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約稿 090929
中國崛起的十個階段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楊帆
近代中國的衰落開始于1840年戰爭失敗,以后105年連戰連敗,不平等條約到1906年就簽定700多個,中國喪失了三分之一領土,被迫實行5%的關稅,經濟總量從世界的30% 下降到5%。而美國實行46%的關稅,經濟從世界2%上升到30%。中國崛起的標志是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以后還有6次戰爭的勝利,解放軍圍繞邊境打了一圈,贏得了聯合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承認,奠定了以后和平與發展,改革與開放的基礎。
中國崛起的第二個階段,是新中國的建立與發展。隨著國家強大我們必將統一臺灣。國家的強大是志士仁人奮斗100多年積累的成果,忘記或否定這段歷史,是許多人低估中國崛起潛力,輕言“中國崩潰”的根本原因。
第三個階段是社會的安定和人口的增加,造成70年經濟高速度增長。1840---1949年中國人口一直徘徊在4----4。5億之間,人均壽命只有36歲,經濟不能增長,從洋務派以來所付出了建立近代工業的努力基本付諸東流,到1949年工業只占工農業的10%。
社會主義民生政策促使人口在30年內增加到8億多,人均壽命提高到68歲,年輕人比例大大提高。年輕人儲蓄率高,儲蓄等于投資是宏觀經濟的基本假設,巨額投資造就經濟高速增長,這就是中國7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秘密。
第四階段是工業化原始積累。我們一直認為計劃經濟搞單一國有制,壓低消費,限制個人自由,是一種超階段的“左傾錯誤”,應該搞新民主主義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卻搞了高級階段的許多東西。后來就出現了對計劃經濟的全盤否定,把60年的成就全部歸功于后30年的市場機制,這不僅對歷史不公,也不利于反思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問題。
如果換一個角度,把計劃經濟重新定義為“以國家為主體的工業化原始積累”,與西方殖民主義相比,我們在實質上并沒有超階段,而是在彌補早已大大落后的階段。計劃經濟30年把工農業比重提高到5:5,建立了獨立的國防與重工業體系,成為核大國。中國能夠在經濟水平非常低下的時候,采取集體主義道德模式,保持30%的積累率,把人民團結起來,凝聚成為強大的國力,成為第三世界領袖,與美蘇形成三足鼎立,所形成的綜合國力是不能用人均指標和GDP衡量的。發生的許多錯誤根本上說是程度和方法不對,除文化革命外都不是方向錯誤。如果考慮到中國沒有對外掠奪,而是依靠內部積累實現了工業化,那么可以說,中國的工業化原始積累在道德上遠遠高于西方殖民主義,人民為此付出消費和個人自由的犧牲,是對全人類的偉大貢獻。
中國崛起的第五個階段是改革開放,完成了市場化,國際化,利益主體多元化和文化世俗化。如無重大危機改革就不可能走回頭路,目前要警惕的是被既得利益集團控制,走斜路的問題。
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在國家原始積累完成以后是必要的,期間經過了激烈的斗爭,似乎不可調和,但從長期看兩個階段有連續性。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給市場經濟造就了物質基礎和技術人員。中國革命消滅了絕對地租,低地價成為房地產業超額利潤的來源。計劃經濟為經濟增長積累了財富,市場機制把潛在的財富變成了現實的財富。改革以來中國進入以地方和部門政權為主體的發展階段,仍沒有完全脫離資本原始積累。只有從可持續發展的觀點辨證分析兩個時期的矛盾與繼承關系,才能更加全面深刻地總結國家60年經濟發展的成就。
第六個階段是2000年以后貨幣財富的大爆發,其直接原因是1998年中國成功抵御了亞洲危機,在關鍵時刻保持了國內和亞洲穩定。于是,“華盛頓共識”就變成了“北京共識”,國際資本認識到中國的穩定與人民幣升值趨勢而大量進入,國內出現股票與房地產高潮。2007年以來的美國金融危機進一步考驗了中國的抗拒危機的能力,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股票房地產還有發展空間,我們應該利用這大好時機,把貨幣財富變成實際的國際競爭能力,包括國防,環保,基礎設施建設,戰略物資儲備和科技升級等。
第七個階段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立。中國不能再持續以勞動密集型產品占領發達國家市場的出口導向戰略,而內需的啟動意味著國內利益格局的調整,必須要縮小貧富差距,克服腐敗,對改革中受損的社會集團以適當的補償,使大多數人民真正具有購買力,這是一場艱巨的社會改革。目前尚處于“增量補償”階段,還可以發行國債,當進入“存量補償”階段以后,觸及既得利益集團利益,沒有充分的人民民主推動和輿論監督,不可能克服他們的反抗。要明確改革的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不能成為依附于國際資本的,兩極分化的社會。
第八個階段是國家安全邊界的確立。國家安全邊界是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所在,不限于領土。國防力量必然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加強,要實現國家統一,維護領土完整和海洋權益,
保衛太平洋印度洋的戰略安全通道,非洲,中東,中亞,南美的生產資料來源地等等。中國巨額外匯儲備應該在國家戰略指導下,集中向海外資源投資,支持中國企業兼并國際競爭對手。
我們絕不能再犯歷史上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錯誤。美國經濟危機加強了中國國際地位,中國不僅要擴大經濟話語權,而且要改善周邊安全環境,改變現有的安保條約體系,這是一個旨在保衛和限制中國發展的安全體系。沒有中國的參與,亞洲和世界都不可能維持和平與安全。
中國崛起的第九個階段,是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
最近國際上出現貶低中國競爭力的思潮,說中國已喪失世界最低成本制造市場地位,世界工廠將讓位于墨西哥和印度。瑞士評估機構竟然把美國競爭力排名第1,把中國排在第20,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比較利益是動態的,是可以通過國家扶植和教育發展來培養的。目前農民工和環保成本提高是完全正常的,但大學生研究生已過剩,就業工資下降50%,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人力資本,產業升級就可以吸收他們,繼續保持國際競爭力。
中國離人口老化還有15年,必須改變把產業鏈定位于國際產業鏈低端的現狀,在新科技革命方面要跟上國家先進水平,發展新能源,生物科技,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推進產業結構升級。
2001年國家確立了“自主創新”戰略,現有108個國家級的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高新技術開發區,但理論和戰略層面上的問題沒有解決。比如國家在產業升級過程起什么作用?科技創新的主體是國家還是市場?諸多對策皆主張中國遵循市場經濟自發規律,優先發展勞動密集型行業,為國際跨國公司配件,不能發展獨立的知識產權和戰略產業。就認識偏差而言,有迷信“自由貿易”,厭惡國家保護,懷疑中國創新能力,脫離大國特征等一系列誤區,而忽視“比較優勢”的動態性是理論誤區之所在。戰略誤區是片面強調開放,盲目相信以市場換技術,幻想依靠國際資本實現技術進步。其背后的利益關系,是國際資本與中國國家資本和民族資本的矛盾。如果到2019年中國人口老化以后仍不能實現科技和產業升級,那么中國經濟就不能持續發展。
中國崛起的第十個階段,是政治改革與文化復興。
政治改革的核心仍舊是民主問題,包括對利益集團的整合,對腐敗的監督等。文化復興已經開始,到2010年世界上將有500所孔子學院,學中文的人越來越多。但文化復興的根本標志是打破西方話語霸權。象目前這樣,不僅關于世界的命題幾乎完全由西方提出,而且關于中國的命題也由外國人提出,再由中國人接過來討論理解,消化吸收的局面應該打破。中國發展的大多數命題應該由中國人自己提出,并且受到中國人自己的重視。
如果否定自己奮斗的歷史,就不能真正認識中國崛起的性質和潛力。如果缺乏理想和勇氣,大好機遇就會喪失于我們自己的懦弱。如同美國新保守主義新認識美國潛力,提升美國地位一樣,中國也需要有理想的鷹派。從新的角度認識中國崛起的前途,發掘中國潛力,提高民族自信,才可能把潛力變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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