由嗎？張宏良的正義博客被封了，有關部門還沒有給個說法，難道這就是你說的今天的言論自由嗎？許多記者被資本收買，替資本權貴代言，難道這就是你說的言論自由嗎？　　

改革開放的經濟增長，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有過“幾千萬人”因饑餓而死亡的災難。當然也無法體會憑票證購買食品、衣物的經濟短缺時代的艱難，當然更不會知道有錢沒票也吃不上飯的尷尬了。他們在為今天無錢消費而抱怨時，他們以為是市場經濟讓他們在競爭中無法提高收入而失去了消費的自由，卻不知道有錢無證而寸步難行才是真的失去了自由。　　　　

評：餓死幾千萬這不是個謠嗎，謠言會止于智者的。常識性的問題，全國各地都是按照一天三兩糧指標分配的，人家整村整村沒有餓死一個，你餓死了，那說的過去嗎？局部地區因為謊報自己的糧食儲備，沒有得到支援，餓死了，那是局部地區官長造的孽，這也能安到毛澤東身上嗎？何況當時的主席、總理、書記是他嗎？票證時代從長遠來看，也不是錯的，一個一窮二白的農業國想快速走向工業國，沒有這樣的高積累能建立一個歐美幾百年才建起的工業化體系嗎？沒有當時的積累，連鄧小平經濟改革的對象都沒有，難道不是嗎？正如孔慶東說，你吃了六個饅頭吃飽了，不能說是第六個饅頭是唯一的功勞，那前面的五個饅頭算什么呢？難道是狗吃了嗎？用滿足自我的吃穿的理念本身就與當年的為人民服務、集體主義理念價值取向背道而馳，正是改開時代釋放私欲后的價值取向，拿這個取向說事本身就是違背歷史客觀性的。票證時代至少還可以保證每個人吃上飯，今天市場下你賺不到錢有人保證你吃穿嗎？無票證時代寸步難行，那么今天工人賬單只剩下0.46元時就只能選擇自殺，這就是不應該抱怨的嗎？　　

改革開放重新確定了臭老九的社會地位，知識救國、技術創新的奇跡讓八零后的一代不知道中國曾有過“知識無用”“復課鬧革命”“接受再教育”“白卷革命”等等一系列的風雨。當他們自己不努力學習而痛恨高考制度時，并不知道1840年后英國學習了清朝的科舉制度后創造了人才輩出的進步。當他們痛恨大學教育制度的無能，并對畢業之后的選擇迷茫時，并不知道當年有多少人在渴望獲得知識和學習的機會時，被剝奪了讀書的權利。當他們大罵這些缺少了上學機會的人們成為了改革的受賄利益群體時，卻不知道這代人要為沒機會學習而付出多少倍的努力。不知道被剝奪了讀書（哪怕是非課本的讀物與音樂等）的權利，失去讀書的自由的痛苦。　　　

評：毛澤東時代的教育質量及民間技術能力究竟如何，聽聽身邊那個時代的人說的吧。我們今天大學畢業學物理專業的連個半導體都難上手修好，而毛時代的一般中學生都有這個能力。動手能力強是毛澤東時代學生的共有特征。照說任先生本身就是那個時代的受益者，從在網上挨罵這個心理素質來看，就是經過毛時代大風大浪熏陶鍛煉出來的。放到今天的學生身上，早就精神崩潰了，難道不是嗎，大學生每年自殺有多少您知道嗎？難道是單純是因為期望過高造成的嗎？新科舉應試恐怕也是難辭其咎的。人家學了科舉進步了，我們延續恢復舊的科舉模式未必能進步。三十年下來，從八十年代的進步到今天的全面萎縮甚至大倒退，從維系社會精神陣地來說甚至還不如四書五經塑造的國民更有教養，難道不是嗎？不要因為一極的好，就另一極的人非要感覺上代人感覺的好，那是強加于人。今天八十九十后感覺的不好也是真實的，誠如你感覺剛恢復高考好也真實一樣。當然在這里我還是想說下，我們自古至今的精英科舉制度就是與共產黨群眾路線的一種教育模式背道而馳的，是制造等級社會的母胎，是制造剝削階級的發動機。不清醒這一點，我們就無法解釋官老爺現象為什么回歸如此之快，也無法理解毛澤東發動文革及知識青年下鄉運動的深遠意義。紅色江山能靠脫離群眾的精英去持守嗎？　　

改革開放恢復了人性的本能，讓人們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隨意的尋找異性的感情歸宿、坦露表達這種愉悅的內心世界，因此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經有過“不得偷食禁果”的封鎖線。“消滅小資情調”的禁令像一座大山一樣壓在整個社會的頭上。當他們為愛情的失敗而哭泣時、為能終身廝守而歡笑時，并不知道一個沒有愛情的音樂、歌曲；沒有愛情的文藝作品與戲劇；沒有酒吧與咖啡廳；沒有舞廳與歌廳；沒有任何空間可以容納與釋放愛的世界是多么的痛苦。人如果沒有談情說愛的權利和自由，會制造出多少人格人性的缺陷和多少家庭的毀滅性災難。　　　

評：改革開放恢復了人獸性的一面，我是贊成的，但喪失了為人民服務指向，那么人性就不是恢復而是喪失了，因此我看任先生應該說是恢復了人的獸性本能。這樣就可以理解為什么黃色泛濫，妓女遍地，二奶成群，離婚率攀升，當年感受到的小資情調，大部分被打入到赤裸裸的金錢關系中，18少女可以為了錢而嫁給八十歲情郎，還說是很正常。如今倒是有了歌廳舞廳酒吧浴場，多少地方都成了“天上人間”，釋放了獸性，卻一天天將人性的淡漠，連路上倒地的老太太也無人敢上去救助，擔心的是被誣陷為肇事者。今天有上億心理疾病者，1600萬精神病，難道這就不是社會災難。孩子們看到的身邊的苦難，你用另外一種苦難讓他們去比較，他們是缺少直接體驗的，也許他們到了你這個年齡也和你一樣用自己的苦難記憶讓新一代人被幸福，這有效嗎？　　

改革開放讓勞動力資源可以自由的選擇和流動了，就業可以人盡其才的進入自己喜愛、有興趣或能發揮特長的領域。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有過“消滅資產階級生存的土壤”，名義上又有“工人階級與農民兄弟”當家做主的傳統觀念，除了組織分配任何人都沒有就業的機會與選擇，而組織的分配則用一次決定一生的方式將人們的自由鎖在了一根無法用個人力量斬斷的鐵鏈上。而個人創業則不但是一種夢想也是一種要被堅決鎮壓的違法行為。當八零后在抱怨就業中的艱難時、抱怨對就業推薦的不滿時、抱怨工資收入的不高時，卻無法理解當年只能聽天由命從十幾元的學徒工開始而幾年爬一臺階的攀登，甚至連靠個人的努力去創造的機會都被扼殺在搖籃與夢幻之中，而人就業的選擇權豈不比就業的難易更為重要嗎？　　

評：勞動力市場是開放了，勞動力似乎是自由的，但實際上他們多數有失業的自由，卻不具備就業的自由，因為我們的勞動后備大軍遠遠地超出了他們想就業的領域崗位。今天有多少能找到專業對口的崗位，大部分選擇的是先就業再圖改變，但理想是可以的，現實卻越來越競爭殘酷。今天孩子們倒是羨慕任先生當年可以被分配，他們寧愿被分配到當年那樣的體面公職，也不愿意成為如今沒有尊嚴的打工仔，現在每年考公務員大軍已經成為第二高考，難道不就是對當年你們享受的待遇的一種理想回歸嗎？他們在市場下如惶惶不可終日的狗，從一地到一地從一家進下一家，“流浪歌”就是他們的最好的心聲。這就是你開導的八十后九十后相當一批人的命運。你還在拿當年的“不幸”，事實上是他們理想而無法實現幸嗎？這是在人家傷口上撒鹽呀，看來任先生脫離群眾日子太久了。應該再下一次到底層社會體驗了。　　

改革開放實現了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出現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中的收入差別。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并成為了被社會夸耀的排行效應。于是更引發了許多尚未富起來的人們的不滿，包括八零后的一代，他們并不知道平均分配時的結果時所有人都貧窮。舊的社會主義一大二公的定義和對私有制的沒收與改造的均貧富，實質是讓所有人都只能成為窮人，而絕不會有富的存在。因為任何人都只能在富剛剛開始時就被迫均出了。就像許多人以為打到土豪、分田地，沒有了地主窮人就可以變成富人的癡夢在中國改革之前的三十年并沒有出現一樣。均貧富是永遠也沒有出路的。這中間最重要的則是私有產權的確立與保護，是憑能力與本事、憑努力與刻苦、憑知識與創造的競爭機制，能者多得而非能者多勞的激勵機制才能制止懶漢式的大鍋飯，讓人們在社會進步與財富增長中受益。只有市場經濟才能建立人權與財權保護的自由。　　　

評：對于沒有吃上飯的人說讓他少吃點，這樣的邏輯能說服他們嗎？平均分配至少還能保證能吃上飯，而貧富拉大之后，再分配又交給了市場，他們連吃飯的機會都時而斷絕，你依然在用自己昔日的不幸，但在他們看來是多么幸運的事在讓他們體會你的不幸。不打土豪不分天地，能有今天的和諧嗎？我們其實又到了一個高危的臨界點，就是再次面臨打地產商分房產時代了，否則如何解決龐大的蟻族生存的艱難呢？靠暴力維護的不公遲早被暴力沖垮，能力本事論前提是公平競爭規則下才行的，我們市場經濟的發展本身就是公權力私有化的產物，你能說你的每一筆收入都是陽光收入嗎？都是平等競爭的所得嗎？我想你依然是與100多年前民族資本家一樣，一方面發展依靠官僚，一方面發展又受制于官僚，你們難道不是嗎？從你對政府與房產商的利益分配格局分析中就已經顯示了這種心理情緒。如果要實現多勞多得市場化，那首先最起碼也象前蘇聯解體一樣來個全民分配股份才是，但我們市場經濟是權力分股了，而當年建設國家四十年的工農卻在市場化中失去了生產資料支配權，難道不是嗎？你說的保護人權和財產保護難道說的這些事嗎？　　　　

改革開放實現了住房制度的福利分配向市場化供給方式的轉移，給社會帶來了無限的生機，讓許多人從此過上了幸福生活。而八零后的一代并不知道這種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中的痛苦生活歷程。當他們高呼買不起商品房并大罵政府與開發商試圖進行二次房改而退回到分配制度時，他們只看到了房改房產生的增值收益，卻不知道中國落后的住房現狀，更重要的是他們不知道中國人為了福利分房而付出的代價。住房的福利分配一是壓低了所有人的工資收入（工資中沒有住房含量），但實際他們要等幾十年才能實現這個福利的分配夢，并且是一個并不理想的長期過渡。大多數人四十多歲、工作二十多年才能有一間平房，或一個與他人合住的單元。只是改革之后或最后一次晚餐才讓大多數老一代的人真正改善了住房。當八零后大罵開發商與政府讓他們成為了房奴時，卻不知道分配時代幾十年的勞動不是一種“奴隸”的生活狀態嗎？而他們又有居住條件的選擇權利嗎？沒有。單位不分也仍要做“奴隸”，而今天的“房奴”至少生活在一個好的環境與條件中，至少是擁有了私有財產與財富。當年為了單位分房而苦苦等待與煎熬的“房奴”們才是真正的“奴隸”。因為住房他們只有拿低工資，因為住房他們無法實現人才的流動，因為住房他們必須努力工作、積極表現，因為住房他們必須服從分配而不敢違反紀律，這才是真正的“房奴”。而今天的“房奴”一邊在罵娘，一邊在享受著房價上漲的增值收益。住房市場化的真正含義則是將人從為了房子而生存中解放出來。讓住房私有化的同時，還給了人民一個可以遷徙和生活在不同城市、地點，從事不同工作的條件，不再只成為單位奴隸的一種自由。　　　　

評：我還是那句話，福利分房時代，至少主人感覺自己是主人。不是你說的奴隸。而當上房奴的八十后來說，他們地地道道成了奴隸，他們一方面成為老板的奴隸，一切行事看老板眼色，一方面成為房子的物質奴隸。這雙重奴役下，你讓他感覺幸福可能嗎？而你批判的匱乏時代，至少大家還是平均的，即使沒有大家都沒有，而不是如今有有幾十套房，在那閑著。有的無立足之地，只能兩男倆女共租一個單間，難道你是想讓他們感覺你說的你那個時代的不幸嗎？伴隨就業的艱難，大批失業者連四個人租一間的機會都在減少，如果不是還有父母可以啃，他們早就揭竿而起了。任先生還是多體貼下窮人，不要用富人的思維想象窮人可以被幸福。　　

改革開放之后出現了許多的腐敗，用權錢交易的方式讓一部分人因此而擁有了大量的不明財富，形成了極大的社會不公平。并且這種不公平蔓延到了平民社會的人情、關系，似乎無償的幫助也變成了腐敗的不公平。八零后一代的抱怨與憤怒大多來自于認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從來不思考自己是否曾經做出了努力。他們甚至想要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公平時代去。但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最大的不公平恰恰是改革之前的平均分配。改革前從表面看來在國內是一種平均分配的公平時，卻在高喊著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窮人的口號之下發現，中國原來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而最大的不公平恰恰在于從國內看是人人平等的公平，放在世界的環境之中就發現中國為了表面的公平而造就了世界社會中的最大不公平。那時的中國人不但在國內寸步難行（沒有全國糧票和錢），在世界中更是寸步難行（沒有世界性貨幣）。讓中國人在改革之前的幾十年中都無法抬頭挺胸的走向世界、跨出國門。而今天的中國人卻成為了在全球境外消費中的佼佼者，難道是因為不公平才造就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與國家的強大和人民的富強嗎？中國人要改善改革中的許多問題，包括懲治腐敗、合理的收入分配、低收入的全民保障等等。但并不等于這些問題的存在就可以否定中國改革的成功與進步，不能為追求表面的公平而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假公平時代。當這個社會有人有了電腦、有了手機時，因為一些人還沒有電腦和手機就必須退回到都點煤油燈的平均都貧窮的時代去嗎？正是“效率優先”才解放了中國的勞動生產力，才給了中國人創造財富的權利和自由。而打開窗戶時飛進的幾只蒼蠅并不能否定打開窗戶而帶來的更多收益。　　　

評：任先生認為最大的不公平是平均分配，這樣的雷人的話語，能讓貧富差距懸殊的八十后接受嗎？他們多數人更希望是平均分配，因為畢竟平均分配還可以分到自己頭上，而靠叢林法則去競爭，那其中的許多綿羊就只能坐以待斃了。只有自殺或殺更弱勢的群體報復社會是他們的選擇，難道屠童事件和富士康十三跳不是最好的證明嗎？沒有公平正義的效率優先，就是鼓動社會民眾都成為豺狼，現實我們看到正是如此，因此任先生苦口婆心的對八十后說，還不如和你同路人說說，你們發發慈悲給蟻族們留條活路吧！　　

改革讓社會與民眾富有之后，更多的人會用自己的財富去幫助那些受到自然災難傷害和其他原因而貧窮的人。因此慈善被當成了一種值得驕傲的社會責任。于是八零后的一代就誤以為只有社會的捐助才能實現救助與貧富的平衡。其實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唐山大地震和歷史上許許多多的災難都是在無奈的沒有任何社會資金的援助中自我奮斗和掙扎的，而三年自然災害中死亡的人數甚至超過了八年抗戰與解放戰爭的總和。不是慈善不重要，而是指望施舍才能升天和依賴于救助才能出頭的思想會蠶食了人民的靈魂，失去自我奮斗與努力的精神。當人們奉獻愛心時，恰恰最不想看到的正是那些自身有能力而伸手等待救助的懶人，而正是改革才讓社會有了獻出愛而努力幫助有困難的弱勢群體的能力。　　　　

評：唐山大地震，我們沒有外援，我們可以憑自己力量再造一個唐山。甚至都不用全國各地去募捐，政府就解決了。而如今權貴富佬們還在利用民眾的善心在募捐，而自己又和自己擁有的相比捐出多少呢？看到乞丐捐出一百，那是傾其所有，你們能象乞丐一樣無私奉獻嗎？你的理論是慈善和救助會培養懶漢，我們看到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價值取向改造了多少自私自利的門徒，很少見為人民幣服務能真心實意讓人去奉獻，難道下面的攤派募捐還少嗎？那是愛的能力，還是權力的侵占？我走到紅旗渠看到了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煥發出的偉大的奉獻精神，難道紅旗渠不是一首人間偉大的愛的頌歌嗎？難道當年人的愛能力不夠嗎？今天八十后看到倒是權貴富豪們把工農的愛心通過管理層收購變成了自己的財富，難道是因為他們有偉大的愛的能力嗎？　　

改革開放讓更多人擁有了產業和自謀生路的機會，同時也產生了雇傭與剝削之間的爭議。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理論抑制困擾著社會主義如何發展經濟與生存的問題。五十年代初劉少奇的“三條石”遭遇讓這個曾經是民選的國家主席成了囚犯，正在于剝削與階級斗爭的錯覺不但制約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也讓所有的中國人在名義上的公平分配之下成為了為公有制打工的努力，被以全世界最低的工資標準限制為最廉價的勞動力，用甘當一顆螺絲釘的雷鋒精神奉獻著幾代人的青春。嚴格的就業條件限制才是形成于早就最嚴酷的剝削的基礎條件，那時人們沒有就業的選擇權，自然也就失去了勞動力價格的談判權。當今天的八零后在抱怨一部分已經富起來的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在剝削時，并不知道是鄧小平的改革免除了“傻子瓜子”的牢獄之災。是無數個冒著生命危險的改革創新者推動了中國法律制度的改變，才有了一人雇工、七人雇工和不限制私企雇工人員限制性條件的進步。在由國家勞動保護制度監管的條件下，就業條件與就業選擇就是對剝削最大的挑戰。充分的就業機會早已經改變了勞動的價值觀念，勞動資源的自由流動才是打破剝削約束的基礎。而任何試圖自主創業者都將面臨雇工的門檻，不打破對剝削這個舊觀念的枷鎖并重新的勞動就業自主流動的新背景下認識，就無法發展市場經濟，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投資與就業機會的創造就正是幫助另外一些尚未富起來的人共同富裕的條件。打工一族已不再是被剝削的一族，更不是貶義的象征詞，而是這個社會中的常態了。如果沒有了就業的選擇權和就業的機會，則必然會變成只有一個國家安排的就業出口和只能無條件接受低工資“剝削”的機會了。而勞動就業與創業的自由則是改革前后最大的權利回歸與人權的保護。　　　　

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三十年前的撥亂反正的正義之聲，再次成為民眾檢驗任先生說的是否正確的依據。剩余價值難道在我們市場下就沒有了嗎？大批報道的黑磚窯、幾千萬下崗工人、大批討薪的農民工，這龐大的人群的遭遇難道是老百姓杜撰出來的嗎？沒有工作崗位，有就業權利有意義嗎？難道你不是在為剝削有理正名嗎？在事實面前，你就不能少說兩句，悶頭發大財，你一出來說不就是在挑動社會不穩定嗎？　　

必須承認改革前后出現了巨大的貧富差別，但也必須知道大多數的貧富差別不是來自于腐敗與權錢交易，解決了70%就業的民營企業經濟大多并不都是有“原罪”的特征，而是時代在改革中的產物。更多的人是靠努力工作、辛勤勞動與風險意識從逼迫中創出了一條致富的路。改革初期是所有的人都處于貧窮的同一起跑線上，都沒有資金、沒有依靠，甚至沒有法律的保護，而最明顯的則是有人放棄了國企的穩定大鍋飯而跳入海中，也有人死抱著國企的平均分配不愿承擔市場風險。而創業者在大海中學會了游泳，國企卻許多在破產與下崗中淪為了貧困和再就業之中。缺少和不愿承擔風險的意識也讓許多人失去了因投資而獲利的機會，因此整個社會中不論是城鎮還是鄉村；不論是從事工業、商業、農業還是服務業，都有許許多多的致富者，同樣也有許多市場經濟中競爭的失敗者。而看不到改革之初創業的艱辛，只看到許多企業、個人今天的成功，并將這一切歸罪于社會的腐敗與不公平，只會讓八零后一代失去對社會的信任、對競爭的努力而淪為不可救藥的一代。其實更多的八零后并非只有牢騷和迷茫的，他們更多的早已取得了各自領域中的成功。但少數牢騷滿腹的言論卻破壞了這一代人在社會中的形象，傳染了下一代的迷茫，并造成了社會不安定的局面。然而又有多少滿肚子抱怨的人真的愿意睜眼看看那些同輩的佼佼者并回過頭來查找自身存在的缺陷呢？又有多少人將生活的重點放在自身的改造與努力上呢？更多的貧富差別不僅來自于制度，也來自于個人的努力。　　　

評：我們可以成立民間盤點隊伍，盤點下任先生說的有多少富人是合理合法發財致富的，正當的發財百姓沒有意見。但百姓見到的是權力腐敗、官商勾結、黑社會發家，難道重慶打黑打錯了嗎？他們都是正當發家嗎？0.4%擁有70——80%財富本身就是犯罪，不要說什么，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事不能允許的，老百姓覺醒只是時間問題。你也不必巧鼓舌簧繼續辯護了，覺醒的民眾會把你作為反面教員的。　　　

中國目前的社會制度中確實仍存在著許多的不合理性，糾結于政治中的傳統地位而尚未能民主化的進程，確實有許多的不盡人意的事情。政策中的動搖與退步確實在引發著社會的不滿。腐敗對社會與市場的沖擊確實在制造著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改革開放確實出現了社會中的貧富分化，也產生了社會中的公平問題，但這一切都是在整個世界都必須經歷的發展階段中的矛盾，不是社會所固有的不可改變和在進步中解決的矛盾，我也會對政府行為的不合理性、制度中的缺陷和政策中的錯誤提出一系列的批評，但這是善意的幫助，而絕不是惡意的攻擊。許多人誤以為可以用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或說統治就能改變這個社會中存在的弊病，就能一了百了的天下大吉了。這不過是一種癡心夢想。任何制度都是在對客觀世界的不斷認識中改進的，就向全世界并不能實現只有一種制度一樣，就像這個世界中所有的生產企業絕不會只有一種管理模式和生產方式一樣。社會漸進的發展過程也許可以減少戰爭與死亡，可以在自我的認識與改革的糾錯機制中逐步的完善。而那些試圖用推翻現有政權的極端言論和做法恰恰在于不知道改革之前的錯誤與生存的環境，自然無法在對比中發現社會的進步與改革的偉大。這個社會中并不是都必須依靠革命與推翻現政權才能進步的，就像美國的兩黨競爭很激烈，但沒有一黨會推翻法律而重建國家體制；就像日本的多黨派競爭會在幾個月內重組一次政府，但沒有人推翻天皇而重建社會制度。這也許就是忠誠性反對與顛覆性反對的不同，而那些以為退回到毛時代才會更幸福的八零后更是生活在一種無知的愚昧中了。　　　　

評：任先生勸青年人不要選擇暴力革命，選擇不選擇暴力，那不是由青年人決定的。正象周星馳演的《武狀元蘇乞兒》結尾處，皇帝希望他領導的丐幫不要作亂，蘇乞兒回答得好：丐幫壯大與否不由我蘇乞兒，決定于丐幫多少的是你皇帝呀。當年毛澤東開辟文化革命本來就是限制私欲價值取向的，斗私批修嗎。這是可以避開歷史上的天街踏盡公卿骨局面重演的，但新時代的公卿們卻不領老人家的情，非要為民眾選擇暴力革命提供機會。難道不是嗎？人民忠誠與否，不在于民眾自身，在于干部富豪是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固然沒有制度的公平條件僅靠個人的努力會減少成功的機會，但沒有了個人的努力就等于放棄了成功的機會。這個社會中存在著一些制度上保證公平的缺陷，但并非所有的都被不公平的制度所覆蓋或淹沒了。很明顯的是那些集中的大城市、好學校與好企業中的競爭是最激烈的，于是這中間就難免在資源占有欲分配的競爭中出現腐敗與不公平。但馬云從上海到杭州的搬遷；農民工在城市間的選擇與流動早就告訴了社會，在那些并非資源嚴重短缺的競爭的城市正在用優惠的政策、寬闊的天地、滿腔的熱血打開著大門，熱情的歡迎優秀的人才、企業去創業、去就業，更多的體現著公平的競爭。許多眼睛只盯著大城市的八零后則不是為了自愿的加入到激烈的競爭中培養與鍛煉，而是只貪圖這些城市中的生活水準、精神文化和更容易“撿到”的機會。然而抱怨正來自于他們僅僅看到了機會而不知道為了這些機會就必須承受更多的磨難，就像王寶強會為了掙一個群眾演員的角色而將自己捆在樹上睡覺一樣。任何事都是要付出代價的。抱怨正在于不想付出代價而在只想享受成果的觀念。許多人并沒有為居住于唐家嶺而抱怨，是因為他們知道用必要的代價才能換取可能的成功。而更多人則會在不同的城市中選擇適合于自己發展的環境，畢竟不是每個人的能力都有條件在同樣的努力中取得同樣的成果的。能力則會在相對的比較與競爭中展現出不同的作用。“上、中、下”馬的策略不僅表現在對陣的博弈之中，也體現著能力的選擇之中。更多的機會只留給那些沒有幻想并尊重事實且會做出正確選擇的人們。十三億多人口的國家中，八零后一代并非是最不利于生存與發展的一代，而是機會眾多的一代，問題只在于個人的正確選擇。　　　　

評：任先生呼吁青年人學習王寶強，忍受苦難，訓練能力，終有一天可以成為人上人的。這就是任先生依然用精英教育模式教育青年人，但他似乎忘記了，十羊九牧遲早會壓垮底下的民眾的，何況底下民眾又有一批同樣也素質優秀的精英呢？蔣介石時代，不就是有同樣一批和老蔣團隊成員一樣優秀的，一方成員在城市里花天酒地五子登科，一方卻官民平等，一樣與士兵挑著糧食上山，朱德的扁擔不就是共產黨人引以為自豪的文物嗎？你們教導的價值觀就是讓少數人騎在多數人的頭上，但當少數人素質低劣化后，民間精英就取而代之，這就是歷代王朝更迭的鐵律。這不就是黃炎培給毛澤東提的問題嗎，不就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出發點嗎？你覺得您的呼吁能改變精英發展模式嗎？您覺得精英不與民眾交融，社會能長久穩定嗎？　　

八零后的一代比我們少了許多痛苦的折磨，也比我們多了許多科技的發展。當我們用石筆、石板寫寫畫畫時，他們有了五顏六色的紙和筆；當我們用算盤學習數學時，他們有了計算器；當我們用數十里地的奔波去找個郵局從千里之外打電報時，他們有了網絡；當我們用等待數日的平信傳遞家音時，他們有了手機與短信；當我們在用自制的羊拐扔沙包、彈彈球時，他們有了機器人、變形金剛的陪伴；當我們為掙著騎一輛自行車而打架時，他們有了私人的座駕；當我們為掙一個課桌寫作業時，他們在掙有自己獨立的住房；當我們高興的從哥哥姐姐手中接過穿短了的衣褲時，他們卻一身的世界名牌，踏著耐克的鞋、挎著LV的包……數也數不清的多與少，數也數不清的進步與變化。　　　　

評：技術進步，工具進步，不代表人就幸福，幸福一方面取決于價值觀，一方面取決于自己同類的言行比照。至于是否由于任先生說的預期破滅倒是其次的，因為大家都一樣，也就沒有那樣的預期失落的。你列舉的是你感覺幸福的角度，但不是別人的。離開年輕人體驗的過多說教，不會有任何效果的。　　

是的，我們不能用現在的社會進步去比奴隸社會，但卻可以對比改革前后，因為這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是八零后的父母們的經歷，是一個新中國建立之后的發展歷程。至少八零后一代有權利知道他們的父母是在一個什么樣的生存環境中生活、成長并努力奮斗的；至少他們應該知道今天的一切都是來之不易的；至少他們應該知道這個社會是在變化和進步的；至少他們還應知道不能僅停留在目前的發展階段，而應靠他們的犧牲于奮斗精神創造未來，而絕不能在原地踏步還痛恨社會沒有給他們機會與條件。　　　　

評：是應該讓全天下父母們好好總結下他們年輕時代的富有與失落。比如他們富有的為人民服務的信仰，就是我們今天缺失的，也是造成今天不幸福感覺的“罪魁”。也說說一個城市是如何從49年連一輛公交車沒有，而有了公交車，如何從只有幾個燈泡的照明，而有了千家萬戶的光明的。太多了，好好總局下前三十年是如何“經濟崩潰的”，是如何造紅旗渠的，是如何政治廉潔的，是如何有精氣神的，是如何夫妻倆養活十個孩子而少憂慮的，是如何集體唱紅歌的，是如何學習文化的，是如何拉近知識分子和工農關系的，鞍鋼憲法是如何調動領導技術員工人呢積極性的，是如何搞出楓橋經驗的，是如何免費教育醫療的，等等。把正面的反面好好介紹一下，八十后就有感覺幸福的能力了。　　

而只有了解歷史與社會的發展過程才能正確的認識社會與中國的發展階段，才能知道“粒粒皆辛苦”的來源，才能珍惜今天的時間與機會，才能正確的認識到靈魂深處的差距，才能找到人生的方向與目標，才能學會如何做人、如何從零開始腳踏實地，才能放下包袱而輕裝前進，才會找到什么是衡量幸福的標準，什么是正確的幸福指標。　　　　

評：確實應該好好了解下，為什么會有六億神州盡舜堯，為什么今天會有越來越多真小人的，為什么失去了誠信，為什么假冒偽劣盛行，為什么黃毒黑泛濫，為什么妓女遍地，為什么今天道德底線都沒有，而那個時代卻大公無私精神，有雷鋒那樣的大傻子。你問過雷鋒幸福嗎？難道他幸福是裝出來的嗎？叩問靈魂太重要了。任先生指出了法門。　　

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許多許多，正是宣傳工作不敢讓八零后的一代了解和知道那些本應熟知的中國歷史和發展中的挫折，于是以窮為自豪和名義上的弱勢群體而威脅社會的現象就主導了社會的輿論，也造成了社會中年輕一代的思想混亂。　　　　

評：任先生再次總結宣傳不到位，造成以窮為自豪和名義上的弱勢群體而威脅社會的現象就主導了社會的輿論。好像大家一宣傳就是真的似地，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還是用事實說話吧，我想還是現實是最好的教育，宣傳是第二位的。難道不是嗎？你說得再多，只要你散盡萬貫家財，大家就會感覺你真是大家的貼心人，要不你試試？　　

如今紅綠燈所能管住的恰恰是被社會稱為是“強勢”的司機，而行人、自行車、三輪車等被自認為是“弱勢”的群體雖然并不色盲，但根本不將法律放在眼里，而任意的踐踏。許多人用城管的野蠻來抱不平時，卻不是道當年的“三自一包”中的養雞養羊都被當做是資產階級的根苗而被強制性的沒收。而如今至少可以合法的有了生存的渠道，為什么還要非法的掠奪社會的資源并不繳納稅費呢？思想觀念的扭曲不正在于不能從對過去錯誤的比較中看到今天的進步嗎？　　　　

評：不要小看了工農，如果權貴資本家把法律當法律，老百姓也不會無視法律的。毛澤東時代沒有那么多法律，照樣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難道幾十年發展后，后代還不如前代嗎？再則不要用市場經濟規則來批判計劃經濟的規則，這難道也是任先生常用的邏輯嗎？　　

中國從錯誤的泥沼中爬出來僅僅只有三十年，無法與堅持了上百年市場經濟的發達國家相比較，制度上尚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但為什么毛時代的中國人反而幸福指數高，而改革之后經濟發展了反而幸福指數低呢？　　

評：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不是沒聽說過，我們用三十年完成了歐美幾百年的工業積累，難道我們過去的建設成就能說一筆勾銷就一筆勾銷得了的嗎？找不到自己幸福和不幸福理由，拿人家標準來說事，說得通嗎？　　　　

因為那個錯誤的時代中雖然不一定正確但有一個明確的信仰，有一種追求，沒有一種制度約束但有一種精神的約束，知道艱苦樸素與艱苦奮斗嗎，生活與幸福的標準與要求很低（也許是無知愚昧），因此可以接受和寬容錯誤。當文革打破這些幻想之后，仍后酷吏維持，知道改革開放之后才給了人們思想的自由和后來人身的自由與權利。　　　

評：錯誤年代有不一定正確的信仰，　這話好讓人費解，讓人大公無私團結一心的信仰難道不是正確的信仰，那你能列出世界上哪些信仰是正確的信仰，比我們這不一定正確的信仰更優越？正確信仰都是讓人的欲望有節制，讓人心靈的解放，沒有聽說節制欲望還是信仰的負面因素的。對文革的妖魔化也不必刻意，毛澤東總結文革有兩點失誤：全面內戰、打倒一切。但還沒有見改開時代的領導自我批評總結呢，難道改開就沒有失誤嗎？　　

但從泥沼中爬出來又豈是件容易的事。也正是在無數英雄競折腰的努力中，從小崗村的血手印開始，從一群群探索者在摸著石頭過河中被無情的淹沒開始，經歷了的少風風雨雨，無數次向不合理的制度沖擊，才讓改革有了今天的成果，才讓八零后的一代有了今天不愁吃、不愁穿的幸福生活。然而他們卻并不知道珍惜。甚至不知道要繼續努力向不合理的制度沖擊，用自己的生命為下一代創造一個好的生活環境。　　　　

評：自從沈浩這位優秀代表累死在崗位上，就把小崗村典型打入了冷宮，這個探索模式本身就是說明錯了。只能說發展人自私自利的意識的改革不會有好果子的，他不符合中國國情。不走集體化之路、機械化之路注定農村沒有出路，除了政府賣地賣出好價錢外，農民終年勞作也不會有多大進步。風風雨雨的改革讓少數人富起來了，讓官僚系統積重難返了，讓黑社會猖獗了，讓一部分先致富的移民了，讓改革開放的財富一大份流失了。為下一代留下的除了生態環境的惡化、資源的枯竭，就是城市水泥垃圾堆在未來無法清理了。　　

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也不是一代人兩代人能夠成功的，而過度的乞求上帝今天就能讓天堂中的夢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實現，恰恰是幸福指數之所以不高的原因。政府過度的承諾也無疑是給了八零后一代過多的幻想，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都并非一天就能實現的事，都要靠幾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的完善。而一個人均ＧＤＰ還排在全球１００位之后的發展中國家，不靠幾代人的共同努力與奮斗又怎么會一步登天的成為世界的前列呢？　　

評：如果還在忽悠群眾保障體系不是一天實現的，民眾只需要要三十年前的福利就行了。三十年可以實現的，為什么發展了，反而還實現不了了，這難道不是任先生為自己的集團找出的托詞嗎？我們不是曾經沒有擁有過，是曾經擁有，是你歌頌的改革讓他們失去了，難道這不是事實嘛？　　

看清中國現有的發展階段，降低對幸福指數的標準，拋棄那些幻想，扎扎實實腳踏實地的走好每一步，直接去推動那些改革中尚未完善的車輪才是八零后一代的使命。如果只期待于大樹底下好乘涼，則這棵大樹一定會在你摘一片葉子遮陰他折一枝擋光之后枯死于不在維護與培育之中。　　　　

評：年輕人就是按照貴利益集團設定的步伐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如今大學畢業了，卻沒有了工作。難道他們還不腳踏實地，他們是用金錢和汗水才拿到你們發的文憑。那么多的投資難道連一片遮陰的葉子都難收回嗎？　　

抱怨并不能讓社會財富增加，也一定會在別人的進步之中讓自己更落后。正如統計中的人均收入增長了，一些人稱為是被增長了。因為他們的不努力讓他們落后于他人的增長，在競爭中成為了失敗者。是的，這個市場經濟的競爭中一定會有失敗者，但對每個人而言，要做的恰恰是我不應是失敗者，這樣社會才能在共同的努力與爭先恐后中進步。　　　

評：競爭就有失敗者，你不做失敗者，自有別人做，難道讓人做失敗者就是合理的嗎？你如此無情，那么失敗者無情地對你，你為什么不能理解呢？　　

美國人眼中的中國人“蟻族”是一群“有著雄心壯志但缺乏實用的技能”，有著追求財富的虛榮之心而無腳踏實地扎實工作精神的一族，正如弗里德曼所說“今天最重要的經濟競賽已經不在于國家或公司之間，而在你和你自己的想象力之間……今天幾乎一切都可以成為商品，唯一例外是想象力——迸發出新思想火花的能力。”　　　

評：用美國說法罵蟻族：“有著雄心壯志但缺乏實用的技能”，有著追求財富的虛榮之心而無腳踏實地扎實工作精神的一族。而事實上這些蟻族的價值取向，就是你們多年教育示范的結果。難道你在否定自己的價值取向嗎？那你還呼吁他們不要抱怨，那么該找誰去訴說呢？老師教導的學生，學生按老師言傳身教去行，老師卻說學生不對，這樣的老師不該挨罵嗎？今天老師不就是挨罵的對象嗎？因為他們不自尊，所以也很難得到學生的尊敬。　　

而最可悲的恰恰是八零后一代，如果只將眼光盯在中國政治與社會制度的缺陷上，又不愿意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彌補或改革這些缺陷，而只會對這些問題與缺陷表達成無限的抱怨，其結果必然是喪失自己想象力的能力，最終沉淪于感嘆幸福指數的不高之中。　　　

評：任先生錯了，八十后不缺乏想象力，他們已經通過網絡平臺表達自己的聲音，如果你們無視他們的抱怨，那他們會以行動踐行抱怨之事，而不是口頭抱怨。誠如許多民間精英判斷的，各地干柴已經備足，只待烈火延燒，你沒有感受到這種硝煙味道嗎？但從你的大量觀察，寫出這樣的文章也足以說明你發現了，只是還不承認罷了。　　

八零后一代應成為中國最有希望的一代，恰恰是改革之后出生的一代，是承前啟后的一代。雖然中國的社會今天還存在著許多的問題，恰恰要靠八零后一代去進行改造與創造。而挑戰這個社會所需要的恰恰不是抱怨，而是放棄個人貪婪的沖刺。幸福其實恰恰就在這沖刺的后面。　　　　

評：八零后確實是最有希望的一代，他們經歷了上學交錢、工作動蕩、沒有住房、工資低廉、無能力養家、大量單身、尊嚴受辱等等，而又物質欲望強烈，渴望富有，渴望和富豪官僚一樣不勞而獲，但他們所求卻沒有機會和平臺，他們在尋找希望。還好任先生文章給他們指明毛澤東時代的一些理念，也許是他們未來必要的選擇。毛澤東是他們的領路人，當八十后崇拜毛澤東由今天10%推向30%的時候，那么這個世界就真正會屬于人民的世界了。　　

任文出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79d3510100krn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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