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越南，校尉關注得不多，除了最近的短篇《阮富仲逝世，越南會轉向嗎》，就沒有寫過別的文章。
當然，這不是忽視越南，更不是因為越南不重要，而是單純地覺得中越關系總體可控。
就跟很少談及伊朗一樣，不是因為伊朗不重要，而是因為伊朗的戰略回旋空間很小，因而中伊關系總體可控。
不過最近，隨著阮富仲去世，校尉覺得，有必要聊聊越南了。因為阮富仲之后的越南政局，已經處于一個重要的歷史岔路口。
在這個岔路口，越南面對雙重選擇：一是外交政策方面，到底是親美還是親中；二是內部政治架構方面，到底是蘇聯化還是中國化。
不出意外的話，后阮富仲時代的越南領導人，大概率還是北派，并且幾乎肯定就是蘇林。
蘇林（左四）已經成為越南的二號人物
既然是北派執政，越南的外交政策，大體還會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但會更接近中國一些。也就是說，過分地親美或是全面親中，都不太可能出現。
但越南的內部政治結構，是走蘇聯化的高度集權體制，還是走中國化的民主集中制體制，卻面臨微妙的選擇。
雖然不管越南是蘇聯化還是中國化，都不會徹底改變中越關系，但卻會帶來一定的變數與沖擊，值得我們關注。
此外，從研究歷史、體悟歷史的純學術角度，這種變化，也是一個非常經典的案例。
一、從決策機制的角度理解蘇聯化與中國化
親中親美不用解釋，但何謂蘇聯化、何謂中國化，校尉卻必須啰嗦幾句。
校尉一直說，權力的要義在于平衡。
所謂平衡，就是在任何一個社會結構中，各階層、各集團的利益都要得到基本保證，否則結構就會崩塌。小到家庭、大到國家，無一不是如此。
上世紀農民家庭分家的場景：為何要分家，就是有人覺得家庭利益分配不均
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歷史周期律。
王朝盛世，就是利益平衡接近完美。底層小民也罷、官僚地主也罷、王公貴族也罷、當朝皇帝也罷，都拿到了能夠讓自己滿意的蛋糕。
王朝末年，就是利益平衡被徹底打破。要不活不下去的底層百姓揭竿而起，比如層出不窮的農民大起義；要不受到威脅的王公貴族帶頭造反，比如西漢七國之亂、明初靖難之役；要不皇帝淪為傀儡失去國家控制權，比如唐朝末年的藩鎮之禍、宦官之禍，東漢末年的外戚之禍、諸侯之禍。
而要實現利益的平衡，最重要的，就是要實現決策機制的平衡。體現在結果上，也即利益分配的平衡，體現在過程上，也即民主與集中的平衡。
請大家注意，這里說的是決策機制而非選舉制度。關于選舉中的民主，是一個頗具爭議也頗為復雜的話題，這里就不說了，而是只聚焦決策過程。
決策太民主肯定不行。
因為屁股決定腦袋，任何社會階層、利益集團，都會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太民主，就意味著誰也壓不服誰，只剩下無窮無盡的內耗。
大家可以參考歐盟，基本不太可能形成一致意見。尤其是蛋疼的一票否決制，更是導致歐盟的決策效率極其低下。
還有歷史上號稱歐洲盾牌，長期站在抵抗蒙古和俄羅斯一線的波蘭第一共和國，就因為采取了任何貴族都具有一票否決權的所謂貴族民主制，導致國家行政體系長期停擺、國力逐漸衰落，最終被俄、奧、普三家瓜分。
決策太集中也不行。
決策過于集中，其實就是獨裁。在獨裁體系下，獨裁者一旦出現決策失誤，根本就沒有辦法補救。
而歷史告訴我們，越是獨裁體制，獨裁者就越是愚昧不堪。
這方面，最典型的反面事例，就是中國歷史上層出不窮的昏君。
我們現在施行的民主集中制，其實就是對決策過程的一種平衡，先在領導集體內實行民主，保證決策的科學性與平衡性，最后再實施集中，保證決策的權威性。
美國的決策制度，其實類似于集中民主制。總統擁有很大的決策權，但重要決策往往需要參眾兩院的批準，尤其是在內政方面。
簡而言之，就是中式決策先民主后集中，美式決策先集中后民主。
這兩種決策方式的糾錯能力都比較強，但執行力有巨大的差異，中式決策一旦推出就必須落實，美式決策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
我們經常看到，美國總統想推出什么政策，往往會提前放風甚至漫天要價，通過與參眾兩院漫長的利益博弈后，最終才會形成大打折扣的具體政策，甚至很多政策都胎死腹中。
有人可能會說，美國總統有幕僚班子，決策過程也有先民主后集中的特點。但美國總統是否愿意聽取、采納幕僚的意見，包括幕僚的聘用，完全靠總統自覺，并沒有制度保證。
甚至可以說，美國總統的幕僚，對總統存在很強的政治依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幕僚只能對總統的決策錦上添花，卻很難對總統的決策進行糾偏。
拜登雖然年老體衰，但在外交政策上，他也不會任由布林肯擺布
即便幕僚團隊盡職盡責，能夠幫助總統提出完美的施政計劃，但在參眾兩院的審批過程中，也總是被改得面目全非。
也就是說，前期民主征求的意見再好，也經不住后期民主決策的損耗。
相比之下，我們的民主集中制，是法定要求征求班子成員意見，法定要求通過集體表決的方式做出決定，沒有經過民主集中制原則做出的決策，理論上都是無效的、非法的。
雖然在落實民主集中制的過程中，會有一言堂、家長制的現象，突破了制度的約束，但這并非民主集中制本身的問題。相反，正因民主集中制對那些獨斷專行的人形成了制約，他們才會設法進行擺脫。
相比中國的先民主后集中、美國的先集中后民主，蘇聯的決策體系，基本上只有集中沒有民主，尤其是在斯大林時期。
普京的特別軍事行動之所以失敗，就與決策過程缺乏糾錯機制有很大關系
而蘇聯之所以形成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架構，從長期因素講，是因為俄羅斯的強權崇拜國民性格，從短期因素講，則是因為斯大林時期形成了依賴克格勃、內務部等強力部門治理國家的慣性。
說白了，這就是一種秘密警察統治制度或者說特務統治制度。當權者把強力部門異化為維持統治的道具，使得強力部門的權力日益膨脹，最終凌駕于整個國家的行政體系之上，而國家權力的運行與接替，最終也被強力部門所控制。
如果貝利亞沒死，蘇聯還會創造集權統治的高峰
在強權崇拜國民性格的影響下，在斯大林制度的慣性作用下，雖然蘇聯已經解體，雖然俄羅斯名義上采取了西式民主制度，但經過葉利欽時期的混亂、到普京時代重新形成相對穩定的統治秩序時，俄羅斯依然呈現出強烈的蘇聯化風格——普京政權最大的支柱、最核心的權力體系，依然是號稱希拉維克集團的強力部門。
這是權力過于集中的必然結果，越集中的權力，越依賴強力部門的支持，最終導致強力部門尾大不掉，反過來威脅權力中心。
為什么瓦格納兵變這種嚴重落后于現代政治體制的現象會發生，就與俄羅斯這種蘇聯化的權力架構有很大的關系。
但我們又不得不承認，葉利欽時期的混亂，說明在某些國家、某些特定環境下，集權才是唯一的解決方法。
斯大林的集權，同樣是蘇聯熬過二戰的重要制度保證。
沒有普京時期的集權，大毛大概率就要從休克變法克了
關于這一點，在中國古代的皇權時期也有典型例證。
中國皇權早期，比如漢、唐、宋時期，其實更類似于民主集中制與集中民主制的結合。國家政務，首先需要行政機構提出意見，再交由皇帝決策，皇帝直接發起的決策，行政機構可以封駁，也即封存起來不下發執行。
但到了明、清時期，國家行政權力逐漸集中到皇帝手中。尤其是明朝，為了保證皇權的絕對集中，先是太祖朱元璋設立錦衣衛，錦衣衛膨脹起來后，為了防止其一家獨大，成祖朱棣又設立了東廠，再后來憲宗朱見深又成立了西廠。
這些特務機構建立之初，確實穩固了皇權，但最終卻變成了明朝最大的毒瘤，也成為明朝滅亡最主要的內因之一。
但不管是明太祖、明成祖還是明憲宗，卻都被視為一代雄主。
這就是歷史最為吊詭的地方。雄主就必然要集權，集權就很可能會發展特務力量，特務力量又必然成為中央權力最大的威脅。
就跟明朝深受特務政治傷害一樣，強大的蘇聯轟然倒塌，也與秘密警察體系下的高壓統治有很大的關系。
這種吊詭，說穿了也簡單，其實就是沒有處理好王道與霸道的關系。
集權相當于霸道，乃是動蕩時期的雷霆手段，民主則是王道，乃是長治久安的政治理念。
只有王道沒有霸道，關鍵時候就會掉鏈子，只有霸道沒有王道，時間久了就會超過社會承受極限，最終導致社會的崩潰。（關于王道與霸道的關系，參見《真正的王道，必須比霸道更霸道：也論中美博弈中的王道與霸道》）
明朝的崩潰，無非就是霸道過甚過久，沒有及時得到糾正。
面對暴力，以暴制暴，即是王道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