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造”的危機正是中國發展的轉機
郭 海 強

　　今年3月以來，美國針對中國出口產品的質量安全問題首先“發難”，其后，中國產品質量“妖魔化”在國際上愈演愈烈，不僅歐盟、日本等大經濟體隨美國身后跟進，就連菲律賓、新西蘭這些小國也在加入鼓噪。毋庸諱言，中國個別出口產品存在某些質量問題，這是無須否認的事實，也屬于正常的可控范圍之內，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敢保證其所有出口產品絕無質量安全問題。曾幾何時，英國瘋牛肉成為國際上人人避之則吉的“瘟疫”，為何英國政府可以不受指責？美國出口印度的可樂飲料驗出含有殺蟲劑，為何美國政府可以反咬一口？時至今日，這股“妖霧”已從中國個別出口產品身上轉而籠罩在整個“中國制造（Made in China）”的頭上，部分美國媒體和政治人物甚至別有用心地藉此將“中國威脅論”演化為“中國有害論”，惡意抹黑中國的國家形象并肆意攻擊中國的外交政策，從而蓄意將中國產品質量問題政治化并為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提供口實。
　　面對當前這個有如03年SARS危機一樣的嚴峻形勢，中國政府決心從國內國際兩個方面作出實際反擊。8月17日，素有“鐵娘子”之稱的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再次披掛上陣，出任國務院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領導小組組長，成為這一場“維護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和切身利益、維護中國產品信譽和國家形象的特殊戰役”的“前線總指揮”，并決定從現在起在全國范圍開展為期四個月的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專項整治工作。然而，筆者認為，此次“中國制造危機”短期而言對于中國確有較為嚴重的負面影響，但就中長期而言，卻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更是一個推動中國社會和經濟健康發展的重大轉機。
　　改革以來的中國外貿發展
　　自實行改革開放對外打開了國門，以往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國外貿格局亦開始了歷史性的改革。高度集權的壟斷式“大鍋飯”體制通過“簡政放權”向適應市場經濟的“出口承包制”轉型，全國省級以下的外貿企業連年大幅增加。同時，港澳企業以及外資企業亦大量進入內地，形成了以“三來一補”、“兩頭在外”為主要形式的加工貿易。截止 1996 年底，全國各類屬于內資的外經貿企業達 1.2 萬多家 ( 其中自營進出口生產企業 5000 多家 ) ，而同樣擁有外貿經營權的外商投資企業卻高達 14 萬多家，超過內資企業十倍以上。從2000年起，外資企業在中國外貿的比重迅速超過國有企業并成為外貿主力，但對國內生產、投資和消費的產業關聯度遠高于加工貿易的一般出口貿易卻連年下跌。目前，外資企業出口在中國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達到58%，其進出口總額從2001年的2591億美元增長至2006年的10365億美元，年均增長32%，導致中國外貿依存度高達65％以上。
　　在出口產品結構方面，八十年代主要是紡織、服裝、鞋帽、玩具、箱包等傳統輕工產品；九十年代則增加了家電、手機、微型計算機、集成電路等產品的出口；01年加入世貿以來，信息產業開始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亦因此提高了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比重。外貿的不斷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國的產業層次、企業層次和產品層次，增強了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同時引進了現代化生產所必需的資本、原料、能源、大型成套裝備、先進技術和管理，帶動了各類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此外，連年增長的對外貿易自然吸納了大量就業人口，目前與進出口貿易直接相關的從業人員超過8000萬人，其中至少有60%以上屬于農村轉移的勞動力。加工貿易從業人員約3500萬人，約占第二產業就業人數的20%，占制造業就業人數的40%，外資企業從業人員也達到2300萬人。據有關測算，中國每出口1億美元產品可提供1.5萬個就業機會。如按職工年均工資2萬元計算，加工貿易工人工資超過7000億元，約占我國工資總額的35%。
　　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中國進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206.9億美元，發展到2006年的1.76萬億美元，累計增長近70倍。中國對外貿易伙伴從1978年的幾十個發展到目前的220多個，超過1000億美元的貿易伙伴已經超過6個，與歐盟和美國的雙邊貿易超過2000億美元。目前，中國對外貿易的世界排位從1978年的32位上升到第3位，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超過了7%；中國的外匯儲備亦連年攀升，至今已達到13000多億美元，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一。近年來，中國外貿增長對世界貿易增長的貢獻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上，對全球經濟的復蘇和增長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國際金融界因此將中國與美國并稱為世界經濟的“雙頭發動機”。
　　急功近利的中國外貿弊端
　　俗話說“有一利必有一弊”，中國外貿在上述看似“風光無限”的歷史成就之下，其實卻隱藏著因決策失誤及體制僵化所造成的重重弊端。首先，在內資外貿企業方面，九十年代外貿領域全面推行“出口承包制”。其基本出發點和優先目標是追求創匯規模的持續擴大（可稱之為“創匯思維”），這成了上級部門考核下級工作績效和衡量外貿企業經營者業績的基本標準。實行“承包制”后，計劃指標的剛性和偏重創匯規模的激勵機制造成計劃指標年年調高、自上而下層層加碼。在承包指標的壓力下，各部門常因資金分配、爭奪客戶（包括互相偷取商業情報）產生摩擦。由于經營產品的雷同化，部門間為了各自的利益往往相互封鎖消息，以防泄露本部門的各種“秘密”。這種“承包制”產生的企業內部不當競爭大大降低了公司整體的資源配置效率。
　　1992年，外經貿部開始大幅度授予地方企業進出口經營權，依據行政需求和安排逐級設立了外貿公司。為了在短時間內擴大出口規模，新成立的各地外貿公司往往追求產品經營品種的齊全，過去的專業外貿公司也轉向多種不相關產品的綜合化經營，于是迅速形成了企業間產品經營的雷同化趨勢，進而造成外貿出口一哄而起、相互間惡性競爭的局面。于是，一方面國內貨源價格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出口價格卻一跌再跌，導致出口效益迅速下滑?！皠搮R思維”的另一個表現是中國在對外貿易中一直近乎偏執地追求外貿順差。為了鼓勵多出口多創匯，中國從1985年4月起按出口商品的國產化程度對出口產品實行退稅政策（即“出口退稅”），此項政策經多番調整一直實施至今。在勞動力價格原本就比較低的情況下，出口退稅進一步降低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成本，促使部分出口工貿企業在追求短期利潤的刺激下，寧可轉產附加值低且易迅速出口、換匯成本低的產品，導致外貿出口產品結構長期處于低水平運行，在客觀上制約了中國出口制造業難以有效地實現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生產轉移，中國外貿中長期發展的戰略目標和戰略措施自然無從談起。
　　由此可見，貌似“市場經濟”的“創匯思維”及“出口承包制”，其實質仍然是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指令性行政行為。結果是助長了外貿企業局部利益的膨脹和不平等競爭的加劇，誘發了對內的各種搶購大戰和對外的競相削價銷售，造成外貿經營秩序的嚴重混亂。同時，粗放的外貿企業管理產生了惡性的連鎖效應，導致中國外貿出口長期處于粗放式增長狀態，至今難以實施全局性的外貿戰略協調。而“一刀切”地盲目推行出口退稅的結果，一方面導致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地方中小型企業“遍地開花”，不僅國內資源（甚至包括國家級戰略資源稀土）大量賤價出口，亦嚴重污染和破壞了全國各地的生態環境；另一方面則導致泛濫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涌向歐美市場，不僅大大降低了中國外貿出口效益，而且還屢屢遭致各方的反傾銷調查和貿易壁壘，這種粗放型出口今天正日益受到國際市場穩定性和增長極限的挑戰及反彈。同時，由于埋頭追求外貿總量，中國對于國際貿易規則的研究、普及和利用卻沒有得到同步的高度重視，加上進出口市場主體規模小、數量多、人心散，無法形成國際貿易談判的有效合力，造成中國長期缺失國際市場定價權和國際貿易話語權。中國外貿這種“大而不強”的弊端使得中國出口企業以至國家利益常常蒙受巨額經濟損失。
　　其次，在外資工貿企業方面，1992年中國實施所謂“以市場換技術”策略，國內市場不斷加大對外開放力度，致使跨國公司蜂擁而至，爭相搶占中國市場并擠占內資企業的市場份額。八十年代外商直接投資主要以從事加工貿易的港澳臺資為主，除了在出口市場與國內企業有所競爭外，基本不侵蝕國內市場，還增加了國家外匯收入和社會就業，為國有企業提供了新的消費群體，部分彌補了優惠政策導致的國家稅收損失。但跨國公司則完全不同，它們以市場控制為主要目的，一旦不受限制地進入中國市場，即與國有企業產生激烈競爭?？鐕静粌H擁有資金、技術、品牌和企業管理上的主體優勢，更在優惠關稅、優惠所得稅、優惠土地使用等方面享受中國提供的“超國民待遇”（從“兩免三減”到“僅征15%的所得稅”）。尤其是01年中國加入世貿以來，外資企業大量擁進幾乎是全面對外開放的中國市場，中國外貿因此連年膨脹式增長，中國經濟貿易大國的“七彩泡沫”亦隨之越吹越大。但在實際上，由外資企業作為出口主體的現狀導致了中國外貿規模與外貿利益分離（“豐產不豐收”）的不正?，F象。由于“廉價勞動力和廣闊市場”是吸引外資的要素，外商將其銷往全球市場產品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移至中國，以此將中國定位為其“世界工廠”里的“中國車間”，自然不會主動地或無償地轉讓先進技術，這不僅不利于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產業地位的提高，也嚴重阻礙了中國外貿效益的增長。隨著中國外貿規模的不斷擴大，大部分外貿利潤卻落入了外商囊中，而中國獲得的不過是以廉價的勞動力和各類資源換來的部分就業職位還有五光十色的“繁榮昌盛”。
　　在外資企業享受“超國民待遇”的壓倒性優勢之下，必然產生對中國民族產業在外貿領域以及制造業中的“擠出效應”。中國民族產業由于經營機制和內部因素的制約，在與外企的競爭中常常處于劣勢地位而遭到淘汰，因此無論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均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壓力。在此一日益嚴酷的國內經濟環境之中，除了占據壟斷地位的各類央企，地方的大型國企不得不紛紛與外企“合資”或“并購”（因此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而中小型企業則不得不拚命降低各種成本（因此出現“血汗工廠”），甚至偷稅漏稅、制造假冒偽劣產品以維持生存。同時，由于國家對私營企業的歧視性偏見，大多數私營企業無法獲得基本的銀行貸款和金融服務，在國內企業信用嚴重缺失的情況下，許多私營企業在國內市場難以獲得貨款回籠，不得不從無利可圖的內銷轉向較易回收資金的出口。此外，由于政府與企業之間缺乏溝通、協作和聯動的良性機制，大多數內資外貿企業不了解、不明白政府的外交政策，導致政治外交與企業行為未能形成政策性呼應。如此一來，原本充斥于國內市場的假冒偽劣產品自然“被迫”流向國際市場，終于釀成了今天的“中國制造危機”?！?
　　中國發展必須化危機為轉機
　　通過審察和分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貿的結構及其發展，我們不難發現，此次“中國制造危機”并非僅僅出于質量安全或貿易摩擦的表面原因，主要還是由于中國自身錯誤的經濟政策和失常的外貿體制等錯綜復雜的歷史因素所造成的。要而言之，目前由外資為主體并推動的外貿發展格局在外貿依存度不斷增長之時只會不斷助長中國國民經濟對外資的持續依賴，同時加劇了中國在世界經濟分工中的弱勢地位，從根本上阻礙了中國經濟結構和外貿結構的調整，不利于中國外貿乃至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正在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本國制造業無疑有著至關重要的經濟意義。它既是國家硬實力的體現，又直接影響著中國的國際形象。有鑒于日本和韓國產品進軍國際市場的歷史經驗，今后要想修復及提升“中國制造”的信譽，“中國制造”就必須狠練“內功”以大幅提高產品質量，舍此別無他途。事實上，中國民族企業并非歷來就是毫無誠信道德可言，相反在近代以前（自北宋及晚清），中國古代社會的商人階層已逐漸形成了一種深厚的商業道德傳統，就連當時的西方商人也多稱道中國人“在商業交易中帶來了一種絕對誠信的風氣”、“一直遵循著最嚴格的誠信原則”（見陳季同的《吾國》）。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里，曾經如此堅守誠信的中國人竟然徹底地走向了反面，淪為西方人眼中的專業造假者，可見當下的環境因素以及硬性的制度因素以何等暴烈的力度幾乎是從根本上顛覆了長遠的傳統因素和軟性的文化因素。
　　筆者認為，中國應該將此次危機轉化為根據國家長遠發展目標而作出重大戰略調整的歷史機遇，以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切實解決因歷史原因積壓起來的外貿體制弊端，逐步理順國內制造業與貨幣政策、對外貿易之間的市場經濟聯系，推動建立政、商、學各界在外貿領域溝通、協作的良性互動機制，主動采取各種稅收杠桿調整和優化外貿產品結構，重新打造以中國本土企業為主體的外貿發展格局，以利于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健康發展。實際上，要從根源上解決當前的產品質量與食品安全問題，首須從整治國內市場上早已長期存在的假冒偽劣產品，并統一規范出口與內銷兩個內外有別的市場結構著手。而要打擊國內假冒偽劣則首須為國內所有本土企業逐步解除各種不利于企業發展和經濟發展的政策限制，同時在全國范圍內一步到位地實施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兩稅合并”（據報道外資企業明年在重慶“新特區”還將繼續享有15%的所得稅優惠），盡快削減以至取消地方政府為追求“招商引資”政績而給予外資企業的各種直接或變相的“超國民待遇”，全力營造一個公平有序、法制健全、服務完善的競爭和發展環境。此外，有關部門還應該嚴格制定及推行能耗標準、用工標準、產品質量標準和行業準入標準，同時嚴格規范地方給予各類生產企業用水用電用地的優惠政策，如此則可有望從制度源頭上控制乃至禁止不正當的低價劣質出口。
　　另一方面，中國政府應該積極參與并推動雙邊、多邊以及全球貿易談判進程，在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突出自身利益訴求，不再作世貿規則修訂、制定的旁觀者，而應成為主動參與者并爭取成為有力主導者。同時，通過法律和政策等手段，積極鼓勵企業加強研發，培育自主創新能力，推動規?；a或實施“強強合作”，大力打造“中國制造”的自主品牌。通過金融、財政、稅收等方面的政策扶持，推動建設中國擁有資源或規模優勢的實物和期貨國際交易市場，主動爭取國際市場定價權以及國際貿易話語權。其次，中國政府應該認識到，“中國制造”也就是中國這家“貿易公司”出口產品的國際品牌，因此不能只關心貿易增長與產品價格，更必須如同其它國際品牌經營那樣開展針對“中國制造”海外消費者的品牌培育工作。尤其在目前“中國制造”四面楚歌的情況下，更需要運用傳播手段通過國際媒體打一場危機公關戰。譬如通過國務院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領導小組下設的專職監察機構，及時地對外發布權威信息而非發生問題后再來自我辯白，以求主動化解出現質量問題時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應該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公關運作模式（如享譽全球的“德國制造”），在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媒體上進行廣告宣傳，在中國政府與海外消費者之間展開有計劃的綜合性公關活動。這種國際貿易公關活動實質也是一項長期性的國家戰略工程，同樣是“中國制造”品牌成長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然，中國政府對于當前“大而不強”的外貿現狀和弊病早有察覺，商務部近年來亦已采取多項調整措施試圖扭轉此一不利局面。8月29日的《南方都市報》社論指出，“政府須善用全球貿易之下的正常壓力順勢而為，以求建立長期牢靠的市場機制。從這一角度看去，政府所感受的壓力，本身莫不是國民之福祉。站遠一步，放棄過去刻板生硬的立場，轉而尋求更根本的改善治理，這同樣符合政府的利益”。如果我們能夠把當前“中國制造”在國際上遇到的質疑與抵制視作一個機遇，扎扎實實地從每一個細節做起，以積極負責的務實態度逐步消除此一貿易危機，讓“中國制造”成為國際商品的質量標桿，那么，今后高質量的“中國制造”必能惠及國內國外的全球消費者。在此基礎上，中國的社會和經濟才能實現可持續性的健康發展。
　　0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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