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關注新潮沉思錄的讀者朋友可能還有印象，筆者曾經先后多次對恒大集團的興衰歷程進行過分析，而本文將極可能成為筆者長期以來對恒大持續關注的句號，因為恒大就在不久之前，在經歷長達兩年多的ICU搶救后，正式宣布拔管，即將進入后事辦理環節，迎來自己命運的終章。

　　這一標志性的事件發生在7月17日，從2020年起就以各種原因借口再沒有公開披露過自身財報的恒大集團一口氣在港交所公告了2021和2022兩個財年的財報，以及2022年的半年報，給了市場一點小小的夏季震撼。

　　最新的2022年財報中顯示，恒大集團負債總額人民幣2.43萬億元，總資產為1.84萬億，收入為人民幣2300.7億元，凈虧損合計人民幣1258.1億元。

　　從資產負債表的角度，恒大凈資產為-5991億元，已經嚴重資不抵債，繼續通過金融市場獲取融資已經不再可能，一方面是資產已無法抵押，另一方面信用也已破產，輸血通路徹底斷絕。

　　從利潤表的角度，恒大所虧損的1200多億元，幾乎相當于在港上市的中資房企虧損總和，也就是融創中國（-298.92億元）、富力地產（-157.79億元）、正榮集團（-146.17億元）、佳兆業（-130.42億元）、華僑城A（-127.67億元）等。我們都知道這些房企近兩年都曾先后被拉出來當成房企輝煌不再、崩潰在即的標靶示眾，也都是各自施出渾身解數生扒了幾層皮才勉強度過難關，而相當于這一大堆困難戶困難之和的恒大，很難想象黔驢還未技窮。

　　引自同花順數據

　　當然，最讓人震驚的是，作為一個對現金流要求極高的高資本、高周轉的行業巨頭，其賬上現金僅僅只有43.34億元，即使算上受限制現金99.71億元也不過140億出頭，這也宣告著即使恒大硬著頭皮“保交樓”，試圖通過把自身囤積的房地產項目完結以獲得回款也幾乎成為幻想，這點現金放在過去恐怕也就是恒大一個三線地級市的銷售和施工預算而已，根本無法繼續維持恒大的正常運轉。

　　我們要知道，恒大是在2021年底被廣東政府派工作組入駐接手的，換言之整份2022年的財報已經是恒大作為一個腦死亡的植物人在政府強力驅動和干預下所取得的業績了。以政府的一貫行事作風，但凡尚有可為之處，都不會把這么一份難看到極點的病危通知書公之于眾，要么就是恒大已經積重難返病入膏肓，這份報告已經是窮盡一切美化手段后的結果了，救無可救；要么就是恒大已經徹底被切割放棄，政府也已經像當年海航集團一樣提前做好了方案，就等官宣拔管后啟動破產重組流程。

　　根據官方公布的內容，7月24日恒大將對其債務重組計劃尋求債權人的批準，25日，其債務協議安排會議將于開曼群島舉行。隨著會議期限臨近，恒大的最終命運也將揭曉——

　　要么是像海航一樣直接破產清算，按照優先級以自身資產償還債權人，不夠的部分就讓債權人自認倒霉，接受“差額賠償”；要么繼續在政府的指導下，維持一個實體茍延殘喘，不斷延展債務期限，化外債為內債，化短期為長期，化高息為低息，然后努力變現資產提供還債現金流，努力維持歲月靜好；或者還有其它途徑——但無論是哪種，恒大作為過去那個高速發展時代的標志性腳注，迎來了自己的喪鐘，已是毫無疑問的事實。

　　而恒大的謝幕，某種意義上，也代表著那個高速發展時代的一去不回。

　　“高速發展”當然是好事，但穿透去看“高速發展”背后的本質，我們也應該意識到這一階段的落幕并非壞事，畢竟事情總是有代價，高速發展之后一些積累的問題也必須要解決。

　　我們知道，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網絡上有個非常熱門的觀點亦或觀察，那就是“當代青年人在談到國家發展時往往充滿了自豪和自信，樂觀的認為大國必將崛起，民族必將復興；但同時，他們又對自身的命運發展感到悲觀，對就業、婚育、房貸等倍感壓力甚至絕望”這一彼此矛盾甚至難以理解的現象。

　　高速發展的時代，人們的壓力卻越來越大，顯然房價的高漲，尤其是16年之后傳導至三線以下的房價高漲是最主要因素之一。這背后則是以恒大為代表的房企集團狂飆突進的這二十載，所帶來的巨大社會發展成本而造成的代際落差。

　　眾所周知，過去二十年我國高度發展的經濟基礎是土地財政，而土地財政的本質則是政府稅收，土地財政的蓬勃發展正是為了彌補94年分稅制改革后地方稅收不足、財政收支權責不匹配的問題。依靠土地財政換來的大量現金——不管是賣地賣來的，還是用土地做抵押向幾十年后借來的——我們成功建起了高樓、高鐵和高架橋，投資了新能源半導體和大飛機，甚至還成為政府對企業讓利，諸如各種退稅補貼、各種工業用地半賣半送、各種招商政策紅利的依仗。

　　不專業的粗略歸類一下，自古以來，政府稅收途徑無非就是四種，人頭稅，財產稅，流轉稅和專賣稅。以商品房為核心的土地財政，可以一次性完成三種稅收——首先是專賣稅，土地作為政府專賣物資，被壟斷了出賣權和定價權，可以收取大量的土地出賣金；其次，現代性社會下的市民群體無限趨于原子化，即使夫妻也往往追求各有各的房以免離婚分不干凈，那么某種程度上基本可以認為買房行為就是繳納人頭稅；最后，房屋的出售又能帶來筆流轉稅——正可謂一魚三吃。

　　除了房屋作為一種財產被持有（包括出租）無需繳納任何費用外，其它任何一個環節都需要繳納大量的稅費。因此，相比于持有房屋的“有產者”，購買房屋的“無產者”（只是相對概念，不代表絕對無產）要承擔幾乎全部的土地財政成本負擔。隨著房價企穩，失去了暴漲預期，近些年新入城的年輕人不僅無法吃到前一階段的發展紅利，還要為這份紅利買單，甚至成為紅利本身，也難免會對個人的發展前景感到悲觀和動搖。

　　而破題的關鍵，也許就在對財產稅的征收上。在這個語境下，就是房產稅。

　　筆者對房產稅的觀察已久，對于房產稅遲遲無法出臺的因素也頗為理解。

　　房地產雖然綁架了一代中國人，但也穩定了一代中國人。大部分人想收的房產稅，都不會是針對那些六個錢包三十年貸款咬牙上車的新進城的剛需，而是那些依托種種稀缺資源（權力，財富，戶口，包括運氣）等坐擁了享受了房地產紅利的一批人。

　　但事實上，房產稅一旦落地，最容易被征稅的，也最擔負不起征稅的，恰恰就是前者。而這一群體，年齡小，學歷高，組織性也強，不僅僅是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國家發展的支撐主力，也是一但社會動蕩預期崩潰人生絕望最有殺傷力的火焰：家庭是社會的最基礎承壓結構，而房屋是家庭的殼——起碼東亞是這樣，你砸碎了這層殼，放出來的就是一群沒什么可失去的人了。任哪一個決策者也不敢輕易下手。

　　所以房產稅的征收，首先是政治問題，其次才是經濟問題，只要經濟問題還沒發展成為政治問題，就不會是第一位的。

　　但是今年3月份，財政部原部長樓繼偉在《比較》發表《新時代中國財政體系改革和未來展望》一文。文中稱，房地產稅是最適合作為地方稅的稅種，在經濟轉為正常增長后應盡快開展試點。正是這句話讓筆者重新思考了房產稅的意義和價值，也有了新的認識和看法。

　　地方事權財權不匹配是土地財政深層背景里被指摘很多的一點，但是我們要看到另外一點就是，其實在轉移支付的大政策下，地方財政如果只是滿足自身日常運轉保障的支出是基本夠用的。

　　不夠的是什么？是地方發展，是超出地方市場正常競爭力之外的超額發展需求。

　　而這種超額發展需求，某種意義上是服務于地方政府主官晉升需求的，所以以透支未來為代價的短平快投資是過去二十年繁榮的主線，也是當下以及未來一段時間危機的根源。

　　很多人會拿土地出讓金的8萬億簡單的當作地方政府日常運轉開支的缺口，其實不是的，實際缺口遠比這個小，因為如果融不到這8萬億的收入，絕大多數支出根本就不會存在，比如征地的費用，對土地的平整成本，人工和原料費用的投入等等，所以很多人拿8萬億當作一個房產稅的征收標的，其實刨除征稅成本外，考慮到地方公布的數據中土地出讓金大概80-90%以上都用于土地征收平整本身，大概有個1-2萬億左右其實對地方政府就足夠了，從可操作性上來說并不是天方夜譚。

　　當然，不成為天方夜譚的前提是地方政府別再追求超額發展，當然，我們不是說地方不應該追求發展，如果發展只集中在一二線城市，那人口分布不均，地方人口流失只會更加極端，我們一向不主張目前的一線城市繼續擴大規模。問題是，在高速發展二十年后，以中國今天的經濟體量，面臨的產業升級和布局調整等諸多問題來說，很多發展問題已經不是地方政府通過債務經濟和發展競賽就能解決了，必須得有從中央到地方更科學更一盤棋的規劃。

　　所以這個前提的前提則是，考核選拔晉升指標的調整，以及各級政府的財權和事權的調整，總不能財權層層上收，事權級級下放，也就是好處我來，背鍋你去，那還是玩轉不了的——而隨著社會的成熟和技術的發展，其實這種權責的劃分會變得更加容易。

　　傳統上條塊分割的管理模式，塊這一級所承擔的最大的價值，是對海量基層信息的過濾的提取，以及對中央意志的本土化改造，也就是進行下情上達和上情下達。這里面就會即存在客觀能力導致的誤差，也存在主觀意愿導致的曲解，層累之下一級級的放大最基層和最高層的信息失真度。互相不信任就會導致互相拼命增加自己的安全感，而最后的結果就是都沒安全感，于是更加互不信任。這就迫使我國在央地關系不信任化的衍化趨勢下，不斷在放權和收縮之間左右橫跳。包括這種事權和財權高度不對稱的格局，很多朝令夕改造成的資源浪費和信心透支，很多無謂的會議溝通、文書往來、督查督辦的工作量都發源自這個基礎框架。

　　而隨著社會治理經驗的積累和技術的進步，穿透式管理的能力是在不斷提升的——那么決策協調的層級也勢必被不斷上收，以往因為信息不對稱會下放給省市區縣乃至鄉鎮的對某些工作的靈活決策權，一定會收回去的，留給基層的就是執行權甚至就是單純的維穩權。而隨著各種工作越來越線上化和智能化，這種權力還能給基層留多少都要打個問號。

　　塊的弱化會極大簡化傳統條塊分割所導致的復雜制衡牽扯的行政格局，會讓很多事情更清晰更容易劃分——當然這是個理論圖景，實踐中一定會面臨大量的有意無意甚至刻意的阻礙抵觸和抗拒，尤其是缺乏背鍋的基層后總不能改殺程序員祭天吧。不過隨著當前實際的各種復雜問題外部性嚴重溢出已經無法由地方自主消化的現狀，只要既要給地方兜底又要防范地方道德風險的兩難困境還存在，那么這個解決方案就一定是在路上的。

　　這樣一來，樓部長原文里，房產稅是最適合當作地方稅的表述，就有著比很多人理解更雋永深刻的含義了。房產稅本質是人口稅，是居住稅，是要靠居民用腳投票來獲取的——企業可以用腳投票就帶來了各地各種針對企業的優惠政策和長期規劃，那么當地方政府的財源取決于居民用腳投票呢，又會發生什么？對于當前這個社會保障結構性突出導致的人口結構畸形的現狀，進一步明確財權事權劃分，讓地方政府更多聚焦在民生服務競賽中，似乎是一種解題思路。

　　在這個大的政治背景下，征收房產稅的合理性，征收房產稅的操作性，乃至具體的稅率，以及調節貧富差距的意義，對納稅人意識的催動等等，都是更次一級的問題 ，不會影響推動的決心。

　　而隨著這種新治理格局的出現，相比于每年要多掏的錢，我所更關心的，還是它對整個經濟發展，社會治理，以及數字化智能化時代生產關系的影響。人是生活在一個整體社會中的，你可以把一部分人從抽象的社會秩序中排除出去讓他們變成新時代流民，但你不可能把這些人物理意義的排斥出這個社會，上了車就喊開車甚至恨不得把門焊死的做法只能求得一時的心理安慰，卻會加劇未來實際所面臨的風險。

　　我希望它會朝著我希望的方向發展，當然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希望，各自努力吧，至少只要自己努力了，未來的終局總會朝自己想的方向多偏那么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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