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4年巴黎奧運會在北京時間7月27日舉辦開幕儀式。本次開幕式試圖以多元、開放為主題，但某些表演場景引發觀眾強烈不滿，其中演員對《最后的晚餐》的模仿被認為嚴重褻瀆基督教。奧組委官方賬號現已刪除開幕式相關視頻。此次奧運會熱衷于呈現所謂LGBT（性少數群體）的文化，看似是很“革命”，很先鋒，很開放，實際上無法被多數人所接受，更無法解決已經出現的資本主義危機。巴黎的“開放”和“松弛感”，向世人展現了法國這個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底褲。

　　誰是奧林匹克運動的控制者或受益者，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保馬今日推動鄭小九老師的一篇舊文。文中對“精英體育”與“大眾體育”關系問題的討論在今天也帶給我們很多思考。作者指出，奧林匹克運動只是世界體育中的一種民族形態，伴隨著西方經濟、政治和文化模式的全球擴張、滲透，逐漸被賦予了強勢的、標準的體育文化的地位。盡管西方話語中一直強調“奧運無關政治”，但本次巴黎奧運會中禁止出現俄羅斯國旗的規定又時刻向我們展現著奧運會的政治性。體育超越政治不僅是一廂情愿的空想，更是西方意識形態表達自身政治性的話術。如何正視并處理好奧林匹克運動中各種復雜多變的現實政治問題，是奧林匹克運動需要永遠直面的挑戰。

　　誰的奧林匹克?換句話說，誰是奧林匹克運動的控制者或受益者?在北京奧運會緊張籌備的時刻，在全國公眾熱切的奧運期待中，提出這個問題似乎很是不合時宜。但是，這的確是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奧林匹克運動是屬于精英的，還是屬于大眾的?是屬于西方的，還是屬于世界的?是屬于男性的，還是屬于女性的？是屬于商家的，還是屬于國際奧委會的? 是屬于政府的，還是屬于民間的?思考這些問題，無論是對于以“有特色、高水平” 為籌辦目標的北京奧運會，還是對于一直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掙扎徘徊的奧林匹克運動，都會有所啟示。

　　奧林匹克運動是屬于精英的，還是屬于大眾的?在國際奧委會看來，奧林匹克運動既是屬于精英的，也是屬于大眾的，這兩方面并不矛盾，因為精英是從大眾中挑選出來的，由這些精英來引導大眾去追求身心和諧的目標，就能達到奧林匹克所期望的人的體質、意志和精神的全面增強與均衡發展。現代奧運創始人顧拜旦的邏輯是這樣的：“為了吸引一百個人參加體育鍛煉，必須有五十個人從事競技運動；為了吸引五十個人參加競技運動，必須有二十個人接受專門訓練；為了吸引二十個人接受專門訓練，必須有五個人具有創造非凡成績的能力。”奧林匹克運動發展到薩馬蘭奇時代，薩馬蘭奇強調奧林匹克運動要“以運動員為核心”，認為國際奧委會的角色永遠是運動員的服務者；同時，他將體育視為人的一種權利，主張每個人都應該進行體育活動，每個人都應該擁有健康。《奧林匹克憲章》這樣總結精英體育與大眾體育的關系：“大眾體育是高水平體育的基礎，而高水平體育又有助于推動大眾體育的發展。”因此，國際奧委會一方面從世界范圍內選拔運動精英來參加奧運會的獎牌角逐，另一方面宣稱遵從顧拜旦提出的“體育為大眾”的思想，設立專門的大眾體育委員會，引導大眾體育在全球的開展。在具體的實踐中，奧林匹克運動對發展大眾體育的確是做出了一定的貢獻，起到了榜樣示范、知識普及、活動贊助以及支持殘疾人體育等作用。

　　雖然奧林匹克運動對于大眾體育的發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我們還不能說奧林匹克運動已經很好地實現了精英體育與大眾體育的統一。奧林匹克運動對于精英體育的推動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奧運會在國際體壇的至尊地位就已經說明一切：而它對大眾體育的促進作用則不能做過高評價，世界衛生組織二○○二年的一份材料稱，缺少健康運動的程度在所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很高。不能做過高評價的更為深刻的原因在于，奧林匹克運動在某些方面加劇著精英體育與大眾體育的分離。

　　一個非常明顯的趨勢是，隨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奧運會商業化和運動員職業化的轉型，比賽選手的競技水平越來越高，奧運會的比賽越來越激烈，比賽項目的科技含量越來越高，奧運會越來越成為職業精英的事業。與此同時，對大眾而言，生產方式的不斷改進使得人們的身體離運動越來越遠，電視媒體的日益普及使得人們的眼球離比賽越來越近，肢體的嘗試正在被視覺的欣賞所替代。這種局面正是奧運會的商業化所期待的，其中的邏輯是，奧運會的商業化推進了比賽選手的職業化，職業選手的比賽遠比非職業選手的比賽精彩激烈，精彩激烈的職業比賽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觀眾，帶來越來越多的奧運會門票收入和驚人的電視轉播費用，奧運會的商業價值便越來越大，奧林匹克五環標志也成了全球賣價最高的品牌。包括奧運會在內的體育商業化運作在把運動精英變成演員的同時，把大眾變成了觀眾；在把運動精英變成可出售的商品的同時，把大眾變成這種產品的消費者。

　　精英體育與大眾體育分離的狀況在眾多發展中國家表現得尤為突出。一個國家或地區用于發展體育事業的人力、物力、財力總是有限的，用于精英體育的越多，用于大眾體育的自然就越少。有的國家越是落后，就越是希望能在奧運會等國際體育比賽中勝人一籌，寄望于在體育比賽這種“儀式化的戰爭”中挽回面子，不拿到獎牌就誓不罷休，大眾體育利益受損也在所不惜。更為可悲的是，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民族體育在以奧運會為代表的西方體育的沖擊之下節節敗退，生存空間日益狹窄，逐漸被人們所遺忘；自己的東西不想玩，別人的東西不會玩，這種狀況自然會影響到大眾對體育的參與。

　　精英體育與大眾體育分離的結果，一方面是精英對體育的過度參與，另一方面是大眾對體育的參與不足。大眾當然不是這種分離的受益者，那么，精英就一定是受益者嗎?在許多人眼里，運動精英、尤其是奧運會獎牌的獲得者是這場游戲的受益者，奧運精英被譽為奧林匹克精神的卓越化身，是奧林匹克神殿中的英雄，一旦金牌在手，鮮花、掌聲、金錢、地位等蜂擁而來。這些走上神壇巔峰的驕子盡享“春風得意馬蹄疾”的快慰，少有“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傷感。

　　但是，巨人的輝煌背后是高昂的代價。代價之一是習以為常的身體傷病。運動員大多從少年就開始投入專業訓練，身體長期處于超負荷的緊張狀態，傷病率很高。不少人把運動傷病視為必要的代價，認為要想把獎牌拿下來，就得有“舍得一身剮”的勇氣。更有甚者，有的運動員不惜服用興奮刑，拿禁藥去換未來，做一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式的冒險與賭博，對身體的殘害就可想而知。代價之二是巨大的精神壓力。成王敗寇的殘酷邏輯，激烈無比的競爭角逐，大起大落的賽場變化，大喜大悲的最終結局，運動員在精神上承受的壓力是不言而喻的。奧林匹克運動一方面倡導重在參與，另一方面同時卻更鼓勵拼搏競爭，而選手們身在其中，有幾個能夠真正做到心平氣和，寵辱不驚，將成敗得失置之度外呢?代價之三是文化知識的匱乏。拿我國運動員來說，從小每周要進行三十到四十小時的訓練，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完成正常的學業，個別運動員連認字都不多。收獲了獎牌，卻丟失了文化，致使奧運冠軍從賽場退役后便一無所長，連謀生的能力都缺乏。在種種沉重的代價面前，人們不禁會問，這就是被我們稱為“健兒”的英雄?這就是奧林匹克為大眾樹立的“榜樣”?這就是以身心和諧為最終追求，并強調體育與文化教育相結合的奧林匹克運動？

　　再來看看另外一個問題，奧林匹克運動是屬于西方的，還是屬于世界的?在不少人眼里，奧林匹克當然是屬于世界的。一提起奧林匹克運動，人們首先想到的符號是奧林匹克五環，五環正是奧林匹克世界性的象征，標志世界五大洲的運動員團結攜手，共同出現在奧運會上。奧林匹克運動一直在追求著世界性和文化多元性的目標，奧林匹克運動的歷史就是一個日益走向國際化的歷史。在一百一十多年的歷程中，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從希臘走向歐洲，又從歐洲走向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參與到這項運動中來，奧林匹克運動已成為全球化的一個重大標志性事件。

　　然而，到目前為止，奧林匹克運動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屬于西方的。奧林匹克運動起源于西方，絕大部分比賽項目來自西方，國際奧委會委員大多出自西方國家，舉辦城市也是由西方國家所壟斷。在實際舉辦過的總共二十五屆夏季奧運會中，只有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會和一九八八年漢城奧運會是在東方國家舉辦的，其余大都在西方國家舉辦。作為奧林匹克運動發源地的歐洲一直是該運動的中心，以歐洲歷史文化為背景的北美是它的次中心，亞洲和大洋洲是外圍，而南美洲和非洲至今仍然是奧林匹克的邊緣地帶。非洲在歷史上沒有舉辦過任何一屆奧運會，以至于讓國際奧委會前任主席薩馬蘭奇對奧運五環中“掉下的黑環”表示出很深的遺憾。這就是說，奧林匹克運動主要是與西方文化結合在一起的，這與奧林匹克運動世界性、文化多元性的追求之間存在很大的距離。

　　歐美觀眾認為巴黎奧運會開幕式中部分畫面嚴重褻瀆基督教、令人不適，巴黎奧組委公開道歉，奧組委官方賬號刪除開幕式視頻

　　這里顯然涉及了文化一元論與文化多元論的問題。文化的單一化或同質化是全球化過程中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奧林匹克運動就存在著把全世界的體育都“格式化”為西方體育的傾向。在一元文化論看來，是西方的奧運，還是世界的奧運，這不是一個問題，因為西方的奧運就是世界的奧運，奧林匹克一直就是由西方來主宰的世界性的運動，西方就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誰要是想參加進來，就得接受既定的規則、條件和模式。而事實上，奧林匹克運動只是世界體育中的一種民族形態，不過是因為誕生于工業革命以來的歐洲，伴隨著西方經濟模式、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的全球擴張，不斷向全球擴展和滲透，逐漸被賦予了強勢的、標準的體育文化的地位。而強勢并不代表唯一真理，標準的也不一定就是最理想的。

　　國際奧委會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召開的“國際奧林匹克二○○○”會議認為：“在奧林匹克運動中，強調‘普遍性’并不意味是按統一標準的現代化或者文化的同質性，更不是歐洲化或西方化。”看來國際奧委會也注意到了奧林匹克運動文化單一性的事實，認為西方體育文化應該與其他民族體育文化一起構成一個豐富多彩的體育世界，希望奧林匹克運動在二十一世紀的發展中更加體現多元文化的色彩。國際奧委會二○○一年七月十三日將二○○八年第二十九屆夏季奧運會的舉辦權授予中國，可以被認為是其文化多元性追求的一個佐證。然而，奧運會的舉辦規模在繼續膨脹，需要投入的舉辦經費越來越大，組織管理的難度越來越高，對舉辦城市的資格要求也越來越苛刻。這樣發展下去的結果是，舉辦奧運會仍然是西方國家的專利，雖然偶爾會有“專利許可”，但一般的發展中國家難以成為“被許可人”，心存向往卻不可企及。可以說，實現奧林匹克世界性和文化多元性的努力依然任重而道遠。

　　在籌辦北京奧運會的過程中，從體育的視角來思考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系問題是有意義的。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體育傳入的力度不斷加大，成為中國體育發展的主流，中國民族體育文化堅守其獨特性的問題顯得越來越尖銳。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曾經熱烈地爭論入世可能會帶來的利弊，人們的共識是要慎重對待這把“雙刃劍”，以求趨利避害。然而，盡管舉辦奧運也是中國走向世界的一個重大事件，我們卻幾乎聽不到與此相關的利弊之爭，似乎是有百利而無一害。人們在眾口一詞地稱頌“北京奧運是東西方之間的一場偉大的文化交流”，這當然是不錯的，問題在于，既然是交流，那就應該是互動的，而我們的媒體上、論壇上、書本上充斥著類似“奧林匹克改變中國”的話語，很少有人理直氣壯地談論中國文化對奧林匹克運動發展的意義。

　　奧林匹克運動是屬于西方，還是屬于世界的?只要西方還在主宰著這個世界，只要奧林匹克運動這架體育機器還是按照既定的模式在運轉，這個問題我們就會一直問下去。西方與非西方總會有差異，西方畢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在這個充滿文化差異的時代，我們對于奧林匹克的想象和夢想，總不會都一樣吧。

　　值得反思的問題還有很多，比如，是男性的奧運，還是女性的奧運? 是商家的奧運，還是國際奧委會的奧運?是政府的奧運，還是民間的奧運？等等。就奧林匹克運動中男性和女性的關系問題而言，從古代奧運會中女性的缺位到現代奧運會上女性的登場，這是女性解放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同時，至今仍然有少數國家禁止女性參加奧運會，如何進一步在奧林匹克運動中體現男性與女性的平等與和諧，這并不是一個已經過時的話題。就商業化與奧林匹克運動的關系而言，奧運會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成了無人問津的“丑小鴨”，而告別非商業化之后搖身一變，成為被人們爭相追逐的“白天鵝”；但是，奧運會是不是已經被商業機構“劫持”，淪為商家的廣告發布者，被銅臭腐蝕、被商業異化的奧林匹克究竟會關心誰的利益，這是當前一個非常值得反思和警醒的嚴肅問題。就政治與奧林匹克運動的關系來說，雖然國際奧委會是一個非政府的民間機構，要求其委員不受任何政府的干涉，甚至在布倫戴奇時代曾經宣布奧運與政治無關；但是，追求自主和獨立的奧林匹克運動又無時不在政治的羅網之中，超越政治只是一廂情愿的空想。國際奧委會如何體現其民間身份，如何處理好與其相關的各種復雜多變的現實政治問題，這或許是奧林匹克運動需要永遠直面的挑戰。

　　奧林匹克運動不是一個一塵不染、寧靜淳美的世外桃源，它是行走在我們這個世俗世界里的一個龐大的體育巨人，炎炎烈日和風霜雨雪都是躲避不了的，各種各樣的病菌也會侵襲而來。對于奧林匹克運動，我們不必苛求但也無需美化，重要的是去關注、思考和改良。希望能用我們的智慧，使奧林匹克變得更加健康、更加和諧、更加富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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