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一個重要議題是被“數字鎖鏈”束縛的“新無產階級”問題。新無產階級本質上是被剝奪了包括數據在內的一切生產資料而不得不將勞動力作為商品出賣的階級，也是深受數字資本掠奪、剝削與壓迫的階級。數字資本主義依托數字技術，通過采用瓦解新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識、改換新無產階級的革命對象和消解新無產階級的革命方式等策略，阻礙著新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面對新變化和新挑戰，新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在內在動力、斗爭目標和現實路徑上都表現出新的特點和光明的前景。

　　【關鍵詞】數字資本主義  新無產階級  消滅私有制  新無產階級革命運動

　　作者高海波，中南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文章來源：《科學社會主義》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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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計算機、網絡、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化技術的興起和數字化時代的到來，資本主義利用數字化技術改變自身的表現樣態并發展到了數字資本主義階段。數字資本主義作為資本在追求剩余價值中不斷變革生產工具以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結果，看似是技術進步事件，本質上卻在“資本邏輯+數字技術+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中再塑了殖民、剝削、支配全球無產階級的邏輯。依托數字技術，數字資本主義企圖在將無產階級拋入數字資本精心編織的數智化空間中掩蓋勞資對立，以數智化技術消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在此過程中，諸多西方學者試圖通過不同稱謂的“新的無產階級”范疇——赫拉利的“無用階級”[1]、維爾諾的“諸眾”[2]、哈特及奈格里的“民眾”[3]、齊澤克的“用戶無產者”[4]、阿甘本的“神圣人”[5]、馬爾科夫的“工程師”[6]、維斯福特的“賽博無產階級”或“數字體系中的99%”[7]、福克斯的“數字工人”[8]等——重構馬克思的無產階級概念，以確證數字資本主義、平臺資本主義、加速資本主義對“非物質勞動”的剝削或對工人的排斥，但他們在確證這一事實之際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無產階級與其他階級之間的本質差異。一定程度上，西方學者注意到了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無產階級的新發展，卻未從根本上洞察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無產階級的核心內涵。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理論不應停留在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時代，數字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興起必然推動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理論迎來新發展。　　

　　一、“變”與“不變”：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新無產階級

　　新無產階級不僅是馬克思語境中不占有任何生產資料且不得不把勞動力當作商品來出賣的無產階級，還是進一步被剝奪了數據生產資料、遭受數字資本的隱蔽剝削與時刻面臨被數字技術所淘汰的無產階級。

　　（一）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新無產階級的“不變”

　　馬克思的無產階級概念有特定的指涉范圍與判定依據，并非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切窮人或被剝削者。《共產黨宣言》在洞見到資產階級“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9]時，也分析了資產階級社會中的“中間等級”，這一等級有可能在大資本家的吞并下補充無產階級隊伍，可中間等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都是為了維護他們這種中間等級的生存，以免于滅亡……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10]，這顯然不是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真正的無產階級，一是體現在所有制上，是指被剝奪了全部生產資料而不得不把勞動力當作商品售賣的階級，而非歷史上一直就有的窮人和被壓迫者；二是體現在勞資不平等交換上，無產階級由于“自由得一無所有”[11]，淪為了無法通過勞動掙得私有財產的赤貧者；三是體現在階級意識與革命目標上，無產階級作為真正革命的階級，要求以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工農聯盟斗爭等途徑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在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

　　新無產階級的形成并不意味著無產階級的消失，相反，“無產階級”概念是理解“新無產階級”的底本，脫離這一底本對“新的無產階級”的所謂“創造性發揮”都有其片面性。“無產階級”與“新無產階級”正如“資本一般”與“資本具體”、“勞動一般”與“具體勞動”之間的關系，正是早期原始積累這一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分離的過程，為新無產階級的出場奠定了歷史條件。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來說，作為最一般的“抽象”的“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過渡到數字資本主義的歷史現實運動中形成了內容上更具體、更豐富的新無產階級。在這個意義上，新無產階級依舊是不占有任何生產資料、不占有剩余價值、處于極端貧困與摧毀現存資本主義的革命主體的無產階級，“新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并未出現質的差異性或理論上的斷裂。本質上講，新無產階級是資本為增殖自身不斷克服自身增殖界限的產物，這一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即資本對數字生產資料、數字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剝奪與剝削，而這與馬克思論述的資本對勞動者的剝奪剝削過程在實質上是一致的。新無產階級作為資本在不斷尋找、開發能帶來剩余的新領地——數字生產資料與數字勞動這塊處女地——的產物，也是新一輪原始積累的產物，信息、賬號、流量、粉絲、算法等能帶來新一輪財富積累的數據生產要素激發了資本的占有欲與剝削欲，資本由此開啟了鍛造新無產階級的進程。

　　一些西方學者重構的“新的無產階級”，始終存在著根本的困境。他們從來沒有在對無產階級本質規定的分析中，發現那種使勞動者成為無產者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勞動者的土地、生產工具、數據信息等經剝奪過程后向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轉變，是規定無產階級最基礎、最一般的前提條件，也是新無產階級成為數字資本主義階段所特有的階級的根本原因。具言之：一是受數字化經驗性景觀造成的現象所影響，把“傳統有產階級”與受數字資本剝削的一切窮人、底層群眾、自食其力者與中下層階級等多樣性群體作為分析的起點，將他們都納入到“新的無產階級”的范圍，沒有回溯到無產階級最本質、最一般的規定中，即無產階級是“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現代雇傭工人階級”[12]，這不僅擴大了新無產階級的指涉范圍，還否定了作為革命對象的傳統資產階級。二是在放棄不占有任何生產資料這一判定依據后又確立了錯誤的劃分標準，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物質勞動與非物質勞動、一般智力或認知勞動乃至數字用戶在數量上的比例作為劃分依據的做法，都不符合馬克思“智力決不是等級的特性”[13]這一科學觀點。三是在重構“新的無產階級”之時放棄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主體地位，索恩、赫拉利、高茲與馬爾庫塞的無產階級過時論、無用論、消亡論與同化論等，不僅與《共產黨宣言》中“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14]的立場觀點相背離，也間接削弱了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

　　（二）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新無產階級的“變”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首次提出了無產階級概念，又在《資本論》等文本中詳盡探討了無產階級的具體形成過程。和馬克思同時期的無產階級相比，新無產階級在其形成過程上呈現出一些新變化。

　　第一，新無產階級是在被剝奪了土地等生產資料后又被剝奪了數據生產資料的階級。《資本論》指出，生產者與勞動資料相分離這一劃時代的資本原始積累事件，使直接生產者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的驅使”下“被剝奪土地、生產資料、勞動工具”[15]，生產者喪失生產資料構成了資本的歷史起源與其自身轉化為無產階級的前提。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數字資本對已被剝奪了土地、生活資料、勞動工具的無產階級所創造的數據生產資料的再剝奪，構成新無產階級形成的前提條件。當下出現了不同于土地等自然富源為基礎的新生產資料，平臺、數據、軟件、算法、賬號、粉絲等在“所有權上的歸屬問題”成為新一輪原始積累、殖民主義和瓜分世界的契機，資本對無產階級以自身活動創造出來的數字生產資料的剝奪并將其轉化為自身的私有財產，是新無產階級形成的前提。正如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所說，谷歌和臉書的員工“生產著社交關系、各種內容、數據和元數據——這些都被谷歌和臉書占用”[16]。可見，用戶上傳的視頻、文字、圖片、音樂等皆非數字平臺提供，反而被各大平臺據為私有并以此收獲了大量的數據收益。與“無產階級”同物質形態的生產資料分離相比，新無產階級不僅不占有任何物質形態的生產資料，還不占有任何非物質形態的數字生產資料。在國內，壟斷數字生產資料的大企業通過各市場競爭手段吞并中小微數字企業，使其不斷落入到新無產階級的隊伍；在國外，資本主義經大航海以來的“地理殖民”后又開啟了“數字殖民”的新進程，邊緣國家由于缺乏高度發達的數字技術而不得不淪為數字資本寡頭剝削剩余價值的數字殖民地，產生出世界范圍內的階級相對立。數字資本把平臺技術專利作為利潤和生產力在全球范圍內運作，各國新無產階級都按照全球數字技術流通網絡工具的規范被納入到數字工廠，傳統意義上分散的全球勞動力、生產空間都被整合到位于中心的數字壟斷寡頭企業，鍛造出全球化的新無產階級。

　　第二，新無產階級是被無償占有了剩余勞動時間后又面臨自身數據信息被用于強化對自身的剝削的階級。擺脫行會控制的自由人被剝奪一切生存保障后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體中的勞動力本身當作商品出賣，卻在勞資不平等交換中遭受資本的剝削，無法通過工資積累起以自身勞動為基礎的私有財產并淪為被剝削的無產階級。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新無產階級被掠奪與剝削的不僅包括剩余勞動時間，還有關于“他”的一切數據，因為這恰恰能最大化地將“他”的時間轉化為剩余價值。數字資本不僅掠奪土地等物質形態的生產資料，還將掠奪之手探入無產階級的思想、情感與身體領域，開啟“上帝之眼”來捕獲一切有益于技術進步與壯大細化數據庫的海量信息，只剩下被掏空了一切信息、隱私、社會關系的“透明人”。當數字資本將其從新無產階級處掠奪的數據生產資料把“透明人”填充為“實體人”時，并不是要將生產資料復歸于新無產階級，而是要據此給新無產階級套上枷鎖，使其遭受隱蔽、懷柔與全方位的剝削。數字資本通過各類數字軟件、平臺、監控技術無償占用數字研發者、數字工人、數字服務者、數字用戶、數字玩工的全部時間來生產數據及其產品，以實現剝削上的不動聲色與不費分文。當下，數字資本主義已然突破了生產場所、工作日對勞動過程及價值增殖過程的限制，資本家在“工作日外”發布線上任務來無償占有人們的休閑、消費與勞動恢復時間，以數字監控與多平臺任務操作來掌握新無產階級的工作狀態并提高勞動強度，創造出絕對與相對剩余價值剝削的新形式。

　　第三，新無產階級是陷入到數字貧困積累后又時刻面臨淪為數字過剩人口的階級。資本為量上滿足對剩余價值的貪欲，不斷制造與再生產出相對過剩人口和產業后備軍，加深無產階級在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等方面的積累，使無產階級陷于除赤貧外一無所有的困境。當下，數字化技術并未扭轉新無產階級不得不將勞動力當作商品售賣以維系生存的規定性，被數字資本以更智能隱蔽的形式占有自身創造的全部數字產品以及對象化到數字產品中的剩余價值僅被支付必要數字勞動的工資，新無產階級正處于一種不同于“物質貧困”的新型數字貧困積累之中。不僅如此，數字資本主義還鞏固與再生產出了大規模的新無產階級隊伍，其中，被剝奪了土地及數據等生產資料的且與數字相關聯的各類主體都被劃入了新無產階級行列。因此，數字資本主義不僅造成了數字貧困問題，還使得被不斷更迭的數字技術所排斥的數字勞動者面臨更嚴峻的失業危機，遭遇被數字化無人工廠所淘汰的風險，害怕失去工作讓人們似乎變得甘為資本奉獻剩余時間甚至強化對自我的剝削。無人工廠、AI智能、無人駕駛等數智化服務的涌現，“預設著未來一場新的、不可抗拒的‘失業潮’的來臨”[17]，不斷制造與再生產出相對過剩的數字人口便是數字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　　

　　二、延續與深化：阻礙新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策略

　　數字資本主義依托數字技術，通過采用瓦解新無產階級革命意識、改換新無產階級革命對象和消解新無產階級革命方式等策略，阻礙著新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

　　（一）數字資本主義對新無產階級革命意識的削弱

　　過去，無產階級革命意識是在資本追求剩余與自身淪為機器附屬品中開始覺醒的，使得工人成立反對資產者的同盟來捍衛自身利益。而在當下，新無產階級越來越陷入階級斗爭意識日漸消沉的困境，被數字技術承載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所主導。

　　第一，數字資本主義以各種福利化政策模糊新無產階級的身份認同，使新無產階級無法意識到自身是無產階級。一方面，受益于數字資本對全球勞動者的剝削，資本主義相繼制定出臺各種福利政策來緩和國內尖銳的勞資矛盾，滿足無產階級在就業、醫療、社會保險、養老、工資待遇、失業救濟等方面的要求，以智能化、便捷化的數字技術使無產階級沉湎于鋪天蓋地的娛樂內容，模糊娛樂與工作、消費與生產的界限，達到緩和階級矛盾和削弱新無產階級革命意識的目的；另一方面，資本裹挾數字技術把現實中對抗著的兩大階級同一化至數字網絡空間，逐步抹除了數字空間中的階級差別，新無產者難以在數字網絡空間中產生對無產階級政治身份的認同，使其在現實中失去了革命斗爭的緊迫感。

　　第二，數字資本主義以數字技術阻斷原子式個人間的階級聯合，使新無產階級面臨難以組織為階級的困境。“人的世界分解為原子式的相互敵對的個人的世界”[18]是現代市民社會的基本原則，數字技術則進一步加速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碎片化與原子化。過去，價值原則在取代血緣關系后成為聯結原子式個人的利益紐帶；現在，數字技術在虛擬化價值原則時還掩蓋了滴血的資本邏輯。數字資本不僅將人與人的關系顛倒為物與物的關系，還以數字與數字、代碼與代碼之間的關系取代了原子式個人之間的關系。新無產階級作為數字體系中分散在各平臺、軟件中的“點”，要組織為反抗數字資本主義掠奪與剝削的階級，各數字軟件平臺提供了途徑，可數字資本主義卻能依仗對程序的重新設計、技術迭代更新、阻斷聯系等手段隔絕數字化的原子式個人間的階級聯合，不斷消解新無產者走向階級聯合、形成革命力量的可能性。

　　第三，數字資本主義以數字化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來瓦解新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識，使新無產階級難以形成瓦解數字資本主義的革命精神。傳統工業資本的剝削是露骨血腥的，勞資矛盾的曝光點極為顯目；數字資本的剝削是陰柔精巧的，勞資矛盾的曝光點更為隱蔽。當下，新無產階級無差別地被拋入數字資本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合謀建構的數字景觀，各類無關勞資矛盾的碎片化議題直接取代了事關新無產階級命運前途的勞資矛盾斗爭，不僅是各種數字游戲、娛樂內容等消遣方式在澆滅人們的革命熱情，被全方位注入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數字景觀還通過內容輸出、議題設置等途徑來轉變人們的思想觀念，不僅掩蓋了現實中的勞資矛盾，還掩蓋了數字資本自行增殖的秘密，正如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利潤、利息、工資等范疇掩蓋資本自行增殖的秘密一般。數字資本塑造了社會控制的權力系統，以捍衛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話語權，數字技術則是鞏固話語權并在精神上控制新無產階級的重要手段，通過有預謀地賦予數字技術及其內容以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屬性，使其在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中根植到人們的精神、思想、觀念與認識內，導致新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的淡化。

　　（二）數字資本主義對新無產階級革命對象的改換

　　數字資本主義為鞏固生產資料私有制，采取各種數字技術手段來轉移新無產階級的視線，以延緩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壽命。

　　第一，數字資本主義竭力遮蔽私有數據生產資料的剝削性質，使新無產階級放松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反抗。以原始積累與勞資不平等交換為基礎，“對過去無酬勞動的所有權，成為現今以日益擴大的規模占有活的無酬勞動的唯一條件”[19]，使本應歸其創造者所有的產品與生產資料反過來成為剝削其創造者的異己物。當下，新無產階級創造的數據產品以及由數字網絡用戶的點擊、瀏覽、上傳、評論、點贊、習慣、偏好、社會關系等形成的數據信息，淪為無償為資產階級創造私有數據財產的生產性勞動。對此，藍江認為“在Youtube這樣的平臺上，真正獲益的是處于所有用戶頂尖的1%的人，而絕大多數人的攝制和上傳行為，實際上變成了免費提供給平臺的東西”[20]。為掩蓋數據生產資料的私有化，資本主義以程序、代碼、軟件、平臺等創造出由數據產品建構起來的交換體系，通過不占有數據產品的實際創造者與實際占有數據產品的非生產者之間的商品交往，使新無產階級逐步遺忘了內嵌于數據產品中的勞資矛盾以及數字資本剝削的剩余價值何以轉變為被用于出售的數據商品的事實，反而被數據產品的價格、性能、功能、權限等遮蔽了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等核心問題。

　　第二，數字資本主義系統建構以西方中心論為核心的話語體系，使新無產階級的革命對象神圣化。數字資本衍生出如此幻覺，資本主義制度由垂死性的存在變為充滿生機的存在，任何國家在制度、文明、道路上的發展都是單線性的，資本主義制度及其道路則是現代化和文明史上的最大進步。數字資本主義把自身弊端作為優勢，在數字空間中充分放大了人性中的自私、貪婪、破壞與占有欲，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捍衛的自由、民主、人權概念在圖像、符號、數據的裝點下盡顯優越，可自由遮蔽了數字體系對人的束縛、民主掩蓋了數字霸權的專制、人權粉飾了數字殖民的冷酷，真相越來越被籠罩在數字資本主義營造的幻象下。壟斷數字技術的資產階級，借助Apple、Facebook、Google、Twitter、You Tube、Amazon等網絡社交平臺向人們系統輸出西方優越論與非西方世界野蠻論等觀點，發布斷章取義的圖片、文字、視頻、新聞來矮化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宣揚私有財產、物質財富對個人自我價值實現的決定作用，用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來為資本主義私有制辯護。數字資本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欲澆滅新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信仰，把人們“教養”為相互欺詐、唯利是圖、推崇享樂的“叢林中的狼”，試圖在“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場”上為利己主義者打造“動物式的樂園”。

　　第三，數字資本主義全面塑造無關私有制的新革命對象，使新無產階級的革命對象被非核心對象所取代。在國內，數字資本主義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編織多樣化目標，借數字媒體大肆宣揚政黨傾軋、選舉腐敗、就業率下降、稅收不公、政府效率低、局部戰爭、人權問題來博人眼球，用數字平臺、娛樂軟件、客戶端來承載、分散新無產階級的革命意志。占領華爾街運動中就包括了反對戰爭、男女平等、抗議氣候變暖等議題，這一運動“不再將資本主義本身作為直接的敵人”[21]，反而被多樣化斗爭目標分散了精力。在國外，數字資本主義通過數字技術專利掠奪全球資源，圍繞數字技術控制權掀起民族國家在貿易、文化、制度上的矛盾、對抗和戰爭，以非正當的國家安全利益為借口轉移新無產階級的革命目標，試圖把本國新無產階級融入壓迫與掠奪全球的斗爭，羅伯遜披露到“61%的美國人都相信華爾街‘由貪婪和自私所統治’，然而他們中的70%也同意‘華爾街有益于美國’”[22]。在意識形態上，數字技術扶持普世價值觀奔走全球，使新無產階級沉迷于資產階級描繪的繁榮幻象，以達到神化資本主義制度、隱蓋數字剝削與和平演變的目的。

　　（三）數字資本主義對新無產階級革命方式的消解

　　生產力的發展高度、“反抗舊的‘生活生產’本身、反抗舊社會所依據的‘總和活動’的革命群眾”[23]與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對新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極為重要。數字資本主義為維護自身統治，以數字化技術來消解新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科學途徑。

　　一方面，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24]，為化解暴力革命的威脅，數字資本主義創設各種為新無產階級表達不公、宣泄不滿、傳播觀點的軟件平臺來平息勞資矛盾，通過把現實斗爭轉變為數字網絡世界中的虛擬斗爭，以不爆發任何現實沖突、不威脅資產階級現實利益的“偽暴力”方式達到化解勞資矛盾的目的。數字網絡中，暴力消滅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或已進行并取得多次勝利，數字資本持續將個體的一切數據轉化為增殖源泉的現實運動卻很少受到實質打擊。當革命運動走出虛擬空間，數字資本主義又以談判、集會、示威、抗議、游行、街頭政治等方式來消解人們的革命情緒，但這些不觸及資本主義制度的抗議能隨時被數字資本主義絞碎。在大數據實時分析下，數字資本主義能精準掌控新無產階級的革命動向，扼殺現實中極可能爆發的無產階級革命。

　　另一方面，數字資本主義利用數字媒體“加工和剪裁新聞內容，避重就輕、斷章取義地過濾信息”[25]，捏造歪曲共產黨人的負面言論，破壞共產黨人與無產階級群眾的血脈關系，過濾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實時進展并虛構現實，減弱共產黨的號召力與凝聚力。此外，西方左翼組織較多，沒有形成統一的思想與行動，反而在數字資本主義的打壓下不同程度走向黨內分裂，延緩了新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　　

　　三、契機與行動：新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前景

　　新無產階級是徹底喪失包括數據在內的一切生產資料的無產階級，也是反抗數字資本主義的革命主體。從內在動力、斗爭目標、現實路徑等維度看，新無產階級掀起推翻數字資本主義的革命運動不僅是必然的，而且前途是光明的。

　　（一）新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內在動力

　　數字資本摧毀一切阻礙數字生產力發展的技術限制，以便在物性與人性的探索中發現物的新的使用屬性并滿足社會新的需要，實現自身對剩余價值的貪欲。正是這一過程產生了數字資本主義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為無產階級革命提供了內在動力。

　　第一，數字資本主義加劇勞資矛盾沖突，引起新無產階級的反抗。數字資本未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矛盾，虛幻的國家普遍利益與被剝削的無產階級的特殊利益之間的對抗和沖突依舊激烈[26]。數字資本通過全球數字工廠中新無產階級從勞動時間到休閑時間、從體力勞動到智力勞動、從被剝削到自我剝削的犧牲，使其創造出來的發展生產與滿足社會需求的軟件、平臺、媒體、數據都轉變為剝削與統治自身的手段。數字資本壟斷的軟件平臺24小時向全球開放，以便隨時汲取用戶在點擊、瀏覽、評論時創造的剩余勞動。在數字資本增殖的反面，卻是新無產階級在數字貧困、數字勞動折磨、受數字技術奴役上的積累，數字資本的限制就在于“他不是把他自己創造出來的東西當作他自己的財富的條件，而是當作他人財富和自身貧窮的條件”[27]。數字資本在消費無產階級的貧困中延續生命并重新增殖，由于自身數字勞動及其數據信息異化為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剝削與壓迫自身的力量，新無產階級的激烈反抗成為歷史必然。

　　第二，數字資本主義激化生產、流通、消費、分配各環節上的矛盾，引起復數性數字資本主義危機。生產上，各數字寡頭爭先恐后以設置技術壁壘、壟斷數字資源等競爭手段來圈占數字用戶、搶占數字平臺、壓低產品價格，造成數字資本市場的不公平競爭，引發大型數字企業內部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數字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造成數字勞動價值普遍喪失的經濟危機。流通上，數字資本力求用時間去更多地消滅空間，催生出多樣化金融衍生品與跨時空交易工具，對降低商品交換成本與加速資本周轉速度具有重要作用，可金融衍生品依托便捷化的數字交易平臺去全球尋找快速增殖的機會時，也就為金融危機、投機過剩與財富貶值埋下了禍根，“東南亞金融危機、美國金融危機和次貸危機都是金融資本的病態膨脹帶來的泡沫經濟、過度投機的有力明證”[28]。消費上，數字資本一方面利用數字技術掠奪用戶數據并將其轉化為私有財產以提高數字產品性能，另一方面則在數字網絡媒體的扶持下宣揚消費主義并刺激用戶負債消費，利用大數據模型分析數字產品的具體參數后刻意降低硬件的使用周期或軟件的運行性能，以加快數字產品的銷售速度。可消費者根本不占有任何生產資料，又被數字資本全方位剝削，在收入上根本無法支付同期數字產品的價值總額，爆發數字資本價值貶值的經濟危機只是時間問題。分配上，數字寡頭為獲取高于平均利潤的超額剩余價值，加大對不變資本投入以突破關鍵核心技術，通過核心技術壟斷建構不平等的財富分配體系，數字勞動者以及中低端數字技術企業都淪為被剝削與收割的對象，勢必遭到新無產階級與即將落入到新無產階級隊伍的中小型數字資本家的共同反抗，造成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

　　第三，數字資本主義促進生產力發展，突破數字資本本身，使人們掀起利用數字資本來消滅數字資本的革命運動。數字資本的生產是在矛盾中運動的，“社會生產力、交往、知識等等的任何發展程度，對資本來說都只是表現為它力求加以克服的限制”[29]。為實現無限增殖，數字資本以新的數字技術為自身的無限增殖確立了一個新的增殖界限，繼而開啟一輪又一輪的“確立界限-突破界限-確立新界限”的增殖運動，“這些限制在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會使人們認識到資本本身就是這種趨勢的最大限制，因而驅使人們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30]。因為，數字資本增殖的界限與無限度地擴大勞動及價值創造的趨勢相矛盾，一次又一次突破數字資本增殖的限制必然遭遇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潰，最終導致數字資本的價值貶值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瓦解。

　　（二）新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斗爭目標

　　數字技術的發展與運用，蘊藏著變革數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巨大潛能，新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目標是推翻數字資本主義制度與走向數字社會主義。

　　第一，推翻造成社會財富兩極分化的數字資本主義私有制與雇傭制度，實現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和本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數字資本主義私有制包括兩方面：一是原始積累中廣大人民群眾被剝奪的“土地、生活資料、勞動工具”轉化為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及其“以剝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31]；二是在原始積累與剝削的基礎上衍生的由數字資本掠奪廣大人民群眾的數字剩余勞動及其數據信息轉化而來的數據生產資料私有制。一定程度上，由于各國具體國情不同，新無產階級就需要根據本國具體實際來寫出科學社會主義的“新版本”。一方面，消滅“以資本增殖為中心”的數字資本主義私有制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將其轉變為“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把土地、勞動與數據等生產資料納入到社會主義制度的框架下來運作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另一方面，消滅數字資本主義私有制并不意味著直接轉變到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對生產力水平落后的國家而言，按照各國具體實際、時代要求與歷史文化傳統來發展數字經濟及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非公有制經濟，也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數字技術的興起，為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提供了契機。相較于消滅土地等數字資本主義私有制，把數據生產資料私有制變革為公有制，很大程度上可通過數據確權、數據所有權收益確權以及數據信息共享來實現。當然，資本的條件是雇傭勞動，勞資不平等交換很可能導致數字資本主義性質的私有制死灰復燃。借助數字技術建立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社會主義財富分配制度，能在全球商品交往乃至資本市場持存的時代條件下保障新無產階級的勞動權益，其中，數字技術對數字工人的勞動時間、數字用戶的消費時間的精準記錄與價值貢獻分析，對數字財富的公平合理分割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消滅無序競爭的數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穩定、高效、有序的數字化大生產體制機制。數字資本主義無法規避市場無序競爭與數字商品生產過剩問題，造成社會生產力的破壞，阻礙社會進步，無法滿足人民群眾更高層次的需要，“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計劃、在社會全體成員的參加下來經營”[32]整個社會數字生產部門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數字技術在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生產方面有巨大優勢，“憑借大數據、云計算強大的統計預測功能，計劃經濟的有計劃性、前瞻性優勢將充分凸顯，可以有效克服市場資源配置的盲目性、滯后性”[33]；通過大數據精準整理分析整個社會生產、流通、消費、分配各環節的實時信息，依照數字模型及智能算法對突發情況制定應對方案，能引導社會經濟活動的高效穩定運行，大幅提升社會生產力。

　　第三，消滅新無產階級在數字資本主義階段的自我異化，以數字技術推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數字資本創造出全球化的數字工廠、數字繭房來剝奪數字工人及用戶的自由發展時間，使人們在數字技術的支配下處于奴隸般的異化狀態。社會主義制度取代數字資本主義制度后，數字技術將剝離它的異化性質，服務于人的發展需要，使人的活動不再遭受客觀的異己力量的支配。數字技術融入多樣化的數字生產勞動過程，取代片面化、枯燥單調的工作崗位，為人們從事于熱愛的事業、勞動、職業提供條件，讓人們發揮多方面的才華與能力；數字技術將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增加生產勞動以外的自由時間，為人們充分培養興趣愛好、從事科學藝術活動提供了發展空間。

　　（三）新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斗爭策略

　　數字資本主義不可能在數字技術的迭代升級中自行走入社會主義。為實現斗爭目標，新無產階級需要提升革命意識、形成革命精神、凝聚革命力量、積極主動作為，在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前提下謀劃斗爭策略。

　　一方面，以數字技術為載體破除無產階級革命意識被遮蔽的困境，形成反抗數字資本主義的革命斗爭精神。革命斗爭精神源于資本主義造成的深重苦難，數字技術恰恰提供了直觀呈現全球人民的苦難、剝削與掠奪的方式。在此過程中，要辯證把握資本、技術與權力的相互關系，撥開數字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幻象，破解各式各樣的數字娛樂繭房，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批判對象，袒露數字赤貧、數字異化與數字掠奪的根源，使其自覺生長出與數字資本主義相斗爭的階級意識；要形成對數字資本主義的總體性認識，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與共產主義信仰滲透于數字技術體系，為新無產階級提供科學的批判武器，充分認識數字資本主義與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

　　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開辟“幕后”與“臺前”兩大戰場，形成反抗數字資本主義的強大力量。新無產階級只有把自身組織為與有產階級等一切舊政黨相對立的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各國共產黨的思想與組織引領作用極為重要。共產黨的全面、系統與整體領導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最大優勢，是加強新無產階級聯合與推進人類解放事業的根本保證。當下，新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場不僅有五官感知的現實世界，數字網絡世界中的革命斗爭也十分重要，尤其是對數字寡頭、數據生產資料私有制與數字雇傭的反抗，二者都通向瓦解數字資本主義這一目標。無論是“幕后”還是“臺前”，科學有效的斗爭策略從不是妥協的或替代性的，寄希望于和平過渡、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實為幻想，抵御不了“數字資本+數字技術+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滲透打壓。新無產階級應不斷釋放數字技術的潛能來變革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使數字技術成為反抗資本主義的力量。當然，各國新無產階級并不一定要采取同一種策略、方式、道路來掀起社會主義革命，只要在“反對現實的現存世界”上符合各國的具體實際并響應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一切可達成目的的新手段與新方法都可以使用。

　　［責任編輯：何海根］

　　來源：《科學社會主義》雜志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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