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實現政治軟著陸或許可能重新起航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 總裁
胡錦濤七一講話,從斷代史角度看,基本上采納了沙建孫、金沖及、梁柱等的版本,比之胡喬木、胡繩、薄一波早期的版本要好,要客觀,要進步得多,但未能出現薄一波的毛主席的評價隨著歷史發展會更高的政治歷史含義,也沒有體現王震的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五十年的坦誠的政治判斷。從重慶模式到吳邦國五不搞宣誓,從全國性地掃黃打黑到百姓大眾各界各層紅歌風起云涌,從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價值主旋律到人民大眾的種種直接、間接抗爭甚至斗爭,從精英狼狽不堪、調整方位到民生舉措組合拳(要害是廉租房,工資收入,基本福利制度建設),從弱化對文化大革命等的全面系統的正面批判和徹底否定到反思文革反思改革,特別是以憂患意識和風險與危險存在而間接性地反思,并且通過代際性的新涵蓋與說法,對改革開放實行揚棄性糾正和肯定性的改正。用心可謂良苦,舉措或政治手段不可謂不夠老道嫻熟。意圖無非是設計、駕馭和實現一種類似經濟軟著陸的政治軟著陸。因為告別革命的幾十年的社會發展,造成了政治硬著陸的巨大政治社會成本,甚至是政治正確的幾乎不可能。那么,政治軟著陸的現實可能性如何?風險與前途怎樣?各派政治力量的可能選擇對策又當如何?
從蘇聯二十年亡黨亡國慘痛歷史教訓看,最大的戰略與策略缺口和失誤,蘇聯千錯萬錯錯在丟了列寧、斯大林兩把刀子。中國情況一方面從最高當局的始終不渝的政治清醒看,從一系列象征性法統正統道統看要遠遠好于蘇聯,但另一方面,從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系統化、學理化和妖魔化來看,又遠遠壞于蘇聯。蘇聯是公開的赤裸裸的從而易于辨別,中國則是柔性的隱形的從而為知識、科學、精英名頭所掩蓋。在所謂全球化、國際化的國際安全意識和市場經濟與產業安全理念與感覺方面,尤其是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霸權的本質把握上的全民族的意識防范來看,中國比之蘇聯要差得遠。這樣一種旗幟與道統上的尷尬與無奈,可能是政治決策力量選擇政治軟著陸的最為基本的現實主義考量。本來鄧小平警示過老祖宗丟不得(指馬克思、毛澤東),但政治敗家子們和極右派沆瀣一氣,把老祖宗的牌位糟蹋得一塌糊涂。國家寶刀丟了,結局和出路或者可選路徑可想而知。
同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一樣,筆者鼓吹過中國經濟軟著陸。曾深深地以為中國式的經濟軟著陸,在國際宏觀經濟管理方面獨樹一幟。現在看來,早期的觀點過于天真、浪漫,對國際資本和世界帝國主義的兇險本質認識不足,對中國經濟政治與文化的至始至終所受到的世界影響甚至制約(主要來自于核心領導集團的把握政治藝術),把握不當。希望引以為戒,在政治軟著陸和其它嚴肅研究方面,經得起歷史檢驗和未來實踐考驗。
中國并非進入不可逆轉的社會發展邏輯軌道。任何時候,任何政黨,任何社會政治力量都不可能斷言政治進程不可逆轉。精英們已經公開承認總體已經喪失改革開放共識。歷史機遇窗口通常不會如此偏愛甚至可以說厚愛當今中國的所謂改革派。遠的如商鞅,中期如王安石,近期的若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都非但沒有如此大度、長時段的社會改革時間窗口,簡直橫豎就是進退維谷甚至全然無法進行的兩層皮坡腳社會震蕩。像管子那樣的特殊歷史境遇,從來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國當代,給了改革開放派以三十余年的中興歷史時間窗口。改革開放派每每以經濟上了一個臺階,綜合國力如何這般,并且幾乎始終如一地振振有詞地譴責前三十年的幾乎一切。首先,從真正科學經濟學角度,國民經濟在接近和進入起飛階段后,由于網絡經濟和所有其它馬太效應,都會絕對出現經濟越益快速高速發展,呈現催生的加速度,從而從經濟起飛和加速增長來看,后三十年不但在速度優勢上乏善可陳,而且在諸如舉國水利體系、教育科研系統和成果,發展中國家經濟水平但卻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人力初級指標等等,一方面坐吃山空地吃前三十年的老本,另一方面又在生態、資源、環境方面透支未來;其次如果把土地或房地產價值增值,借貸債務經濟和其它西方國民生產總值計量領域和要素統統考慮在內,尤其是把生態、資源與環境逆差考慮在內,毛澤東時代經濟無論從速度還是財富積累,還是產業經濟安全,尤其是核心技術和后續發展力,都比后三十年要顯著的優越。我們是忠實的真正的歷史唯物主義者,我們是科學真理的捍衛者,我們從不諱言,計劃經濟有其故有的弊端,絕非十全十美。天底下,太陽下,從來就沒有十全十美的東西,除非浸淫在柏拉圖的理念王國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世界里。但是,科學品格和學術良心加上科學實證及其現實與歷史通盤研究,告訴我們市場經濟比之計劃經濟不但具有時代方位的落后,而且在綜合社會幸福和國民福利創造方面,又存在明顯的效率劣勢。
市場經濟的西方經濟學的效率測算與計量結果,尤其是其所有學術理論、學派論證,都是在市場經濟分析架構上沿襲了企業公司純粹微觀經營,宏觀與國家風險或外部經濟與不經濟外在給定的基本假設,并且在分析時段和方法上采取短期和靜態和偽動態分析的結果。凱恩斯這位現代西方經濟學界的真正翹楚,面對西方資本主義災難深重的有效需求不足,從而失業嚴重、投資乏力、消費不足的周期性經濟震蕩,在沒有任何學理支持的情況下,打破長期西方經濟學教條(薩伊定律),開始了西方世界飲鴆止渴的赤字財政宏觀經濟學。八十年代以后,號稱反凱恩斯主義,主張不但財政而且貨幣發行規范科學化的貨幣主義(弗里德曼以降),則把龐齊游戲的廉價貨幣把戲,搞成了信用經濟或虛擬杠杠泡沫經濟,把非理性繁榮變成似乎可以持久繁榮,打破任何周期的經濟無限增長,而實際上卻是使得國民經濟體系和結構陷入到黑洞廉價貨幣經濟的無底深淵。食利資本這種在凱恩斯時代就已經將其定之為寄生剝削資本再次大規模卷土重來,資本運作替代實業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經濟,商貿尤其是遠程商貿與金融操縱的商貿經濟,牢固地控制和定價實體經濟,外匯交易、貨幣倒騰、股票買賣、證券轉手,猶如超級全球24小時賭場經濟聯動,把個全球經濟一體化搞得是烏煙瘴氣,豪賭成風。
中國主流市場經濟設計就是在這樣的國際經濟學思潮之下,由新加坡模式起步,很快借助于主要是港商臺資的所謂海外華僑家族式企業模式和人員資本交流,完成了東亞四小龍四小虎經濟模式模仿,進入WTO前后,則開始了美日歐模式的比照和轉變。但坦率地說,歐美、日本模式中的主要好的精髓方面幾乎沒有學進去,反倒所有那些最為卑劣、無恥、貪婪的東西,卻大行其道;市場市場換技術變成了市場丟了,技術低端還要每每單件付給昂貴的專利費;治理結構或現代企業制度未能形成,反倒管理層收購、老板文化、技術官僚主宰舉一反三;國家強有力財政優勢不但喪失,而且落后于當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從而導致公共經濟體系幾乎全線崩潰,新三座大山甚至N坐大山悄然崛起,成為橫在人民大眾面前,壓在勞苦大眾頭上的無限量重負,也給改革開放的理論設計以毀滅性的打擊。
外匯儲備作為行銷世界的絕對硬通貨,龐大,世界第一,遙遙領先,曾幾何時讓自以為改革開放頂層設計師沾沾自喜,洋洋自得,但國際風險,通貨膨脹壓力,特別是美國賴債風險,或至少是匯率市場游戲貶值巨大風險,搞得精英灰頭土臉,甚至狼狽不堪。中國的外匯儲備完全不同于日本的外匯儲備,人家是國際凈頭寸,特別是日本擁有的海外三萬億凈資產作為墊底的不足一萬億外匯儲備。我們是副國際凈頭寸,而且海外凈投資遠遠低于國際投資凈流入下的國家強制結匯。
因此,總體說來,中國的經濟軟著陸事實上在世界經濟歷史意義上,在重復當年拉美經濟的作為邊緣依附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中心的虛假繁榮的拉美陷阱。阿根廷曾經人均收入到達美國80%,各方面條件堪稱俱佳。巴西經濟奇跡形成全世界的強烈震撼和沖擊。但債務危機伴隨著財政金融危機,最后顯示出休克療法背后的華盛頓共識的虛偽和國際經濟剝削的殘暴。中國經濟在外匯儲備,財政狀況,銀行儲蓄,國際收支等幾乎所有指標看,都不但絕對好于當年的拉美。中國風景這邊獨好似乎有著深刻的經濟數據支持。但這都是表象。地方10萬億多的借債剛剛浮出水面。房地產經濟泡沫和畸形的收入-房價比成為國民經濟的定時炸彈。已經過了國際警戒線的基尼系數盡管引起了包括最高當局在內的警覺和政策調整,但以劉國光、程恩富等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所有制核心分配利益問題極其建議卻沒有得到認可和采納。經濟學主流依然還在顧左右而言它。市場經濟機制還在配合非公有經濟一系列政策,加速大規模地所謂綠燈飛奔,黃燈加速,紅燈繞著走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中國金融與經濟安全,從股權資本到直接投資,從實質上的金融深化到真實流動性過剩和流動性黑洞并存,從產業和價值鏈布局上的國際外控到世界定價權的近乎絕對邊緣化,從貨幣屈從政策到貨幣控制發行,從匯率政策到匯率調節機制,深層風險和矛盾嚴重。
如此騎虎難下的經濟軟著陸大格局下,政治軟著陸又能如何?還有積極意義嗎?答案是肯定的,但必須附著一定的條件,并且牢牢把握住政治軟著陸的大方向。
相當的左派已經失去耐心,已經不報希望,因為他們失望太多次,他們承受了過多的苦難,他們和中國大眾一樣,在精英算計與密謀策劃面前,曾經長時間的太尊重知識,尊重秀才們了。他們把國家、政府、黨,把制度、體制和宏觀大事大計,看得無比神圣。他們世代、祖祖輩輩任勞任怨,勤勤懇懇,兢兢業業,顧全大局。但卻不但遭受政治上的奚落、非難,還在經濟上受到先甜后苦的重負盤剝。在跟著黨,聽從國家號召,一輩子奉獻后,竟然不但被歷史性地否定和指責,而且成為自己一生為之奮斗、貢獻、積累后的國民財富的巧設騙局各種扒手們的受雇弱勢群體。面對他們原來那個社會階層的急劇分化,他們曾經自我批判,自我審視,自我埋怨過,他們曾經再就業,小本經營,甚至俯首聽命地為新資本賣命過,他們中的也幾經抗爭,上訪,呼吁過,但都若石沉大海,泥牛入海無消息。左派中的高水平的馬列毛主義者,靠著理論前瞻,事實上早已看透了大棋局,在前赴后繼地高揚旗幟,奮力斗爭,顯示出不屈不撓的斗爭勇氣和高超的領導與斗爭藝術。今天的局面,重慶模式的出現,全國唱紅打黑的大勢頭,偉大的左翼戰線和聯盟功不可沒。
任何深諳歷史的,中國近代苦難史的,對托洛茨基派、立三、王明的左和包括梁漱溟新鄉村運動的改良主義,各種無政府主義,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都應當記憶猶新,都不應當忘卻。改良主義若是能夠救中國,改造世界,政治、戰爭、軍事就是吃飽了撐的,就是唯恐天下不亂。歷史的經驗表明,改良主義只能以善良的愿望出發,以失敗和無能為力而告終。
但階段論,繼續革命論下的策略主張,統一戰線的靈活運用卻不是改良主義。中國現狀不容樂觀已經成為各個階層,包括最高當局的共識。這是可貴的起點,比之自我陶醉的荒誕盛世要進步得多。在此基礎上,都認定態勢不穩定且不是合宜理想的訴求。這方面的共識同樣為進一步變革提供了共識的前提。問題往下則發生分歧,包括怎么改?往哪里改?
此外,最重大的共識應該是,中國當下極左和極右派都失去了市場和話語權。極左派遭到徹底整肅,被壓制了三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極左派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中國共產黨九十年的時間里,除了王明國際派前后四年時光,基本上沒有長時間統治中國政治。文化大革命可以算作極左或混亂局面充其量也就兩三年光景,而且不但受到毛主席的強力糾正和忠實執行毛主席戰略部署的周恩來等黨政實質領導集團的隨時隨地的糾偏。包括林彪和四人幫,真正的實質性的權力極為有限。中國的極右派,主要是經濟戰線和經濟學領域,也包括法學、新聞輿論甚至史學領域和戰線的極右派,在建國后第二個三十年大體上竊取了話語權和政策主導權。開始較為隱蔽,在莫干山會議和其它一切經濟學和改革開放會議上,都以學術、政策建議的含蓄、克制狀態加以掩護。到了西山會議時其猙獰的面目就基本上暴露無遺。《08憲章》則是極右派的一個試探氣球式的總宣言。至此,極右派的狼子野心和猙獰面目暴露無遺。由此,中國當下極左派和極右派都喪失了政治正確的社會基礎。由此,那種動輒文革余孽和文革極左余毒,則要么無中生有,擾亂視線,以便渾水摸魚,要么裝腔作勢,挑動群眾斗群眾,掩蓋其真實政治與經濟意圖。
不要說改革開放,就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成立和發展,也有錯誤和失敗的可能。改革開放怎么可能成為免錯牌,免死牌,成為老虎屁股摸不得?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放棄了階級斗爭為綱,放棄了路線斗爭這一神圣的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創造,新政治經濟生態體系的極端脆弱性決定了自我糾偏無法采取理論務虛-批評自我批評-針鋒相對與開誠布公的思想交鋒和道路斗爭,政治軟著陸就成為政治妥協的自然選擇。
左派和人民大眾對于政治軟著陸應該采取的態度和策略是什么呢?
簡單地批判改良主義和抵制政治軟著陸可能非但是無益的,而且是有害的。中國現況令人堪憂,連韓寒這樣的新生網絡寵兒都看得清清楚楚。左派人士對袁騰飛喪心病狂的辱罵開國領袖義憤填膺,但袁氏的政治伎倆實際上是指著和尚罵禿驢,其劍鋒所指和不屑在另外。溫水煮青蛙,幾乎已經到了要解開鍋蓋,最后分餐熟蛙了。中國老話中的積重難返也就形成了當下的路徑依賴。因此,對一切有利于緩和人民大眾新三座大山重負的政治主張和舉措,都應當支持。就像當年馬克思、恩格斯明明知道,一般性的縮短工時,增進社會福利于改變工人階級命運于事無補,但只要有利于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改革,都加以支持一樣。
全盤西化和推倒重來兩種極端在現階段都是不現實的,從而也就沒有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可能,從而也就無法成為可能的政治策略選項。政治軟著陸可能被極右派將來加以利用,但也完全可能成為左派和人民大眾加速推進社會主義回歸的現實起點。李源潮考察重慶時有兩個顯著的評論值得高度重視:其一他說搞廉租房,資金、運作、協調原來困難重重,重慶竟如此大手筆、高效率地展開、推進,令人振奮;其二重慶模式為科學發展找到了現實推進路徑。如果一切政治氣候水到渠成,十八大上,重慶模式有可能成為全國性的示范樣板模式。新中國繼毛主席的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解放軍后,區域或地方學重慶,難道不可以同雷鋒、王杰、焦裕祿、王進喜、羅盛教、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等形成一個合宜的匹配嗎?
在私有化已經相當嚴重,兩極分化已經到了危險和可怕的境地,一般性的民生的確有可能成為文過飾非,粉飾太平的把戲,但如果像重慶那樣,做大廉租房產業和其它產業的國有與公有資產群,加速社會主義產權體系壯大與發展,政治軟著陸就一定會隨著公有制經濟的興旺發達而引領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發達階段。
可操作性或實現路徑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信仰和旗幟要當仁不讓,涇渭分明,但策略原則卻一定要靈活。對真正修正主義和投機式的改良主義要進行必要的揭露和抵制,但對于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原則卻要力戒亂箭傷人。擴大共識,擴大基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共同推進中國社會主義大業才是真正的馬列毛主義的左派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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