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棚戶區改造”是權力勾結資本掛起來的羊頭
昆明市的宏仁新村502棟村民們和村集體歷時5年、投入3億多元資金建起來的嶄新的樓房屬于“新農村建設”的住宅小區，最近被昆明市官渡區下令拆遷。官渡區矣六街道辦事處工委書記對記者解釋說：“整個這個宏仁片區的城中村改造，就是為了提升我們宏仁老百姓的生活環境，提升他的生活品質，消除治安和安全方面的一些隱患。”
另一則消息說一名有31年工齡的國有企業工人潘鴻強最近在車間用機床刀自殺。在他租的房子里一張報紙上面放著兩張紙，那是他寫在工廠記錄上的“留言”。第一頁寫著他欠兩個工友的賬，一個300元，一個600元，共900元，還有信用卡欠款3000元。“誰看見誰幫我解決一下”。報道說：“在親人和朋友的眼中，壓垮潘鴻強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房子”。2004年左右，工廠住房改革。潘鴻強夫婦借款交了房子的4.6萬元首付款，由于缺錢，裝裝停停，一直到2009年5月裝好，花了約6萬元。因債務壓力太大，不得不將新房以16萬元賣掉后，依然欠銀行3萬元貸款。此前的2009年初，要拆遷了，廠里要收回潘鴻強原住的大雜院。潘鴻強在附近的韓北村租了一間約25平米的民房。
一次棚戶區改造，自己原來的住房沒了，不得不租房住；一套親手裝修幾年的房子不得不賣出去；沒住上新房卻因之欠銀行3萬元。對一個“失敗者”來講，自殺恐怕也是個“選項”！
面對資本和權利，這種失敗者恐怕會很多。
到2008年以后，所謂“城中村”，村村早就都是“高樓大廈”林立。個個村民在自己宅基地上蓋起“炮樓”來。高的能有十幾層，還帶電梯。因為這些“城中村”的農民早就開始這項生意。家里的孩子一般都在城市找到工作，本來的兩三層小樓出租每年都能賺錢。于是都有實力蓋起更高的樓用來出租。所謂“蟻族”，都是住在這樣的地方。貧道家附近的陳寨、張家村、廟里村，總計30多萬人，其中村民不過數萬，30萬左右就是這些蟻族們。村民家家出租房住七八十人，多的上百人。雖然房租很低，但月收入上萬到數萬是有保障的。
城中村自然擁擠不堪，治安管理難。但畢竟是磚混住宅，有自來水，有電，有電視。與阿根廷、巴西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城市郊區的貧民窟相比，條件好的不是一點點。如果與孟買的貧民窟比，簡直是天堂。即使按購買力評價法計算，中國人均收入依然低于巴西和阿根廷、泰國等國家。同樣市場經濟，很多新市民住這種房子，恐怕是解決不了的事情。實際情況也是這樣，每次一個城中村改造，數萬甚至十萬蟻族們不得不遷至更遠的農村，因為新房他們是租不起的。最主要的是，這些新房都是空置的，并沒有出租的意思。改造一個城中村，就增加一個城中村。恐怕各地政府都清楚這一點。
老國企如果不景氣，或者被改制，大量在崗和下崗的職工住在原來的宿舍區，肯定無法與新小區相比。看起來真的是“棚戶區”。棚戶區改造對潘鴻強這類每月到手工資850元的職工來講，或者對下崗職工來講，麻煩要比城中村的農民要大。因為他們是“無產階級”。原來的房子就不是自己的，而是福利房。收回這些房子再讓他們買，就算補貼些錢，都有不少職工會像潘鴻強這樣。
大家都清楚，中國進入一個城市化階段。而市場經濟的城市化初期，無論是印度還是巴西，無論是英國還是法國，甚至包括美國，都有一個“貧民窟”階段。市場經濟不同與計劃經濟，企業沒有責任為新職工提供住房。年輕的農民自由進城，自由找工作，自由地選擇了貧民窟。既然中國選擇市場經濟，就難以避免這種情況。現在新進城的農民，包括他們大學、中專、技校、初高中畢業的進城的子女，要么住在工棚里，要么住在城中村里。他們住到這里，不是因為別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根本買不起房。且不說今年來房價飛漲，就算房價在3000元一平米，有不少人照樣買不起。這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決定的，是任何“創建全國衛生城市”，“提升居民生活品質，消除安全隱患”運動都無法解決的。
其實，貧道根本不相信政府不知道這種情況，但是為什么現在“消除城中村”，“改造棚戶區”的口號喊這么響呢？想都不要想：這是權利與資本勾結起來為在他們自身謀利益鬧的。因為無論如何，這件事的核心內容是一場房地產經營活動。而只要是房地產經營活動，開發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有關部門的利益，都可以有規則的得到。
所以，所謂城中村和棚戶區改造，無非是個羊頭。而房地產開發這批狗肉，就多了個旗號和路子。
倒霉的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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