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塑化劑”風波過去一個月后，6月28日，臺灣喜氣洋洋地迎來了首批抵臺的大陸自由行陸客。

　　一下飛機，這批大陸客便收到了臺灣有關方面精心準備的“大禮包”——不僅臺中市副市長親自接機，還被贈予臺灣名品糕點、珍珠奶茶、新鮮水果……

　　“問題是，你敢喝嗎？”另一個場合，一位淡江大學教授如是問剛剛回臺的友人。后者猶豫了一下，放下奶茶，改喝白開水。可事實上，已在有“毒”危機中“浸淫”多日的臺灣人很少這么“講究”，他們繼續吃冷飲、喝果汁。如被問起：“塑化劑”風波真的過去了嗎？他們會說：“慢慢過去了，有部門檢驗呀。”

　　有的謹慎、有的隨大流、有的“無所謂”，臺灣人個性的多元化，只是多元臺灣的一個縮影。這里也有不同的階層：有的富、有的窮：這里也有不同的“景致”：你可以為阿里山、日月潭風光由衷贊嘆，但也別因為可能路遇“釘子戶”而太過詫異。

　　經歷過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經濟騰飛的臺灣，其光鮮的發展背后，各種社會問題同樣真實存在。當大陸客踏進尋常百姓社區、跟臺灣人同桌品餐時，當臺灣人擰毛巾泡溫泉、大陸客也裸身在旁時，當臺灣人不再眼望著大陸客被游覽車接去載來、而是與他/她四目相對時，他們所訴說的煩惱與無奈也正是臺灣的另一面

　　富裕社會的窮人們

　　臺灣收入最高的族群，年平均近281萬元，但最底層的窮人全年所得只有9.9萬元，兩者相差28倍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陳斌華發自北京“你別再以為，只要咬牙忍一忍，好日子還會回來，你可能已經從中產階級淪落到‘下流社會’而不自知。”這是日本趨勢大師大前研一2006年年底針對臺灣說過的一句話。

　　大前提出了著名的“M型社會”理論，大意是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財富集中在少數富人手里，如同英文字母“M”一樣，社會變成雙峰結構，一邊窮人變多，另一邊的富人也變多，而代表社會富裕與安定的中產階級正在快速消失，大部分向下沉淪為中下階層，整個社會約有80%的人生活在中下水準。他認為，美國、日本都已步入M型社會，而臺灣地區正在向“M型”發展。

　　4年多時間過去了，這一論斷的現實依據在臺灣日益明顯。隨著明年1月臺灣“大選”的臨近，貧富分化問題已開始從社會問題向政治問題演變。

　　臺灣究竟有多少“窮人”

　　2011年1月27日上午，“大陸首善”陳光標從下榻的臺北圓山飯店出門時，遇到一名60多歲的貧婦攔路訴苦，說她沒有收入，要照顧88歲的老媽媽。陳光標一口氣給了總計7萬元(新臺幣，下同。1元人民幣約合4.45元新臺幣)的3個紅包。婦人激動地邊擦拭淚水邊說，自己從沒有一次拿過這么多錢，得到有生以來最大的一筆錢實在很感謝，也很珍惜。

　　當天中午，陳光標準備前往餐廳用餐時，一對父女下跪攔路求助，陳光標再發2萬元紅包給他們……

　　臺灣媒體添油加醋的報道，加上獨特的“高調行善”方式，讓陳光標大發紅包的寶島之行深深刺激了臺灣社會，也讓島內的貧富差距問題直觀地顯現在大陸面前。有大陸人特地打電話問筆者：“臺灣不是挺富有嗎，怎么還有那么多窮人？”

　　當然，每個社會都有窮富之分，臺灣自不例外。筆者在臺灣駐點居住的亞太會館位于臺北信義區，附近就是101大樓、新光三越等豪華商住大樓：雙B名車和衣著光鮮的男女出出入入；被稱為“貴婦百貨”的商店里，一個奢侈品牌包動輒數十萬元。而與此僅一條忠孝東路之隔，便看見不少普羅大眾在路邊攤、小地攤和巷子中的小吃店里辛苦謀生。

　　今年5月20日，色彩偏綠的“新臺灣國策智庫”在馬英九上臺3周年前夕公布民調顯示，近8成受訪者認為臺灣貧富差距嚴重；近五成受訪者認為個人經濟狀況不如去年，經濟成長是無感復蘇；約三分之一受訪者認為自己的經濟狀況反而變差。

　　從1997年開始，臺灣低收入戶逐年增多。2006年之前的6年，臺灣低收入戶平均每年以6.53%的速度增長，相當于每年有13832人淪入下層社會。而臺灣“財政部”旗下的財稅中心在今年4月公布的數據表明，2009年臺灣所得最高的族群，平均年收入近281萬元，但最底層的窮人全年所得只有9.9萬元，兩者相差28倍。

　　事實上，貧富差距可能比數據更嚴重。因為低收入戶窮到不需繳稅，而許多有錢人以投資股票、買賣土地房產“錢滾錢”，身家越來越大，但實際上繳的稅很少。

　　近年來，臺灣媒體時常有一些家庭因貧窮而走上絕路的報道，自殺成為臺灣十大死亡原因之一。相關網絡民調顯示，占臺灣人口60%以上的薪水階層，有75%自認過得不快樂。絕大多數上班族認為自己的經濟狀況屬于貧窮狀態，他們當中有20%的人痛苦指數已達最高級，痛苦的主要原因就是“窮”。

　　在臺灣，貧富差距還與城鄉差距、南北差距夾雜在一起。按照臺灣“內政部”的最新消息，就以縣市別來看，臺灣地區平均每戶所得最高的是臺北市，達113萬元；最低的則是南部的農業縣嘉義縣，平均只有62.8萬元。北南、城鄉差距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公司倒閉，只能開計程車”

　　在經濟騰飛年代，臺灣從貧困到暴富，曾是一個藏富于民的“橄欖型”均富社會。1998年臺灣的貧窮率還不到1%，但2007年已上升至5.6%，如今更成為一個貧富分化較為嚴重的的“M型社會”。

　　究其原因，根本還在于臺灣近十年來政治內斗不斷，經濟發展陷于停滯，失業率居高不下。2007年的一次調查結果就顯示，在致貧原因中，選擇“沒有工作機會”的比例由1997年的47.8%升至2007年的62.7%。筆者在臺北經常要坐出租車外出采訪，接觸的司機以前多是在公司、工廠上班，“后來公司倒閉了，只能開計程車了”。

　　其次，臺灣當局對解決社會所得分配不均長期重視不夠。據臺灣“財稅資料中心”統計，以工業與服務業受雇員工每人每月平均經常性薪資而言，從2001年至2010年，十年來僅增加4.89%。而同期臺灣消費者物價指數卻上漲了9.62%，臺灣人均GDP與人均所得卻分別增長了28.8%及31.4%，可見十年來臺灣受雇員工的實質薪資是下降的。再以大學畢業生為例，上世紀90年代中期，“社會新鮮人”的月工資在3萬元以上，現在卻降到2.5萬元，加上物價上漲，初入職場的大學生收入實際上不升反降。臺灣著名經濟學家朱云鵬也曾指出，造成臺灣貧富分化的根源是當局政策設計失當、執行力不足，如果今后政策仍重“利富”而不重“利貧”，窮人的日子只會更加難過。

　　還有南北發展失衡、城鄉差距擴大，也是造成“M形社會”的原因。1949年后，臺灣當局長期重北輕南，南部地區在經濟、文化、社會福利等方面，都與北部特別是大臺北地區“兩重天”。每逢選舉，國、民兩黨都針對縮小南北、城鄉差距開出很多支票，但上臺后卻都落實不力。

　　貧富鴻溝考驗馬團隊智慧

　　貧富分化嚴重，多數基層民眾沒有感受到“馬上好”——特別是兩岸經貿蓬勃發展、臺灣經濟強勁復蘇的好處，這是自2008年5月以來，國民黨在多次選舉中連遭敗績的重要原因。民進黨等反對勢力則趁機操作，在島內政治現實下，貧富差距問題變得日益突出與敏感，成為決定明年“大選”國民黨成敗的關鍵因素之一。

　　對此，馬英九當局不敢輕忽。去年8月19日，臺“行政院長”吳敦義在“行政院”會上表示，當局負有很大的責任，必須正面因應，積極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今年2月，馬英九在主持一次新春團拜活動時，強調“均富”的重要性，希望有關部門全力以赴，實踐孫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民生主義，讓財富分配更平均，讓貧富差距縮小，讓社會弱勢獲得更多照顧。

　　今年3月到6月，臺灣當局先后決定加薪、開征奢侈稅，同時對物價上漲采取高壓政策。今年7月1日，臺灣開始施行《社會救助法》，調高貧窮線，放寬補助對象范圍與增加補助項目等。按照新制，初步估計低收入戶將由11.2萬戶增加為13.3萬戶；另新增中低收入戶18.3萬戶，總計照顧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的涵蓋率由臺灣總人口的1.18%增加至3.7%。

　　不過，在離明年“大選”投票只剩半年的時間里，民眾還有多少耐心等待“馬上好”尚不得而知。但自藍綠開打選戰以來，民進黨以中下基層代表自居，從貧富差距入手，操作階級對立、南北失衡等問題，撩撥民怨，火上澆油，企圖坐實馬英九和當局“執政無能”。

　　“千錯萬錯，都是政府的錯。”島內分析人士認為，盡管貧富懸殊的惡果與十幾年來輪替上臺的國、民兩黨都有責任，但輿論和普通選民很容易歸咎于現在的國民黨，“M形社會”的責任只能由馬團隊來背。所以如果國民黨想延續掌權，在縮小社會日益擴大的鴻溝上，恐怕還需要更多的智慧、更好的辦法與更大的魄力。(作者系本報在臺駐點記者)

　　高房價與求職難，加上人口眾多、交通擁堵，令一些人在臺北“活不下去”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林崇勝發自臺北、北京若要問臺灣民眾現在最大的民怨是什么？10個人中，大概有7個人會答“高房價”。根據去年年底臺灣一家地產中介業進行的調查發現，臺北市去年的房價與民眾收入比一舉突破10倍大關。排在其后的依次是新北市(7.89倍)、桃園、新竹縣市(6.67倍)，以及大臺南、大臺中和大高雄(≥6.44倍)。

　　這六大區域的民眾絕大多數認為，房價“不合理”。而“抗議者”中除了普通百姓，更不少政客、高官。其中，就連掌握4000億美金外匯儲備的臺灣“央行”總裁彭淮南也是“苦主”之一。這被外界認為是促成彭淮南決定今年祭出拉高利率、緊縮銀行房貸銀根、提高頭期款額度至3成，甚至間接促成臺灣當局頒布“奢侈稅”的背景因素。

　　“央行”總裁也買不起房

　　在臺民眾心中，從“央行”基層干到頂峰，已經當了12年總裁的彭淮南一直是一位勤政廉潔、奉公守法的優秀公務員模范。多年以來，他除了除夕夜之外，幾乎每天都到辦公室報到，以便隨時掌握瞬息多變的財經信息。

　　根據臺當局每年公布的政府預算及官員薪資，彭淮南月薪新臺幣18萬元，存款近700萬元。但他目前居住的地方，卻是一個位于臺北市區內，沒電梯、也沒公共設施的160平米的老舊公寓。

　　去年，因兒子決定帶妻兒回臺工作定居，現有的公寓根本容不下三代同堂。因此，彭淮南才被迫在繁忙的公務中，抽空去尋找第二套房。

　　但沒想到，從臺北市中心看到近郊，越問房價，越讓他感到不安和挫折。他發現，自己和在金融業工作的太太努力一輩子，竟然還買不起臺北一套能夠共享三代天倫之樂的新房子。

　　不只是彭淮南，連臺灣“經營之神”王永慶之子、現臺塑集團總裁王文淵去年也語出驚人：“現在臺灣(指臺北)房價很高，誰買得起？連我也買不起”。王文淵還進一步強調，“臺北房價高得離譜，就算有錢，花這樣的錢也不值得。”

　　大臺北地區房價最高

　　客觀而論，臺灣房價漲勢最兇猛的，主要是在大臺北地區(臺北市、新北市)。至于其他城市的房價，除了特定部分區域外，漲幅仍然穩定。不過作為臺灣“第一大城”，臺北和新北的房價讓不少中產階級叫苦連天。

　　以臺北市為例，其面積近300平方公里，無論是居住或工作，每天聚集的人數超過400萬，占臺灣總人口的17%。人口如此稠密，地皮金貴，房價自然居高不下。此外，馬英九上臺后，兩岸交往日益密切，臺灣經濟開始一定程度的復蘇。熱錢、外資、臺商資金不斷涌入臺灣，又促漲了這里的房價。

　　臺北市的住宅究竟有多貴？以市區為例，屋齡1年內的新房子其售價每平米約合5萬元人民幣，甚至有某些標榜所謂“豪宅”的特定建案項目，金額高達每平米14萬元人民幣以上。這樣的“天價”，即便對人均年收入已逾2萬美元的臺北居民而言，也必定“高攀不起”。

　　而如此驚人的房價，至今仍在“進步”中。據相關部門統計，在大臺北地區，從2009年到2011年第一季，房價已經飆漲28.5%。同時，亞洲8大國際城市的房價，臺北排名第五，僅次于香港、東京、新加坡和首爾。

　　臺版樓市調控組合拳

　　買不起房，自然也不敢結婚，高房價引發的社會問題一連串。

　　為此，今年4月，在國民黨、民進黨難得的大團結下，臺當局不惜下重手治理，通過了“奢侈稅”，并于今年6月正式實施。除了對法令中鎖定的高價汽車、重型機車、私人飛機及游艇外，當局主要目的就是“打高房價”。其中一項“殺手锏”是對沒有實質居住、并在兩年內轉手賣出房產者，課以一次性10%到15%的稅額。

　　已體驗“民間疾苦”的彭淮南，還下令收緊地產開發商的余屋貸款。臺當局還提出了“社會住宅”(類似大陸公租房)、“合宜住宅”(類似大陸經適房)等一整套新住宅設施方案。希望從源頭上解決中低收入居民的居住問題。

　　這些重拳調控方案頒布后，民眾和地產市場也在密切觀望。目前，非自用住宅、兩年內新成屋受影響最大，交易量縮減最多。根據統計，大臺北地區屋齡兩年內的新成屋，成交量減少至奢侈稅前的1/3。但在價格方面，奢侈稅實施后的大臺北地區的房價，仍有些“不給力”。臺灣《住展雜志》上個月公布最新的新屋與預售屋房價顯示，臺北市2月平均成交價為每平米4.98萬元人民幣，目前平均成交行情為每平米5.2萬元人民幣，奢侈稅后房價比政策上路前上揚了4.7%，同時刷新臺北市平均房價新高點。

　　花旗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分析師鄭貞茂表示，臺灣的房價可能因新措施調整15%到20%左右，但這種調整對一般人買得起房子效果有限。(作者系臺灣媒體人)

　　教育：上大學也要“拼爹”

　　有錢學生多數就讀學費便宜的公立大學，窮學生卻大多聚集在學費昂貴的私立大學，并因此不得不申請貸款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鄭圭雯發自臺北午后的臺北街頭，倚著奔馳車門的六年級學生小夫面露疲態：結束學校課業后，他還得往返補習班、才藝教室之間，周末還需接受家教輔導，“整周都在學習”。與此同時，和外公、外婆相依為命的臺東縣鹿野國中生彩薇，必須和姐姐輪流煮晚飯，農忙時還得采咖啡豆貼補家用，一斤工資是18元(新臺幣，下同)。彩薇自言最高興的事，莫過于剛為畢業旅行攢足了費用。

　　富學生、窮學生，兩種生活境況雖各有甘苦，但背后展現的圖景眼下已成為臺灣教育最迫切的課題：每年秋天，將近30萬名孩子歡歡喜喜進入小學，開始接受義務教育，為九年后的升學考試作準備；但這當中每年至少有3萬人，會因家庭經濟狀況、城鄉落差及社會環境等因素影響，才踏入校園就已經輸在起跑線上。

　　富家庭：2000萬培養一個臺大生

　　以臺灣最著名的高校臺灣大學為例。雖然臺大是公立大學，學費相對便宜，但殊不知，能上臺大的學生幾乎可以說是用錢“堆”出來的。

　　這與臺灣15年前啟動的教育改革密切相關。過去，臺灣實行大學聯考制度，“一試定終身”，這被認為是臺灣教育病態的根源。1994年，由數個民間團體推動“410教育改造運動”，逐漸改變了其后的大學入學方式。目前，臺灣高校入學考共有兩種考試成績，包括學科能力測驗(高三上學期期末、約每年1月舉辦)，以及指定科目考試(7月舉辦)作為入學申請依據，此為“一試變多試”。入學管道則包括“推薦甄選入學”(以學測成績申請)，“考試分發入學”(以指考成績申請)，另外還有獨立招生的“繁星計劃”，也做到了所謂的“多元”。

　　不可否認的是，多元入學在最大程度上照顧了多數人的利益。例如：擁有特殊才能的學生可以透過“推薦甄選入學”進入合適的大學科系就讀；各學校和科系也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與特色，篩選適合的學生來就讀；“繁星計劃”則是照顧到偏遠鄉鎮的優秀學生；而一般考生也可選擇“考試分發”入學。

　　然而，所謂的才藝和高分，卻跟家長能提供的資源直接掛鉤。

　　今年18歲、剛要上大學的小玲就是享受父母能提供眾多資源的考生代表。她5歲起學鋼琴，一個月至少1萬元的學琴費用，造就她的音樂素養；每年寒暑假出國旅游，一次動輒10萬元的旅費培養她的國際視野；此外，還請了英國籍的老師當她的家教老師。毫不夸張地說，小玲的成長過程，無異于一次漫長的拋錢歷程。

　　臺灣雜志《天下》曾計算過，在臺灣養一個小孩到20歲成年為止，普通家庭至少要花費300萬元，但平均估算能上臺大的學生，他們平均的成長教育費用至少2000萬元。相形之下，臺灣平均月薪收入水平不過4萬元左右。

　　在新竹縣義務為原住民小孩補習的曾修嫦老師直言：“來這里上課的孩子，有的剛進來時英文考不到十分，總分只有三四十分的比比皆是，很多人初中畢業，連英文26個字母都還不會，這怎么跟人家比？”

　　窮孩子：學費貸款12年才還清

　　于是，在臺灣教育界呈現出這樣一種“怪現象”：有錢學生反而大多數考上學費便宜的公立大學，但窮學生大多聚集在學費昂貴的私立大學，并因此不得不申請貸款。

　　去年《中國時報》發現，對很多申請就學貸款的學生而言，35歲以前一直得做的事情就是“還債”。

　　現在東吳大學研究所就讀的李小姐抱怨道，自己還沒有開始研究所學業前，光是大學學貸就有60萬元，要花12年才能償還完畢。若再加上家中兩位妹妹的學貸，全家負債已超過百萬元，真可謂“不可承受之重”。李小姐表示，全家人都一直努力想要過好一點的生活，但即使所有的小孩都受了高等教育，生活只是更艱辛、更痛苦，未來的希望不知在哪里？

　　對此，長期關懷教育議題的臺灣前暨南大學教授李家同認為，教育上的“貧富”差別根源在于社會本身貧富差距擴大，加之教改方向偏差，導致問題愈來愈嚴重。他甚至批評“教育部”許多政策，都是由優勢學生家長所主導，忽略了弱勢家庭及孩子的需要，以致產生許多教改亂象。

　　15年前，教改運動曾經勾勒未來學童的圖像：“不再背著沉重書包，畢業擁有學會求知，學會做事，學會相處，學會成長…等可以帶著走的十大基本能力。”但事實是，15年后，減輕入學難度、增加入學管道，反倒造成大學生素質低落、學歷貶值、就業困難，且窮者愈窮。(作者系臺灣媒體人)

　　總共21個社會信任對象的排序中，法官及檢察官僅分別占第16名與第15名，淪落至和命理師同一方陣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楊宗澧發自臺北“記者與法官，你更信哪一個？”在今年5月島內“遠見民調中心”進行的“臺灣信任調查”中，大多數民眾不約而同選擇了“記者”。而總共21個社會信任對象的排序中，法官及檢察官僅分別占第16名與第15名，淪落至和命理師、“名嘴”同一方陣。調查結果公布后，島內司法界一片嘩然。

　　“司法是正義最后一道防線”。但事實上，今年年初的另一份調查數據就已給臺法官們敲了警鐘。這份源于臺灣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有78%的民眾對法院審理案件持質疑態度，有74%的民眾質疑檢察官辦案公正性。

　　“集體受賄”與“恐龍法官”

　　為什么會有七成以上的民眾不信任司法？大多數學者認為，這與過去一年多來兩起著名的司法事件密切相關。

　　去年7月，臺灣“高等法院”法官陳榮和、蔡光治、李春地及板橋地檢署檢察官邱茂榮等人，因涉嫌收受前“立委”何智輝賄賂而遭到羈押。這件集體受賄案引發臺灣社會強烈反彈，而當時的“司法院長”賴英照以及“高等法院院長”黃水通更因此案引咎辭職，創下2名“司法首長”因腐敗案件同時下臺的首例。

　　然而，民眾的不信任與憤怒并未停止。去年8月間，媒體接連揭露幾起性侵害案件被莫名輕判，引發網民們紛紛響應“開除恐龍法官”的網絡聯署活動；9月25日，上萬民眾更開展“白玫瑰運動”，于凱達格蘭大道的“總統府”前聚集，呼吁當局重視司法改革，要求淘汰不勝任的法官、檢察官，避免司法與社會脫節。

　　“司法人員集體收賄案”與“白玫瑰運動”，普遍被認為是影響臺灣司法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這兩起突發事件的背后，卻剛好凸顯了臺灣司法存在已久的問題。

　　誰來監督監督者？

　　國民黨前秘書長許水德曾公開說，“法院是執政黨開的”。一句話道出“司法不獨立”的斑斑鑿痕。而在后來與此有關的改革中，島內政治社會學者王金壽認為，其中很重要一部分來自于由檢察官發起一波司法獨立運動。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由法官發起的改革運動主要包含事務分配的改革以及參加人事審議委員會(簡稱“人審會”)選舉等。

　　事實上，“司法獨立”是一方面，近10年來，隨著民主轉型與政黨輪替，司法改革運動開始更積極轉向對于“司法問責”的訴求，要求司法體制響應民意，接受監督，確保司法獨立不會擴張為“司法濫權”。

　　而這一波的“問責”，多以體制外的律師或民間司改團體為主體。不過，經歷二次政黨輪替至今，面對來自民間、法官、檢察官等三方的角力，臺灣司法體系至今仍無法真正建構一個具有問責機制的“法官法”或“檢察官法”。

　　比如，像“人審會”這樣的機關，縱使有了法官自治選舉的獨立性，卻無法回避“誰來監督監督者”的問題。“人審會”委員全部源自司法系統的“自己人”，因此反而有可能演變為另一種專斷或傲慢，尤其當“人審會”對法官的人事升遷、調動甚至懲處，無法積極響應民眾的期待與需求時，體制保障了一部分劣質的司法人員得以繼續生生不息，使司法體系看來就像一潭死水。以去年發生的司法腐敗案為例，當中涉案的高院法官陳榮和即是“人審會”的成員之一。

　　此外，雖然近年來檢察官體系的問題已逐漸去除“政治化”標簽，但檢察體系辦案的獨斷、濫權問題始終為人詬病。從大型企業的經營者到社會底層一般百姓，均有人都可能是“惡檢”押人取供或濫行起訴的對象。甚至過去被視為“改革派”的檢察官，在近年來亦有人因辦案質量與效率的低落或對當事人態度惡劣，而被公開檢舉為“惡檢”。檢察官的權力究竟應該擴張到多大？同樣是影響民眾對司法信任的重要課題。(作者曾任臺灣民間司改基金會執行秘書)

　　政黨遍地難出頭

　　在100多個政黨中，不乏“針鋒相對”的黨派。比如，“世界和平黨”與“世界和平中立黨”、“臺灣我們的黨”與“臺灣吾黨”、“保護臺灣大聯盟”與“保衛中華大同盟”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于強發自北京從1987年7月15日臺灣當局正式解除黨禁至今，24年時間里，2300萬人口的臺灣現在已經擁有了187個政黨。除了國民黨、民進黨，大多數政黨的稱謂不僅大陸民眾極少耳聞，就連很多臺灣當地民眾也道不明白。

　　政黨命名最愛“中華”

　　在187個政黨中，有“中華民國自由自在黨”、“中華正統黨”、“大中華梅花黨”、“先進黨”、“東方紅黨”，也有“白黨”、“紅黨”、“綠黨”；有“鳳凰黨”、“臺灣黃金黨”、“人民聲音廣播黨”、“人民最大黨”，也有“孝道黨”、“尊嚴黨”、“全民忠義黨”等。

　　仔細觀察這些政黨的名稱就不難發現，許多政黨起名時都鐘愛“中國”、“中華”等詞，緊隨其后受歡迎的還有“臺灣”、“民主”等。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臺灣地區的政治生態。

　　中國人模仿的能力從來不落人后。很多政黨的名字也頗有針鋒相對、互相競爭之勢：比如“世界和平黨”與“世界和平中立黨”，“臺灣我們的黨”與“臺灣吾黨”，“保護臺灣大聯盟”與“保衛中華大同盟”。

　　2005年7月，政治立場上傾向泛綠的“臺灣國民黨”在南投縣埔里成立，時任中國國民黨黨主席的馬英九表示“兩黨黨名不會造成混淆”，但是泛藍的支持者還是難以咽下這口“被山寨”的氣。同年10月，以周慶峻為黨主席的“中國民主進步黨”在臺北成立，與泛綠的民主進步黨不同，“中國民主進步黨”政治立場上傾向泛藍。這場“政黨山寨戰”終以藍綠兩大陣營打成平手而告終。

　　組黨容易解散難

　　早在戒嚴時期，在臺灣籌組新政黨是違法的，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兩次組黨嘗試都最終以失敗而告終。剛剛解除戒嚴時，臺灣地區還不允許主張共產主義的政黨備案登記。直到2008年6月，才正式解除了對組織“主張共產主義”的政黨的限制。于是，在隨后不到兩年時間內，臺灣一下成立了4個黨名中含有“共產”的政黨，他們是“臺灣共產黨”、“中華民國共產黨”、“中國共產聯盟”以及“臺灣民主共產黨”。

　　這些年來，新設立的政黨不斷涌現，但是被撤銷的政黨卻少之又少。這個現象與臺灣現行政黨管理制度有關。按照臺灣《人民團體法》的規定，設立一個新政黨其實十分容易——在政黨成立大會之后，把政黨章程和負責人名冊拿到“內政部”備案，只要新政黨的名字與現有其他政黨名字不重復，就算成立了一個新政黨。

　　但是要撤銷一個政黨就比較困難。如果某個政黨自愿撤銷，需要經過黨員代表大會半數以上代表出席，在三分之二的出席代表同意撤銷政黨的情況下，報“內政部”備案。1994年12月，“中華社會民主黨”創黨元老、首任黨主席朱高正致函臺“內政部”，要求撤銷“中華社會民主黨”備案。“內政部”就依照“政黨撤銷必須經黨員大會同意”的規定，認為朱高正雖為創黨主席，但由于撤銷程序不合法而對其要求予以拒絕。近些年來，作出類似撤銷決定的政黨一個都沒有。

　　如果想撤銷某個政黨，更是難上加難。“內政部”有一個政黨審議委員會，專門負責做出對政黨的處罰決定。這個委員會由社會人士組成，而且同一黨籍的人士數量不得超過委員總人數的一半。當這個審議委員會決定解散某個政黨的時候，必須把相關證據送“司法院”，由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決定。這些年還沒有政黨被行政機關解散的前例。

　　小黨生存舉步維艱

　　雖然“解嚴”已有時日，且政黨數量逐年有增而無減，但如今成立的新黨再無法與今天的國民黨、民進黨相抗衡。

　　1993年，國民黨內的少壯派團體“新國民黨連線”脫離國民黨，籌組“新黨”，一時間，臺灣政壇形成了三黨競爭的局面。不過隨后不久，由于新黨陷入嚴重的內斗，元氣大傷，臺灣的政黨政治開始漸漸偏向兩黨制。

　　2000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之后，失敗的宋楚瑜籌組親民黨，分享本屬于國民黨的泛藍政治資源。而李登輝則籌組“臺灣團結聯盟”，搶奪本屬于民進黨的泛綠政治資源。此舉讓臺灣政壇又回到多黨政治的軌道上。

　　此后幾年間，國民黨必須凡事與親民黨協商，而民進黨必須時刻關注“臺聯”的感受。于是，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痛定思痛，原來勢不兩立的國民黨和民進黨在“告別與友黨協商時代”的這個議題上取得了空前一致。

　　在2005年的最后一屆“國民大會”中，臺灣政壇一改過去依靠藍綠劃分政治陣營的方式，變成“大黨陣營”對陣“小黨陣營”。在國民黨與民進黨史上第一次聯合的情況下，“國民大會”通過了“單一選區兩票制”的“立法委員”選舉制度。這意味著，小黨和比較極端的候選人失去了足夠的當選空間和可能。隨后，親民黨和“臺灣團結聯盟”的政治人物紛紛回流國民黨、民進黨，臺灣政壇兩大黨競爭的局面再次形成。

　　今天，如果有人想從政，他必須選擇加入國民黨或者民進黨。失去兩大黨支持的政治人物，在臺灣政壇脫穎而出的機會少之又少。在所有的陽光雨露、肥料都被兩大黨吸收殆盡的情況下，眾多小黨因營養不良而發育受阻也就不足為奇了。(作者系國際關系學院青年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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