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基層政治是如何潰敗的
2007年7月30日
山西的黑磚窯事件與腐敗究竟是什么關系?這個問題從黑磚窯事件被披露出來就受到人們廣泛關注,最近更是成為黑磚窯事件反思中的焦點問題,其中所顯露出來的一些跡象是很耐人尋味的。
“未發現黑磚窯案背后有腐敗問題”的初步結論經山西紀委公布后,立即引起輿論的廣泛質疑。一方面是認定黑磚窯后面一定存在腐敗的民間輿論,一方面是未發現腐敗證據的調查結論。民意與調查之間似乎出現了尷尬。但我認為,與其說這個問題表現的是民意推論和調查證據之間的尷尬,不如說是提出了一個更為發人深省的問題,其背后也許是一種比一般的權錢交易更值得警惕的政治現實。
其實,我倒比較傾向于認可“未發現黑磚窯案背后有腐敗問題”的初步結論。換言之,如果我們將黑磚窯中的腐敗定義為權錢勾結、權錢交換,可能還真的并不存在這種腐敗現象。然而,這樣的結論并不能讓人們的心情輕松下來,因為問題的含義可能更為嚴重。如果這當中存在直接的權錢交換現象,如果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確實是因為拿了好處,其冷漠、瀆職甚至對黑磚窯的庇護,似乎還都合乎情理,因為這是一種交換,可以將其稱之為有回報的庇護。但如果連好處都沒有,卻依然如此冷漠、瀆職和庇護,原因可能就更為復雜了。從已經處理的情況看,被處理的95名黨員干部和公職人員中,失職和瀆職是最普遍的受處分的原因。換言之,這些人的失職和瀆職,是在沒有人收買、沒有回報的情況下發生的,這也可以叫做沒有回報的瀆職。
這就需要我們用另一種眼光來看待黑磚窯事件所凸現的基層政治邏輯和政治生態了。直截了當地說,黑磚窯所映射的與其說是基層政治的腐敗 (這種情況也是不能排除的),不如說是基層政權的潰敗。我們可以將這種基層政權的潰敗理解為,政府公共職責的全面喪失,基層社會生活秩序的嚴重紊亂,社會正義的根本性缺失。
從已經披露出來的情況看,在黑磚窯存在的漫長時間里,當地政府的不作為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從表面上看,這的確是一些官員的失職與瀆職,但如此嚴重的現象長期存在,表明的決非僅限于此,而是一種機構性的責任放棄。如果說腐敗還可以理解為是個別官員的行為,而這種潰敗所表明的則是一種體制性特征。
在這種潰敗的基層政治生態中,放棄公共責任與趨利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在這次事件中,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細節:王兵兵妻子說,事件發生后,包工頭衡庭漢跑了,王家負責窯工和辦案民警吃飯,共花了500多元,派出所為追包工頭衡庭漢和給窯工發工資,先后從她家拿走3.3萬元。需要注意的是,民警辦案和追捕逃犯的經費竟然是由黑窯主家支付的。這個細節符號化地表明了放棄公共責任的政府機構的行事邏輯,利是行事的最高標準,為了一點利益,可以容忍罪惡;沒有利益的驅動,就放棄責任;甚至履行必須的公共職責的時候,也要將成本轉嫁給當事人。在對待不同事務時,無論是作為還是不作為,也都是依照這樣的標準行事的。所謂沒有回報的瀆職甚至是沒有回報的庇護,就是這種基層政治生態邏輯的具體體現,前者是因為缺少利益驅動,后者是為了保官位。現在有人在討論基層社會生活的黑惡化,事實上,基層社會生活的黑惡化是基層政權潰敗的必然結果。進一步說,正是黑惡化的社會環境,滋養了黑這磚窯這個罪惡。
依此觀之,黑磚窯事件中許多現象就可以得到解釋了。比如為什么事件披露前的不作為與披露后的雷厲風行形成如此之大的反差;比如為什么有能力作為而不作為等等,其間的邏輯一以貫之,這就是公共職責喪失之后官員的趨利避害:在不危害自己官位時可以毫不作為,當威脅到自己官位時就可以雷厲風行。
而我們現在所擔心的反倒是,在摧毀黑磚窯的過程中,會不會連合法的磚窯也一并摧毀?看起來容忍黑磚窯的存在與連合法的磚窯也要摧毀是兩個極端,但在前面所分析的政治生態中,其邏輯是完全不矛盾的。在這種邏輯中,對于民眾利益的冷漠與對自己官位至高無上的關心,是始終不變的標準。
同時我們也就可以明白,為何在面對如此罪惡現象時,有關部門如此冷漠,甚至助紂為虐?其實,這種冷漠絕非官員的責任心問題,它所呈現的實際上是一種制度性的冷漠。作為一個機構,作為一種體制為什么沒有行動?就是因為沒有現實中的行動理由。也許會有人說,還需要什么理由?法律的、道德的理由難道還不夠嗎?但問題的實質是,在這種放棄公共責任的官場中,如果你遵從法律和道德的要求而采取行動,你會被視之為無事生非,你所遭遇的將是體制性拒絕。
事實上,這種放棄公共責任而導致的體制性冷漠,絕非僅存于黑磚窯中。正如有評論者指出的那樣,有關政府部門能長期對黑磚窯的非法用工熟視無睹,以罰款了事,本身就是對奴工現象的一種認同。而這背后的原因就是放棄公共責任后有關部門的現實價值和標準,因為放棄公共責任后的冷漠是沒有心理代價的。我們還可以明白,為什么查處黑磚窯事件中最大的阻力是來自當地某些部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能將威脅自己利益的負面消息傳播出去等等現象,都是放棄公共責任后政府部門的充分行動理由。將對自己不利的負面信息捂住,防止負面損害自己的利益,這就是放棄公共責任的政府部門的必然行動邏輯。
在日前的一次會議上,山西省省長于幼軍站起來向與會人員鞠躬,希望以黑磚窯事件為契機,加強農村地區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為避免類似黑磚窯的事件再次發生而“拜托大家”。一句拜托,道出了體制的無奈。政府承擔公共責任的動力在哪里?機制是什么?這個問題還遠沒有解決。事實上,在我們的體制中,如何保證政府部門和官員能夠負責任地進行工作,這個問題一直就沒有得到解決。這涉及到權力的來源。而這個問題不解決,基層政治生態就不會得到根本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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