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剛剛豎立起了一座“臺灣高座少年工顯彰碑”，以紀念在1943年經日本殖民政府選拔前往日本本土的8000多名臺灣少年軍伕。這些“臺灣少年工”到達日本后在神奈川縣的“高座海軍工廠”為日軍制造戰機。他們造的飛機很快被日軍派往中國大陸和太平洋戰場參戰，他們的手上沾有中國人民的鮮血。
二戰期間“臺灣少年工”大部分加入了日本軍隊。日本戰敗后，軍方無暇顧及高座工廠，他們失去了收入來源，不得不分批返回臺灣。然而很多“臺灣少年工”回臺后仍然對日本軍國主義感恩戴德，視神奈川為自己的第二故鄉。
1980年代臺灣“解嚴”后，還活著的“臺灣少年工”在臺灣親日政客和日本政客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臺灣高座會”。該組織一直與臺毒分子李登輝關系密切，而且幾乎年年都要前往日本參拜供奉侵華戰犯的靖國神社。
1999年，“臺灣高座會”出版了《難忘高座情——二次大戰日本海軍秘史之一、臺灣少年在日本造飛機之奮斗史》一書，公然為日本軍國主義招魂。2003年，“臺灣高座會”赴日參加60周年紀念活動，接受了神奈川縣政府補發的所謂“畢業和在職證書”。
“臺灣少年工”在二戰時效忠日軍也許還可以歸咎于他們年紀小不懂事。然而二戰結束之后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和“臺灣高座會”的成員不僅沒有對自己這段不光彩的經歷進行懺悔和賠罪，反而變本加厲地推崇日本軍國主義和美化法西斯侵略歷史，甚至屢次“拜鬼”，在中國人民的傷口上撒鹽。其言行實與漢奸無異。
對于此次高雄市為這些皇民漢奸立碑一事，向來媚日的民進黨自然喜聞樂見。而經常以“抗日中流砥柱”自居的國民黨也沒有一名政客出來抗議。背后的原因很簡單，國民黨現在力推的2024候選人侯友宜的親爹就是“臺灣少年工”的一員。
侯友宜曾在訪談中提到，自己的父親侯溪濱“在日本時代初中畢業后被征召去日本修理飛機當少年工，隨著日本戰敗后，跟著李登輝的船回臺灣”，八九十年代還參加過“臺灣高座會”組織的聯誼活動。
至于侯溪濱是否也曾跟“臺灣高座會”一起前往日本參拜過靖國神社，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的是，侯友宜不僅對父親為虎作倀的這段經歷毫不避諱，而且他還經常利用自己“皇民之子”的特殊身份與日本政客眉來眼去。
2016年侯友宜還在新北市當官的時候，就曾代表新北市與日本神奈川縣知事黑巖祐治共同簽署“增進高中生相互交流協議書”與“相互支援防災協定書”。侯友宜說：“相信締結交流協議書后，新北市將更加強與神奈川縣的交流互訪與合作。”（圖八）而神奈川縣正是他父親當年為日本造飛機的高座海軍工廠的所在地。
上周，侯友宜專程訪日“拜會”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他對麻生說：“只有呆海安定，呆丸安全，日本才能安心。”策應了安倍晉三的狂言：“呆丸有事等同日本有事”。
就是這種人現在竟然是藍營的“最強母雞”，再次證明了“百年爛黨”的稱呼并非浪得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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