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沒有絲毫的奴顏媚骨。在思想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是中華民族新文化運動的方向，三反類的叭兒狗們任意欺騙華夏國民，對外則不敢有絲毫的慷慨斗爭氣概。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寓所逝世，享年55歲，至今88周年了。他在中華民族災難、兵燹連連、山河破碎貧弱交加中棄醫從文，誓救國人看客的麻木不仁靈魂。

　　1976年10月以來華夏劇變，鑒別社敗因素，陳舊的思想文化是一大原因，魯迅先生浩繁巨著是對癥治療救治國人靈魂的“靈丹妙藥”，現在仍然是一把提升政治思想覺悟的金鑰匙，拿回來繼續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

　　魯迅雜文及著作，對中華民族幾千年盤根錯節、根深蒂固的舊思想文化這種慢性毒藥，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的尺度把握得恰到好處，言簡意賅把癥結挑明令讀者拍案叫絕。前有幾人、后有多少來者？魯迅把有同感者想說的話都準確恰當的把“黑字寫在白紙上”，而且在中國那樣頻遭胡作非為釀成苦難連連的社情中，讀多遍都有新的體會和感想。

一

　　魯迅青年時期立志救國救民，油然而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在日本留學期間親見國民麻木不仁的看客習慣，拋棄了一心只讀圣賢書，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腐朽意識。面對事關中華民族興亡的大事，有所作為自發的積極參與率先從自己做起，絕不是視而不見聞所未聞。不同的人追求的社會發展方向政治立場不同，一樣的方法論就會得出不同的政治見解。毛主席依據實事求是格言，從“人民群眾蘊藏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的實際出發，力排歧義決策建成了全國集體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公有制的工業和科研體系。而另外的“實事求是”則是另一種說法和做法。

　　魯迅在中國前進與倒退，革命與反動的激烈搏斗中有感：祝“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熱風·隨感錄41》1919年）追隨革命者浴血奮斗的步伐，義不容辭站在時代前列：“他們因為所信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煙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熱風·隨感錄59“圣武”》1919年）。“……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使命”。（《墳·燈下漫筆》1925年4月29日）他因而寄于厚望。

　　要敢想、敢說、敢干，魯迅鼓勵：“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三閑集·無聲的中國》1927年2月18日）丟掉幻想，突破常規：“倘若先前并無可以師法的東西，就只好自己來開創。”（《集外集附錄·〈奔流〉編校后記‘10’》1929年5月10日）以前所未有的勇氣勇敢前進！

　　1926年北京發生“3·18慘案”，段祺瑞政府鎮壓請愿學生，22歲的北京師大學生劉和珍等學生運動領袖被開槍兇殘殺害而亡。同年4月1日魯迅發表《紀念劉和珍君》，沉痛哀悼“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青年”，深情贊頌“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于沒有消亡的明證了。”。魯迅祈盼：“這樣的戰斗，是要繼續得很久的。所以當今急務之一，是在養成勇敢而明白的斗士，我向來即常常注意于這一點，……”。（《致楊霽云信》1934年6月9日）“社革建”就是欠缺些“勇敢而明白的斗士”。這同毛主席培養千百萬革命接班人不謀而合。“許多歷史的教訓，都是用極大的犧牲換來的”（《集外集拾遺·今春的兩種感想》1932年11月22日）毛主席闡明：“革命的政黨，革命的人民，總是要反復地經受正反兩個方面的教育，經過比較和對照，才能夠鍛煉得成熟起來，才有贏得勝利的保證。輕視反面教員的作用，就不是一個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赫魯曉夫言論》第三集《出版者說明》1965年2月16日，《人民日報》1967年11月6日）

二

　　從大局上多年前就可毫無疑義的肯定，毛主席領導黨和人民群眾千辛萬苦干成的“社革建”卻“淺嘗輒止”，27年按計量連“半途而廢”都不夠標準。按李四光《地質力學概論》，依據1976年和2024年的全社會狀況，作橫平面、豎立面的立體圖全方位比較，就是地地道道的兩重天景象。魯迅先生救人靈魂的膾炙人口的醍醐灌頂之言亟應再拿回來。僥幸的是其著作和兩彈一星一樣存在可讀。

　　就全球而言魯迅論斷：“地球上不只一個世界，實際上的不同，比人們空想中的陰陽兩界還厲害。這一世界中人，會輕蔑，憎惡，壓迫，恐怖，殺戮別一世界中人。”（《且介亭雜文二集·葉紫作〈豐收〉序》1935年1月16日）此“五種”社會現狀的存在，比年年月月天天講的時代“厲害”地不可同日而語，何時消失？世界上很少的幾塊地方搞真正社會主義，鏟除了幾十年又再現了。帝國還教唆達賴恢復西藏農奴制，可憎不？

　　人民群眾從當牛做馬變人顏，再成了為資本賺錢雇傭的會說話的馴服“工具”。“被壓迫者即使沒有報復的毒心，也決無被報復的恐懼，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兇手或其幫閑們，這才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我到今年，也看透了這些人面東西的秘密。”（《且介亭雜文末編·女吊》1936年9月19—20日）“這些人面東西”還有多少？“……所謂‘革命成功’，是指暫時的事而言；其實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無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這人間世便同時變了凝固的東西了。”（《而已集·黃花節雜感》1927年3月24日）毛主席的繼續革命永向前的路線被修正了，“我們雖不能說停頓便要滅亡，但較之進步，總是停頓與滅亡的路相近。”（《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1919年10月）殘酷的社會現實不是這樣嗎？

三

　　幾千年后仍然津津樂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經不起漫長的歷史驗證。私有制社會的剝削階級專門把自己不干的事以軟硬兼施的暴力方式，施于被剝削壓迫的階級及苦難群體。奴隸主、地主和資本家階級、集團無不如此。魯迅直言不諱：“‘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直道。中國最多卻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這其實是老實人自己討苦吃。”因為長期未群起痛打“落水狗”。

　　魯迅論問答：“仁人們或者要問，那么，我們要不要‘費厄頗賴’么？我可以立刻回答：當然是要的，然而尚早。這就是‘請君入甕’法。雖然仁人們未必肯用，但我還可以言之有理。土紳士或洋紳士們不是常常說，中國自有特別國情，外國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適用么？我以為這‘費爾潑賴’也是其一。否則，他對你不‘費厄’，你卻對他去‘費厄’，結果總是自己吃虧，不但要‘費厄’而不可得，并且連要不‘費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費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對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費厄’的，大可以老實不客氣；待到它也‘費厄’了，然后再與它講‘費厄’不遲。”“要是對‘落水狗’和‘落水人’獨獨一視同仁，實在未免太偏，太早。正如紳士們之所謂自由平等并非不好，在中國卻微嫌太早一樣。所以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費厄潑賴’精神，我以為至少須俟（音似意等）所謂‘落水狗’者帶有人氣者后。”正確！

　　“總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覺得都在可打之列，無論它在岸上或在水中。”（《魯迅選集·雜文卷》“論對‘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第113-115-116頁1925年12月29日）馬列毛倡導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社革建”不斷擴大共產主義社會元素，“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貫政策有兩重性，言不由衷的懺悔難鑒偽。典型的“落水狗”爬上岸咬死了美好的社會主義，蛇蝎黑心干出十惡不赦應千刀萬剮的罪惡觸目驚心。

四

　　“毛共社”27年之外的階級剝削和壓迫，勞苦大眾在極端兩極分化的苦難狀態中，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恨，但“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深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會種蘭花，象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魯迅《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1930年）魯迅先生分析的好：“……被壓迫者對于壓迫者，不是奴隸，就是敵人，決不能成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且介亭雜文二集•后記》1935年12月31日）。從夏商周到蔣家王朝，南霸天、北霸天、劉文彩類遍地都成了歷史的斑斑遺跡。其陰魂不散的傳播再孽生出馬云、許家印等，和幾千個擁有巨量資金的壟斷團伙構成財富攫取富可敵國的圈層，同月收入千元到的6兩千元以下的多億人，形成罕見的驚人反差。

　　毛主席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必然改變“不像活在人間”的人民群眾。聯系實際繼續革命永向前，說自己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斗爭呢，我倒以為是對的。人被壓迫了，為什么不斗爭？”（《三閑集·文藝與革命》1928年4月4日）魯迅詮釋：“不過這‘無產者本來并沒有階級的自覺。是幾個過于富有同情心而態度偏激的領袖把這個階級觀念傳授了給他們’（引文是梁實秋《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文中的話），要促起他們的聯合，激發他們爭斗的欲念。不錯，但我以為傳授者應該并非由于同情，卻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況且‘本無其物’的東西，是無從自覺，無從激發的，會自覺，能激發，足見那是原有的東西。”（《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1930年）魯迅的話合乎實際，階級地位決定階級意識。美國名人們都贊同“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名言。導師和魯迅已西去，其理論、文章還在。失去曾擁有的再受苦，想一想就會知道應該怎么辦好？幾乎沒有文盲了，難道還需要先驅們手把手再指點嗎？

五

　　魯迅30而立之時，1911年辛亥革命被袁世凱斷送，北洋軍閥全國混戰。8年后的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10年后1921年蘇共幫助中國共產黨成立。16年后的1927年“4·12”蔣介石背叛革命，屠殺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翼人員，20年后的1931年日本侵華。魯迅先生身臨“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凄慘經歷，升華為馬列主義思想觀念的共產主義者，救國救民情懷愈加迫切，成為具有馬列主義素養的新文化運動的主將。終生殫精竭慮、鞠躬盡瘁、精益求精以筆作刀槍，所著充滿戰斗精神的巨量雜文、書文令讀者耳目一新。晚年愈戰愈勇，凸現“刺破青天鍔未殘”的戰斗風格，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精神資源。

　　投機鉆營的假馬列主義假社會主義的一伙政治騙子，掛羊頭賣狗肉、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瞞天過海，或策劃于密室不可告人，或光天化日之下大言不慚，或花言巧語低聲下氣，或道貌岸然偽裝一本正經，或撕破面具赤膊上陣。怎能騙過見微知著火眼金睛的魯迅先生：“……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為了將來的無階級社會么？只要你不去謀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階級的消滅也就早，……”。（《南腔北調集·我們不再受騙了》1932年5月6日）有人反對、有人再版著作刪去“無產階級專政”，魯迅怎能漠然置之？“……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中，智識勞動和筋肉勞動的界限也跟著消除……”。（《〈一天的工作〉后記》1932年9月19日）縮小三大差別是偉大領袖制定的一貫政策，誰又把其擴大到舊中國的狀態？魯迅先生擁護和反對什么必然旗幟鮮明。

　　魯迅先生怎能放棄自己認同的“……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二心集·序言》1932年4月30日）把無產者階級翻身得解放當家作主，再變成弱勢群體與魯迅的政治觀念相悖。“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中國與人類的希望。”（《為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致中共中央電》1935年）在魯迅腦海里的“希望”，絕不是融入世界主流千篇一律姓私社會的帝國體制中。

　　救治國人靈魂過去急需，現在仍然急需。華夏由私變公，再由公變私的社會轉型大潮中，有甚囂塵上經久不息的叫囂，全國搞政治運動高壓魯迅能活下去不？真是狂犬吠日無中生有。魯迅痛斥、揭露、鞭撻舊中國反動派罪大惡極、禍國殃民、為非作歹、驕奢淫逸、相互沆瀣一氣的各類雄文。毛主席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和洋溢著崇高共產主義精神的社會實踐，帶領全國黨政軍民破舊立新，防止舊中國丑惡的社會現象死灰復燃……。魯迅先生必定是文化革命戰線上的領軍者，批判反社反毛的一伙再現舊中國反動派想干而干不成、貪污腐敗泛濫成災拙劣行徑，他一貫堅持以往的政治理論就能證明他的后來！

　　這不是隨意的結論，魯迅誓同舊中國一切陳腐思想文化徹底決裂，成為新文化革命的闖將，能據此紅線辨別大是大非：“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確的。”（《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1936年8月3—6日）那時黨內的一些高人與他有可比性？而況“社革建”時期。

六

　　世界進入20世紀中國由“新革”到“社革”，與以往歷史上的“改朝換代”亦有相似之處。國共兩黨生死存亡搏斗勝負難分處于魚死網破狀態，也是人們習慣稱為“亂世出英雄”的時期。當革命勝利高潮到來時受“成者王侯”的習慣熏陶影響，泥沙俱下魚龍混雜什么人都能進入，擠進優勢范圍的領導層就成為許多人朝思暮想之事。而“社革”卻同以往打江山政權系統變更有性質的區別，有朝無階級社會方向前進的史無前特質，是與一般意義上的開國元勛、功臣的同路人有了不同的要求，執政當權系統內部就相應產生了復雜的分歧、激烈地矛盾，對立統一相生相克。

　　解剖自己嚴于解剖別人的魯迅先生不同凡響闡明：“一切‘同路人’也并非走了若干路程之后，就從此永遠全數在半空中翱翔的，在社會主義底建設的中途，一定會發生離合變化，……”（《〈十月〉后記》1930年8月30日）。先生認識深邃又深遠：“‘同路人’者，謂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義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無徹底為革命而斗爭，雖死不惜的信念，僅是一時同道的伴侶罷了。這名稱，由那時一直使用到現在。”（《〈豎琴〉前記》1932年9月9日）“戰斗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的襲用，……”。（《偽自由書·后記》1933年7月20日）歷代高高在上無惡不作的反動派、反人民的強盜集團惡劣狠毒，都是不同面孔操縱著大致相同的“老譜”。反映在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存在于各種各樣形式的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激烈尖銳斗爭中。

　　革命導師有從自在的群體上升到自為階級的理論教導，魯迅先生形象論述：“……每一革命隊伍的突起，戰士大抵不過是反抗現狀這一種意思，大略相同，終極目的是極為歧異的。或者為社會，或者為小團體，或者為一個愛人，或者為自己，或者簡直為了自殺。然而革命軍仍然能夠前行。……但自然，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于進行，則愈到后來，這隊伍就愈為純粹，精銳的隊伍了。”（《二心集·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1930年）“社革”在“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反復進行中，出現“精銳的隊伍”社亡之后取得勝利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七

　　魯迅先生立足所處時代的現實，高瞻遠矚精確展望未來而先知先覺：“有明說要做，其實不做的；有明說不做，其實要做的；有明說做這樣，其實做那樣的；有其實自己要這么做，倒說別人要這么做的；……”。（《偽自由書·推背圖》1932年4月2日）如同觀音菩薩活靈活現面對面揭發導演全球“共社”敗亡一伙，欺騙民眾所作所為的伎倆一樣，洞察揭示力透紙背入木三分。東方“永遠在路上”的諸事不是這樣的嗎？。

　　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相似的社會存在也必然如此，奪權建社者分化也不例外“……他們之中的一些人,還有一條路,是使勁的拉住了那頸子套了絞索的朋友的腳。這就是用事實來證明他內心的懺悔，……”。“從此而不知懺悔的共產主義者，在中國就成了該殺的罪人。而且這罪人，卻又給了別人無窮的便利；他們成為商品，可以賣錢，給人添出職業來了”。（《且介亭雜文·中國文壇上的鬼魅》1934年11月21日）這是《共產黨宣言》中的言論似曾相識：“有哪一個反對 黨不被它的當政的敵人罵為共產黨呢？又有哪一個反對黨不拿共產主義這個罪名去回敬更進步的反對黨人和自己的反動敵人呢？”中國政壇文壇不是世外桃源，與1921年前后的政治領域斗爭不可分割。更象再現了以后劇變“清理三種人”的惡作劇。

　　中國政壇、文壇人渣同樣多：“自然，中國歷來的文壇，常見的是誣陷，造謠，恐嚇，辱罵，翻一翻大部的歷史，就往往可以遇見這樣的文章，直到現在，還在應用，而且更加厲害。但我想，這一份遺產，還是都讓給叭二狗文藝家去承受罷，我們作者倘不竭力拋棄了它，是會和他們成為‘一丘之貉’的。”（《南腔北調集·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1932年12月10日）新革、社革艱難曲折，一丘之貉者罄竹難書。傷痕、翻案文學和歷史虛無主義，與當權支持者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八

　　魯迅先生光輝一生的卓越巨著貢獻，同毛澤東主義相得益彰，對重建社會主義的作用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學習魯著就會明白：“仗自然是要打的，要打掉制造打仗機器的蟻冢，打掉毒害小兒的藥餌，打掉陷沒將來的陰謀：這才是人的戰士的任務。”（《準風月談·新秋雜識》1933年8月28日）十幾年領袖領導的前所未有的“軟件革命”僅打掉了一部分，應該這樣沒有調和余地：“倘是蝎子，要它不撩尾，‘希望’是不行的，……惟一的戰略是打殺。”（《集外集拾遺·新的世故》1926年12月24日）魯迅先生的理論正確，應不屈不撓的打掉一切禍害人民的罪魁禍首。

　　倒行逆施的走舊路證明：“人的搗鬼，雖勝于天，而實際上本領也有限。”（《南腔北調集·搗鬼心傳》1933年10月22日）“……一說出，即有言，一有言，便可與行相對照。”（出處同上）“事實是毫無情面的東西，它能將空言打得粉碎。”（《花邊文學·安貧樂道法》1934年8月13日）近半個世紀“本領也有限”的“空言”，已經戳穿“粉碎”得體無完膚，還在繼續招搖撞騙。“敵人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是自己營壘里的蛀蟲，許多事都敗在他們手中。”（《致蕭軍、蕭紅信》1934年12月6日）好事就敗在蛀蟲們視繼續革命派為敵的手里。只有從毛主席、魯迅那里拿來行之有效的“武器的批判”。

　　學習魯迅革命到底：“……‘韌’，也就是‘鍥而不舍’。逐漸的做一點，總不肯休，不至于比‘踔歷風發’無效的。”（《兩地書（一二）1925年4月14日》）“讀點魯迅”毫不妥協仍是理想信念的迫切需要：“只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一個都不寬恕。”（《且介亭雜文末編·死》1936年9月5日）偉大領袖毛主席與偉大思想家魯迅內心世界息息相通，關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到生命的終點！

　　魯迅先生英靈萬古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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