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的覺悟和任志強的執迷　　

早晨讀了劉小楓的《毛澤東與中國的“國家理由”》，看到了一位多年研究西學的學者對中國近現代史的反思。他在更廣闊的視域給了相對客觀的判斷：“毛澤東最終賦予中國的‘國家理由’究竟是什么？他的新制度想象和新方式的關系究竟如何？康有為的“君子不可不戒懼，黎民不可不勸勉”這一感嘆用來對應第二共和建立后的兩次革命行動（大躍進和文革）恰當嗎？”這是不抱偏見的學者對曾經被妖魔化“大躍進”和“文革”做出的的側面回應。正如他文中所憂心的“要么新左派、要么自由派的著眼點實際上會有礙我們研究毛澤東與中國這個題目——我們需要擺脫的恰恰是這樣的著眼點。”這種中立的立場，確實是新左派欣慰的，卻讓自由派揪心的。誠如孔慶東所言劉小楓在自由派心中的地位之高不是一般自由派旗手企及的。如今他提醒君子、黎民正面看待“大躍進”和“文革”，這無疑是對三十年來自由派妖魔化毛澤東時代的有力的一擊。劉小楓不想卷入時代的政治爭議，恐怕也難于幸免了，因為他觸犯了自由派的自尊。多年來，他們引以為自豪的就是妖魔化毛澤東時代獲得了巨大成功。這種成功本來近十年來已經受到新左派的挑戰，如今被自由派視為同道的劉小楓居然從他們陣營內走出來，提醒國人要重新認識“大躍進”和“文革”，并且是站在更高的視角來看待，而這個視角是自由派們沒有或不愿意嘗試的，也是新左派限于短兵相接相對忽視的視角。如此一來，大大地提高了新左派的戰斗能力，自由派本來就在近十年中憑依實踐領域的失利逐漸喪失主動權，如今在制高點上又要失去控制權，這無疑注定了自由派陣地大面積縮水，而官方也將在新左派的新一輪挺進中，逐漸包容接受新左派的觀點，延緩自由派預定目標的實現。看來毛澤東這位偉大辯證法實踐大師，早就預料到了五十年后的事，如今社會發展走向就在按照文革演習的道路走向實踐。而劉小楓今年包括在中山大學和復旦大學的言論，也正標志著無論左中右都無法阻攔歷史的車輪朝著偉人設定的方向前進。　　

而另一位自由派實踐者——任志強，依然停留在自由派理論模式中，想繼續妖魔化毛澤東時代，讓年輕人跟著他們走下去。他的說教依然停留在反右、餓死三千萬、文革、物質匱乏論調中，并以三十年來他們倡導的為人民幣服務標準，讓年輕人珍惜現在擁有的吃穿，珍惜現在擁有的脫離群眾的精英發展模式，珍惜現在擁有的放縱欲望自由，珍惜現在擁有的低俗文化消費，珍惜現在實踐的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并說只有這樣才會幸福起來。他將以為人民服務思想為價值取向的毛澤東時代，說成是人們沒有自由、極度貧窮、極度愚昧、極其專制、沒有盼望的時代，號召青年人不應該感覺那個時代幸福，而更應該感覺改開時代幸福。好像人家說毛澤東時代人幸福都是被蒙蔽的，而今天的不幸福都是由于沒有宣傳好毛澤東時代的不幸福才造成的。這些自由派實踐大師總想以他們的豬生觀指導民眾，讓民眾覺得吃飽穿暖就幸福了，完全忽視了人心靈也是需要精神食糧，并且是需要高級精神食糧而不是低俗精神食糧的。任志強們的不幸在于，人總歸是人，人可以一時擁有豬的屬性，但遲早還是要回歸人的心靈屬性。任志強們的自由，其實不是心靈的自由，恰恰是遮蔽人心靈的欲望自由，這本身就不符合古今中外傳統，從根本上說也是不符合人性的。他所詆毀攻擊誣蔑的毛澤東時代恰恰是擁有心靈的解放，當然也不排除一部分有豬生觀哲學的人是不痛快的。人追求崇高也是人的本能，否則人覺得不愉快，這就是任志強發現的年輕人的的迷茫、彷徨、無奈、抱怨、仇恨和對生不逢時的不滿等現象出現的原因。因此總想以人民幣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的思路是唯心主義的，為人民服務才是解決人成為幸福人的路徑。這是無論八十后，還是其他多少后的幸福路徑。如果以為人民幣服務的豬生觀來引導他們，遲早被他們遺棄，因為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才是他們幸福的真正出路和心靈本能需要。只注重物欲本能是短暫的，就好像吃美味大餐、性交一樣，而心靈的向善本能才是持久幸福的歸宿。為此，勸任志強們不要再兜售豬生觀了，要講歷史也該學學中立派劉小楓客觀些，否則更讓人覺得為了宣揚豬生觀而曲解歷史，就更容易讓人的心靈找不著正確的方向，那就罪莫大焉。　　

當然劉小楓中立化立場及客觀化研究，更多是從歷史的中時段和長時段角度研究的，而任志強們則主要為當下服務哪怕歪曲歷史管用就行，這種研究一則不稱研究，二則即使客觀些的稱研究也只是短時段研究，不將短時段放到中時段和長時段的歷史去考量，也終究不會給歷史一個客觀的評價。尤其是停留在物質發展層面上的研究更是如此。他們兩者還需要應對考量的就是價值取向的研究。中立派視乎不關注人的價值，實際關注政治格局大視野背后的還是物欲價值，而自由派關注的就是直接的物欲價值，而要將短時段中時段長時段打通，不將物欲價值和心靈價值合并而觀，依然無法看清毛澤東時代真相與意義，尤其是心靈價值背后的真相與意義。不過在這里，還是想說劉小楓比大批自由派學者是有大覺悟的，而任志強們還在執迷豬生觀導引中不得自拔，他的不自由是必然的，看到他每日無法發現真理還在幻境中迷失，在為其悲哀同時，也為其不幸表示同情，因為我也是從豬生觀走出來后，才發覺毛澤東及毛澤東時代的偉大。　　

劉小楓、任志強原文：　　

毛澤東與中國的“國家理由”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419812.shtml
　　原載：開放時代
　　
　　劉小楓（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中山大學逸仙講座教授）：毛澤東與中國的“國家理由”
　　
　　　　這個發言題目不是我選的，而是會議主題設計者非要我講的。坦率說，我很不愿意講這個題目。但議題設計者是朋友，而且我沒法反駁他的理由：他說我多年來一直在研究毛澤東與現代中國。的確，我做過一點兒研究，但我不愿意談，因為自己的研究還很零碎，而且，如今一談這個題目，如果你不從自由派角度來一通批判，就會被看作“新左派”。不過，最終促使我決定還是談這個題目的原因，反倒恰恰是由于有這樣的顧慮。其實，我并不擔心文人雅士把自己說得面目全非，而是憂心要么新左派、要么自由派的著眼點實際上會有礙我們研究毛澤東與中國這個題目——我們需要擺脫的恰恰是這樣的著眼點。
　　
　　　　有人馬上會說，你不可能沒有自己的著眼點。沒錯，我有興趣嘗試的是，從古典學問的著眼點來看毛澤東與中國這一大問題。什么叫做“古典學問的著眼點”？我先用兩個例子來簡要說明，然后馬上轉入正題。古希臘、羅馬的偉大紀事作家，從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到撒路斯特、塔西托，實際上都是當時的政治哲人，他們的紀事作品（如今稱為“史書”）都是研究自己所處的時代發生的政治事變。他們絕非僅僅在紀事，而是以一種如今可以稱為“古典政治哲學”的眼光來認識剛剛發生的歷史事件。我想嘗試的是，用他們的觀察視角來看我自己經歷的時代發生的政治事變——這就是我所說的古典學問的著眼點。其次，我們知道，晚清學人意識到，中國如今面臨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我看來，這場變局的實際含義關鍵在于兩點：一是中國的政制傳統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二是中國面臨從未面對過的國際政治格局。但晚清學人——尤其廖平、康有為面對這一變局的思考——無不以中國傳統古典學問為基礎，這就是我所說的古典學問的著眼點，他們并未掉進后來從現代西方涌入的各種“主義”的觀察點。1898年7月，法國大革命一百周年之時，康有為給皇上進呈了一篇《法國革命記》，在進呈“序”中，康子說：
　　　　
　　　　昔孔子讀《詩》至“殷士膚敏，灌將于京”，乃掩卷而嘆曰：“大哉！天命無常，故君子不可不戒懼，黎民不可不勸勉。”臣讀各國史，至法國革命之際，君民爭禍之劇，未嘗不掩卷而流涕也。（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08頁）
　　　　
　　　　按照施米特的看法，現代國際政治格局形成的開端是法國大革命，這意味著：西方的政制傳統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拿破侖的征戰拉開了西方國家也從未面對過的國際政治格局的帷幕。由此來看，中國學人面臨這一局面并不太晚，但康有為的問題感覺仍然來自孔子，如今我們會覺得實在過于迂腐。可是，僅憑這一句，我們可以看到，康子用孔子的“君子不可不戒懼，黎民不可不勸勉”這一感嘆來對應法國大革命，何其切中肯綮！
　　
　　　　如果要研究毛澤東與中國這一大課題，應該以晚清學人的古典意識為基點。鄒讜教授的長文《論中共政黨國家的形成與基礎》就以康有為1895年的上書起頭（鄒讜：《中國革命再闡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毛澤東面臨的中國問題明顯承接自晚清志士，這就是中國面臨從未面對過的制度挑戰和國際政治格局。可是，清末民初的中國志士誰個不是如此？毛澤東并沒有什么特別。當毛澤東正在進入領導中國革命的位置時，他以詩詞這一古典方式表達了自己對中國在未來國際政治格局中的位置的想象，這就是著名的詞句“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中國”（據說在60年代才改為“一截還東國”，理由是“不能忘記日本人民”）。
　　
　　　　中國是亞洲最早建立民主憲政的國家，然而，早產的民主憲政把中國帶入軍閥割據的內戰狀態——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針對的是所謂偽民主憲政，但反過來也可以說，孫的革命破壞了已然建立的憲政秩序，斷送了第一共和。事實上，隨后出現的軍閥割據亂局以及日本太陽帝國乘機蠶食中國，都是二次革命導致的結果，甚至為“漢奸”論提供了現實依據。汪精衛宣稱，日本人是來幫助我們結束內戰的，因為我們自己沒法結束內戰狀態。值得對比這樣的史實：第一次歐戰爆發時，中國作為主權國家已經面臨介入國際沖突的抉擇問題，并最終選擇了參戰，派出了數百人的工兵部隊，人數雖少，國家角色卻不小；然而，第二次歐戰爆發時，中國卻處于內戰和外敵入侵的雙重煎熬，氣都緩不過來。
　　
　　　　毛澤東在內戰狀態中仍然不忘中國在未來國際政治格局中的位置，表明他所領導的中國革命，不僅是要整合已然分裂的中國。完成中國的基本統一之后，毛澤東對中國在國際政治格局中如何定位的考慮成了他首要的政治關切。70年代初與美國的和談因臺灣問題陷入僵局時，毛澤東的一句話充分反映了這一點：“臺灣事小，世界事大。”戰略重點的轉變，在我看來始于差不多六十年前朝鮮半島上爆發的那場突如其來的戰爭。現在已經清楚的是，這場戰爭并非毛澤東所希望的，他的當務之急是統一中國。美國強勢介入使得戰爭態勢突然發生逆轉后，毛澤東決定積極介入的決心越來越強（師哲［回憶］，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次戰役后，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一片歡騰，東德總理跑上大街，把自己的帽子拋向天空。朝鮮半島戰爭之后，毛澤東的兩個大舉動實際上都與他對中國占據世界戰略位置的想象有關：50年代末的大躍進以“超英趕美”為目的，這是晚清洋務派早就夢想過的；60年代中期發動“文化大革命”，與支援所謂“世界革命”的目的聯系在一起——1965年3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決志發動“文革”之前，在武昌梅嶺閉門一月，首先審度的是國際局勢，打破“冷戰”格局的戰略意圖就在這里形成（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 ～ 14頁）。
　　
　　　　所謂“冷戰”，絕非僅僅美蘇兩個“雅爾塔協議”的最大受益者之間的直接對抗，而是蘇聯操控 / 夾持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國家集團與美國操控 / 夾持的“聯合國”集團之間的國際對抗，毛澤東的國際戰略與他的內戰戰略原則基本上一脈相承：一是跳到外線作戰，獨立開辟新的戰場；二是農村包圍城市變成了貧窮國家包圍富豪國家——支援亞非拉。如今學界所樂道的毛澤東為中國打開的新世界格局，的確與這一重大戰略行動有直接關系，或者說屬于這一戰略行動的直接戰果之一。
　　
　　　　令人感興味的問題來了：毛澤東在成功建立第二共和以后的兩次與中國占據世界戰略位置有關的行動，都以建立“公社”為直接的政治訴求，而“公社”作為政制理念恰恰是現代西方的政制想象，后來的法國大革命與此有實質性的內在關聯。讓我們把視野重新拉回清末民初，或者說用清末民初康有為的問題意識來看“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國，我們可以問：中國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制度挑戰化解了嗎？中國在從未面對過的國際政治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恰當位置了嗎？從皇權政制經民國憲政（第一共和）和內亂及外敵入侵，毛澤東成功建立起第二共和，并不意味著制度挑戰得到化解，否則，不僅中國政制傳統中的優良成分將一筆勾銷，第二共和的建立者的抱負也被打上了一個大問號——我們不能忘記，第二共和建立之前，毛澤東曾經再次以古典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政治意志：“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中國在國際政治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恰當位置了嗎？毛澤東替中國找到了一個位置：劃分三個世界，然后站在第三世界一邊。現在看起來，我們固然可以說，這是階級沖突政治論在國際政治斗爭中的翻版。當時的處境是，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實際政治利益的強權國家正在繼續角逐世界政治的領導權，毛澤東的實際政治戰略——續鐵托的南斯拉夫——突破了意識形態外衣，從冷戰外線切入世界政治領導權，其戰略意識正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自立訴求。冷戰結束意味著美蘇兩個超級強權國家分享政治領導權的政治格局解體，新一輪爭取政治領導權的國際沖突格局開始形成。可是，冷戰格局被打破，不是美國的強權壓過了俄國的強權，而是中國在毛澤東帶領下爭取民族國家自立突圍冷戰格局。民族自立是強有力的政治原則，與美國的普世價值形成競爭格局。
　　
　　　　我不得不感興趣的是：毛澤東最終賦予中國的“國家理由”究竟是什么？他的新制度想象和新方式的關系究竟如何？康有為的“君子不可不戒懼，黎民不可不勸勉”這一感嘆用來對應第二共和建立后的兩次革命行動（“大躍進”和“文革”）恰當嗎？這是我給自己出的思考題。
　　　　我的發言已經超時，只能講到這里了。謝謝各位。　　

任志強：幸福指數——再次寫給八零后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79d3510100krn7.html　　

中國改革之后的快速發展已讓全世界矚目，世界各國都在贊嘆中國的進步與富強、敬佩中國的城市發展與面貌改變、羨慕中國人民的生活迅速的從貧窮走向了富裕，不但驚嘆中國城市的成功改造與經濟發展，也在驚訝中國農村的脫貧與改善。許多在哈佛讀書的美國人都在夢想著到中國來看看，或者在中國就業安家。但遺憾的是生活在中國的年輕人卻不但漠視這一切，甚至深深的痛恨著生其養其的祖國。　　

從網上、博客的留言與微博的交流中，我看到了許許多多的八零后、九零后的問題與留言，更看到了年輕人心中的迷茫、彷徨、無奈、抱怨、仇恨和對生不逢時的不滿等等。原來在外國人眼中所有美好的一切，在他們的心中都是一片黑暗，似乎這個社會中充滿著腐敗、偽裝，似乎這個社會只有對他們一代的不公，他們才是這個社會中最被剝削、壓迫和虐待的一代和社會最底層的一代。　　

中國改革之后的快速發展已讓全世界矚目，世界各國都在贊嘆中國的進步與富強、敬佩中國的城市發展與面貌改變、羨慕中國人民的生活迅速的從貧窮走向了富裕，不但驚嘆中國城市的成功改造與經濟發展，也在驚訝中國農村的脫貧與改善。許多在哈佛讀書的美國人都在夢想著到中國來看看，或者在中國就業安家。但遺憾的是生活在中國的年輕人卻不但漠視這一切，甚至深深的痛恨著生其養其的祖國。 從網上、博客的留言與微博的交流中，我看到了許許多多的八零后、九零后的問題與留言，更看到了年輕人心中的迷茫、彷徨、無奈、抱怨、仇恨和對生不逢時的不滿等等。原來在外國人眼中所有美好的一切，在他們的心中都是一片黑暗，似乎這個社會中充滿著腐敗、偽裝，似乎這個社會只有對他們一代的不公，他們才是這個社會中最被剝削、壓迫和虐待的一代和社會最底層的一代。目前中國的幸福指數很低，也因此成為了對上述現象的證明。但幸福指數是根據預期來判斷的。為什么改革之前中國極度的貧困，但幸福指數卻比今天還高，而中國改革之后高速發展了、生活改善了，但幸福指數卻變得更低了呢？因為社會的進步與經濟的發展改變了中國人的預期，尤其是改變了未經歷過改革之前的痛苦的一代的預期。新的一代對生活質量的要求和精神追求的預期過度的提高了。預期是隨著政府的承諾而改變和提高的。當一個政府過多的許諾能給以人民更好的生活時；當一個政府過度的承諾能在短周期內向人民提供更多的保障與福利時；當一個政府過多的描述近期可能達到或實現更高的目標時，人民的幸福預期也隨之而快速的增長與提高了。而現實生活中當政府并未在短期內兌現或實現這些承諾、這些保障，或未能像預期的計劃而實現這些目標時，被過度抬高的幸福預期就變成了一種失望、變成了對幸福指數的負面影響，變成了幸福指數不高的一種記錄。于是疑惑、迷茫、抱怨等等就隨之而來，讓一個原本在增長、改革中的國家陷入了“言論自由”，但卻被少數人操縱的混亂之中。當政府為了彌補這些漏洞而一味的牽就這些并不健康的思想與言論，不斷的承諾與許愿時，當政策被這些不適合于中國現有的經濟發展階段的要求所影響時，政策也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難道我們不應該停下來認真的想一想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讓年輕人失去方向的現象的原因嗎？難道不應該針對這些造成年輕的一代過度貪圖幸福指數提高的預期進行合理的教育與批評嗎？也許問題正出在現有的宣傳與教育體系的缺失和扭曲。粉碎“四人幫”的戰役，是一場在黨內已失去正常制度約束下的武裝革命。解決了名義上代表毛繼承人概念的代權力。十一屆三中全會則用黨的合法會議糾正了毛的歷史錯誤，實現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改革。但中國共產黨仍堅持毛在神壇中的地位。尤其是每次國慶逢十的大典之前總會有系列的將毛塑造成神的宣傳，不斷的維護與鞏固著毛思想的統治地位。正因為這種原因，讓改革前的三十年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的空白。也許八零后的一代變成了失去記憶的一代。中國幾乎已沒有任何文藝作品可以公正的反映那一段曾經讓整個社會都喘不過氣來的發展歷程，也是一段恰恰對今天產生著巨大影響的一個階段。我們并不想否定毛的歷史價值與地位（如果要有否定的一天也是歷史的后人的事了），但絕不能因為要維護毛的作用、威信與神的權威，就不能批評其的錯誤或不能還原這段歷史的真實面貌。正因為這段改革前三十年的空白，才造成了八零后一代的文化斷裂的代溝，才有了只看到改革之后的幸福，而不知改革之前的中國貧窮的對比與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抱怨。上一代人比八零后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呢？改革開放的飛速發展，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有“三反五反”“反右斗爭”“廬山會議”“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武斗”“批林批孔”“上山下鄉”等一系列的政治斗爭和階級斗爭運動。不知道什么是言論自由與政治管制的差別。他們今天可以公開的罵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不知到當年會因為不小心弄臟了一張毛主席像就會株連九族，甚至傾家蕩產。更不用說公開的表達對黨的不滿和對社會的抱怨了。從政治上看，八零后一代擁有的，恰恰是上一代在他們同齡的生長期中所沒有的自由。改革開放的經濟增長，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有過“幾千萬人”因饑餓而死亡的災難。當然也無法體會憑票證購買食品、衣物的經濟短缺時代的艱難，當然更不會知道有錢沒票也吃不上飯的尷尬了。他們在為今天無錢消費而抱怨時，他們以為是市場經濟讓他們在競爭中無法提高收入而失去了消費的自由，卻不知道有錢無證而寸步難行才是真的失去了自由。改革開放重新確定了臭老九的社會地位，知識救國、技術創新的奇跡讓八零后的一代不知道中國曾有過“知識無用”“復課鬧革命”“接受再教育”“白卷革命”等等一系列的風雨。當他們自己不努力學習而痛恨高考制度時，并不知道1840年后英國學習了清朝的科舉制度后創造了人才輩出的進步。當他們痛恨大學教育制度的無能，并對畢業之后的選擇迷茫時，并不知道當年有多少人在渴望獲得知識和學習的機會時，被剝奪了讀書的權利。當他們大罵這些缺少了上學機會的人們成為了改革的受賄利益群體時，卻不知道這代人要為沒機會學習而付出多少倍的努力。不知道被剝奪了讀書（哪怕是非課本的讀物與音樂等）的權利，失去讀書的自由的痛苦。改革開放恢復了人性的本能，讓人們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隨意的尋找異性的感情歸宿、坦露表達這種愉悅的內心世界，因此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經有過“不得偷食禁果”的封鎖線。“消滅小資情調”的禁令像一座大山一樣壓在整個社會的頭上。當他們為愛情的失敗而哭泣時、為能終身廝守而歡笑時，并不知道一個沒有愛情的音樂、歌曲；沒有愛情的文藝作品與戲劇；沒有酒吧與咖啡廳；沒有舞廳與歌廳；沒有任何空間可以容納與釋放愛的世界是多么的痛苦。人如果沒有談情說愛的權利和自由，會制造出多少人格人性的缺陷和多少家庭的毀滅性災難。改革開放讓勞動力資源可以自由的選擇和流動了，就業可以人盡其才的進入自己喜愛、有興趣或能發揮特長的領域。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有過“消滅資產階級生存的土壤”，名義上又有“工人階級與農民兄弟”當家做主的傳統觀念，除了組織分配任何人都沒有就業的機會與選擇，而組織的分配則用一次決定一生的方式將人們的自由鎖在了一根無法用個人力量斬斷的鐵鏈上。而個人創業則不但是一種夢想也是一種要被堅決鎮壓的違法行為。當八零后在抱怨就業中的艱難時、抱怨對就業推薦的不滿時、抱怨工資收入的不高時，卻無法理解當年只能聽天由命從十幾元的學徒工開始而幾年爬一臺階的攀登，甚至連靠個人的努力去創造的機會都被扼殺在搖籃與夢幻之中，而人就業的選擇權豈不比就業的難易更為重要嗎？改革開放實現了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出現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中的收入差別。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并成為了被社會夸耀的排行效應。于是更引發了許多尚未富起來的人們的不滿，包括八零后的一代，他們并不知道平均分配時的結果時所有人都貧窮。舊的社會主義一大二公的定義和對私有制的沒收與改造的均貧富，實質是讓所有人都只能成為窮人，而絕不會有富的存在。因為任何人都只能在富剛剛開始時就被迫均出了。就像許多人以為打到土豪、分田地，沒有了地主窮人就可以變成富人的癡夢在中國改革之前的三十年并沒有出現一樣。均貧富是永遠也沒有出路的。這中間最重要的則是私有產權的確立與保護，是憑能力與本事、憑努力與刻苦、憑知識與創造的競爭機制，能者多得而非能者多勞的激勵機制才能制止懶漢式的大鍋飯，讓人們在社會進步與財富增長中受益。只有市場經濟才能建立人權與財權保護的自由。改革開放實現了住房制度的福利分配向市場化供給方式的轉移，給社會帶來了無限的生機，讓許多人從此過上了幸福生活。而八零后的一代并不知道這種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中的痛苦生活歷程。當他們高呼買不起商品房并大罵政府與開發商試圖進行二次房改而退回到分配制度時，他們只看到了房改房產生的增值收益，卻不知道中國落后的住房現狀，更重要的是他們不知道中國人為了福利分房而付出的代價。住房的福利分配一是壓低了所有人的工資收入（工資中沒有住房含量），但實際他們要等幾十年才能實現這個福利的分配夢，并且是一個并不理想的長期過渡。大多數人四十多歲、工作二十多年才能有一間平房，或一個與他人合住的單元。只是改革之后或最后一次晚餐才讓大多數老一代的人真正改善了住房。當八零后大罵開發商與政府讓他們成為了房奴時，卻不知道分配時代幾十年的勞動不是一種“奴隸”的生活狀態嗎？而他們又有居住條件的選擇權利嗎？沒有。單位不分也仍要做“奴隸”，而今天的“房奴”至少生活在一個好的環境與條件中，至少是擁有了私有財產與財富。當年為了單位分房而苦苦等待與煎熬的“房奴”們才是真正的“奴隸”。因為住房他們只有拿低工資，因為住房他們無法實現人才的流動，因為住房他們必須努力工作、積極表現，因為住房他們必須服從分配而不敢違反紀律，這才是真正的“房奴”。而今天的“房奴”一邊在罵娘，一邊在享受著房價上漲的增值收益。住房市場化的真正含義則是將人從為了房子而生存中解放出來。讓住房私有化的同時，還給了人民一個可以遷徙和生活在不同城市、地點，從事不同工作的條件，不再只成為單位奴隸的一種自由。改革開放之后出現了許多的腐敗，用權錢交易的方式讓一部分人因此而擁有了大量的不明財富，形成了極大的社會不公平。并且這種不公平蔓延到了平民社會的人情、關系，似乎無償的幫助也變成了腐敗的不公平。八零后一代的抱怨與憤怒大多 　　

目前中國的幸福指數很低，也因此成為了對上述現象的證明。但幸福指數是根據預期來判斷的。為什么改革之前中國極度的貧困，但幸福指數卻比今天還高，而中國改革之后高速發展了、生活改善了，但幸福指數卻變得更低了呢？因為社會的進步與經濟的發展改變了中國人的預期，尤其是改變了未經歷過改革之前的痛苦的一代的預期。新的一代對生活質量的要求和精神追求的預期過度的提高了。　　

預期是隨著政府的承諾而改變和提高的。當一個政府過多的許諾能給以人民更好的生活時；當一個政府過度的承諾能在短周期內向人民提供更多的保障與福利時；當一個政府過多的描述近期可能達到或實現更高的目標時，人民的幸福預期也隨之而快速的增長與提高了。而現實生活中當政府并未在短期內兌現或實現這些承諾、這些保障，或未能像預期的計劃而實現這些目標時，被過度抬高的幸福預期就變成了一種失望、變成了對幸福指數的負面影響，變成了幸福指數不高的一種記錄。　　

于是疑惑、迷茫、抱怨等等就隨之而來，讓一個原本在增長、改革中的國家陷入了“言論自由”，但卻被少數人操縱的混亂之中。當政府為了彌補這些漏洞而一味的牽就這些并不健康的思想與言論，不斷的承諾與許愿時，當政策被這些不適合于中國現有的經濟發展階段的要求所影響時，政策也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　　

難道我們不應該停下來認真的想一想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讓年輕人失去方向的現象的原因嗎？難道不應該針對這些造成年輕的一代過度貪圖幸福指數提高的預期進行合理的教育與批評嗎？也許問題正出在現有的宣傳與教育體系的缺失和扭曲。　　

粉碎“四人幫”的戰役，是一場在黨內已失去正常制度約束下的武裝革命。解決了名義上代表毛繼承人概念的代權力。十一屆三中全會則用黨的合法會議糾正了毛的歷史錯誤，實現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改革。但中國共產黨仍堅持毛在神壇中的地位。尤其是每次國慶逢十的大典之前總會有系列的將毛塑造成神的宣傳，不斷的維護與鞏固著毛思想的統治地位。正因為這種原因，讓改革前的三十年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的空白。也許八零后的一代變成了失去記憶的一代。中國幾乎已沒有任何文藝作品可以公正的反映那一段曾經讓整個社會都喘不過氣來的發展歷程，也是一段恰恰對今天產生著巨大影響的一個階段。　　

我們并不想否定毛的歷史價值與地位（如果要有否定的一天也是歷史的后人的事了），但絕不能因為要維護毛的作用、威信與神的權威，就不能批評其的錯誤或不能還原這段歷史的真實面貌。正因為這段改革前三十年的空白，才造成了八零后一代的文化斷裂的代溝，才有了只看到改革之后的幸福，而不知改革之前的中國貧窮的對比與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抱怨。　　

來自于認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從來不思考自己是否曾經做出了努力。他們甚至想要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公平時代去。但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最大的不公平恰恰是改革之前的平均分配。改革前從表面看來在國內是一種平均分配的公平時，卻在高喊著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窮人的口號之下發現，中國原來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而最大的不公平恰恰在于從國內看是人人平等的公平，放在世界的環境之中就發現中國為了表面的公平而造就了世界社會中的最大不公平。那時的中國人不但在國內寸步難行（沒有全國糧票和錢），在世界中更是寸步難行（沒有世界性貨幣）。讓中國人在改革之前的幾十年中都無法抬頭挺胸的走向世界、跨出國門。而今天的中國人卻成為了在全球境外消費中的佼佼者，難道是因為不公平才造就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與國家的強大和人民的富強嗎？中國人要改善改革中的許多問題，包括懲治腐敗、合理的收入分配、低收入的全民保障等等。但并不等于這些問題的存在就可以否定中國改革的成功與進步，不能為追求表面的公平而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假公平時代。當這個社會有人有了電腦、有了手機時，因為一些人還沒有電腦和手機就必須退回到都點煤油燈的平均都貧窮的時代去嗎？正是“效率優先”才解放了中國的勞動生產力，才給了中國人創造財富的權利和自由。而打開窗戶時飛進的幾只蒼蠅并不能否定打開窗戶而帶來的更多收益。改革讓社會與民眾富有之后，更多的人會用自己的財富去幫助那些受到自然災難傷害和其他原因而貧窮的人。因此慈善被當成了一種值得驕傲的社會責任。于是八零后的一代就誤以為只有社會的捐助才能實現救助與貧富的平衡。其實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唐山大地震和歷史上許許多多的災難都是在無奈的沒有任何社會資金的援助中自我奮斗和掙扎的，而三年自然災害中死亡的人數甚至超過了八年抗戰與解放戰爭的總和。不是慈善不重要，而是指望施舍才能升天和依賴于救助才能出頭的思想會蠶食了人民的靈魂，失去自我奮斗與努力的精神。當人們奉獻愛心時，恰恰最不想看到的正是那些自身有能力而伸手等待救助的懶人，而正是改革才讓社會有了獻出愛而努力幫助有困難的弱勢群體的能力。改革開放讓更多人擁有了產業和自謀生路的機會，同時也產生了雇傭與剝削之間的爭議。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理論抑制困擾著社會主義如何發展經濟與生存的問題。五十年代初劉少奇的“三條石”遭遇讓這個曾經是民選的國家主席成了囚犯，正在于剝削與階級斗爭的錯覺不但制約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也讓所有的中國人在名義上的公平分配之下成為了為公有制打工的努力，被以全世界最低的工資標準限制為最廉價的勞動力，用甘當一顆螺絲釘的雷鋒精神奉獻著幾代人的青春。嚴格的就業條件限制才是形成于早就最嚴酷的剝削的基礎條件，那時人們沒有就業的選擇權，自然也就失去了勞動力價格的談判權。當今天的八零后在抱怨一部分已經富起來的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在剝削時，并不知道是鄧小平的改革免除了“傻子瓜子”的牢獄之災。是無數個冒著生命危險的改革創新者推動了中國法律制度的改變，才有了一人雇工、七人雇工和不限制私企雇工人員限制性條件的進步。在由國家勞動保護制度監管的條件下，就業條件與就業選擇就是對剝削最大的挑戰。充分的就業機會早已經改變了勞動的價值觀念，勞動資源的自由流動才是打破剝削約束的基礎。而任何試圖自主創業者都將面臨雇工的門檻，不打破對剝削這個舊觀念的枷鎖并重新的勞動就業自主流動的新背景下認識，就無法發展市場經濟，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投資與就業機會的創造就正是幫助另外一些尚未富起來的人共同富裕的條件。打工一族已不再是被剝削的一族，更不是貶義的象征詞，而是這個社會中的常態了。如果沒有了就業的選擇權和就業的機會，則必然會變成只有一個國家安排的就業出口和只能無條件接受低工資“剝削”的機會了。而勞動就業與創業的自由則是改革前后最大的權利回歸與人權的保護。必須承認改革前后出現了巨大的貧富差別，但也必須知道大多數的貧富差別不是來自于腐敗與權錢交易，解決了70%就業的民營企業經濟大多并不都是有“原罪”的特征，而是時代在改革中的產物。更多的人是靠努力工作、辛勤勞動與風險意識從逼迫中創出了一條致富的路。改革初期是所有的人都處于貧窮的同一起跑線上，都沒有資金、沒有依靠，甚至沒有法律的保護，而最明顯的則是有人放棄了國企的穩定大鍋飯而跳入海中，也有人死抱著國企的平均分配不愿承擔市場風險。而創業者在大海中學會了游泳，國企卻許多在破產與下崗中淪為了貧困和再就業之中。缺少和不愿承擔風險的意識也讓許多人失去了因投資而獲利的機會，因此整個社會中不論是城鎮還是鄉村；不論是從事工業、商業、農業還是服務業，都有許許多多的致富者，同樣也有許多市場經濟中競爭的失敗者。而看不到改革之初創業的艱辛，只看到許多企業、個人今天的成功，并將這一切歸罪于社會的腐敗與不公平，只會讓八零后一代失去對社會的信任、對競爭的努力而淪為不可救藥的一代。其實更多的八零后并非只有牢騷和迷茫的，他們更多的早已取得了各自領域中的成功。但少數牢騷滿腹的言論卻破壞了這一代人在社會中的形象，傳染了下一代的迷茫，并造成了社會不安定的局面。然而又有多少滿肚子抱怨的人真的愿意睜眼看看那些同輩的佼佼者并回過頭來查找自身存在的缺陷呢？又有多少人將生活的重點放在自身的改造與努力上呢？更多的貧富差別不僅來自于制度，也來自于個人的努力。中國目前的社會制度中確實仍存在著許多的不合理性，糾結于政治中的傳統地位而尚未能民主化的進程，確實有許多的不盡人意的事情。政策中的動搖與退步確實在引發著社會的不滿。腐敗對社會與市場的沖擊確實在制造著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改革開放確實出現了社會中的貧富分化，也產生了社會中的公平問題，但這一切都是在整個世界都必須經歷的發展階段中的矛盾，不是社會所固有的不可改變和在進步中解決的矛盾，我也會對政府行為的不合理性、制度中的缺陷和政策中的錯誤提出一系列的批評，但這是善意的幫助，而絕不是惡意的攻擊。許多人誤以為可以用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或說統治就能改變這個社會中存在的弊病，就能一了百了的天下大吉了。這不過是一種癡心夢想。任何制度都是在對客觀世界的不斷認識中改進的，就向全世界并不能實現只有一種制度一樣，就像這個世界中所有的生產企業絕不會只有一種管理模式和生產方式一樣。社會漸進的發展過程也許可以減少戰爭與死亡，可以在自我的認識與改革的糾錯機制中逐步的完善。而那些試圖用推翻現有政權的極端言論和做法恰恰在于不知道改革之前的錯誤與生存的環境，自然無法在對比中發現社會的進步與改革的偉大。這個社會中并不是都必須依靠革命與推翻現政權才能進步的，就像美國的兩黨競爭很激烈，但沒有一黨會推翻法律而重建國家體制；就像日本的多黨派競爭會在幾個月內重組一次政府，但沒有人推翻天皇而重建社會制度。這也許就是忠誠性反對與顛覆性反對的不同，而那些以為退回到毛時代才會更幸福的八零后更是生活在一種無知的愚昧中了。固然沒有制度的公平條件僅靠個人的努力會減少成功的機會，但沒有了個人的努力就等于放棄了成功的機會。這個社會中存在著一些制度上保證公平的缺陷，但并非所有的都被不公平的制度所覆蓋或淹沒了。很明顯的是那些集中的大城市、好學校與好企業中的競爭是最激烈的，于是這中間就難免在資源占有欲分配的競爭中出現腐敗與不公平。但馬云從上海到杭州的搬遷；農民工在城市間的選擇與流動早就告訴了社會，在那些并非資源嚴重短缺的競爭的城市正在用優惠的政策、寬闊的天地、滿腔的熱血打開著大門，熱情的歡迎優秀的人才、企業去創業、去就業，更多的體現著公平的競爭。許多眼睛只盯著大城市的八零后則不是為了自愿的加入到激烈的競爭中培養與鍛煉，而是只貪圖這些城市中的生活水準、精神文化和更容易“撿到”的機會。然而抱怨正來自于他們僅僅看到了機會而不知道為了這些機會就必須承受更多的磨難，就像王寶強會為了掙一個群眾演員的角色而將自己捆在樹上睡覺一樣。任何事都是要付出代價的。抱怨正在于不想付出代價而在只想享受成果的觀念。許多人并沒有為居住于唐家嶺而抱怨，是因為他們知道用必要的代價才能換取可能的成功。而更多人則會在不同的城市中選擇適合于自己發展的環境，畢竟不是每個人的能力都有條件在同樣的努力中取得同樣的成果的。能力則會在相對的比較與競爭中展現出不同的作用。“上、中、下”馬的策略不僅表現在對陣的博弈之中，也體現著能力的選擇之中。更多的機會只留給那些沒有幻想并尊重事實且會做出正確選擇的人們。十三億多人口的國家中，八零后一代并非是最不利于生存與發展的一代，而是機會眾多的一代，問題只在于個人的正確選擇。八零后的一代比我們少了許多痛苦的折磨，也比我們多了許多科技的發展。當我們用石筆、石板寫寫畫畫時，他們有了五顏六色的紙和筆；當我們用算盤學習數學時，他們有了計算器；當我們用數十里地的奔波去找個郵局從千里之外打電報時，他們有了網絡；當我們用等待數日的平信傳遞家音時，他們有了手機與短信；當我們在用自制的羊拐扔沙包、彈彈球時，他們有了機器人、變形金剛的陪伴；當我們為掙著騎一輛自行車而打架時，他們有了私人的座駕；當我們為掙一個課桌寫作業時，他們在掙有自己獨立的住房；當我們高興的從哥哥姐姐手中接過穿短了的衣褲時，他們卻一身的世界名牌，踏著耐克的鞋、挎著LV的包……數也數不清的多與少，數也數不清的進步與變化。是的，我們不能用現在的社會進步去比奴隸社會，但卻可以對比改革前后，因為這正 　　

上一代人比八零后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呢？　　

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是八零后的父母們的經歷，是一個新中國建立之后的發展歷程。至少八零后一代有權利知道他們的父母是在一個什么樣的生存環境中生活、成長并努力奮斗的；至少他們應該知道今天的一切都是來之不易的；至少他們應該知道這個社會是在變化和進步的；至少他們還應知道不能僅停留在目前的發展階段，而應靠他們的犧牲于奮斗精神創造未來，而絕不能在原地踏步還痛恨社會沒有給他們機會與條件。而只有了解歷史與社會的發展過程才能正確的認識社會與中國的發展階段，才能知道“粒粒皆辛苦”的來源，才能珍惜今天的時間與機會，才能正確的認識到靈魂深處的差距，才能找到人生的方向與目標，才能學會如何做人、如何從零開始腳踏實地，才能放下包袱而輕裝前進，才會找到什么是衡量幸福的標準，什么是正確的幸福指標。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許多許多，正是宣傳工作不敢讓八零后的一代了解和知道那些本應熟知的中國歷史和發展中的挫折，于是以窮為自豪和名義上的弱勢群體而威脅社會的現象就主導了社會的輿論，也造成了社會中年輕一代的思想混亂。如今紅綠燈所能管住的恰恰是被社會稱為是“強勢”的司機，而行人、自行車、三輪車等被自認為是“弱勢”的群體雖然并不色盲，但根本不將法律放在眼里，而任意的踐踏。許多人用城管的野蠻來抱不平時，卻不是道當年的“三自一包”中的養雞養羊都被當做是資產階級的根苗而被強制性的沒收。而如今至少可以合法的有了生存的渠道，為什么還要非法的掠奪社會的資源并不繳納稅費呢？思想觀念的扭曲不正在于不能從對過去錯誤的比較中看到今天的進步嗎？中國從錯誤的泥沼中爬出來僅僅只有三十年，無法與堅持了上百年市場經濟的發達國家相比較，制度上尚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但為什么毛時代的中國人反而幸福指數高，而改革之后經濟發展了反而幸福指數低呢？因為那個錯誤的時代中雖然不一定正確但有一個明確的信仰，有一種追求，沒有一種制度約束但有一種精神的約束，知道艱苦樸素與艱苦奮斗嗎，生活與幸福的標準與要求很低（也許是無知愚昧），因此可以接受和寬容錯誤。當文革打破這些幻想之后，仍后酷吏維持，知道改革開放之后才給了人們思想的自由和后來人身的自由與權利。但從泥沼中爬出來又豈是件容易的事。也正是在無數英雄競折腰的努力中，從小崗村的血手印開始，從一群群探索者在摸著石頭過河中被無情的淹沒開始，經歷了的少風風雨雨，無數次向不合理的制度沖擊，才讓改革有了今天的成果，才讓八零后的一代有了今天不愁吃、不愁穿的幸福生活。然而他們卻并不知道珍惜。甚至不知道要繼續努力向不合理的制度沖擊，用自己的生命為下一代創造一個好的生活環境。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也不是一代人兩代人能夠成功的，而過度的乞求上帝今天就能讓天堂中的夢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實現，恰恰是幸福指數之所以不高的原因。政府過度的承諾也無疑是給了八零后一代過多的幻想，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都并非一天就能實現的事，都要靠幾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的完善。而一個人均ＧＤＰ還排在全球１００位之后的發展中國家，不靠幾代人的共同努力與奮斗又怎么會一步登天的成為世界的前列呢？看清中國現有的發展階段，降低對幸福指數的標準，拋棄那些幻想，扎扎實實腳踏實地的走好每一步，直接去推動那些改革中尚未完善的車輪才是八零后一代的使命。如果只期待于大樹底下好乘涼，則這棵大樹一定會在你摘一片葉子遮陰他折一枝擋光之后枯死于不在維護與培育之中。抱怨并不能讓社會財富增加，也一定會在別人的進步之中讓自己更落后。正如統計中的人均收入增長了，一些人稱為是被增長了。因為他們的不努力讓他們落后于他人的增長，在競爭中成為了失敗者。是的，這個市場經濟的競爭中一定會有失敗者，但對每個人而言，要做的恰恰是我不應是失敗者，這樣社會才能在共同的努力與爭先恐后中進步。美國人眼中的中國人“蟻族”是一群“有著雄心壯志但缺乏實用的技能”，有著追求財富的虛榮之心而無腳踏實地扎實工作精神的一族，正如弗里德曼所說“今天最重要的經濟競賽已經不在于國家或公司之間，而在你和你自己的想象力之間……今天幾乎一切都可以成為商品，唯一例外是想象力——迸發出新思想火花的能力。” 而最可悲的恰恰是八零后一代，如果只將眼光盯在中國政治與社會制度的缺陷上，又不愿意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彌補或改革這些缺陷，而只會對這些問題與缺陷表達成無限的抱怨，其結果必然是喪失自己想象力的能力，最終沉淪于感嘆幸福指數的不高之中。八零后一代應成為中國最有希望的一代，恰恰是改革之后出生的一代，是承前啟后的一代。雖然中國的社會今天還存在著許多的問題，恰恰要靠八零后一代去進行改造與創造。而挑戰這個社會所需要的恰恰不是抱怨，而是放棄個人貪婪的沖刺。幸福其實恰恰就在這沖刺的后面。改革開放的飛速發展，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有“三反五反”“反右斗爭”“廬山會議”“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武斗”“批林批孔”“上山下鄉”等一系列的政治斗爭和階級斗爭運動。不知道什么是言論自由與政治管制的差別。他們今天可以公開的罵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不知到當年會因為不小心弄臟了一張毛主席像就會株連九族，甚至傾家蕩產。更不用說公開的表達對黨的不滿和對社會的抱怨了。從政治上看，八零后一代擁有的，恰恰是上一代在他們同齡的生長期中所沒有的自由。　　

改革開放的經濟增長，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有過“幾千萬人”因饑餓而死亡的災難。當然也無法體會憑票證購買食品、衣物的經濟短缺時代的艱難，當然更不會知道有錢沒票也吃不上飯的尷尬了。他們在為今天無錢消費而抱怨時，他們以為是市場經濟讓他們在競爭中無法提高收入而失去了消費的自由，卻不知道有錢無證而寸步難行才是真的失去了自由。　　

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是八零后的父母們的經歷，是一個新中國建立之后的發展歷程。至少八零后一代有權利知道他們的父母是在一個什么樣的生存環境中生活、成長并努力奮斗的；至少他們應該知道今天的一切都是來之不易的；至少他們應該知道這個社會是在變化和進步的；至少他們還應知道不能僅停留在目前的發展階段，而應靠他們的犧牲于奮斗精神創造未來，而絕不能在原地踏步還痛恨社會沒有給他們機會與條件。而只有了解歷史與社會的發展過程才能正確的認識社會與中國的發展階段，才能知道“粒粒皆辛苦”的來源，才能珍惜今天的時間與機會，才能正確的認識到靈魂深處的差距，才能找到人生的方向與目標，才能學會如何做人、如何從零開始腳踏實地，才能放下包袱而輕裝前進，才會找到什么是衡量幸福的標準，什么是正確的幸福指標。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許多許多，正是宣傳工作不敢讓八零后的一代了解和知道那些本應熟知的中國歷史和發展中的挫折，于是以窮為自豪和名義上的弱勢群體而威脅社會的現象就主導了社會的輿論，也造成了社會中年輕一代的思想混亂。如今紅綠燈所能管住的恰恰是被社會稱為是“強勢”的司機，而行人、自行車、三輪車等被自認為是“弱勢”的群體雖然并不色盲，但根本不將法律放在眼里，而任意的踐踏。許多人用城管的野蠻來抱不平時，卻不是道當年的“三自一包”中的養雞養羊都被當做是資產階級的根苗而被強制性的沒收。而如今至少可以合法的有了生存的渠道，為什么還要非法的掠奪社會的資源并不繳納稅費呢？思想觀念的扭曲不正在于不能從對過去錯誤的比較中看到今天的進步嗎？中國從錯誤的泥沼中爬出來僅僅只有三十年，無法與堅持了上百年市場經濟的發達國家相比較，制度上尚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但為什么毛時代的中國人反而幸福指數高，而改革之后經濟發展了反而幸福指數低呢？因為那個錯誤的時代中雖然不一定正確但有一個明確的信仰，有一種追求，沒有一種制度約束但有一種精神的約束，知道艱苦樸素與艱苦奮斗嗎，生活與幸福的標準與要求很低（也許是無知愚昧），因此可以接受和寬容錯誤。當文革打破這些幻想之后，仍后酷吏維持，知道改革開放之后才給了人們思想的自由和后來人身的自由與權利。但從泥沼中爬出來又豈是件容易的事。也正是在無數英雄競折腰的努力中，從小崗村的血手印開始，從一群群探索者在摸著石頭過河中被無情的淹沒開始，經歷了的少風風雨雨，無數次向不合理的制度沖擊，才讓改革有了今天的成果，才讓八零后的一代有了今天不愁吃、不愁穿的幸福生活。然而他們卻并不知道珍惜。甚至不知道要繼續努力向不合理的制度沖擊，用自己的生命為下一代創造一個好的生活環境。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也不是一代人兩代人能夠成功的，而過度的乞求上帝今天就能讓天堂中的夢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實現，恰恰是幸福指數之所以不高的原因。政府過度的承諾也無疑是給了八零后一代過多的幻想，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都并非一天就能實現的事，都要靠幾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的完善。而一個人均ＧＤＰ還排在全球１００位之后的發展中國家，不靠幾代人的共同努力與奮斗又怎么會一步登天的成為世界的前列呢？看清中國現有的發展階段，降低對幸福指數的標準，拋棄那些幻想，扎扎實實腳踏實地的走好每一步，直接去推動那些改革中尚未完善的車輪才是八零后一代的使命。如果只期待于大樹底下好乘涼，則這棵大樹一定會在你摘一片葉子遮陰他折一枝擋光之后枯死于不在維護與培育之中。抱怨并不能讓社會財富增加，也一定會在別人的進步之中讓自己更落后。正如統計中的人均收入增長了，一些人稱為是被增長了。因為他們的不努力讓他們落后于他人的增長，在競爭中成為了失敗者。是的，這個市場經濟的競爭中一定會有失敗者，但對每個人而言，要做的恰恰是我不應是失敗者，這樣社會才能在共同的努力與爭先恐后中進步。美國人眼中的中國人“蟻族”是一群“有著雄心壯志但缺乏實用的技能”，有著追求財富的虛榮之心而無腳踏實地扎實工作精神的一族，正如弗里德曼所說“今天最重要的經濟競賽已經不在于國家或公司之間，而在你和你自己的想象力之間……今天幾乎一切都可以成為商品，唯一例外是想象力——迸發出新思想火花的能力。” 而最可悲的恰恰是八零后一代，如果只將眼光盯在中國政治與社會制度的缺陷上，又不愿意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彌補或改革這些缺陷，而只會對這些問題與缺陷表達成無限的抱怨，其結果必然是喪失自己想象力的能力，最終沉淪于感嘆幸福指數的不高之中。八零后一代應成為中國最有希望的一代，恰恰是改革之后出生的一代，是承前啟后的一代。雖然中國的社會今天還存在著許多的問題，恰恰要靠八零后一代去進行改造與創造。而挑戰這個社會所需要的恰恰不是抱怨，而是放棄個人貪婪的沖刺。幸福其實恰恰就在這沖刺的后面。 　　

改革開放重新確定了臭老九的社會地位，知識救國、技術創新的奇跡讓八零后的一代不知道中國曾有過“知識無用”“復課鬧革命”“接受再教育”“白卷革命”等等一系列的風雨。當他們自己不努力學習而痛恨高考制度時，并不知道1840年后英國學習了清朝的科舉制度后創造了人才輩出的進步。當他們痛恨大學教育制度的無能，并對畢業之后的選擇迷茫時，并不知道當年有多少人在渴望獲得知識和學習的機會時，被剝奪了讀書的權利。當他們大罵這些缺少了上學機會的人們成為了改革的受賄利益群體時，卻不知道這代人要為沒機會學習而付出多少倍的努力。不知道被剝奪了讀書（哪怕是非課本的讀物與音樂等）的權利，失去讀書的自由的痛苦。　　

改革開放恢復了人性的本能，讓人們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隨意的尋找異性的感情歸宿、坦露表達這種愉悅的內心世界，因此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經有過“不得偷食禁果”的封鎖線。“消滅小資情調”的禁令像一座大山一樣壓在整個社會的頭上。當他們為愛情的失敗而哭泣時、為能終身廝守而歡笑時，并不知道一個沒有愛情的音樂、歌曲；沒有愛情的文藝作品與戲劇；沒有酒吧與咖啡廳；沒有舞廳與歌廳；沒有任何空間可以容納與釋放愛的世界是多么的痛苦。人如果沒有談情說愛的權利和自由，會制造出多少人格人性的缺陷和多少家庭的毀滅性災難。　　

來自于認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從來不思考自己是否曾經做出了努力。他們甚至想要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公平時代去。但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最大的不公平恰恰是改革之前的平均分配。改革前從表面看來在國內是一種平均分配的公平時，卻在高喊著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窮人的口號之下發現，中國原來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而最大的不公平恰恰在于從國內看是人人平等的公平，放在世界的環境之中就發現中國為了表面的公平而造就了世界社會中的最大不公平。那時的中國人不但在國內寸步難行（沒有全國糧票和錢），在世界中更是寸步難行（沒有世界性貨幣）。讓中國人在改革之前的幾十年中都無法抬頭挺胸的走向世界、跨出國門。而今天的中國人卻成為了在全球境外消費中的佼佼者，難道是因為不公平才造就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與國家的強大和人民的富強嗎？中國人要改善改革中的許多問題，包括懲治腐敗、合理的收入分配、低收入的全民保障等等。但并不等于這些問題的存在就可以否定中國改革的成功與進步，不能為追求表面的公平而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假公平時代。當這個社會有人有了電腦、有了手機時，因為一些人還沒有電腦和手機就必須退回到都點煤油燈的平均都貧窮的時代去嗎？正是“效率優先”才解放了中國的勞動生產力，才給了中國人創造財富的權利和自由。而打開窗戶時飛進的幾只蒼蠅并不能否定打開窗戶而帶來的更多收益。改革讓社會與民眾富有之后，更多的人會用自己的財富去幫助那些受到自然災難傷害和其他原因而貧窮的人。因此慈善被當成了一種值得驕傲的社會責任。于是八零后的一代就誤以為只有社會的捐助才能實現救助與貧富的平衡。其實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唐山大地震和歷史上許許多多的災難都是在無奈的沒有任何社會資金的援助中自我奮斗和掙扎的，而三年自然災害中死亡的人數甚至超過了八年抗戰與解放戰爭的總和。不是慈善不重要，而是指望施舍才能升天和依賴于救助才能出頭的思想會蠶食了人民的靈魂，失去自我奮斗與努力的精神。當人們奉獻愛心時，恰恰最不想看到的正是那些自身有能力而伸手等待救助的懶人，而正是改革才讓社會有了獻出愛而努力幫助有困難的弱勢群體的能力。改革開放讓更多人擁有了產業和自謀生路的機會，同時也產生了雇傭與剝削之間的爭議。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理論抑制困擾著社會主義如何發展經濟與生存的問題。五十年代初劉少奇的“三條石”遭遇讓這個曾經是民選的國家主席成了囚犯，正在于剝削與階級斗爭的錯覺不但制約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也讓所有的中國人在名義上的公平分配之下成為了為公有制打工的努力，被以全世界最低的工資標準限制為最廉價的勞動力，用甘當一顆螺絲釘的雷鋒精神奉獻著幾代人的青春。嚴格的就業條件限制才是形成于早就最嚴酷的剝削的基礎條件，那時人們沒有就業的選擇權，自然也就失去了勞動力價格的談判權。當今天的八零后在抱怨一部分已經富起來的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在剝削時，并不知道是鄧小平的改革免除了“傻子瓜子”的牢獄之災。是無數個冒著生命危險的改革創新者推動了中國法律制度的改變，才有了一人雇工、七人雇工和不限制私企雇工人員限制性條件的進步。在由國家勞動保護制度監管的條件下，就業條件與就業選擇就是對剝削最大的挑戰。充分的就業機會早已經改變了勞動的價值觀念，勞動資源的自由流動才是打破剝削約束的基礎。而任何試圖自主創業者都將面臨雇工的門檻，不打破對剝削這個舊觀念的枷鎖并重新的勞動就業自主流動的新背景下認識，就無法發展市場經濟，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投資與就業機會的創造就正是幫助另外一些尚未富起來的人共同富裕的條件。打工一族已不再是被剝削的一族，更不是貶義的象征詞，而是這個社會中的常態了。如果沒有了就業的選擇權和就業的機會，則必然會變成只有一個國家安排的就業出口和只能無條件接受低工資“剝削”的機會了。而勞動就業與創業的自由則是改革前后最大的權利回歸與人權的保護。必須承認改革前后出現了巨大的貧富差別，但也必須知道大多數的貧富差別不是來自于腐敗與權錢交易，解決了70%就業的民營企業經濟大多并不都是有“原罪”的特征，而是時代在改革中的產物。更多的人是靠努力工作、辛勤勞動與風險意識從逼迫中創出了一條致富的路。改革初期是所有的人都處于貧窮的同一起跑線上，都沒有資金、沒有依靠，甚至沒有法律的保護，而最明顯的則是有人放棄了國企的穩定大鍋飯而跳入海中，也有人死抱著國企的平均分配不愿承擔市場風險。而創業者在大海中學會了游泳，國企卻許多在破產與下崗中淪為了貧困和再就業之中。缺少和不愿承擔風險的意識也讓許多人失去了因投資而獲利的機會，因此整個社會中不論是城鎮還是鄉村；不論是從事工業、商業、農業還是服務業，都有許許多多的致富者，同樣也有許多市場經濟中競爭的失敗者。而看不到改革之初創業的艱辛，只看到許多企業、個人今天的成功，并將這一切歸罪于社會的腐敗與不公平，只會讓八零后一代失去對社會的信任、對競爭的努力而淪為不可救藥的一代。其實更多的八零后并非只有牢騷和迷茫的，他們更多的早已取得了各自領域中的成功。但少數牢騷滿腹的言論卻破壞了這一代人在社會中的形象，傳染了下一代的迷茫，并造成了社會不安定的局面。然而又有多少滿肚子抱怨的人真的愿意睜眼看看那些同輩的佼佼者并回過頭來查找自身存在的缺陷呢？又有多少人將生活的重點放在自身的改造與努力上呢？更多的貧富差別不僅來自于制度，也來自于個人的努力。中國目前的社會制度中確實仍存在著許多的不合理性，糾結于政治中的傳統地位而尚未能民主化的進程，確實有許多的不盡人意的事情。政策中的動搖與退步確實在引發著社會的不滿。腐敗對社會與市場的沖擊確實在制造著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改革開放確實出現了社會中的貧富分化，也產生了社會中的公平問題，但這一切都是在整個世界都必須經歷的發展階段中的矛盾，不是社會所固有的不可改變和在進步中解決的矛盾，我也會對政府行為的不合理性、制度中的缺陷和政策中的錯誤提出一系列的批評，但這是善意的幫助，而絕不是惡意的攻擊。許多人誤以為可以用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或說統治就能改變這個社會中存在的弊病，就能一了百了的天下大吉了。這不過是一種癡心夢想。任何制度都是在對客觀世界的不斷認識中改進的，就向全世界并不能實現只有一種制度一樣，就像這個世界中所有的生產企業絕不會只有一種管理模式和生產方式一樣。社會漸進的發展過程也許可以減少戰爭與死亡，可以在自我的認識與改革的糾錯機制中逐步的完善。而那些試圖用推翻現有政權的極端言論和做法恰恰在于不知道改革之前的錯誤與生存的環境，自然無法在對比中發現社會的進步與改革的偉大。這個社會中并不是都必須依靠革命與推翻現政權才能進步的，就像美國的兩黨競爭很激烈，但沒有一黨會推翻法律而重建國家體制；就像日本的多黨派競爭會在幾個月內重組一次政府，但沒有人推翻天皇而重建社會制度。這也許就是忠誠性反對與顛覆性反對的不同，而那些以為退回到毛時代才會更幸福的八零后更是生活在一種無知的愚昧中了。固然沒有制度的公平條件僅靠個人的努力會減少成功的機會，但沒有了個人的努力就等于放棄了成功的機會。這個社會中存在著一些制度上保證公平的缺陷，但并非所有的都被不公平的制度所覆蓋或淹沒了。很明顯的是那些集中的大城市、好學校與好企業中的競爭是最激烈的，于是這中間就難免在資源占有欲分配的競爭中出現腐敗與不公平。但馬云從上海到杭州的搬遷；農民工在城市間的選擇與流動早就告訴了社會，在那些并非資源嚴重短缺的競爭的城市正在用優惠的政策、寬闊的天地、滿腔的熱血打開著大門，熱情的歡迎優秀的人才、企業去創業、去就業，更多的體現著公平的競爭。許多眼睛只盯著大城市的八零后則不是為了自愿的加入到激烈的競爭中培養與鍛煉，而是只貪圖這些城市中的生活水準、精神文化和更容易“撿到”的機會。然而抱怨正來自于他們僅僅看到了機會而不知道為了這些機會就必須承受更多的磨難，就像王寶強會為了掙一個群眾演員的角色而將自己捆在樹上睡覺一樣。任何事都是要付出代價的。抱怨正在于不想付出代價而在只想享受成果的觀念。許多人并沒有為居住于唐家嶺而抱怨，是因為他們知道用必要的代價才能換取可能的成功。而更多人則會在不同的城市中選擇適合于自己發展的環境，畢竟不是每個人的能力都有條件在同樣的努力中取得同樣的成果的。能力則會在相對的比較與競爭中展現出不同的作用。“上、中、下”馬的策略不僅表現在對陣的博弈之中，也體現著能力的選擇之中。更多的機會只留給那些沒有幻想并尊重事實且會做出正確選擇的人們。十三億多人口的國家中，八零后一代并非是最不利于生存與發展的一代，而是機會眾多的一代，問題只在于個人的正確選擇。八零后的一代比我們少了許多痛苦的折磨，也比我們多了許多科技的發展。當我們用石筆、石板寫寫畫畫時，他們有了五顏六色的紙和筆；當我們用算盤學習數學時，他們有了計算器；當我們用數十里地的奔波去找個郵局從千里之外打電報時，他們有了網絡；當我們用等待數日的平信傳遞家音時，他們有了手機與短信；當我們在用自制的羊拐扔沙包、彈彈球時，他們有了機器人、變形金剛的陪伴；當我們為掙著騎一輛自行車而打架時，他們有了私人的座駕；當我們為掙一個課桌寫作業時，他們在掙有自己獨立的住房；當我們高興的從哥哥姐姐手中接過穿短了的衣褲時，他們卻一身的世界名牌，踏著耐克的鞋、挎著LV的包……數也數不清的多與少，數也數不清的進步與變化。是的，我們不能用現在的社會進步去比奴隸社會，但卻可以對比改革前后，因為這正改革開放讓勞動力資源可以自由的選擇和流動了，就業可以人盡其才的進入自己喜愛、有興趣或能發揮特長的領域。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有過“消滅資產階級生存的土壤”，名義上又有“工人階級與農民兄弟”當家做主的傳統觀念，除了組織分配任何人都沒有就業的機會與選擇，而組織的分配則用一次決定一生的方式將人們的自由鎖在了一根無法用個人力量斬斷的鐵鏈上。而個人創業則不但是一種夢想也是一種要被堅決鎮壓的違法行為。當八零后在抱怨就業中的艱難時、抱怨對就業推薦的不滿時、抱怨工資收入的不高時，卻無法理解當年只能聽天由命從十幾元的學徒工開始而幾年爬一臺階的攀登，甚至連靠個人的努力去創造的機會都被扼殺在搖籃與夢幻之中，而人就業的選擇權豈不比就業的難易更為重要嗎？　　

改革開放實現了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出現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中的收入差別。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并成為了被社會夸耀的排行效應。于是更引發了許多尚未富起來的人們的不滿，包括八零后的一代，他們并不知道平均分配時的結果時所有人都貧窮。舊的社會主義一大二公的定義和對私有制的沒收與改造的均貧富，實質是讓所有人都只能成為窮人，而絕不會有富的存在。因為任何人都只能在富剛剛開始時就被迫均出了。就像許多人以為打到土豪、分田地，沒有了地主窮人就可以變成富人的癡夢在中國改革之前的三十年并沒有出現一樣。均貧富是永遠也沒有出路的。這中間最重要的則是私有產權的確立與保護，是憑能力與本事、憑努力與刻苦、憑知識與創造的競爭機制，能者多得而非能者多勞的激勵機制才能制止懶漢式的大鍋飯，讓人們在社會進步與財富增長中受益。只有市場經濟才能建立人權與財權保護的自由。　　

中國改革之后的快速發展已讓全世界矚目，世界各國都在贊嘆中國的進步與富強、敬佩中國的城市發展與面貌改變、羨慕中國人民的生活迅速的從貧窮走向了富裕，不但驚嘆中國城市的成功改造與經濟發展，也在驚訝中國農村的脫貧與改善。許多在哈佛讀書的美國人都在夢想著到中國來看看，或者在中國就業安家。但遺憾的是生活在中國的年輕人卻不但漠視這一切，甚至深深的痛恨著生其養其的祖國。 從網上、博客的留言與微博的交流中，我看到了許許多多的八零后、九零后的問題與留言，更看到了年輕人心中的迷茫、彷徨、無奈、抱怨、仇恨和對生不逢時的不滿等等。原來在外國人眼中所有美好的一切，在他們的心中都是一片黑暗，似乎這個社會中充滿著腐敗、偽裝，似乎這個社會只有對他們一代的不公，他們才是這個社會中最被剝削、壓迫和虐待的一代和社會最底層的一代。目前中國的幸福指數很低，也因此成為了對上述現象的證明。但幸福指數是根據預期來判斷的。為什么改革之前中國極度的貧困，但幸福指數卻比今天還高，而中國改革之后高速發展了、生活改善了，但幸福指數卻變得更低了呢？因為社會的進步與經濟的發展改變了中國人的預期，尤其是改變了未經歷過改革之前的痛苦的一代的預期。新的一代對生活質量的要求和精神追求的預期過度的提高了。預期是隨著政府的承諾而改變和提高的。當一個政府過多的許諾能給以人民更好的生活時；當一個政府過度的承諾能在短周期內向人民提供更多的保障與福利時；當一個政府過多的描述近期可能達到或實現更高的目標時，人民的幸福預期也隨之而快速的增長與提高了。而現實生活中當政府并未在短期內兌現或實現這些承諾、這些保障，或未能像預期的計劃而實現這些目標時，被過度抬高的幸福預期就變成了一種失望、變成了對幸福指數的負面影響，變成了幸福指數不高的一種記錄。于是疑惑、迷茫、抱怨等等就隨之而來，讓一個原本在增長、改革中的國家陷入了“言論自由”，但卻被少數人操縱的混亂之中。當政府為了彌補這些漏洞而一味的牽就這些并不健康的思想與言論，不斷的承諾與許愿時，當政策被這些不適合于中國現有的經濟發展階段的要求所影響時，政策也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難道我們不應該停下來認真的想一想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讓年輕人失去方向的現象的原因嗎？難道不應該針對這些造成年輕的一代過度貪圖幸福指數提高的預期進行合理的教育與批評嗎？也許問題正出在現有的宣傳與教育體系的缺失和扭曲。粉碎“四人幫”的戰役，是一場在黨內已失去正常制度約束下的武裝革命。解決了名義上代表毛繼承人概念的代權力。十一屆三中全會則用黨的合法會議糾正了毛的歷史錯誤，實現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改革。但中國共產黨仍堅持毛在神壇中的地位。尤其是每次國慶逢十的大典之前總會有系列的將毛塑造成神的宣傳，不斷的維護與鞏固著毛思想的統治地位。正因為這種原因，讓改革前的三十年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的空白。也許八零后的一代變成了失去記憶的一代。中國幾乎已沒有任何文藝作品可以公正的反映那一段曾經讓整個社會都喘不過氣來的發展歷程，也是一段恰恰對今天產生著巨大影響的一個階段。我們并不想否定毛的歷史價值與地位（如果要有否定的一天也是歷史的后人的事了），但絕不能因為要維護毛的作用、威信與神的權威，就不能批評其的錯誤或不能還原這段歷史的真實面貌。正因為這段改革前三十年的空白，才造成了八零后一代的文化斷裂的代溝，才有了只看到改革之后的幸福，而不知改革之前的中國貧窮的對比與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抱怨。上一代人比八零后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呢？改革開放的飛速發展，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有“三反五反”“反右斗爭”“廬山會議”“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武斗”“批林批孔”“上山下鄉”等一系列的政治斗爭和階級斗爭運動。不知道什么是言論自由與政治管制的差別。他們今天可以公開的罵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不知到當年會因為不小心弄臟了一張毛主席像就會株連九族，甚至傾家蕩產。更不用說公開的表達對黨的不滿和對社會的抱怨了。從政治上看，八零后一代擁有的，恰恰是上一代在他們同齡的生長期中所沒有的自由。改革開放的經濟增長，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有過“幾千萬人”因饑餓而死亡的災難。當然也無法體會憑票證購買食品、衣物的經濟短缺時代的艱難，當然更不會知道有錢沒票也吃不上飯的尷尬了。他們在為今天無錢消費而抱怨時，他們以為是市場經濟讓他們在競爭中無法提高收入而失去了消費的自由，卻不知道有錢無證而寸步難行才是真的失去了自由。改革開放重新確定了臭老九的社會地位，知識救國、技術創新的奇跡讓八零后的一代不知道中國曾有過“知識無用”“復課鬧革命”“接受再教育”“白卷革命”等等一系列的風雨。當他們自己不努力學習而痛恨高考制度時，并不知道1840年后英國學習了清朝的科舉制度后創造了人才輩出的進步。當他們痛恨大學教育制度的無能，并對畢業之后的選擇迷茫時，并不知道當年有多少人在渴望獲得知識和學習的機會時，被剝奪了讀書的權利。當他們大罵這些缺少了上學機會的人們成為了改革的受賄利益群體時，卻不知道這代人要為沒機會學習而付出多少倍的努力。不知道被剝奪了讀書（哪怕是非課本的讀物與音樂等）的權利，失去讀書的自由的痛苦。改革開放恢復了人性的本能，讓人們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隨意的尋找異性的感情歸宿、坦露表達這種愉悅的內心世界，因此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經有過“不得偷食禁果”的封鎖線。“消滅小資情調”的禁令像一座大山一樣壓在整個社會的頭上。當他們為愛情的失敗而哭泣時、為能終身廝守而歡笑時，并不知道一個沒有愛情的音樂、歌曲；沒有愛情的文藝作品與戲劇；沒有酒吧與咖啡廳；沒有舞廳與歌廳；沒有任何空間可以容納與釋放愛的世界是多么的痛苦。人如果沒有談情說愛的權利和自由，會制造出多少人格人性的缺陷和多少家庭的毀滅性災難。改革開放讓勞動力資源可以自由的選擇和流動了，就業可以人盡其才的進入自己喜愛、有興趣或能發揮特長的領域。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有過“消滅資產階級生存的土壤”，名義上又有“工人階級與農民兄弟”當家做主的傳統觀念，除了組織分配任何人都沒有就業的機會與選擇，而組織的分配則用一次決定一生的方式將人們的自由鎖在了一根無法用個人力量斬斷的鐵鏈上。而個人創業則不但是一種夢想也是一種要被堅決鎮壓的違法行為。當八零后在抱怨就業中的艱難時、抱怨對就業推薦的不滿時、抱怨工資收入的不高時，卻無法理解當年只能聽天由命從十幾元的學徒工開始而幾年爬一臺階的攀登，甚至連靠個人的努力去創造的機會都被扼殺在搖籃與夢幻之中，而人就業的選擇權豈不比就業的難易更為重要嗎？改革開放實現了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出現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中的收入差別。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并成為了被社會夸耀的排行效應。于是更引發了許多尚未富起來的人們的不滿，包括八零后的一代，他們并不知道平均分配時的結果時所有人都貧窮。舊的社會主義一大二公的定義和對私有制的沒收與改造的均貧富，實質是讓所有人都只能成為窮人，而絕不會有富的存在。因為任何人都只能在富剛剛開始時就被迫均出了。就像許多人以為打到土豪、分田地，沒有了地主窮人就可以變成富人的癡夢在中國改革之前的三十年并沒有出現一樣。均貧富是永遠也沒有出路的。這中間最重要的則是私有產權的確立與保護，是憑能力與本事、憑努力與刻苦、憑知識與創造的競爭機制，能者多得而非能者多勞的激勵機制才能制止懶漢式的大鍋飯，讓人們在社會進步與財富增長中受益。只有市場經濟才能建立人權與財權保護的自由。改革開放實現了住房制度的福利分配向市場化供給方式的轉移，給社會帶來了無限的生機，讓許多人從此過上了幸福生活。而八零后的一代并不知道這種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中的痛苦生活歷程。當他們高呼買不起商品房并大罵政府與開發商試圖進行二次房改而退回到分配制度時，他們只看到了房改房產生的增值收益，卻不知道中國落后的住房現狀，更重要的是他們不知道中國人為了福利分房而付出的代價。住房的福利分配一是壓低了所有人的工資收入（工資中沒有住房含量），但實際他們要等幾十年才能實現這個福利的分配夢，并且是一個并不理想的長期過渡。大多數人四十多歲、工作二十多年才能有一間平房，或一個與他人合住的單元。只是改革之后或最后一次晚餐才讓大多數老一代的人真正改善了住房。當八零后大罵開發商與政府讓他們成為了房奴時，卻不知道分配時代幾十年的勞動不是一種“奴隸”的生活狀態嗎？而他們又有居住條件的選擇權利嗎？沒有。單位不分也仍要做“奴隸”，而今天的“房奴”至少生活在一個好的環境與條件中，至少是擁有了私有財產與財富。當年為了單位分房而苦苦等待與煎熬的“房奴”們才是真正的“奴隸”。因為住房他們只有拿低工資，因為住房他們無法實現人才的流動，因為住房他們必須努力工作、積極表現，因為住房他們必須服從分配而不敢違反紀律，這才是真正的“房奴”。而今天的“房奴”一邊在罵娘，一邊在享受著房價上漲的增值收益。住房市場化的真正含義則是將人從為了房子而生存中解放出來。讓住房私有化的同時，還給了人民一個可以遷徙和生活在不同城市、地點，從事不同工作的條件，不再只成為單位奴隸的一種自由。改革開放之后出現了許多的腐敗，用權錢交易的方式讓一部分人因此而擁有了大量的不明財富，形成了極大的社會不公平。并且這種不公平蔓延到了平民社會的人情、關系，似乎無償的幫助也變成了腐敗的不公平。八零后一代的抱怨與憤怒大多 　　

改革開放實現了住房制度的福利分配向市場化供給方式的轉移，給社會帶來了無限的生機，讓許多人從此過上了幸福生活。而八零后的一代并不知道這種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中的痛苦生活歷程。當他們高呼買不起商品房并大罵政府與開發商試圖進行二次房改而退回到分配制度時，他們只看到了房改房產生的增值收益，卻不知道中國落后的住房現狀，更重要的是他們不知道中國人為了福利分房而付出的代價。住房的福利分配一是壓低了所有人的工資收入（工資中沒有住房含量），但實際他們要等幾十年才能實現這個福利的分配夢，并且是一個并不理想的長期過渡。大多數人四十多歲、工作二十多年才能有一間平房，或一個與他人合住的單元。只是改革之后或最后一次晚餐才讓大多數老一代的人真正改善了住房。當八零后大罵開發商與政府讓他們成為了房奴時，卻不知道分配時代幾十年的勞動不是一種“奴隸”的生活狀態嗎？而他們又有居住條件的選擇權利嗎？沒有。單位不分也仍要做“奴隸”，而今天的“房奴”至少生活在一個好的環境與條件中，至少是擁有了私有財產與財富。當年為了單位分房而苦苦等待與煎熬的“房奴”們才是真正的“奴隸”。因為住房他們只有拿低工資，因為住房他們無法實現人才的流動，因為住房他們必須努力工作、積極表現，因為住房他們必須服從分配而不敢違反紀律，這才是真正的“房奴”。而今天的“房奴”一邊在罵娘，一邊在享受著房價上漲的增值收益。住房市場化的真正含義則是將人從為了房子而生存中解放出來。讓住房私有化的同時，還給了人民一個可以遷徙和生活在不同城市、地點，從事不同工作的條件，不再只成為單位奴隸的一種自由。　　

來自于認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從來不思考自己是否曾經做出了努力。他們甚至想要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公平時代去。但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最大的不公平恰恰是改革之前的平均分配。改革前從表面看來在國內是一種平均分配的公平時，卻在高喊著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窮人的口號之下發現，中國原來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而最大的不公平恰恰在于從國內看是人人平等的公平，放在世界的環境之中就發現中國為了表面的公平而造就了世界社會中的最大不公平。那時的中國人不但在國內寸步難行（沒有全國糧票和錢），在世界中更是寸步難行（沒有世界性貨幣）。讓中國人在改革之前的幾十年中都無法抬頭挺胸的走向世界、跨出國門。而今天的中國人卻成為了在全球境外消費中的佼佼者，難道是因為不公平才造就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與國家的強大和人民的富強嗎？中國人要改善改革中的許多問題，包括懲治腐敗、合理的收入分配、低收入的全民保障等等。但并不等于這些問題的存在就可以否定中國改革的成功與進步，不能為追求表面的公平而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假公平時代。當這個社會有人有了電腦、有了手機時，因為一些人還沒有電腦和手機就必須退回到都點煤油燈的平均都貧窮的時代去嗎？正是“效率優先”才解放了中國的勞動生產力，才給了中國人創造財富的權利和自由。而打開窗戶時飛進的幾只蒼蠅并不能否定打開窗戶而帶來的更多收益。改革讓社會與民眾富有之后，更多的人會用自己的財富去幫助那些受到自然災難傷害和其他原因而貧窮的人。因此慈善被當成了一種值得驕傲的社會責任。于是八零后的一代就誤以為只有社會的捐助才能實現救助與貧富的平衡。其實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唐山大地震和歷史上許許多多的災難都是在無奈的沒有任何社會資金的援助中自我奮斗和掙扎的，而三年自然災害中死亡的人數甚至超過了八年抗戰與解放戰爭的總和。不是慈善不重要，而是指望施舍才能升天和依賴于救助才能出頭的思想會蠶食了人民的靈魂，失去自我奮斗與努力的精神。當人們奉獻愛心時，恰恰最不想看到的正是那些自身有能力而伸手等待救助的懶人，而正是改革才讓社會有了獻出愛而努力幫助有困難的弱勢群體的能力。改革開放讓更多人擁有了產業和自謀生路的機會，同時也產生了雇傭與剝削之間的爭議。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理論抑制困擾著社會主義如何發展經濟與生存的問題。五十年代初劉少奇的“三條石”遭遇讓這個曾經是民選的國家主席成了囚犯，正在于剝削與階級斗爭的錯覺不但制約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也讓所有的中國人在名義上的公平分配之下成為了為公有制打工的努力，被以全世界最低的工資標準限制為最廉價的勞動力，用甘當一顆螺絲釘的雷鋒精神奉獻著幾代人的青春。嚴格的就業條件限制才是形成于早就最嚴酷的剝削的基礎條件，那時人們沒有就業的選擇權，自然也就失去了勞動力價格的談判權。當今天的八零后在抱怨一部分已經富起來的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在剝削時，并不知道是鄧小平的改革免除了“傻子瓜子”的牢獄之災。是無數個冒著生命危險的改革創新者推動了中國法律制度的改變，才有了一人雇工、七人雇工和不限制私企雇工人員限制性條件的進步。在由國家勞動保護制度監管的條件下，就業條件與就業選擇就是對剝削最大的挑戰。充分的就業機會早已經改變了勞動的價值觀念，勞動資源的自由流動才是打破剝削約束的基礎。而任何試圖自主創業者都將面臨雇工的門檻，不打破對剝削這個舊觀念的枷鎖并重新的勞動就業自主流動的新背景下認識，就無法發展市場經濟，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投資與就業機會的創造就正是幫助另外一些尚未富起來的人共同富裕的條件。打工一族已不再是被剝削的一族，更不是貶義的象征詞，而是這個社會中的常態了。如果沒有了就業的選擇權和就業的機會，則必然會變成只有一個國家安排的就業出口和只能無條件接受低工資“剝削”的機會了。而勞動就業與創業的自由則是改革前后最大的權利回歸與人權的保護。必須承認改革前后出現了巨大的貧富差別，但也必須知道大多數的貧富差別不是來自于腐敗與權錢交易，解決了70%就業的民營企業經濟大多并不都是有“原罪”的特征，而是時代在改革中的產物。更多的人是靠努力工作、辛勤勞動與風險意識從逼迫中創出了一條致富的路。改革初期是所有的人都處于貧窮的同一起跑線上，都沒有資金、沒有依靠，甚至沒有法律的保護，而最明顯的則是有人放棄了國企的穩定大鍋飯而跳入海中，也有人死抱著國企的平均分配不愿承擔市場風險。而創業者在大海中學會了游泳，國企卻許多在破產與下崗中淪為了貧困和再就業之中。缺少和不愿承擔風險的意識也讓許多人失去了因投資而獲利的機會，因此整個社會中不論是城鎮還是鄉村；不論是從事工業、商業、農業還是服務業，都有許許多多的致富者，同樣也有許多市場經濟中競爭的失敗者。而看不到改革之初創業的艱辛，只看到許多企業、個人今天的成功，并將這一切歸罪于社會的腐敗與不公平，只會讓八零后一代失去對社會的信任、對競爭的努力而淪為不可救藥的一代。其實更多的八零后并非只有牢騷和迷茫的，他們更多的早已取得了各自領域中的成功。但少數牢騷滿腹的言論卻破壞了這一代人在社會中的形象，傳染了下一代的迷茫，并造成了社會不安定的局面。然而又有多少滿肚子抱怨的人真的愿意睜眼看看那些同輩的佼佼者并回過頭來查找自身存在的缺陷呢？又有多少人將生活的重點放在自身的改造與努力上呢？更多的貧富差別不僅來自于制度，也來自于個人的努力。中國目前的社會制度中確實仍存在著許多的不合理性，糾結于政治中的傳統地位而尚未能民主化的進程，確實有許多的不盡人意的事情。政策中的動搖與退步確實在引發著社會的不滿。腐敗對社會與市場的沖擊確實在制造著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改革開放確實出現了社會中的貧富分化，也產生了社會中的公平問題，但這一切都是在整個世界都必須經歷的發展階段中的矛盾，不是社會所固有的不可改變和在進步中解決的矛盾，我也會對政府行為的不合理性、制度中的缺陷和政策中的錯誤提出一系列的批評，但這是善意的幫助，而絕不是惡意的攻擊。許多人誤以為可以用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或說統治就能改變這個社會中存在的弊病，就能一了百了的天下大吉了。這不過是一種癡心夢想。任何制度都是在對客觀世界的不斷認識中改進的，就向全世界并不能實現只有一種制度一樣，就像這個世界中所有的生產企業絕不會只有一種管理模式和生產方式一樣。社會漸進的發展過程也許可以減少戰爭與死亡，可以在自我的認識與改革的糾錯機制中逐步的完善。而那些試圖用推翻現有政權的極端言論和做法恰恰在于不知道改革之前的錯誤與生存的環境，自然無法在對比中發現社會的進步與改革的偉大。這個社會中并不是都必須依靠革命與推翻現政權才能進步的，就像美國的兩黨競爭很激烈，但沒有一黨會推翻法律而重建國家體制；就像日本的多黨派競爭會在幾個月內重組一次政府，但沒有人推翻天皇而重建社會制度。這也許就是忠誠性反對與顛覆性反對的不同，而那些以為退回到毛時代才會更幸福的八零后更是生活在一種無知的愚昧中了。固然沒有制度的公平條件僅靠個人的努力會減少成功的機會，但沒有了個人的努力就等于放棄了成功的機會。這個社會中存在著一些制度上保證公平的缺陷，但并非所有的都被不公平的制度所覆蓋或淹沒了。很明顯的是那些集中的大城市、好學校與好企業中的競爭是最激烈的，于是這中間就難免在資源占有欲分配的競爭中出現腐敗與不公平。但馬云從上海到杭州的搬遷；農民工在城市間的選擇與流動早就告訴了社會，在那些并非資源嚴重短缺的競爭的城市正在用優惠的政策、寬闊的天地、滿腔的熱血打開著大門，熱情的歡迎優秀的人才、企業去創業、去就業，更多的體現著公平的競爭。許多眼睛只盯著大城市的八零后則不是為了自愿的加入到激烈的競爭中培養與鍛煉，而是只貪圖這些城市中的生活水準、精神文化和更容易“撿到”的機會。然而抱怨正來自于他們僅僅看到了機會而不知道為了這些機會就必須承受更多的磨難，就像王寶強會為了掙一個群眾演員的角色而將自己捆在樹上睡覺一樣。任何事都是要付出代價的。抱怨正在于不想付出代價而在只想享受成果的觀念。許多人并沒有為居住于唐家嶺而抱怨，是因為他們知道用必要的代價才能換取可能的成功。而更多人則會在不同的城市中選擇適合于自己發展的環境，畢竟不是每個人的能力都有條件在同樣的努力中取得同樣的成果的。能力則會在相對的比較與競爭中展現出不同的作用。“上、中、下”馬的策略不僅表現在對陣的博弈之中，也體現著能力的選擇之中。更多的機會只留給那些沒有幻想并尊重事實且會做出正確選擇的人們。十三億多人口的國家中，八零后一代并非是最不利于生存與發展的一代，而是機會眾多的一代，問題只在于個人的正確選擇。八零后的一代比我們少了許多痛苦的折磨，也比我們多了許多科技的發展。當我們用石筆、石板寫寫畫畫時，他們有了五顏六色的紙和筆；當我們用算盤學習數學時，他們有了計算器；當我們用數十里地的奔波去找個郵局從千里之外打電報時，他們有了網絡；當我們用等待數日的平信傳遞家音時，他們有了手機與短信；當我們在用自制的羊拐扔沙包、彈彈球時，他們有了機器人、變形金剛的陪伴；當我們為掙著騎一輛自行車而打架時，他們有了私人的座駕；當我們為掙一個課桌寫作業時，他們在掙有自己獨立的住房；當我們高興的從哥哥姐姐手中接過穿短了的衣褲時，他們卻一身的世界名牌，踏著耐克的鞋、挎著LV的包……數也數不清的多與少，數也數不清的進步與變化。是的，我們不能用現在的社會進步去比奴隸社會，但卻可以對比改革前后，因為這正改革開放之后出現了許多的腐敗，用權錢交易的方式讓一部分人因此而擁有了大量的不明財富，形成了極大的社會不公平。并且這種不公平蔓延到了平民社會的人情、關系，似乎無償的幫助也變成了腐敗的不公平。八零后一代的抱怨與憤怒大多來自于認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從來不思考自己是否曾經做出了努力。他們甚至想要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公平時代去。但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最大的不公平恰恰是改革之前的平均分配。改革前從表面看來在國內是一種平均分配的公平時，卻在高喊著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窮人的口號之下發現，中國原來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而最大的不公平恰恰在于從國內看是人人平等的公平，放在世界的環境之中就發現中國為了表面的公平而造就了世界社會中的最大不公平。那時的中國人不但在國內寸步難行（沒有全國糧票和錢），在世界中更是寸步難行（沒有世界性貨幣）。讓中國人在改革之前的幾十年中都無法抬頭挺胸的走向世界、跨出國門。而今天的中國人卻成為了在全球境外消費中的佼佼者，難道是因為不公平才造就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與國家的強大和人民的富強嗎？中國人要改善改革中的許多問題，包括懲治腐敗、合理的收入分配、低收入的全民保障等等。但并不等于這些問題的存在就可以否定中國改革的成功與進步，不能為追求表面的公平而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假公平時代。當這個社會有人有了電腦、有了手機時，因為一些人還沒有電腦和手機就必須退回到都點煤油燈的平均都貧窮的時代去嗎？正是“效率優先”才解放了中國的勞動生產力，才給了中國人創造財富的權利和自由。而打開窗戶時飛進的幾只蒼蠅并不能否定打開窗戶而帶來的更多收益。　　

改革讓社會與民眾富有之后，更多的人會用自己的財富去幫助那些受到自然災難傷害和其他原因而貧窮的人。因此慈善被當成了一種值得驕傲的社會責任。于是八零后的一代就誤以為只有社會的捐助才能實現救助與貧富的平衡。其實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唐山大地震和歷史上許許多多的災難都是在無奈的沒有任何社會資金的援助中自我奮斗和掙扎的，而三年自然災害中死亡的人數甚至超過了八年抗戰與解放戰爭的總和。不是慈善不重要，而是指望施舍才能升天和依賴于救助才能出頭的思想會蠶食了人民的靈魂，失去自我奮斗與努力的精神。當人們奉獻愛心時，恰恰最不想看到的正是那些自身有能力而伸手等待救助的懶人，而正是改革才讓社會有了獻出愛而努力幫助有困難的弱勢群體的能力。　　

來自于認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從來不思考自己是否曾經做出了努力。他們甚至想要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公平時代去。但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最大的不公平恰恰是改革之前的平均分配。改革前從表面看來在國內是一種平均分配的公平時，卻在高喊著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窮人的口號之下發現，中國原來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而最大的不公平恰恰在于從國內看是人人平等的公平，放在世界的環境之中就發現中國為了表面的公平而造就了世界社會中的最大不公平。那時的中國人不但在國內寸步難行（沒有全國糧票和錢），在世界中更是寸步難行（沒有世界性貨幣）。讓中國人在改革之前的幾十年中都無法抬頭挺胸的走向世界、跨出國門。而今天的中國人卻成為了在全球境外消費中的佼佼者，難道是因為不公平才造就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與國家的強大和人民的富強嗎？中國人要改善改革中的許多問題，包括懲治腐敗、合理的收入分配、低收入的全民保障等等。但并不等于這些問題的存在就可以否定中國改革的成功與進步，不能為追求表面的公平而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假公平時代。當這個社會有人有了電腦、有了手機時，因為一些人還沒有電腦和手機就必須退回到都點煤油燈的平均都貧窮的時代去嗎？正是“效率優先”才解放了中國的勞動生產力，才給了中國人創造財富的權利和自由。而打開窗戶時飛進的幾只蒼蠅并不能否定打開窗戶而帶來的更多收益。改革讓社會與民眾富有之后，更多的人會用自己的財富去幫助那些受到自然災難傷害和其他原因而貧窮的人。因此慈善被當成了一種值得驕傲的社會責任。于是八零后的一代就誤以為只有社會的捐助才能實現救助與貧富的平衡。其實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唐山大地震和歷史上許許多多的災難都是在無奈的沒有任何社會資金的援助中自我奮斗和掙扎的，而三年自然災害中死亡的人數甚至超過了八年抗戰與解放戰爭的總和。不是慈善不重要，而是指望施舍才能升天和依賴于救助才能出頭的思想會蠶食了人民的靈魂，失去自我奮斗與努力的精神。當人們奉獻愛心時，恰恰最不想看到的正是那些自身有能力而伸手等待救助的懶人，而正是改革才讓社會有了獻出愛而努力幫助有困難的弱勢群體的能力。改革開放讓更多人擁有了產業和自謀生路的機會，同時也產生了雇傭與剝削之間的爭議。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理論抑制困擾著社會主義如何發展經濟與生存的問題。五十年代初劉少奇的“三條石”遭遇讓這個曾經是民選的國家主席成了囚犯，正在于剝削與階級斗爭的錯覺不但制約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也讓所有的中國人在名義上的公平分配之下成為了為公有制打工的努力，被以全世界最低的工資標準限制為最廉價的勞動力，用甘當一顆螺絲釘的雷鋒精神奉獻著幾代人的青春。嚴格的就業條件限制才是形成于早就最嚴酷的剝削的基礎條件，那時人們沒有就業的選擇權，自然也就失去了勞動力價格的談判權。當今天的八零后在抱怨一部分已經富起來的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在剝削時，并不知道是鄧小平的改革免除了“傻子瓜子”的牢獄之災。是無數個冒著生命危險的改革創新者推動了中國法律制度的改變，才有了一人雇工、七人雇工和不限制私企雇工人員限制性條件的進步。在由國家勞動保護制度監管的條件下，就業條件與就業選擇就是對剝削最大的挑戰。充分的就業機會早已經改變了勞動的價值觀念，勞動資源的自由流動才是打破剝削約束的基礎。而任何試圖自主創業者都將面臨雇工的門檻，不打破對剝削這個舊觀念的枷鎖并重新的勞動就業自主流動的新背景下認識，就無法發展市場經濟，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投資與就業機會的創造就正是幫助另外一些尚未富起來的人共同富裕的條件。打工一族已不再是被剝削的一族，更不是貶義的象征詞，而是這個社會中的常態了。如果沒有了就業的選擇權和就業的機會，則必然會變成只有一個國家安排的就業出口和只能無條件接受低工資“剝削”的機會了。而勞動就業與創業的自由則是改革前后最大的權利回歸與人權的保護。必須承認改革前后出現了巨大的貧富差別，但也必須知道大多數的貧富差別不是來自于腐敗與權錢交易，解決了70%就業的民營企業經濟大多并不都是有“原罪”的特征，而是時代在改革中的產物。更多的人是靠努力工作、辛勤勞動與風險意識從逼迫中創出了一條致富的路。改革初期是所有的人都處于貧窮的同一起跑線上，都沒有資金、沒有依靠，甚至沒有法律的保護，而最明顯的則是有人放棄了國企的穩定大鍋飯而跳入海中，也有人死抱著國企的平均分配不愿承擔市場風險。而創業者在大海中學會了游泳，國企卻許多在破產與下崗中淪為了貧困和再就業之中。缺少和不愿承擔風險的意識也讓許多人失去了因投資而獲利的機會，因此整個社會中不論是城鎮還是鄉村；不論是從事工業、商業、農業還是服務業，都有許許多多的致富者，同樣也有許多市場經濟中競爭的失敗者。而看不到改革之初創業的艱辛，只看到許多企業、個人今天的成功，并將這一切歸罪于社會的腐敗與不公平，只會讓八零后一代失去對社會的信任、對競爭的努力而淪為不可救藥的一代。其實更多的八零后并非只有牢騷和迷茫的，他們更多的早已取得了各自領域中的成功。但少數牢騷滿腹的言論卻破壞了這一代人在社會中的形象，傳染了下一代的迷茫，并造成了社會不安定的局面。然而又有多少滿肚子抱怨的人真的愿意睜眼看看那些同輩的佼佼者并回過頭來查找自身存在的缺陷呢？又有多少人將生活的重點放在自身的改造與努力上呢？更多的貧富差別不僅來自于制度，也來自于個人的努力。中國目前的社會制度中確實仍存在著許多的不合理性，糾結于政治中的傳統地位而尚未能民主化的進程，確實有許多的不盡人意的事情。政策中的動搖與退步確實在引發著社會的不滿。腐敗對社會與市場的沖擊確實在制造著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改革開放確實出現了社會中的貧富分化，也產生了社會中的公平問題，但這一切都是在整個世界都必須經歷的發展階段中的矛盾，不是社會所固有的不可改變和在進步中解決的矛盾，我也會對政府行為的不合理性、制度中的缺陷和政策中的錯誤提出一系列的批評，但這是善意的幫助，而絕不是惡意的攻擊。許多人誤以為可以用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或說統治就能改變這個社會中存在的弊病，就能一了百了的天下大吉了。這不過是一種癡心夢想。任何制度都是在對客觀世界的不斷認識中改進的，就向全世界并不能實現只有一種制度一樣，就像這個世界中所有的生產企業絕不會只有一種管理模式和生產方式一樣。社會漸進的發展過程也許可以減少戰爭與死亡，可以在自我的認識與改革的糾錯機制中逐步的完善。而那些試圖用推翻現有政權的極端言論和做法恰恰在于不知道改革之前的錯誤與生存的環境，自然無法在對比中發現社會的進步與改革的偉大。這個社會中并不是都必須依靠革命與推翻現政權才能進步的，就像美國的兩黨競爭很激烈，但沒有一黨會推翻法律而重建國家體制；就像日本的多黨派競爭會在幾個月內重組一次政府，但沒有人推翻天皇而重建社會制度。這也許就是忠誠性反對與顛覆性反對的不同，而那些以為退回到毛時代才會更幸福的八零后更是生活在一種無知的愚昧中了。固然沒有制度的公平條件僅靠個人的努力會減少成功的機會，但沒有了個人的努力就等于放棄了成功的機會。這個社會中存在著一些制度上保證公平的缺陷，但并非所有的都被不公平的制度所覆蓋或淹沒了。很明顯的是那些集中的大城市、好學校與好企業中的競爭是最激烈的，于是這中間就難免在資源占有欲分配的競爭中出現腐敗與不公平。但馬云從上海到杭州的搬遷；農民工在城市間的選擇與流動早就告訴了社會，在那些并非資源嚴重短缺的競爭的城市正在用優惠的政策、寬闊的天地、滿腔的熱血打開著大門，熱情的歡迎優秀的人才、企業去創業、去就業，更多的體現著公平的競爭。許多眼睛只盯著大城市的八零后則不是為了自愿的加入到激烈的競爭中培養與鍛煉，而是只貪圖這些城市中的生活水準、精神文化和更容易“撿到”的機會。然而抱怨正來自于他們僅僅看到了機會而不知道為了這些機會就必須承受更多的磨難，就像王寶強會為了掙一個群眾演員的角色而將自己捆在樹上睡覺一樣。任何事都是要付出代價的。抱怨正在于不想付出代價而在只想享受成果的觀念。許多人并沒有為居住于唐家嶺而抱怨，是因為他們知道用必要的代價才能換取可能的成功。而更多人則會在不同的城市中選擇適合于自己發展的環境，畢竟不是每個人的能力都有條件在同樣的努力中取得同樣的成果的。能力則會在相對的比較與競爭中展現出不同的作用。“上、中、下”馬的策略不僅表現在對陣的博弈之中，也體現著能力的選擇之中。更多的機會只留給那些沒有幻想并尊重事實且會做出正確選擇的人們。十三億多人口的國家中，八零后一代并非是最不利于生存與發展的一代，而是機會眾多的一代，問題只在于個人的正確選擇。八零后的一代比我們少了許多痛苦的折磨，也比我們多了許多科技的發展。當我們用石筆、石板寫寫畫畫時，他們有了五顏六色的紙和筆；當我們用算盤學習數學時，他們有了計算器；當我們用數十里地的奔波去找個郵局從千里之外打電報時，他們有了網絡；當我們用等待數日的平信傳遞家音時，他們有了手機與短信；當我們在用自制的羊拐扔沙包、彈彈球時，他們有了機器人、變形金剛的陪伴；當我們為掙著騎一輛自行車而打架時，他們有了私人的座駕；當我們為掙一個課桌寫作業時，他們在掙有自己獨立的住房；當我們高興的從哥哥姐姐手中接過穿短了的衣褲時，他們卻一身的世界名牌，踏著耐克的鞋、挎著LV的包……數也數不清的多與少，數也數不清的進步與變化。是的，我們不能用現在的社會進步去比奴隸社會，但卻可以對比改革前后，因為這正 　　

改革開放讓更多人擁有了產業和自謀生路的機會，同時也產生了雇傭與剝削之間的爭議。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理論抑制困擾著社會主義如何發展經濟與生存的問題。五十年代初劉少奇的“三條石”遭遇讓這個曾經是民選的國家主席成了囚犯，正在于剝削與階級斗爭的錯覺不但制約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也讓所有的中國人在名義上的公平分配之下成為了為公有制打工的努力，被以全世界最低的工資標準限制為最廉價的勞動力，用甘當一顆螺絲釘的雷鋒精神奉獻著幾代人的青春。嚴格的就業條件限制才是形成于早就最嚴酷的剝削的基礎條件，那時人們沒有就業的選擇權，自然也就失去了勞動力價格的談判權。當今天的八零后在抱怨一部分已經富起來的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在剝削時，并不知道是鄧小平的改革免除了“傻子瓜子”的牢獄之災。是無數個冒著生命危險的改革創新者推動了中國法律制度的改變，才有了一人雇工、七人雇工和不限制私企雇工人員限制性條件的進步。在由國家勞動保護制度監管的條件下，就業條件與就業選擇就是對剝削最大的挑戰。充分的就業機會早已經改變了勞動的價值觀念，勞動資源的自由流動才是打破剝削約束的基礎。而任何試圖自主創業者都將面臨雇工的門檻，不打破對剝削這個舊觀念的枷鎖并重新的勞動就業自主流動的新背景下認識，就無法發展市場經濟，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投資與就業機會的創造就正是幫助另外一些尚未富起來的人共同富裕的條件。打工一族已不再是被剝削的一族，更不是貶義的象征詞，而是這個社會中的常態了。如果沒有了就業的選擇權和就業的機會，則必然會變成只有一個國家安排的就業出口和只能無條件接受低工資“剝削”的機會了。而勞動就業與創業的自由則是改革前后最大的權利回歸與人權的保護。　　

中國改革之后的快速發展已讓全世界矚目，世界各國都在贊嘆中國的進步與富強、敬佩中國的城市發展與面貌改變、羨慕中國人民的生活迅速的從貧窮走向了富裕，不但驚嘆中國城市的成功改造與經濟發展，也在驚訝中國農村的脫貧與改善。許多在哈佛讀書的美國人都在夢想著到中國來看看，或者在中國就業安家。但遺憾的是生活在中國的年輕人卻不但漠視這一切，甚至深深的痛恨著生其養其的祖國。 從網上、博客的留言與微博的交流中，我看到了許許多多的八零后、九零后的問題與留言，更看到了年輕人心中的迷茫、彷徨、無奈、抱怨、仇恨和對生不逢時的不滿等等。原來在外國人眼中所有美好的一切，在他們的心中都是一片黑暗，似乎這個社會中充滿著腐敗、偽裝，似乎這個社會只有對他們一代的不公，他們才是這個社會中最被剝削、壓迫和虐待的一代和社會最底層的一代。目前中國的幸福指數很低，也因此成為了對上述現象的證明。但幸福指數是根據預期來判斷的。為什么改革之前中國極度的貧困，但幸福指數卻比今天還高，而中國改革之后高速發展了、生活改善了，但幸福指數卻變得更低了呢？因為社會的進步與經濟的發展改變了中國人的預期，尤其是改變了未經歷過改革之前的痛苦的一代的預期。新的一代對生活質量的要求和精神追求的預期過度的提高了。預期是隨著政府的承諾而改變和提高的。當一個政府過多的許諾能給以人民更好的生活時；當一個政府過度的承諾能在短周期內向人民提供更多的保障與福利時；當一個政府過多的描述近期可能達到或實現更高的目標時，人民的幸福預期也隨之而快速的增長與提高了。而現實生活中當政府并未在短期內兌現或實現這些承諾、這些保障，或未能像預期的計劃而實現這些目標時，被過度抬高的幸福預期就變成了一種失望、變成了對幸福指數的負面影響，變成了幸福指數不高的一種記錄。于是疑惑、迷茫、抱怨等等就隨之而來，讓一個原本在增長、改革中的國家陷入了“言論自由”，但卻被少數人操縱的混亂之中。當政府為了彌補這些漏洞而一味的牽就這些并不健康的思想與言論，不斷的承諾與許愿時，當政策被這些不適合于中國現有的經濟發展階段的要求所影響時，政策也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難道我們不應該停下來認真的想一想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讓年輕人失去方向的現象的原因嗎？難道不應該針對這些造成年輕的一代過度貪圖幸福指數提高的預期進行合理的教育與批評嗎？也許問題正出在現有的宣傳與教育體系的缺失和扭曲。粉碎“四人幫”的戰役，是一場在黨內已失去正常制度約束下的武裝革命。解決了名義上代表毛繼承人概念的代權力。十一屆三中全會則用黨的合法會議糾正了毛的歷史錯誤，實現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改革。但中國共產黨仍堅持毛在神壇中的地位。尤其是每次國慶逢十的大典之前總會有系列的將毛塑造成神的宣傳，不斷的維護與鞏固著毛思想的統治地位。正因為這種原因，讓改革前的三十年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的空白。也許八零后的一代變成了失去記憶的一代。中國幾乎已沒有任何文藝作品可以公正的反映那一段曾經讓整個社會都喘不過氣來的發展歷程，也是一段恰恰對今天產生著巨大影響的一個階段。我們并不想否定毛的歷史價值與地位（如果要有否定的一天也是歷史的后人的事了），但絕不能因為要維護毛的作用、威信與神的權威，就不能批評其的錯誤或不能還原這段歷史的真實面貌。正因為這段改革前三十年的空白，才造成了八零后一代的文化斷裂的代溝，才有了只看到改革之后的幸福，而不知改革之前的中國貧窮的對比與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抱怨。上一代人比八零后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呢？改革開放的飛速發展，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有“三反五反”“反右斗爭”“廬山會議”“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武斗”“批林批孔”“上山下鄉”等一系列的政治斗爭和階級斗爭運動。不知道什么是言論自由與政治管制的差別。他們今天可以公開的罵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不知到當年會因為不小心弄臟了一張毛主席像就會株連九族，甚至傾家蕩產。更不用說公開的表達對黨的不滿和對社會的抱怨了。從政治上看，八零后一代擁有的，恰恰是上一代在他們同齡的生長期中所沒有的自由。改革開放的經濟增長，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有過“幾千萬人”因饑餓而死亡的災難。當然也無法體會憑票證購買食品、衣物的經濟短缺時代的艱難，當然更不會知道有錢沒票也吃不上飯的尷尬了。他們在為今天無錢消費而抱怨時，他們以為是市場經濟讓他們在競爭中無法提高收入而失去了消費的自由，卻不知道有錢無證而寸步難行才是真的失去了自由。改革開放重新確定了臭老九的社會地位，知識救國、技術創新的奇跡讓八零后的一代不知道中國曾有過“知識無用”“復課鬧革命”“接受再教育”“白卷革命”等等一系列的風雨。當他們自己不努力學習而痛恨高考制度時，并不知道1840年后英國學習了清朝的科舉制度后創造了人才輩出的進步。當他們痛恨大學教育制度的無能，并對畢業之后的選擇迷茫時，并不知道當年有多少人在渴望獲得知識和學習的機會時，被剝奪了讀書的權利。當他們大罵這些缺少了上學機會的人們成為了改革的受賄利益群體時，卻不知道這代人要為沒機會學習而付出多少倍的努力。不知道被剝奪了讀書（哪怕是非課本的讀物與音樂等）的權利，失去讀書的自由的痛苦。改革開放恢復了人性的本能，讓人們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隨意的尋找異性的感情歸宿、坦露表達這種愉悅的內心世界，因此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經有過“不得偷食禁果”的封鎖線。“消滅小資情調”的禁令像一座大山一樣壓在整個社會的頭上。當他們為愛情的失敗而哭泣時、為能終身廝守而歡笑時，并不知道一個沒有愛情的音樂、歌曲；沒有愛情的文藝作品與戲劇；沒有酒吧與咖啡廳；沒有舞廳與歌廳；沒有任何空間可以容納與釋放愛的世界是多么的痛苦。人如果沒有談情說愛的權利和自由，會制造出多少人格人性的缺陷和多少家庭的毀滅性災難。改革開放讓勞動力資源可以自由的選擇和流動了，就業可以人盡其才的進入自己喜愛、有興趣或能發揮特長的領域。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有過“消滅資產階級生存的土壤”，名義上又有“工人階級與農民兄弟”當家做主的傳統觀念，除了組織分配任何人都沒有就業的機會與選擇，而組織的分配則用一次決定一生的方式將人們的自由鎖在了一根無法用個人力量斬斷的鐵鏈上。而個人創業則不但是一種夢想也是一種要被堅決鎮壓的違法行為。當八零后在抱怨就業中的艱難時、抱怨對就業推薦的不滿時、抱怨工資收入的不高時，卻無法理解當年只能聽天由命從十幾元的學徒工開始而幾年爬一臺階的攀登，甚至連靠個人的努力去創造的機會都被扼殺在搖籃與夢幻之中，而人就業的選擇權豈不比就業的難易更為重要嗎？改革開放實現了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出現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中的收入差別。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并成為了被社會夸耀的排行效應。于是更引發了許多尚未富起來的人們的不滿，包括八零后的一代，他們并不知道平均分配時的結果時所有人都貧窮。舊的社會主義一大二公的定義和對私有制的沒收與改造的均貧富，實質是讓所有人都只能成為窮人，而絕不會有富的存在。因為任何人都只能在富剛剛開始時就被迫均出了。就像許多人以為打到土豪、分田地，沒有了地主窮人就可以變成富人的癡夢在中國改革之前的三十年并沒有出現一樣。均貧富是永遠也沒有出路的。這中間最重要的則是私有產權的確立與保護，是憑能力與本事、憑努力與刻苦、憑知識與創造的競爭機制，能者多得而非能者多勞的激勵機制才能制止懶漢式的大鍋飯，讓人們在社會進步與財富增長中受益。只有市場經濟才能建立人權與財權保護的自由。改革開放實現了住房制度的福利分配向市場化供給方式的轉移，給社會帶來了無限的生機，讓許多人從此過上了幸福生活。而八零后的一代并不知道這種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中的痛苦生活歷程。當他們高呼買不起商品房并大罵政府與開發商試圖進行二次房改而退回到分配制度時，他們只看到了房改房產生的增值收益，卻不知道中國落后的住房現狀，更重要的是他們不知道中國人為了福利分房而付出的代價。住房的福利分配一是壓低了所有人的工資收入（工資中沒有住房含量），但實際他們要等幾十年才能實現這個福利的分配夢，并且是一個并不理想的長期過渡。大多數人四十多歲、工作二十多年才能有一間平房，或一個與他人合住的單元。只是改革之后或最后一次晚餐才讓大多數老一代的人真正改善了住房。當八零后大罵開發商與政府讓他們成為了房奴時，卻不知道分配時代幾十年的勞動不是一種“奴隸”的生活狀態嗎？而他們又有居住條件的選擇權利嗎？沒有。單位不分也仍要做“奴隸”，而今天的“房奴”至少生活在一個好的環境與條件中，至少是擁有了私有財產與財富。當年為了單位分房而苦苦等待與煎熬的“房奴”們才是真正的“奴隸”。因為住房他們只有拿低工資，因為住房他們無法實現人才的流動，因為住房他們必須努力工作、積極表現，因為住房他們必須服從分配而不敢違反紀律，這才是真正的“房奴”。而今天的“房奴”一邊在罵娘，一邊在享受著房價上漲的增值收益。住房市場化的真正含義則是將人從為了房子而生存中解放出來。讓住房私有化的同時，還給了人民一個可以遷徙和生活在不同城市、地點，從事不同工作的條件，不再只成為單位奴隸的一種自由。改革開放之后出現了許多的腐敗，用權錢交易的方式讓一部分人因此而擁有了大量的不明財富，形成了極大的社會不公平。并且這種不公平蔓延到了平民社會的人情、關系，似乎無償的幫助也變成了腐敗的不公平。八零后一代的抱怨與憤怒大多必須承認改革前后出現了巨大的貧富差別，但也必須知道大多數的貧富差別不是來自于腐敗與權錢交易，解決了70%就業的民營企業經濟大多并不都是有“原罪”的特征，而是時代在改革中的產物。更多的人是靠努力工作、辛勤勞動與風險意識從逼迫中創出了一條致富的路。改革初期是所有的人都處于貧窮的同一起跑線上，都沒有資金、沒有依靠，甚至沒有法律的保護，而最明顯的則是有人放棄了國企的穩定大鍋飯而跳入海中，也有人死抱著國企的平均分配不愿承擔市場風險。而創業者在大海中學會了游泳，國企卻許多在破產與下崗中淪為了貧困和再就業之中。缺少和不愿承擔風險的意識也讓許多人失去了因投資而獲利的機會，因此整個社會中不論是城鎮還是鄉村；不論是從事工業、商業、農業還是服務業，都有許許多多的致富者，同樣也有許多市場經濟中競爭的失敗者。而看不到改革之初創業的艱辛，只看到許多企業、個人今天的成功，并將這一切歸罪于社會的腐敗與不公平，只會讓八零后一代失去對社會的信任、對競爭的努力而淪為不可救藥的一代。其實更多的八零后并非只有牢騷和迷茫的，他們更多的早已取得了各自領域中的成功。但少數牢騷滿腹的言論卻破壞了這一代人在社會中的形象，傳染了下一代的迷茫，并造成了社會不安定的局面。然而又有多少滿肚子抱怨的人真的愿意睜眼看看那些同輩的佼佼者并回過頭來查找自身存在的缺陷呢？又有多少人將生活的重點放在自身的改造與努力上呢？更多的貧富差別不僅來自于制度，也來自于個人的努力。　　

來自于認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從來不思考自己是否曾經做出了努力。他們甚至想要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公平時代去。但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最大的不公平恰恰是改革之前的平均分配。改革前從表面看來在國內是一種平均分配的公平時，卻在高喊著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窮人的口號之下發現，中國原來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而最大的不公平恰恰在于從國內看是人人平等的公平，放在世界的環境之中就發現中國為了表面的公平而造就了世界社會中的最大不公平。那時的中國人不但在國內寸步難行（沒有全國糧票和錢），在世界中更是寸步難行（沒有世界性貨幣）。讓中國人在改革之前的幾十年中都無法抬頭挺胸的走向世界、跨出國門。而今天的中國人卻成為了在全球境外消費中的佼佼者，難道是因為不公平才造就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與國家的強大和人民的富強嗎？中國人要改善改革中的許多問題，包括懲治腐敗、合理的收入分配、低收入的全民保障等等。但并不等于這些問題的存在就可以否定中國改革的成功與進步，不能為追求表面的公平而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假公平時代。當這個社會有人有了電腦、有了手機時，因為一些人還沒有電腦和手機就必須退回到都點煤油燈的平均都貧窮的時代去嗎？正是“效率優先”才解放了中國的勞動生產力，才給了中國人創造財富的權利和自由。而打開窗戶時飛進的幾只蒼蠅并不能否定打開窗戶而帶來的更多收益。改革讓社會與民眾富有之后，更多的人會用自己的財富去幫助那些受到自然災難傷害和其他原因而貧窮的人。因此慈善被當成了一種值得驕傲的社會責任。于是八零后的一代就誤以為只有社會的捐助才能實現救助與貧富的平衡。其實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唐山大地震和歷史上許許多多的災難都是在無奈的沒有任何社會資金的援助中自我奮斗和掙扎的，而三年自然災害中死亡的人數甚至超過了八年抗戰與解放戰爭的總和。不是慈善不重要，而是指望施舍才能升天和依賴于救助才能出頭的思想會蠶食了人民的靈魂，失去自我奮斗與努力的精神。當人們奉獻愛心時，恰恰最不想看到的正是那些自身有能力而伸手等待救助的懶人，而正是改革才讓社會有了獻出愛而努力幫助有困難的弱勢群體的能力。改革開放讓更多人擁有了產業和自謀生路的機會，同時也產生了雇傭與剝削之間的爭議。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理論抑制困擾著社會主義如何發展經濟與生存的問題。五十年代初劉少奇的“三條石”遭遇讓這個曾經是民選的國家主席成了囚犯，正在于剝削與階級斗爭的錯覺不但制約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也讓所有的中國人在名義上的公平分配之下成為了為公有制打工的努力，被以全世界最低的工資標準限制為最廉價的勞動力，用甘當一顆螺絲釘的雷鋒精神奉獻著幾代人的青春。嚴格的就業條件限制才是形成于早就最嚴酷的剝削的基礎條件，那時人們沒有就業的選擇權，自然也就失去了勞動力價格的談判權。當今天的八零后在抱怨一部分已經富起來的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在剝削時，并不知道是鄧小平的改革免除了“傻子瓜子”的牢獄之災。是無數個冒著生命危險的改革創新者推動了中國法律制度的改變，才有了一人雇工、七人雇工和不限制私企雇工人員限制性條件的進步。在由國家勞動保護制度監管的條件下，就業條件與就業選擇就是對剝削最大的挑戰。充分的就業機會早已經改變了勞動的價值觀念，勞動資源的自由流動才是打破剝削約束的基礎。而任何試圖自主創業者都將面臨雇工的門檻，不打破對剝削這個舊觀念的枷鎖并重新的勞動就業自主流動的新背景下認識，就無法發展市場經濟，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投資與就業機會的創造就正是幫助另外一些尚未富起來的人共同富裕的條件。打工一族已不再是被剝削的一族，更不是貶義的象征詞，而是這個社會中的常態了。如果沒有了就業的選擇權和就業的機會，則必然會變成只有一個國家安排的就業出口和只能無條件接受低工資“剝削”的機會了。而勞動就業與創業的自由則是改革前后最大的權利回歸與人權的保護。必須承認改革前后出現了巨大的貧富差別，但也必須知道大多數的貧富差別不是來自于腐敗與權錢交易，解決了70%就業的民營企業經濟大多并不都是有“原罪”的特征，而是時代在改革中的產物。更多的人是靠努力工作、辛勤勞動與風險意識從逼迫中創出了一條致富的路。改革初期是所有的人都處于貧窮的同一起跑線上，都沒有資金、沒有依靠，甚至沒有法律的保護，而最明顯的則是有人放棄了國企的穩定大鍋飯而跳入海中，也有人死抱著國企的平均分配不愿承擔市場風險。而創業者在大海中學會了游泳，國企卻許多在破產與下崗中淪為了貧困和再就業之中。缺少和不愿承擔風險的意識也讓許多人失去了因投資而獲利的機會，因此整個社會中不論是城鎮還是鄉村；不論是從事工業、商業、農業還是服務業，都有許許多多的致富者，同樣也有許多市場經濟中競爭的失敗者。而看不到改革之初創業的艱辛，只看到許多企業、個人今天的成功，并將這一切歸罪于社會的腐敗與不公平，只會讓八零后一代失去對社會的信任、對競爭的努力而淪為不可救藥的一代。其實更多的八零后并非只有牢騷和迷茫的，他們更多的早已取得了各自領域中的成功。但少數牢騷滿腹的言論卻破壞了這一代人在社會中的形象，傳染了下一代的迷茫，并造成了社會不安定的局面。然而又有多少滿肚子抱怨的人真的愿意睜眼看看那些同輩的佼佼者并回過頭來查找自身存在的缺陷呢？又有多少人將生活的重點放在自身的改造與努力上呢？更多的貧富差別不僅來自于制度，也來自于個人的努力。中國目前的社會制度中確實仍存在著許多的不合理性，糾結于政治中的傳統地位而尚未能民主化的進程，確實有許多的不盡人意的事情。政策中的動搖與退步確實在引發著社會的不滿。腐敗對社會與市場的沖擊確實在制造著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改革開放確實出現了社會中的貧富分化，也產生了社會中的公平問題，但這一切都是在整個世界都必須經歷的發展階段中的矛盾，不是社會所固有的不可改變和在進步中解決的矛盾，我也會對政府行為的不合理性、制度中的缺陷和政策中的錯誤提出一系列的批評，但這是善意的幫助，而絕不是惡意的攻擊。許多人誤以為可以用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或說統治就能改變這個社會中存在的弊病，就能一了百了的天下大吉了。這不過是一種癡心夢想。任何制度都是在對客觀世界的不斷認識中改進的，就向全世界并不能實現只有一種制度一樣，就像這個世界中所有的生產企業絕不會只有一種管理模式和生產方式一樣。社會漸進的發展過程也許可以減少戰爭與死亡，可以在自我的認識與改革的糾錯機制中逐步的完善。而那些試圖用推翻現有政權的極端言論和做法恰恰在于不知道改革之前的錯誤與生存的環境，自然無法在對比中發現社會的進步與改革的偉大。這個社會中并不是都必須依靠革命與推翻現政權才能進步的，就像美國的兩黨競爭很激烈，但沒有一黨會推翻法律而重建國家體制；就像日本的多黨派競爭會在幾個月內重組一次政府，但沒有人推翻天皇而重建社會制度。這也許就是忠誠性反對與顛覆性反對的不同，而那些以為退回到毛時代才會更幸福的八零后更是生活在一種無知的愚昧中了。固然沒有制度的公平條件僅靠個人的努力會減少成功的機會，但沒有了個人的努力就等于放棄了成功的機會。這個社會中存在著一些制度上保證公平的缺陷，但并非所有的都被不公平的制度所覆蓋或淹沒了。很明顯的是那些集中的大城市、好學校與好企業中的競爭是最激烈的，于是這中間就難免在資源占有欲分配的競爭中出現腐敗與不公平。但馬云從上海到杭州的搬遷；農民工在城市間的選擇與流動早就告訴了社會，在那些并非資源嚴重短缺的競爭的城市正在用優惠的政策、寬闊的天地、滿腔的熱血打開著大門，熱情的歡迎優秀的人才、企業去創業、去就業，更多的體現著公平的競爭。許多眼睛只盯著大城市的八零后則不是為了自愿的加入到激烈的競爭中培養與鍛煉，而是只貪圖這些城市中的生活水準、精神文化和更容易“撿到”的機會。然而抱怨正來自于他們僅僅看到了機會而不知道為了這些機會就必須承受更多的磨難，就像王寶強會為了掙一個群眾演員的角色而將自己捆在樹上睡覺一樣。任何事都是要付出代價的。抱怨正在于不想付出代價而在只想享受成果的觀念。許多人并沒有為居住于唐家嶺而抱怨，是因為他們知道用必要的代價才能換取可能的成功。而更多人則會在不同的城市中選擇適合于自己發展的環境，畢竟不是每個人的能力都有條件在同樣的努力中取得同樣的成果的。能力則會在相對的比較與競爭中展現出不同的作用。“上、中、下”馬的策略不僅表現在對陣的博弈之中，也體現著能力的選擇之中。更多的機會只留給那些沒有幻想并尊重事實且會做出正確選擇的人們。十三億多人口的國家中，八零后一代并非是最不利于生存與發展的一代，而是機會眾多的一代，問題只在于個人的正確選擇。八零后的一代比我們少了許多痛苦的折磨，也比我們多了許多科技的發展。當我們用石筆、石板寫寫畫畫時，他們有了五顏六色的紙和筆；當我們用算盤學習數學時，他們有了計算器；當我們用數十里地的奔波去找個郵局從千里之外打電報時，他們有了網絡；當我們用等待數日的平信傳遞家音時，他們有了手機與短信；當我們在用自制的羊拐扔沙包、彈彈球時，他們有了機器人、變形金剛的陪伴；當我們為掙著騎一輛自行車而打架時，他們有了私人的座駕；當我們為掙一個課桌寫作業時，他們在掙有自己獨立的住房；當我們高興的從哥哥姐姐手中接過穿短了的衣褲時，他們卻一身的世界名牌，踏著耐克的鞋、挎著LV的包……數也數不清的多與少，數也數不清的進步與變化。是的，我們不能用現在的社會進步去比奴隸社會，但卻可以對比改革前后，因為這正中國目前的社會制度中確實仍存在著許多的不合理性，糾結于政治中的傳統地位而尚未能民主化的進程，確實有許多的不盡人意的事情。政策中的動搖與退步確實在引發著社會的不滿。腐敗對社會與市場的沖擊確實在制造著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改革開放確實出現了社會中的貧富分化，也產生了社會中的公平問題，但這一切都是在整個世界都必須經歷的發展階段中的矛盾，不是社會所固有的不可改變和在進步中解決的矛盾，我也會對政府行為的不合理性、制度中的缺陷和政策中的錯誤提出一系列的批評，但這是善意的幫助，而絕不是惡意的攻擊。許多人誤以為可以用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或說統治就能改變這個社會中存在的弊病，就能一了百了的天下大吉了。這不過是一種癡心夢想。任何制度都是在對客觀世界的不斷認識中改進的，就向全世界并不能實現只有一種制度一樣，就像這個世界中所有的生產企業絕不會只有一種管理模式和生產方式一樣。社會漸進的發展過程也許可以減少戰爭與死亡，可以在自我的認識與改革的糾錯機制中逐步的完善。而那些試圖用推翻現有政權的極端言論和做法恰恰在于不知道改革之前的錯誤與生存的環境，自然無法在對比中發現社會的進步與改革的偉大。這個社會中并不是都必須依靠革命與推翻現政權才能進步的，就像美國的兩黨競爭很激烈，但沒有一黨會推翻法律而重建國家體制；就像日本的多黨派競爭會在幾個月內重組一次政府，但沒有人推翻天皇而重建社會制度。這也許就是忠誠性反對與顛覆性反對的不同，而那些以為退回到毛時代才會更幸福的八零后更是生活在一種無知的愚昧中了。　　

固然沒有制度的公平條件僅靠個人的努力會減少成功的機會，但沒有了個人的努力就等于放棄了成功的機會。這個社會中存在著一些制度上保證公平的缺陷，但并非所有的都被不公平的制度所覆蓋或淹沒了。很明顯的是那些集中的大城市、好學校與好企業中的競爭是最激烈的，于是這中間就難免在資源占有欲分配的競爭中出現腐敗與不公平。但馬云從上海到杭州的搬遷；農民工在城市間的選擇與流動早就告訴了社會，在那些并非資源嚴重短缺的競爭的城市正在用優惠的政策、寬闊的天地、滿腔的熱血打開著大門，熱情的歡迎優秀的人才、企業去創業、去就業，更多的體現著公平的競爭。許多眼睛只盯著大城市的八零后則不是為了自愿的加入到激烈的競爭中培養與鍛煉，而是只貪圖這些城市中的生活水準、精神文化和更容易“撿到”的機會。然而抱怨正來自于他們僅僅看到了機會而不知道為了這些機會就必須承受更多的磨難，就像王寶強會為了掙一個群眾演員的角色而將自己捆在樹上睡覺一樣。任何事都是要付出代價的。抱怨正在于不想付出代價而在只想享受成果的觀念。許多人并沒有為居住于唐家嶺而抱怨，是因為他們知道用必要的代價才能換取可能的成功。而更多人則會在不同的城市中選擇適合于自己發展的環境，畢竟不是每個人的能力都有條件在同樣的努力中取得同樣的成果的。能力則會在相對的比較與競爭中展現出不同的作用。“上、中、下”馬的策略不僅表現在對陣的博弈之中，也體現著能力的選擇之中。更多的機會只留給那些沒有幻想并尊重事實且會做出正確選擇的人們。十三億多人口的國家中，八零后一代并非是最不利于生存與發展的一代，而是機會眾多的一代，問題只在于個人的正確選擇。　　

八零后的一代比我們少了許多痛苦的折磨，也比我們多了許多科技的發展。當我們用石筆、石板寫寫畫畫時，他們有了五顏六色的紙和筆；當我們用算盤學習數學時，他們有了計算器；當我們用數十里地的奔波去找個郵局從千里之外打電報時，他們有了網絡；當我們用等待數日的平信傳遞家音時，他們有了手機與短信；當我們在用自制的羊拐扔沙包、彈彈球時，他們有了機器人、變形金剛的陪伴；當我們為掙著騎一輛自行車而打架時，他們有了私人的座駕；當我們為掙一個課桌寫作業時，他們在掙有自己獨立的住房；當我們高興的從哥哥姐姐手中接過穿短了的衣褲時，他們卻一身的世界名牌，踏著耐克的鞋、挎著LV的包……數也數不清的多與少，數也數不清的進步與變化。　　

是的，我們不能用現在的社會進步去比奴隸社會，但卻可以對比改革前后，因為這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是八零后的父母們的經歷，是一個新中國建立之后的發展歷程。至少八零后一代有權利知道他們的父母是在一個什么樣的生存環境中生活、成長并努力奮斗的；至少他們應該知道今天的一切都是來之不易的；至少他們應該知道這個社會是在變化和進步的；至少他們還應知道不能僅停留在目前的發展階段，而應靠他們的犧牲于奮斗精神創造未來，而絕不能在原地踏步還痛恨社會沒有給他們機會與條件。　　

而只有了解歷史與社會的發展過程才能正確的認識社會與中國的發展階段，才能知道“粒粒皆辛苦”的來源，才能珍惜今天的時間與機會，才能正確的認識到靈魂深處的差距，才能找到人生的方向與目標，才能學會如何做人、如何從零開始腳踏實地，才能放下包袱而輕裝前進，才會找到什么是衡量幸福的標準，什么是正確的幸福指標。　　

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許多許多，正是宣傳工作不敢讓八零后的一代了解和知道那些本應熟知的中國歷史和發展中的挫折，于是以窮為自豪和名義上的弱勢群體而威脅社會的現象就主導了社會的輿論，也造成了社會中年輕一代的思想混亂。　　

中國改革之后的快速發展已讓全世界矚目，世界各國都在贊嘆中國的進步與富強、敬佩中國的城市發展與面貌改變、羨慕中國人民的生活迅速的從貧窮走向了富裕，不但驚嘆中國城市的成功改造與經濟發展，也在驚訝中國農村的脫貧與改善。許多在哈佛讀書的美國人都在夢想著到中國來看看，或者在中國就業安家。但遺憾的是生活在中國的年輕人卻不但漠視這一切，甚至深深的痛恨著生其養其的祖國。 從網上、博客的留言與微博的交流中，我看到了許許多多的八零后、九零后的問題與留言，更看到了年輕人心中的迷茫、彷徨、無奈、抱怨、仇恨和對生不逢時的不滿等等。原來在外國人眼中所有美好的一切，在他們的心中都是一片黑暗，似乎這個社會中充滿著腐敗、偽裝，似乎這個社會只有對他們一代的不公，他們才是這個社會中最被剝削、壓迫和虐待的一代和社會最底層的一代。目前中國的幸福指數很低，也因此成為了對上述現象的證明。但幸福指數是根據預期來判斷的。為什么改革之前中國極度的貧困，但幸福指數卻比今天還高，而中國改革之后高速發展了、生活改善了，但幸福指數卻變得更低了呢？因為社會的進步與經濟的發展改變了中國人的預期，尤其是改變了未經歷過改革之前的痛苦的一代的預期。新的一代對生活質量的要求和精神追求的預期過度的提高了。預期是隨著政府的承諾而改變和提高的。當一個政府過多的許諾能給以人民更好的生活時；當一個政府過度的承諾能在短周期內向人民提供更多的保障與福利時；當一個政府過多的描述近期可能達到或實現更高的目標時，人民的幸福預期也隨之而快速的增長與提高了。而現實生活中當政府并未在短期內兌現或實現這些承諾、這些保障，或未能像預期的計劃而實現這些目標時，被過度抬高的幸福預期就變成了一種失望、變成了對幸福指數的負面影響，變成了幸福指數不高的一種記錄。于是疑惑、迷茫、抱怨等等就隨之而來，讓一個原本在增長、改革中的國家陷入了“言論自由”，但卻被少數人操縱的混亂之中。當政府為了彌補這些漏洞而一味的牽就這些并不健康的思想與言論，不斷的承諾與許愿時，當政策被這些不適合于中國現有的經濟發展階段的要求所影響時，政策也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難道我們不應該停下來認真的想一想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讓年輕人失去方向的現象的原因嗎？難道不應該針對這些造成年輕的一代過度貪圖幸福指數提高的預期進行合理的教育與批評嗎？也許問題正出在現有的宣傳與教育體系的缺失和扭曲。粉碎“四人幫”的戰役，是一場在黨內已失去正常制度約束下的武裝革命。解決了名義上代表毛繼承人概念的代權力。十一屆三中全會則用黨的合法會議糾正了毛的歷史錯誤，實現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改革。但中國共產黨仍堅持毛在神壇中的地位。尤其是每次國慶逢十的大典之前總會有系列的將毛塑造成神的宣傳，不斷的維護與鞏固著毛思想的統治地位。正因為這種原因，讓改革前的三十年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的空白。也許八零后的一代變成了失去記憶的一代。中國幾乎已沒有任何文藝作品可以公正的反映那一段曾經讓整個社會都喘不過氣來的發展歷程，也是一段恰恰對今天產生著巨大影響的一個階段。我們并不想否定毛的歷史價值與地位（如果要有否定的一天也是歷史的后人的事了），但絕不能因為要維護毛的作用、威信與神的權威，就不能批評其的錯誤或不能還原這段歷史的真實面貌。正因為這段改革前三十年的空白，才造成了八零后一代的文化斷裂的代溝，才有了只看到改革之后的幸福，而不知改革之前的中國貧窮的對比與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抱怨。上一代人比八零后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呢？改革開放的飛速發展，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有“三反五反”“反右斗爭”“廬山會議”“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武斗”“批林批孔”“上山下鄉”等一系列的政治斗爭和階級斗爭運動。不知道什么是言論自由與政治管制的差別。他們今天可以公開的罵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不知到當年會因為不小心弄臟了一張毛主席像就會株連九族，甚至傾家蕩產。更不用說公開的表達對黨的不滿和對社會的抱怨了。從政治上看，八零后一代擁有的，恰恰是上一代在他們同齡的生長期中所沒有的自由。改革開放的經濟增長，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有過“幾千萬人”因饑餓而死亡的災難。當然也無法體會憑票證購買食品、衣物的經濟短缺時代的艱難，當然更不會知道有錢沒票也吃不上飯的尷尬了。他們在為今天無錢消費而抱怨時，他們以為是市場經濟讓他們在競爭中無法提高收入而失去了消費的自由，卻不知道有錢無證而寸步難行才是真的失去了自由。改革開放重新確定了臭老九的社會地位，知識救國、技術創新的奇跡讓八零后的一代不知道中國曾有過“知識無用”“復課鬧革命”“接受再教育”“白卷革命”等等一系列的風雨。當他們自己不努力學習而痛恨高考制度時，并不知道1840年后英國學習了清朝的科舉制度后創造了人才輩出的進步。當他們痛恨大學教育制度的無能，并對畢業之后的選擇迷茫時，并不知道當年有多少人在渴望獲得知識和學習的機會時，被剝奪了讀書的權利。當他們大罵這些缺少了上學機會的人們成為了改革的受賄利益群體時，卻不知道這代人要為沒機會學習而付出多少倍的努力。不知道被剝奪了讀書（哪怕是非課本的讀物與音樂等）的權利，失去讀書的自由的痛苦。改革開放恢復了人性的本能，讓人們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隨意的尋找異性的感情歸宿、坦露表達這種愉悅的內心世界，因此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經有過“不得偷食禁果”的封鎖線。“消滅小資情調”的禁令像一座大山一樣壓在整個社會的頭上。當他們為愛情的失敗而哭泣時、為能終身廝守而歡笑時，并不知道一個沒有愛情的音樂、歌曲；沒有愛情的文藝作品與戲劇；沒有酒吧與咖啡廳；沒有舞廳與歌廳；沒有任何空間可以容納與釋放愛的世界是多么的痛苦。人如果沒有談情說愛的權利和自由，會制造出多少人格人性的缺陷和多少家庭的毀滅性災難。改革開放讓勞動力資源可以自由的選擇和流動了，就業可以人盡其才的進入自己喜愛、有興趣或能發揮特長的領域。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有過“消滅資產階級生存的土壤”，名義上又有“工人階級與農民兄弟”當家做主的傳統觀念，除了組織分配任何人都沒有就業的機會與選擇，而組織的分配則用一次決定一生的方式將人們的自由鎖在了一根無法用個人力量斬斷的鐵鏈上。而個人創業則不但是一種夢想也是一種要被堅決鎮壓的違法行為。當八零后在抱怨就業中的艱難時、抱怨對就業推薦的不滿時、抱怨工資收入的不高時，卻無法理解當年只能聽天由命從十幾元的學徒工開始而幾年爬一臺階的攀登，甚至連靠個人的努力去創造的機會都被扼殺在搖籃與夢幻之中，而人就業的選擇權豈不比就業的難易更為重要嗎？改革開放實現了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出現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中的收入差別。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并成為了被社會夸耀的排行效應。于是更引發了許多尚未富起來的人們的不滿，包括八零后的一代，他們并不知道平均分配時的結果時所有人都貧窮。舊的社會主義一大二公的定義和對私有制的沒收與改造的均貧富，實質是讓所有人都只能成為窮人，而絕不會有富的存在。因為任何人都只能在富剛剛開始時就被迫均出了。就像許多人以為打到土豪、分田地，沒有了地主窮人就可以變成富人的癡夢在中國改革之前的三十年并沒有出現一樣。均貧富是永遠也沒有出路的。這中間最重要的則是私有產權的確立與保護，是憑能力與本事、憑努力與刻苦、憑知識與創造的競爭機制，能者多得而非能者多勞的激勵機制才能制止懶漢式的大鍋飯，讓人們在社會進步與財富增長中受益。只有市場經濟才能建立人權與財權保護的自由。改革開放實現了住房制度的福利分配向市場化供給方式的轉移，給社會帶來了無限的生機，讓許多人從此過上了幸福生活。而八零后的一代并不知道這種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中的痛苦生活歷程。當他們高呼買不起商品房并大罵政府與開發商試圖進行二次房改而退回到分配制度時，他們只看到了房改房產生的增值收益，卻不知道中國落后的住房現狀，更重要的是他們不知道中國人為了福利分房而付出的代價。住房的福利分配一是壓低了所有人的工資收入（工資中沒有住房含量），但實際他們要等幾十年才能實現這個福利的分配夢，并且是一個并不理想的長期過渡。大多數人四十多歲、工作二十多年才能有一間平房，或一個與他人合住的單元。只是改革之后或最后一次晚餐才讓大多數老一代的人真正改善了住房。當八零后大罵開發商與政府讓他們成為了房奴時，卻不知道分配時代幾十年的勞動不是一種“奴隸”的生活狀態嗎？而他們又有居住條件的選擇權利嗎？沒有。單位不分也仍要做“奴隸”，而今天的“房奴”至少生活在一個好的環境與條件中，至少是擁有了私有財產與財富。當年為了單位分房而苦苦等待與煎熬的“房奴”們才是真正的“奴隸”。因為住房他們只有拿低工資，因為住房他們無法實現人才的流動，因為住房他們必須努力工作、積極表現，因為住房他們必須服從分配而不敢違反紀律，這才是真正的“房奴”。而今天的“房奴”一邊在罵娘，一邊在享受著房價上漲的增值收益。住房市場化的真正含義則是將人從為了房子而生存中解放出來。讓住房私有化的同時，還給了人民一個可以遷徙和生活在不同城市、地點，從事不同工作的條件，不再只成為單位奴隸的一種自由。改革開放之后出現了許多的腐敗，用權錢交易的方式讓一部分人因此而擁有了大量的不明財富，形成了極大的社會不公平。并且這種不公平蔓延到了平民社會的人情、關系，似乎無償的幫助也變成了腐敗的不公平。八零后一代的抱怨與憤怒大多 　　

如今紅綠燈所能管住的恰恰是被社會稱為是“強勢”的司機，而行人、自行車、三輪車等被自認為是“弱勢”的群體雖然并不色盲，但根本不將法律放在眼里，而任意的踐踏。許多人用城管的野蠻來抱不平時，卻不是道當年的“三自一包”中的養雞養羊都被當做是資產階級的根苗而被強制性的沒收。而如今至少可以合法的有了生存的渠道，為什么還要非法的掠奪社會的資源并不繳納稅費呢？思想觀念的扭曲不正在于不能從對過去錯誤的比較中看到今天的進步嗎？　　

來自于認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從來不思考自己是否曾經做出了努力。他們甚至想要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公平時代去。但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最大的不公平恰恰是改革之前的平均分配。改革前從表面看來在國內是一種平均分配的公平時，卻在高喊著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窮人的口號之下發現，中國原來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而最大的不公平恰恰在于從國內看是人人平等的公平，放在世界的環境之中就發現中國為了表面的公平而造就了世界社會中的最大不公平。那時的中國人不但在國內寸步難行（沒有全國糧票和錢），在世界中更是寸步難行（沒有世界性貨幣）。讓中國人在改革之前的幾十年中都無法抬頭挺胸的走向世界、跨出國門。而今天的中國人卻成為了在全球境外消費中的佼佼者，難道是因為不公平才造就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與國家的強大和人民的富強嗎？中國人要改善改革中的許多問題，包括懲治腐敗、合理的收入分配、低收入的全民保障等等。但并不等于這些問題的存在就可以否定中國改革的成功與進步，不能為追求表面的公平而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假公平時代。當這個社會有人有了電腦、有了手機時，因為一些人還沒有電腦和手機就必須退回到都點煤油燈的平均都貧窮的時代去嗎？正是“效率優先”才解放了中國的勞動生產力，才給了中國人創造財富的權利和自由。而打開窗戶時飛進的幾只蒼蠅并不能否定打開窗戶而帶來的更多收益。改革讓社會與民眾富有之后，更多的人會用自己的財富去幫助那些受到自然災難傷害和其他原因而貧窮的人。因此慈善被當成了一種值得驕傲的社會責任。于是八零后的一代就誤以為只有社會的捐助才能實現救助與貧富的平衡。其實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唐山大地震和歷史上許許多多的災難都是在無奈的沒有任何社會資金的援助中自我奮斗和掙扎的，而三年自然災害中死亡的人數甚至超過了八年抗戰與解放戰爭的總和。不是慈善不重要，而是指望施舍才能升天和依賴于救助才能出頭的思想會蠶食了人民的靈魂，失去自我奮斗與努力的精神。當人們奉獻愛心時，恰恰最不想看到的正是那些自身有能力而伸手等待救助的懶人，而正是改革才讓社會有了獻出愛而努力幫助有困難的弱勢群體的能力。改革開放讓更多人擁有了產業和自謀生路的機會，同時也產生了雇傭與剝削之間的爭議。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理論抑制困擾著社會主義如何發展經濟與生存的問題。五十年代初劉少奇的“三條石”遭遇讓這個曾經是民選的國家主席成了囚犯，正在于剝削與階級斗爭的錯覺不但制約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也讓所有的中國人在名義上的公平分配之下成為了為公有制打工的努力，被以全世界最低的工資標準限制為最廉價的勞動力，用甘當一顆螺絲釘的雷鋒精神奉獻著幾代人的青春。嚴格的就業條件限制才是形成于早就最嚴酷的剝削的基礎條件，那時人們沒有就業的選擇權，自然也就失去了勞動力價格的談判權。當今天的八零后在抱怨一部分已經富起來的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在剝削時，并不知道是鄧小平的改革免除了“傻子瓜子”的牢獄之災。是無數個冒著生命危險的改革創新者推動了中國法律制度的改變，才有了一人雇工、七人雇工和不限制私企雇工人員限制性條件的進步。在由國家勞動保護制度監管的條件下，就業條件與就業選擇就是對剝削最大的挑戰。充分的就業機會早已經改變了勞動的價值觀念，勞動資源的自由流動才是打破剝削約束的基礎。而任何試圖自主創業者都將面臨雇工的門檻，不打破對剝削這個舊觀念的枷鎖并重新的勞動就業自主流動的新背景下認識，就無法發展市場經濟，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投資與就業機會的創造就正是幫助另外一些尚未富起來的人共同富裕的條件。打工一族已不再是被剝削的一族，更不是貶義的象征詞，而是這個社會中的常態了。如果沒有了就業的選擇權和就業的機會，則必然會變成只有一個國家安排的就業出口和只能無條件接受低工資“剝削”的機會了。而勞動就業與創業的自由則是改革前后最大的權利回歸與人權的保護。必須承認改革前后出現了巨大的貧富差別，但也必須知道大多數的貧富差別不是來自于腐敗與權錢交易，解決了70%就業的民營企業經濟大多并不都是有“原罪”的特征，而是時代在改革中的產物。更多的人是靠努力工作、辛勤勞動與風險意識從逼迫中創出了一條致富的路。改革初期是所有的人都處于貧窮的同一起跑線上，都沒有資金、沒有依靠，甚至沒有法律的保護，而最明顯的則是有人放棄了國企的穩定大鍋飯而跳入海中，也有人死抱著國企的平均分配不愿承擔市場風險。而創業者在大海中學會了游泳，國企卻許多在破產與下崗中淪為了貧困和再就業之中。缺少和不愿承擔風險的意識也讓許多人失去了因投資而獲利的機會，因此整個社會中不論是城鎮還是鄉村；不論是從事工業、商業、農業還是服務業，都有許許多多的致富者，同樣也有許多市場經濟中競爭的失敗者。而看不到改革之初創業的艱辛，只看到許多企業、個人今天的成功，并將這一切歸罪于社會的腐敗與不公平，只會讓八零后一代失去對社會的信任、對競爭的努力而淪為不可救藥的一代。其實更多的八零后并非只有牢騷和迷茫的，他們更多的早已取得了各自領域中的成功。但少數牢騷滿腹的言論卻破壞了這一代人在社會中的形象，傳染了下一代的迷茫，并造成了社會不安定的局面。然而又有多少滿肚子抱怨的人真的愿意睜眼看看那些同輩的佼佼者并回過頭來查找自身存在的缺陷呢？又有多少人將生活的重點放在自身的改造與努力上呢？更多的貧富差別不僅來自于制度，也來自于個人的努力。中國目前的社會制度中確實仍存在著許多的不合理性，糾結于政治中的傳統地位而尚未能民主化的進程，確實有許多的不盡人意的事情。政策中的動搖與退步確實在引發著社會的不滿。腐敗對社會與市場的沖擊確實在制造著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改革開放確實出現了社會中的貧富分化，也產生了社會中的公平問題，但這一切都是在整個世界都必須經歷的發展階段中的矛盾，不是社會所固有的不可改變和在進步中解決的矛盾，我也會對政府行為的不合理性、制度中的缺陷和政策中的錯誤提出一系列的批評，但這是善意的幫助，而絕不是惡意的攻擊。許多人誤以為可以用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或說統治就能改變這個社會中存在的弊病，就能一了百了的天下大吉了。這不過是一種癡心夢想。任何制度都是在對客觀世界的不斷認識中改進的，就向全世界并不能實現只有一種制度一樣，就像這個世界中所有的生產企業絕不會只有一種管理模式和生產方式一樣。社會漸進的發展過程也許可以減少戰爭與死亡，可以在自我的認識與改革的糾錯機制中逐步的完善。而那些試圖用推翻現有政權的極端言論和做法恰恰在于不知道改革之前的錯誤與生存的環境，自然無法在對比中發現社會的進步與改革的偉大。這個社會中并不是都必須依靠革命與推翻現政權才能進步的，就像美國的兩黨競爭很激烈，但沒有一黨會推翻法律而重建國家體制；就像日本的多黨派競爭會在幾個月內重組一次政府，但沒有人推翻天皇而重建社會制度。這也許就是忠誠性反對與顛覆性反對的不同，而那些以為退回到毛時代才會更幸福的八零后更是生活在一種無知的愚昧中了。固然沒有制度的公平條件僅靠個人的努力會減少成功的機會，但沒有了個人的努力就等于放棄了成功的機會。這個社會中存在著一些制度上保證公平的缺陷，但并非所有的都被不公平的制度所覆蓋或淹沒了。很明顯的是那些集中的大城市、好學校與好企業中的競爭是最激烈的，于是這中間就難免在資源占有欲分配的競爭中出現腐敗與不公平。但馬云從上海到杭州的搬遷；農民工在城市間的選擇與流動早就告訴了社會，在那些并非資源嚴重短缺的競爭的城市正在用優惠的政策、寬闊的天地、滿腔的熱血打開著大門，熱情的歡迎優秀的人才、企業去創業、去就業，更多的體現著公平的競爭。許多眼睛只盯著大城市的八零后則不是為了自愿的加入到激烈的競爭中培養與鍛煉，而是只貪圖這些城市中的生活水準、精神文化和更容易“撿到”的機會。然而抱怨正來自于他們僅僅看到了機會而不知道為了這些機會就必須承受更多的磨難，就像王寶強會為了掙一個群眾演員的角色而將自己捆在樹上睡覺一樣。任何事都是要付出代價的。抱怨正在于不想付出代價而在只想享受成果的觀念。許多人并沒有為居住于唐家嶺而抱怨，是因為他們知道用必要的代價才能換取可能的成功。而更多人則會在不同的城市中選擇適合于自己發展的環境，畢竟不是每個人的能力都有條件在同樣的努力中取得同樣的成果的。能力則會在相對的比較與競爭中展現出不同的作用。“上、中、下”馬的策略不僅表現在對陣的博弈之中，也體現著能力的選擇之中。更多的機會只留給那些沒有幻想并尊重事實且會做出正確選擇的人們。十三億多人口的國家中，八零后一代并非是最不利于生存與發展的一代，而是機會眾多的一代，問題只在于個人的正確選擇。八零后的一代比我們少了許多痛苦的折磨，也比我們多了許多科技的發展。當我們用石筆、石板寫寫畫畫時，他們有了五顏六色的紙和筆；當我們用算盤學習數學時，他們有了計算器；當我們用數十里地的奔波去找個郵局從千里之外打電報時，他們有了網絡；當我們用等待數日的平信傳遞家音時，他們有了手機與短信；當我們在用自制的羊拐扔沙包、彈彈球時，他們有了機器人、變形金剛的陪伴；當我們為掙著騎一輛自行車而打架時，他們有了私人的座駕；當我們為掙一個課桌寫作業時，他們在掙有自己獨立的住房；當我們高興的從哥哥姐姐手中接過穿短了的衣褲時，他們卻一身的世界名牌，踏著耐克的鞋、挎著LV的包……數也數不清的多與少，數也數不清的進步與變化。是的，我們不能用現在的社會進步去比奴隸社會，但卻可以對比改革前后，因為這正中國從錯誤的泥沼中爬出來僅僅只有三十年，無法與堅持了上百年市場經濟的發達國家相比較，制度上尚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但為什么毛時代的中國人反而幸福指數高，而改革之后經濟發展了反而幸福指數低呢？　　

因為那個錯誤的時代中雖然不一定正確但有一個明確的信仰，有一種追求，沒有一種制度約束但有一種精神的約束，知道艱苦樸素與艱苦奮斗嗎，生活與幸福的標準與要求很低（也許是無知愚昧），因此可以接受和寬容錯誤。當文革打破這些幻想之后，仍后酷吏維持，知道改革開放之后才給了人們思想的自由和后來人身的自由與權利。　　

來自于認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從來不思考自己是否曾經做出了努力。他們甚至想要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公平時代去。但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最大的不公平恰恰是改革之前的平均分配。改革前從表面看來在國內是一種平均分配的公平時，卻在高喊著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窮人的口號之下發現，中國原來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而最大的不公平恰恰在于從國內看是人人平等的公平，放在世界的環境之中就發現中國為了表面的公平而造就了世界社會中的最大不公平。那時的中國人不但在國內寸步難行（沒有全國糧票和錢），在世界中更是寸步難行（沒有世界性貨幣）。讓中國人在改革之前的幾十年中都無法抬頭挺胸的走向世界、跨出國門。而今天的中國人卻成為了在全球境外消費中的佼佼者，難道是因為不公平才造就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與國家的強大和人民的富強嗎？中國人要改善改革中的許多問題，包括懲治腐敗、合理的收入分配、低收入的全民保障等等。但并不等于這些問題的存在就可以否定中國改革的成功與進步，不能為追求表面的公平而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假公平時代。當這個社會有人有了電腦、有了手機時，因為一些人還沒有電腦和手機就必須退回到都點煤油燈的平均都貧窮的時代去嗎？正是“效率優先”才解放了中國的勞動生產力，才給了中國人創造財富的權利和自由。而打開窗戶時飛進的幾只蒼蠅并不能否定打開窗戶而帶來的更多收益。改革讓社會與民眾富有之后，更多的人會用自己的財富去幫助那些受到自然災難傷害和其他原因而貧窮的人。因此慈善被當成了一種值得驕傲的社會責任。于是八零后的一代就誤以為只有社會的捐助才能實現救助與貧富的平衡。其實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唐山大地震和歷史上許許多多的災難都是在無奈的沒有任何社會資金的援助中自我奮斗和掙扎的，而三年自然災害中死亡的人數甚至超過了八年抗戰與解放戰爭的總和。不是慈善不重要，而是指望施舍才能升天和依賴于救助才能出頭的思想會蠶食了人民的靈魂，失去自我奮斗與努力的精神。當人們奉獻愛心時，恰恰最不想看到的正是那些自身有能力而伸手等待救助的懶人，而正是改革才讓社會有了獻出愛而努力幫助有困難的弱勢群體的能力。改革開放讓更多人擁有了產業和自謀生路的機會，同時也產生了雇傭與剝削之間的爭議。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理論抑制困擾著社會主義如何發展經濟與生存的問題。五十年代初劉少奇的“三條石”遭遇讓這個曾經是民選的國家主席成了囚犯，正在于剝削與階級斗爭的錯覺不但制約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也讓所有的中國人在名義上的公平分配之下成為了為公有制打工的努力，被以全世界最低的工資標準限制為最廉價的勞動力，用甘當一顆螺絲釘的雷鋒精神奉獻著幾代人的青春。嚴格的就業條件限制才是形成于早就最嚴酷的剝削的基礎條件，那時人們沒有就業的選擇權，自然也就失去了勞動力價格的談判權。當今天的八零后在抱怨一部分已經富起來的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在剝削時，并不知道是鄧小平的改革免除了“傻子瓜子”的牢獄之災。是無數個冒著生命危險的改革創新者推動了中國法律制度的改變，才有了一人雇工、七人雇工和不限制私企雇工人員限制性條件的進步。在由國家勞動保護制度監管的條件下，就業條件與就業選擇就是對剝削最大的挑戰。充分的就業機會早已經改變了勞動的價值觀念，勞動資源的自由流動才是打破剝削約束的基礎。而任何試圖自主創業者都將面臨雇工的門檻，不打破對剝削這個舊觀念的枷鎖并重新的勞動就業自主流動的新背景下認識，就無法發展市場經濟，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投資與就業機會的創造就正是幫助另外一些尚未富起來的人共同富裕的條件。打工一族已不再是被剝削的一族，更不是貶義的象征詞，而是這個社會中的常態了。如果沒有了就業的選擇權和就業的機會，則必然會變成只有一個國家安排的就業出口和只能無條件接受低工資“剝削”的機會了。而勞動就業與創業的自由則是改革前后最大的權利回歸與人權的保護。必須承認改革前后出現了巨大的貧富差別，但也必須知道大多數的貧富差別不是來自于腐敗與權錢交易，解決了70%就業的民營企業經濟大多并不都是有“原罪”的特征，而是時代在改革中的產物。更多的人是靠努力工作、辛勤勞動與風險意識從逼迫中創出了一條致富的路。改革初期是所有的人都處于貧窮的同一起跑線上，都沒有資金、沒有依靠，甚至沒有法律的保護，而最明顯的則是有人放棄了國企的穩定大鍋飯而跳入海中，也有人死抱著國企的平均分配不愿承擔市場風險。而創業者在大海中學會了游泳，國企卻許多在破產與下崗中淪為了貧困和再就業之中。缺少和不愿承擔風險的意識也讓許多人失去了因投資而獲利的機會，因此整個社會中不論是城鎮還是鄉村；不論是從事工業、商業、農業還是服務業，都有許許多多的致富者，同樣也有許多市場經濟中競爭的失敗者。而看不到改革之初創業的艱辛，只看到許多企業、個人今天的成功，并將這一切歸罪于社會的腐敗與不公平，只會讓八零后一代失去對社會的信任、對競爭的努力而淪為不可救藥的一代。其實更多的八零后并非只有牢騷和迷茫的，他們更多的早已取得了各自領域中的成功。但少數牢騷滿腹的言論卻破壞了這一代人在社會中的形象，傳染了下一代的迷茫，并造成了社會不安定的局面。然而又有多少滿肚子抱怨的人真的愿意睜眼看看那些同輩的佼佼者并回過頭來查找自身存在的缺陷呢？又有多少人將生活的重點放在自身的改造與努力上呢？更多的貧富差別不僅來自于制度，也來自于個人的努力。中國目前的社會制度中確實仍存在著許多的不合理性，糾結于政治中的傳統地位而尚未能民主化的進程，確實有許多的不盡人意的事情。政策中的動搖與退步確實在引發著社會的不滿。腐敗對社會與市場的沖擊確實在制造著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改革開放確實出現了社會中的貧富分化，也產生了社會中的公平問題，但這一切都是在整個世界都必須經歷的發展階段中的矛盾，不是社會所固有的不可改變和在進步中解決的矛盾，我也會對政府行為的不合理性、制度中的缺陷和政策中的錯誤提出一系列的批評，但這是善意的幫助，而絕不是惡意的攻擊。許多人誤以為可以用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或說統治就能改變這個社會中存在的弊病，就能一了百了的天下大吉了。這不過是一種癡心夢想。任何制度都是在對客觀世界的不斷認識中改進的，就向全世界并不能實現只有一種制度一樣，就像這個世界中所有的生產企業絕不會只有一種管理模式和生產方式一樣。社會漸進的發展過程也許可以減少戰爭與死亡，可以在自我的認識與改革的糾錯機制中逐步的完善。而那些試圖用推翻現有政權的極端言論和做法恰恰在于不知道改革之前的錯誤與生存的環境，自然無法在對比中發現社會的進步與改革的偉大。這個社會中并不是都必須依靠革命與推翻現政權才能進步的，就像美國的兩黨競爭很激烈，但沒有一黨會推翻法律而重建國家體制；就像日本的多黨派競爭會在幾個月內重組一次政府，但沒有人推翻天皇而重建社會制度。這也許就是忠誠性反對與顛覆性反對的不同，而那些以為退回到毛時代才會更幸福的八零后更是生活在一種無知的愚昧中了。固然沒有制度的公平條件僅靠個人的努力會減少成功的機會，但沒有了個人的努力就等于放棄了成功的機會。這個社會中存在著一些制度上保證公平的缺陷，但并非所有的都被不公平的制度所覆蓋或淹沒了。很明顯的是那些集中的大城市、好學校與好企業中的競爭是最激烈的，于是這中間就難免在資源占有欲分配的競爭中出現腐敗與不公平。但馬云從上海到杭州的搬遷；農民工在城市間的選擇與流動早就告訴了社會，在那些并非資源嚴重短缺的競爭的城市正在用優惠的政策、寬闊的天地、滿腔的熱血打開著大門，熱情的歡迎優秀的人才、企業去創業、去就業，更多的體現著公平的競爭。許多眼睛只盯著大城市的八零后則不是為了自愿的加入到激烈的競爭中培養與鍛煉，而是只貪圖這些城市中的生活水準、精神文化和更容易“撿到”的機會。然而抱怨正來自于他們僅僅看到了機會而不知道為了這些機會就必須承受更多的磨難，就像王寶強會為了掙一個群眾演員的角色而將自己捆在樹上睡覺一樣。任何事都是要付出代價的。抱怨正在于不想付出代價而在只想享受成果的觀念。許多人并沒有為居住于唐家嶺而抱怨，是因為他們知道用必要的代價才能換取可能的成功。而更多人則會在不同的城市中選擇適合于自己發展的環境，畢竟不是每個人的能力都有條件在同樣的努力中取得同樣的成果的。能力則會在相對的比較與競爭中展現出不同的作用。“上、中、下”馬的策略不僅表現在對陣的博弈之中，也體現著能力的選擇之中。更多的機會只留給那些沒有幻想并尊重事實且會做出正確選擇的人們。十三億多人口的國家中，八零后一代并非是最不利于生存與發展的一代，而是機會眾多的一代，問題只在于個人的正確選擇。八零后的一代比我們少了許多痛苦的折磨，也比我們多了許多科技的發展。當我們用石筆、石板寫寫畫畫時，他們有了五顏六色的紙和筆；當我們用算盤學習數學時，他們有了計算器；當我們用數十里地的奔波去找個郵局從千里之外打電報時，他們有了網絡；當我們用等待數日的平信傳遞家音時，他們有了手機與短信；當我們在用自制的羊拐扔沙包、彈彈球時，他們有了機器人、變形金剛的陪伴；當我們為掙著騎一輛自行車而打架時，他們有了私人的座駕；當我們為掙一個課桌寫作業時，他們在掙有自己獨立的住房；當我們高興的從哥哥姐姐手中接過穿短了的衣褲時，他們卻一身的世界名牌，踏著耐克的鞋、挎著LV的包……數也數不清的多與少，數也數不清的進步與變化。是的，我們不能用現在的社會進步去比奴隸社會，但卻可以對比改革前后，因為這正 　　

但從泥沼中爬出來又豈是件容易的事。也正是在無數英雄競折腰的努力中，從小崗村的血手印開始，從一群群探索者在摸著石頭過河中被無情的淹沒開始，經歷了的少風風雨雨，無數次向不合理的制度沖擊，才讓改革有了今天的成果，才讓八零后的一代有了今天不愁吃、不愁穿的幸福生活。然而他們卻并不知道珍惜。甚至不知道要繼續努力向不合理的制度沖擊，用自己的生命為下一代創造一個好的生活環境。　　

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是八零后的父母們的經歷，是一個新中國建立之后的發展歷程。至少八零后一代有權利知道他們的父母是在一個什么樣的生存環境中生活、成長并努力奮斗的；至少他們應該知道今天的一切都是來之不易的；至少他們應該知道這個社會是在變化和進步的；至少他們還應知道不能僅停留在目前的發展階段，而應靠他們的犧牲于奮斗精神創造未來，而絕不能在原地踏步還痛恨社會沒有給他們機會與條件。而只有了解歷史與社會的發展過程才能正確的認識社會與中國的發展階段，才能知道“粒粒皆辛苦”的來源，才能珍惜今天的時間與機會，才能正確的認識到靈魂深處的差距，才能找到人生的方向與目標，才能學會如何做人、如何從零開始腳踏實地，才能放下包袱而輕裝前進，才會找到什么是衡量幸福的標準，什么是正確的幸福指標。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許多許多，正是宣傳工作不敢讓八零后的一代了解和知道那些本應熟知的中國歷史和發展中的挫折，于是以窮為自豪和名義上的弱勢群體而威脅社會的現象就主導了社會的輿論，也造成了社會中年輕一代的思想混亂。如今紅綠燈所能管住的恰恰是被社會稱為是“強勢”的司機，而行人、自行車、三輪車等被自認為是“弱勢”的群體雖然并不色盲，但根本不將法律放在眼里，而任意的踐踏。許多人用城管的野蠻來抱不平時，卻不是道當年的“三自一包”中的養雞養羊都被當做是資產階級的根苗而被強制性的沒收。而如今至少可以合法的有了生存的渠道，為什么還要非法的掠奪社會的資源并不繳納稅費呢？思想觀念的扭曲不正在于不能從對過去錯誤的比較中看到今天的進步嗎？中國從錯誤的泥沼中爬出來僅僅只有三十年，無法與堅持了上百年市場經濟的發達國家相比較，制度上尚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但為什么毛時代的中國人反而幸福指數高，而改革之后經濟發展了反而幸福指數低呢？因為那個錯誤的時代中雖然不一定正確但有一個明確的信仰，有一種追求，沒有一種制度約束但有一種精神的約束，知道艱苦樸素與艱苦奮斗嗎，生活與幸福的標準與要求很低（也許是無知愚昧），因此可以接受和寬容錯誤。當文革打破這些幻想之后，仍后酷吏維持，知道改革開放之后才給了人們思想的自由和后來人身的自由與權利。但從泥沼中爬出來又豈是件容易的事。也正是在無數英雄競折腰的努力中，從小崗村的血手印開始，從一群群探索者在摸著石頭過河中被無情的淹沒開始，經歷了的少風風雨雨，無數次向不合理的制度沖擊，才讓改革有了今天的成果，才讓八零后的一代有了今天不愁吃、不愁穿的幸福生活。然而他們卻并不知道珍惜。甚至不知道要繼續努力向不合理的制度沖擊，用自己的生命為下一代創造一個好的生活環境。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也不是一代人兩代人能夠成功的，而過度的乞求上帝今天就能讓天堂中的夢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實現，恰恰是幸福指數之所以不高的原因。政府過度的承諾也無疑是給了八零后一代過多的幻想，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都并非一天就能實現的事，都要靠幾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的完善。而一個人均ＧＤＰ還排在全球１００位之后的發展中國家，不靠幾代人的共同努力與奮斗又怎么會一步登天的成為世界的前列呢？看清中國現有的發展階段，降低對幸福指數的標準，拋棄那些幻想，扎扎實實腳踏實地的走好每一步，直接去推動那些改革中尚未完善的車輪才是八零后一代的使命。如果只期待于大樹底下好乘涼，則這棵大樹一定會在你摘一片葉子遮陰他折一枝擋光之后枯死于不在維護與培育之中。抱怨并不能讓社會財富增加，也一定會在別人的進步之中讓自己更落后。正如統計中的人均收入增長了，一些人稱為是被增長了。因為他們的不努力讓他們落后于他人的增長，在競爭中成為了失敗者。是的，這個市場經濟的競爭中一定會有失敗者，但對每個人而言，要做的恰恰是我不應是失敗者，這樣社會才能在共同的努力與爭先恐后中進步。美國人眼中的中國人“蟻族”是一群“有著雄心壯志但缺乏實用的技能”，有著追求財富的虛榮之心而無腳踏實地扎實工作精神的一族，正如弗里德曼所說“今天最重要的經濟競賽已經不在于國家或公司之間，而在你和你自己的想象力之間……今天幾乎一切都可以成為商品，唯一例外是想象力——迸發出新思想火花的能力。” 而最可悲的恰恰是八零后一代，如果只將眼光盯在中國政治與社會制度的缺陷上，又不愿意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彌補或改革這些缺陷，而只會對這些問題與缺陷表達成無限的抱怨，其結果必然是喪失自己想象力的能力，最終沉淪于感嘆幸福指數的不高之中。八零后一代應成為中國最有希望的一代，恰恰是改革之后出生的一代，是承前啟后的一代。雖然中國的社會今天還存在著許多的問題，恰恰要靠八零后一代去進行改造與創造。而挑戰這個社會所需要的恰恰不是抱怨，而是放棄個人貪婪的沖刺。幸福其實恰恰就在這沖刺的后面。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也不是一代人兩代人能夠成功的，而過度的乞求上帝今天就能讓天堂中的夢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實現，恰恰是幸福指數之所以不高的原因。　　

政府過度的承諾也無疑是給了八零后一代過多的幻想，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都并非一天就能實現的事，都要靠幾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的完善。而一個人均ＧＤＰ還排在全球１００位之后的發展中國家，不靠幾代人的共同努力與奮斗又怎么會一步登天的成為世界的前列呢？　　

中國改革之后的快速發展已讓全世界矚目，世界各國都在贊嘆中國的進步與富強、敬佩中國的城市發展與面貌改變、羨慕中國人民的生活迅速的從貧窮走向了富裕，不但驚嘆中國城市的成功改造與經濟發展，也在驚訝中國農村的脫貧與改善。許多在哈佛讀書的美國人都在夢想著到中國來看看，或者在中國就業安家。但遺憾的是生活在中國的年輕人卻不但漠視這一切，甚至深深的痛恨著生其養其的祖國。 從網上、博客的留言與微博的交流中，我看到了許許多多的八零后、九零后的問題與留言，更看到了年輕人心中的迷茫、彷徨、無奈、抱怨、仇恨和對生不逢時的不滿等等。原來在外國人眼中所有美好的一切，在他們的心中都是一片黑暗，似乎這個社會中充滿著腐敗、偽裝，似乎這個社會只有對他們一代的不公，他們才是這個社會中最被剝削、壓迫和虐待的一代和社會最底層的一代。目前中國的幸福指數很低，也因此成為了對上述現象的證明。但幸福指數是根據預期來判斷的。為什么改革之前中國極度的貧困，但幸福指數卻比今天還高，而中國改革之后高速發展了、生活改善了，但幸福指數卻變得更低了呢？因為社會的進步與經濟的發展改變了中國人的預期，尤其是改變了未經歷過改革之前的痛苦的一代的預期。新的一代對生活質量的要求和精神追求的預期過度的提高了。預期是隨著政府的承諾而改變和提高的。當一個政府過多的許諾能給以人民更好的生活時；當一個政府過度的承諾能在短周期內向人民提供更多的保障與福利時；當一個政府過多的描述近期可能達到或實現更高的目標時，人民的幸福預期也隨之而快速的增長與提高了。而現實生活中當政府并未在短期內兌現或實現這些承諾、這些保障，或未能像預期的計劃而實現這些目標時，被過度抬高的幸福預期就變成了一種失望、變成了對幸福指數的負面影響，變成了幸福指數不高的一種記錄。于是疑惑、迷茫、抱怨等等就隨之而來，讓一個原本在增長、改革中的國家陷入了“言論自由”，但卻被少數人操縱的混亂之中。當政府為了彌補這些漏洞而一味的牽就這些并不健康的思想與言論，不斷的承諾與許愿時，當政策被這些不適合于中國現有的經濟發展階段的要求所影響時，政策也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難道我們不應該停下來認真的想一想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讓年輕人失去方向的現象的原因嗎？難道不應該針對這些造成年輕的一代過度貪圖幸福指數提高的預期進行合理的教育與批評嗎？也許問題正出在現有的宣傳與教育體系的缺失和扭曲。粉碎“四人幫”的戰役，是一場在黨內已失去正常制度約束下的武裝革命。解決了名義上代表毛繼承人概念的代權力。十一屆三中全會則用黨的合法會議糾正了毛的歷史錯誤，實現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改革。但中國共產黨仍堅持毛在神壇中的地位。尤其是每次國慶逢十的大典之前總會有系列的將毛塑造成神的宣傳，不斷的維護與鞏固著毛思想的統治地位。正因為這種原因，讓改革前的三十年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的空白。也許八零后的一代變成了失去記憶的一代。中國幾乎已沒有任何文藝作品可以公正的反映那一段曾經讓整個社會都喘不過氣來的發展歷程，也是一段恰恰對今天產生著巨大影響的一個階段。我們并不想否定毛的歷史價值與地位（如果要有否定的一天也是歷史的后人的事了），但絕不能因為要維護毛的作用、威信與神的權威，就不能批評其的錯誤或不能還原這段歷史的真實面貌。正因為這段改革前三十年的空白，才造成了八零后一代的文化斷裂的代溝，才有了只看到改革之后的幸福，而不知改革之前的中國貧窮的對比與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抱怨。上一代人比八零后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呢？改革開放的飛速發展，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有“三反五反”“反右斗爭”“廬山會議”“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武斗”“批林批孔”“上山下鄉”等一系列的政治斗爭和階級斗爭運動。不知道什么是言論自由與政治管制的差別。他們今天可以公開的罵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不知到當年會因為不小心弄臟了一張毛主席像就會株連九族，甚至傾家蕩產。更不用說公開的表達對黨的不滿和對社會的抱怨了。從政治上看，八零后一代擁有的，恰恰是上一代在他們同齡的生長期中所沒有的自由。改革開放的經濟增長，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有過“幾千萬人”因饑餓而死亡的災難。當然也無法體會憑票證購買食品、衣物的經濟短缺時代的艱難，當然更不會知道有錢沒票也吃不上飯的尷尬了。他們在為今天無錢消費而抱怨時，他們以為是市場經濟讓他們在競爭中無法提高收入而失去了消費的自由，卻不知道有錢無證而寸步難行才是真的失去了自由。改革開放重新確定了臭老九的社會地位，知識救國、技術創新的奇跡讓八零后的一代不知道中國曾有過“知識無用”“復課鬧革命”“接受再教育”“白卷革命”等等一系列的風雨。當他們自己不努力學習而痛恨高考制度時，并不知道1840年后英國學習了清朝的科舉制度后創造了人才輩出的進步。當他們痛恨大學教育制度的無能，并對畢業之后的選擇迷茫時，并不知道當年有多少人在渴望獲得知識和學習的機會時，被剝奪了讀書的權利。當他們大罵這些缺少了上學機會的人們成為了改革的受賄利益群體時，卻不知道這代人要為沒機會學習而付出多少倍的努力。不知道被剝奪了讀書（哪怕是非課本的讀物與音樂等）的權利，失去讀書的自由的痛苦。改革開放恢復了人性的本能，讓人們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隨意的尋找異性的感情歸宿、坦露表達這種愉悅的內心世界，因此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經有過“不得偷食禁果”的封鎖線。“消滅小資情調”的禁令像一座大山一樣壓在整個社會的頭上。當他們為愛情的失敗而哭泣時、為能終身廝守而歡笑時，并不知道一個沒有愛情的音樂、歌曲；沒有愛情的文藝作品與戲劇；沒有酒吧與咖啡廳；沒有舞廳與歌廳；沒有任何空間可以容納與釋放愛的世界是多么的痛苦。人如果沒有談情說愛的權利和自由，會制造出多少人格人性的缺陷和多少家庭的毀滅性災難。改革開放讓勞動力資源可以自由的選擇和流動了，就業可以人盡其才的進入自己喜愛、有興趣或能發揮特長的領域。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有過“消滅資產階級生存的土壤”，名義上又有“工人階級與農民兄弟”當家做主的傳統觀念，除了組織分配任何人都沒有就業的機會與選擇，而組織的分配則用一次決定一生的方式將人們的自由鎖在了一根無法用個人力量斬斷的鐵鏈上。而個人創業則不但是一種夢想也是一種要被堅決鎮壓的違法行為。當八零后在抱怨就業中的艱難時、抱怨對就業推薦的不滿時、抱怨工資收入的不高時，卻無法理解當年只能聽天由命從十幾元的學徒工開始而幾年爬一臺階的攀登，甚至連靠個人的努力去創造的機會都被扼殺在搖籃與夢幻之中，而人就業的選擇權豈不比就業的難易更為重要嗎？改革開放實現了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出現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中的收入差別。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并成為了被社會夸耀的排行效應。于是更引發了許多尚未富起來的人們的不滿，包括八零后的一代，他們并不知道平均分配時的結果時所有人都貧窮。舊的社會主義一大二公的定義和對私有制的沒收與改造的均貧富，實質是讓所有人都只能成為窮人，而絕不會有富的存在。因為任何人都只能在富剛剛開始時就被迫均出了。就像許多人以為打到土豪、分田地，沒有了地主窮人就可以變成富人的癡夢在中國改革之前的三十年并沒有出現一樣。均貧富是永遠也沒有出路的。這中間最重要的則是私有產權的確立與保護，是憑能力與本事、憑努力與刻苦、憑知識與創造的競爭機制，能者多得而非能者多勞的激勵機制才能制止懶漢式的大鍋飯，讓人們在社會進步與財富增長中受益。只有市場經濟才能建立人權與財權保護的自由。改革開放實現了住房制度的福利分配向市場化供給方式的轉移，給社會帶來了無限的生機，讓許多人從此過上了幸福生活。而八零后的一代并不知道這種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中的痛苦生活歷程。當他們高呼買不起商品房并大罵政府與開發商試圖進行二次房改而退回到分配制度時，他們只看到了房改房產生的增值收益，卻不知道中國落后的住房現狀，更重要的是他們不知道中國人為了福利分房而付出的代價。住房的福利分配一是壓低了所有人的工資收入（工資中沒有住房含量），但實際他們要等幾十年才能實現這個福利的分配夢，并且是一個并不理想的長期過渡。大多數人四十多歲、工作二十多年才能有一間平房，或一個與他人合住的單元。只是改革之后或最后一次晚餐才讓大多數老一代的人真正改善了住房。當八零后大罵開發商與政府讓他們成為了房奴時，卻不知道分配時代幾十年的勞動不是一種“奴隸”的生活狀態嗎？而他們又有居住條件的選擇權利嗎？沒有。單位不分也仍要做“奴隸”，而今天的“房奴”至少生活在一個好的環境與條件中，至少是擁有了私有財產與財富。當年為了單位分房而苦苦等待與煎熬的“房奴”們才是真正的“奴隸”。因為住房他們只有拿低工資，因為住房他們無法實現人才的流動，因為住房他們必須努力工作、積極表現，因為住房他們必須服從分配而不敢違反紀律，這才是真正的“房奴”。而今天的“房奴”一邊在罵娘，一邊在享受著房價上漲的增值收益。住房市場化的真正含義則是將人從為了房子而生存中解放出來。讓住房私有化的同時，還給了人民一個可以遷徙和生活在不同城市、地點，從事不同工作的條件，不再只成為單位奴隸的一種自由。改革開放之后出現了許多的腐敗，用權錢交易的方式讓一部分人因此而擁有了大量的不明財富，形成了極大的社會不公平。并且這種不公平蔓延到了平民社會的人情、關系，似乎無償的幫助也變成了腐敗的不公平。八零后一代的抱怨與憤怒大多 　　

看清中國現有的發展階段，降低對幸福指數的標準，拋棄那些幻想，扎扎實實腳踏實地的走好每一步，直接去推動那些改革中尚未完善的車輪才是八零后一代的使命。如果只期待于大樹底下好乘涼，則這棵大樹一定會在你摘一片葉子遮陰他折一枝擋光之后枯死于不在維護與培育之中。　　

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是八零后的父母們的經歷，是一個新中國建立之后的發展歷程。至少八零后一代有權利知道他們的父母是在一個什么樣的生存環境中生活、成長并努力奮斗的；至少他們應該知道今天的一切都是來之不易的；至少他們應該知道這個社會是在變化和進步的；至少他們還應知道不能僅停留在目前的發展階段，而應靠他們的犧牲于奮斗精神創造未來，而絕不能在原地踏步還痛恨社會沒有給他們機會與條件。而只有了解歷史與社會的發展過程才能正確的認識社會與中國的發展階段，才能知道“粒粒皆辛苦”的來源，才能珍惜今天的時間與機會，才能正確的認識到靈魂深處的差距，才能找到人生的方向與目標，才能學會如何做人、如何從零開始腳踏實地，才能放下包袱而輕裝前進，才會找到什么是衡量幸福的標準，什么是正確的幸福指標。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許多許多，正是宣傳工作不敢讓八零后的一代了解和知道那些本應熟知的中國歷史和發展中的挫折，于是以窮為自豪和名義上的弱勢群體而威脅社會的現象就主導了社會的輿論，也造成了社會中年輕一代的思想混亂。如今紅綠燈所能管住的恰恰是被社會稱為是“強勢”的司機，而行人、自行車、三輪車等被自認為是“弱勢”的群體雖然并不色盲，但根本不將法律放在眼里，而任意的踐踏。許多人用城管的野蠻來抱不平時，卻不是道當年的“三自一包”中的養雞養羊都被當做是資產階級的根苗而被強制性的沒收。而如今至少可以合法的有了生存的渠道，為什么還要非法的掠奪社會的資源并不繳納稅費呢？思想觀念的扭曲不正在于不能從對過去錯誤的比較中看到今天的進步嗎？中國從錯誤的泥沼中爬出來僅僅只有三十年，無法與堅持了上百年市場經濟的發達國家相比較，制度上尚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但為什么毛時代的中國人反而幸福指數高，而改革之后經濟發展了反而幸福指數低呢？因為那個錯誤的時代中雖然不一定正確但有一個明確的信仰，有一種追求，沒有一種制度約束但有一種精神的約束，知道艱苦樸素與艱苦奮斗嗎，生活與幸福的標準與要求很低（也許是無知愚昧），因此可以接受和寬容錯誤。當文革打破這些幻想之后，仍后酷吏維持，知道改革開放之后才給了人們思想的自由和后來人身的自由與權利。但從泥沼中爬出來又豈是件容易的事。也正是在無數英雄競折腰的努力中，從小崗村的血手印開始，從一群群探索者在摸著石頭過河中被無情的淹沒開始，經歷了的少風風雨雨，無數次向不合理的制度沖擊，才讓改革有了今天的成果，才讓八零后的一代有了今天不愁吃、不愁穿的幸福生活。然而他們卻并不知道珍惜。甚至不知道要繼續努力向不合理的制度沖擊，用自己的生命為下一代創造一個好的生活環境。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也不是一代人兩代人能夠成功的，而過度的乞求上帝今天就能讓天堂中的夢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實現，恰恰是幸福指數之所以不高的原因。政府過度的承諾也無疑是給了八零后一代過多的幻想，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都并非一天就能實現的事，都要靠幾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的完善。而一個人均ＧＤＰ還排在全球１００位之后的發展中國家，不靠幾代人的共同努力與奮斗又怎么會一步登天的成為世界的前列呢？看清中國現有的發展階段，降低對幸福指數的標準，拋棄那些幻想，扎扎實實腳踏實地的走好每一步，直接去推動那些改革中尚未完善的車輪才是八零后一代的使命。如果只期待于大樹底下好乘涼，則這棵大樹一定會在你摘一片葉子遮陰他折一枝擋光之后枯死于不在維護與培育之中。抱怨并不能讓社會財富增加，也一定會在別人的進步之中讓自己更落后。正如統計中的人均收入增長了，一些人稱為是被增長了。因為他們的不努力讓他們落后于他人的增長，在競爭中成為了失敗者。是的，這個市場經濟的競爭中一定會有失敗者，但對每個人而言，要做的恰恰是我不應是失敗者，這樣社會才能在共同的努力與爭先恐后中進步。美國人眼中的中國人“蟻族”是一群“有著雄心壯志但缺乏實用的技能”，有著追求財富的虛榮之心而無腳踏實地扎實工作精神的一族，正如弗里德曼所說“今天最重要的經濟競賽已經不在于國家或公司之間，而在你和你自己的想象力之間……今天幾乎一切都可以成為商品，唯一例外是想象力——迸發出新思想火花的能力。” 而最可悲的恰恰是八零后一代，如果只將眼光盯在中國政治與社會制度的缺陷上，又不愿意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彌補或改革這些缺陷，而只會對這些問題與缺陷表達成無限的抱怨，其結果必然是喪失自己想象力的能力，最終沉淪于感嘆幸福指數的不高之中。八零后一代應成為中國最有希望的一代，恰恰是改革之后出生的一代，是承前啟后的一代。雖然中國的社會今天還存在著許多的問題，恰恰要靠八零后一代去進行改造與創造。而挑戰這個社會所需要的恰恰不是抱怨，而是放棄個人貪婪的沖刺。幸福其實恰恰就在這沖刺的后面。抱怨并不能讓社會財富增加，也一定會在別人的進步之中讓自己更落后。正如統計中的人均收入增長了，一些人稱為是被增長了。因為他們的不努力讓他們落后于他人的增長，在競爭中成為了失敗者。是的，這個市場經濟的競爭中一定會有失敗者，但對每個人而言，要做的恰恰是我不應是失敗者，這樣社會才能在共同的努力與爭先恐后中進步。　　

美國人眼中的中國人“蟻族”是一群“有著雄心壯志但缺乏實用的技能”，有著追求財富的虛榮之心而無腳踏實地扎實工作精神的一族，正如弗里德曼所說“今天最重要的經濟競賽已經不在于國家或公司之間，而在你和你自己的想象力之間……今天幾乎一切都可以成為商品，唯一例外是想象力——迸發出新思想火花的能力。”　　

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是八零后的父母們的經歷，是一個新中國建立之后的發展歷程。至少八零后一代有權利知道他們的父母是在一個什么樣的生存環境中生活、成長并努力奮斗的；至少他們應該知道今天的一切都是來之不易的；至少他們應該知道這個社會是在變化和進步的；至少他們還應知道不能僅停留在目前的發展階段，而應靠他們的犧牲于奮斗精神創造未來，而絕不能在原地踏步還痛恨社會沒有給他們機會與條件。而只有了解歷史與社會的發展過程才能正確的認識社會與中國的發展階段，才能知道“粒粒皆辛苦”的來源，才能珍惜今天的時間與機會，才能正確的認識到靈魂深處的差距，才能找到人生的方向與目標，才能學會如何做人、如何從零開始腳踏實地，才能放下包袱而輕裝前進，才會找到什么是衡量幸福的標準，什么是正確的幸福指標。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許多許多，正是宣傳工作不敢讓八零后的一代了解和知道那些本應熟知的中國歷史和發展中的挫折，于是以窮為自豪和名義上的弱勢群體而威脅社會的現象就主導了社會的輿論，也造成了社會中年輕一代的思想混亂。如今紅綠燈所能管住的恰恰是被社會稱為是“強勢”的司機，而行人、自行車、三輪車等被自認為是“弱勢”的群體雖然并不色盲，但根本不將法律放在眼里，而任意的踐踏。許多人用城管的野蠻來抱不平時，卻不是道當年的“三自一包”中的養雞養羊都被當做是資產階級的根苗而被強制性的沒收。而如今至少可以合法的有了生存的渠道，為什么還要非法的掠奪社會的資源并不繳納稅費呢？思想觀念的扭曲不正在于不能從對過去錯誤的比較中看到今天的進步嗎？中國從錯誤的泥沼中爬出來僅僅只有三十年，無法與堅持了上百年市場經濟的發達國家相比較，制度上尚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但為什么毛時代的中國人反而幸福指數高，而改革之后經濟發展了反而幸福指數低呢？因為那個錯誤的時代中雖然不一定正確但有一個明確的信仰，有一種追求，沒有一種制度約束但有一種精神的約束，知道艱苦樸素與艱苦奮斗嗎，生活與幸福的標準與要求很低（也許是無知愚昧），因此可以接受和寬容錯誤。當文革打破這些幻想之后，仍后酷吏維持，知道改革開放之后才給了人們思想的自由和后來人身的自由與權利。但從泥沼中爬出來又豈是件容易的事。也正是在無數英雄競折腰的努力中，從小崗村的血手印開始，從一群群探索者在摸著石頭過河中被無情的淹沒開始，經歷了的少風風雨雨，無數次向不合理的制度沖擊，才讓改革有了今天的成果，才讓八零后的一代有了今天不愁吃、不愁穿的幸福生活。然而他們卻并不知道珍惜。甚至不知道要繼續努力向不合理的制度沖擊，用自己的生命為下一代創造一個好的生活環境。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也不是一代人兩代人能夠成功的，而過度的乞求上帝今天就能讓天堂中的夢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實現，恰恰是幸福指數之所以不高的原因。政府過度的承諾也無疑是給了八零后一代過多的幻想，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都并非一天就能實現的事，都要靠幾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的完善。而一個人均ＧＤＰ還排在全球１００位之后的發展中國家，不靠幾代人的共同努力與奮斗又怎么會一步登天的成為世界的前列呢？看清中國現有的發展階段，降低對幸福指數的標準，拋棄那些幻想，扎扎實實腳踏實地的走好每一步，直接去推動那些改革中尚未完善的車輪才是八零后一代的使命。如果只期待于大樹底下好乘涼，則這棵大樹一定會在你摘一片葉子遮陰他折一枝擋光之后枯死于不在維護與培育之中。抱怨并不能讓社會財富增加，也一定會在別人的進步之中讓自己更落后。正如統計中的人均收入增長了，一些人稱為是被增長了。因為他們的不努力讓他們落后于他人的增長，在競爭中成為了失敗者。是的，這個市場經濟的競爭中一定會有失敗者，但對每個人而言，要做的恰恰是我不應是失敗者，這樣社會才能在共同的努力與爭先恐后中進步。美國人眼中的中國人“蟻族”是一群“有著雄心壯志但缺乏實用的技能”，有著追求財富的虛榮之心而無腳踏實地扎實工作精神的一族，正如弗里德曼所說“今天最重要的經濟競賽已經不在于國家或公司之間，而在你和你自己的想象力之間……今天幾乎一切都可以成為商品，唯一例外是想象力——迸發出新思想火花的能力。” 而最可悲的恰恰是八零后一代，如果只將眼光盯在中國政治與社會制度的缺陷上，又不愿意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彌補或改革這些缺陷，而只會對這些問題與缺陷表達成無限的抱怨，其結果必然是喪失自己想象力的能力，最終沉淪于感嘆幸福指數的不高之中。八零后一代應成為中國最有希望的一代，恰恰是改革之后出生的一代，是承前啟后的一代。雖然中國的社會今天還存在著許多的問題，恰恰要靠八零后一代去進行改造與創造。而挑戰這個社會所需要的恰恰不是抱怨，而是放棄個人貪婪的沖刺。幸福其實恰恰就在這沖刺的后面。 　　

而最可悲的恰恰是八零后一代，如果只將眼光盯在中國政治與社會制度的缺陷上，又不愿意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彌補或改革這些缺陷，而只會對這些問題與缺陷表達成無限的抱怨，其結果必然是喪失自己想象力的能力，最終沉淪于感嘆幸福指數的不高之中。　　

來自于認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從來不思考自己是否曾經做出了努力。他們甚至想要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公平時代去。但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最大的不公平恰恰是改革之前的平均分配。改革前從表面看來在國內是一種平均分配的公平時，卻在高喊著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窮人的口號之下發現，中國原來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而最大的不公平恰恰在于從國內看是人人平等的公平，放在世界的環境之中就發現中國為了表面的公平而造就了世界社會中的最大不公平。那時的中國人不但在國內寸步難行（沒有全國糧票和錢），在世界中更是寸步難行（沒有世界性貨幣）。讓中國人在改革之前的幾十年中都無法抬頭挺胸的走向世界、跨出國門。而今天的中國人卻成為了在全球境外消費中的佼佼者，難道是因為不公平才造就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與國家的強大和人民的富強嗎？中國人要改善改革中的許多問題，包括懲治腐敗、合理的收入分配、低收入的全民保障等等。但并不等于這些問題的存在就可以否定中國改革的成功與進步，不能為追求表面的公平而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假公平時代。當這個社會有人有了電腦、有了手機時，因為一些人還沒有電腦和手機就必須退回到都點煤油燈的平均都貧窮的時代去嗎？正是“效率優先”才解放了中國的勞動生產力，才給了中國人創造財富的權利和自由。而打開窗戶時飛進的幾只蒼蠅并不能否定打開窗戶而帶來的更多收益。改革讓社會與民眾富有之后，更多的人會用自己的財富去幫助那些受到自然災難傷害和其他原因而貧窮的人。因此慈善被當成了一種值得驕傲的社會責任。于是八零后的一代就誤以為只有社會的捐助才能實現救助與貧富的平衡。其實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唐山大地震和歷史上許許多多的災難都是在無奈的沒有任何社會資金的援助中自我奮斗和掙扎的，而三年自然災害中死亡的人數甚至超過了八年抗戰與解放戰爭的總和。不是慈善不重要，而是指望施舍才能升天和依賴于救助才能出頭的思想會蠶食了人民的靈魂，失去自我奮斗與努力的精神。當人們奉獻愛心時，恰恰最不想看到的正是那些自身有能力而伸手等待救助的懶人，而正是改革才讓社會有了獻出愛而努力幫助有困難的弱勢群體的能力。改革開放讓更多人擁有了產業和自謀生路的機會，同時也產生了雇傭與剝削之間的爭議。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理論抑制困擾著社會主義如何發展經濟與生存的問題。五十年代初劉少奇的“三條石”遭遇讓這個曾經是民選的國家主席成了囚犯，正在于剝削與階級斗爭的錯覺不但制約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也讓所有的中國人在名義上的公平分配之下成為了為公有制打工的努力，被以全世界最低的工資標準限制為最廉價的勞動力，用甘當一顆螺絲釘的雷鋒精神奉獻著幾代人的青春。嚴格的就業條件限制才是形成于早就最嚴酷的剝削的基礎條件，那時人們沒有就業的選擇權，自然也就失去了勞動力價格的談判權。當今天的八零后在抱怨一部分已經富起來的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在剝削時，并不知道是鄧小平的改革免除了“傻子瓜子”的牢獄之災。是無數個冒著生命危險的改革創新者推動了中國法律制度的改變，才有了一人雇工、七人雇工和不限制私企雇工人員限制性條件的進步。在由國家勞動保護制度監管的條件下，就業條件與就業選擇就是對剝削最大的挑戰。充分的就業機會早已經改變了勞動的價值觀念，勞動資源的自由流動才是打破剝削約束的基礎。而任何試圖自主創業者都將面臨雇工的門檻，不打破對剝削這個舊觀念的枷鎖并重新的勞動就業自主流動的新背景下認識，就無法發展市場經濟，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投資與就業機會的創造就正是幫助另外一些尚未富起來的人共同富裕的條件。打工一族已不再是被剝削的一族，更不是貶義的象征詞，而是這個社會中的常態了。如果沒有了就業的選擇權和就業的機會，則必然會變成只有一個國家安排的就業出口和只能無條件接受低工資“剝削”的機會了。而勞動就業與創業的自由則是改革前后最大的權利回歸與人權的保護。必須承認改革前后出現了巨大的貧富差別，但也必須知道大多數的貧富差別不是來自于腐敗與權錢交易，解決了70%就業的民營企業經濟大多并不都是有“原罪”的特征，而是時代在改革中的產物。更多的人是靠努力工作、辛勤勞動與風險意識從逼迫中創出了一條致富的路。改革初期是所有的人都處于貧窮的同一起跑線上，都沒有資金、沒有依靠，甚至沒有法律的保護，而最明顯的則是有人放棄了國企的穩定大鍋飯而跳入海中，也有人死抱著國企的平均分配不愿承擔市場風險。而創業者在大海中學會了游泳，國企卻許多在破產與下崗中淪為了貧困和再就業之中。缺少和不愿承擔風險的意識也讓許多人失去了因投資而獲利的機會，因此整個社會中不論是城鎮還是鄉村；不論是從事工業、商業、農業還是服務業，都有許許多多的致富者，同樣也有許多市場經濟中競爭的失敗者。而看不到改革之初創業的艱辛，只看到許多企業、個人今天的成功，并將這一切歸罪于社會的腐敗與不公平，只會讓八零后一代失去對社會的信任、對競爭的努力而淪為不可救藥的一代。其實更多的八零后并非只有牢騷和迷茫的，他們更多的早已取得了各自領域中的成功。但少數牢騷滿腹的言論卻破壞了這一代人在社會中的形象，傳染了下一代的迷茫，并造成了社會不安定的局面。然而又有多少滿肚子抱怨的人真的愿意睜眼看看那些同輩的佼佼者并回過頭來查找自身存在的缺陷呢？又有多少人將生活的重點放在自身的改造與努力上呢？更多的貧富差別不僅來自于制度，也來自于個人的努力。中國目前的社會制度中確實仍存在著許多的不合理性，糾結于政治中的傳統地位而尚未能民主化的進程，確實有許多的不盡人意的事情。政策中的動搖與退步確實在引發著社會的不滿。腐敗對社會與市場的沖擊確實在制造著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改革開放確實出現了社會中的貧富分化，也產生了社會中的公平問題，但這一切都是在整個世界都必須經歷的發展階段中的矛盾，不是社會所固有的不可改變和在進步中解決的矛盾，我也會對政府行為的不合理性、制度中的缺陷和政策中的錯誤提出一系列的批評，但這是善意的幫助，而絕不是惡意的攻擊。許多人誤以為可以用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或說統治就能改變這個社會中存在的弊病，就能一了百了的天下大吉了。這不過是一種癡心夢想。任何制度都是在對客觀世界的不斷認識中改進的，就向全世界并不能實現只有一種制度一樣，就像這個世界中所有的生產企業絕不會只有一種管理模式和生產方式一樣。社會漸進的發展過程也許可以減少戰爭與死亡，可以在自我的認識與改革的糾錯機制中逐步的完善。而那些試圖用推翻現有政權的極端言論和做法恰恰在于不知道改革之前的錯誤與生存的環境，自然無法在對比中發現社會的進步與改革的偉大。這個社會中并不是都必須依靠革命與推翻現政權才能進步的，就像美國的兩黨競爭很激烈，但沒有一黨會推翻法律而重建國家體制；就像日本的多黨派競爭會在幾個月內重組一次政府，但沒有人推翻天皇而重建社會制度。這也許就是忠誠性反對與顛覆性反對的不同，而那些以為退回到毛時代才會更幸福的八零后更是生活在一種無知的愚昧中了。固然沒有制度的公平條件僅靠個人的努力會減少成功的機會，但沒有了個人的努力就等于放棄了成功的機會。這個社會中存在著一些制度上保證公平的缺陷，但并非所有的都被不公平的制度所覆蓋或淹沒了。很明顯的是那些集中的大城市、好學校與好企業中的競爭是最激烈的，于是這中間就難免在資源占有欲分配的競爭中出現腐敗與不公平。但馬云從上海到杭州的搬遷；農民工在城市間的選擇與流動早就告訴了社會，在那些并非資源嚴重短缺的競爭的城市正在用優惠的政策、寬闊的天地、滿腔的熱血打開著大門，熱情的歡迎優秀的人才、企業去創業、去就業，更多的體現著公平的競爭。許多眼睛只盯著大城市的八零后則不是為了自愿的加入到激烈的競爭中培養與鍛煉，而是只貪圖這些城市中的生活水準、精神文化和更容易“撿到”的機會。然而抱怨正來自于他們僅僅看到了機會而不知道為了這些機會就必須承受更多的磨難，就像王寶強會為了掙一個群眾演員的角色而將自己捆在樹上睡覺一樣。任何事都是要付出代價的。抱怨正在于不想付出代價而在只想享受成果的觀念。許多人并沒有為居住于唐家嶺而抱怨，是因為他們知道用必要的代價才能換取可能的成功。而更多人則會在不同的城市中選擇適合于自己發展的環境，畢竟不是每個人的能力都有條件在同樣的努力中取得同樣的成果的。能力則會在相對的比較與競爭中展現出不同的作用。“上、中、下”馬的策略不僅表現在對陣的博弈之中，也體現著能力的選擇之中。更多的機會只留給那些沒有幻想并尊重事實且會做出正確選擇的人們。十三億多人口的國家中，八零后一代并非是最不利于生存與發展的一代，而是機會眾多的一代，問題只在于個人的正確選擇。八零后的一代比我們少了許多痛苦的折磨，也比我們多了許多科技的發展。當我們用石筆、石板寫寫畫畫時，他們有了五顏六色的紙和筆；當我們用算盤學習數學時，他們有了計算器；當我們用數十里地的奔波去找個郵局從千里之外打電報時，他們有了網絡；當我們用等待數日的平信傳遞家音時，他們有了手機與短信；當我們在用自制的羊拐扔沙包、彈彈球時，他們有了機器人、變形金剛的陪伴；當我們為掙著騎一輛自行車而打架時，他們有了私人的座駕；當我們為掙一個課桌寫作業時，他們在掙有自己獨立的住房；當我們高興的從哥哥姐姐手中接過穿短了的衣褲時，他們卻一身的世界名牌，踏著耐克的鞋、挎著LV的包……數也數不清的多與少，數也數不清的進步與變化。是的，我們不能用現在的社會進步去比奴隸社會，但卻可以對比改革前后，因為這正八零后一代應成為中國最有希望的一代，恰恰是改革之后出生的一代，是承前啟后的一代。雖然中國的社會今天還存在著許多的問題，恰恰要靠八零后一代去進行改造與創造。而挑戰這個社會所需要的恰恰不是抱怨，而是放棄個人貪婪的沖刺。幸福其實恰恰就在這沖刺的后面。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