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決定在公共衛生與基層醫療衛生事業單位和其他事業單位實施績效工資”的消息發布以來，網絡上反對、質疑的聲音不斷。從這些反對、質疑的言論來看，一些利益悠關群體所表現出來的擔心、焦慮用“談‘改’色變”來形容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改革，作為三十年來最響亮、最風光、最時髦的詞匯，如今何以變得如此不堪？三十年前幾乎被異口同聲地支持的改革，如今為何讓被改革人群普遍感到恐懼？這個問題如果在過去是要大費一番腦筋去好好研究的，但現在卻沒有這個必要了。
縱觀三十年改革歷程，我們發現，過去三十年來的所有改革無一不是從提高“效率”開始的。記得在80年代改革開始的時候，在深圳首先樹起的標語口號是：“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據說當時圍繞到底是用“效率”好還是用“效益”好，在學術界產生過不小的爭論，出了不少論文，同時也成就了一批“專家”、“教授”。三十年后，當人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已經發生的改革時，不僅看到了改革的巨大“效率”，同時也明白無誤地看清了改革的必然邏輯：強調效率——減員增效——投資主體多元化——私有化。
當然，在既得利益者看來，私有化沒有什么不好，但對大多弱勢群體來說，私有化到底意味著什么，大家是心知肚明的。在企業私有化改革進行多年并讓幾千萬產業工人嘗到下崗“甜頭”之后，這次的事業單位績效改革是不是意味著事業單位的“高知”群體不久也會真正成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呢？
我不敢說所有事業單位都會私有化，但高校這一塊的私有化是很有可能的。理由有四：一是據說美國的多數高校，尤其是美國的知名高校都是私立學校，在“言必稱美國”、“改必跟美國”的當下，高校“沒有理由”不私有化；二是各高校設立的“二級學院”（或稱獨立學院）被稱為“國有民辦”，有的“二級學院”基本上是私人所有。有人認為高校設立“二級學院”是“高等教育管理模式、運行機制改革的重要而有益的探索”，其實質是為私有化積累經驗。如今，“二級學院”已經運行多年，經驗已趁成熟；三是高校是一塊尚待切割的大蛋糕，在三十年的改革過程中，商界精英紛紛受益，無論國企私企，高管年薪動輒百萬千萬，而高校這個“高知”云集之地的“精英中的精英”又豈敢屈居人后？四是自實行“合并”、“擴招”以來，各高校放膽舉債，大興土木，如今不少高校財務負擔沉重，因此，將高校一賣了之完全符合國企改革的邏輯。由此看來，高校私有化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而是什么時候“化”的問題。
對高校而言，“績效改革”并不是一個新東西。事實上，在改革大環境影響推動下，高校一直以來都沒閑著。就我的目力所及來看，很多高校其實早在十年前就已經實行了以課時津貼為內容的績效改革。實踐證明，這種由經濟利益主導的績效改革不僅沒有改出預期效果，相反，改出了有的青年教師（甚至是助教）要開七八門課苦爭學時，而教授基本不上課的尷尬；改出了真正站講臺開了七八門課的教師年終只有兩三百學時的教學工作量，而根本不上講臺的教授的教學工作量卻可達一兩千學時的荒唐。
實踐證明，改革就是利益關系的調整。三十年后也許還有不少人說不出這種“高級語言”，但我相信，看慣了“減員增效，下崗分流”的中國老百姓不會不清楚：改革就是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同時讓一部分人窮下去。正因為如此，人們“談改色變”就不難理解了。
高校既然已經實行績效工資多年，如今卻還要“決定在公共衛生與基層醫療衛生事業單位和其他事業單位實施績效工資”，這無疑只能理解為對過去績效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如果這種“深化”是為了完善績效改革和消除已經產生的矛盾，自然會受到歡迎。但從目前相關人群對績效改革的反應來看，人們的思維已經不再沿著官方慣用的套話方向演進，而是本能地直指自身利益受損的結局。不過，當前人們焦慮擔心的利益受損或許還不是績效改革的最終結局，按照已經發生的改革邏輯，筆者完全有理由懷疑：“決定在公共衛生與基層醫療衛生事業單位和其他事業單位實施績效工資”，是不是作為全面私有化改革“攻堅”的重要步驟而在為事業單位的私有化探路、試水呢？
我的擔心或許是多余的。績效改革到底會怎樣發展，或許不需要很長時間就會“水落石出”，大家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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