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深圳商報今天的一篇文章看循環經濟 | |
| [數學] 于 2006-04-05 19:47:56上貼 | |
| 從深圳商報今天的一篇文章看循環經濟 深圳市今年開始了一個新的策劃，那就是循環經濟，這我是贊成的，所謂循環，當然就是不破壞或者盡量少破壞自然資源嘛。 而今天的深圳商報的評論員叫李勝的，寫了一篇文章，叫《從家庭開始從細節開始》。我仔細看了以后，覺得有這樣一些特點，就是李勝大大夸獎了外國的各種所謂環保的做法，但是卻沒有提到毛澤東時代我們要做得遠比今天的外國人做的優秀得多。這種只夸獎外國學習外國，卻對我國曾經有過的好傳統視而不見，是現在中國文人的一個惡習。 比如說李勝為了表示他英文了得，不僅加上了循環經濟的3R原則，就是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還楞是畫蛇添足地給出了英文詞reduce, reuse, recycle。但是在這方面毛澤東時代遠比外國人要做得好得多。 比如李勝就夸獎歐洲的一些國家節約用水和節約用電，認為這就是減量化。其中他說到的那個范例在我看來，比毛澤東時代是要差的。比如他說歐洲國家的措施是規定每個人每月3立方，也就是3噸水是免費的，而超過3噸就要付很大的價錢。因此導致了節約用水。 但我覺得這是扯淡，如果中國學習了歐洲的這種辦法，導致的結果將是用水量的急劇增加。反而中國從毛澤東時代一直到現在的做法是對的，就是每一噸水都要收水費，這樣中國的家庭本來就是節約用水的世界模范。而如果當局真的蠢到按李勝說的學習歐洲的辦法，每個人每月3噸水（！）之內免費，可能得到的效果反而是，一些原來非常節約用水的家庭，都努力多用水用到接近3噸了，這就是中國文人的學習外國的辦法。 其實，要說到節約用水節約用電，中國的家庭本來就是全世界全人類學習的榜樣，根本無須去學習外國。中國不環保的真正反動的地方并不是家庭，而是企業，且是學了外國的追逐利潤的企業，瘋狂破壞環境的企業。 然后李勝先生開始大談再利用。但是我們在毛澤東時代是有“小小針錢包，革命傳家寶”啊！我們早已經把革命傳家寶丟得老遠。任何衣服破了補一補，用更舊的衣服來補，難道不就是再利用嗎？我記得當時涼鞋破了也要用電烙鐵補一下的，如果破得不能再補，那就用作補其它涼鞋的材料。 而衣服穿破了就用做補其它衣服的材料，或者用來綁拖把，用來制作布鞋的鞋底。 再看李勝表揚的是什么，他說要盡可能減少一次性筷子，一次性紙杯，一次性桌布。我倒奇怪了，這些惡習難道不是改革開放從外國引進的，倒是文革流毒嗎？在文革期間我乘火車，那車上吃飯的飯盒及勺子都是金屬的，都是要回收后洗干凈再用的，難道不比外國人做得好嗎？ 李勝然后開始表揚美國，說美國的“周末家庭市場”是廢舊物再利用的鮮活案例，衣服鞋帽，玩具家具，修理工具，音像書籍等各種日用品，都可以在周末攤放在房前的草坪上進行甩賣。對一個家庭無用的物品，對另一對夫婦可能是急需的。 但是中國在這一點上顯然要比美國人做得更好。中國人主要特點就是不摳門，一樣東西要么盡量省著用，因此搬家也帶著，要么自己沒有用，索性就送人。送給親戚朋友，送給保姆，或者就放在房子里等下一個房客來用。我剛來深圳的時候，就白得了一張床一張破椅子一個小桌子，都是舊的，不用花錢就可以用，何必象美國人那么摳？尤其是，當一些闊佬實在太闊了要扔東西的時候，送而不是賣，反而更能減少貧富差距不是？ 而且，你放心的是，在中國有著無數環保戰士，我是指的那些撿垃圾的人，另一種說法叫拾荒者，如果你不用的任何東西，只要放在垃圾筒邊，他們就會撿走。 然后李勝開始說再循環這件事情了，他開始表揚瑞士，說是瑞士全國設立了1.5萬個收集塑料瓶中心，平均每人每年要送去100個，因此瑞士的塑料瓶回收率高達80％以上。 而這件事情顯然毛澤東時代做得更好。當時我們買醬油，那都是自己帶著瓶子去買的，我們當時的瓶子回收率那還不接近百分之百嗎？現在北京不知道還有沒有那種酸奶賣，一個廣口的陶瓷杯，你必須當場喝完后把杯子還給業主，這還不環保嗎？自己的經驗只字不提，人家稍微做了點事情就要感動得熱淚盈眶，這不是理工科思維的作風。 還是來說歐洲國家的一些作法吧，歐洲的國家，把垃圾桶分為兩類，可回收的垃圾和不可回收的垃圾。那么，中國的垃圾桶原本不是這樣，這就被崇外人士攻擊，因此深圳這兒也就來了一個學習，也將所有的垃圾筒搞成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兩部分。這件事情被吹得很厲害。 但實際上，中國原來的做法，是更為環保的作法，只是崇洋的中國文人們缺少經濟分析頭腦罷了。 首先，可回收垃圾在中國是可以賣錢的，無論是報紙還是包裝材料，都可以賣錢。而且，可回收垃圾，也還是有許多分類的，比如說可以分五類或者八類什么的。因此只是一個垃圾筒里弄成兩類，本身是粗糙的。 因此，專門有專職人員進行勞動，對垃圾進行分類處理后賣給廢品收購站，是最合理的人類分工。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拾荒者。因此，在環保戰士拾荒者的辛勤勞動下，就不需要倒垃圾的人自己去分類了。 而拾荒者的收入，是和他每天能夠拾到的垃圾總量成正比的，也是和拾到的容易性成正比。而這個拾到的容易性，或者說一天能夠拾到的垃圾總量，卻又和人口居住的密集程度成正比。如果方圓一平方公里就住了那么一戶人家，則有人要靠拾荒掙錢，那非餓死不可，或者跑路就得跑死。 而中國的特點是人口眾多，有十三億人民，因此居住得特別密集，在這種情況下，拾荒者是有利可圖的，或者說，在許多人集中居住的情況下，人類是可以專門分工出來一部分人，專門從事垃圾撿拾工作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根本就不需要將垃圾分類，因為拾荒者就會非常仔細地將垃圾分類，而且分得更細。 而歐洲一些國家則不同。那些國家由于人口迅速減少，導致人煙稀少，可能老遠才能夠遇到一戶人家。而大街上都沒有什么人，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拾荒者是不劃算的，因此只好由各戶人家自己決定垃圾的分類，原因也是在于垃圾分類的機器人還沒有發明出來。比如說瑞典這個國家，面積和中國的四川省一樣大，可是人口卻是四川人的十分之一！而且居住的是好地方，則每一個地方和中國相比，都是人煙稀少的樣子，一個人如果在那個地方撿垃圾，要走上一里路可能才能夠撿一戶人家扔的垃圾，那是活不了人的。 在中國，由于人口密集，就是亂扔垃圾，都會導致招聘清潔工，導致創造就業機會。而在國外，人稀地廣的地方，可能一條路幾天都沒有一個人走過，倒是有可能有幾輛汽車開過，在這樣的地方養清潔工？可能根本就招不到人。因此人口密集的地方處理事情和人口稀薄的地方處理事情那就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國的一些崇洋媚外者就不知道這個道理，他們一到國外就準備感動，熱淚盈眶，然后回國就不考慮中國的具體情況，學了個不倫不類，當年的王明是這樣，現在的“王明”們也是這樣。不知道具體的情況具體分析。我們的毛澤東時代的老傳統，所有的文人們已經聯合起來了，就是不吭一聲，好象歷史上沒有過一個毛澤東時代似的。但是一提起國外，他們就兩眼放光了。 其實，要說到循環經濟，我提個建議一定所有的記者都不吭聲了，咱把那私家汽車給取締了怎么樣？那地球的石油可是迅速地燒盡啊，在這方面深圳人可是走到了全國前面，深圳這兒的街道都在學香港學國外，就是不給自行車位置，把自行車逼上人行道，再縱容偷盜自行車行為。大談循環經濟，如果不恢復毛澤東時代的自行車王國，所有的記者都沉迷于自己開著汽車感覺良好，那就是一種虛偽的表現。 中國的文人們就是口號都要學外國，自己就不能夠發明一個口號讓外國人感動讓外國人去學的，因此說什么3R。我們的記者就不知道自己創造點說法非要學外國人的說法嗎？難道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口號不能用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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