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入高鐵時代發生的有史以來第一起傷亡事故，竟然在海內外引起如此大的關注和轟動，頗為出人意料。畢竟，做為一起交通事故，它不僅和汽車、飛機一樣難以避免，而且所有擁有高鐵的國家和地區都大大小小出過各種不同的事故和故障。像較晚才建成高鐵的臺灣，雖然聲稱高鐵司機要培訓八個月才能上崗、絕不會發生追尾事故，但在運行期間也多次出現險情。比如一名司機曾在駕駛時睡覺十三分鐘。還有，最影響高鐵安全的鐵軌路基沉降嚴重，2010年就發現云彰段地層下陷，已超過高鐵設計規范標準值。“監院”負責相關調查的“監委”陳永祥表示，高鐵恐怕“隨時都有危險”，壽命最多只有十年。而臺灣高鐵投入運營僅比大陸早不過半年！至于德國、法國、日本等老牌高鐵國家，也都未能幸免。
此外，中國高鐵發生事故時，全球也正是多事之秋：美國八十多天的債務違約鬧劇正達到最后的高峰、歐盟日益惡化的主權債務危機又達到新的臨界點----不僅一年來歐盟全力挽救的希臘不見起色，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又風聲鶴唳、一向風平浪靜的北歐竟然發生挪威駭人聽聞的大屠殺事件、基督教世界之外的伊斯蘭世界的革命仍然在血腥的內戰和屠殺中掙扎。這些囊括全球的危機，任何一個都遠遠超過中國的動車事故。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溫州動車相撞事故竟然能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確實不同尋常。
從西方的角度講，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不僅是美國最大的債主，也是歐盟的主要債主之一，是除美國之外最重要的國家。中國一投手、一舉足，必然會吸引全球的目光。自然的，任何事情也都會被放大。這不妨看作崛起的副效應。從常態上，這樣的解釋也未必不可，但在這多事之秋，西方的關注卻恐怕有更深層的復雜原因。
首先，中國是一個在文化上、制度上、宗教信仰上甚至種族上與西方完全不同的國家崛起，是西方主領世界以來的前所未有的另一種文明的崛起。這自然打破了西方對現代化話語權的壟斷。也就是說，西方并不是唯一的成功榜樣。正如它們自己所恐懼的一樣：人類近代歷史上將會第一次出現一個非民主的國家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強國。這都是西方現有的理論所無法自圓其說和無法解釋的。
其次，西方正處于五百年以來少有的低谷。西方世界兩大支柱美國和歐盟均陷入空前的政治和經濟危機，而且直到現在仍然不知光明在何處。其制度的合法性與普世性正備受質疑。 不管它們承認與否，西方五百年主導世界的榮景正在謝幕。
在這個時候發生的、中國突飛猛進的象征高鐵發生事故，則給了西方極其寶貴的打擊對手、鞏固自己的良機。其實，這也是西方的比爛傳統。正如英國首相邱吉爾所說： 與其他制度相比，民主是最不壞的制度。雖然自己爛，只要能夠證明別的國家比自己還爛，就不會影響到自己的合法性。（在選舉中也是，不是比誰更優秀，而往往是比誰更不爛）。當然如果能夠借此事件，挫一挫中國發展的勢頭，甚至令中國內爭，內耗，則更可達不戰而屈人之兵之功效。不過，不同的國家著眼點還是不同。同樣擁有高鐵技術的德國、日本和法國，則可抹黑一個競爭對手，由于種種原因（如債務累累、航空和高速公路利益集團的反對）尚沒有建立高鐵的美國，也多了一個不建的理由。
所以，西方的媒體在炒作中國高鐵事故上，不遺余力，而且提供給本國人民的都是過濾過的信息。比如，它們不會講中國的救援速度遠勝過挪威，也不會講，中國的高鐵事故雖然比挪威悲劇晚發生一天，但卻早一天公布遇難者名單。更不會講中國一年的鐵路客運量（20多億人次），抵的上西方的幾十年的總和（比如，德國二十年的客運量才16億人次），但出事故的絕對數量卻和西方相平（21世紀，中國發生五起，英國六起，德國三起，美國三年間就發生五起）。當然，西方更不會把它們心目中的、發展中國家的民主榜樣印度拿來進行對比：僅7月，印度就發生5起火車事故。而這還是事故發生較少的一個月（官方數字每年平均四百起）。至于賠償金額，更是諱莫如深：印度賠償7萬人民幣，中國賠償91萬人民幣。盡管中國的經濟總量只是印度的四倍，人均GDP也僅是印度的四倍。
不過，西方如此反應，也有可理解之處：比竟自己正處于困境，而自己的競爭對手中國又正在高歌猛進，大有取而代之之勢，威脅巨大。為了自保，不得已而為之。但何以中國內部也對鐵道部和高鐵口誅筆伐甚至一度演變成敏感的公眾事件？
以本人在海外的思考，原因應該有四。
一是中國的政治、社會傳統和國民性。中國傳統上是一個基于倫理的“家國一體”的文明型國家。在這種文明體系之下，統治者的合法性建立在其執政的有效性基礎之上。百姓對統治的接受和順從是以良好的治理為前提條件的（這和西方不同，西方不管治理結果好壞，只要是我選擇。不過，本人還是相信，結果才是檢驗一切的標準）。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民眾就會起來反抗。也就是說，對統治階層的失職是不寬容的。這就可以解釋，何以同類的事情發生在中國，就會被整個社會感到驚天動地，而發生在西方或者其它國家，就稀松平常。隨手舉幾個例子。金磚四國，中國的通貨膨脹是最低的，經濟發展速度是最快的，而且經濟總量超過另外三個國家的總和。但只有中國對通貨膨脹的不容忍度最高，民意反彈最大。今年三月日本發生百年一遇地震，政府表現遲緩、麻木，政府竟然把絕大多數精力放到政黨內耗、協調各部門的權益、互相批評、責罵上了。結果地震十多天后仍然災民受凍挨餓，三個月后在災區各地的避難所竟然還有9萬多名災民；三個月后宮城縣沿岸災區的廢墟清理作業僅僅完成了15%。也難怪在中國生活的日本留學生加藤嘉一在博客中稱：如果是中國，溫家寶早就到了第一線，東電也早就關掉了。盡管如此，日本百姓仍然選擇了不抱怨，因為日本的文化就是：寧可自己死，也不給別人找麻煩。不過，如果日本這一幕發生在中國，早就發生革命了。
其次，雖然中國的崛起被認為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全球地緣事件：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網絡調查也表明，“中國崛起”高居第一，遠超美國的“9.11”和攻打伊拉克等，成為全球最受關注事件。但相對于取得冷戰勝利的西方，中國模式仍然不具備不容質疑的話語權。沒有話語權，則往往導致做的再好，也仍然極易被否定和攻擊。而有了話語權，即使做的再差（像今天的美國和歐盟，都靠借債度日），不也照樣可以不倒而且還可以站道德制高點上能對他人說三道四嗎？不過，二戰之后長達近三十年間，西方由于還沒有擺脫殖民主義和種族隔離兩大困境從而也還沒有現在的話語權的時候，也是十分的被動。在美國，五十年代搞了今天無法想像的麥卡錫主義（麥卡錫主義是美國歷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時期，在文藝界和政府部門煽動人們互相揭發，許多著名人士受到迫害和懷疑。科學家朱利葉斯與艾瑟爾·羅森堡夫婦為此被判上電椅死刑，造成了美國的白色恐怖。出于恐懼和怯懦，做忠誠宣誓之風盛行一時，頗似中國的文革 ）、六十年代則動用軍隊直接在校園開槍鎮壓大學生的反戰運動。而法國1968年的五月運動和德國的學生運動，學生和示威群眾都高舉毛主席語錄和他的畫像，自稱毛主義者。盡管他們實際上對什么是毛澤東主義一無所知，而且當時的中國實際上處于最混亂的時期。之所以就出現如此荒唐的事情，就和西方當時無話語權有關。這和今天的情況類似，盡管西方深陷危機，但依然在全球包括中國擁有不少支持者。豈不令人有同等荒誕之感嗎？
第三則和中國現在的發展階段有關。大家可能還記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發生的膠濟鐵路事故。這場事故并沒有引發今天如同溫州高鐵般的震動效應。這一方面是由于奧運會在即，愛國情節之下，各大媒體都保持了自律和克制。另一方面則是中國還沒有達到“中等收入國家門檻”。但三年之后，中國已經面臨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這固然標志著中國正經歷著從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的轉變,同時也面臨著一場轉型陷阱。 根據歷史各國的經驗，“中等收入陷阱”不僅是經濟轉型陣痛期：各類生產要素成本上升，投入邊際報酬遞減，勞動密集型比較優勢在不斷減少，經濟增長失去新的動力；也是社會矛盾凸顯期：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分化加劇， 社會凝聚力下降，人口流動加速，治安惡化，黑社會等各類有組織犯罪興起。如果解決不好，還往往是政治風險高發期，政治訴求高漲，政治對峙與動蕩頻繁。特別是人類歷史上還沒有一個中國這樣規模、背負悠久傳統的國家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先例。所以當高鐵事故發生之后，社會各界的不滿都借此找到了渲瀉口。再加上中國傳統對政治統治者的要求，一時間，指責聲、批評聲洶涌而至。此時，理性的聲音則被淹滅。而訴求也從真相、懲處責任人、公布名單、賠償，上升到體制、制度。其實，稍微冷靜的想想，在今天互聯網、微博和手機的時代，還有什么真相可以隱瞞？死亡人數？事故原因？怎么可能呢？如果隱瞞死亡人數，死難者的家屬怎么會保持沉默？至于事實上的停止救援，絕非是通車高于救人，而是對技術（即生命探測儀）的錯誤崇信。任何一個指揮者，在得到已經沒有生命跡象的報告之后，都會把通車做為下一個行動的選擇（地震中，一處、一地是否放棄救援，也都取決于生命探測儀。如果出現失誤，只能是儀器的失誤）。但在中國特定的發展時期，理性的聲音是哪么的薄弱。其實，這一幕在今年三月已經上演過了：這就是被后來稱為鬧劇和恥辱的搶鹽大潮。可是在大潮中，也不是沒有理性的聲音，但卻根本無濟于事。
最后，則和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的不成熟或者缺乏經驗有關。鐵道部過于側重于高鐵的正面宣傳作用，把它塑造成中國新時代的驕傲。從而把國人的胃口吊的過高。卻沒有同時向世人展示高鐵的另一面：比如全球的高鐵大都虧損，高鐵依然無法避免事故，而且高技術要求條件下更易發各種故障。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在溫州高鐵事故之后，才這樣回應日本的指責：日本高鐵第一天運行就發生故障，停車長達一個多小時。可是，此前為什么就不給國人補補這樣的課呢？其實法國高鐵晚點率是最令人詬病的。當然鐵道部之所以沒有這樣做，也不僅僅是經驗不足或者為減少高鐵上馬的阻力，恐怕也和中國的國民性有關：為他人諱。不愿主動揭別人的短。
這次，最令人矚目的還是媒體的表現。媒體由于其傳遞信息的獨特作用，已成為能夠左右一起事件結果的力量。我們還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美國出兵索馬里和最后撤出，都是媒體一手導致的。當媒體播放索馬里難民的慘況時，美國民意就形成出兵拯救的強大壓力。而當媒體又播放犧牲美軍士兵的遺體被叛軍拖尸街頭時，美國民意迫使克林頓立即撤軍。現在雖然是地球村，但在人們仍然無法到現場的局限下，仍然只能依靠媒體來了解（這就是為什么中國游客來到法國往往失望----被中國的正面報道所誤導，就是從未到過巴黎的民間作家廖亦武，第一次到法國后也認為巴黎老了。而西方游客來到中國則往往為中國的進步所震撼----被它們國家的負面報道所誤導）。許多時候或者特定時刻，媒體的作用可謂一語興邦，一言喪邦。
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西方媒體歷經幾百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成熟的自律管理模式。知道新聞的本質和邊界。簡而言之如政治正確（不能質疑民主制度、不能談論種族問題、不能否定文化多元、不能否定宗教信仰自由、不能為納粹辯護）、國家利益。而這些在憲法上也能找到依據。比如法國憲法最后一句就是：共和政體不得做為修憲議題，德國基本法（即其憲法）第二條這樣規定：每個人都有自由發展其個性的權利，只要他不侵害他人的權利，不違反憲法制度或者道德規則。請問，什么是道德規則？誰能為道德準則做一個清楚的界定？正如前西德總理施密特所承認的“道德準則指的是什么。其實沒有人確切的知道”。這從而為執法和解釋法律提供了便利。
談到媒體，還是要多提一下我們的鄰國日本。當中國一舉將日本占據近半個世紀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寶座攬入懷中時，日本的政治人物和媒體都是這樣解讀的：但我們是民主國家，而且人均GDP是中國的十倍。可是沒有人會講中國還有三萬億外匯儲備，日本的債務已經占GDP的200%！看看我們鄰國媒體的自律，看看全球民主國家媒體的成熟。而且盡管日本政府在地震時的表現極為糟糕，但這并不妨礙日本跳出來對中國的高鐵事故幸災樂禍和指手劃腳。其實日本是個什么國家，不妨看看挪威恐怖襲擊案的兇手對日本的推崇：他希望由日本專家來對他進行精神鑒定， 因為在他看來，“日本人的價值觀，榮譽感以及想法與自己相似，日本專家也會比歐洲人更能理解他。”
這次動車事故還意外暴露出如何應對民意的時代課題。民意在今天已經被神圣化，但人類歷史也已經無數次證明，民意是雙刃劍。從古希臘民意表決處死他們自己最偉大的哲學家蘇格拉底到今天整個西方在民意支持下筑起代價高昂的福利制度，從法國民眾否決符合本國利益的歐盟憲法，到美國在民意支持下攻打伊拉克，最后陷入戰爭泥潭，都表明民意并非總是站在正確一邊。今年六月，在強大的民意推動下，為防止黃牛票，火車采取實名制。但動車事故發生后，才發現有乘客持他人身份證購買的車票上車。原來真正按實名制驗票“根本無法實現”。 據一位驗票員透露，目前只能核對到身分證后三位數，如果逐位核查的話，時間根本來不及。 如果一趟車運載1500人，上車時間只有半個小時，逐一審核車票的話只能上去800人，700人上不了車。 一年超過20億的旅客，如果要按照飛機那樣人人驗票證，“旅客起碼要提前3個小時到站”。 為此，事實上，幾乎所有的驗票人員都只查驗車票而未核對身分證。火車站多只將實名制落實在購票階段，之后不需要任何身分證明。形成買票的不一定坐車，坐車的不一定要用自己的身分證買票，以致黃牛依舊猖獗。其實實名制在中國不可行，早有學者呼吁，而且許多國家如法國也不實行實名制。但在民意的強大壓力下，明知其不可行而仍然為之。其實黃牛票是短缺的必然結果，在西方重大體育比賽也會出現黃牛黨。唯一的解決之道是增加供給。興建高鐵的效用遠超無法實行的實名制 。
所以，當挪威發生如此空前的悲劇的時候，執政黨把矛頭轉向極右翼勢力，定性為對民主的攻擊。而媒體則完全按照這一基調運作，根本不會聚集悲劇發生時個人和家庭的悲痛，更不會、不敢追究背后的原因（經濟危機、多元文化的失敗）。要知道，這場悲劇可是發生在執政黨組織的青少年活動上，死亡的主體是代表國家和民族希望的十五、六歲的青少年。何以執政黨就不被指責？這起恐怖襲擊案策劃數年，兇手還購買了用于制造炸彈的六噸化肥，而且身份是公開的極右翼，他還能穿上警服去行兇。但何以就不被事先發現？請問不應該追究相關部門的瀆職罪嗎？如果挪威媒體按照中國媒體報道的方式（排山倒海般的追問、對受難者悲情的充分展現），在西方全體深陷經濟危機的時代背景下，恐怕將會在全國掀起一場非理性運動，國家都要陷入混亂之中。從某種程度講，這一次應該是媒體拯救了挪威。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理解美國為什么拒絕中國對《新聞周刊》的巨額收購而寧肯一美元送給本國的買家。因為一旦美國出現危機事件，中國的媒體不按照美國的規則報道，將會造成什么樣的后果？
客觀說來，西方社會歷經數百年的危機考驗，整個社會已經形成成熟的社會管理體系，盡管其本質和中國并無兩樣，但經驗、彈性遠較中國為大（它們已經不需要某個部門下禁令了）。這確實值的中國學習和借鑒。
今日的中國和西方都處于一個關鍵時刻。中國站在中等收入門檻，還面臨著西方的阻撓。而西方則處于高債務、高失業率、低經濟增長的困境，正日趨拉美化。其實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如果解決不了面臨的挑戰，都會走向拉美化。對于中國社會各界，我們目前至高無上的共同目標就是跨越這個難關。不僅為中華民族，也為世界文明創造一個新的奇跡和貢獻。這需要理性的批評、客觀的自我認知、寬闊的大視野、上下的良性互動。
原載：http://www.szhgh.com/?action-viewnews-itemid-3727
專題《溫州動車事故》：http://www.szhgh.com/?action-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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